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大概是1971年初冬天的事情。
我身怀六甲，即将临盆，于是向组织上告假回家待产。想不到军代表找我谈话，说等你休完产假回来，我们这边的运动也结束了。你，有什么想法？
从省艺校毕业之后，我便被分配到贵州省杂技团乐队担任二胡演奏员。我到省城工作和生活，时间不算长，不过两年多。那时候正赶上全国文艺院团进行斗批改运动，我们团和省黔剧团被分到一个组，由军代表带领，下放到晴隆县一个偏僻的农村里进行思想改造。
经过了近两个月的整风、学习和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反省，上面希望看到我们脱胎换骨的新姿态，这时候军代表问我的想法，我说，我想好了，自我改造，要求下靠地方，到基层我的老家去。
我的表态让组织很满意。然而改造归改造，人情归人情。私底下同事朋友们个个惊讶，纷纷背着领导来说我傻：人家都是争着往省城调，你下靠了，想调上来就难了。还有朋友忧虑：你到下面去，那你的专业不是就丢了？
无论什么时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都是人之常情。我从偏僻的小县城考入省城读书，还分配到省里的文艺团体工作，这在大多数人看来无疑是麻雀变凤凰了，现在要返回去做麻雀，可不算傻瓜么？
但是，离开省城下放，对我来说并不是多么痛苦的选择。家乡有我全部的亲人，何况爱人--那个时代夫妻之间大家都习惯称呼为爱人--大学毕业后被分回家乡一个农村中学教书，我们分居已经很久，由奶奶带着的儿子还小，现在女儿又将出生，我回去显然更为现实。说到专业，我们天天在这个村子里，不是学习、批判，就是看着小煤窑里时常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不断抬上人来的惨剧，不也没有什么专业可说？
下去就算是当个音乐老师，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也好--我这样想的。
文艺要到广大农村群众中去
我没想到，我的回乡竟让县委宣传部长那般的欢喜。他马上把县文化馆馆长叫来，两人都很兴奋，说你来了，太好了--我是那个小县城里来的第一个科班毕业的艺术专业人才。
文化馆刚刚成立了农村文化工作团，是在原来县黔剧团的基础上，再招收了一些有文艺才能的中学生，还有分配到农村的大学生组成的，正缺专业人才，尤其是编导人才。我一去，不由分说便成了编导。
在学校我学的专业是音乐。当时国家要求文艺院校的学生必须一专多能，我们在校都学习过舞蹈、表演的课程，但是专业的编导，我还真不会，可是还有谁能比我更"专业"呢？我只能拼命去看《东方红》这样的电影来学习。
就这样，我成为文化馆里的"一把抓"：舞蹈、歌剧的编导，乐队演奏员，作曲，独唱，兼舞蹈、话剧演员。很快，我的第一个舞蹈《苗家姑娘上大学》也编出来了，演出的对象，便是乡村里的农民们。
七十年代，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广大文艺工都要下到工厂，下到部队，尤其是要下到农村去，全国都在学习乌兰牧骑，成立农村文艺工作小分队。我们文化馆成立了农村文化工作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每月必须到农村演出十次以上，另外还要辅导农村文化站的工作。
那时候乡野之间道路不发达，我们送文化下乡，就靠两条腿，大家自己背着演出的服装、乐器和道具，一次下到一个区--现在都改叫乡了，走到一个村子演一场，然后接着赶往下一个村子去。什么时候赶到就什么时候开始演。
演出一般在村里的打谷场上进行，条件好一点的村子，会为我们搭个台子，没有台的，我们在场上围个圈子就开演。我们还专门创作了一个歌舞短剧，就叫《打谷场上》，团里一位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写的剧本，我作曲兼编导，故事讲的就是打谷场上发生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我们创作演出的原则：要结合农村生活，随时随地取材，从农民最熟悉的生活里去创作节目。所谓送文化下乡，并不是一种从上到下的高姿态，而是走进他们，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的节目通常由这样几部份组成：由发生在田间地头的阶级斗争搬演成的歌舞短剧，其实就是今天的小品，只不过那时候不这么叫罢了。我们那里又是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所以歌舞节目比较多，用歌舞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另外我们还演一些贵州花灯，还有些演唱、独奏节目等等。通常这样一台节目足够我们走乡串村地演很久，有时候还边走边采风，有新题材便创作新的节目。
每次我们下去，农民们都特别欢迎，每到一处，满山遍野都站满了人。听说我们要去演出，农民们老早打着火把就来了。贵州是山区，山多，一个村里的人，在深山野林里东藏一户西住一家的，要到公社看演出，好多人家得头一天就提前赶路。我们是流动演出，路上走着的时间也没有准头，老乡们经常站着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不差，一旦走到地方，看见等着我们的老乡，也顾不得吃饭休息，立刻上妆演出。演完之后，满山坡满场地的老乡久久都不愿离去。那样的情景令人终生难忘！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演完之后，正该赶到另一个公社演出，可是一早就下大雨，行路很难。我们正犹豫之际，那边公社来电话了，说老乡们都赶来了，在雨里等着呢。公社里还特意给我们派来两匹马，专门驮演出器材，说是不能让城里来的"艺术团的"太累了。"艺术团的"，是那时候乡下的人们对我们的称呼。
泥泞的道路很难走，西南山区的黄泥一遇雨，不是一般的粘和滑。一匹马在泥泞中还摔断了腿，我们在雨中赶路非常艰难。已经是中午了，我们才到了那个苗族寨子，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满山遍野的苗族农民，有的几个人挤在一块破塑料布下，有的就揪块芭蕉叶顶在头上，有的举个树枝挡着，有的干脆什么遮挡都没有，全部在雨里站着，从上午一直等着我们，连午饭也不去吃。
寨子里的人们怕我们受寒，给我们熬好了大锅的红糖姜汤。我们哪里还顾得上喝？立刻给老乡们演，其他的，演完再说！演出是露天的场地，雨还不停地下，淋湿了我们的头发，淋花了我们的妆，但是看到下面的观众们笑啊，拼命发自内心的鼓掌啊，我们也拼尽全力，身心投入来为他们演出--大概所谓的伯牙对子期也不过如此吧。
演完了既定的节目，农民们全部不愿走。他们拥到台边，用手扒着台子，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不停地说："再来个嘛！再来个嘛！"雨仍然未停，我们脸上的妆都淋没了，丝绸做的演出服也淋毁了，苗家舞蹈中小花伞的颜料和着雨水淌在我们的脸上、衣服上，花花绿绿的。但是谁还在乎这些呢？我们演，把每个人所有能演的都演出来，哪怕是平时谁会唱个什么歌，都上去演！一直演到天都黑了，我们实在掏空了自己无可奉献，那下面站着的老乡们还是拼命地鼓掌，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芒，扒着我们的舞台不愿离去--那是我有生以来演得最好、演得最投入、与观众的互动最真诚的一次演出！
那天演出完之后，寨子里杀了公社唯一的一头猪来招待我们，最肥的猪肉用辣椒炒了，大片大片厚厚的肥肉亮晶晶地堆在我们的碗上，村里的人们却谦逊地招呼："老师，吃辣子，吃辣子。"眼里满是真诚，可是都不好意思直视我们的眼睛。
招待我们剩下的肉，公社里每户人家都分到一小块，拿回去熏成腊肉，过年就有荤腥了。只是不知道我们下一次去演出的时候，这一点儿肉会不会又成了招待我们的佳肴？那时候农村太穷了，得一丁点儿肉也不容易，但是每次下去演出，我们总被当作最金贵的客人，村子里总是挨家挨户地找到仅有的一点儿腌腊肉，贡献出来用辣椒炒了给我们吃。至到现在，我一想起老乡们那真诚朴实的招待，心里总会浮现出那一双双不太好意思直视我们的眼睛，在招呼着："老师，吃辣子吃辣子！"
农民对我们这样的热情，对文化这样的渴求，让我们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村里的干部经常会因为路不好走，怕我们来不了，亲自赶马车来接我们。有一次因为路滑，拉车的马被别断了腿，长春公社的书记竟然自己充当马力，生生在泥泞中把一大车演出行李拉回了村子，我们只能拼命在后面帮他推车。这时候，大概唯有"拼命"这歌词，才能恰好地形容我们彼此间的感觉？他们拼命地欢迎我们，对我们好，我们也拼命地为他们演，走到哪里都愿意去。我们和农民，心是相互贴在一起的，这绝不是宣传上的套话。
我常常会想起，我们演出完了的夜里，睡在村里的大通铺上，看到山间的皎月升起，那么宁静安详，特别美好。经常的，我们每个人这时候都激动得睡不着，--每一次演出完了都睡不着啊！心里满满的，特别踏实，觉得自己又做了些有意义的事。多年以后，我依然从事着群众文艺工作，也感受过成功与掌声，但是至今没有一次掌声、没有一次观众的热情，能够与那时候老乡们的真挚与纯朴相比。
所以，虽然我们每个月都有一半时间在乡间奔走演出，有时一个月都在乡野里回不了城，但是我并不觉得很辛苦，也不抵触，觉得这就是我的工作，而且是有意义的工作。
唯一的缺憾，就是回家太少，年幼的孩子照顾不多。儿子基本上托给奶奶带，女儿还在襁褓里，就常常跟着我上山下乡，演出的时候，不上场的人就轮流帮我抱她。为这个，在女儿的记忆里，至今有这样一幅深刻画面：我们搭上一辆卡车下乡，孩子被母亲扶着站在车厢里，一瞬间看见对面过来的车子煤堆上，坐着从乡村中学搭车回县里的爸爸，夫妻父女就这样，在两辆相向行驶的运煤卡车上相望而过。
轻家庭而重社会，这是我们那一代的人生。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流，主张的是女性要走出家庭，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解放之后，这个观念实行得更为彻底。对我个人而言，并非家庭不幸福，并非不贪恋家庭团圆的温馨，然而与家庭舒适同样重要的是，当我真正走入大众在广阔的天地里有所为的时候，感觉是充实的。所以，遗憾，却并不后悔。
把全县的文艺骨干集合起来
七十年代，至少在我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地方，也许思想单一，文化生活却相当活跃：从县里、地区到省里、全国，每年的文艺汇演不断，元旦、春节、五一、六一、国庆都会有演出；除此之外，全年里歌咏比赛、团体操比赛不断，有成人的，也有学生的；还有各个节庆的文化集会需要举办。这都是文化馆的工作范围，既要组织，也要辅导。我们也因此一年忙个不停，
我刚到文化馆不久，正赶上六一儿童节省里汇演，要给孩子们编排一个舞蹈。那个年代的文艺节目，需要教育孩子的阶级觉悟，于是我们便设计了一个农村里的地主婆，假装在玉米地里打猪草，暗地偷公社的粮食，结果被孩子们抓住的故事。这是那个年代里最常规的一种故事模式，有些特别的是，当时主管的领导正喜欢芭蕾，于是说，郑丹，你编个芭蕾吧。
也许今天的人们听说这样跳芭蕾，大家难免哈哈一笑。但是那时候，芭蕾这种西方的贵族艺术，在中国却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普及率，不仅用来表现农民革命、阶级斗争，而且连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只要想跳舞，都有可能立起脚尖。就在我调回到县里之前，县里一中的学生们已经自己排过芭蕾舞剧《白毛女》了，有些学生就来自农村。那时候的文艺生活，的确有其荒诞和简单粗暴之处，但对应现实回头反思，从分享的层面上说，那又何尝不是一种健康的文艺精神，何尝不是一种今天没有的丰富呢？
全国推广样板戏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样的剧目，在那时除了有电影，还有完整的演出台本出版。里面不仅有剧本、唱腔、乐谱，还有每场的舞台场记，舞蹈精确到音乐每一拍的动作说明都写得很清楚。此外还有舞台调度图、舞台美术图，甚至细到每个人物的造型、化妆和服装，全部标准化地连图带文给标出来。只要照书排演，虽有优劣之差，但大样子差不到哪里去。我靠着新华书店里买的《红色娘子军》台本书，给文化馆的小学员们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序幕。孩子们把"常青指路"跳得像模像样，演出时极受欢迎。
小孩年龄小，教芭蕾容易一些，我们在小学里选了一批条件不错的学生，训练了一阵，也把原创的阶级斗争芭蕾舞跳出来了，最终在省里的汇演获了奖。那时候的芭蕾鞋做得挺漂亮，是我专门到省城买的，平时训练用的是布面的，演出用的就是缎面的了。不过，在我们的概念里，芭蕾不过也就像跳彝族、苗族舞，区别不过是，需要的时候立着脚尖跳，演完也就放一边去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的乐队。我们乐队里什么乐器都有，二胡、小号、扬琴、月琴、手风琴、大提琴、小提琴、黑管，谁会什么乐器便奏什么乐器，中西合璧，一派和谐。这可不是我们的独创，那时候演样板戏的专业乐队里就是中西混搭，所以对这种的乐队形式，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或特别。还要强调一下，我们不是大齐奏，还是分谱的，水平不能说很高，但至少没有跑调的。不过最初没有人会大提琴，乐队里少个贝斯终究缺点什么，于是我还自学了大提琴来抵挡一阵。后来同事余凤仙特意钻研了大提琴，乐队这个缺才算补上了。
那时一专多能是普遍现象，常常这个人在台上跳完舞，一下场坐在乐队拿起二胡接着拉；那个人前一分钟还在弹月琴，下一分钟就上台说起了快板书。要说我们哪里来这么多文艺人才？从各处抽调。
我们虽地处偏远，然而从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可不少，大学生里人才多，有的会拉小提琴，有的会吹黑管，有的会拉手风琴......许多分配到农村或工厂的文艺骨干，直接就被调到文化馆了，遇到单位离不开的人才，每到文艺调演的时候，便靠县委宣传部直接发函给他所在的单位，抽调到文化馆一段时间，进行排演。那时候大家对参加文艺演出都很投入，所以各单位对于抽调都一概支持。
歌舞演员，我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学，或者农村文化工作站去挑选有潜质的文艺分子。在城市里的学生，被选进文工团自然算不得多么了不起，但对于农村的孩子，那就是进城吃公粮了。文化馆里有几个演员就是从农村选拔出来的。
说到这里还有一段往事。一位区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长的官，想把他的女儿送进文化馆来。我们考核过后，我觉得这姑娘形象不行，嗓音和形体条件也不好，就不同意调她。谁知这家颇有关系，因为所在的区盛产大米，就送了当时的主管领导很多大米。那时候大米很稀罕，我们日常都只能吃碎苞谷掺米做的饭。领导被人家搞定，就决定调人。可是因为我的不同意，那家人于是又到我家里送礼，还威胁要告我，闹得不可开交。
人家把状告到了县委宣传部，说我打击贫下中农，这可是个严重的罪名。宣传部长找我谈话，说，算啦，你得罪不起人家的。我说，她专业不行，我就是不同意。最终状告到了县委书记那里，书记当即表了态：这种事情我们插不上嘴，要听人家专业的。
那个女孩终究没有调成。农村人总希望进城改变命运，但是不靠自身的才能而走歪门邪道，这样对别人是不是不公平？
放到今天，我一个人的坚持竟然就能抵制这事，那真是奇迹，几乎不太可能。当时，我不过文化馆的一介普通员工，没有一官半职，就凭我是专业人员的良心，领导就不敢随便调一个人。
充满了色彩的文化记忆
故乡很小，整个县城建在一片东高西低的山坡上，站在南城外塔山上，可以一览全城，而且会担心，它哪天会叽里咕噜滚到西边山脚的河里去。
形容七十年代的这个地方，贫穷、落后、闭塞、单调、压抑，都可能是准确的词。然而为什么我的记忆中，有关文化生活的多彩的感受，会远远深过前面那些准确的形容呢？这是不是因为我所在的是一个偏远山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歌舞之乡的缘故？
印象最深的就是少数民族的各种节日，尤其是苗家的节日，什么"跳花坡"、"踩堂"、"探花房"等等习俗，从来并未因文革而中断。每逢正月十五、三月三、四月八、端午节都是他们恋爱迎亲会亲家等等的世俗节日，他们跳舞、唱山歌、谈恋爱。唱得好听，跳得精彩，形式多样，热闹活泼，也让我们这些城里人饱了眼福。我们一边下乡为他们演出，一边跟着他们学会了好多东西。
我是半路出家的编导，为自己懂的不多着急，就买了些皮蛋（这已经是我拿得出的稀罕的礼物了），跑到省里去找人，希望人家有机会可以推荐我到专业院校进修。但是人情就是这样势利，我既然"下去"了，人家上面的人又凭什么帮我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滋养我的，还是从生活里来的这些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舞。苗族人三月三的"探花房"，是苗族姑娘的成人礼，家里会专门为她布置一间花房，闻讯而来的男孩子们，就在她的楼下吹芦笙跳舞，唱山歌逗她。姑娘喜欢谁的话，就邀他上楼，两人唱歌，弹口弦，谈情，再约到端午节的花坡上去。到了跳花坡的时候，姑娘们都缠着自己绣的最精美的腰带出门，小伙子喜欢哪个姑娘，就会去抢她的腰带。姑娘喜欢哪个小伙子，最后就会把腰带挂到他脖子或芦笙上。经历了唱歌、芦笙舞的姑娘小伙们，在山坡上撑起一把把花伞，一对对在伞下谈情唱歌......这些生活里的载歌载舞的场景，直接催生了我77年创作的舞蹈作品《栽孃》，描写苗族的姑娘小伙子们，如何经过一番歌舞的攀比、试探，最终一双双在花伞下谈情。
就因为这节目是从村民们的生活里来的，《栽孃》的演出效果好极了：小伙子逗姑娘的时候，大家都在下面起哄；斗芦笙的时候他们真的当起了裁判；当小伙儿认错伞底下的姑娘，大家哈哈地笑得特别开心；当有情人一对对撑着伞远去的时候，大家凝神屏气，过了很久，才热烈地鼓掌，拼命地鼓掌。
这个节目的创作和演出，是跟他们最好的交流，一边演出一边采风，能够让我们汲取了最丰富的民间文化的营养。
还有，经常伴着我们走在乡间的，是山野间脆生生、火辣辣的山歌。生活在那地方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走在路上从不会寂寞，走在哪里，都会有人唱山歌，有时候自己抒情，有时候同你调笑。
有一次，我和同事小潘正走在去文化站辅导的路上，忽然听见山上正在收割的农民唱起了山歌："城里姑娘么下乡来，脚上穿双么白球鞋，胶线包包么装少午哇，包子馒头么露出来--"
那时候，最时髦的鞋大概就是白网球鞋了，另外，我们那时的年轻女性，时兴用彩色塑料线织成花包包来背，"少午"是当地土话，指的是下午加餐的吃食，实际就是我们背着在路上吃的干粮。一听这歌就是成心拿我们消遣呢。
小潘是个反应很快的女孩子，立刻和了原调原韵唱了回去："乡下姑娘么进城来，脚上穿双么水草鞋，麻布口袋么装少午哇，苦荞粑粑么露出来--"只听见对面山上嘻嘻哈哈一笑，就没声了。
因为念及乡里人生活太苦，我常常觉得这个回敬的对歌，有点像是嘲笑人家，但是那一来一往的对歌和调侃，又有说不出的亲近和幽默。这样的对歌，我们一天总能遇到一回。
最擅长唱歌的是赶马的车夫，我们那里称之为"马哥头"。"马哥头"们赶着马车，路上消解寂寞的最好方式就是唱歌，一路看见什么唱什么。最爱逗路边的姑娘，唱得人家脸红心跳，或者停下来骂人拿石头丢他，他便哈哈大笑，快活地逃走。
还有一次，我们走得太累了，很运气，搭上了一个马哥头的空车。那天雨后新晴，山青水绿，天地之间一片安静，只听得马蹄在路面上"踢踏、踢踏"的声音。路上，远远的桥边有一家烟酒小铺，马哥头突然敞开了歌喉："哥家住在么大桥边，又卖烧酒么又卖烟，有钱来么你喝杯酒啊，无钱来么你咂竿烟--"
悠长的歌声飘荡在青山翠谷间，荡出一声声的回音，说不出的和谐美好。我们也忍不住跟着他，一声一声地唱着，享受着悠悠山谷外远远传来的回音，仿佛天地在与我们对话。
这位马个头歌中唱到的糖果烟酒小铺，那时候在县城里。或者马路边，都很常见。赶路疲惫的人们，常常靠在铺子边，打一杯水酒喝，或者卷一支纸烟吃，几毛钱几分钱的，丰俭由人。这样的情景，曾经是那个小县城经年不变的图画。
我其实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有那么多人善于唱山歌。我自己的母亲，就是极会唱的。她有一把小二胡，还有一把只有一根弦的月琴，她都会演奏。但是她最爱弹着那把只有一根弦的月琴唱歌，独自唱着《苏武牧羊》什么的。每到端午节，城北桥头的古银杏树下，总聚着一群人在那里对歌，每每的，我母亲总是最后唱赢的那一个。
七十年代，我们过节的风俗并不因贫穷而省俭，每当我们一家人，喝完雄黄酒，吃完晚宴，依着传统习俗"游百病"走到城北桥头的时候，总听见人家喊："哟，你家郑幺娘又唱赢了！"母亲看见我们，便会跑过来抱住两个外孙，说："幺，我的乖儿，你们来了！"招呼完我们，她又会回去继续对歌，直至午夜才尽兴而散。
或许就是这些从不消散的文化传统给了我们丰富的文化生活？端午是这样有趣，春节元宵更是热闹。除了传统的那些娱乐项目，和必不可少的文艺演出之外，我们文化馆还配合节日，组织很多文化活动，比如年年春节至元宵的灯谜大赛和舞龙的表演。
我爱人是猜谜的高手，这样的猜灯谜活动，通常的奖品是烟卷和糖果，这让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常胜，学会了抽烟。有了孩子之后，他都觉得自己去猜谜是欺负人，但又丢不下好玩之心和那点奖励的香烟，于是就让孩子们去看了灯谜回来，他告诉孩子去领奖。
灯谜由文化馆的人四处搜集，或自己创作，都用毛笔写在五色的彩纸上。一串串的彩纸挂在绳子上，挂满了文化馆的院子和排练场。人家见两个学龄前儿童老是扯了灯谜彩纸去领烟，都觉得不像话，仔细一看恍然大悟："难怪，刘扬忠家的嘛！你家爹咋会不自家来？"我爱人还一直取笑那些灯谜出得没文化："神拿石头打人"猜一词牌名，谜底是什么？"菩萨蛮"！
元宵的舞龙是文化馆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都是夜里才舞。大龙灯扎得漂漂亮亮，还有鼓乐队敲敲打打。跟在公家龙灯后面的，是爱玩的百姓自己扎的"草把龙"，没有公家的亮眼，却在上面插了很多点燃的香，舞起来也是一团红线，让人眼花花的。
有几年为了增添舞龙的绚丽的效果，在大十字、小十字这样的重要街口，都有烧得旺旺的火炉，里面熬着铁水，用勺子盛了火红的铁水，用木板在勺子下猛向上一拍，铁水散向空中绽放开来，如同国庆礼花一般好看。可惜好是好看，祸害可不小。那铁水往往还没冷却就撒了下来，慌得底下看热闹的人群，又是叫又是躲。我倒不记得元宵过后有多少人说被烫的，只记得小女儿后脖子里落了个铁粒，烫了个大水泡，好几天才好。后来大概撒铁水伤民伤财，就不用了。再后来，不知为什么，舞龙的表演也渐渐没有了。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慢慢马路多了，房子多了，汽车多了。路上的"马哥头"越来越少，路边的烟酒铺都变成加油站和超市，也就渐渐听不见马哥头的歌声了。不知道是不是出去打工的人多了，山间调侃路人的歌声也稀少了。母亲去世了，早在她去世之前，端午城北的歌会也不见了。春节的灯谜会猜的人越来越少，规模渐渐小到没有了。我离开故乡太久了，听说苗族的"跳花坡"等节日，在这些年倒是越办越大，成了当地一项重要的特色活动了。
我们县城依然挺立在那斜斜的山坡上，从未像人担心的那样，滚到西边山脚的河里去，只不过原来破旧的茅草屋和青瓦白墙的房子，全部变成了一样难看的水泥楼房。
那个地方小归小，却有一个豁朗的名字--大方。
因为单纯，所以快乐
1975年，我爱人终于从农村中学调到城里的师范学校教书，我也一同调去当音乐老师。可是，这并不是我的群众文化工作的结束，而是我以师范学校为阵地，又开始了新的文艺工作。
师范学校对我的工作百分百信任和重视，没有教材我就自己编，没有乐器就给我经费。我和爱人带着女儿专门去省城和四川采买了一趟器材，什么笙啊、扬琴、手风琴、二胡的买了一堆回来，再买本教材就教学生练乐器。
当地的文艺汇演十分的频繁，自从我去了师范学校之后，就把学校的文艺活动搞得非常红火。而且，由于我们夫妻同一单位，似乎更有了夫妻合作的意思。每次演出我们都有新作品，我作曲，爱人写歌词。唱点送红军之类的歌，那时候跟红军有关的歌曲都比较抒情，旋律好听，像什么《长征组歌》，《映山红》什么的，我们那时候的写歌风格也走的是那种路数。
在每年全县的各种文艺汇演中，师范学校的演出总是力拔头筹，质量最高，也最受欢迎。每次演出不是在经常举办篮球比赛的球场坝，就是在老电影院，有时候也会在县委礼堂。每至演出都挤满了观众，这时候，也是门口卖瓜子的小摊最赚钱的时候。县城很小，大家又都爱看文艺演出，一旦你粉墨登场，台上的"光辉形象"到第二天就会成为一条街上八卦的话题。
那段时间我偏好排演歌剧，给学生成功排演了歌剧《江姐》的片段之后，又排了部叫《刘四姐》的小歌剧。为了保证演出的质量，这次是师生同演，我自己扮演深入虎穴的女游击队长刘四姐，我爱人在中学大学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就由他扮演剧中第一反角肖司令。剧中肖司令最终被刘四姐一枪结果了性命，于是八卦来了。演完之后全县都在说那个"刘扬忠一枪被他家婆娘打死"的戏，弄得6岁的儿子气呼呼几天不理我们，死活不肯再看那个演出，连演出后发的糖包子这样金贵的东西，他都不肯吃。
我们的演出，服装、道具、舞美，无一不出自自己的手笔。那时候演出服都讲究，大多都是丝绸做的，我们自己买了料子和花边，自己设计样子请裁缝做。耳环就自己买珠子穿，没有人打耳洞，就拿线串着，挂在耳朵上装样子。盒子枪都是我爱人的手工，自己拿木板画了样子锯好，打磨之后用墨汁涂色，简直可以乱真。
其实，在那个文艺活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我们小县城里哪个单位演节目不是如此呢？那时，个个敢表现，也个个都是文艺多面手。
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学校校长请我帮他们学校排演一个节目参加汇演。我爱人便拿孩子们最爱看的一本小人书《会摇尾巴的狼》，编了一部童话歌舞剧，我给他们谱了曲，编了舞，把5岁的女儿也拉进来演了小白兔。演出很成功，一家四口以这样的方式圆满地合作了一回，大家觉得上台演出是天经地义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若是换到如今，我还会有这样的勇气么？即便我有，家人孩子们恐怕都不会那么配合了。
今天，我不需要证明自己在那个年月多么的有头脑，或许正因为简单，人没有太多的杂念，所以有最单纯的快乐。那些年，我从来没有因为排演节目取过报酬，也从来没有计较过，自己付出的，比别人多还是少，没有担心过自己是不是太出风头的问题。我安心于在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这个工作让自己、让周围的人、让台下的观众都感到快乐，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这大概是我对那段岁月缺乏痛苦记忆的原因。
1976年的一天，我正随着文化馆在地区进行汇演。演出进行了一半，突然听见外面高音喇叭响了起来，人群在欢呼，一向对演出极为专注的观众开始呼啦啦往外跑，这让台上的我们错愕莫名。突然有人对我们大喊："别演了，中央出大事了！快出来吧！"场内人全部跑了出去，我们画着妆穿着演出服也从舞台上跑了出去。
出去才知道，"四人帮"倒台了。那真是惊天的大事，我们接下来几天的演出中，在演出的间隙里也激动地讨论个不停。这一年的悲伤和惊愕太多，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有这么快乐的消息作为结束没什么不好。
很多从前不让放的电影，开始反复放映，广播里，像是要把从前没能放的歌一口气放完，满大街都是欢歌笑语的。我们家也借了个朋友的唱机，一天到晚大喇叭里放着文革前的老唱片，还有不少那时出品的红色塑料薄膜唱盘。方圆百米的街坊邻居都跟着我们天天听音乐，倒也没有哪家嫌吵的。
我们的文艺演出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在那一段时间里，由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演了很多出话剧，剧本很快刊登出来，于是我们紧跟潮流。
我又被调回了文化馆，开始主演话剧。我们一口气排了《深夜静悄悄》、《于无声处》直到后来的《权与法》等一批新时期话剧。西南人普通话说得不好，憋着一口方言普通话演戏，经常笑料百出，无论是观众还是我们自己，有时会笑场笑到演出无法进行。但是演出还是非常受欢迎，于是我们文化馆毫不含糊地做了两三年的话剧团。当然，区里省里的汇演，我们唱歌跳舞创作依旧不耽误。
1978年春，我丈夫在他爷爷的葬礼上收到了研究生录取的电报。这是个对我们全家都影响重大的消息，几年后，我们都跟随他离开了这块文艺活动格外活跃的土地。1983年，我原单位的同事到北京参加全国乌兰牧骑文艺调演，我原来参与编导的一个仡佬族风情歌舞《打亲敬酒》获了奖，他们给我送来一个奖品，是一盏台灯。
后来不太听说有全国汇演的举办了。我原来的单位，据说也逐渐散了，家乡的文艺汇演渐渐也没有那么热闹了。
我与丈夫的合作终究成为一段过去了的往事。我们最后一次合作，大概是在1977年秋天，政府在那时候曾经想向全国征集新的国歌，县委宣传部领导很郑重地把我们夫妻叫去，让他写词，我谱上曲，然后送到上面去。到底写了些什么，如今我完全不记得。就像今天，很多人都不记得，我们一度差点把国歌换掉。
但我不会忘的是，那个过去的年代，我有过毕生最真的演出，最好的观众。时时想起，还分外地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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