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们对工人的侮辱—也谈《钢的琴》和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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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的琴》是中国近期最好的一部电影，此电影好就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真相、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真相。
《钢的琴》这部电影，首先真实反映了国企工人下岗后的凄惨状况：女的当妓女、男当黑社会的、当小偷的，还有就是不肯解放思想在家里闲呆着等死的……他们家庭离异增多，人生混乱增多，总之，绝大部分下岗工人沦入了社会最底层。电影主人公陈桂林搞了个小乐队，在大街上，在风雨中，在坟地里，唱着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时代的怀旧老歌。而这些人，当年都是国企里的能工巧匠。他们怀念毛时代，甚至要竭尽全力去保卫两个早已废弃的巨大的工厂烟囱，因为这是那个毛泽东时代的象征，代表了工人阶级已逝的荣誉与利益。
电影主人公陈桂林的老婆跟着卖假药的资本家跑了，女儿对父母两个人说，你们谁能给我买钢琴我就跟着谁走。于是，贫穷的陈桂林和他那帮下岗工人弟兄们回到破败的工厂，按照苏联图纸，自己造了一架钢琴。虽然这第一架土钢琴没有进口钢琴华丽，但是总体上也还不错。
导演张猛说，生活中三段故事促使他产生了拍摄《钢的琴》的想法：
【大学毕业时，我帮姑姑装修服装店，找破木料的过程中，跳进了铁岭文工团的排练场。在一个角落里有架不像钢琴的钢琴，每弹一个键，按下去就不起来了。我爹说，这是当年他们在学习班的时候，集体做的一架钢琴，为了试听练耳。后来和我爹聊天，还有一件事，我们铁岭民间艺术团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去北京求学，学二胡，没有钱，给孩子做了把二胡，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因为装修服装店，需要一块铁板，铁板上要铳好多圆眼儿。然后我就去钢材市场，到了之后就傻了，整个工厂的一套流程，在那形成了一个一条龙式的东西，就是说你要做一个零件，你在这走一圈都能完成。后来我就发现他们都是曾经工厂的工人，失业之后，自己没有其他的能耐，没有其他的技术，然后大伙又重新凑在这个钢材市场里，按原来的工种，形成了一个工厂式的市场。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很感动。】
不知道张猛导演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做钢琴的过程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这样的困境：
以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完全可以做出十架、二十架、上百架钢琴……，但是他们辛劳一辈子，他们却买不起一架钢琴。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劳动报酬，购买不起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产品和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因为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依靠他们对企业的垄断权、所有权剥削到自己腰包里了。甚至，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从根本上剥夺了他们去劳动去施展他们能力和才华的机会。
在《钢的琴》里，今天的小偷、混混，当年在工厂里也是技术高超的工人。他们在毛时代，用自己的技术用自己的汗水，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也曾获得铁饭碗、铁工资、免费(或者价格低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保障及工人老大哥、领导阶级等政治荣誉。但是在改革的市场经济时代，则成为典型的弱势群体，甚至很多人沦为了小偷、混混、黑社会……
当年(主要是95-2005年)，市场经济改革派主张让国有企业破产、贱卖国企给资本家、让几千万工人阶级下岗的理由，就是说公有制是大锅饭养懒汉，因此国企效率低下。这种说法暗示中国工人阶级都是懒汉，因此要让他们下岗，以减员增效。结果，除了几十家巨型央企，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不管是效率好的还是效率差的都被强行卖掉。当时北京的资改派高官到各地方巡视中暗示地方大员：不管企业情况如何，一律卖掉，谁不卖掉国有企业，谁就是极左、谁就是反改革，谁就得下台。
其实，正如《钢的琴》所展示的，毛时代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最勤劳、最辛苦的阶级，所谓懒汉仅仅是极少数人。改革开放后，改革派按照新自由主义思维搞国企改革，认为人都是自私的，要靠物质刺激激励国企官员们的积极性，先是扩大了厂长和管理层的权力，提高管理层官员和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而工人的民主监督被取消，鞍钢宪法(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被废除。结果，一些国企的官员权力大增、待遇大增，而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反而没有提高，他们想的是如何个人暴富，于是大搞腐败，自己到外面搞个人企业，把国企资源转移到个人企业里，掏空国有企业。而国企由于管理不严、逐渐衰败。
当国企干部都自私自利掏空国企时候，国企工人觉悟高的就去上访，捍卫国企、捍卫自己的命根子，觉悟低的也只能去当了懒汉。再加上80、90年代，国企利润全部上缴或者国家对国企收55%以上的所得税，而对外资三减两免。改革开放一开始，私营企业税收本身就低，而国家对私营企业偷税漏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国企就逐渐被资改派勒死。可见，国企衰败，工人下岗，正是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之类主流经济学家鼓动废除毛时代鞍钢宪法、搞新自由主义的国企改革带来的。
【注：国家税收中国有企业一直占大头，80、90年代占70%以上。经过大规模私有化后，2005年国企上缴税收仍占56%，这还不包括金融业。改革开放年代，国企税负一般要比私营企业高出4-10倍;而大量私营企业提高效益的手段之一则是偷逃税款，估计十多年来全国达10000亿以上(约等于建设5座三峡枢纽工程);其资产有25.7%来自国有和集体企业，此比例在某部地区高达45.6%(根据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提供的数据)。
“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材料，偷税漏税的比例，私营企业多年来几乎都达到80%以上，一直高于国有企业几十个百分点。这也说明，私营企业在为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积累资金和加强法制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比国企少得多”(《一张必须而且能够打掉的“王牌”》，见张勤德：《焦点对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孙学文《私有化与贫富分化世界之最》文章指出：“私营企业快速增长，每年入榜的200或500个‘富豪榜’的平均资产也以5亿多元上升。但纳税仅占财政收入0.2%(1993年)～2.2%(1999年)。2003年全部非国有经济(又称民营经济)共计缴纳工商税2435亿元，也仅占当年全国总税收11.9%。2005年私营企业纳税2715.9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9.4%和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6%。”】
可见国企工人并不是懒汉，其工作效率工作积极性一般都比私企高，国企之所以被搞死，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而不是公有制和工人阶级本身的问题。
《钢的琴》这部电影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关注。当年主张国企私有化、工人下岗的主流精英们，一贯是当了婊子还要立个牌坊，这次他们试图要拿《钢的琴》说事，歪曲历史，误导公众。
2011年7月20号，中国资本家阶级御用的传记作家、《吴敬琏传》的吴晓波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的专栏里发表《钢的琴——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一文，文章一开始从电影《钢的琴》谈起，叙述了他所了解的中国下岗工人的悲惨境遇，他不得不承认：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接着，吴晓波笔锋一转，道出了他写这篇文章的真实目的，原来是为了替当年迫害工人的阶级的吴敬琏等主流精英推脱责任：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帐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2011年08月03日《中国青年报》《冰点》特刊发表赵涵漠《失落的阶级》一文，其文章主旨、逻辑结构和吴晓波的专栏文章如出一辙，该文基本上把吴晓波的文章复述了一遍，只是扩充了不少字数，其目的是利用《中国青年报》这个大报广泛传播其观点：
【在研究改革史的过程中，吴晓波了解到，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官员曾经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随后的几年中，他们也一再建言要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账问题，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
《钢的琴》还让吴晓波想起，新世纪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宣告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吴敬琏后来在评论这一问题时，曾经用了8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众所周知，当年正是以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义经济学家极力主张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改革国企，他们主张国企私有化、国企MBO，主张工人下岗，当时社会主义学者反对国企私有化、反对国资流失、反对工人下岗，而吴敬琏们给这些人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因此，吴敬琏这些人也一直被中国工人阶级视为死敌。
2004年前后，郎咸平引发了国企改革大讨论，经过一系列辩论，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和声誉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破产。在巨大的民意面前，连秦晖这样的极右派也不得不与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等人划清界限，反对国企贱卖和国资流失，当时秦晖说法是，国企应该私有化、但是应该公平私有化，不能让少数人独吞。
吴晓波和《中国青年报》意图十分明显：
1、他们不得不开始承认改革开放的阴暗面，改革开放实际上虐待了中国工人阶级。
2、替吴敬琏等人在中国工人阶级面前挽回声誉。吴晓波的意思是，工人之所以如此悲惨，不是吴敬琏等主张的国企私有化改革带来的，因为吴敬琏们及其相关官员当时曾主张【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但是遭到了捍卫国有资产的社会主义学者的反对，因此下岗工人才如此悲惨。因此，下岗工人们，你们不要痛恨主张国企私有化的吴敬琏们了，你们应该痛恨那些捍卫国有资产、反对国资流失的社会主义学者。
笔者在这里质问吴晓波，你当中国工人阶级是傻子吗，任由你们欺骗与侮辱?
当年国企改革争论的实情是：
1、社会主义学者反对国企大规模私有化、反对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但是，最终，吴敬琏们主张国企私有化、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的主张得到改革主导者的支持和实施。
2、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后，社会主义学者，包括(何新这样的国家主义者)一直强烈主张，要重点解决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主义学者认为，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存在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大量的媒体公开报道，许多国企价值几个亿，即使是土地价格也有几千万，但是往往被几百万卖给国内外的资本家，光这样的公开报道就有成千上万。因此要成立党中央、全国人大直接领导的追讨、纠正国资流失问题的领导机构，监督国企改革，将流失到新生暴富阶层(即新资产阶级)手中的几万亿国有资产追讨回来，解决下岗工人的生活问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吴敬琏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反对市场经济、反对改革开放，是极左派回潮。结果，吴敬琏们的主张又一次得到当政者地支持。
后来，许多中国工人们了解到，一直支持吴敬琏、庇护吴敬琏、按照吴敬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搞国企改革的高官们，他们的家属在国企改革中，包括一般国企改革和金融行业国企改革中(比如中国平安的私有化改革)，获得巨额利益。实际上，光是清算这几个支持吴敬琏的高官对国资的侵吞，国家就能收回几千亿。至此，人们终于知道，吴敬琏为谁说话，而且为何某些高官对吴敬琏言听计从。
3、97到99年间，中国工人阶级曾掀起了第一波反对国企私有化反对国资流失追讨自己养老金的工运高潮。在国企私有化推行较早的东北，反抗极为激烈。这时候，吴敬琏们担心工人阶级的激烈反对会造成国企私有化改革的破产，因此开始重视社会保障问题。
那么，吴敬琏们主张的所谓【划拨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究竟是什么意思?所谓国有资产存量，就是指国有资产的总资产，减去总债务，剩下的资产存量。它包括国企的土地、厂房、产品、技术、现金等等资产。这些东西如何划拨到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中?国企实物当然无法划拨，如果把国企现金流划拨进去，所有的国企立刻无法经营。吴敬琏们的意思其实是，将所有国企全部卖掉，卖给私人(那一定是极少数暴富群体)，国家获得现金，划拨给社保个人账户。
吴敬琏们的这种主张工人阶级当然反对，社会主义学者当然也会反对。社会主义学者当时提出，第一，如果把国企全部彻底卖给少数私人，难保国资不流失。第二，即便是公平地卖给私人，而且也公平地将得到的现金划拨到社保个人账户，工人阶级仍然吃亏。因为国企本来就是属于全体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全体工人阶级应该世世代代永远拥有国企所有权、拥有国企收益权，没有全体工人阶级的同意，谁都不能贱卖，也不能让工人下岗，因为工人是国企主人，吴敬琏你凭什么贱卖人家的企业，让人家下岗?
如果按吴敬琏们主张，现在将国企全部卖掉，换点现钱，那未来所有时间、所有国企的收益就不会属于工人阶级的了，而是属于少部分购买国企的资本家的了。中国工人阶级以后靠什么生活?继续受资本家雇佣、剥削?
因此，社会主义学者提出，不能把国企全部卖掉、私有化掉。打着所谓充实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的幌子，贱卖国企，搞国企私有化，是十分险恶的主张。
社会主义学者主张，国企的利润、国企每年上缴国家的税收都可以充实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包括国家给开发商卖土地、给煤矿主卖煤矿所得的钱，都可以充实社保账户，而且要对房地产开发商、煤矿主征收重税，充实社保个人账户，因为国企、国家土地、国家资源，这些东西都是人民的，不能让少部分资本家暴富。然而，社会主义学者的这些主张，又遭到吴敬琏们的反对而无法得到实施。后来了解到，支持吴敬琏、庇护吴敬琏、对吴敬琏言听计从的高级官员们，都从国企贱卖、土地贱卖、房地产开发、煤矿等国家资源贱卖中获得巨额收益。
以上，才是国企改革争论的全部真相，吴晓波那种简单片面的描述，是别有用心的，其目的是欺骗、侮辱中国工人阶级，把中国的工人们当脑残。
实际上，吴晓波及《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只是欺骗了极个别不明真相的人。真正脑残的是吴敬琏、吴晓波及《中国青年报》。
吴敬琏们，这些主张国企彻底私有化、主张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主张盲目引进外资、反对追讨国资流失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是全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死敌。这些，中国工人阶级永远不会忘记!!!
革命和改革，本来都是进步词汇、褒义词汇。但是革命一词，被文革期间的形左实右的投机分子搞臭了。而改革一词，则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官员搞臭了。有意思的是，吴敬琏在文革期间正是形左实右的投机分子、极左分子，当毛时代，西方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学被批判时，吴敬琏装得比谁都无产阶级、比谁都革命，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孙冶方，1964年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吴敬链后又同样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师顾淮。
改革开放年代，西方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又吃香了，吴敬琏又表现得比谁都西化、比谁都资产阶级、比新自由主义还新自由主义：吴敬琏因为盲目迷信市场经济万能论，闹出不少笑柄，比如春节火车票要按市场经济涨价之类。再比如，即便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也承认纯粹的市场经济会带来两极分化，因此要靠政府对富人征收税收、增加穷人福利来缓解两极分化。而吴敬琏却死活不承认市场经济、私有制、资本剥削会带来两极分化，他认为中国两极分化只是国企和政府带来的，跟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无关。吴敬琏还反对对中国暴富阶层多征税、对穷人增加福利。吴敬琏如此迷信市场万能论，如此赤裸裸地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从2000年左右开始，吴敬琏和《财经》杂志等媒体联合炒作推出“基金黑幕”等系列舆论轰炸，吴敬琏被央视封为“吴良心”，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吴敬琏的作为使中国股市、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被打压到历史的最低点，于此同时，吴敬琏们积极鼓动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接受极端苛刻条款加入WTO，从2001年开始，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后，大肆收购、购买中国优质企业的廉价股票，吞并中国民族品牌、民族企业及金融资产，迅速控制了中国的骨干产业，高度渗透中国金融产业，吴敬琏对外资可谓居功至伟。当多年后，所谓“引进外资”、“市场换技术”之类已经被相当多的媒体和民族企业家看到是死路一条的时候，吴敬琏又跳出来，力挺“市场换技术”。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吴敬琏的卖国都是以较隐蔽、比较含蓄的方式进行，而吴敬琏的很多学生包括央行的高官，正是鼓动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及两房债券的罪魁祸首，由于这种行为太赤裸裸地卖国了，最后连吴敬琏自己都担心如此赤裸裸地操作，恐怕不能可持续性地卖国。最后综合吴敬琏的所有言行，他其实本质上也不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更多的代表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
总而言之，吴敬琏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死敌，也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死敌，同样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死敌!
附文1：
钢的琴
——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吴晓波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689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败破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帐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帐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都过去了。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
有可能的话，去看一下《钢的琴》吧。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党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上映，仅仅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附文2：
失落的阶级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8月03日 12 版)
赵涵漠
放映厅里只坐着4个人，空荡荡的。财经作家吴晓波看完了一部名叫《钢的琴》的电影。
7月的一个晚上，吴晓波无意间在杭州一家电影院的海报上发现了这部以下岗工人为主角的电影。这部投资只有500多万元的小成本影片，夹在《建党伟业》和《变形金刚3》之间短暂的空当儿上映，显得很不起眼。
《钢的琴》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男主角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在国企转制的年代下了岗。妻子改嫁富裕商人，陈桂林独力抚养女儿。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中年人和几个老工友一起组成了一支小乐队，专门做婚丧嫁娶的生意。
生活本来就要这样凑合着过下去，可正在读小学又极其喜爱弹钢琴的女儿提出要求，父母谁能送给她一架钢琴，她就和谁生活。穷困潦倒的陈桂林拿不出这笔“巨款”，便忽悠了曾经是工友，如今分别是女歌手、全职混混、退役小偷、落魄大哥、退休工程师和猪肉贩子的几个人，硬生生地在已经废弃的车间，用钢造出了一架“钢的琴”。
中国目前约有8000块银幕，留给《钢的琴》的很少，它仅仅挤进了几十家影院。可编剧宁财神去看电影的前一天晚上，还是忍不住称心情“很紧张”，毕竟，这可是一部“迄今‘零恶评’的电影”。几天后，这位著名的编剧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影评：“祝愿未来能出现更多这样的作品，输了现在，赢了未来，10年后，许多商业电影都从碟店消失，但《小武》和《钢的琴》这样的电影，还会继续卖下去。”
在吴晓波看来，《钢的琴》带给当今中国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停留在电影领域。“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2000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
但正是这部电影直面了几乎快要被这个社会遗忘的人群。“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承担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吴晓波写道。他这篇影评的标题，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这个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7月7日，电影里那架用钢制成的钢琴被装进了一辆蓝色的大卡车中，离开拍摄地鞍山，来到北京。在导演张猛看来，比起那些能映出优美倒影、黑白相间的钢琴来，这架“钢的琴”显得“笨拙又束手无策”。
就在两个多月的拍摄工作完成后，这个庞然大物开始生锈，然而“琴虽锈了，记忆没锈”。与钢铁有关的岁月，是这个36岁的导演生命中难以回避的一部分。他出生在铁岭的一个工厂大院，家族里有7个人曾分别在辽钢和铁西铸造厂工作过。
张猛举家搬到沈阳后，钢铁仍一度在这个城市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辽宁曾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沈阳发育得最为完备。一条铁路标识着沈阳普通生活区和工厂区的界限，铁路以西，便是著名的铁西区。苏联援建的“156工程”，铁西占了3家。
张猛还记得，铁西区里工厂连成一排，烟囱林立。他甚至听说，无论人们从哪个方向进入沈阳，都会看到冶炼厂的3座大烟囱。这3座高达百米的烟囱是“回家”的标志，简直成了“沈阳的地标”。
电影中，也有两根突兀的烟囱不断在画面中出现。工人们生怕它被毁掉，恨不得将那里改建成“蹦极的场所”。可是这群人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照料不好，烟囱最终还是被爆破了。现实中的沈阳，冶炼厂的3座大烟囱也于2004年被拆除。
苏联“老大哥”援建的不仅是大型工厂，还包括大片的苏式工人村。张猛记得，在那些砖红色外墙的3层小楼周边，配套建设有学校、电影院、照相馆、副食品商店、浴池和街心花园，“那时的工人村，真是不得了!”
在张猛的记忆中，铁西区工人的好时光大概从1985年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一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人们普遍将上世纪90年代初期视作最早出现下岗职工问题的时间点，为了提高效率，国企开始着手将冗余人员从原有的岗位撤换掉。曾经一家几代人接班上岗的工人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手里的“铁饭碗”也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被人夺走。
2002年，铁西区已经变为下岗问题的“重灾区”。当时还是新华社记者的吴晓波前往铁西对下岗工人进行调研，至今他还记得，一种平静得近乎麻木的情绪包裹着那里，人们很少控诉，更多的只是沉默。
他在工人村里遇到了一个每天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带回家的中年人，当被问及自己的单位时，那人用一种极其平和的语气替工厂开脱：“厂子原来很辉煌，但是现在亏损很多年了。国家很困难，我们也理解。”
这个带着一兜白菜帮子悄悄离去的背影，并不是这个城市的孤本。
尽管那时大部分下岗职工的“吃饭”等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家庭收支也属平衡，但学者们更倾向于将这种平衡称为一种“脆弱的平衡”。子女上大学的学费、一场疾病、甚至食品价格的上涨都可能成为压垮这种“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夫妻几乎同时下岗，儿子正在读初中，仅仅维持基本的温饱也成了大难题，每一笔额外的开支都可能让这个家庭彻底陷入贫困。一天，儿子告诉父母，学校即将召开运动会，按照老师的要求，他得穿一双运动鞋。可这个家就连买一双新鞋的钱也凑不出来。吃饭时，妻子不断抱怨着丈夫没本事。丈夫埋头吃饭，沉默不语，可妻子仍旧埋怨着。这个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这是吴晓波在调研时听说的一个真实故事。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给他讲故事的那张面孔，“无悲无伤，苦难被深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他仍然有时会在梦中再次遭遇这些故事和面孔，“浑身颤栗不已”。
我们还是需要把那个时代拿回来，摊到人们面前
《钢的琴》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高耸但随时可能被炸掉的烟囱、被遗弃的工厂和萧条的生活区是那些曾经生活在其中的人难以抹去的集体回忆。
可张猛却发现，总会有观众来问他有关电影的细节，“那时的啤酒长那个样子?那个年代也有宝马吗?”坐在沈阳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咖啡厅里，这个电影人无奈地笑了，“其实那个时代距离今天真的没多远，只有10年而已。”
他明白，镜头里这些下岗工人曾经密布在自己的周围，可是如今，他们“早已不是生活的主流了”。这个“总喜欢把生活拿回来再想一想”的电影人一脸疲倦地解释着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还是需要把那个时代拿回来，摊到人们面前。下岗工人不应该就这样被遗忘掉，或是继续失落下去。”
2004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学者前往辽宁、吉林省就下岗职工的社保问题进行调研，郭于华教授是其中一员。今天再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她仍然记得笼罩在工厂区里那种“无望的气氛”。
那年，曾风光一时的长春拖拉机厂已经衰败。一位退休职工给市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称，下岗职工能够就业解决生活问题的仅占其人数的20%，退养职工每月只能领到176元，退休职工虽有“保命钱”，却要兼顾下岗的儿女和上学的孙辈。甚至，“由于生活极为艰难，职工家庭纠纷增多，离婚率不断上升，严重的是自1998年以来因为生活困难而服毒、跳楼、卧轨、自缢、拒医而亡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在这座人们曾经挤破头想要进来的工厂，一名当时44岁的工人与妻子每天的饭钱不到5元，“每顿两个馒头，吃点自己腌的咸菜”。
一位下岗的母亲将“家里所有的硬币和一毛一毛的”都收进塑料袋里，总共只有200多元。那就是这个家的全部家当，甚至还不够让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参加补课班。而根据记录，那一年，全国猪肉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公斤13.76元。
曾经的职工将一张公告贴到厂里：过去，“无论病有多大多重，你都用不着担心医疗费用问题”，可后来一切都变了，有了病就要动用生活费，工厂三年五载也不能给报销一次，“小病买几片药，大病就得硬挺着，听天由命!”
根据对辽、吉两地所进行的详细的田野调查，清华大学课题组最终于2010年出版了名为《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的学术著作。书中引用官方统计数据称，1998年至2003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人数，高达2818万。
他们一度被视为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可在吴晓波看来，这绝对不公平，工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国家该对他们负什么责任，但国家却没有理由对此袖手旁观。
在研究改革史的过程中，吴晓波了解到，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官员曾经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随后的几年中，他们也一再建言要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账问题，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
《钢的琴》还让吴晓波想起，新世纪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宣告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吴敬琏后来在评论这一问题时，曾经用了8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一书收录的官方数据显示，2003年辽宁省城镇就业人员有1002.6万，其中240多万未参保的就业人员以下岗职工为主。这一年年末，全省私营、个体参保人数仅为33.4万。
作为知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坦言，中国经济学界没有谁在持续关注这个群体。
就在去年，吴晓波在参加一个论坛时遇到了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元划拨社保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
吴晓波问他，已经过去了10年，“对当时的决定有什么反思吗?”
智囊一边吃饭，一边淡淡地回答，“不是都过去了嘛。”
“这一代人就这样被遗弃了。”说到这里，吴晓波的语气变重了，“我们今天正在享受的成果，是以消灭了一代40到60岁间的产业工人为代价的，他们彻底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命。一个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人本是第一位的，改革最关键不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权益，而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有些遗憾现在已经无法弥补，那就更不应该被忽略和忘记
张猛想做的，是以电影的方式重现那个年代，“讲一个亲情外壳下，失落的阶级的故事”。
在夏夜沈阳的酒桌上，一个48岁的企业家拍着张猛的肩膀说：“开始我没想到我能爱看这片子，可是结果，我看了两遍，太现实了。”
与这座城市里的很多中年人一样，他曾经也是一名工人。然后，“咔嚓一下，下岗了”。就连《钢的琴》里那个像鼓号队一般的草台班子都能勾起他的回忆，那时，厂子里曾经的文艺骨干全出去“干小乐队”了，马路上走几步就能碰见一支。
“你问我那时的人什么感觉?”企业家突然放下酒杯，“突然感到没有组织了，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人们在这个酒桌上想起了十几年前的故事。同在一个厂子的一家成年人全都下岗，年幼的女儿吵着想吃块肉，健壮的父亲想不出一点办法，他磨蹭到猪肉档的前面，狠狠地拽下来一块肉，撒腿就跑。最终他被警察逮捕，入狱改造。
这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故事，那只是当时2818万下岗工人中极其普通的一个父亲。并没有人愿意来记录这些事情，评论者发现，有人在写更为遥远的知青史，却很少有人愿意向10年前回头，看看曾经的下岗工人。
在郭于华和她的同事看来，下岗工人们有着“紊乱的生命历程”。最准确但揪心的定位是：“刚生下来就挨饿，该上学就停课，该毕业就下乡，该工作就下岗。”
郭于华察觉到，当时社会上甚至存在着“把这茬人耗过去就算了”的心理。“这些人为整个社会承担了代价，有些遗憾现在已经无法弥补，那就更不应该被忽略和忘记。”她一字一句地说道。
1998年，中央提出“3年搞活国有企业”。如今，吴晓波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起，从这一年开始直到2003年，在这场没有严格规范的产权制度改革中，富豪不断涌现。
可工人们却来不及去感受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新鲜感”。
1993年的广东，“下岗”第一次出现在工人们的字典里，这些工厂曾经的主人公们再不能与工厂“共存亡”了。在很多城市中，工人与工厂之间的联系像是被一把刀子切开，按照张猛的说法，人们找不到究竟是在哪一个历史节点，成批的工人被工厂弃之门外。但很快，2000余万名失业者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当时沈阳市中心的八一公园内，出现了一种最新的职业——“陪谈”。从事这个工作的大多是下岗女工，她们陪公园里的老人谈些“闲磕”，再陪着流点泪，并收取一点费用。
有人以烧锅炉和捡破烂为生，一个月只花几十元钱。有人在街上卖芸豆，可一天下来，只挣到了可怜的一角钱。一个49岁的下岗职工扛着一把钳子到马路上等活，有时，几天下去，“一分钱都没有”。
《钢的琴》中陈桂林想要买一架钢琴，无疑是最最奢侈的行为了，实际上，他只能吹着“三套车”和“步步高”参加红白喜事，换取微薄的收入。
在曾经气派的工人村里，一楼住户的窗户都敞开着，里面陈列着用以出售的食品和小百货，甚至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冬天也是如此。而二楼的住户就硬是从楼上甩下一根电话线来，支起公用电话。
2002年的调研中，吴晓波听当地人提起，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们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个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可他们并不是些天生的弱者。在郭于华看来，他们的弱，“与其说是由于自己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由于社会的原因。这些人是在为整个社会承担代价。”
只有少数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做回了老本行。上个世纪90年代，张猛在老家铁岭发现了一个钢材市场。在这个不大的市场中，各个工种的下岗工人分别开起了小摊子，车、钳、铣、铆、钉、焊，一个摊子就像一个车间，你所能想到的工厂里该有的一切，这里都有。
这就是《钢的琴》最初的灵感来源。这些“独立手工作坊”将下岗的工人们聚集起来，他们想要回到集体中去，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别样的链条式工厂”。
拍工人阶级，有病啊，谁看啊
就连常年居住在沈阳的张猛也说不清，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个曾经被戏称为“一座城市两层皮”的重工业城市，都市化进程几乎已经完成。在铁西区，房地产商将极具诱惑力的句子写在巨大的广告板上，希望为尊贵的客户“启幕一场格调生活”。
尽管这里宽阔的马路仍然有着“建设”、“保工”、“卫工”一类的名字，但当汽车驶入这个曾经在国家战略中占据显赫位置的重工业区时，烟囱大多已经不见了，厂区原有的景象包括运送煤炭的火车也在逐渐减少。
这里是铁西区，房地产商人的新宠。地铁站和大型家居商场“宜家”成为了这个老区的新主题。曾经的机床厂、制药厂、纺织厂、鼓风机厂已经变为“巴塞罗那晶座”等名字里满是欧洲风情的崭新楼盘。
张猛发现，“铁西现在和所有的城市都一样”。他在这里甚至找不到拍《钢的琴》所需要的一座工厂，最后不得不前往鞍山红旗拖拉机厂。
在一处已被废弃近10年的车间里，女主角秦海璐感觉自己就像穿越了时光隧道，“厚厚的灰，踩上去松松软软的，每个车间里都长出了树，老高老高的，有的树竟然还开了花”。
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不少在岗工人。摄制组在市区取景期间，有一次挡住了工人回家的路，双方起了肢体冲突。“这个傻×，拍工人阶级，有病啊，谁他妈看啊!”当时工人们这么骂道。
但还是有很多曾经在厂区里度过童年的人能从《钢的琴》中找到共鸣。电影中饰演专职混混“胖头”的刘谦，实际是个1982年出生的年轻人，他的母亲是一名工人，工厂的院子曾是他童年时最好的游乐场，“地上好多废铁，杂草丛生，我们爬到树上去摘果子，在衣服上蹭一蹭就吃”。
秦海璐在营口的国营氧气厂长大。母亲值夜班的时候，工友们会轮流哄着她睡觉，如果没人陪，她的哭声就会“震惊整个厂区宿舍”。直到今天，厂区留给秦海璐的记忆仍然鲜明，进入厂门的那条大道笔直宽阔。就在她家附近，氧气包堆成了小山，她和小伙伴们喜欢在空氧气瓶上踩来踩去。
一个工人的儿子看过电影后甚至想起，自己曾经多么地“迷恋机油味”。北京的一个记者，母亲曾是北京医用压缩机厂的工人，年幼的她常常在厂子里烧酒精炉，还在地里挖鬼子姜，带回家制成咸菜。
这样的生活大概在1998年前后就结束了。当《钢的琴》放映结束、灯光缓缓亮起时，那个年轻的记者忍不住哭了出来，“看到他们开始做钢琴那种专注的神情、熟练的动作，完全变成了一个有尊严的人。他们现在的生活中已经很少能获得这种尊严了。这样的劳动他们以前重复过千百次，但这是最后一次了，他们可以造出一架钢的琴，可却再也造不出那个辉煌的过去了。”
然而相比之下，那些曾经把青春、爱情、婚姻和事业通通交给工厂的中年人们，却显得平静许多。
老杨现在是沈阳铸造博物馆的一名保安。这个始建于1939年的大厂曾是亚洲最大的铸造企业，年产量达38500吨。2007年，铸造厂浇铸完最后一炉铁水，退出历史舞台。其中的第一车间被保留下来成为铸造博物馆。
30多年前，老杨接父亲的班进入工厂，成为开车床的一把好手。2002年，他下岗了。如今他的工作十分简单——看守着这个博物馆，并提醒路过的游客，2013年以前这里并不接受参观。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失业，进厂不就是要大干一番事业嘛。”回忆当时的情景，老杨搓着手，表情显得很平静。他没什么怨言，“咱们对这个社会不懂啊”。
工厂向他提出，用每年500元的价格买断工龄。老杨不想轻易地取走这笔钱，工厂的人对他说，“你都给厂子贡献20多年了，要是不拿，白贡献了。”
听完这话，老杨拿走了用20多年工龄换回的1万多元钱，从此“流向了社会”。
当听说有一部电影以下岗工人为主角时，他嘿嘿笑了，表示自己并不会去看，“实在太忙了”。
工人们往往不再愿意提起这段长达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工厂生活。刘谦的母亲曾经在军工厂工作，在看过《钢的琴》后，她并没有对这部电影做出什么评价。平时在家里，她常常和儿子说起短暂的下乡生活，可年头要近得多的工厂里曾经发生的事情，就像被她从记忆里轻轻抹去了。
我们走得太快，是时候该停下脚步等等我们的灵魂了
在沈阳林立的高楼中，飞驰而过的出租车很有可能错过低矮的工人村。铁西区赞工街的一栋住宅已经被改为“工人村生活馆”，布置还原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工人家庭在这里的生活。一个下午，这个冷清的展馆只接待了3名游客。
马路对面是如今仍有居民的工人村。一些楼已经被重新粉刷，但仍有一栋楼墙体残破不堪，在顶楼又被砌上了第四层、第五层。
这里的几个住户不大愿意谈论过去，“还不就那样，生活总得向前看。”可一个20多年前从菏泽来到这里的三轮车师傅却记得，那时，“这里光跳楼就死了七八个。”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指向不远处，“喏，那边的楼上跳下来过一个老太太，砰一声，我亲眼见的。”
在他手指的方向，那栋楼早就已经被拆迁了。
吴晓波提醒道，这几代曾经创造过“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的工人，在2004年以后就很少被提及。那一年，国资委成立，产权改革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而下岗工人的问题也在被慢慢稀释，没有解决的“该自己承受的也承受掉了”。
事实是，尽管下岗工人其后大多在社会上找到了新的位置，可从他们身上折射的问题却无法一同离去。在吴晓波看来，中国的改革还在继续推进，“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正本清源，在法理和伦理角度进行反思，那么未来的改革仍将以牺牲一些人的利益为代价。”
而一直在感叹“时代发展太快”的导演张猛，只是想重现这段辉煌过后的没落生活，“毕竟，人不能没回忆，回忆不能没物件儿，工厂的故事不能最后光剩几张破照片镶进相框，摆在家里。”
但是，这部描摹昔日东北的电影，终究未能在沈阳引起太多关注。“这是一部挽歌一样的片子，现在的沈阳还在快速发展，快到他们甚至还来不及停下来看看自己。”张猛说。
然后他皱起了眉头：“我们今天走得太快了，眼下，是时候该停停自己的脚步，等等我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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