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叛徒，人们就会想起名著《红岩》中的甫志高，《青春之歌》中的戴愉，京剧《红灯记》中的王连举。他们贪生怕死、出卖革命、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形象令读者、观众刻骨铭心。这些人几乎成了“叛徒”的代名词。
追根溯源，中外革命文学史上第一个最成功的叛徒形象，当数苏联法捷耶夫的杰作长篇《毁灭》中的美谛克。美谛克带着女朋友的玉照来到游击队，但其灵魂深处仍然牢固地保存着“极端个人主义”的王国。因此，在残酷战斗的最后时刻，他将整个游击队暴露于敌人面前，成了可耻的叛徒。鲁迅先生对这个叛徒有过深刻的分析。鲁迅认为《毁灭》解剖得最深刻的，恐怕要算对于外来知识分子——首先自然是高中生美谛克了。他说，美谛克“他要革新，然而怀旧，他要战斗，但想安宁”，“也常有希望，常想振作，而息息转变，忽而非常雄大，忽而非常颓唐，终至于无可奈何，只好躺在地上看林中的暗夜，去赏鉴自己的孤独了”。美谛克——一个革命叛徒的典型形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叛徒的最大特征是政治立场与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经不起毒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很快就抛弃信仰，为了一条卑贱的生命而跪倒在敌人面前，出卖革命，背叛革命。
罗广斌、杨益言著的《红岩》中的甫志高是当代文学中最突出的叛徒形象。甫志高办书店，不顾组织规定，出售进步书籍，无非是为了解放后捞取政治资本。一旦被敌人逮捕，立刻成了一条狗。当他带特务去捉江姐时，还夸夸其谈，虚伪地对江姐说：“我一定遵循你的教导，为无产阶级光荣伟大的不朽事业献身……我记得，那时我们说过，胜利就要来了，雾散云开，阳光普照大地!可真是没想到，我们敬爱的老彭同志，竟在胜利前夕，永远和我们分别了。江姐，我心里真是悲痛……”当江姐识破了他的真实嘴脸，怒斥他为无耻叛徒时，他一反脸说：“叛徒?我叫叛徒?”然后，咬咬牙，阴森地冷笑着，干瘪的嘴脸，现出凌厉的凶相，一再后退的脚跟突然立定，声音迅速一变：“党给了我什么好处?凭什么要我为你们卖命?哼!一天到晚担惊受怕，……可是现在，老实告诉你，我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校专员!”几句话，便把叛徒的嘴脸与丑恶灵魂刻画得栩栩如生。
杨沫的《青春之歌》中的叛徒戴愉也颇具特色。他被捕后不到一点钟，在那“湖色窗帘”“丝绒沙发”“几瓶好酒”所构成的“安静、舒适的”“迷离的境界”中，终于失去了“薄弱的抵抗力”，仅仅半个小时，便和特务头子“坐在小圆桌旁喝起了他最喜爱的茅台酒”。接着就被释放出来，又混回了党内，当起了叛徒、内奸，出卖了林道静等一大批地下工。戴愉在特务机构面前，“吓得不敢出声”，是“卑贱的奴才”;在恋人王晓燕面前，“有时高谈阔论”，有时很“沉闷，如真有什么心事似的”，“几颗冷冷的汗珠滴到了晓燕柔黑的头发上”;有时他感到自己“真象一个失掉贞操的女人，永远只有受气”。活画出一个投降变节者叛变革命后的肮脏、卑鄙与见不得阳光的心态。
雪克的名著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中的胡文玉是另一种有个性、有深度的叛徒形象。胡文玉出身富商家庭，不满足包办婚姻，参加了革命，抗战时当上了共产党区委书记。他一出场，便给人不同凡响的感觉：“他那匀称的高个儿，穿一身紫褐色裤袿，腰束皮带、挂着一支三把驳壳枪，干净爽利，举动潇洒”;他“魁伟俊秀”，“十分精明强干”，“工作上有魄力，有办法”，“一到区上，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工作特别活跃。最突出的成绩是他坚持发动群众开展反资敌斗争，把这区最后一个敌人的据点挤跑了”。胡文玉当叛徒不像甫志高、戴愉那么迅速，而是有个漫长的过程。先是在日寇大扫荡中与党失去联系，被特务赵青与赵小鸾用美色引诱，开始沉沦堕落，他在女英雄许凤与赵小鸾之间痛苦煎熬，不知不觉被拖下了水。作品浓墨重彩地写了他被委任为敌人“特派专员”成了汉奸的心理：“先是惊奇得瞪着眼睛，狠狠地吸了两口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听赵青说着，胡文玉脸上一会儿恐怖，一会儿惊慌，一会儿迷惘，真是瞬息万变。他觉得这几年自己好象做了一个梦。现在梦给惊醒了，梦中的那条路，生生的给打断了，再也接不上了。“吸着，想着，手微微地有些颤抖。思前想后，觉得也只有赵青给安排了的这条路可以走。”终于，他“仿佛看见了自己血污的尸体”，“突然像掉在海里的人抓住救生圈一样抓住了钢笔，在自首书上签了字”。胡文玉叛变时的心理就这样真实细致生动地描写出来了。成了叛徒后，胡文玉便疯狂地带领日伪捕杀共产党抗日游击队，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小说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写了胡文玉变节后灵魂的颤抖不安：“给敌人开了名单，写了宣传品，罪恶更深了”，“自己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可怜虫”，活着“没有价值”，死了“也没有价值”。一条癞皮狗式的可耻叛徒跃然纸上。周扬曾说《战斗的青春》“好就好在把区委书记写成叛徒”。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东欧苏联等国家的共产党高层领导纷纷抛弃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信仰，成了共产党的叛徒。他们的丑恶表演也成了这些国家正直、正义作家讽刺、鞭笞的对象。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其小说中就直斥戈、叶为“犹大”“叛徒”“变节者”。俄罗斯另一位著名作家普罗哈诺夫在其作品中表示要将叛徒丑类们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打入地狱中心/让恶鬼永远啃咬他们/这些叛徒的脑袋”。
叛徒的出现，对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是极其严重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鲁迅先生说：“革命的完结，大抵是内部出了叛徒。”的确发人深省并富有前瞻性。文学作品中的叛徒形象，不仅丰富了文学画廊，具有文学史意义;更对人们认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人性的黑暗面提供了范例，具有深刻的认识作用、警示作用和教育作用。新时期以来，文学作品中虽然也有叛徒形象，但像甫志高、戴愉和胡文玉这些逼真生动的形象仍未出现，有待作家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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