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与我们的时代

《钢的琴》与我们的时代

李祖德

　　词语与影像的表意
　　一片颓败的工厂区，废弃的厂房，破旧不堪的车间，在一架笨重但闪耀着金属光芒的“钢的琴”面前，伴随着小元那欢快而质朴的琴声，陈桂林和他昔日的工友手挽黑纱，静静地聆听着……我们是要回到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还是走进一个全新的时代，并开始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就在这时，电影结束了，而那还回荡着钢铁余音的琴声已渐渐被转换为“真正”的、曼妙的钢琴声……显然，这样的镜头，对于历经三十多年改革风雨的中国工人阶级来说，是一场对历史的祭奠，也是一次绝望的现实抗争。
　　“钢琴”与“钢的琴”、“钢琴厂”与“钢厂”，它们之间看似一字之差，但却隐藏着这个时代不同话语和价值的交织与对撞。在电影《钢的琴》（ThePianoinaFactory，张猛）中，语义和影像的碰撞，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生活，乃至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的转折与变迁。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奇妙的混合：一方面是高调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话语，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活形式又实实在在地建构并支配着我们的现实。“钢琴”和“钢的琴”或许意味着同一种生活和梦想，却表征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道路和人生选择。“钢琴厂”和“钢厂”虽都是工业文化的符码，但却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我甚至认为，电影的英文片名就应该直接翻译为“ASteelPiano”，即使这会显得有些生硬甚至野蛮，但却更能契合电影的表意。恰恰是“钢的”（steel）这一限定语，既概括了电影中的情节，也使词语和影像以其本身的锋利直接切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
　　如果可以说当下主流市场的中国电影早已被阉割了诉说现实的欲望的话，那么，在2011年度中国电影的叙事中，《钢的琴》毫无疑问是一个例外。因为它不仅仍然坚持触摸着当下中国最坚硬的现实和最敏感的意识，更是在顽强地抗争着一种宿命，一个关于“历史主体”沦陷的历史宿命。
　　“钢琴”：一个幸福生活的神话
　　《钢的琴》整个故事都围绕制造（获取）“钢琴”这一事件展开。因为父母行将离婚，到底是随父还是随母，女儿小元开出的条件是：谁能为她提供一架钢琴她就跟谁。而这对于作为下岗工人的父亲陈桂林来说，无疑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他必须得有一架“钢琴”才能挽留住女儿，这既是出于他要将女儿培养成音乐家的梦想，更是残酷的现实。而妻子小菊则能轻易地提供女儿想要的所有东西，包括一架钢琴。因此，在电影的叙事中，所有的行动元，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钢琴”。而在“钢琴”这一意象背后，隐藏的却是另一个更为本质的目标——家庭与亲情。也恰恰是针对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在陈桂林和小菊身上，构成了行动的对立项。而对于小菊来说，“钢琴”不是问题。因此，电影的叙述就将这一矛盾和“使命”交给了陈桂林，看他如何去解决这一矛盾，如何去实现这一目标。
　　也就是说，“钢琴”只不过是一个表意的符号，它真正的指涉其实是家庭与亲情。但陈桂林与小菊对亲情的争夺，必须依赖“钢琴”这一符号。实际上，“钢琴”不过等同于一种交换的砝码或货币，在我们的时代，“钢琴”还是一个关于幸福生活的文化符号和表征——意味着一种优雅的、高尚的和有品位的生活。或许它本身是中性的，是普适性的，可以代表我们共同追求的某种生活想象和历史愿景。而获取这一符号，也不过是满足我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想象的方式而已，但它确实暴露了这个时代中不同价值和利益之间的矛盾。相对于妻子来说，陈桂林也只不过是获取“钢琴”的方式不同而已：买不起钢琴，去偷又搬不动，还十分狼狈地遭遇失败。因此，陈桂林的行动，仍然是为了那个幸福生活神话的一种奋斗与抗争。
　　陈桂林重新找回昔日的工友，将他们重新集结（组织）在一起，为了“钢琴”这个共同的目标，他们惟有依靠自己的劳动技能和共同的热情。但正是在这一集体行动过程中，电影为我们呈现了昔日社会主义时代集体劳动的生活场景。在如今废旧的车间，飞溅的钢花，有条不紊的工序，每人各司其职，但又集体协作，这一切，为我们重现了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工人生活状态，以及一个特有时代的梦想与激情。在这一故事中，陈桂林的行动和目标发生了错置，他要达成的是和妻子、女儿一样的目的。但电影叙事的进展告诉我们，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成就的价值、意义和情感是不一样的，尽管它最后产生的只是一架笨重无比的“钢的琴”。
　　电影由此形成了一个充满荒诞喜剧色彩和悲壮情怀的反讽结构。而且，在铸造“钢琴”的过程中，还有许多阻隔与困扰：比如淑娴和老王的偷情，胖头的女儿被人欺负怀孕，等等。造“钢琴”是一个如此艰巨的使命，连陈桂林也想放弃这一“共同事业”了，而且他最终也妥协了，愿意让女儿跟随小菊。但电影叙事真正的转折正在此处，铸造“钢琴”这一“使命”并没有结束。与现实妥协了，但梦想还在。随后铸造“钢琴”的事件实际上已转向铸造“梦想”了，他们要铸造的是一个时代尚未泯灭的梦想。在影片的最后，当一架闪耀着钢铁质感的“钢的琴”在吊车上出现，从仓库里向我们缓缓逼近，它透射出一种崇高而迫人的力量和光芒。可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集体劳动价值的凝缩与象征。陈桂林放弃了女儿，但他必须得证明自己的成功。那架“钢的琴”，它自豪而悲壮地向我们宣示：这个社会能为你提供的关于幸福生活的想象，我们也能为你提供。
　　诚然，在“钢的琴”和“钢琴”的较量中，“钢的琴”毫无疑问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在我们的时代，“钢琴”已被赋予了某种阶级“格调”、“趣味”和“品味”的意义，它是优雅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象征资本，它是一个关于幸福生活的神话。从社会主义时代的“钢厂”里诞生的“钢的琴”，无论它多么具备钢铁的光泽与质感，都始终无法与这个时代新的意识形态和幸福神话相对接，相抗衡。
　　那么，“钢琴”代表谁的幸福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式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幸福生活神话又何尝不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但正是铸造“钢的琴”这一失败的壮举，却捍卫了一种尊严、价值和梦想，并有力地还击了我们这个时代关于某种幸福生活的意识形态。正如电影中“汪工”深情地说：“如果成功，他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如果失败，他将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
　　在语义和影像的反讽叙事中，那笨重的“钢的琴”，透露出一种心酸的温情，它钢铁的坚硬此时又显得那样的柔软。而那曼妙而优雅的“钢琴”，则显示了资本主义时代强大的文化逻辑，在我们关于幸福生活的梦想中，它是如此冷酷和坚硬，因为它代表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现实。
　　“钢的琴”：拯救沦陷的主体
　　在“铸造钢琴”这一事件中，一方面呈现了昔日社会主义时代的劳动情景，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生活形式和文化心理的转折与变迁。但在“钢”和“琴”之间艰难地插入了一个“的”字，它是极富象征意味的，它意味着一种绝望的抗争。
　　或许电影本身并不着意于渲染社会主义钢铁年代的“光荣与梦想”，但它折射出了一个“历史主体”曾经的辉煌与如今的沉沦。真正的历史转折和裂变恰恰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形式中。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时代曾经建构的那个“工人阶级”主体，在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下已然崩解。在中国内部市场化和走向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利益的分割、共识的破裂和个人的命运的转变，导致了原有的那个“工人阶级”主体被“个人利益”逐渐原子化，在市场化的社会结构和“个人利益至上”的生活法则里，他们已不再是一个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随着社会结构的裂变，个人生活也发生了更为内在的变迁，从此，每个人面对这个社会和时代，“个人利益”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重构和精神重构，正体现在对那个巨大的“工人阶级”（包括“农民阶级”）主体的解构与颠覆。
　　《钢的琴》用很多镜头描写了“工人阶级”崩解之后的生存状态：他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有杀猪卖肉的，有修锁配钥匙的，有圈地皮挖废铁的，有走黑道的……他们多数沦为社会底层，他们从此不再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故事的动因始于陈桂林与小菊的离婚，这正是一个时代共同利益和共识破裂的表征，而深层的动因则来自改革开放以来“个人利益”意识对“集体利益”意识的改写。陈桂林等人还保留着些许工人阶级的样子，而小菊则已走入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原有的那个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体的梦想，已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被完全消解掉了。于是，“钢琴”，而不是“钢的琴”，成为这个时代最富魅力的文化符号和象征资本。
　　然而，事实上，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被组织进新的资本主义生活形式和文化逻辑当中。陈桂林等人雄心勃勃地计划要铸造一架“钢琴”，俨然是要重新开始一番共同的伟大的事业，于是到KTV里欢庆了一番，唱起了一曲昔日的《怀念战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空间和生活方式的KTV，与昔日的歌声之间也构成了某种有力的反讽，在我们这个时代，过去的一切都在如今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被消解掉了，资本主义的生活形式解构了过去的庄重情感，它已成为娱乐，至多只表露出对过去时代的一种伤感和怀旧。甚至连“胖头”女儿的婚礼，也无不充满反讽的意味：破旧的厂房、充满喜剧感的乐队，陈桂林和淑娴的主持。虽然背景是过去时代的残存记忆，但身着婚纱的女儿却表征着现在这个时代的生活形式。还有破旧电影院墙上隐约的马克思头像，以及欢庆的歌舞迎接“钢的琴”的壮观场面，仿佛朝圣一般，这些镜头在庄重严肃与荒诞喜剧的反讽叙述中，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历史的沧桑之变。尤其是当那两根象征社会主义时代“光荣与梦想”的烟囱在爆破的烟尘中轰然倒地时，一个时代的象征解体了，那么一个时代也已经结束了，只有一群老工人在远处默默地凭吊。而那个“工人阶级”的主体也在这个时代里沉沦了，就像电影中的“汪工”所说的一样：“我不知道是该竭力地挽留，还是该默默地看着他离去。”
　　而故事的核心——为了铸造一架“钢琴”，这一次“重新组织起来”，其实也不过是因为某种意义上的个人利益——“家庭”与“亲情”。现在他们重又走到一起，按我们日常的推论，想必也不过是暂时性的，待这一“使命”结束，他们仍会回归各自的角落，重新面对这日益改变的社会和个人生活。
　　因此，可以说，在电影《钢的琴》中，亲情之争与造“钢琴”这些充满喜剧色彩和荒诞感的叙事，隐约地呈现了一个“历史主体”的崩解与沦陷，呈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强有力的生活形式和文化逻辑。但究竟哪一种社会道路和社会选择，才能带我们走进那个幸福生活的神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可能是乌托邦式的，只不过一个是集体的，一个是个人的，各自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价值与情感。这恰恰是电影《钢的琴》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和现实反思。
　　如何重构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体？在这个时代，曾经的“国家主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尴尬、无奈和悲怆？电影既表露了一种失落，也呈现了一种历史的可能性。电影并没有过多地表达某种失落的“阶级意识”，这或许暴露出电影和当代中国工人社会的某种精神困境。而这个困境，恰恰是以“钢琴”为象征符码的强大文化逻辑造就的。真正的拯救与超越，需要一场新的精神变革。对于这一问题，或许电影本身还较为暧昧，但故事本身足以触动我们对当今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深层反思。
　　虽然在铸造“钢琴”的过程中，他们铸造出来的却是另外一种东西——“钢的琴”，但它仍然揭示了一种可能：在人们为之奋斗与挣扎的某种幸福生活的想象中，中国“工人阶级”可以进行一场自我的拯救。电影正是在那无不喜剧化和荒诞色彩的人物和行动中，呈现了我们对于一个时代的记忆，也呈现了一个沦陷的“历史主体”的当下处境。或许那个“工人阶级”主体本身就是一个过去时代的神话，但正如电影中的老工人（也是知识分子）“汪工”所说：“时光荏苒，社会变革，如今为了时代发展的进程要求他离开，我们总要试着做点什么。”这或许“同意”了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但“历史主体”不能沉沦，只有历史的“主体”才能拯救主体的“历史”。在我们这个“后社会主义”时代的语境中，只有坚守主体的意识，才不至沉沦于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布置的陷阱与泥淖。在我们这个时代，铸造一架“钢的琴”，是一场多么悲壮的抗争，它改变了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想象，也重塑了一种记忆和情感，重构了一个“历史主体”的形象。尽管这颇有些令人绝望，但它呈现了重建“主体”和主体的“历史”的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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