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5个多小时的行程，下午1时许，我乘坐的T5680次列车终于驶入北京西客站。
这几天，一直忙着做赴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研修班的准备工作。移交工作，处理杂务，换洗衣服，选购笔记本电脑，接待来访的战友，忙得不可开交。14日夜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已入睡，我没有惊动他们，自己收拾一下准备带的衣物和学习用品等，及至深夜，才在自己的书房休息。15日一大早，匆匆吃过妻子煮的方便面，便背起行装，直奔楼下。直至坐到出租车上，才想起出门前未及到主卧室去看一眼尚在睡梦中的小女儿琳琳。或是叫醒她，与孩子说几句告别和嘱咐的话。想起此行一去近四个月，心中不免怅然。
走出站台时，北京城正飘着濛濛细雨。找到9路公交车站牌时，见那里已排起长长的候车队伍。地面潮湿，我只好将两大包重重的行李提在手中，在拥挤的人群中候车。包中除了衣物、电脑、相机等，还有一些书。我自己写的书只能带几本，其他则是准备在学习期间阅读的文学名著，为减轻重负，只能精选几本带上。好在不是滂沱大雨，否则一出站就遇上了麻烦。
首都的公交车真是拥挤，等来的第一辆车未能上去，车内已是满员，只好再等下一辆。当双手提着重重的行李赶到报到地点时，脸上和身上的汗水已是分不清楚。
本届公安作家研修班由中国作家协会、公安部政治部、鲁迅文学院、全国公安文联、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联合举办。教学工作由鲁迅文学院负责，学员食宿和上课，均在位于北京木樨地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高级警官培训楼。研修班共有40名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各警种的公安战线，是由各级公安机关层层筛选推荐，报经全国公安文联和鲁迅文学院严格审定，确定最终的入选人员。河北省有三名，除了我，还有承德市公安局的徐国志和石家庄市公安局的蒋海云两名同志。
办完入住手续，已是下午2时许。走进客房，一眼就发现室内放着一个精致的黑色提包，正面右下侧“鲁迅文学院”的洁白字迹很是醒目，看得出是鲁迅先生的手迹。打开提包，发现里面装有为纪念鲁迅文学院建院60周年而编印的精美画册《如歌岁月1950——2010》、DVD影碟《文学殿堂，铸造辉煌》（鲁迅文学院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和鲁迅文学院编的《我与鲁院》一书（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是中央文学讲习所，1950年12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1954年改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1957年停办，1980年恢复，1984年定名为鲁迅文学院。中央文学讲习所的第一任所长是著名女作家丁玲，此后，田间、吴伯萧、公木、延泽民、李清泉、唐因等名家都先后在该所担任过主要领导。改名为鲁迅文学院后，原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担任首任院长。现任院长为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张健。60年风雨历程，鲁迅文学院为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1998年夏，河北省著名的“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就曾经在鲁院学习过两个月。关仁山在《“鲁院”的魅力》一文中说，“这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
包内除了图书和资料，还有一枚红底黄字的“鲁迅文学院”校徽。这枚小小的徽章，令我眼睛一亮，怦然心动。哦，人到中年，在我走出军校大门整整20年之后，我又一次走进了校园，而且是向往已久的神圣文学殿堂！
40名学员被编为四个组（学员名册上是41名，吉林省公安厅公安文联的马青山同志因有变故未能报到），我被编在第三组。我们组的组长是来自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的吴何岷同志（笔名蓝茹），是位从部队转业到公安机关的女警察。据统计，这期学员的平均年龄是42岁。从学员名册上看，学员中女同志有14名。一开始我被安排在308房间。昨天报到后第一次去二楼餐厅吃饭时，在电梯口第一个遇到的就是她。她热情而豪爽，好像早就认识我，一看见我就说：“您是河北来的吧？我们是一个组。”
大约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行程，我们乘坐的大巴车驶入位于朝阳区八里庄南里27号的鲁迅文学院大门。同学们走下车，兴致勃勃地拍照留念。鲁迅文学院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直属单位，是以培养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编辑家等各类文学工为主要任务的国家级文学培训机构。据亲历者回忆，鲁院的前身中央文学研究所是建国后在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亲切关怀和直接安排、指导下筹建的。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丁关根、刘云山等同志曾先后到这里视察并指导工作。我与大多数学员们一样，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令几代中国作家神往的文学殿堂。
走进一楼中央大厅，迎面映入眼帘的是高悬在正面墙壁上的鲁迅先生肖像。两侧墙壁上，是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巴金、冰心、丁玲、艾青、田间、臧克家、周立波、赵树理、叶圣陶、萧红、李季等现代著名作家的肖像与简介。仰望着这些熟悉的名字和肖像，心中顿生群星璀璨、高山仰止之感。
我们走进会议室（可能就是鲁院学员上课的教室），会场已经布置的井然有序。主席台上的领导和台下40名学员，均摆放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桌牌，对号入座。我从中间往后找，找了半天也没发现自己的名字，又因为昨天入住后未及签到，以为是被工作人员漏掉了，便走向前台，正要询问，却蓦然发现“刘国震”三个大字的桌牌，就摆放在第一排中间位置的桌子上，于是赶紧入座。
大约9点多钟，铁凝、李冰、祝春林等领导在热烈的掌声中，满面春风地走向主席台。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领导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鲁迅文学院院长张健，全国公安文联主席祝春林，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公安部宣传局局长武和平，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成曾樾、施战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党委委员、培训部主任李守德，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张策，公安部装备财务局总会计师石继永等。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彭蕴锦、副主任胡殷红和《文艺报》《人民公安报》等媒体记者亦应邀到会。开学典礼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主持。
祝春林在讲话中说，举办这样一期研修班，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鲁院在开学典礼上奏国歌，也尚属首次。公安文化是家国文化，是忠诚文化，是英雄文化，是热血文化。全国公安有200万人，其中100万是现役，还有一部分是由现役部队转业过来的。我们这个队伍年年有牺牲，天天有流血，但目前公安文学与百万民警的文化需求、与我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业绩、与公安机关所担负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还不相匹配。我们出现过像《今天我休息》《便衣警察》《任长霞》等影响深远的优秀公安文学作品，塑造出了马天民等能够让观众记得住的人民警察形象，但横向比较出来，与军事文学还有不小的差距，在文坛乃至社会上叫得响的作品，让广大读者和观众记得住的人民警察艺术形象，还不够多。今天开办的这个研修班，是正规的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研修班，从公安部领导到中国作协以及鲁迅文学院的领导们，都非常重视。孟建柱部长也对如何进一步发展繁荣公安文化建设与公安文学事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个研修班，无论在中国公安史上，还是在鲁院的历史上，都尚属首次。你们堪称“黄埔一期”，我们的公安文化事业要大发展、大繁荣，在座的40名学员，应该成为龙头和支柱。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也要转变观念，更新思维，给予充分的理解与支持。公安文学创作要改变那种“地下状态”和“半地下状态”，理直气壮地走到“地上”，走向前台。
鲁艺兵和李春良代表全体学员发言。李春良（笔名良子）来自吉林省梅河口市公安局，是我2005年参加全国公安文学研修班时的同学，几年前，他曾向我寄赠他的长篇小说《派出所长》。鲁艺兵是武汉市公安局的宣传处长（正处级），佩戴着三级警监警衔，是40名学员中唯一一名穿白色衬衣的。祝春林讲话时，曾指着台下的鲁艺兵向铁凝介绍说：“他是高级警官，是‘白领’”。大家发出会心的微笑。
典礼结束后，领导们与全体学员到室外合影留念。正当中午，艳阳高照。祝春林主席高兴地大喊：“同志们，你看今天多阳光啊！”大家笑起来。铁凝走向自己的座位时，含笑向学员们深鞠躬，她说：“很抱歉啊，你们站着，我们还得坐着。”这句话，深深地嵌入我的记忆。
我与来自杭州的胡冰、吉林的李春良和新疆的井盛泉照了一张合影。我们四人，是第五期全国公安文学研修班的同学。六年前的那次培训也在公安大学，时间只有半个月。
大合影拍完，铁凝正欲上车离去，许多学员围过来，纷纷要求与她合影留念，久久难以脱身。这些平时看起来很威严的警察，追星的劲头也丝毫不亚于办案时“追逃”的执著。后来一位领导不得不发话：“快把铁凝主席救出来，晒了好久啦！”。
据介绍，铁凝是刚刚从青海回来，不顾旅途劳顿前来出席今天的开学典礼的。对于“铁粉”们过度的热情，也许其内心已有些不胜其烦。但站在不远处的我注意到，当面对镜头时，她的微笑依然灿烂而和煦，一如初秋的艳阳。
2011年8月17日
今天是开班第一课，早餐后，同学们陆续走进6楼教室。
学员的位置是按分组排列的。我在第一排，找到自己的座位，我发现桌牌上把我的名字写成了“刘国振”，拿起来一看，冲着讲台的一面，却是“刘国震”。这真是个令人忍俊不禁的黑色幽默，我成了“两面人”！
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同学们陆续到齐了。我环顾左右，发现身边全是女警花。左边是来自石家庄的蒋海云和来自大连和尚岛的臧思佳，右边是来自山东济南的蓝茹。更为巧合的是，我们四人都是或曾经是军人，全班年龄最小的臧思佳，是大连和尚岛边防检查站的现役军人，上课时还穿着武警部队的警装。蓝茹看看我，一脸坏笑，说：“你成了葱花！”
今天给我们讲开班第一课的，是著名文化学者、评论家、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磊老师。
李书磊是河南省原阳县人，14岁时即考入北京大学，被誉为“神童”。1988年24岁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27岁担任河北省青龙县县委副书记，2004年挂职任西安市委副书记，2008年12月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系中共十六、十七大代表。二十多年来，他致力于中国文学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出版了《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杂览主义》《我观世音》《重读古典》《文学的文化含义》《为什么远行》《说什么激进》《1942：走向民间》等多部专著，在文化界很有影响。
公安大学培训部的老师，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李老师在餐厅就餐，把吃剩的半个包子，打包带回了家。在当今，作为一个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得。
讲课中，李老师从宏观的层面，对国家的文化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这些年来，我国的文化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与经济的发展不相称。要通过文化生活调节人的精神。如果人的精神不安顿，国家就不容易安定。我们过去搞阶级斗争，也是一种精神生活。人的文化需求不像物质需求那么迫切、主动和自觉，需要引导和培育。只有精神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国民才会有幸福感。
李老师还分析了戏曲、电影、电视剧等各种文化形式。他认为，当今的某些戏曲的弊端在于不是大众文化，而是“小众”文化。文学是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但目前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如何满足农民工、大学生和其他社会青年的文化生活需求，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认为汪曾祺、田汉的戏剧很精致。像现代京剧《沙家浜》，其唱词非常精彩。他对中国电影的现状不甚满意，认为不如电视剧好。比如张艺谋的电影，看起来画面很出彩，但大都内容苍白。他对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非常推崇，认为此剧拍得环环相扣、惊险曲折，对照《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又很真实，尊重历史，不胡乱戏说。他说，我们国家的许多娱乐影片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娱乐至上，全是玩闹。而美国的商业文化，和他们国家的主流意识结合的非常紧密，非常成功，观众看后，会不自觉地受到他们的主流意识和价值观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只在于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强大，亦在于文化力量的强大。要通过文化这个软实力，让人家认同这个国家，喜欢这个国家。像美国，它通过自己的电影、电视剧、小说、诗歌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法国则通过他们的文化艺术包装出一个浪漫而重爱情的国家形象。而好莱坞影片，常常有意识地丑化华人形象。
在谈到社会的文化秩序时，他说，信仰让人的精神得到安顿和寄托。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确立我们的主流文化，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流观念和意识，体现我党的文化领导地位，增强主流文化的影响力，让民众，包括自己的党员干部，从内心真正信服我们党的理论。在五六十年代，我们党自己的专家、学者，像艾思奇等，具有偶像和权威的地位。而现在，这样有影响力的学者没有了。在谈到信仰和道德秩序问题时，李老师讲到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他说，食品安全，是社会管理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在电视报道上看到过，那些一门心思发财致富而不惜拿他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当儿戏的不法分子（有些还是青少年），在被曝光后面对镜头时，只是承认他们违反了法规，那种若无其事甚至嬉皮笑脸的嘴脸，让我们看到他们内心的道德秩序已经完全塌陷，已经失去了道德底线，丧失人类基本的天良和羞耻心。这显然和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有关系。古代对官员的管束，也不只是法制，更是靠读书明理、忠君报国、舍生取义等圣贤精神，在内心有所约束，使自己严守“官德”，有所不为，比老百姓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要有自己的“官德”。——是啊，党员干部丧失了信仰会走向腐败堕落，老百姓失去了信仰，会走向何方？
李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的复兴，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真正的复兴。中国是个古老而文明的国家，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强大的文化竞争力和潜在的资源。但也要有危机感。要激发我们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发展繁荣自己的文化，培养我们自己的文化名人。
在回答学员提问时，李老师谈到，在当代作家中，他喜欢王蒙和王安忆的作品。王蒙的作品，语言很出色。要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著。但真正的生活，比任何已有的文学作品都更生动更丰富。阅读古典诗词，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美的享受。当刘思齐得知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后，精神几近崩溃，非常苦闷。毛主席写信给儿媳说，你读一读古诗词，可以得到些许安慰。
李老师对我们公安作家给予厚望。他说，任何系统都要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公安机关尤其重要。文学是文化的灵魂，是所有文化中最有活力、最有魅力、最有色彩的。它不只影响精英阶层，也对社会大众有深远影响。你们在座的各位，就是公安队伍的文化种子。发展繁荣公安文化，不只对公安机关，对整个国家和民族，都有重大意义。
2011年8月18日
全国公安文联和鲁迅文学院的《入学须知》上，这样写着：“学员宿舍内配有公安网电脑，如需使用互联网，需自带笔记本电脑并在网络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后，在高级警官培训楼相关会议室上网。”我们报到后发现，虽然每个学员单独一个房间，便于不受干扰地静心读书写作，应该说条件很优厚。但房间内并没有电脑。又因为时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放暑假期间，有些问题协调起来困难，上网问题也一时难以解决。这对于我们这些原本每天坐在电脑前或办公或浏览或敲打文稿的写手们来说，真的有些不太适应。学员反映到培训部的老师那里，经协调，就调整了房间。
到新的房间后发现，虽然室内配有电脑，并贴有“公安网络专机，严禁一机两用”的标签，但开机后一看，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才能登陆。打电话到网管中心询问，网管人员让与前台服务员联系。再拨前台服务电话，服务员答复说在公安大学开学之前，她们提供不了用户名和密码。
把我自带的手提电脑接上电源（出发前一天刚购买的），发现计算机的程序装的不全，连字都打不了（卖电脑的人没有按我的要求做好）。这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我自己解决不了，只能有机会时请人帮忙。
晚上，在室内配置的电脑上敲出入学后的第一篇日记《在鲁迅文学院的日子》（1）。打完后，想把它存到自己的U盘。经向网管中心的工作人员询问，在没有联网的情况下，可以使用U盘。但插上一试，电脑设置了禁止使用U盘的程序，被告知只能使用公安网专用U盘。什么是“公安网专用U盘”，哪儿提供，不得而知。
无奈，只好等自己的手提电脑能用后，再把那篇日记重新敲打一遍。
广东作家唐德亮近日数次发来短信，并打来电话。期间谈到，长征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著名军旅诗人张永枚的诗集《海南西沙彩云》，集子中收入了他1974年写的那首著名的长篇诗报告《西沙之战》，而且诗中保留了“以劲松的意志劲松的勇敢”等诗句，还附有评论家肯定和赞扬这首诗的文章。这首诗曾经享受过中国诗歌史上前所未有的殊荣和规格：《光明日报》在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90年代初，我去北京军区《战友报》送稿，与当时的副刊编辑、著名儿童读物作家任东升谈到张永枚，任东升还对这首诗记忆犹新，他说，他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开诗歌朗诵会，就朗诵过这首诗，当时读得热血沸腾。但1976年10月之后，张永枚又因为这首诗而跌入人生的低谷——这首诗在报刊上遭到连篇累牍地批判，张永枚也因此而受到组织上长达四年的审查。据说还因“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而受到处分。
我问唐德亮，诗中保留毛主席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没有？保留那句“把侵略者赶出西沙去！”没有?唐查阅后告诉我：删去了。
前些年，我在旧书摊上见到过张永枚的诗集《西沙之战》，还有据此改编的彩色连环画（诗配画）。今年，我还从邢台图书馆借阅过这本出版于1974年的长诗。书不厚，内中配有精美的彩色插图。
对《西沙之战》这首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诗歌，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张永枚仅凭他的《人民军队忠于党》《骑马跨抢走天下》《臂膀》《我的丈夫是英雄》《毛主席是咱社里人》等诗作（歌词），就可以被中国诗歌史记住。在我的藏书中，就有他的诗集《螺号》和《张永枚诗选》。
唐德亮先生在我的帮助下，购得一套《浩然全集》。他说，张永枚的《西沙之战》可以再版，浩然的《西沙儿女》为什么被排斥在“全集”之外？
2011年8月19日
今天上午来讲课的，是著名文艺批评家白烨老师。
白烨生于1952年，系陕西黄陵人，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中国文学年鉴》副主编。他还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理事。2003年起，主持社科院重点项目《中国年度文情报告》。听说，作为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他每年要读上百部长篇小说。
对白烨这个名字，我早就比较熟悉。他2008年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一个执拗的悲情人物——浩然印象点滴》，更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将那篇文章的几个片段摘录在这里：
后来浩然写了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我都认真拜读了。这三部自传作品，为了解浩然其人其作所必读。从自传作品中可以看出，浩然从一个乡间穷苦少年的生存挣扎中，认识到“革命”的意义——那可以改变他的不幸命运；参加革命后，他怀着满腔热情，读书认字，从小学文化程度起步，学着写新闻、试着写小说，一步步地成为了一个硕果累累的作家。……他从贫穷中活下来，已属不易；又从战火中走出来，更其不易；而他还竟然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为了当代中国的重要作家之一，这难道还够不上奇迹吗？
他的最好的朋友，都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还有就是农村和基层的文学爱好者。像他这样一直不离开乡土的作家，不说是独一无二，也是凤毛麟角。
纵观浩然的一生，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悲情人物。这种悲情，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执拗有关。他没有从“十七年”的那种政治文化氛围中真正走出来，这使他在各个方面都难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文化的现实，他所欣赏的，越来越稀少，越来越边缘；他不喜欢的，越来越吃香，越来越普遍。
这真是个执拗的人，正是这种执拗，使他的这个人具有了一种特殊的研究价值。我以为，对于当代文学的“十七年”，以及当代文学是六十年来说，浩然其人其作，都是一个极具某种标本性意义的研究对象。
浩然的确是个“执拗’的人,因而他的人生难免蒙上一些“悲情的色彩”。我发现，历史上固守节操和信仰的人，大都比较执拗，比如屈原，比如文天祥，比如谭嗣同，比如方志敏、夏明翰、江竹筠。而像顾顺章、向忠发这等人，倒是一点都不“执拗”，他们的脑瓜“灵活”得让人咋舌——今天还向国民党开枪，明天一被捕，立马就领着国民党的军警抓捕他们曾经的亲密战友和革命同志。难怪温文尔雅如周恩来者，都爆出一句著名的粗口：“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妓女！”
白烨老师讲课的题目是：《新世界文学的焦点、热点与难点》。他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文学的演变与格局；传统文学受到挑战；新兴文学的涅槃；新世纪文学受到的挑战与问题。
他讲到，在80年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很明显。那时，一个可以凭一篇作品一夜成名，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都充满激情。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之后，文学受商业的冲击很大，随之而来的，是文人道德的滑坡。1993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所描写的，可以说是文人道德滑坡和走向堕落的一个例证。当时许多人把《废都》视为色情作品，现在看来，这部作品并不是那么简单。从文革刚结束时兴起的“伤痕文学”，到后来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都是主旋律。90年代以来的文学，却很难做出相应的概括，这个时期，长篇小说空前崛起，60后、70后作家浮出水面，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构成了主旋律。长篇小说有利于市场化、产业化的运作和炒作，而中短篇小说，出版社就少有问津。这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像汪曾祺、林斤澜等，没写过长篇，但并不影响其成为大家。有些作家，被迫走“曲线救国”的路线，先写那些烂七八糟的东西挣钱，待有了钱也有了名，再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只有具备了较高的知名度，才会拥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否则，只能迎合、迁就市场。
写到这里，我想起90年代中期，我赴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影评征文颁奖会，期间有人谈到，文革时期和“十七年”时期，文学被政治强奸了。我立即回应道：如今呢，文学不是在被金钱强奸吗？当然，也有的属于“通奸”。
白烨老师还谈到，进入新世纪，文学与各类传媒的关系，成为主流。网络、博客、微博迅猛发展，已经形成传统文学（或曰严肃文学、主流文学、体制内文学）与市场文学、新媒体文学（以网络为平台）“三分天下”的局面。对于网络文学，不仅要从文学、文化，甚至要从文明的高度来认识他。有人预言过的科学与文学的结合，即将成为现实。新兴文学使文学的布局更丰富合理，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可以说你想看什么就有什么。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结合，可能使双方都产生“化学反应”，相互影响与渗透。传统文学标志着作家的分量和文学的高度，要保持其核心地位，不应在多样化中迷失方向。但在当下确实面临挑战。在文学产业化、商业化的环境下，文学的并不是主要的功能，比如娱乐性，被无限放大，乃至“娱乐至死”，是个严重问题。纸质媒体也在变化与堕落，热衷于不良炒作，只顾及自身的利益，不考虑社会效果和当事人的感受。病态的审美观相当流行，以丑为美的八卦新闻充斥报刊，最火的明星往往是“问题明星”、绯闻明星。读者和文学观念也在变化和分化。
谈到“80后”这一代人，白烨说，他们与我们确实存在“代沟”。看到两代人的差异，才能走向接近和交流，打破“文化代沟”。他们的某些特性，是他们刚懂事时的那个年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发生重大变化在一代人身上的反应。对他们要理性，他们不是“少年版”的我们。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和世界，一定要打破习惯性的思维定势，保持一个学习的姿态。作家靠作品说话，作品靠所蕴含的精神说话。
白烨对许多出版社只瞄准畅销书，急功近利，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不注重其文化价值的现状很有看法。他说，要两条腿走路，产业和事业并行。为什么不扎实地先做好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而是盲目地迫不及待地要“走向市场”、“走向世界呢”？
白烨老师的讲课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次掌声，是最先由我引发的。
在与学员互动交流时，白烨提到，当下许多作品的问题是读来显得后劲不足，作家功力不逮，库存积累还欠火候，在精神力量上还要积蓄。但也不要轻言这个时代就没有大师。他对《白鹿原》《尘埃落定》两部长篇很为推崇，认为它们有高度、厚度，充满智慧。对张炜的《古船》、王安忆的《长恨歌》等，也给予好评。
谈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他引用一位外国作家的话说：“对政治而言，文学是很好的工具；对文学而言，政治是很好的表达。文学怎么能脱离政治呢？”他还说，写作要敢于突破常规。作家心中要有读者，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读者。
看到白烨这个名字，许多人自然会想起他与韩寒在网络上的那次著名的论战。2006年2月24日，白烨在新浪博客上贴出《80后的现状与未来》一文，对以韩寒为代表的“80后”及其作品提出批评，认为他们的写作还不具有文学性，不能看成真正的作家。白烨说：“‘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我以前说过‘80后’和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这是有感于他们中的‘明星’很少在文学杂志亮相，文坛对他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与其文；而他们也似乎满足于已有的成功，并未有走出市场、走向文坛的意向。” 很快，韩寒在博客上回应了一篇《文坛是个屁》：“书卖得好不好，和文学不文学没多大关系”。 “每个写博客的人，都算进入了文坛。文坛算个屁，茅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文中一句话迅速流行于网络：“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最后也都是花圈。”此后，许多知名人士也发表看法，加入这场论争，纸质媒体闻风而动，纷纷跟进。众多的“韩粉”在白烨的博客跟帖谩骂，最后白烨不得不把博客关掉。
白韩之争看似出于偶然，实则是市场化写手与体制内作家多年来因文学观念冲突而积累下来矛盾的总爆发。韩寒把这场争论界定为“关于文学评论家是否干净和所谓主流文学的文坛有多迂腐”的争论。白烨则认为，两人之间的龃龉，反映了不同代际人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的差异与错位。
有学员在提问时也涉及到这个网络事件。白烨说，这次争论虽然系偶然引发，但现在看来有其必然性，自己被当成了一种“体制”的代表。这次论战的积极意义是，把80后作家对体制内作家和主流文坛的成见和看法推向了社会，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与讨论。但因为对方使用辱骂攻击那种方式，并有意转移论题，使得这场争论失去了学理性，而成为一场口水战。他说，这次网络事件使他很痛苦，当时几乎什么也干不下去。但对于韩寒，白烨并没有一味地否定。他认为，就韩寒行文的泼辣、大胆、尖锐和率性而言，在他那一代人当中，还是颇具批评家的潜质的。
2011年8月20日
注册后，兴冲冲地到会议室试了一下，结果很失望，不知我的电脑系统存在什么问题，无法正常登陆上网。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打电话联系网管中心，人家说明天把电脑拿来看看吧。我心急如焚，等不到明天，提着电脑就下了楼。排除完故障，刚回到高警楼一楼大厅，手机响起短信信号。打开一看，是《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主任、著名青年评论家李云雷发来的短信：“国震兄，前两天给你打电话未通，你那篇文章，《传记文学》已决定要用，就在最近一期，祝好！云雷”
接到这个信息，我真的很高兴。云雷兄说的那篇文章，就是我前不久写的那篇长达万言的《文艺评论岂能无视事实》。这篇文章，以书信体的形式，对《传记文学》杂志今年第六期头题刊发的一篇长达两万言的评论《浩然，一个曾经的文学缩影》提出质疑与批评。那篇评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位著名评论家，但我与他不相识，也不知其通讯方式与地址，所以就把与之争鸣的文章直接发给了编辑部，并请云雷兄与编辑部就此文的发表与编辑部进行沟通（《传记文学》第六期的“浩然专题”，就是该刊编辑部委托李云雷同志组稿的）。此文最初发于我的博客，被多家网站和论坛、博客转发，受到众多网友的支持和杨啸、李云雷、樊发稼、张炯、李定凯、胡世宗、李培禹、孙国林、刘向东、钱振纲、李世琦、唐德亮、连晓霞、冉淮舟、赵润明等许多作家、评论家、学者的赞同与好评。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张炯先生读到此文后，曾于8月4日致信文学评论家樊发稼——
你好！转来刘国震同志的文章非常好！应请他转发给铁凝和李冰、闫晶明，最好在《文艺报》发表一下，它不但涉及学风问题，也有争鸣的作用。如能通过对浩然创作的大讨论，将会把我国文学评论大大提高一步，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我不知道刘国震的文章发表过没有？
礼！
现在，既然《传记文学》决定刊发《文艺评论岂能无视事实》这篇文章，我也就不必投寄《文艺报》并惊动中国作协的两位领导了。
这些天，有关浩然的信息纷至沓来。就在8月19日晚10时，广东省阳山县的李伯瑶先生发来短信说：“您好！您的大作《应重新审视与评价<金光大道>》刊于《清远日报》2011年8月19日4版<北江>副刊，可喜可贺！”该报副总编、作家唐德亮也来电提及此事。《应重新审视与评价<金光大道>》首发于我的博客，后被网、左岸文化网等国内多家网站、论坛与博客转载。山东昌乐的《宝石城文艺》季刊，在《浩然研究》专栏全文发表了此文。今年，该刊还将发表我的另一篇文章《浩然是怎样写作<金光大道>的？》。
在我的帮助下读到《浩然全集》和拙著《感悟浩然》的网友“阳禺凡夫”8月17日发来短信：“浩然全集，今日收讫；先生虽逝，德与天齐！盼艳阳天，爱芳草地。馈赠佳作，赏读不已；燕赵多才，感佩之至！谨祝安康，精品相继！”
有一位网友在我的文章后跟帖说：“刚把浩然先生的《老支书的传闻》重又阅读一遍，感慨颇多。老支书这个形象塑造的真实可信，栩栩如生，绝不是坐在高楼大厦里所能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个人物形象定是那时许许多多战斗在农村第一线的党员干部的一个缩影。特别是看了其中的《争先恐后》，更是令人感动。这部著作，真应当作为学习材料，发放到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的手中，每个人都认真地跟老支书比照一下，检查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果大多数党员干部所想所为，能做到老支书的百分之一，哪怕千分之一，社会的和谐就不再是空谈了，人民才真正在艳阳天里走在金光大道上。
邢台诗人代红杰曾在我新浪博客跟帖：“一个读者对浩然作品的粗浅的认识：1、浩然的作品，尤其是《艳阳天》、《金光大道》，是那个时代不可多求的上乘之作，假如没有浩然的作品，那个时期的文学可以说是盲点。是文学史的断裂。2、浩然的小说是生活浓郁、真实、真情的人民群众的文学。也是可以当做文史、政史、生活史来读。3、浩然的文学作品有时代的局限，有个人认识的局限，因此他的作品首先着眼那个时代，不像现在的一些所谓的先锋‘作家’，他们的作品是留给下一个世纪看的。时代的局限，不是浩然的错。4、浩然的作品，在那个时代狠狠地弥补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很多人物形象活在读者的心中，就文学作品的贡献来讲，是功不可没的。5、现在的一些专家学者吃错药了，忘了古代、骂着现代，跟当代脱节，盲目跟在西方的屁股后，真的是‘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
供职于北京的一位战友和老兄前天从天津发来一则短信，是个题为《起草文稿时的笔误》的段子：“1，写错一个字的：要关心支持基地组织建设！2，多写一个字的：党建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长；3，漏写一个字的：要做好新形势下流党员的管理工作；4，打拼音选错字的：选人用人，以得为先；5，打五笔选错字的：一把手要亲自抓领导小姐的工作；6，神话干部的：加强干部24小时外生活圈的考察；7，丑化党员的：发挥党员先疯模范作用。哈哈，祝周末开心快乐！”呵呵，粗心大意，会铸成谬误，也能制造幽默。
我们市局宣传处的小胡近日发来短信说：“昨天下午从省厅给你寄来一件衣服，正要给你说一下。”我知道，那是在省公安厅宣传处贾永华处长和警民博客圈各位管理员的操办下，赠给全体博友的一件“体恤衫”，据说上面还有“警民blog”的标志呢。我来鲁院报到前，《燕赵警视》杂志记者和警民博客圈的管理员英子丫头曾在qq群里统计收集博友的服装型号。那可是一件珍贵的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啊。我给小胡回电话说，请处里和我住一个小区的同志捎到我的家中吧。我相信，在鲁院学习期间，我会有机会穿上这件体恤衫，并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大门口留个影，在首都北京，展示一下我们“警民blog”的风采！
我期待着。
今天可以上网了。
在网络上搜索，读到河北法制网2011年8月15日的一个报道《河北省三名公安作家赴京研修》，全文如下：
河北法制网讯 （梁桐纲）经省公安文联推荐，我省公安机关3名公安作家8月15日将赴北京参加由全国公安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公安作家研修班学习。
这篇报道是公安作家、中国作协会员、省公安厅编审梁桐纲先生采写的，听说最初发表于2011年8月13日《河北法制报》“公安周刊”第一版。我没有见到报纸，但来到北京后，廊坊市公安局的周东川兄把电话打到我的住处，在表示热烈祝贺的同时，还在电话中向我一字不落地读了《河北法制报》刊发的这篇消息。我听后立即说：这篇消息写的好，简明，周密，朴实、客观。从网上检索出此文后，再读一遍，感觉似可增加几个字，把“创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改为“创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杂文、文艺评论等作品”。这样可能更全面一些。杂文属于文学作品的范畴自不必言，文艺评论是对创作活动和作家作品的评析，但其本身也是一种创作。《散文百家》的常务副主编、评论家王聚敏就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
继续检索相关消息，发现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发了该报记者王杨采写的消息《写剑胆琴心
今天晚上，我登陆了我的新浪博客和警民博客圈上的博客，并贴出了系列日记体散文《在鲁迅文学院的日子里》的第一篇。
期间接到了一些师、友的祝贺短信。作家戴召民8月15日发来短信说：“祝到京深造有成，扬威邢州警营”。诗人刘向东发来短信说：“好好学学方法变思维”。著名诗歌评论家、廊坊师范学院苗雨时教授今天在我博客的留言最令人难忘：“[回复]祝贺国震进鲁迅文学院学习，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希望你学业有成，创作进步……
白描先生1952年8月1日出生于陕西泾阳，曾任《延河》文学月刊主编、《国际人才交流》杂志副总编等职，现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著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文学评论等500余万字，担任电视连续剧编剧多部。文学之外，致力于中国玉文化研究。
谈到勤奋的创作训练，白描说，文字是工具，熟悉了就能得心应手。观察、想象、表现能力，是作家的基本功，平时要训练这种能力。文字很神圣，绝对不能马虎。从一个留言便条便可反映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水平。贾平凹开始时阅读面很窄，喜读孙犁、林斤澜的作品，对其代表作多遍研读，并加以模仿。贾平凹非常刻苦，写了几十本乃至几百本练笔的笔记，观察日记。最初练笔的废稿有多少，无人知道。他和路遥都不是天才，主要是靠勤奋和读书。路遥当工农兵大学生时，常常通宵地读书。
谈到诚实的劳动态度，白描说，作家是个非常苦的职业。正如柳青所说，当作家要甘于寂寞。为了写《创业史》，柳青一头扎到农村，完全像个农民，有意离开热闹的文坛，不怕被文坛所遗忘。这因为这样，《创业史》才成为十七年文学的一座丰碑。路遥就说过：“我觉得，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不完全是智慧的产物，更主要的是毅力和艰苦劳动的结果。”
白描讲到，他对路遥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以及个性特点非常熟悉和了解，也收集了大量的材料。路遥是很复杂的一个人物。他对老百姓有真挚的爱，但又拼命维护既得利益。搞起报复来，也很有手腕。他和社会摔跤，和别人摔跤，也与自己摔跤和较劲。最后家庭分化瓦解，自己英年早逝。路遥的性格成就了他，也毁灭了他。有出版社多次邀请他写写路遥，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因为各种原因和顾虑，要写出一个真实的路遥，很难。他如实地写了，也许会被路遥的粉丝抛来的板砖拍死。
我完全理解这一点，而且相信白描老师说的是实情。我读过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这本书比较真实地记述了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时的一些情况），也从报刊和网络读过一些介绍路遥早期生活或创作活动的文章，白描所介绍的路遥，与我所了解的情况比较一致。
我注意到路遥早期的一些作品，他那时的创作，如歌颂造反夺权运动的长诗《红卫兵之歌》，与白描所讲的他这一时期的人生踪迹所吻合。
路遥最初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文革被否定后，他在这一时期的经历和作为被揭发和清查，又回到农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再后来又被人顶替，当了农民。在80年代初期，文革造反派出身的人，在政治上很难受到信任和重用，还有的被关进了监狱。路遥清醒地意识到，他在仕途上的发展之路可以说基本上被堵死了，于是，他只有捡起他本来就喜爱的文学，以此为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途径。一番拼搏和磨砺， 1982 年，他发表了13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奠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他发誓自己要在40岁前完成一件大事，以生命为赌注，1988年，他完成了100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攀上了他文学创作生涯的顶峰。政治失意以后，用文学表达，路遥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白描说：“创作，没有对手，看不见对手，是自己和自己较劲。” 《平凡的世界》就是路遥和自己较劲的成果。
《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及在读者中引起的巨大反响，是后来的事。其实，这部作品一开始并不被文学界看好。第一部写出来后，许多文学杂志都不肯发表，后来还是《花城》杂志，认为《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发出来总是有意义的，才接纳了这部作品。《花城》召开《平凡的世界》的研讨会，与会的评论家大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小说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来写，太陈旧了，没人看，难以卒读，弄得《花城》杂志社的同志很尴尬很失落，对路遥的打击也很大。80年代中期，那时的文艺思潮受到外来的冲击很厉害，路遥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在写作手法上没有玩什么新花样，所以难以受到评论界的青睐。路遥不为所动，仍然坚持他原来的路子，以坚强的毅力在病重坚持写完《平凡的世界》的后两部。作品还未写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在小说联播节目中播出，引起听众强烈反响，小说也逐渐得到了评论界的承认，后来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白描认为，《平凡的世界》写底层人的奋斗，路遥的着眼点是人的价值和人得尊严，直达人的本质，是浪漫诗意的现实主义，迎合了当时许多人的心理需求。不像《许茂和他的女儿》等作品，着眼于说明一个政策“左”与右的对错。那样作品的境界就低多小多了。
谈到丰厚的美学修养时，白描总结了三位陕西作家各自不同的美学追求和风格：贾平凹活泼、隽永、诡异、玄妙；路遥雄放、旷达、开阔、浑朴；陈忠实敦实、厚重、谨严、绵密。他说，作家的基本功（读书、练笔、悟性）、才情和人格都很重要。但文学的终极较量，是人格的较量。这里的人格不是指道德意义上的人格，是人的综合素质。文学作品是什么？就是从作家人格之树上生长出来的叶子和花朵。
在谈到强烈的超越意识时，白描强调：文学不同于科学。你必须拿出纯属你个人的东西，没有现成的成果供你使用。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创造。既超越前人，也超越自己。作家要树立“无榜样意识”，作家心目中的“榜样”，只能是一种精神楷模，是一种方法途径，决不能是具体作品、具体形象。文学作品必须有审美精神的提升，必须给读者一种超越性的智性启发和美的享受。作家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在向生活学习的同时，还要开阔眼界和胸襟，注意汲取各种营养，更深地了解历史，了解时代，了解世情、国情、民情，确立自觉的作家意识和健全的作家品格。陕西作家，大都出身农家，如何突破作家出身阶层给自己带来的局限，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农民作家，可以有农民的善良，但不可以有农民的狭隘；可以有农民的拙朴，但不可以有农民的猥琐；可以有农民的本分，但不可以有农民的保守；可以接受农民的生活方式，但不应克隆农民的思维方式；可以有农民的专注，但也应该目光四射。这大概是作家应有的自觉意识。在生活的沃土上培育的作品，更当以深邃的思想作养料，如此产生的作品才会更茁壮。柳青描写50年代中国农村伟大变革的《创业史》，虽然沉在农村写作，但不只是站在农民的视角来写的。
2011年8月23日
8月16日开学典礼时的合影照片，发了下来。铁凝、李冰、祝春林等中国作协和全国公安文联的领导坐在前排居中的位置。第四排右起第六人是我。
每个学员还发了几本群众出版社主办的《啄木鸟》杂志（2011年第六、七、八期）。《啄木鸟》是著名的大型公安法制文学月刊，创刊于1984年，刊名是茅盾先生题写的。杂志社就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门的西侧。多年来，在我们单位，只能看到《人民公安》《燕赵警视》等综合性公安期刊，类似《啄木鸟》这样的文学杂志，还是很难看到。
此前，由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同志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贺信》，也给每个学员发了一份，好像是复印件。贺信全文如下——
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研修班全体同志：
欣闻研修班今天开学，特致信表示祝贺！
文化是民族的根、队伍的魂。公安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公安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力量源泉，是百万公安民警共有的精神家园。我们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新的视角充分认识公安文化重要作用，树立文化育警理念，大力实施公安文化发展战略，努力使源于公安生活的公安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公安实践，不断满足广大公安民警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凸显出忠诚警魂的精神特质和剑胆琴心的独特魅力，展示出公安文化特有的大众吸引力、社会影响力和时代感染力，真正成为共和国文化百花园中一片壮美秀色！
发展和繁荣公安文化，全警有责，更赖英才领军，此非一日之功，贵在日积月累；此乃千秋大业，成在一砖一瓦。愿公安作家研修班扬旗亮剑，奉献出更多反映火热公安生活的精品佳作，引领和鼓舞千军万马进军公安文化高地。
八月孕育着收获。让我们立足新的起点，共同期待公安文化更大的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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