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于那么一批下岗工人来讲，钱的问题是重要的。也正是失去了铁饭碗，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他们沦落成人们眼中的无赖，玩一毛钱的麻将偷牌；夜里偷着去弹学校的钢琴；甚至去偷琴。被几个女人赶到烟囱上不敢下来；面对着冷漠的女老师的低声下气；以及被关在派出所里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尊严可谈。无论他们多么值得同情，需要帮助，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无赖行径。
这么一群人有缺点，这方面，电影没有帮他们掩饰。“能喝多少酒，就能干多大事”，这就是典型的混账逻辑——喝醉的时候豪情万丈，感觉比谁都厉害，醒了之后发现自己还在社会的最底层，这其实也是很多这样的人没能干成事的重要原因。“当时我就是不想干，如果想干得话…”，这种话被失败者说了无数遍，能够换来的恐怕只能是嘲笑。买不起钢琴就在家里冲孩子发脾气，砸东西；说成功者的风凉话，诸如“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的日子”，“卖假药的”等等，这都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无能者的行为，尽管他确实很无奈。正是对这些缺点的不加掩饰，给人了真实感。
我们可以批评他们这些缺点，可以说没有成为有钱人正是由于这些缺点——为什么有时间打麻将，有时间喝酒，却不能把这些时间用在赚钱上面，哪怕是去拣破烂。他们确实没有李嘉诚勤奋，没有比尔.盖茨聪明，所以即便厂子不黄，即便社会很公平，没有腐败，他们也只能是社会中的普通人，不可能成为商业精英，因为他们没有那些必备的品质和才能。而在目前人们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些商业领袖身上的时候，这种人不容易得到同情，还会被定义为“活该饿死的穷鬼”。
然而他们需要生存下去，需要照顾老人，需要满足孩子的有一架钢琴的愿望。相对于社会的飞速发展，下岗工人被“盛世”的光环淹没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但对于每一个家庭——社会的细胞，他们就是一切，是全部。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仍然有爱好，有情调，甚至有理想——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钢琴家，想做成钢琴这样一个大的事业，尽管实现的方式很荒唐。而爱好，情调，理想这些对我们这些还没有下岗，经济地位比他们还强一点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些奢侈品。房贷，房租，孩子教育，兴趣班，赡养老人，过度医疗，第二职业，是这些事情占居了我们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他们。然而正是这些不靠谱，构成了电影的浪漫主义元素。
同时也是这一切，映射出了他们曾经像个人一样生活过。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这种浪漫对于从前的工人是现实的，那时候操作工人和工程师，技术员的工资差别并不大。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一个操作工人可以获得“快手”这样的称号。白领和操作工的收入差距拉大是时代进步的产物，而且直到现在，美国，德国这些国家依然没有实现这样的进步，他们的操作工人和工程师的收入仍然基本相近。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他们不是天生的贼，无赖，他们也可以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作为一个劳动者，他们也有资格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确实不可原谅，我们理解他们那些行为——他们是为了生存。就像狮子为了生存去吃掉一只优雅的鹿，人们可以去批评狮子残忍吗？同时，还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非常理解陈桂林的前妻，小菊的决定。所以电影没有表达任何对小菊的道德批评，同时也是在表达一个观念，悲剧不是由于某个人的道德问题造成的。
但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铁饭碗，一个会给他们发工资的厂子，他们失去的还有那种看起来浪漫的现实和他们习惯了很多年的那种让人怀念的生活方式。
钢琴是表达这种怀念的第一条线索，贯穿那架钢琴的历史，从最开始的偷着弹琴，借钱买琴，到后来的合伙偷琴，和最后的造琴，我们看到的是一起工作过的人在生活上的互相帮助，在那种环境下同事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亲密到一起去偷东西的地步。在传统的企业里面，工人白天一起上班，晚上居住在一个社区——我们在慨叹“对门邻居不相识”的城市冷漠的时候，这岂不是一个很好地解决办法？
而在造琴的过程中间，就有太多的直接的回忆了。老歌，俄罗斯风格的音乐，都是最直接的表达。拿着一本俄文的书，开始研究可行性，并最终作出产品，这是那个年代很多中国产品的基本路线，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鞭炮声中徐徐出现“铸造分厂”那几个难看的字的时候，让人们想到的是开工的庆典；而完工时候的歌舞则让人们联想到当年一个新产品下线时候的庆典。刷了绿漆的车床，旋转的主轴，卡盘扳手，飞溅的焊花，黑乎乎的地面，沙型等等的类似元素把观众带入了当年车间；开工前工程师的简要介绍，对技术方案的举手表决，工程师和工人用模型一起研究方案，则可以让观众回想起那时候工厂里的过程；铝饭盒，搪瓷缸子，甚至工作过程中的打情骂俏，一起出去打架，告诉了观众当年工人的生活。
这些细节的描写似乎偏离了得到那一架钢琴的最终目的，这也正是得出本文题目的这个结论的证据。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制造单一产品的成本要比批量生产高得太多，所以如果这一帮人通过其他方式去赚钱，用不了制造一架钢琴的时间绝对可以买一个专业的钢琴。因为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铁饭碗，需要的不仅仅是钱，他们需要那种“大家在一起干个事”的成就感，“干活就有点干活的样”状态，他们需要那种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当陈桂林同意孩子让媳妇带走的时候，人们继续制造那架钢琴的目的就变得更加纯粹。
这种怀念让我们想起了 “工业遗产”。一个中国学者第一次听到美国人想把一个有200多年历史的工厂申请世界遗产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嘲笑他们——他们的历史太短，只好拿这些东西来凑数，我们要申请世界遗产的东西都得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很快他明白了，只要过去的东西都是遗产，都可以怀念。现在我们把机床的颜色换成了乳白色，外面加了罩子，地面也都是浅颜色，车间里的机油味也没那么重了，那么电影中所表现的那些车间确实成了遗产，诸如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沈阳的铁西区，北京的798。1000年后他们会被怀念，因为他们产出过东方红一号卫星，核潜艇的零件，那么现在的我们也可以怀念。2005年，世界上最后的蒸汽机车在内蒙从干线退役时，曾引来了无数人的到场留念。
除了机床，车间，电影中的那两个烟囱也是工业遗产，这是电影的另一条线索，当然和钢琴相比，它着墨甚少。也许因为人们对它没有功能上的需求，所以怀念仅仅出于一种情感因素——习惯于它的存在，而情感因素又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不被考虑东西。所以烟囱的结局正如陈桂林所说的，“怎么可能听你这几个老职工的？”，最终无可挽回的被炸掉了。而人们纪念的方式是看着，抽烟，包括女人也在抽烟。和烟囱有着相近的命运的是那些废钢废铁，他们当年被就地掩埋，因为那是用现在的观念看起来无比错误的行为的产物，然而有人跟着着发了。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既然有人能跟着发财，那就是有价值的，那么当年的就地掩埋仅仅是因为没有价值吗？这也是在告诉人们“发”的路径吗？一边指责那些错误的行为，一边使用那些行为的产物来“发”？这是否也在暗示那两个烟囱，被炸掉仅仅因为是毫无用处吗，还是有人急于忘掉它？
电影以烟囱倒下，钢琴造成作为结局，对这两条线索都给了一个交待，是一种浪漫的现实。烟囱倒下是现实，但有人怀念那些，所以就做了一架钢琴来纪念，这便构成了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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