从扁到圆：80年代小说中的军人形象
孔庆东
（发表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20世纪80年代，既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巨大转型期，也是当代军事文学的一个转折期。就小说这一艺术样式中的军人形象而言，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从扁到圆”的努力过程。这样的一种概括，并非意味着简单的褒扬，而只是对作家审美倾向的客观描述。艺术努力的结果未必能够达到初衷，而初衷又未必正确，这在艺术史上是数见不鲜的。
英国小说理论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把人物形象分为“扁”的和“圆”的两种。前者大体是指性格突出而单一的形象，后者大体是指性格平衡而复杂的形象。许多人不同意福斯特的这种观点，从各个方面予以反驳或修正，例如福斯特认为狄更斯笔下的人物都是“扁”的，还有他对其它一些人物的评价，就都有学者表示了不同意见。但是，这两个本质上不很科学的概念：“扁”的和“圆”的，却一直被沿用下来，以之形容艺术形象的性格层次的单向与多重。本文认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军人形象的嬗变轨迹，用这两个词来概括，不失为一个有意味的视角。
军事题材，是当代小说一个重要的能源基地。按照中国的基本国情教育理念，人民军队浴血奋战数十年，打下了万里江山，而且又在血与火中保卫着这万里江山，可歌可泣的业绩当然如恒河沙数。进而按照革命现实主义或者“两结合”的创作理念，当代作家有责任有义务去表现和再现一部辉煌的现代革命战争史。实际上，当代作家们也不负重望，几乎把每一时期的革命军人形象都反映到了小说创作中。建国伊始，就涌现出大量的战争题材的长中短篇作品，塑造了许多鼓舞人、感染人的英雄形象。到50年代后期，军事题材之作以《红日》和《林海雪原》为标志达到了高峰。按照笔者的学术观点，当代文学中的军事题材作品，对于广大文学爱好者来说，取代了建国前的“武侠小说”的结构功能。革命军人代替了传统的“侠客”，革命战争代替了江湖仇杀，枪林弹雨代替了武功擂台。军事题材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主力类型，发行量极大，影响面极广，许多当代读者的启蒙读物就是革命战争文学。
这一趋势到60年代继续发展，即使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战争题材、部队生活题材，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而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复兴高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普及，军事题材在原有就比较丰厚的基础上，也很快适应了新的形势，到80年代涌现出一大批新作，特别是出现了一批与此前迥异的“新军人”形象。在“重量”上，这些形象还难与十七年和文革的收获相匹，但是在“个性”上，则可以说实现了一个自我飞跃，这个飞跃可以在从“扁”到“圆”这一视域中略窥一斑。
新时期以前作品中的军人，被重点突出的，是其英雄气概和高尚品质，用以表现人民军队的无比威力和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人物形象高大，鲜明，用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里的话说：“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但很多作品对这些最可爱的人的性格特征，缺少多角度的进入灵魂深处的挖掘，因而，在深受西方文论影响的新时期的学术界看来，那些人物形象往往不够丰满，心理层次简单化。而且，这样的形象一多，势必造成程度不等的雷同，损害已有的成功形象。用80年代流行的审美眼光来看，确实给人以“扁”的感觉。而80年代小说中的军人，他们一方面沿袭着此前的成功范式，仍然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所特有的那种英雄气概和高尚品质。但作家悄悄地已不是把他们一个个当作“英雄” 来描写，而是从所谓的“人”出发，在“人”身上凿刻出英雄的火花。这个“人”字显然是“人性论”的人，围绕着究竟是无产阶级人性论，还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学术界不时产生纠缠不清的争论。但撇开学术争论，作家们实际上是把“人”就简单地理解为“去英雄化”、“凡俗化”或者“老百姓化”，这就是80年代所理解的“圆”。
在这一审美倾向诱导和鼓动下，作家们认为以前的军事题材存在着画地为牢的自我束缚，于是他们激动万分地冲出了军事题材的种种束缚，尽情地撒开视野，摘下人物身上的光圈，写出他们“去英雄化”之后的一血一肉，并认为这样的描写，才是更加深刻的现实主义，才找到了一支神笔来活画出军人的灵魂。这样的写法所欲达到的效果是，让读者看这些人物，不觉得高不可攀，而好象就是身边活生生的战友和邻居。他们勇敢无畏，但也有怯弱的犹豫；他们奋不顾身，但也有自私的杂念。他们有不同的爱与恨，有不同的理想与追求，有不同的前途与归宿。这一切合起来，给了读者一个整体上的“圆”的印象。下面不妨从军人形象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等方面的对比，看一看这个时代军人形象从扁到圆的演进轨迹。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人物活动范围的扩展。新时期以前小说中的指战员，从战场、操场到靶场，多数不离前沿、指挥部或是敌后，一切围绕着战斗，一切联系着部队，隐藏在这背后的文学观念，是只有在战云笼罩的“典型环境”中，才能塑造出典型的军人。而这在80年代，被视为军人头顶的紧箍咒。此时作家们笔下的军人，生猛地跳出了这个法界，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整个部队生活以至社会生活。魏巍的《东方》，在这方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作为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它没有局限于指挥员的运筹帷幄，战士们的舍死忘生。而是把主人公郭祥的活动范围从家乡的凤凰堡写到前线的缚龙里。在家乡，他曾经任过县委书记。在前线，他是红三连的带头人。在这样一个大的空间里，人物的性格有了充分的展现余地。这部长篇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著名老作家丁玲在《我读东方——给一个文学青年的信》中写道：“……《东方》是一部史诗性的小说，它是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的宏伟业绩的史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从《东方》的七十几万字里，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是比较清楚的，对约二十来个主要人物的描写，其个性也是比较分明的。作家花了很大的精力科学地组织起这部长篇，笔力始终不懈，感情贯穿到底。这在只有一般文学基础，刚刚开始写作的人是难以达到的，即使与魏巍同时代、功夫较深、有成就的作家也不是随便能够达到或超过的。”然而魏巍逝世后，华东师大陈子善教授却说：“我个人认为，在魏巍的整个创作生涯来讲，《谁是最可爱的人》超过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东方》，因为《谁是最可爱的人》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很感人，有非常强的文学性，就是在今天看还是很感人，这个题目就非常有感情。”到底是《东方》更有“文学性”，里面的军人形象更“圆”，还是《谁是最可爱的人》更有“文学性”，里面的军人形象更“圆”，这恐怕正是21世纪初叶文坛的困惑之一。
至于描写当代军人生活的作品更是这样，如80年代名噪一时的军旅作家胡石言、刘兆林、李存葆等人的作品，都将人物置于开放性的背景下，有时候军人与非军人的界限已经较为模糊。邓友梅的《八大王》中的主人公一方面是天津的“掌柜”，一方面是抗日的“司令”。相对而言，刘亚洲的军事题材创作，倒是充满了“军人味儿”和“男人味儿”，但“军人”和“男人”又经常是错位的，有时候需要此长彼消，人物的魅力才能得到凸显。这又是80年代军旅文学的一个特点。
自从歌坛流行那首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后，部队文化界就出现了这样的认识：军人自有军人的美，军人自有军人的美的心灵。莫应丰的《将军吟》和魏巍的《东方》都对此进行了积极主动的探索。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把这种探索推向了一个小小的高峰。主人公刘毛妹以一个心灵受过创伤、而又英勇地为国捐躯的形象使人久久难忘。刘兆林《啊，索伦河谷的枪声》中的冼文弓，则是当代小说中一个独具韵味的指导员形象。觉得指导员是连队的灵魂工，作家应该首先就写出他的灵魂。刻意回避了开大会、喊口号、上思想教育课等俗套，也未让他打扫卫生、关心病号……，而是从这个指导员的日常心思入手，写他通过战士心理学的研究，从感情联系和心理亲近两个方面来与干部战士交朋友。这个冼文弓的灵魂也不是一贯强健的，因为他是从机关被“精简”下来的，也曾闹过情绪，患了“灵魂感冒病。”他也曾堕入一个自私鬼的情网几乎不能自拔。通过这些情节，企图真实地揭示出主人公道德心理冲突和精神面貌的变化。这样“去英雄化”的揭示，在80年代获得了普遍的好评，似乎越靠近凡俗，就越是成功的“现实主义”。后来就出现了一首新的军旅歌曲《说句心里话》，在“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和“说句心里话，我也不傻”的倾诉中，隐隐谴责了以前的军人形象是不近人情的和“傻”的，而这种谴责本身的“不近人情”却被有意无意遮蔽了。
为了做到“去英雄化”和“凡俗化”，作家们特别注意军人内心世界的剖掘。为此，学术界特别提供了鲁迅的名言来大力支援：“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挖掘心灵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敢于写出人物的缺点，甚至要比谁的缺点写得多。虽然人民军队被比喻成“一所大学校”，虽然文革期间毛泽东公开号召“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但事实上，军人来自各行各业，思想上必然带有许多不正确，不健康的因素，照相式地写出这些“原生态”人物，到底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一向是学术界的公案。80年代的流行思维是，象少剑波、杨子荣那样大智大勇的军人是有的，但象他们那样千虑而无一失，百思而无一误的军人是没有的。新时期小说大力“写缺点”，特别是在写有缺点的军人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最引人注目的形象之一，是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靳开来。无疑，不论一些学者怎样为靳开来解释、辩护，他都是一个有缺点的军人。但是80年代的接受美学语法，却正是从他的缺点，看出了他军人的豪迈性格。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靳开来常发一些不合时宜的牢骚，他讽刺宣传干事，挖苦打靶不过关的段雨国，咒骂“就知道拿着尺子量地图”的上级指挥。但是作家通过他的粗直、尖刻，展现他内心深处的金子。在生死悠关的战斗打响前，靳开来坚决地争来率领“尖刀排”的任务。在全连生命受到干渴威胁时，他不顾战场纪律去砍甘蔗。他的死看似轻于鸿毛，但被作家写得重于泰山。通过多层次的但是极具倾向性的描写，作家描绘出靳开来丰富而美好的内心世界，让读者看到靳开来的死，就如同失去了一位活生生的战友。其实类似的军人形象，在此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并非没有，也苏联文学中也不罕见，但恰恰在80年代得到了极高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80年代文学界的集体无意识所造成的。
80年代文学中军人形象的“圆”起来，在理论上得益于对以往文学观念的清理。比如80年代普遍认为，过去的军事题材，一直受“无冲突论”的束缚，不敢揭露军队内部的矛盾。即使写了矛盾，也不过是先进与落后、沉着与莽撞等思想表面的差别，经过教育和启发，最后以“首长，我懂了！”的公式解决。军人的形象趋于标准化、规范化。新时期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敢于揭露内部矛盾。魏巍的《东方》里，写了一个个人主义者陆希荣由战场上的英雄堕落为反动资本家的走狗。《高山下的花环》中，高级干部吴爽竟把电话打到前沿指挥所，要求照顾他的儿子，而这恰恰成了表现“火神爷”雷军长性格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周大新《“黄埔”五期》中写了现代化指挥与教条化指挥的矛盾，刘亚洲《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中写了友情与战场纪律，崇高的献身与可耻的怀疑之间的矛盾。作家通过这些美与丑的碰撞，力图展示军人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而从80年代当时的读者反应来看，这些作品获得了成功。
传统军旅文学遭到更加严厉批判的是爱情描写问题，有人说军事题材对爱情几乎是一直亮着红灯，难道解放军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神？《林海雪原》写了一点爱的萌芽，因此遭受过批判。《雷锋的故事》只字不提雷锋的几次恋爱经过，其实那是非常纯洁感人的，但深恐有损于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只好割爱。所以80年代的军旅小说普遍瞄准了这枚禁果。胡石言的《秋雪湖之恋》写了文革中的战士对一个遇难女青年的纯洁之爱，李斌奎《天山深处的大兵》写了郑志桐对待爱情与职责的正确态度，刘兆林《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及其续篇《黄豆生北国》中写了老兵刘明天与李罗兰不平凡的爱情。军事题材而大写爱情，自然招致了一些质疑。对此，80年代的评论界认为，爱情能够真切地反映出军队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使人看到军人的胸膛里奔腾着的不仅是如火的烈焰，也有似水的柔情。正象那首董文华唱的《十五的月亮》：“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爱情，似乎是作为军人的奖赏，又似乎是作为军人形象的补充，从此就合法地在军旅文学中占据重要席位，恰如武侠小说写到当代，已经不可能没有爱情的内容了。也正是在80年代，中学语文课本中列入了林觉民烈士的《与妻书》，的那句：“吾充吾爱汝之心，以爱天下之人”，成为小我与大我的沟通之言。只是此后的军旅作品，不论小说还是流行歌曲，似乎都在努力解释：我们的军人正是为保卫千百个家庭的安宁，为保卫祖国大家庭的安宁，流血流汗，我们的军人正是这种刚与柔的结合。所以十多年后又出现了一首歌《你是谁》：“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是我知道你为了谁。”尽管有学者提出，不要所有作品都去写爱情，那样就会形成“英雄加美人”的俗套。但正如武侠小说一样，此后的军人形象，已经离不开爱情，甚至“无女不成军”，这种情形一直发展到21世纪之初的《亮剑》，确实令人深思。从杜甫《新婚别》中的“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到高适《燕歌行》中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其间的微妙距离，是殊难把握的。
随着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起步，80年代军事题材的小说也形成了新的格局和流行样态。大体上看，可以说已经从“扁”进化到“圆”，但与其他一些题材的小说人物相比，差距还是明显的，那种“圆” 颇有些硬从“扁”形拉开来的意味。这种新的突破，既是适应了时代需要，也是军事文学的自然发展。但是当这个趋势以“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伟力继续进展后，中国军人的形象无论在文学中还是在现实中，都进一步变得有些扑朔迷离，令人捉摸不定。戏用两句古诗来调侃的话，可谓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安能辨我是雄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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