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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的钢骨琴心——第九次川渝新左翼文艺讨论文集

新左翼文艺 · 2013-03-27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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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的琴》让我们重新看到真实的工人阶级。

  按语:

  我们以普通读者、观众的实际思想认识为起点来展开我们的评论。因此至少在当前,我们只是呈示我们真实的思考,同时回顾既有的那些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这注定不可能立即有多高的水平。这个,我们接受。但我们绝不因为接受这个事实,就同意那些资产阶级文艺精英们的滥调。我们拒绝那些鼓吹私有制、鼓吹剥削和压迫的理论。工农劳动者的文艺,是我们自己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创造的,它是劳动者当家作主以后创造的新文艺。

  本期讨论电影《钢的琴》,参会者各按所感所思,对这部反映当前工人真实处境、思考和命运的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对改革开放给中国工人阶级带来的困苦生活予以严肃的揭露和批判,并对电影结束后,那个故事将会面对的“下一步”提出了深刻的追问,也由此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新的思考和认识。

  讨论会于2013年3月17日在成都百果林举行。参会人有赵永健、刘亚玲、徐波、佘崇文、张建华、李牧檄、倪剑雄、魏军、田锋。

 

  (文稿八篇)

 

  李永康:冰冷的钢、炽热的琴

  ——电影《钢的琴》观后感

 

  老夫工人出身,近四十年工龄,其中三十多年是在工厂企业度过,剩下的时间无非是下岗打工,维持生计。尽管已经离开工厂车间十多年了,但经常在睡梦中发现自己仍在车间干事活,这也算是一种工厂情结吧。所以俺向来对反映工厂和工人生活题材的作品非常关注,一旦有这方面的影视作品问世,就是当了裤子也要前去观瞻欣赏。可惜“特色”以来,随着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失落,反映工厂和工人的作品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很难再出现在当今的影视银屏上了,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最近在朋友推荐下,笔者有幸观看了由张猛导演的一部反映下岗工人生活的影片《钢的琴》。作为一名当年的国企下岗工人,剧中的场景仍然是那么熟悉,逐渐淡漠的记忆也从脑海中被重新唤醒。

  那高耸入云的烟囱,破旧不堪的厂房,迂回曲折的管道,满目疮痍的车间,积满尘埃的设备,因陋就简的职工宿舍,以及忧郁低沉的俄罗斯歌曲等,无不勾起一代共和国同龄人对历史苍桑的惆怅与回味。正如剧中一位领导模样的人说的,在有些人眼中,它是成长的记忆,在有些人眼中,它是回家的路标,而在我的眼中,它是一位多年的老朋友,如今它就要离我们而去了……。说实话,此般感受,对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段经历的人,确实是没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而我,则是伴着苦涩的回忆,复杂的心情观看这部影片的。

  如果仅以票房价值来衡量,《钢的琴》显然算不上一部追逐历史潮流的大片。在当今古装戏、后宫戏、言情戏、打斗戏、搞笑戏等大行其道,占据影视银屏绝对比例的年代,《钢的琴》能够独树一帜,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以悲剧喜做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东北老工业基地一群钢厂下岗职工的生活与生存状况,以及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人性的冲击、影响与变化,应当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该剧描述了主人公陈桂林(王千源饰)与妻子小菊(张申英饰)在工厂倒闭后,因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各自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陈桂林与几位器乐爱好者组建了一支小乐队,奔走于婚丧嫁娶、开业贺喜的场合,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养家度日。而妻子小菊则难以忍受这种看不见尽头的日子,为了追求心中的“幸福”离家出走,与一卖假药的男人苟合厮混。当小菊心中的“幸福”目标初步实现以后,便向陈桂林提出离婚,并以给女儿元元“幸福”为名,要求得到女儿的抚养权。婚姻是非常爽快地离了,但女儿元元的抚养权却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亲情与现实的抉择随即围绕着这个主题所展开。剧中,小元元正值茁壮成长的童年,父亲陈桂林以自己“失败”的人生为教训,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幸福的前景,倾其所有培养女儿学习钢琴。小元元也确实具有这方面的天赋,对钢琴爱不释手。面对父母离异,“鱼与熊掌不可皆得”的选择,她只能以稚嫩的童心来表达心中的愿望,“谁能给我一台钢琴我就跟谁”。但一台钢琴的价格不是小数,它是下岗工人家庭不堪承受之重。为了让女儿实现梦想,同时得到小元元的抚养权,陈桂林必须想方设法弄到一架钢琴。为此,他四处举债,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在一次酒醉之后,伙同一帮下岗的穷哥们儿去音乐学校偷钢琴。结果偷窃不成,反被抓进了公安派出所。后来经过辗转反侧,他终于在工厂图书馆找到一份俄文撰写的有关制造钢琴的资料,在工程师汪工的帮助下,陈桂林与一帮下岗哥儿们一起,决定利用工厂尚未拆除的车间、设备,以及废旧材料,自己动手,为女儿打造出一台真正的钢琴。钢,是冰凉的;琴(情),却是炽热的。改革的动荡,现实的无奈,人生的命运,亲情的抉择,成为了这部影片奉 献给观众思考的主题。也许,只有经历过国企改革,承受过那段“阵痛”的一代下岗工人,才能深切体会到其中的内涵。

 

  下面就谈谈自己对这部影片的观后感。

  第一,自“特色社会”以来,大批职工被抛向社会,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状况如何,很少有媒体去关注,凡涉及下岗工人的题材,几乎都成为了一个禁区,“主流”们有的是不敢去碰,有的是不屑去碰,有的是不想去碰,也有的是不愿意去碰,唯恐沾染上与“和谐社会”唱反调,对当今“特色”不恭的嫌疑。其实在笔者身边,比影片中主人公更悲惨、更值得关注的素材多如恒河沙数,但他们的命运从来就没有媒体去关注,更没有人为他们的悲惨处境而呐喊。《钢的琴》能够触碰“主流”们噤若寒蝉的“禁区”,反映国企大面积私有化以后下岗职工的生存和生活状况,虽然涉入不是很深,但无疑也算是一个突破。据有关统计,国企下岗职工达五千多万人,其中可供写作的素材浩如烟海,对社会的冲击与反思比起那些“知识精英”阶层无病呻吟的伤痕文学不知要强烈多少倍,为什么我们的“主流”们对此却视若无睹呢?

 

  第二,《钢的琴》虽然是以幽默喜剧的形式呈现给观众的影片,但在我的眼中,它根本就不是一部喜剧,而是名副其实的悲剧。虽然该剧表达的主题是现实与人性的碰撞,是心灵与命运的抗争,但剧中人物的悲剧是谁造成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影片中并没有交待这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或许还是有所顾忌,不过作为观众,我也能谅解编剧背后的苦衷。但我绝不会将它当作一部喜剧来观赏,而是透过表面现象,认真思考隐含在剧情中更深层次的内涵。

 

  第三,从该片中我们可以看出,下岗职工确非等闲之辈,并不是“精英”们所说的“思想保守”、“观念落后”、“没有进取精神”、“吃大锅饭”、“跟不上改革开放形势”、“被社会淘汰”的乌合之众。在离开企业以前,他们是一批勤奋、善良、鞠躬尽瘁、安分守己的工人,从制造钢琴零件的镜头中,不难看出他们的进取精神和技术功底。如果企业仍然存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仍还存在,这些人必定是国家、社会的栋梁之材。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一场社会变革,将他们无情地抛弃了。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这是我们的社会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认真反思吗?

 

  第四,该片还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特色”之初,走歪门邪道比走正道更加实惠。陈桂林的小乐队辛辛苦苦也挣不了几个钱,而制假售假却能大发其财。“小菊”参与制售假药,很快就完成了从穷困潦倒到“先富起来”的华丽转身。用陈桂林的话讲,那不过是用炉果与扑热息痛碾碎搅和做成的玩意儿,既治不了病,也弄不死人。但在一个“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年代,一个“无论好人坏人,搞到钞票就算能人”的年代,制假也好,售假也罢,也算是“特色社会”所催生出来的一条“先富”途径。不管手段如何,只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就能发财致富,也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历史潮流,这难道不是一个人性扭曲的年代?

 

  第五,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大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影片《钢的琴》之所以引起我的强烈共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主人公陈桂林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身影。笔者与片中的主人公具有相似的经历:其一,都曾为国企职工,其二,都曾从事技术工作;其三,都经历了国企改革的震荡;其四,都有下岗失业自谋生路的生活经历;其五,我也是一名音乐爱好者,以前也会摆弄几种乐器(可惜后来因忙于生计,全丢生了,惜哉。);其六,我也有一个小元元那般飘亮可爱的女儿。但不同之处有二,一是俺家“小菊”并没有与俺分道扬镳,而是同舟共济,一起携手渡过了那段最艰苦的岁月;二是女儿也没有提出过要钢琴之类的玩意儿。所以与影片中的主人公相比,俺还算是幸运的。但在俺周围的同事与朋友中,家庭破裂、妻离子散、英年早逝的不在少数。我相信,他们若能有机会观看到这部影片,一定会在心中产生更强烈的共鸣。

 

  第六,一些年轻朋友看过此片后评论说,这帮下岗工人真是异想天开,制造钢琴是那么容易的么,简直是天方夜谈,因此断定该片题材不真实,只是为了搞笑而作。这个观点老夫不敢苟同,我坚信陈桂林们一定能造出一台像样的钢琴。因为过去的国企是非常重视人才培养的(私企则不愿将钱花在这些地方,只会急功近利,挖别人的墙脚)。在国企下岗工人中,藏龙卧虎者大有人在,技术人才比比皆是。一个综合素质较高的技术工人,那怕面对他从没干过的活儿,也很快就会触类旁通。以我自身为例,我喜欢欣赏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为了让自己的音响效果达到“发烧级”水准,总会不停地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然后反复地鼓捣和打造相关器材。为了拥有一台音质较好的电子管功放(市面上此类功放动辄数千上万,不是俺经济条件所能承受的,只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为此,我钻研了很多这方面的参考资料,一个一个地攻克技术难关。特别是音频变压器的制作,几乎所有资料都认为工艺复杂,制作难度较大。但我最终还是克服了这道技术难题,做出了一台较满意的电子管功放。所以我认为《钢的琴》其故事情节完全合符逻辑,中国工人阶级是最有创新精神的。但愿以后能有更多反映下岗职工的影视作品问世。

 

  以上就是笔者对此片的一些浅见,当然算不上评论,只能算是观后感而已。影视评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自有吃笔墨饭的文人去做,老夫这半壶水就用不着瞎参乎了。

  (2013年3月15日写于都江堰)


  食草动物:争气的琴,不争气的命

  ——观电影《钢的琴》有感

 

  高高的烟囱、长长的管道、废弃的厂房、生锈的车床、灰暗的天空,熟悉的场景就这么虚虚实实、深深浅浅地出现在银幕中,这就是电影《钢的琴》故事所发生的地点----东北老工业基地某倒闭的国营钢厂。

 

  故事的主人公,是这个厂里略带痞子气的下岗职工,名叫陈桂林。他有一个做着钢琴家梦的女儿。在与前妻争夺女儿的抚养权时,女儿提出谁给她买架钢琴就跟谁。父女情深的陈桂林,不顾经济窘迫,坚定地要想方设法满足女儿的要求。借钱、讨债、甚至下作到去偷,都一一失败。濒临绝望之际,他意外知道了过去厂里的汪工程师能做钢琴的生产图纸,于是腆着老脸请回原厂里下岗的各种技工,利用废弃的厂房和材料共同制造出这世上绝无仅有的琴。

  以下岗职工生存状态为题材的电影,这些年很少见。即使有,拍得也很不真实。但《钢的琴》较为全面而真实地展现了他们的生存压力和生存技巧,很坚韧、很厚重。更难得的是,在诙谐表现这些

  下岗工人小缺点之余,这部电影奏响了对工人阶级的赞歌,把工人最主要一面----智慧、勤劳、仁义和力量----浓墨重彩地展现出来。

 

  最让我眼前一亮的情节,就是工人们与汪工程师一起集体生产钢琴的过程。当废旧的厂房里响起电钻声,生锈的机床开始车配件,通红的铸件在水中冒起淬火的蓝烟时,这群下岗工人们的灵魂复活了。他们不再是起初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是卑微讨生活的小无赖、小杂耍或沉默寡言的打工者。他们干起工人的老行当,熟练地操作着这些如同老友一样的生产工具,眼神那么笃定,神情那么自如。8000多个零件安装而成的钢琴,居然在废弃的钢厂里由这群下岗工人给干出来了!当奔放的西班牙斗牛曲响起来时,这天马行空的创意、激 情如火的生产,就热腾腾地带着豪情呼啸而来!

 

  多么争气的琴!凝结着钢的意志、工人的力量!组织起来的工人们分工合作、各尽所能,陈桂林既是生产者,也是管理者。这打破了市场经济固有的神话,原来不需要资本家、不需要CEO、不需要CFO,组织起来的工人一样可以生产。所谓管理才干、企业家精神,被市场夸大得太多。

 

  电影以琴的完成做为结尾,貌似一个喜剧。可是,作为贯穿全剧的重要线索,即陈桂林女儿的钢琴家梦想到底实现没有,电影却没有交待。仅仅看到电影中展示的陈桂林日常生活的窘况,实在不能产生乐观的想像。难道千辛万苦有了琴就可以美梦成真吗?一个下岗工人还有多少经济的、人际的资源撑起女儿的梦想?

 

  做一个常识性的推想吧。当需要请名师辅导时,高昂的学费从哪里筹?当需要进一个名校时,找哪位贵人帮忙?以后就业,想找一个稍稍稳定点、体面点、接近梦想的工作,又该拜哪个庙门?重重障碍无法一一设想。估计为10多块钱忙活一天的陈桂林,哪怕早己擅长不断地放低姿态去笑对世态炎凉,也终将被某个冰冷的脸刺激到绝望。哭吗?乞求吗?纠结一夜该送多少礼品去敲开大门吗?有用吗?!再回想制造钢琴时的豪迈,这股力量怎么一回到现实中就无处伸展呢?怎么到了到处求人的境地?

 

  下岗,不单单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地位的沉没。我见过不少正直的人,不怕苦、不怕穷、也不怕不公正的待遇,从不肯为自己的利益求人。唯有为儿为女的就业,万般艰难地低下头来。“君子求诸于己,小人求诸于人”,没有社会地位、又想堂堂正正做人的人,有几人能昂起头坚守这样的美德?这就是不争气的命!

 

  也许导演不愿把这个钢琴家的梦破灭给观众看,也许观众不能或不愿接受这没有梦想的悲剧,总之,这个奢侈的梦,不提也罢!还好,钢琴华丽地造出来了,也算看到了工人的力量,看到了这个群体奋起的希望。

  (作于2013年3月18日)


  赵永健:如何认识下岗工人?

 

  二十世纪如果我们不能认识中国的农民,根本无法理解中国的问题。二十一世纪初如果我们不能认识"下岗工人"、"新工人"、"新穷人"我想我们就不能真正的认识中国。电影《钢的琴》是中国银幕上少有的关注下岗工人的电影。曾在豆瓣上看到《钢的琴》的一些影评,记得有篇文章提到导演张猛说这部影片是献给工人阶级的。如果是将他所说的工人阶级描述更准确的话,他应该是献给”下岗工人“的。为了更深入的理解《钢的琴》,我特意去看了导演拍的另外一部影片《耳朵大有福》,同样的下岗工人题材,然而《耳朵大有福》就缺少雕琢更写实一点。导演目前就这两个电影作品,清一色描写下岗工人的,能够拍出水平,其实一点也不应该意外。

 

  《钢的琴》获得了很多国际国内的奖项,得到了网络的好评,虽然票房不尽如人意,但这部影片中也暗含了引起共鸣的“着墨点”。关于下岗工人有很多问题可以展开,比如:下岗工人,算不算工人阶级?如果是,则为何现实维权却举步维艰。下岗工人,算不算失业群体?如果是,那么他们的社会保障为何国家如此轻描淡写?下岗工人联系着国有企业,联系着整整一个火红的时代,他们白手起家,积累财富,为何到90年代遭遇效率和债务问题。我们如何站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认识下岗工人。如果我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如果我来讲这样一部历史,我如何来展开?电影《钢的琴》在情节和语言

  上已经脱离了”所有制’,“阶级式”的描述,它用的显然不是六七十年代的语言,他用的是特色时代的语言,这可能更暗含“非诚勿扰”的时代审美,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个故事讲的是父爱,讲的是底层人物的“梦想”。一个时代过去了,留下的只是符号,比如陈桂林家里挂在墙上的“工会活动积极分子”,还有就是楼道里“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些符号以及一些音乐的使用,在这种时空的转换中,我们总能找到某种错觉,某种“咱们工人有力量”,就像是人人都在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而下岗工人需要作出某些牺牲。我不知道当时要下岗的工人多少人是持这样的想法,如果是这样的想法,那么这些年他们又产生了怎样新的思考。

 

  我虽然不是下岗工人,但是看这部影片仍然有种“英雄”被埋没的感觉,一个时代的英雄,凑着激昂的乐曲,心中奔涌的是一个时代的热血。我们回到电影中那个造钢琴的现场,人人各有分工,相互协作,为了理想,他们辛勤劳作。然而每个人都知道,那个工厂火红的年代已经不复存在,拉入影片开头的是,《三套车》,是一场丧葬,“吊唁母亲”,背景是两根烟囱。这两根烟囱究竟代表了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是总有什么东西丢了的感觉?工人阶级什么东西丢了。

 

  时空穿回当下,陈桂林搞乐队,小菊跟卖假药的跑了,几个好朋友,一个杀猪,一个打牌赖账,一个看工地当地痞,一个去做三只手,这些车间里原本各有分工的工人,在当下变为三教九流。为什么?

  我们可以用“梦想”来弥补这种残酷,我们也可以“娱乐”,偷钢琴,唱情歌,喝小酒,能过且过,来填补我们的生活,日子一样过,只是别有滋味。电影中那些保卫国有资产,捍卫自身利益的那些活动,比如,联名,反对炸烟囱,等等,并不如小说《那儿》那样直接搬在舞台的中心,而是偶尔能够点到为止,就像“下岗工人”这个群体的现状从来没有进入社会的舆论中心,留下的是刘欢《从头再来》,留下的是模糊的摆小摊的影子,我们用文艺青年的视角发现了下岗工人现实的命运,谁又不产生“同情”呢?

 

  说句实话,看了《钢的琴》,我真开始怀疑其马克思的名言了,说什么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他们面对“市场”感觉到的是自己的渺小,面对工厂为何能够造出钢的琴呢?这是一个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都应该关心的问题:工人阶级都下岗了,怎么共同富裕?


  李牧檄:团结的力量

  ——《钢的琴》观后感

 

 

  电影《钢的琴》整个大体背景是灰暗的,预示着对一个逝去时代的追忆,但当过去的钢厂工人,现在的乐队队员、屠夫、赌徒、配锁匠和江湖老大为男主角陈桂林的心愿开始一起生产钢琴的时候,整个电影亮了,不仅仅是色彩,在机床的加工中,在闪光的电焊中,在通红的铸件中,他们工人阶级的灵魂开始闪光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八千多个零件的钢琴被九个工人制造出来,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当千千万万的工人兄弟全部团结起来,也必将拥有改天换地的力量。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同样的条件,总是更加有组织的军队能够打败松散的军队,总是更加有组织的国家能够打败松散的国家。文明而富裕的明朝被野蛮而有组织的清朝灭了;同样文明的六国被以法墨为纲,因此也更加有组织的秦国灭了;同样牛B哄哄的西方世界也被德国横扫了。所以同样的条件,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总是打不过官僚阶级的“专制”国家。但是“专制”国家把人们联系在一起靠的是权力,强于外而弱于内,苏联就是例子,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力量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团结,人与人之间更加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组织方式,工人阶级终将战胜资产阶级的秘密之所在。

 

  自由而拜金的美国,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国,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由松散,权力被限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就是金钱关系,于是资产阶级通过掌握金钱而掌握了世界。这就是资产阶级惧怕“专制”的秘密,这也是无产阶级终将战胜资产阶级的秘密。当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权力的重要超过金钱,资产阶级就将被官僚阶级统治;当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金钱的重要超过权力,官僚阶级就将被资产阶级统治。人与人之间能超越金钱和权力的是什么?是信仰,是理想。当有了共同信仰和理想的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超越了金钱和权力的束缚,那就是社会主义。

 

  啊,我的工人兄弟们,你们还记得那个我们代代传唱的理想吗?有人说共产主义不能实现,有人又在争论什么制度的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极端丰富的共产主义是什么,那就是“共同富裕”的极致!只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只要我们坚持下来,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一代人,二代人,三代人……共产主义并不遥远,它终将实现!

 

  现在,我的兄弟们,还有什么可迷茫的?团结起来吧,全世界的工人兄弟们,我们的力量无比强大,我们的力量不可阻挡,我们的力量终将改变整个世界!


  倪剑雄:用恶搞的闹腾,重新阐释工人阶级

  ——《钢的琴》观后随感

 

 

  《钢的琴》是一部充满抒情性浪漫想象的优秀作品。这样的电影要仔细看。它的寓意往往隐藏在丰富的细节下面。

  比如,整个影片为什么插入了很多世界名曲、尤其是苏联歌曲?我认为这是导演借以表达对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深深缅怀。再比如,开场那段陈桂林和即将离婚的妻子的对话,仔细揣摩,也颇有深义。还有在他们小乐队演奏那段“三套车”给“母亲”送葬的镜头,场景选择,显然就是在为中国工人的“母亲”——国营大工厂——送葬。但陈桂林他们演奏“三套车”,人家嫌太悲伤了,他们马上选“走得快的”。至于走那么快去哪儿,回答是“管她去哪儿!”这不恰好在暗示当年工人政治觉悟低下,自己对自己命运的无力和麻木吗?又比如关于淑娴是不是“二”那段议论。一个不“二”的女工会跟一帮男人去偷东西吗?

  但这还不仅是在暴露工人群体的苦涩一面,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在暗中强调工人阶级的价值观所以独特、先进是有这样的基础性依据的。在精英观念主宰、以个人竞争为主导的当代世界,要承认工人的“二”,不仅不道德、更不“政治”。因为要接受这个事实,得给工人提供一个非精英主义的认识基础。但只是这个,在本影片里没法展开。

  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是跟私有制度下形成的传统价值观根本不同的!世界是劳动创造的,所有劳动者平等,这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工人阶级的勤劳、智慧和宽厚的精神境界,对我们本来不陌生,只是在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的时代,它就象雷锋的“傻子精神”一样被彻底边缘化了。没有这个基础认识,我们看到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扭曲的。

 

  《钢的琴》让我们重新看到真实的工人阶级。

  他们是改天换地的英雄,还是愚昧保守的小民,这是今天尤其需要我们重新认真分析和思考的问题。劳动者阶层的人数众多,构成复杂。里面既有那些品行粗糙,甚至有偷窃、撒谎,打架、耍赖皮等等不良习气的人;也有勤奋顽强,品质优异,富有才干的人。这些跟他们的生活处境和来历——也就是阶级属性有先天的关系。那些底层劳动者的落后性,既来自中国过去贫穷落后的历史,也来自底层劳动者自身“赤裸”的生活。他们往往无人呵护、无物掩蔽,没有退路。这些,既造成了他们讲究实际的粗悍个性,也赋予了他们傲视一切的豪气。由于这样的个性特征,让他们展示出来的浪漫想象往往富有闹的色彩。“闹”是很有意味的一个词,简单说,它强健饱满、充满活力、具有巨大的覆盖力和包容性,但同时也有粗砺的一面,不那么“温良恭俭让”,甚至有那么一点破坏性。但根本上,这是一种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精神。导演用了很多“恶搞”的手法,充分展示了这些魅力无穷“闹”。

  影片里有三组浪漫镜头,对这个工人阶级的精神特征展示得特别富有色彩。

 

  一是,当陈桂林的孩子提出“谁给我买钢琴我就跟谁”后,绝望的他约请几个同事喝酒,还硬说:“能喝多少酒就能干多大事。咱们今天喝完了以后呢,争取都干一番大事业。”而这个“大事业”,竟是当晚大家一起去学校偷钢琴。在去学校途中的载货车上,几个人唱的那一首歌曲,就是一个典型“闹腾”,几乎在恶搞。假如我们认真想想那耐人寻味的歌词,就不免会这样去联想,并由此得到更深的感悟。这首歌是徐小凤的“心恋”:

  ……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

  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

  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

  怎奈他的身旁有个她

  这个歌,本是表达小资“偷情”的欲念和挫败,导演却将其恶搞到“偷琴”这个戏里来“闹腾”一番,就是为了把这个事情当中包含的苦涩掩盖掉,同时也让观众自己去想,这些到底是为什么。

  私有制才是一切“偷”的前提,它没有那么关乎正义,而只关乎私有制下的“公序良俗”——这个特定时代的道德法制基础。但这个禁止“偷”的时代,又同时把另一部分人逼向不得不偷的境地。因此私有制的丑恶才是根本性的。正是由于有这个私有制尚且存在的时代的根本丑恶,那些被逼迫的劳动者们,才有理由起来“闹”、起来闹腾,它更加深刻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傲气,是深含这种思想的超越性的。

  在这帮一无所有的穷哥们偷琴被发现以后,“主犯”陈桂林跟大家一起赶紧逃跑。但到了墙根下,他忽然不逃了,而转身走回去。这是导演硬插的一个耐人寻味的镜头,是纯粹抒情性的想象,想象陈桂林孤身一人坐在大雪纷飞的黑夜纵情弹奏贝多芬那首优美的“致爱丽丝”。那动人的旋律从另一个角度抒发了一个普通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由衷向往和他们内心的温柔缠绵,同时也衬托出现实当中工人的悲苦和绝望。这就揭示了底层劳动者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立体感。贝多芬也是个饱受苦难的穷人。两者在这里,共同阐释了一种关于苦难和高尚之间的深刻逻辑。

 

  二一组镜头是,有痞子习气的“胖头”女儿,在跟婚前被其“昏”出孩子的那个臭小子安昌业结婚的场景,也很恶搞、很闹腾:一个华丽的大排场婚礼,被安排在那补丁重叠、锈迹斑斑的破烂工厂里举行;一对盛装的新人在庄严隆重的“结婚进行曲”伴奏下,沿着摇摇欲坠的楼梯走上凌乱不堪的停产车间楼台,给人的感觉是苦涩甚至变味的,它包含很深的嘲弄。但联系实际来考察,这可以被理解为是通过严酷的自嘲,在鞭挞这个工人阶级被出卖、戏弄的时代。

  工人阶级的困苦和折腾是不是可以自嘲的理由?不是。他们蒙受的苦难和基于反抗以及情绪宣泄导致的荒诞,更直接来自“特色社会主义”——实质的“资本主义复辟”。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制造“钢的琴”那一组工人中,只有汪工是无“前科”的。这个无情的设置确实耐人寻味。

  “胖头”、王抗美、淑娴、姐夫等,都参与过偷钢琴;“快手”在厂子还没“黄”的时候,就因为擅自配财务室钥匙行窃,被关过大牢;季哥还替人销赃……这些违法行为,难道有什么不真实吗?但它到底是在嘲弄工人自己还是在嘲弄我们的法制?却牵涉到更加深入具体的问题。一个电影是没有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的责任的。

  但如果我们愿意去深入思考,就必然触及中国法制建设的社会基础这个背景。左翼有不少人对中国法制建设有强烈置疑。这还不仅仅基于当前我们“已经基本完备”的法律的执行层面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还体现在对更加重视中国实际的毛 泽 东法制思想的歪曲、污蔑和故意抛弃上。现在甚至有很多无知的人,根本否认毛 泽 东有自己的法制思想。有关大学的教材,往往也对当年提出的具体司法措施等等故意回避。这是严重无视中国社会主义理想和承载历史的工农劳动者实际存在的差异导致的偏执。

  在这样被彻底抛弃其精神依托而又满怀情绪的普通劳动者面对法制这个铁墙时,一个肯定工人的导演可以作的,只能是替工人闹腾。至于观众能不能从这个闹腾开始,重新去理解工人阶级的整体和个别、光荣和缺点,就只好各看机缘了。

 

  最后一组“恶搞”出来的浪漫想象,则颇值得猜想。说导演也有故意闹腾的依据,在这里或有更加充分的体现。

  在有技术的季哥因为“销赃”被民警带走以后,本来陈桂林完全绝望,彻底放弃了争取留下孩子的念头,不再制造钢琴了。但淑娴这时又回到他的身边。爱情回来了,也许会给陈桂林带来某种鼓舞。但仅靠这个,似乎不足以让他重新振奋起来,继续制造他的琴。这个情节安排,确实比较牵强和生硬。以至,我们有的人甚至怀疑,后面的组装钢琴的戏,完全是浪漫想象的结果,是一首歌曲最后的“啦啦啦”。而那个“啦啦啦”,啦得多么富有色彩、多么丰满、多么感人,是一组激昂的芭蕾舞者,乘着高亢欢快的《西班牙斗牛士进行曲》盛装出场,在被熏得黑忽忽、垃圾遍地、凌乱不堪的被废弃的车间纵情曼舞!

  这一段,在我看来,就算是强撑出来的幻想,也着实叫人感动不已!它是把这帮一时落难,但仍然保持着顽强自信的劳动者满怀的 激 情作出的具体展现,也无疑是导演对普通劳动者的顽强信念和无穷创造力的充分肯定。因为肯定,所以就要站在工人立场上这么才情四溢的闹腾。因为闹腾才配叫做“钢的琴”。而假如把这个“钢的琴”理解为工人阶级的“会发声的机器”,那么坚持闹腾起来,它就会闹腾成为歌手。

  ——这在今天,一定是最好的歌手。

  (2013年3月21日 成都)


  韩非: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观电影《钢的琴》有感

 

  《钢的琴》讲述的是东北一个国有企业改制后,工人们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故事。貌似父亲为女儿追梦,实则却是反映了下岗工人的精神状态、理想追求和人生观。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融的影片,是近年来难得的一部好电影。影片中,那些曾经机声隆隆的工厂变得寂静、荒凉、破败,曾经是国家主人的工人们被迫下岗。习惯了以厂为家的他们,如今这“家”却没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迷茫过、徘徊过、无所事事过,但在他们心中那种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愿望,却从来也不曾泯灭过。正是这种愿望支撑着他们忍受着贫困、潦倒的生活。片中这群工人的形象也是几千万下岗工人的真实写照。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下岗工人的孩子写的一段话:“这样的人生,并不是传奇,在我们生活周围有太多这样的故事,残酷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一年的工龄只值几百块钱,工龄几十年的人,拿了两万块钱,就从此和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再无关系。在国企改革前,他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工人,勤奋、善良。这一场浩劫,毫无预警地把他们扔向社会,脱离了赖以为生的母体,而这时的他们,正是上有老,下有小。国企的改革,影响的绝不止是一代人,更多的是这些工人的孩子们。”

 

  这段看似平静的话语,它的背后却是几千万下岗工人泣血的诉说,他们心中呐喊过:为什么要把好端端的工厂卖给私人,让极少数人一夜间暴富?!有人回答他们:这是改革必然带来的阵痛,也是改革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为了提高效益,要减员增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

 

  工人兄弟们,以宽广的胸怀默默地为国分忧,承担着这高昂的代价,他们善良地以为今天付出的代价是为了明天国家更加的富强。然而,说那些话的人,当初为工人们描画出的美丽的蓝图却永远只是一座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那个阶层的人鲸吞了国家和人民的巨量财产,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觉醒。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我工作单位的附近,有一家大型的央企,这是三线建设时从上海迁到四川的工厂,效益非常好,工人们享受的福利也很不错。这个工厂除了众多的生产车间外,还有:从幼儿园到大学(职工技术大学)等各类学校,以及从工人俱乐部到医院的各类服务设施,甚至还有一个技术实力雄厚的研究所。在它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地方,人们只要说起它就会眼前一亮;要是谁家的亲戚在那家工厂里工作,周围的邻居们总是会对他投去羡慕的目光。

  就是这家人人都羡慕的工厂,在2000年的时候,我听一位邻居说:“它早就垮了,当官的连厂里的黄桷树都挖来卖了......”听到这里,我心里久久不能释怀,这么好的工厂,几年前它还是那样的生机勃勃,工人们只要干好工作,便会衣食无忧。可是,转眼间这个庞大的企业竟被人为的折腾垮了,它犹如一座高楼大厦在人们眼前轰然坍塌了一样,现在留给人们的只是满目疮痍,一片狼藉……

  看完这部电影,我的耳边仿佛回荡着一首歌曲《我想要怒放的生命》:“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曾经多少次失去方向,曾经多少次扑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的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在锈迹斑斑的工厂里,剧中的工人们凭借自己的双手制造出了一台钢琴,这时他们盛装跳起了《西班牙斗牛士》舞。他们内心里那与生具有的豪迈的激情,随着这铿锵有力的节拍,尽情地释放着......这寓意着他们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要让生命得到解放;那在空中飞舞着的红黄相间的长裙,好像是苍鹰在辽阔的天空中飞翔的翅膀,他们要让这平凡的生命如从前炽热飞溅的钢花一般纵情地怒放!!


  田锋:老工人的挽歌,新工人的重生

  ——简评电影《钢的琴》

 

  《钢的琴》这部影片听说有点久了,但一直没有看,也许是主要担心看了又使人愤怒,使人伤感,使我的本已很难平静的心,再掀狂澜,难以约束。

  导演的水平的确是不错的,影片时间紧凑,情节轻松而寓意深刻,张扬而不失理性,即抚平了心绪也给出了反思。影片的一个突出的手法就是把工人对国营工厂的“爱”与官僚集团对工人群体的“恨”这两个完全冲突的内容在形式上巧妙结合起来,这样一种瞒天过海的创作方式和技巧是我们文艺创作中应当吸收的重要技巧。由于整部电影的理性表达需要,因此格调略显消极和调侃,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在目前的氛围中比较客观体现国营老工人群体的题材影片能够出现就已经很不错了,因此这的确是一部展示逝去的国营老工人群体正面形象的优秀影片。

 

  历史

 

  影片中,中国国营企业工人群体今天面临的结局其实早在中共革命时期就已经注定了。中共革命历史上最巨大的争议就是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议。到底是走苏俄革命的城市革命,夺取政权,还是另开辟新的夺取政权方式,在中共初期为了探索一条能走通的道路,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

  早期的中共领导人普遍都重视苏俄经验,积极贯彻城市革命夺取政权,主要依靠工人和学生,小知识分子群体在城市中组织罢工和学潮以及攻占城市的武装斗争。由于中国当时的资本主义并不发达,产业工人的力量在城市中十分薄弱,当时全国的产业工人数量在1927年才275万人,与4亿人口总量相比无法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最终都以失败结束,尤其是当时集中了中共党内精英领导的南昌起义的失败对中共的打击是巨大的。而毛 泽 东恰好就敏锐的发现了这个历史困境,走向了有数亿人口的农村,最终工人革命的方向变成农民革命的方向,原本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变成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这导致了毛 泽 东在很长的时期都无法在中共党内成为多数派,但无疑,毛 泽 东是正确的把握了历史的规律。

 

  这个道路的转变对于工人阶级是不利的,工人群体在后来20年的革命过程中都是一个不重要的参与者,基本只是游行罢工之类,无法成为革命的主体,被革命边缘化了。新中国的建立工人阶级付出的牺牲和农民相比的确是微不足道的。就拿中央苏区大撤退后,国 民 党在江西屠杀的革命群众达几十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人数量上的劣势注定了工人不能成为革命的主体性力量,因此中国工人阶级整体上失去了血与火的历练,软弱性和分化性等这些先天的缺陷就此遗留下来。

 

  建国后,中国的建设需要工业支撑,工人群体迅速发展,但跟随中国革命胜利进城的农民官僚化也同样在迅速的传播,这些人以党的名义把持了全国各个大型厂矿企业的权力,而工人只能服从。毛 泽 东曾经尖锐的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对工人的重大排挤原则,工人没有管理权,这个问题同样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营工厂内。其中的关键就是公有制只能依靠工人群体进入各层管理才能维持和发展,因此1958年国营企业鞍钢的马宾总结了一套国营企业的管理办法“鞍钢宪法”受到了毛 泽 东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官僚的消极阻挠,这个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鞍钢宪法最终无法在全国企业完全实施,尤其是工人出身的干部无法进入国家高层管理,客观上导致了工人成为国家主体管理者的缺失,同时也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力量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一直都是党的官僚在专政,公有制始终都不稳定,这是毛 泽 东最大的忧虑。

 

  文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形成工人进入国家各级政权管理的一种社会管理更替机制,把不合格的官僚清理出干部队伍,尤其是要让优秀的工人和农民进入党和国家高层管理,保证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但是官僚的反扑是空前的,不惜把灾难嫁祸到无辜的旁观者尤其是一些善良的知识分子和群众身上,加上工人群体自身的历史局限无法形成成熟统一的政治力量,领导国家权力,导致文革全面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国家动荡。尽管文革出现了少数工人运动的领袖进入国家管理层,毛 泽 东衡量再三最终还是向官僚做了适当的妥协和让步,形成一种新工农领袖,行政官僚,党内军内老干部多方力量平衡的国家权力领导结构,这是一种尊重历史现实和历史发展的合理结构,充分的展示了毛 泽 东的政治智慧。

 

  现实

 

  历史发展有时侯会转弯。华国锋的“粉碎四人帮”导致了这种政治权力平衡被打破,高层中新工农领袖被集体清理,中国开始走上了另一个前途叵测的方向。

  维护公有制的权力障碍被清理,私有化的改革就是一个必然的方向,只是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式,缓慢的过程。

 

  中共内部掌握权力的官僚始终都是小资群体,工农干部长期都处于中下层,始终无法进入权力的上层。毛 泽 东本人对此是十分警惕的,他背叛自己的阶级立场,完全以工农立场来分析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矛盾,与党内官僚群体的立场是有分歧的,这也导致双方的做事方式大相径庭。这个分歧最典型的体现莫过于毛 泽 东批评邓小平为了建飞机场粗暴拆迁农民房子的谈话中。因此毛 泽 东在党内官僚群体中其实长期处于少数派,于是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党的性质的时候,不得不承认他其实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党,尽管曾经有着共产主义的理想。

 

  “四人帮”被粉碎了,工农代表被从党内的权力层清理,资产阶级开始全面掌权,那么他们侵占分割建国后工农群众积累的巨额财富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因为资产阶级就要有资产阶级的生活,不可能像无产阶级一样的生活,拿回他们夺取国家权力后的国家财富装入自己的腰包对于这么一个阶级而言是理所应当的。只是刚开始,这群人的吃像还比较斯文,还担心会遭受工农的反对,还有一种道义上的犯罪感,因此广大的工农群众都还被蒙蔽了,完全没有政治的敏感性。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个官僚阶级侵吞国民财富的吃像太难看了,他们的丑恶嘴脸才充分暴露出来,人民群众才开始觉醒,不过已经不可逆转。

 

  这部电影的调侃和消极格调的确是工人群体的真实写照,也是现实的存在。工人群众面对官僚对国民财富的索取毫无抗争之心,随取随与,纵然有工农群众的无奈和辛酸,但更深埋背后的却是与己无关和客听主便的心态。尤其是电影开篇悼念母亲的亡故有深刻含义:其一是感谢过去国营企业母亲的培养和照顾;其二是母亲既亡,子女理当独立,和过去的历史划断了。这其实也是暗示了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和现在的中共官僚分道扬镳的可能选择。

 

  未来

 

  历史走到今天,已经不可能简单的回头。工人阶级的发展也有他自己的规律。当传统国营企业的工人阶级纷纷消失的时候,在新兴资本家的企业里却在成长着新兴的无产阶级有生力量,这个庞大的新工人群体,以超越历史上他们的工人先辈的数以亿计的绝对数量和有着中高等文化水平以上的绝对质量正在蓬勃发展,他们将可能选择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一条不依赖任何别的政治力量,也不需要依附任何别的什么阶级的领导,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立道路,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如果中共上层官僚没有充分的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历史选择,再对这个新兴工人群体漠不关心,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中共自己都将可能是一个十分黑暗未来。

 

  《共 产 党宣言》有一个精辟的论断:“......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也许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天意,自以为在为他人掘墓,其实是掘给自己的!


  张建华:别拿幸福来吓我

  ——观电影《钢的琴》有感

 

  人生是活在希望之中的,而这种希望简单地讲它包涵了:爱情、婚姻、家庭、事业、金钱和地位。换言之这 种希望是人最根本的生活诉求。也是人对幸福的一种理解吧。

  古人云: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

  这是古人对幸福的一种诠释,梁山泊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莉叶似的生死爱恋是一种幸福,那怕是以悲剧而终结,但对爱的希望也是一种追求的幸福,不论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人总是把对一种理想的生活的追求也称之为幸福的。

  再来看我们的电影《钢的琴》:

 

  妻【小菊】:“离婚就是相互成全,你放我一马,我放你一马的事。”

  陈桂林:“离婚就是离婚,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同意”。

  妻:“同意就好”。

  陈桂林:“那就抽空办了吧”、“家里冰箱、彩电、洗衣机,你看着搬吧”。

  妻:“你是不是把我当成收废品的了?”

  陈桂林:“我差点忘了,你现在富裕了。”

  妻:“我什么都不要!”

  陈桂林:“好,想的和我一样。”

  妻:“但是,小元我要带走”。

  陈桂林:“什么,小元你带走?”

  妻:“陈桂林我告诉你,小元跟你是不会幸福的。”

  陈桂林:“小元很幸福,你少拿幸福来吓唬我!”

 

  这是导演张猛执导的影片《钢的琴》片头,男主人公陈桂林与妻子离婚前的一段对话,是一种以话剧独白相似地一段经典对白。而这段对话也是这部电影成功的精彩之处,也是这部电影的灵魂所在。

  曾记何时,“幸福”在主人公的口中变成了一种反义的词。“幸福”是什么?是主人公对生活的一种提问。其二,“幸福”它又包涵着什么东西?这是电影留给我们观众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一个思考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这部电影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功之作,堪称一段值得观众思考和玩味的地方。

  其实,我个人认为“幸福”是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物质方面的追求,其二是更高的精神诉求。物质的幸福它包涵着:金钱、地位、权力,纵情享乐的生活方式;而精神的幸福则涵盖着:生命、理想、 事业、激情、友谊和爱。

  “幸福”是一种抽象的范畴,但它却是有一定的环境基础所制约的一个理解,而产生不同的幸福感受,如 佛洛依德所讲:“人的心灵诉求是通过环境、社会、物质与理想架构,产生不同的梦境和心灵希望,从而产 生不同的世界精神与物质的感知认识,从而达到不同程度的幸福值。”(佛洛依德《梦的释译》)。

  电影主人公陈桂林是一位下岗工人,他和所有的工友们一样在改革的形势下,成为了一种放荡的物质与精神两种时空中的过客,尽管在破损、空旷的厂房里,环境如此的不堪,社会如此的残酷,但为了生活,为了理想,主人公与工友们却努力的挣扎于现实之中。用手中的乐器为了生活和理想拼命。残酷的社会环境拉开了他们与幸福的距离:女儿小元偷着练钢琴被学校老师警告,拒绝。木制假琴键弹不出生活的乐音,而购买一架钢琴则没有那么一大笔钱;下岗的陈桂林为了女儿的钢琴梦,为了艺术的梦想,也为了女儿小元的幸福,请求工友们帮助为女儿造一架钢的琴。

  在这部影片中,树造了一种工人的智慧,那就是工友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架钢琴,说明了工人不是无知、低能的群体,他们是有智慧、技术、友爱、团结的一个群体、一个阶级,在废旧的厂房里,无论铸铁、洗镗、车刨等各项技术工艺,在他们手中都是那么得心应手。这些,也展现了新中国工人阶级的这种境界,正是工人们勇于创造、勇于实践的精神境界。而这种境界正是工人们之间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和对艺术的一种执着而产生的动力所至。这种创造和追求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为了梦想活着的人,是一种幸福,为了理想而努力的人也是一种幸福,尽管这种幸福非常艰辛、非常简单 、非常平凡,但它不失一种真实。

  当今的中国社会到处充满着许许多多的“幸福”,到处洋溢着歌舞升平的幸福。一夜成名的影视歌星洋溢着幸福,但职场潜规则是他们心中的伤痕。

  优裕地生活方式、刺激的挥洒人生看似一种幸福,但摇尾乞怜的心灵哪能掩盖他们内心的脆弱?显赫的官位、大把的金钱看似一种幸福,而内心的贪也经不起法纪和道德的审判。

  其实在人的一生中,幸福是一种对理想的希望,更是对人的一种拷问。什么样的人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幸福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这是《钢的琴》留给我们的思考。愿我们普通的人们都真正的生活在一种幸福之中,而不是被一种“幸福”的恐惧包围着。


  [讨论会纪要]

  刘亚铃:

  这部片子是我的儿子介绍给我看的,他说这部电影拍的很好很感人。我这么些年一直再给他讲改革开放的本质和毛泽东时代的真像,现在看来他的观念还是有所转变,我很欣慰.我的家庭是一个知识份子成堆的环境,有医生也有教师,他们的精英意识是很严重的,我经常很反感他们的一些想法和言论.他们对于工人群体的不幸基本没有同情心,瞧不起工人,认为工人低贱。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有一个是中学校长,他就认为50-60年代成都东郊的那些国营工厂就根本没有生产什么东西,完全是豁老百姓的,在浪费国家资源。但是我由于听过旷先橙和候振东的讲话,知道他们在那些年生产出了多少飞机,多少机器,都是有具体数字的,不是豁老百姓的。因此我就很反感这个校长的言论,尽管我们关系很好;另一个是我父亲的同事,他就对工人群体的下岗很淡然,他甚至说下岗了有啥子嘛,就像刘欢唱的从头再来一样嘛,开个店啊,卖个抄手也可以生活噻,等等这些言论。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心里想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喊你下岗你还会不会这个样子额。他们这种不了解工人实际情况,信口乱说,完全被主流媒体欺骗,被那些包藏祸心的精英言论洗了脑,中了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圈套,我很气愤。

  这个电影中的有些片段很真实,就像那个学校老师些不允许陈桂林的女儿在学校练琴,甚至还把帮陈桂林的那个朋友开除了,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瞧不起工人阶级,对下岗工人缺乏同情心,的确是很真实的。后来陈桂林约上他的朋友些切偷钢琴被派出所抓了,但是学校也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这个细节也是很真实的,反映了知识分子群体虽然精英主义意识严重,但是也还不是得很坏,还有点良心,还没有非得要致人死地的情况。

 

  李牧檄:

  从这个电影为我最大的启示就是,团结的力量。从先秦利用法家的令行禁止和墨家的锋利兵器最终扫灭六国,一统天下,到明亡清兴,都说明了一个统一的团结的组织力量是战胜敌人的重要基础。

  还有一个就是劳动的创新对于我们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何让我们这个社会更能有利于各种创新,同时对各种错误的主张产生制约,是我们要思考的。尤其是有思想的工人如果组织起来这个力量就更具有战斗力。

 

  张建华:

  这个电影看了给我的一个最大的触动就是关于幸福的认识。这个电影好在就提出了这么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幸福,一个是幸福的价值观是什么?究竟什么才是幸福,每个人的感受不同。片中陈桂林的老婆改嫁了个有钱人,就有幸福了吗?不一定的。我个人认为幸福包含两层含义,一个是物质上的幸福感,一个是精神上的幸福感。尤其是这部部电影运用了黑色幽默的手法虽然表面上看是喜剧,但是背后其实是下岗工人的辛酸。

 

  倪健雄:

  电影给我的感受是,它也引导我们重新认识工人阶级的本质。过去的文艺简单注释工人阶级,常常忽略工人当中那些实际存在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左翼文艺实际有的不足。新左翼文艺对此应有反思。正因为这点,我们才会对工人身上实际有的那些缺点的真实描述的予以肯定。影片里那些工人,大都犯过错误,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在当前确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试图越过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建立对工人阶级本质的正确认识的。工人阶级中有优秀分子,但是不能够说有很多。大多工人性情都比较粗悍,有的道德水平比较差,这是事实。电影中的工人有小偷行为、暴力倾向、痞子习气等,是他们构成了这样一个制造“钢的琴”的群体。但是这些有缺点的工人本身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发自内心的“刚性”追求。这和工人阶级的阶级属性及其使命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而我们一般人对这个复杂性,尤其要加深认识。电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这部片子的最大的亮点。

 

  食草动物:

  这部电影给我的启示之一就是他对市场经济提出了批判。这几个工人居然造出了一架结构复杂的钢琴,这个制造过程就是一个生产组织过程,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资本家,没有什么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等等要素,依靠工人的力量和意志就把它造出来了,说明工人是有组织能力的也是能创新生产方式的。还有一个就是片子中造出了琴就结束了,但是对于孩子却才是一个开始,后面还有大量的现实困难摆在陈桂林的面前,比如老师怎么办,学校怎么办,这些对于工人而言都是天大的困难,孩子是否能走上艺术的大道,成为钢琴家或者艺术家都是难以预测。

 

  赵永健:

  这个片子的开头很有喻意:那场为母亲送终的场景其实就是暗喻着工人为国企的垮掉悼念。因此这部影片其实就是为工人阶级而写的。从制造钢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白作为那个时代的国有企业的工人生产能力是很惊人的,一群吊儿郎当的工人却可以生产一台如此精密的钢琴,这说明了那些鼓噪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生产力水平不高其实就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尤其郎顾之争后这场骗局更是完全明朗了。

  同时我很疑惑的就是国企工人为什么没有主体意识和自主能力,许多的老工人在大量下岗的过程中还认为自己是在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其实是领导已经变坏了,文革毛主席想要解决的问题却始终没有能解决。我希望我们的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和自主能力能觉醒,能反抗上级领导的错误行为,要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把他赶下台,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有未来和希望。

 

  佘崇文:

  我觉得这个电影的立场还是一个中间立场。如果能进一步揭露孩子的梦想破灭,那就具有进步意义了。当然要是能更进一步揭示工人只有团结起来一起努力共同抗争,争取自己的未来才是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立场。

 

  徐波:

  我接触过不少的下岗工人,那些个下岗工人还都希望能下岗领笔钱去社会上闯荡,但是成功的很少,可能不到10%,大多数人都是失败的。这就导致城市中的许多下岗工人相当贫困,生活艰难,让工人下岗的确是一场官僚人为制造的大灾难。

 

  田锋:

  这部电影的格调是消极的,也是辛酸和无奈的。影片中的工人群体在工厂的倒闭过程中都是出于旁观者的角度,被动的接受这个现实,尽管他们能生产出精密的钢琴,但是不能自发自为的为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去斗争。主要的原因就是新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因此工人阶级对干部的过度依赖,最终导致今天几千万工人下岗的历史悲剧。因此工人阶级如果不能自发自为,自主自立,我们的社会主义是难以实现的。

  还有就是由于我们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导致不得不需要大量的工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这样的历史现实条件下,事实上的等级制度导致的劳动特权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向往轻松愉快的工作,逃避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作是人的本能,在这个历史局限下,如何保持社会的公平,如何给工人以希望,如何保持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群之间的流动,而不至于阶层固化和职业固化,避免历史上的“法官的儿子是法官,贼的儿子依然是贼”这样的一种野蛮的社会等级制度。我们赞扬毛时代其实就是赞扬那个时候社会的公平,给了工人以希望,工人的子弟通过自己努力可以进入其他阶层或者从事其他的职业,实现不同阶层和职业的自由流动,我们谴责当下的社会就是谴责这种官二代和富二代垄断了贫民子弟的流动通道,使社会出现断层,导致贫民世袭状态。这种状态必然会导致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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