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一些诚实、严谨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依据史料重新做出的推算，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在现在美国境内居住的印地安人总人口在3000万至l亿之间。到在20 世纪70年代，美国被迫分散聚在美国全国各穷乡僻壤的“保留地”里的印地安人总人口还剩下了多少呢？据美国官方统计，还不到80万人。
当红色人种从3000万至l亿减少到80万的同时，其他人种则从无到有，一直增长到两亿多。为什么在其他人种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作为美国原住民的印第安人会在一个短暂的历史过程中骤然减少呢？真相是：他们遭遇了历史上最为残酷的屠杀。
当美国白人欢庆感恩节时，当普列茅斯市邀请好莱坞影星到当地重演当年欧洲清教徒登陆的情景时，印第安人团体代表就会前去举行抗议活动。历史的真相是无法被掩盖的。美洲大陆曾经发生过的种族屠杀，是不可能被掩盖的。
二战不过是一场各国争夺国际霸权的战争。类似德国侵略捷克、法国等国的行为，在英国夺取世界霸权的历史过程中，也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因此而伤亡的士兵和平民，不计其数。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比之英法西葡诸国殖民美洲、非洲、亚洲的时候，白色人种针对有色人种所进行的种族灭绝行为，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二战中战败的希特勒被搞得很臭，而胜利的英国人和那些犯下可怕罪行的白色人种，却从未受到过历史的审判。
历史的世界，就是一个不正义的、弱肉强食的、成王败寇的世界。
希特勒之所以被搞得很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希特勒是战败者。二是因为希特勒没有对敌人采取软硬兼施的法子。希特勒不懂得运用软实力。
什么叫做软实力？宗教就是一种软实力。曾经，左手屠刀，右手《圣经》。如今，左手执枪，右手涂字：民主。
所谓民主，普世价值，不过是适应现代科技文明，在基督教以外另创的为英美称霸全球作工具而大行其道的一种新兴宗教。
此种新兴宗教，在人数百万以上的地域范围内倡导普选制，其形式为民主，目的为民主，实质为反民主，结果为金权至上。在本质上和实践上，为实现并确保金权至上的必要政治工具；在国际上，则体现为符合欧美强国资本利益、构建全球资本秩序的必要政治工具。当今所有落后于欧美强国之国家的民族经济实体，在西式民主的政治条件下，劣势尽显，将一一溃败，无一幸免的沦为欧美强国资本的依附性组织。
此种新兴宗教之传布，即为现代国际文化战。苏联的解体，主要是因为美国之文化战胜利的结果。
在这种新兴宗教传布世界之时，欧美强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开战之先，已经从“道义”上胜人一筹。
传教者，是最为可怕的，因为他们披着所谓道义的外衣，披着伪善的羊皮。宗教传布之地，叛徒不再是叛徒，而成了所谓道义的化身；敌人不再是敌人，而成了救世主；屠杀不再是屠杀，而成了所谓道义的实现与拯救。
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为世界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为金权崛起并从此超越神权、君权、军权和官权的标志。当年九月的英法战争成为世界战争史上首例以资本调配国际性的战事资源并帮助一国取得胜利的战争。而英镑，也成为首个以其国际信用实现其国际化的一国货币。二战之前，世界已经开始布局着全球性的货币化的统治。二战之前，英镑布局全球。二战终止了全球性英镑化统治的进程。二战后，英帝国疲弱，英帝国的殖民地国家获独立之良机，但是，全球性美元化统治的进程也在这个时候顺利推进。
无论英镑、美元、欧元，都是一种造价低廉的货币。在后期资本主义货币化的全球性统治的时代，狰狞面目已现。资本控制资源，包括地球内外的物质资源和人类的性资源、器官资源、体力资源、脑力资源。在后期资本主义货币化的全球性统治的时代，资源被疯狂且愈来愈疯狂的开掘利用着。一种全球性的统治不断在强化着，欧美强国已经成为全球统治的核心。俄罗斯、沙特等石油产出国，通过美元定价的石油出口，将源源不断的石油资源供应服务于这一核心。巴西通过铁矿石、咖啡等经济农产品的出口，将源源不断的铁矿石资源和农业资源供应服务于这一核心。印度通过IT外包，将源源不断的脑力资源供应服务于这一核心。中国的劳力们，通过日常用品代工，将源源不断的体力资源供应服务于这一核心。包括泰国、日本、中国在内的亚洲诸国，通过国际化的地下性产业和地下人体器官贩卖链，将源源不断的性资源和器官资源供应服务于这一核心。在各国沦为国际财团所控制下的包括性资源、器官资源等在内的一切资源的廉价供应地的同时，这一核心，运用美元霸权资本配置全球利益的权力优势牢牢掌控核心知识体系，运用领先全球的强大军事优势霸占、胁迫掌控全球重要资源，在源源不断的收取各国贡品的同时，向周边被统治区域，输出其制造成本极其低廉的纸质美元、通货膨胀和新兴宗教。美元的货币霸权，诚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所言：“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
这是一种进贡与纳贡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是罗马帝国的现代版本，一种将贡品予以数量化和货币化计量的现代版本，一种在统治技术上实现了全球性数量化和货币化管理的现代版本。这就是我们的登峰造极的地球时代，一个实现了将全球性统治秩序之动态结构予以量化管理和操作的时代，一个技术性全球统治的时代。从未有过所谓的文明意淫的那一套的现实实现，而所谓的文明，实质不过是统治技术的进步罢了。这是一个地球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最为恐怖的暴政时代。
持续性的通货膨胀，剥夺普通人依靠积累财富改变依靠所谓就业的出卖自身资源来生活的命运的机会，并给予掌具着资本优势的极少数人以牢牢控制社会的特权。在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大多数人只能沦为社会的奴隶，被剥夺共享地球资源和科技发展红利的权利。
在人的城市化的大变革的时代之前期，地球居民们踩踏在一片坚实的土地上。在变革及变革后，所有的人都将踩踏在一片虚幻的土地上。我们不再归属于这片土地，而是作为资本购买的资源之一，作为统治者随时取用或弃置的物化品，归属于一个极端化、极限非人性化的利益配置结构。我们更加不会是土地的主人。这片土地不会再有永久性的统治者，只能有在极端非人性化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越发残暴冷酷的统治者。
大国慙媿，小国附协。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的国际生存环境。春秋战国时代在历史性的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主要地理区域内国与国之间争霸的历史，映射至今，即为在全球范围内国与国之间争霸的历史。从中国对美国的依附性看来，中国未因改革开放而成为大国。为适应美式价值观并符合英美国际利益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是欧美强国以及国内传教者胁迫我中华民族和地球上最后的最大的民族国家亮出的一面上书“归顺”两个大字的白色的旗帜。
这样一种“归顺”，将全体国人置于战乱中之战败者的处境。“归顺”之后，资本一权独大，对于资本再无政治权力这一必要的克制力量，一切将任由资本控制，一切只能完全任其摆布支使，一切只能随其利益需要而或被选择保留或被选择清理，包括我们的身体和生命。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由宰割罢了。
此诚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也！
一、在国家内部，其社会管理借鉴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货币化、数量化配置利益的模式，导致权力产生寻求货币化的利益实现的本能冲动。改革开放以来严重的腐败现象，无不由此引发。这样一种政商结合的腐败形式之泛滥，导致一种财团与政团密切结合的社会秩序的产生并最终导致地区性的优势家族的诞生和家族性的统治。民众利益空间之无限压缩的同时，官僚利益欲求不断膨胀。优势家族利益之最大化之同时，大多数民众利益必趋于最小化。如此，引起民怨沸腾，民心向背。在执政方丧失民意基础之同时，民众忠奸莫辨，竟趋于认贼作父，纷纷以吴三桂之流的“带路党”为荣。
今日中国，每个市县，都有那么多乡镇局委部队会。每个乡镇都有乡长、书记、人大主席三个正科级，还有十几个副科级。每个局都有局长、书记两个正科级。全国每个市县之正科级以上干部，至少是上百人，副科级以上干部，简直是多如牛毛。单是给这帮人发个年终奖金，平均一个市县就得花掉好几千万。这好几千万中的每一分钱，都是民脂民膏。更别提那车钱、烟钱，甚至乎吃喝嫖赌。庞大的官僚阶层，成为中国经济领域上空一个巨大的吸血虫，亦如贪婪的恶鬼，给中华民族这具躯体的脖颈之上插着大大的吸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拼命的吸吮，成为挣扎求存的民众们顾及自身生活且能力不济之同时不堪之重负。谁能管管这些呢？部分官员，是巴不得继续扩大这种级别待遇差距的，也只有这样，那些人才会削尖脑袋往上钻，从而提高官帽子的价值和价格，而官帽子的价值和价格一提高，自上而下的发放官帽子们的老爷们的利润空间，也将得到大大的提升。这又成为了官帽泛滥的根本原因。
当务之急，非所谓政治体制改革，非所谓顶层设计，而是有效的化解官民矛盾，果断解决掉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之难题。
一方面公有制下的、小地域范围内的普选制，诚为遏制地方官权泛滥和官帽泛滥的高效武器。今日中国已经将村级普选予以法制化，短期内虽有负面效应，然长效必显。当前，还须谋划推行县域范围内的，以及乡镇、街道范围内的普选制度。可考虑或在全面废除村级普选制度的条件下，或在保留村级普选制度的条件下，推行乡镇、街道，甚至县一级的普选制度。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普选制度能否推行，而是何时推行，以及推行何种普选制度。反大多数人利益的那帮人，反民族利益的那帮人，必然是赞同大部分经济产业和主体经济产业被私有化以后再推行普选制度的，也必然是想要推行那种人数百万以上的地域范围内的，符合金权利益的，形式上民主而实质上反民主的普选制度的。
一方面，必要永久性的废除分税制。在某种角度看来，分税制可被视为封建时代分封制度和采邑制的变种。分税制度搞垮国有企业。分税制度分裂中国，形成今日中国类似于诸侯割据的一种分裂局面。分税制导致一个集中性的权力核心从财政上被瓦解。分税制乃为今日中国一切相关官民矛盾的乱象之本源。中国因官民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上访问题，没有一个是针对高层的，全部都是因为分税制所造成的。中国分税制已经深入今日中国政治之核心，在毁灭着整个政治体制。分税制乃为今日中国地区性两极分化、贫富两极分化之本源。然分税制之改革，难度极大，意味着一举收拾几十年积弊所造成的烂摊子。高层若无要改就改好的决心和不进则退的勇气，必然反复，难以成功。
绝不能仍旧无视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生活现状，无视两极分化和地区分化的严重性，无视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灾难的多发，无视官民矛盾的急剧恶化和激化。
二、资本主义性质的货币化、数量化配置利益的模式，因由于其对于知识分子群体之利益的倾斜，引起了知识阶层根源于其自身利益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支持。于此，中国必要进行一系列制度更新，以超越性的优势吸纳知识阶层，不但从精神上，也从物质上赢得知识阶层对国家现有政治体制的支持和认同。
三、今日中国正遭遇建国以来最为巨大的经济安全威胁。这已经成为今日中国体制内部分官员倒戈相向的经济背景。
18世纪的法国人约翰.劳会比今日中国的多数人更懂得今日中国的经济真相。18世纪大革命前夜，法兰西纸币泛滥爆发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值得今日中国执政高层借鉴。约翰·劳的公司垄断了法国所有的殖民地贸易。1718年12月，劳的银行变为法兰西皇家银 行，密西西比公司也与法国经营外贸的东印度公司合并。
约翰·劳模式是1919年在美国重演的庞氏集资骗局的先声，但与庞氏骗局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不同之处体现在：约翰·劳掌握着法兰西的国家信用，可以靠印刷纸币来维持游戏。仅仅在 1719年下半年，法兰西皇家银行就增发了大约9亿利弗尔纸币。同年9月，密西西比公司也增发了30万新股，每股售价5000里弗尔，收回的钱使法国所有的国债被清偿。在货币增发的同时，新股增发，泡沫也越滚越大，这就是约翰·劳模式与庞氏骗局的不同之处。
今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同时伴随着M2竟已经超越美国的庞大数量的货币增发。房地产泡沫本身已经不再是问题，问题早就已经导向了金融层面，极其巨大的通胀压力，已经构成了对于现政权的最大威胁。事实上，因为金融体系可能崩溃，所以房地产价格不下降，房地产行业一样面临崩溃。事实上，只要从金融方面予以有效的限制，房地产行业自然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现有的发展模式也是不能持续的，而我们，也到了反思反思现有发展模式的时候了。
四、非能世袭的政治权力，必倾向于寻求其政治领域外的利益实现。这一点，普选制在其设计本原上就是如此的，但权力交接模式非世袭的集权制，也有着如此的突出意愿。体制内部分当权者在腹背受敌、左右夹击的情况下，对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言，一种最好的选择，就是依附并俯首听命于国际财团，迎合其利益需求，以货币化的方式实现其于体制内无法实现的自身利益的更大化。
可怕的，是体制外的敌人；更可怕的，就是体制内部的叛徒，如赵ziyang、李shengzhi、崔wunian；最可怕的，是体制内部的随时准备卖友求荣、卖国求荣的隐蔽的叛徒。
如赵ziyang、李shengzhi、崔wunian一流，廉耻丧尽，公然出卖民族。这些人是民族的叛徒。这些人的言论和行为站在了民族利益的对立面，严重损害了最基本的民族利益。这些人主张着似是而非的民族发展的机会，却在除根剥皮的剥夺着民族生存的机会。
此诚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也！
越是危难当头，越是应该信心百倍，坚持，沉稳。
高度戒备！警惕体制内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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