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苍苍》第三部：终结(第九章至第十二章)

　　第九章 砸烂

　　郁平被军管会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几十个造反分子。学生“砸烂公检法”。

　　一

　　晚上九点多，他和乔丽在灯下做各自的事情。她在专心地从借来的一些医学杂志上摘抄资料，做卡片，她得多多益善温习和补充这方面的知识。居住条件虽简陋，跟一九五九年之前按他的级别分配居住的小洋房不好比，但久违了的生活的温馨之感，却悄然来到心头，而且一下子浓郁得甜腻腻的，弥漫在小屋里，萦绕于呼吸之间。他心存感激地悄悄看了一眼乔丽。一切都在于她，一切都来于她。女性对家庭、对世界的重要，是咋样赞美也不会过份的。

　　《西行漫记》已经读完了，有点爱不释手。韩柳再世，来写此文，也不过如此吧。我们古老大国，好像文章世界第一，其实，外国那么多好作品，也很令我们佩服的。现代以来，文学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明摆着是我们取法于人家了。想了解一个美国记者以怎样的头脑观察分析一九三六年的中国及其国际环境，想了解一九三六年的中国红军及其被“国民政府”重金悬赏的毛泽东等人的情况，想了解一九三六年的国民党与蒋介石及其在一个外国人笔下的“西安事变”，想了解一九三六年那时中国西北民情风貌，就得阅读这本书。

　　此书直陈见闻，挖苦幽默，无所顾忌，却对事物的两面尽量抱着客观分析的态度。一九三六年的一个美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当时思想与策略的熟知，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的认识，中国当时与现在的许多知识分子未必能及他。对长征刚到西北不久的红军进行数月采访，就写出了这本书。达到啥程度呢?可以说，达到了不朽的程度。它客观、真实、公正。范公望舍不得借给他，应该说是版本原因，出版于一九三七年的这本书，亭州可能就没有第二本，而此书解放后未见有新版。

　　窗户上忽然有轻扣的声音，他和乔丽不由得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他问，哪一位?外面回答，是我。他听出来了，是范公望，不知何事此时来到，有点异常。

　　他开了门，范公望站在门口，对他说，我们到外面说话，那本书你看好了吧?

　　这家伙，不放心这本书。他从桌上取了《西行漫记》，送在范公望手中，说，读过了，很好。

　　跟我来。范公望低声说。

　　他关照了乔丽一声，就带上门，跟范公望走，像两个做秘密工作的人一样。到了隐蔽而黑暗的墙角，范公望停下来，看着他，压低了喉咙对他说，你要作好准备，军管会可能要抓你!

　　他一听，头皮麻麻的。但他本来不就心有灵犀有些思想准备的吗?何必这样挺不住似的。然而，他确实仍不可自止地感到一种恐惧和悲哀，说不出话来。

　　范公望说，不止你一个，要在造反派里、在“工红”这边，逮捕一些人。这是史宏透露给我的。军管会找他去，把这个决定告诉他，他为你说了话，说你实际上不存在历史问题，但军管会并不是找他商量的，而只是出于某种考虑，告诉他而已，并且给他提了要求。史宏也很悲观。虽然他通过分裂已经跟造反拉开了距离，可以说，虽不算急流勇退，也是退了一大步，但这样逮捕人，在他心理上还是有些反应。他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我说我最近跟郁老师有点谈得来，我能去给郁老师说一声吗?他说，文革以来郁老师已经被抓过两回了，他能挺得住。我说我有一本绝版书在他那里，我要冒险去他那里一下，把书要回来。史宏说，既然这样，那你给他说一声也无妨。文革发展到这样，史宏也有点黯然神伤。

　　他说，多谢你。他伸出手去，范公望跟他握了一下。他惨然一笑，说，如果我还能出来，跟你再高谈阔论一回。黑暗中的范公望也惨然一笑，说，好吧，一言为定。把手向他伸来，他用力握了一下，就各自掉头离去。

　　他发觉，在他和范公望之间，有某种东西超乎彼此的思想见解之上，越来越显得珍贵重要了。

　　他回到屋里，把门关了，坐下来，面对乔丽，而乔丽也一直看着他，就等着他告知刚才出去的情况，她好像感觉到了啥。他看着乔丽对他睁大着的黑眼睛，忽然觉得一切是多么荒谬。他几乎是平静地说，我竟然……确实……又要被捕了……这回是军管会来抓我。

　　他惨痛地看着乔丽，乔丽也惨痛地看着他，好像顿时一起又坠进了恶梦。循着文革运动以来的一种逻辑，他陡然清醒，安慰乔丽说，不要怕，这只不过是运动的又一次“反复”，翻烧饼，翻过来翻过去，烧饼就熟了。

　　乔丽没有说话，但看来她是立即相信了他，并且做好了某种精神准备。比起一九五九年，乔丽在这方面是“成熟”了，这“成熟”令他既欣慰、又悲哀。

　　他们不会拿你咋样的，你照上你的班，做你的厂医，不要跟别人谈我，也不要谈文革，一问三不知、一百个不开口，你只是个医生。

　　乔丽点头同意，却问他，要不要把你的东西整理一下?书啊，纸啊，写过的东西……?

　　这是在提醒他呢。他说，没有啥要整理的，日记、文稿，一概没有，书都是不碍事的。

　　不一会，为了驱除心头的压抑，他和乔丽漫行于小城的街巷，直到疲倦让他们不得不回到屋里。他们很快就睡着了。

　　他们一觉到天亮。乔丽买了较为丰盛的早餐，一起默默地吃了。这分别的情景跟七年多以前真有点类似。生活好像总是会这样那样地重复一些情景。

　　乔丽看了一下手表，说，我要上班了。

　　他把乔丽送到路口，平静地说，你上班去吧，我不要紧!

　　乔丽看他一眼，平静地点个头，骑车而去，在街口转弯不见了。他回屋收拾了一下，到医校去。心情跟看到军人们举着语录本上街那时，是多么不同，好不令人感慨。

　　九点多，那个似乎等待着的时刻来到了，一个穿军装的人出现在门口，是军训小组的张科长，后面跟进一个穿着蓝布制服的人，虽没有打过交道，却认得是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大约姓牛。亭州小城，彼此有时能一天遇见三回，时间长了就能这样大体上认得人，心照不宣，却不必相识。

　　张科长站在门口就不动了，也不说话，用一种似愁似怜又有几分厌恶的眼神看着他，而那个牛副局长走上前来，说，郁平，你被捕了。从皮包里取出一纸一笔，放在他面前。他一看，无话可说，拿起笔来在上面指定的位置签了“郁平”二字，心不惊、气不喘，轻轻放下笔。那一纸，就是逮捕证。

　　牛副局长把逮捕证和钢笔收进皮包，取出铐子。他也就伸出双腕，铐子发出轻轻的而又毫不含糊的“咔嚓”一声，双腕被紧紧铐在一起，标志着从那一刻起他又失去了自由，又去经受特殊的人生旅程。他虽然多么有精神准备，头还是晕了那么一下。

　　牛副局长往旁边一让，他走出了刻印室，在前头走，有一种“老运动员”的熟悉劲儿。牛副局长在后面跟着他。至于军人张科长，则注视着他被押走，大约在心中说，一切是无情的、必然的、不值得同情的。

　　他缩肩收臂，让袖口能遮住手腕，装得很自然，也就一直走出了校门，他不想让人看出他的被捕，倒不是因为怕丢人，而是觉得悄悄的离开比较好，他不愿看到人们麻木的或惊恐的脸。他感到一阵羞愧，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这个世界。他熟门熟路，走进了看守所。

　　他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被捕是在校长室，十分突然，还开了全校大会，隆重地宣布了他和学生刘镇琛的被捕;第二次被捕是晚上来了一位民警把他从家里带到派出所，而后在派出所给他上了铐子，带进看守所;这第三次被捕，既光天化日，又平平静静，最接近正常的形态。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三月，文革开展以来七个月之中，他被拘捕三回，要说这就是文革，真有点匪夷所思，跟《十六条》对不上号，但这至少确实就是他郁平的文革。他越来越有把握，不管他的被捕是多么正式，还是不会算数的。但会不会因为某种形势而硬是成为长期的以至不可改变的结果呢?一切会到那样的程度吗?想来想去总还不至于。不过，事情的某种严峻性，运动的诡秘不可思议，算是让他有了最为独特的体会。

　　一进二道门，透过一个号子的栅栏，他一眼看到了关在里面的宗进庭，老宗冷峻精明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神色，但迅速也就因为明白了啥而平静了。他向宗进庭把头一点，宗进庭也向他把头一点，似乎心照不宣。他向里面走了过去。

　　看守所是把宗进庭安排到靠近门口来了，这里屋子好一些。跟宗进庭关在一间屋里的好像是公安局的汤局长，该是跟宗进庭一批进来的。这些干部竟然被群众要求市委把他们关了进来，在他们自己的感受上，在很多人的感受上，都该是觉得有些荒谬的，虽然可以从文革的“群众激情”得到解释。而他不同，他的每次进来，都直接是司法行为，不能认为荒谬。

　　他被押往对面的号子，一间大屋，里面已经有十多个人，旁边也是一间大屋，也已经关了有十多人。他被解了手铐，关了进去。那些人都在通铺边上坐着，垂头丧气的，一见他进来，都盯着他，判断他是啥人?为啥被抓进来?那些人显然都是些青年工人，都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他们。他心中已经明白，这些就是军管会从造反派里抓来的人，只是不见刘克成这些当了头头的人物。

　　突然，其中一人从墙角那边铺上跳下地，一步到他面前，喊他：郁老师，你，咋也进来了?

　　他一看，是包吉，华兴机械厂的。大眼含泪的包吉把双手举起，晃动着，仍然戴着手铐，对他说，郁老师，这是镇压我们，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说得对啊，真是“何其毒也”!包吉就朝着栅门外面怒吼：打倒一切走资派!何其毒也!声音嘶哑，可怕地打破着监狱院子里的寂静。但不曾有人来管。他们不理睬这个狂怒的造反分子。

　　他抬头看到，对面有一个高平围墙的小岗亭，在围墙外面是看不到的，以前好像没有这个。小岗亭上分明有一挺架得好好的机枪朝着这一边，机枪旁边有一个站立的战士，面朝着他们。而宗进庭他们那边，是岗亭监控的盲点。这岗亭、机枪、时刻警觉着的战士，在实质性的意义上决不只是“形式”，虽然也许永远都没有表现其“内容”的机会。这个岗亭就把他们这些人目前的可怕的和必须严加防范的身份，明白而现实地告诉了他们，而不管他们是否觉得荒谬。

　　他不知道该怎样让包吉安静下来，别的一些人走上前，拉住包吉，拉到铺边坐下，劝说着。这些人都同样是在逮捕证上签了名，用铐子铐进来的。他们被捕的原因，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只除一个例外，那是本来关在这里的一个死刑犯，是郊区的一个农民，一个月前因吵架失手打死了生产队的保管员。死刑犯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精神是完全萎靡了，但体魄结实，失神的眼茫然地朝外望着。

　　就连这个死刑犯也没有戴手铐，为啥包吉还戴着手铐?原来包吉一直采取了反抗的态度，而且身强力大，所以唯独是从厂里反铐手臂，用汽车送来的，嘴还被扎了起来，进来之后才把双手给他放到前面来，仍然上了铐。包吉进了看守所还是反抗，就挨了打。他们把包吉的衣服掀起来让他看，他看到包吉身上有多处被打出来的青斑。他没有说话，他的心情是悲愤的。

　　上了铐子就不算好人，进了这个门一切就不用说了，你不服降就可以打!在外面早就听说这里面一向就打犯人的。这些可怜的人好像为了要让他想得开些，向他做着这样的解释。他听了也无话可说。

　　郁老师，他们为啥抓你?戴着铐子的包吉倒来关心他。

　　我?他自己一时却回答不出。

　　因为你支持我们!你为我们办了报纸!包吉十分干脆地做出这个判断。别的人听了，一齐看着他，他们本来晦气色的脸上都有了一种亮光，腰杆也挺了起来，好像因为他这样一个会办报纸的人竟然也他们一起坐牢，于是这坐牢的含义就被庄严了、提高了。顿时，有一种温暖气息从这些人的身体里散发出来，在他四周升起，充斥洋溢在牢房里，温暖着他的心，也温暖着这些人自己，所有的人都暂且忘记别的一切而团聚在一起。

　　他觉得唯有他心中还保留着一块自己的很冷静的地方，但他无法、并且其实也不必让自己与这些人区分开来，他几乎完全认同了跟这些人相濡以沫。

　　他点头，说，是的，主要大概就是因为办《红色造反报》，其实才办了第一期，但是……。他想说他所做的只是技术性工作，但他忽然觉得这话在这里是多余的，说出来就要让这些人对他感到失望了。

　　急性的包吉也打断了他的话，说，郁老师，你不要怕，毛主席说，造反有理!

　　这当然是被压迫者的真理，但在此时此地听来，多么无力，甚至都感到没有意义了。

　　只听得包吉继续说着：他们抓我，我有啥罪?我一九六五年才从部队退伍，本来也是从厂里出去的，当兵三年，立了一个三等功，后来不该得理不让吵了一架，结果没有能入党，也没有当上班长，到时就退伍了，但部队给我的评语还是好的。在厂里我是生产班长，被评为机械系统先进工。文化大革命来了，我积极参加运动，写领导的大字报，批评他们没有贯彻毛主席的《鞍钢宪法》。他们抓我，是因为我跟梅有韬合写了一张特殊的大字报，直接揭穿了他们的秘密。我们写大字报有啥罪?我们写错了吗?他们不是果真抓了造反派吗?而且是全市大逮捕、可能还是全国大逮捕!咋没有抓一个保守派?咋抓的都是我们“工红”的人?我们的大字报说，“革命造反派要提高警惕，防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人民军队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就这么一句话，犯法了吗?是“反革命”吗?我不相信!打死我也不相信!

　　这时一个人说，这个大字报是冒失的，不策略的!

　　包吉说，但是就凭我们这点不策略，就把我们当反革命抓起来?我们不策略，但是他们的策略是早就定好了的!我们不写这个大字报，我们就保险了、没事了吗?他们还说梅有韬和我偷了厂里的国旗呢，你们看，这又该是多大的罪?一个人有三个头也不够杀啊。其实，情况当时就澄清了，我们拿的是普通的红旗，可是他们要整我们时，还坚持这样说，来作为我们的罪行。他们永远要这样说，越说越像，要永远作为我们的罪行，将来有一天还要写到书上去。他们根本是不跟你讲理的，他们是卑鄙无耻的小人!

　　包吉的话，他听了都理解，但他除了麻木似的听着，不想说啥。

　　这时一个工人又似诉苦又似控诉说，我是布厂的，我叫郭德明，我在部队也立过“三等功”，我是预备党员回来的。我回来以后要求工资级别跟没有去当兵的师兄弟一样，我不应当比他们低一级!但当权派就是不给我办。我父亲叫我到当权派家里送礼，我不送!文化大革命来了，我自然而然参加了造反派，其实我也没有做啥造反的事。公安局的人把我铐起来，我问为啥?公安局的人态度还好，让我看了军管会的《通告》，上面有我的名字，我的“罪行”是“隐瞒资本家兼富农出身成份，趁‘文革’之机，实行阶级报复。”这全是瞎说!我的父亲从前在厂里有一件纱的股份，根本算不上资本家，他其实一直是为资本家保养机器的工人，他技术好，资本家要用他，就让他参加了一件纱的股份，后来公私合营的时候，退了股，跟资本家划清了界限，到现在还是厂里最老最好的保全工，还没有退休呢，选先进时，总是选到他。我们老家咋也算不上富农。土改时老家的村支书后来被查出是混进来的坏分子，当时他让我们家送十担稻的钱给他，就可以定中农，我们家没有理他，他就把我家定为富农!我父亲根本就不理他，把我母亲和我都弄进城，我母亲也当了布厂的工人。我十三岁进厂学徒，跟在我父亲后面管机器，填表一直就填我是工人家庭出身。我的父亲明明白白是个老工人嘛。我入伍的时候政审也不曾有疑问，现在竟然把这些老账翻出来，给我改了成份，说我“阶级报复”，我报复过哪一个?真是无中生有、卑鄙可耻，我不怕他们!

　　就这样，他知道了同牢间的人的基本情况。除了包吉等少数人，逮捕他们最核心的理由几乎一致，那就是他们都在家庭出身上被抓住了所谓把柄，但草率得不可思议，可见很仓促。估计隔壁牢间里这方面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谓“阶级分析、阶级路线”，是被极端庸俗化、工具化了，成了随心所欲用来整人的借口和大帽子。

　　隔壁牢房里忽然有人领唱起来，这边的工人一听，感到热气上升，也就和了上去，越唱越齐整，唱的是《团结就是力量》，唱到“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声音不约而同提高，表达出对这句唱词的深刻领会和赞同，唱到最后一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简直是推向了一种高潮。

　　只有那个死刑犯没有唱，在墙角那里蜷缩一团，有点发抖，好像希望地上有个洞能让他钻进去，以便躲开这可怕的场面。

　　几个人冲进院子，最前面是两个战士，一边一个岔开腿站着，用冲锋枪对着他们。一个瘦精精、能把朴素军装穿出英俊气概来的军官站在当中，大声说，看守所里不准唱歌!你们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把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不是白公馆、渣滓洞，你们没有资格唱革命歌曲，你们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如果再唱，就要严加惩处!

　　军官说得一口纯正好听的普通话，口词十分清楚，一字一字说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说罢，手一挥，向后转，全部撤走了，留下了空荡荡的院子。

　　想不到一进看守所，就来了这么一出戏，一扫牢间里低落晦气的思想情绪，有了一种团结的、不屈服的空气，改变了单个人沉浸在自己痛苦中的情况。本来，似乎只有包吉这样个别的好汉才敢于肯定自己积极参加运动不错，根本不承认自己有啥问题，现在是所有被抓来的人都清醒了过来，都不把被捕当成是自己的错，好像忽然之间想起了他们原是可以抗争的。他也是只有跟他们一起“团结战斗”的了，但不以他自己意志为转移似的，在他心里总保留着一块，要真正“跟群众打成一片”是很难的。

　　热烈的情绪过去之后，包吉往下一躺，说，躺下来歇歇，准备继续斗争!人们都往后一仰，一排儿躺了下去。他也躺下，放松了身体，长呼出一口气来。从被捕到此刻，加上刚才激烈的情况，确实是有点累的了。包吉对蜷缩在一角的死刑犯说，你给我们望风，有啥情况，马上报告!那死刑犯好似意外获得了一种荣幸，应了一声，接受了这个任务，很高兴自己也能在这个集体里发挥作用。

　　包吉就躺在他旁边，说，郁老师，我有时想，参加这个文革，跟走资派斗，就是跟当权派作对，到最后还要拥护他们上马，服从他们。他们对我们有那么高的觉悟吗?我们这个蜡烛做大了，早晓得不参加的!我不是怕报复，报复了又咋样?《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要当权派执行，才能做到，如果他们不执行，你工人有啥办法?干部给你民主，你才有民主，不给你，就没有。就说这回吧，假如毛主席不号召造反，哪个敢造反?说得不好听，一定情况下，工人就像马戏团的老虎，心再雄，还能咋样呢?还有那种败类争着舔热屁眼!如果以后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情况一定要坏下去，因为当权派经过这样大风大浪，看看也没啥要紧，临了他们还是仙家，群众还是凡人，那他们各方面就更不怕、更厉害了。啥主义不主义，干部反正是选择让他们有钱有势贪污腐化的路走，假如我是干部，我也会这样。他们的选择就是真理，你造反就是你不对。我们也不能天天起来造反，造了反又咋样?不是被弄到这里来了吗?你看那上面，机枪二十四小时对着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像我这样一个工人，当然也谈不上有多少说话的权利，但有一条，在那里，从道理上说，你有本事你也可以去做资本家，大的做不到，就做个小的。现在，如果领导看不中你，你连个小组长也当不到。我们造反，实际上就是要求平等。我想来想去，走资本主义的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不可怕，问题只有一个：从一个工人咋样才能变成资本家呢?书记、厂长、经理这些人总是要比我们条件好得多，工厂、公司一直就在他们手上，各方面他们懂，他们摇身一变就能成为资本家，上头的做大资本家，底下的做小资本家。毛主席是利用我们工人阶级来保卫社会主义，但八字还没有完成一撇，我们反而被抓进监牢。他们敢不怕毛主席，他们敢对毛主席阳奉阴为，敢一回一回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甚至把我们当反革命来镇压，这个我们没想到……。

　　通铺上躺着的人，都静静地听包吉说这番话。这番话有许多意思是打动了他的，更一定打动了所有的这些人。可是他能说啥呢?首先想到的倒是不能说啥很难说啥。想了一下，他叹一口气，说，你刚才都说到了，一个是民主制度，一个是经济基础。我们要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就要社会主义民主，反过来，资本主义经济需要资本主义的民主……

　　大家听得似懂非懂，样子也没受到啥鼓舞。但他无法说得更多更好。他发觉自己跟群众的沟通能力是很不够的。

　　包吉说，上学时，《语文》书上有鲁迅的一篇文章，现在还记得，说的是有一间铁屋子，一点儿缝隙也没有，里面有许多人，都睡得好好的，其实渐渐就要闷死了，但他们不知道，不会感到死的痛苦。这时有一个先醒的人嚷了起来，又惊醒了少数几个人，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打破这铁屋子，最终还是死，倒不如不醒过来的好……

　　人们听着都不吱声，好像已经身受着铁屋子“万难破毁”的痛苦。他说，鲁迅说，既然有少数人已经醒了，就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包吉说，对，把我们抓起来一万回，也不屈服!

　　包吉说着就冲动地要坐起来，但双手被铐着，一时坐不起来，他帮了一把，包吉坐了起来，大家都坐了起来。正在这时，一直蹲在口边的死刑犯掉头报告说，隔壁有话要跟你们说。包吉就下了铺，站到栅栏边上，一面叫死刑犯望着风，一边跟隔壁通起话来。但死刑犯忽然惊慌说有人来了!包吉就停止了与隔壁的通话，站在栅栏边上望着来了啥人。

　　只见进来一个班的武装，等距离散开站好，端着枪朝着他们，好像是要把他们集体枪毙的架势，但那样就太不可思议了，然而他也立即作好了这种思想准备。到这种时候，只是悲壮或悲愤地等待着来到的那一瞬间而已。接着，看守所人员进来了，一个一个点着他们的名字，出去一个就铐起一个，把双手反铐在后面。只有包吉费点事，先将其手上铐子解开，再把双手反铐到后面去。包吉顺从着，冷笑着。“立正!报数!”一共是三十六个。

　　一个中年微胖、脸色严峻的军官威武地走来，嗓门宏亮有力，是北方口音，张开嘴，露出洁白健康的牙齿，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取得了最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你们牛鬼蛇神的总后台，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打倒了!

　　他的渺小而细微的思想触角悄悄在黑暗中探索，军人嘣脆而宏亮的声音继续在空中震荡：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亭州市军管会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夺取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现在宣读亭州市公检法军管会《通告》!

　　《通告》宣布取缔八个反动组织、三个反革命组织，逮捕三十六名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也就是这时站着听取宣读的他们这些人。

　　这一宣读，大约也就是晓谕他们明白自己现在的身份。而这些人虽然不承认给他们所定的这种身份，但没有一个人当场说一个“不”字，都默默地听着，逆来顺受，因为这时候不该他们说话、他们无权说话、说了也没有用。

　　他听着，被取缔的反动或反革命组织前面都冠有“工红”二字，比如，某厂“工红”某支队。而“工红”里面有这么多反动或反革命组织，“工红”是个啥组织，虽然没说，也就不言而喻了。他每听到一项宣读，就有一种大祸临头、进入黑暗、万劫不复之感，好像真是到“最后”了。啊，这场伟大运动之“最后”就是这样的么?

　　军人手中的《通告》是铅印的，很大，想必已经满城张贴。

　　一声“向左转!”就往看守所外面押解。

　　看守所门外就是中山塔面前的小广场，文革以来最热闹的地方，现在看不到一个“闹革命”的人，而是停着三辆军用卡车，上面肃立着很多背枪的战士，站着几个提着手枪的便衣，是公安局的。一辆敞篷吉普车停在南边的街口，车上有一挺机枪朝着正前方，是负责开路的。还有一辆同样的武装的敞篷吉普车停在北边的巷口，是负责殿后的了。看来是要押解他们上哪儿去，总不至于是集体枪毙他们?但他让自己作好了精神上的准备。好吧，枪毙就枪毙。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人生天地之间，有时难免要挨杀头的。却原来，我也不过是一个可怜的阿Q。

　　他们被分别地推上了卡车，一上卡车立即就有两名便衣人员负责看住一人，一手抓住臂膀，一手摁住肩头，这样就有四只手对付了一个“犯人”，压低下去，用力压在车箱板上，动弹不得的了，也休想呼喊出啥口号来。

　　只听得前面开路的吉普车上扩音器响了起来，一个响亮的也很嘣脆的喉咙威严地宣布：亭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游街示众，开始!

　　原来是游街示众。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形式”。心里却暗自松了一口气，想到这还不至掉脑袋。

　　车子开动起来，不一会，他们看到路边站满群众，都恐惧地、面无表情地仰观着他们。前面吉普车上不时有一男一女呼喊“镇压反革命”一类的口号，令他印象最深的却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这长长的一句。“最后胜利”原来是这样的。

　　游街示众的路线，也就是平日群众大游行的路线，反正是在亭州小城有限的几条主要大街上走一遭。街道两边全是观看的群众。所谓游街示众，就是希望有很多的人来观看。只不过现在这些“看众”与鲁迅所讽刺的那时不同了，现在这些群众中是有许多包吉、江进海以至史宏、陈安国这些人的。他不知道乔丽是否就在人群之中。从范公望所透露的可知，即使是分裂成另一派的史宏他们，目前的感受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真是兔死狐悲、于我心有戚戚焉。一切的各方面的群众，包括本来就不敢“乱说乱动”的“牛鬼蛇神”，心中都会感到这个游街示众的恐怖。这当然就是预期的效果，于是乎天下大定。但是，经过这样的手段，来“收”起运动，岂能算是《十六条》所宣示的文革?如果不是被两个人紧紧摁住，随时能采取必要的无情的措施，包吉一定早已在车上对着群众大喊大叫表示抗议了。于是，他心中推论并且肯定，这一情况在全国某些地方，将比在小小的亭州更为激烈。这样往宽广处一想，正在被游街示众的他，对这个游街示众，可以说，也有点看破、有点无所谓了。

　　游街示众也就结束，车队开回市委门口，把他们一个一个又弄下车，押进看守所，关进牢间。众人情绪十分低落，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个别人还嘤嘤哭了起来，包吉大声说，不要哭!我们不是反革命!这时包吉手上不再有铐子了，他吼叫时用一只手有力地挥舞了一下。郭德明说，小时候看到过“镇压反革命”的，就这个样子，想不到现在我也变成“镇压反革命”的对象了，可是难道我真的就算是反革命了?我一件坏事也没有做呀!以前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是坏人?包吉厉声地说，游街把你游昏了，那是不一样的!

　　二

　　第二天上午，看守所的一个眼皮几乎完全耷拉下来的脸色阴沉的干部，后面跟着一个持冲锋枪的面宠幼稚的战士，走来，枭薄的脸上表情冰冷，以一种跟犯人绝不平等的口吻，拉长尖细的好像是职业性的声音问，哪个是郁平?出来!说着就来开了牢门锁链。

　　他正要走出去，包吉拉住他，说，郁老师，光明正大的，不要怕他们!他点个头，走了出去。

　　进了预审室。提审他的人，他是认识的，是法院的汪院长，以前曾经倾听过伤心的他诉说乔丽的案子。旁边的一个人，他也认得，就是负责审理乔丽一案的赵庭长，说过“乔丽还不至于被判死刑”这句把他吓得不轻的话。他想起军管会的布告，公检法是实行军管的单位，那么，汪院长他们现在都归军管会领导了，在干部遭到文革冲击、“靠边站”的情况下，他们跟公安局的人一样，算是最早被起用的，因为到了需要使用他们的时候了。军队、警察、法庭，是国家机器最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工具嘛。

　　小小的自得的眼、天然凹陷的眼窝、肥嘟嘟的总是很滋润似的嘴、有种事后诸葛亮神情的汪院长，浮现着浅浅的笑容，闪耀着狡黠的目光，以幽默讽刺的口吻、有所嘲弄的态度，主动叫他：郁老师!

　　这抑扬流转的一声，要让他领会的“潜词”是说：你郁平这样的人，本该有些政治经验，窝了尾巴靠靠墙，咋也跳出来造反?如果说你的历史问题还是可以商量的，那么运动中这样现行的问题却是不可以商量的啦，这下子你掉进万劫不复不能自拔的泥坑了，等着再弄个帽子戴起来吧。啥人也救不了你，我只好公事公办来审你了，对不起，这是我的工作。我作为法院院长来亲自审你，你还有点受宠若惊吧?我这也是特殊情况，先是“靠边站”，被你们“打倒”了嘛，乐得呆在家里养金鱼，现在军管了，得听人家军管会的，作为一个司法人员出来做点工作，其实，管我的军人哪里就比我懂这一行?这是暂时现象，政权终归要交给地方，我只好这样将就配合着，竟然跟你老人家在这里打起交道来了。要在平时，预审嘛，该是一个普通科员的工作。这回就算是我们之间的缘份吧。我当然记得你为老婆的事情来找过我，那时我对你是有所同情的。想不到现在你老婆被放回来监外执行，情况总算好转，你呢，反而进来了。也许你生来就是反骨吧?听说运动中你进来不止一回了，但这回怕是出不去了。军管意味着啥?军队意味着啥?我来审你又意味着啥?运动收网啦，乌龟王八一个跑不掉，运动伟大其实就伟大在这里，你想不上钩、想不进网也不可能，一步一步的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可能会说这个运动没这个意思，但对这方面的解释权永远在我们这些人手里，而不在你们这些啥“革命群众”手里。群众就是群众，前面冠以“革命”就咋样了?哄人的呢。凭着你们想成啥气候，岂不是做梦!这么大的运动，你自己历史上不干净，还不谨慎，真是利令智昏，回头已晚!

　　他相信皮笑肉不笑的汪院长肚子里说着的就是这些自以为是的话。他从汪院长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习惯势力的强大，固执地坚持“引蛇出洞论”、“秋后算账论”。其实，略加回顾便知，且不说早就有过“延安整风”，就说建国以后，从批判武训传，批判红学领域的问题，批判右派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直到在哲学、历史、经济、文艺、教育、科技各个思想领域开展的讨论和批判，都说明着“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深入和坚持，明明白白，开诚布公，跟任何“秋后算账论”之类，都是风马牛不相及。他多么想对汪院长发表他的这一认识，他甚至要如同斗士一样慷慨陈词，像包吉那样，爽直地释放出内在的自我，但他释放不出来，有种种考虑让他不必如此、无须如此。

　　在汪院长示意下，赵庭长出示《红色造反报》，并且问他，这份小报，是你办的吧?

　　当赵庭长拿出那份报纸时，他的心就扑通扑通乱跳，情况就跟犯有命案的凶手看到不容抵赖的凶器证据被摆到面前一样。虽然在他把办报的任务应承下来时，多少是想到后果的，但没想到后果这么快、这样严重地出现，好像凭这张报纸，就能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了。

　　他让自己把心定了一下，努力去抓住问题的实质，而准备着自己的辩护词，就是说，在文革运动中，为“工红”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小报，做了这么一点事情，算不上错误，更算不上有罪。

　　他回答说：我只负责技术性工作，我对内容不负责，但报纸的内容，以我现在的认识，我仍然认为没有啥问题。

　　汪院长说，报纸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先不谈，我们要弄清楚的，是你办这份报纸的过程，由赵庭长来帮你理清这事。

　　于是，赵庭长层层深入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讯问：你咋去编起这个报纸来的?“工红”的啥人向你交代的这个任务?是谁把稿件送给你的?你有没有校对小样?是谁在清样上签的字?报纸在哪里印刷的?你看到还有哪些人去过那里?你跟刘克成这些人有过啥交谈?你对这份报纸的编排构思是啥?《回顾与展望》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是谁写的?你有没有做修改?你校改了哪些内容、那几个字?张大同跟你讨论过这篇稿子没有?报纸开印以后你在哪里?是啥人送你回家的?用的啥车子?你是怎样跟刘克成这些人认识的?学生江进海跟你是啥关系?他为啥要领你到“工红”去?江进海是领你在哪里见到刘克成的?在场的还有一些啥人?后来呢?这么说你是参加了“工红”头头部的这次会议，当然当然，事出偶然，但为啥没有找我和汪院长去参加他们的会议呢?会上你有没有说话?刘克成说了些啥话?别的这些人说了些啥?乔丽是咋从农场回来的?是咋样安排到重型设备厂当厂医的?总得有个介绍人嘛，是谁?为啥?

　　真的要佩服他们，能一个接一个发出这么多的盘问。这种盘问，给他带来最大的痛苦，是他时时面临着自己是否在“出卖别人，出卖灵魂”这个真正要紧而现实的问题。因为几乎在回答每一个盘问时都会涉及到别的人，都实际上会“揭发”别的一个人，而那些人不过都是些普通的工人、学生，据他所知，都是怀着单纯的热诚投身运动的，他咋能“出卖”他们呢?咋能在这种受审的情况下，去说出他们、去描述他们视为投身革命运动的言行呢?而且还有严检察长这样有恩于他的人，又咋能在这种被审讯的方式下，把人家招供一样说出来呢?只要一说出口，似乎就变了味。但如果把汪院长赵庭长看作“组织”，那么他对组织说实话，就很正常，就算不上可耻。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矛盾。归根到底，他认为，他虽然进了看守所，却不能看作是进了白公馆渣滓洞，他与汪院长赵庭长的关系，也不能视为江姐与沈养斋的关系，谈不上需要他“坚贞不屈”。他还是应当看作是面对“组织”。可问题又不这样简单，汪院长他们对待他和看待他，干干脆脆，是审讯和被审讯的关系，军管会的布告上明明白白写着逮捕你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这可不是随随便便铅印在上面的，审你也不是做做样子的，你在这里所说的，都将是口供，将作为依据，判你的罪、量你的刑，你的交待，也就是你的坦白，一方面要作为你的“态度”来衡量，另一方面还要从中查找别人的问题。总之，不是“组织”在找你谈话，而是司法机关在审讯你，是敌我关系，不是组织内部的人民内部的关系。如果是“组织”找你谈话，就应当是在学校里、在市委机关某一间办公室里，而不应当是在看守所里，门外还站着持枪的战士!这还不明白吗?就不要自作多情、至死不悟、把自己当作啥内部儿的、正面儿的了!所以，他必须在自己的头脑中克服一些混乱的意识，既不必敌对，也不要自作多情，而要在这种特定的不正常的关系里把握好自己，就是说，他要改变汪院长他们设定的压迫他的语境，而给自己设定实事求是的、自由的语境。那就是包吉所说：光明正大。

　　就这样，他把啥都如实说了，也就觉得一切没有啥不可说的，一边说着一边心里给自己安慰：难道这些就算是反革命罪、或是参加了反革命活动吗?不可能的!就在这种特别的煎熬之中，语境与语境的较量之中，经过大约两个钟头的反复盘问，他们把笔录写满了十几张纸，最后他按照要求在他们的笔录上签了字，让他们很圆满地完成了军管会让他们来完成的、而他们自己也很乐意出口恶气的任务。事实就是这样地荒谬而严峻。他相信，无论现在和将来的人们读到这份笔录时时，会从看出事物的客观的真实的情况以及他的坦然的态度的。但是，从预审室出来，他还是觉得自己的灵魂，似乎从未有过地受了重创，有如《庄子》形容的，他有点“嗒然若失”。

　　他让自己镇定了一下，但要回到被提审前的人样儿，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他做出努力，要摆脱那种“嗒然若失”之感。回到牢房，大家都看着他，这是一种关心。包吉上前来问他，郁老师，没有给你动手?他说，没有。包吉又问，你都回答了?他说，都回答了。包吉说，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又不是啥参加反动活动，没有啥不好回答的。我看他们把我们估计过高了，也把我们估计过低了。郁老师，现在要告诉你一个情况，刚才隔壁跟我们商量，我们被抓进来的这些人，要成立一个组织，叫做“革命无罪控告团”。我们进来之前，《人民日报》就有过一篇社论，说到“出现新的反复”，没想到“反复”在亭州也就这样发生了。《人民日报》代表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而他们不但不听，还是像《炮打司令部》上说的，“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是在听谁的话?我们要控告，要向全国、向党中央报告。大家推选我当“控告团”的团长，推选郭德明，还有你，担任副团长。

　　他本来已经越听越怕，一听要他当啥副团长，更是吓得不轻，忙说，我不行，我不能担任，我不适合。包吉看着他，立即对他理解而同情了，说，那好吧，你是老师，你就不挂这个名，但你是我们的成员。他无法推辞，把头点了一下，心中叫苦不迭。包吉就到栅栏边上跟隔壁说了一会儿话，走回来，对大家说，跟隔壁商量过了，决定副团长是郭德明、梅有韬两个人，郁老师情况特殊，不担任。大家同意吗?都说同意。包吉又说，从现在开始，“革命无罪控告团”就算正式成立了!

　　包吉眼神一转，到栅栏边跟那边商量了几句，然后把那个犯了死罪的农民拉到大家面前来，说，我们研究了一下，想救你一条命，因为你也不是存心杀人是不是?那农民把头点了一下。包吉说，你要听我们的。那个农民茫然地点点头。包吉说，放风的时候，你去“报告”有话要说，让他们提审你，你就把我们秘密成立“控告团”的事情揭发给他们，你就立大功了，他们会考虑给你减刑。农民一听，连忙摇手，说不行不行，我宁可死，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包吉把眼瞪起来，说，我们叫你去揭发的，我们不会怪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事情告诉他们。你不要说是我们让你去揭发的，你要说是你自己要揭发的，你才算是有立功表现，懂吗?那农民点点头，抹起了眼泪，就蜷缩到门口去很负责地望风。

　　他对包吉他们这些工人，不由得又敬佩又自愧弗如，想起了一九五九年以来自己的情况，简直是活得有点窝囊，如果换了敢作敢为的包吉，那就会不一样，也不至于让乔丽吃这么大的苦。是的，他是知识分子，是谁把这样软弱无能的灵魂安放在他的躯壳里?他为啥没有获得包吉这样顶天立地的灵魂?他勉强被拉上了“控告团”这辆战车，却充满忧虑，要在古代，他决不合格做一名披甲之士，而包吉是合格的。在这一方面，他对自己不觉进一步失去了很大的信心，而重塑一个灵魂，在他，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当天傍晚放风之后，他们发现，犯了死刑的那个农民不见了，没有再回到这个牢房里来，包吉兴奋地说，成功了!说，大家歇一下，我跟隔壁去商量我们的行动。他指定一人负责望风，就拉了郭德明一起蹲到前面隔墙下与那边通话。他们商量的结果令他大吃一惊，说是要宣布绝食，对亭州军管会提出最严重抗议，要求对这次无辜被捕的三十六人立即无罪释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包吉见大家心怀犹豫，说，不要怕，要树立信心，军管会肯定是错了，我们肯定是无罪的。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参加文革是有罪的，可以不参加绝食，请举手!结果没有人举手。包吉说，认为自己参加文革无罪，并且在文革中也没有犯罪，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的，请举手!结果所有人都把手举了起来，他也把手举了起来，包吉自己也举了手。包吉说，这就行了，大家都可以互相放心了!说实话，你们对我也不了解，我对你们也不了解，现在都了解了，我们是清白无辜的，不应当专政到我们头上来，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专政，我们要抗议。宁可饿死在这里，也绝不承认我们参加文革有罪。估计下面就要一个一个提审我们，我们讲话要实事求是，不能顺着竿子爬、瞎说自己，要把我们是勇敢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参加运动的，理直气壮说出来。我们是普通群众，水平不高，虽然不希望自己有缺点错误，但不可能没有一点缺点错误。其实，我至今也不晓得我有啥缺点错误，但说是要这样说，人哪有百分之百的好呢?我们要反问审我们的人，如果他们认为我们有罪，那么他们是不是认为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革就是有罪?他们如果连这个大是大非也没有弄清楚，那就请他们回去再好好学学《十六条》，除了党中央颁布的这个标准，我们不知道还有啥别的标准，也许中国赫鲁晓夫给了他们一个标准，但我们不知道，哈哈!他们可以认为他们那个标准正确，但我们不那么认为。请他们自己回去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了，再来审我们。我们就是这个态度!

　　郭德明说，有错的是他们，不是我们。他们把我们无辜地逮来，还游街示众，架着机枪，这算啥?我想通了，根本不是我们要搞“阶级所复”，而是有人代表走资派对我们进行阶级报复，这就是中央在报纸上指出的“反革命逆流”。军管会跟旧市委一样，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

　　大家都因为郭德明的说法而眼睛发亮，郭德明也惊讶于自己竟能把问题说到这程度。包吉说，好!农民兄弟大约已经照我们的布置“告密”了。提审我们时，如果问到，就假装犹豫一下，装出不敢承认的样子，然后就承认有“控告团”这回事，团长包吉，副团长梅有韬、郭德明，其他人都是成员。包吉说后，众人点头，同意这一布置。一种紧张庄严的空气顿时笼罩了牢间。包吉又到墙边与隔壁通了些话，走回来对大家说，那边也弄好了，也没有问题，三十六人，全体参加。从现在开始，我们“控告团”的斗争开始了。

　　牢间里一片寂静。

　　他心中震惊着，感动着，又担心着。最感到担忧的是，他成了“控告团”的成员，他又一次地、而且是预见到严重后果，感到身不由己的痛苦，他简直算是正式加入造反派了，这是前所未有、非同小可的事情。他这个力求成为世外之人的人，文革以来，这样地一步比一步深陷其中、无力自拔，有如坠进怪梦一般。《十六条》开篇头一句话就说，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现在他是更加不能不信服这句话的了，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审讯又开始了。从隔壁，从这一间，连续被提审了好几个。于是知道，“控告团”的事情已经不是秘密，这就可以断定那个农民是“告密”了，而被提审的人也都按照包吉的布置，先是装着不敢说，后是承认有这么回事。包吉对大家说，底下如果提审我和梅有韬、郭德明，我们就要代表我们全体向军方提出严重抗议，宣布绝食!我们不是刑事犯，我们是政治犯，我们要看报纸，看守所应当给我们看《人民日报》，我们要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我们要了解全国的情况。郭德明同意，大家也认同，包吉又去跟隔壁的梅有韬通了话，两边取得一致。

　　但接下来被提审的却不是他们三个，而又是他。包吉对他说，郁老师，不要怕他们，他们大约以为你是做老师的，好说话些，他们问到啥你都告诉他们，我们的抗议，我们的要求，我们要进行绝食斗争，都告诉他们。你可以代表我们如实跟他们谈一谈，你如果不好谈，也不要紧，我们会跟他们谈的。

　　他领会了包吉的意思，而包吉对他是信任和理解的。他就去接受审讯了。这回审他的，不是汪院长，而正是那个中年微胖的军官。旁边桌子后面做记录的，一望而知是过去的公检法人员。

　　他进了屋子，在受审者坐的椅子上坐下，面对着令他肃然起敬的那身四个口袋的绿军装，红五星、红领章。

　　你就是郁平?军官居高临下地问他。

　　是的。他回答。

　　被捕了，有啥想法?

　　我认为逮捕我，还有其它三十五人，都是不对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对文革的规定和要求。

　　是吗?所以你们成立了“控告团”，要控告我们?

　　不是控告你们，是控告这件事情，要求纠正、平反。我认为这是不难理解的。

　　你是主谋、策划吗?

　　我没有主谋、策划，但我是“控告团”的当然成员。

　　啥叫当然成员?

　　如果我没有被捕，我就不是成员。

　　不愧是知识分子，倒打一耙了?你为啥不肯当“控告团”副团长?

　　我不适合当头儿，我没有这种能力。

　　“控告团”有啥行动计划?能给我说说吗?

　　有。要进行绝食抗议。我们的要求是，一，每天有《人民日报》看。二，无罪释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砰!”一声响，军人的拳头重击在桌上。真让他吓了一跳。

　　狂妄!军人目光炯炯，轻蔑地冷冷地掷出这两个字。

　　我不认为这是狂妄。我认为这很正常。

　　你继续狂妄!你有历史反革命问题，为啥还上窜下跳?你要达到啥目的?你以为是啥时候到了?你当真不怕吗?

　　感谢你问我这些问题……

　　感谢?为啥要感谢?

　　因为你提的问题关心到了我的命运、我的内心世界。不过，这些问题，我是不难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我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前面，要加上“所谓”二字，因为那是一个冤案。制造这个冤案的人，此时此刻也在这个看守所的一个牢间里，他就是亭州市委常委代市长宗进庭，前些时，他主动亲口向我道歉，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冲击他，让他有了一定认识，他决不会向我道歉的，如果亭州文化大革命仍然在他的主持下，我就会一直坐在牢房里，也就根本用不着军管会再来逮捕我了。

　　你在讽刺我们。

　　我说的是实情。至于我的历史问题是一个怎样的冤案，一切都在我的档案里，只要真正按照毛主席提倡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出三天，就能弄清楚，但长期以来，就没有人想这样做，在宗进庭主持下就有意这样模模糊糊，让我的冤案拖延成了翻不动的铁案。宗进庭向我道歉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市委杨书记对他说过，运动后期要来重新调查我的历史问题。这对于我，就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好消息。我的问题的症结所在，红卫兵小将已经弄清楚了，他们发现我的档案里有伪证，但他们不具备给我甄别平反的资格，他们如果给我平反也没有用，所以一切还是要等待这个运动胜利结束，等待组织上来处理。第二个问题：你问我想达到啥目的?问我以为现在是啥时候到了?我的回答是，我至今其实并没有积极参加运动，而且想尽量躲得远远的，因为我毕竟是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人，我也不是年轻人了。至于我在文革中的曲折经历，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对待不同，并且涉及到了我，具体说，宗进庭就是这样，所以他两次逮捕我，让我这个不想参加文革的人，也好像参加了进来，也在文革中出了名。让我想不到的是，宗进庭本人后来也被关了进来，碰巧还跟我关在一室。文化大革命对我个人会这样牵扯，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至于我怕不怕?我当然是怕的，我比任何别人都要怕，但怕了也不曾有用，第一次被捕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学校里发动，我正想埋头于古代历史，就突然就被捕了。第二次被捕……

　　好了，你的意思是说，你是洁白的猫儿，我们军管会逮捕你，就跟走资派宗进庭一样，是弄错了，是资反路线的继续。你装得像，你装得太像了。你恶毒，你恶毒得倒像是善良无辜。你有知识，可是你的知识是用来对付我们的。至于你在文革中的表演，到底事实如何，你自己清楚，我们也清楚。

　　他多么想跟这军人辩论下去。但军人把手一挥，审讯结束了，他也明白了抗争无益，就服从着起身往外走，被押解回牢间。军人所表示的对他的鄙视和深深的成见，令他心伤，他觉得自己有多少话要说啊，但他很快就让自己无所谓了，进而体会到人是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的，而别人，比如这个素不相识的军人，对他的评判，却是相去十万八千里。“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金刚经》上这些话，他也就“顿悟”，既有世界，又没有世界，但仍在世界，既有我，又没有我，但仍然是我。老子曰，能如婴儿乎?亚里士多德说，存在不比非存在更存在。圣人所见略同。当他走回牢房时，他十分平静。

　　咋样?包吉问他，大家关心地看着显得过于平静的他。

　　我说了，关于绝食抗议，还有无罪释放、彻底平反的要求，还有我们应当每天看到《人民日报》。

　　太好了!太好了!包吉和众人都兴奋起来，包吉说，郁老师，想不到你这样勇敢!

　　他想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但他开口所说的话却是，包吉，我认为，一切都是不必的，也不要绝食，也不要提要求，坐牢就是坐牢，心里不是坐牢就行。虽然他们把我们当成阶级敌人，我们却不能把他们当成反动派。他们错了，我们不能错。逮捕我们这事情一定有个大背景，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

　　包吉沉默不言，大家也都不说话。郭德明说，郁老师说得对、说得深。我看这样，要求照提，但不绝食。不到一定时候不绝食。不是我怕绝食，是情况特殊。抓我们好抓，一抓就来，放我们就难了，不是三天五天就能改变。即使上面叫他们放人，他们一定也要拖十天半月。如果我们绝食，我们就被动了。我们不绝食，他们不敢不供应我们吃饭，自古有打罪骂罪，没有饿罪。但问题是，郁老师话已经说出去了……

　　说出去可以改口，现在不绝食，但保留绝食斗争的权利。

　　包吉这样一说，大家都赞成。包吉就叫了郭德明，到前面墙边跟隔壁交换了意见，告诉大家，那边也同意。他把一颗心放了下来，不进行绝食斗争了，从精神到身体可以少受些无谓的煎熬。

　　大家坐着，等着来把谁叫去提审，但不曾再来提人，中饭却不期然而然送来了，竟然有红烧五花肉，有肥有瘦，一两一块的样子，每人两块，加在一勺青菜上，油亮诱人。

　　包吉说，吃，有肉不吃是呆子啊?

　　吃着饭，有人说，这顿肉饭，要感谢郁老师。还有人说，假如我们天天说绝食，就天天有肉吃。又有人说，他们上一次当，还能再上当吗?你今天再说明天绝食，他们明天就送馊饭馊粥来，叫你吃又吃不下去，不吃又挨饿。吃着，说笑着，一时全不像正在坐牢的样子。

　　忽然，有几个军人和看守所的人进了院子，远远地望着他们吃得有滋有味，看了一会，掉头离开了。两间牢房里笑了起来。

　　接连几天，所有未被提审过的人都被提审了一遍，各人文革以来的思想和表现，各人都坚持事实，不承认军管会布告上所定的罪名;郭德明等人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成份，也都把真实情况加以说明;对于成立“控告团”，包吉、梅有韬、郭德明三人被反复提审数次，他们如实承认，而且就以“控告团”名义一再提出他说过的那些要求。在这些提审中，看守所人员打人的行为也受到包吉他们的责问，提审这些造反派变成了这些造反派的抗争。后来，提审停止了，以至于听之任之，不再来找他们的麻烦，又后来，空气不知为何有些松动。有一天，看守所耷眼皮的人忽然放下了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子，以私下说话的以至讨好的样子对他们说，你们不是要看报纸吗，我去找些来给你们看，看过后还给我，报纸上确实有对你们有利的话，但你们不要闹，你们一闹，上面就要怪我了。于是弄来了一些《人民日报》。

　　他们看到了戚本禹的大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其中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甚至说，“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文章中公布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从报纸上还看到“清华大学师生揭发控诉《论修养》一书的毒害”，还有毛主席的话：“《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毛主席的话都用的黑体字，一目了然。

　　文化大革命在中央的结果，原来就是这样“诏告天下”的。这之前，军人已经对他们作过那样的宣布。现在亲眼看到报纸，是进一步得到了证实。然而，他发觉心中立即就有“与己无关”的意识。这正是鲁迅所说的“看客”意识，将自己置身事外，于是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报纸上确实有对于他们直接有利的文章。其实在他们被捕后第四天就出来了，四月二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说，“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这样的人，算不上是“革命小将”，包吉他们这些工人，似乎也算不上，只有学生红卫兵才算，但他们是处在社论所说的情况之中的。

　　四月八日的报纸公布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令人惊心动魄的话，在读到的同时，也就永远刻印在心上了，再也抹不去。

　　而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四月十日《解放军报》社论，好像就是针对着亭州来说的：“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正在勾结牛鬼蛇神，网罗社会渣滓，用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拼命转移斗争目标，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我们每个干部战士，一定要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伟大旗帜，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紧紧地和左派广大群众在一起，坚决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允许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否则，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会犯方向性的错误……”，还有“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等等，这样的话写得很多很明白。令他注意和欣慰的是，“牛鬼蛇神”、“社会渣滓”这些词的使用方向，不是指向造反的这一边，而是指向保守的一边，这是从未有过的，是一种破天荒。运动开展以来，正如鲁迅在《热风》随想录里所形容的，就总是有人拿“牛鬼蛇神”这些词当作某种荫蔽，蹲在其中，“张目摇舌”，恫吓造反派，这下子这样的荫蔽被揭破了，不能再用那些言词包着自己以吓唬别人了。读到这些话，包吉他们兴奋着，流着眼泪，认为“句句说到了我们心里”，而他，也很有同感

　　到四月十五日，《解放军报》又有社论谈这个问题，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千方百计企图搞垮革命左派队伍，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并指使一些保守派组织，抓住革命左派的某些缺点错误，加以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造谣污蔑，无中生有，给革命左派妄加种种罪名，他们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妄图使我们认错门、站错队……”，还有，“我们衡量和识别一个群众组织是不是革命左派，就要看他们的大方向，看他们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不是坚决揭露，坚决斗争，看他们的斗争矛头是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看他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

　　读着这样的社论，包吉他们个个激动、振奋，都说“天要亮了!”而且说，“点了‘保守派’的名了!”所有人的眼睛里都含着泪水。他们于是明白，为啥看守所这些时对他们松了下来，也看不到军人来要把他们咋样。

　　让他们激动的还有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正确的，有效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现在，四月六日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也是正确的，有效的，十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当怎样正确对待群众，是讲爱民的。”虽然好像有点两边和稀泥、给军队留面子，但从时间上说，侧重点毕竟是军委十条命令了。啥是十条命令，他们不知道，但《解放军报》社论上的那些内容大约就是一种体现。这就进一步明白了中央的态度，明白了总的有利形势，所以他们受到了鼓舞。令他们遗憾的是，一场重要的好电影，他们被坐牢错过了时间，4月19日报纸上说，“亿万革命人民渴望已久的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开始上映”，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怎样向红海洋一般的广场人群挥手致意。

　　四月底的一天，江进海、林集和七、八个学生，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耷眼皮的看守所人员来把牢门打开，大家都涌了出来，学生们和大家握手，都是热泪盈眶。有人喊出了“毛主席万岁!”于是一齐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忽然看到几个学生拖拖扯扯要把两个看守所人员拖进院子，但学生体力小，那两个人身强力壮，虽然表面上任凭学生拖扯，并不反抗，但学生就是拖扯不动他们，好不容易才拖扯到院子当中。江进海走过去，喝令说，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造反派请罪!几个学生捺着，终于让那两个人朝着北面跪了下来，学生们呼喊口号，其中竟然有“砸烂公检法!”他听来觉得不安和胆寒。但就有学生把这条标语写在监狱的墙上了。

　　学生让那两个人站起来，厉声教训着，那两个人低头听着，后来，也就让他们自己走了。整个过程他们是旁观者，谨慎地没有走近。

　　江进海气愤地说，我们调查过了，这两个人是动手打你们的，所以我们要斗他们一下。

　　包吉说，确实，这两个人就打过我，一拳头下来让你疼几天，到现在还阴疼。

　　江进海简略告诉人们，亭州的“三月镇反”不是孤立的，在四川，在河南、安徽，很多地方都是一样，全国最严重的是“青海事件”，赵永夫下令开枪打死了很多学生和工人，中央已经作出处理，中央军委下达了十条命令，纠正军队支左中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你们被捕、被游街示众，全市一片白色恐怖，但第二天，我们的大字报《摸虎头》、《叫好与杂谈》就上墙了，我们对军管会的错误就是敢摸老虎头，就是要谈一谈!观看的人成堆，深夜还有人打着手电筒看，上面加满了赞成的批语。接着是中央四月二日社论发表，证明我们的大字报写得不错，证明“三月镇反”是错了。到四月十日、四月十五日，中央接连又是两篇社论下来，更证明我们是对的，我们到军管会去谈，军管会说话的口吻才有了一些转变，但到现在也不说啥时候可以释放你们。我们到这里来之前，到公检法军管会里去过，但他们躲起来不见我们了。我们就在那里造反，写大标语，又到看守所来看望你们。公检法这一次是保皇派面目大暴露，逮捕造反派都是他们走在前头，把你们武装游街，他们站在第一辆车上开路，提着手枪，精神抖擞的。现在，并不是中央有了社论，就啥都会自动解决，还要继续斗争。

　　人们凝神屏息听着江进海说话，不时地揩着泪水。他心里为这样的学生自豪。他们都才只有二十岁，或者还要小一点。他们在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他们的确得到了锻炼，虽然他总是为他们有所担心。

　　只见林集把公安人员的一副帽徽领章交给一直站在一旁的耷眼皮，并且做着说明，耷眼皮收了下来。原来，这是他们在冲击公安局时，与那里的人发生辩论，林集把一个老民警的帽徽领章揪了下来，说你不配当人民警察!林集本想把帽微领章留在身边玩玩，但想到那个老民警样子挺可怜，就决定还给他，一时又遇不到本人，就交给耷眼皮转交。真是孩子气啊。

　　江进海他们离开后，他们自动回到牢间里去。耷眼皮这时就来把牢门重新锁上，打着招呼说，做个形式，做个形式。被关在里面的人们说，这是你的工作。一时竟出现彼此的理解、宽容、和谐。

　　四月二十九日这天上午，耷眼皮和另一个看守所人员走来，开了他们这一间的栅门，按名单叫人，叫了三个出去，又把栅门上了锁。过了二十分钟，还是这两个人，从隔壁牢间里叫了三个人出去。包吉问，喂，把人叫去做啥?玩啥鬼?咋三个、三个的，还一边、一边的?耷眼皮说，放你们哪。包吉问，咋样放?啥说法?耷眼皮小声说，这个我不清楚，我只管来放人。说罢赶快押了人就走。

　　这时，郭德明发现，对面岗亭上的机枪没有了，连站岗的战士也撤掉了。

　　下午，隔壁的梅有韬、这边的包吉被叫出去。包吉跟还没有走的人郑重握了手。跟他说，郁老师，出去再见!

　　晏下午，耷眼皮走来，开了栅门，说，郁老师，出来吧!他跟牢间里的郭德明等人握手道别，就跟耷眼皮走。出院子时在宗进庭那一间牢房前停下来，而坐在铺边上的宗进庭也看到了他。他说，我走了，你保重!宗进庭向他做了会意的手势。出了二道门，耷眼皮对他说，你跟宗市长熟?他说，很熟，不是一般的熟。耷眼皮“噢”了一声，好像方知事物的某种复杂性。

　　他不明白，对宗进庭这些人，军管会为何还不释放呢?既然镇压造反派了，这几个在“一月风暴”中被造反群众逼着市委关进来的干部，就大可以放回家了，然而军管会却没有这样做。

　　耷眼皮把他交给一个脸上还很稚气的军人，军装四个口袋，是个军官。军人以较为客气的态度说，请，到公安局去。他就在前面走，军人在后面跟着，出了看守所。在公安局旁边墙上，他看到并排张贴着两份《中央军委命令》，一份是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一份是四月六日的十条，都是新贴上去的。军管会大约想这样来说明他们自己。但他认为，前面的那个八条并不能用来为他们做辩护。至于后面的十条，他来不及细读，内容是已经知道了的，是明确纠正“支左”以来发生的这种“镇反”错误的。

　　进了公安局，军人又说了几回“这边请”，曲折而行，最后把他“请”到最里边，上了一个二层小楼，说，姜主任在等你。

　　一间红地板的办公室，里面一个中等身材、很健硕的军人迎着他走来，伸手跟他一握，淮安口音，说，你就是郁老师?让你受惊了，全是误会!我是公检法军管会姜顺堂，现在你是我的客人，请坐。年青军官泡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而后退了出去。

　　他在办公桌对面椅子上坐下，神经绷紧着，意识到这是姜主任要跟他“交朋友”，认为他具有某种价值。这与造反派请他办报纸相比，好像是转到了强大而有利的一面，但他心中不觉已经产生一种警觉和抗拒。他喝了一口茶，他有一个月不知茶叶味而只知“铁窗味”了。

　　姜主任拉了坐椅，隔着办公桌的一角对面坐下，这样与他在位置上就是较为平等相待的。姜主任说，我们经过查看档案和调查了解，认为给你定的历史问题，确实是一个冤案。你没有历史问题，你是一个正常的同志，跟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一样：一九四四年。你是读盐阜师范受培训，我是直接入伍，我们是同时代的人，擦肩而过。

　　他一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是听清楚了，他站起来，朝姜主任深深一个鞠躬。

　　姜主任站起来让他坐下，说，都是革命同志，不作兴这样的。

　　他说，这是我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对我表态，并且，以你的身份，我认为你的话是代表组织的。

　　姜主任说，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但我们毕竟是军管会，是临时政府的性质。将来，我们要把调查结果转给恢复工作的市委市人委，由他们来做结论，并且应当给你恢复待遇。当然，就我们来说，从现在开始，看待你就不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了，而是一个革命同志。所以，对于逮捕你，让你坐了一个月牢房，我代表公检法军管会向你表示赔礼道歉!

　　姜主任站起来，跟他握手。

　　他伸出手去，说，不敢不敢。

　　姜主任跟他紧紧握手，而后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纸，说，这是军管会给你的《平反决定》。

　　他接过一看，是“亭军(平)第36号”，上面打印着几行字：“经研究决定，取消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郁平的逮捕，予以平反。郁平的历史反革命问题，经查不实，有待运动后期提请调查处理。”下面是“亭州军管会”并盖有公章签有日期。

　　他反复看了几遍，抬头对姜主任说，这可以说是目前所能写下的最好的结论了，对这个结论，我已经盼望了七年多，我，我的一家，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他的泪水涌了出来，站起身朝姜主任一个鞠躬，姜主任说，你受苦了，你受苦了，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姜主任给他的茶杯续了水，说，你看了这个，你就知道，我们是真诚的，我们犯错误是出于真诚，我们改正错误也是出于真诚。你无须对我们，对我，有啥戒备心理了。人民军队嘛，坚持真理，改正错误。他心中一愧，说，是的，是的。姜主任又说，这份平反书，军管会给你放进档案里了，同时还给你们学校一份，给你本人一份，你要收藏好。

　　他点头，感激。

　　具体就谈了这么多，没有涉及运动，也没有对他提希望或要求。姜主任让他再喝点茶，说，今天我们是初步认识，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交谈，你也可以来，我也可以拜访你，行吗?不打不相识，交个朋友嘛，何况你我是同一个年代同一个地点参加革命的。时候不早，你就回家团聚吧，请代我们向你的家人表示道歉!

　　毫无疑问，姜主任是一个有水平、有政治风度的人。

　　那个青年军官陪他走到公安局门口，互道再见。跟刚才进公安局不同，这时他作为一个恢复了人身自由的、而且比这还要好得多的人，走出了公安局。他怀揣着那份第36号《平反决定》，独自走回家去。这个《平反决定》，不是搨在他鼻子上的够不着舔不到的糖，而是有真实份量的东西，决不是随便这样打印出来并且盖上军管会公章的。

　　第十章 侦察

　　柳春芳焚烧书稿。姜主任与郁平一番高论。两派工人发生新的冲突。

　　一

　　从公检法军管会出来，走着走着，心儿按捺不住狂跳起来，想不到这次坐牢竟有这样好的结果，简直是因祸得福、喜从天降，那结论多么直截了当，多么实事求是，多么敢于负责并且尽力而为，真是军队的作风啊，这可不是他的幻觉或虚构，感激之情洋溢他的心中。

　　天色渐暗，仍有群众认出了他，大约见过他被武装押在大卡车上游街的，咋又好好的走在大街上了?到底是人是鬼呀?不免惊愕!可是见他平平和和、不慌不忙的走着，比一个正常的人还要正常，也就掉转了疑问的目光，把肚子里因恐惧而忽然涌起到喉咙口的一个东西，“啯笃”一下，又吞回肚里，心想：这文化大革命，很多事情真是闹不明白的了，于是当下心安，走自己的路。

　　碰巧就对面遇到五十多岁的那个女街道主任，耷着眼皮，却一眼认出了他，也与常人一样掩饰不住一愣，有点浑浊的小眼珠瞪着他，也好像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人了，这么出名的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咋又从牢间里放出来了?该不是自己跑出来的吧?他不由得就上前一步，这时他注意到主任表现出很高的心理素质，像石头一样镇静着。他也就从怀里把《平反决定》拿了出来，尊称一声“主任”，说，军管会给我平反了，而且我的历史问题也弄清楚了，我不存在历史问题……。

　　街道主任神色不动，眼睛看着他手里的那张纸，听他说着。他估计她还没有听出他的提醒，或者在傍晚光线下看不清纸上的字，就一行一行指着念给她听(其实他已经背熟在心里了)：“平反决定，亭军(平)第36号，经研究决定，取消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郁平的逮捕，予以平反。郁平的历史反革命问题，经查不实，有待运动后期提请调查处理。亭州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念罢，他说，从现在开始，我不能再算是“牛鬼蛇神”了!

　　他就这样几乎是很欠礼貌地把《平反决定》灌进了街道主任的脑袋，让她明白了对于他来说如此重要的事情，而这事情与她的工作也是大有关系的，今后她不能再用老眼光看他了，从此时此刻开始，她应当以这个《平反决定》为准来看待他这个人，并且对乔丽也应当另眼相看。但随即，一丝怜悯之情却暗起于他的心中，因为街道主任毕竟是这样五十多岁而且很显老的一个妇女，估计识字也不多，只知道按上级布置去说、去做，每个月只有很少的一点工资，生活补贴而已，工作中虽然不免方式呆板简单些，但她的存在对于一方社区的安全是很起作用的，即使以前对他、对乔丽有过啥样的眼光和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另一面也说明她对工作很负责。这样一想，他不免愧疚，补说了一些问候的话语，尽力要把一种尊敬和温暖送进街道主任的心中，而不要认为他对她有啥不敬。

　　果然有效，本来一直板着脸，好像从来都是板着脸的主任，绽开笑容，指着他手中的那张纸说，这个你要收好。其实，我们心里头一直也是为你们可惜的，你们看着也不像是坏人，咋就成了“坏人”的呢?现在好了，乔医生回来了，你的问题也见底了，你们还年轻，还有得过呢!

　　说得多么实在啊!一颗多么善良的心!他连声道谢，总算圆满结束了跟街道主任的这个乍然相逢，成功压抑住了心中一股桀骜不驯的野蛮力量。如果压抑不住，那会是多么无理、多么有害。但他似乎也不应抹杀内心的这股力量，因为它一直让他能挺住、能活了下来，那可能就是生命力本身，而拥有这生命力的人自己，似乎也无奈何它，“天命之谓性”嘛。

　　四周一切如故，小屋的门是开着的，自行车停在门口，乔丽已经下班回家了。他进了屋，乔丽转身看到了他，“啊”出一声，马上扑在他的身上，抽泣起来。这使他想起《罪人归来》的著名油画。可惜，他与那在俄罗斯文学中总是被发配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们是为祖国的前途奋斗，他们的受难是光荣的，而他的这一切却是算啥呢?

　　他安慰着乔丽，问，你不曾有事吧?

　　乔丽说，还好，有人来把屋子里搜了一下，把地下挖了二尺深，竟然挖出一把手枪、多少子弹来，吓死我了，还好，都锈了，跟泥土锈在一起，有年代了，跟我们无关。但还是问我们是啥时候住在这里的，我说一九五九年。他们没有说挖出来的东西跟我们有关系，但我心里还是越想越怕。咋我们偏偏就住到这个是非之地上来的呢，难怪我们接二连三的倒霉呢，原来这个地方下面有这些不太平的东西啊。总算挖出来弄走了，以后我们就要太平了，隔壁老太是这样说的。

　　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去谈话，问你的情况，我说我劳改了五年，回来才一个月，我不了解情况，他们训了我几句，就让我回来了。有一天几个街道青年忽然闯来，把我就在这门口站到大凳上批斗，说我是“牛鬼蛇神”，命令我“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别的倒也不曾有啥事，目的好像只是为了表现他们自己“革命”。幸好到厂里上班我就不怕了。

　　他问，我们被游街，你看到没有?乔丽说，没看到，听说了，给我带来的压力真大!但群众没有对我咋样。乔丽问他，你没有吃苦头吧?他说，里面也有人挨了打的，我没有。以后，我再也不会被抓起来了，不会有任何抓我的理由了。

　　真的吗?乔丽睁大眼问他。

　　他说，军管会对我有了一个很好的结论。他就把《平反决定》拿了出来。

　　乔丽看着，他还在一旁一字一句念着：“经研究决定，取消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对郁平的逮捕，予以平反。郁平的历史反革命问题，经查不实，有待运动后期提请调查处理。”

　　乔丽问，就这一份吗?他告诉她，军管会给他的档案里存了一份，学校里也有一份。

　　乔丽说，这么些年了，总算等到了这张纸，害死我们了!说罢，恐惧地可怜地看着他，他把乔丽轻轻揽拥在怀中，感到她瑟瑟发抖。一对可怜的人。

　　乔丽说，真正最后的结论，还要等啊。

　　他说，等吧，不至于再有更多的曲折了，反正我们已经习惯了。你看这个转不过身来的小屋，将来有一天我们还会舍不得离开它呢，好像比从前住小洋房还好，有种非常脚踏实地的感觉!

　　乔丽不以为然轻轻摇头，然后丢开这个话题，脸上亮出一种光来，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她确实是怀孕了!

　　他们久久相拥在一起。他感到做一个人这件事的本身就有点可怜。可是为何这样去想呢，事实上此时此刻他们不是感到很幸福吗?

　　他注意到桌上有一叠《活页文选》，问，你买的?乔丽说，中央的重要社论上面都有，便于收藏。从社论上我就估计到快要放你们了，好像写社论的人也晓得亭州的事情。

　　他笑道，你也会分析形势了，你已经切实成了当前社会的一员。我本来还担心你会不理解、不适应呢。人生随遇而安，天下事了而未了……。乔丽赶紧用手挡着他的嘴，说，不谈这些。

　　自从乔丽从劳改农场回来，他就想带乔丽回老家一趟看望父母，如今出狱，这愿望更为强烈。但乔丽每天要上班，厂医务室很忙。原有一个老厂医，她上班之后，人家得着这个机会，就调到老家海安县人民医院去了，她就走不开。现在，厂里到医务室就诊的人增加了，到医院看病的人减少了，厂里省了医药费，对她很满意，说要永远留她在厂里，并且对她说，厂里福利多、工作也单纯，比到医院好。

　　坐牢出来之后当然要向学校报到。他记得，在他这次被捕前，学校就“复课闹革命”了，他却因被逮走而仿佛活在另一世界里。回乡探亲，只有等待暑假的来临。但文革期间，也没有啥放假不放假的了，去年的暑假正是闹革命的高潮，寒假期间也正是又一个高潮，师生们都把有放假这回事给忘记了。但外地的老师或农村的学生，大多是回家去的，他们的来去，好像也没人注意。即将到来的一九六七年的暑假，又如何呢?

　　他和乔丽一时不觉都成了现行军管秩序的拥护者，巴望就这样军管下去，逐步回到社会正常秩序;至于文化大革命，当然重要，但他们这样的人也使不上啥劲。他需要写一封信，说明暂时还不能回家看望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要给父母报告乔丽怀孕的喜讯。

　　晚饭后，他同乔丽一起到王校长家去。他认为他应当让王校长最及时地知道他平安获释，而且有了这样意想不到的好结果。当然，王校长也许已经知道了他的情况，但他还是应当在最早的时间出现在王校长面前、向王校长报个平安。

　　王校长握住他的手说，我在等着你呢，在你的问题上，我一直地是有愧的。他忙说，我的事情一点也不能怪你，假如宗进庭是你，这七八年，我和乔丽一定啥事也没有。

　　王校长叹口气，说，不谈他。

　　他把《平反决定》放在王校长面前，王校长一字一字认真看了一遍，说，这说明军管会对你的问题，还是很负责的。他们一开始是仓促上阵，但后来的工作做得还是细的，从你的问题上看，是用了功夫的，要不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更不敢这样负责地写出来。这最后一句话，他们不写也可以，只要给你这次被捕做个平反就行了，别的他们可以不管，也可以不写上来。这样写，对你很有利。

　　他点头。王校长接着说，以后我们各方面，需要更加谨慎，有些人，有些事，高低不联系、不沾边，我们的身份毕竟跟群众不同，我们的问题不是靠群众运动，而是要靠组织解决。

　　王校长这样说，是关心他。只不过他跟江进海这些学生，还有那些工人，咋样才能完全地断绝关系呢?文革以来，他似乎是把“组织”对于他的存在给忘记了，这简直很奇怪。但一九五九年他被冤屈以来，不管咋样，他心中一直是只盼着“组织”来关心他的。他与眼前运动，在别人看来好像卷进很深，其实不是那回事，他是被动的。

　　他说，我很想躲到乡下去，但现在怕是不好请假。王校长点头。他说，不过乡下也不太平，农村也是开展运动的，也很复杂，而且中央规定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不要回去。

　　王校长说，也不一定要躲到哪里去，也不是不要关心国家大事，而是对实际的运动，如何保持一定距离，当然，某些事情涉及到我们，那也没有办法，只要我们不主动去参加这一派那一派的，那问题就不大、不深，有了问题也说得清。

　　耳朵里听得王校长说“问题”。是的，文革对于他，对于王校长，对于很多人，就是不要在运动中有啥“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只要在运动中不曾有“问题”，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哲保身仍最妥当。至于学生红卫兵、工人造反派那些青年人，那些普通群众，身份单纯，跟他这样的人确实不同，是好是歹，由他们自己去经受，你啥也不能劝说或左右他们。

　　他说，运动总之是在“收”，这次“三月镇反”，只能看作是一个意外、一个曲折、一次失手，是执行“收”的过程中出现的差错，并不能改变“收”的总趋势，一切还是要“收”。

　　王校长说，你这话理解得对，现在要防止的，就是受压制的工人学生不服气，又一次起来大闹天宫，我就担心这个。学校里已经有动向，军训不下去，都不听话，部队派来的“全军毛选学习积极分子”当军训员也当不下去，学生都不听他的，看不起他，弄得他哭笑不得。军训小组最近干脆不到学校来了，学生又自作自为起来，大字报专栏上天天是新的大字报，天天都有新传单印发，有自己写的，有转抄外地的，不同观点的都有，都在讨论从“一月风暴”到现在的形势。我看主要观点只有两种，一种认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反对妥协、改良，一种是认为运动不应当继续搞下去，以免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这两种观点，在我看来都言之成理，能结合起来就好了。但他们互不服气、互相攻击。江进海是所谓革命到底的，而史宏好像变成保守的了。有些学生，我有时心里也不得不佩服，我只是担心他们以后是个啥结果。看来他们也不是不知天高地厚，但他们好像只知天高，不知地厚，也有点唯意志论。我的思想可能是保守的，但我是从经验里来的，是很现实的。看来史宏比较老成，他就知道及时有所改变，他不再持激进的态度。你回校以后，千万不要被卷进对立里去，他们都是学生，都是红卫兵小将，我们不好赞成一派，不赞成另一派。

　　王校长的话朴素、深刻、好心好意，他连说是的是的。他有点为自己辩白说，我本来就是最不关心的人，但倒好像成了一个重要当事人，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王校长说，是的是的，我能理解。你总算是幸运的，还得到这样负责的平反，在运动中因为历史问题而经不住考验的不乏其人啊。

　　乔丽从王师娘那里出来，眼睛红红的，流过泪了。

　　他说，我们该走了，王校长你多保重。

　　夜晚宁静的小城，空气清新，悠然飘逸着不知从何而来的春天的花香，气候不冷不热，最是宜人。他和乔丽几乎很甜蜜地睡去。

　　但新的烦恼从释放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了。一伙人突然来到，有学生江进海、林集，还有工人包吉、梅有韬。他们咋走到一起来的，他就不知道了，而这些人聚在一起是很自然的。屋里太小，他们都站在门外，他也就到屋外接待这些不速之客。他们说，郁老师，你知道吗，郭德明他们到现在还关在里面，而且给我们的《平反决定》上都留有“秋后算账”的尾巴。我们来找你，一起去研究咋弄?

　　这情况他还不知道，他也感到惊讶，他想说“我不去”，他还想说“以后我跟你们、跟这个运动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此等等，可是他说不出口，他做不到那样绝情绝义，他无法让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令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人。如果他能让自己变得只值得他们鄙视和唾弃，那是多好，可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那一步。他却是只能“姑妄从之”了。他进屋很有愧很抱歉很无奈地与乔丽说了一声“我得跟他们去有一下事”，就跟他们走了，也顾不得人们眼中将会把他看作这些风风火火的造反派里的一员。事实上在一般人们的眼光中，他几乎已经就是一个很著名的造反派了，他的角色，因为他是一个教师，而好像是造反派的“军师”、“高参”之类的了。他收获着或者敬佩或者敬畏，乃至或者恐惧或者讥笑的目光，而这些“他人的目光”其实都弄错了。

　　他公然跟着这些造反的人们走着，走进大街旁边的长巷，一直向北，穿过几个街口，长巷还没有到头。原来，从前这长巷是市内长河的西岸，与东岸的十里长街隔河相望。河仅宽三丈，但水深湍急，南北贯穿全城，北通淮河水系，南接扬子江水，潮涨潮落，北边水清而南边水浑，河里盛产鱼虾，河边商贸兴旺，也是市民的饮用水源之一。他们正在穿过的几个街口，原是长河上的一座座桥梁，桥梁两头店铺林列，有如缩小些的清明上河图。四十年代的民国地方志已经说水政失修，这条市河正在湮没，桥梁塌陷，踏平为路，成为十字路口。现在走在长巷中，有时还能看到尚未完全消失的小片河段，那是附近居民倾倒碎砖烂瓦的场所，不久之后势将完全填平。真是眼睛看得见的小小沧桑演变。农村到处兴修大中小型水利，对这样的城市水利工作，至少可以说是多年欠缺。

　　他们拐进长巷旁边的一个小巷，里面豁然一条小街，当中麻石铺路，两边青石到边，一眼远望无尽，二面俱是人家，是个清洁齐整，闹中取静的地方。固定在高墙上的蓝色瓷牌上写着这里叫做“明德街”。进了街边的一个大院，说是“职工夜校”。遭受挫折而重新出来活动的“工红”，以这里做了临时总部。

　　职工夜校里有很多的人，一目了然都是工人群众，抽着烟，说着话，他们从某种蛰伏状态下又出来活动了，显得很兴奋。一个工人在一张很大的桌子前俯身悬肘抄写大字报，四周站着观看的人，啧啧称赞那一手好字。

　　他跟着包吉他们往里走，在里面的一个小院里他看到已经久违了的刘克成张大同刘济武这些头头们，还有另外的一些他不认识的工人。头头们也惊喜地看到了他，于是握手问候，一种温暖和热力立即将他裹挟、并且传达他的心中，把冷漠、封闭和小心驱逐出去，让热血流动了起来，要想抽身而退很难。

　　一个工人苦脸含泪诉说前一阵他在厂里受到了怎样的压制乃至非人的对待，而现在，那些压制他的人们又退下去不吱声了。其他人也争着诉说自己的情况。这些工人，就像战争中被打散了的队伍又汇聚一起，一面诉说被打散后所吃的苦头，一面摩拳擦掌，要举旗再干。他们重新见到了他们的头头，他们的头头也重新见到了他们，又走到一起来，又体会到自己的整体的力量了。

　　他想起王校长跟他说的话，而他是应当谨防自己被卷进来的，可是，看来仍有身不由己之处，一切不可能一刀两断，只是要注意保持距离。好在事实上这些人也从未对他有过更多更高的要求。一次一次地，他都是因为某种却不过去的情面，加上一定的同情和理解，而跟这些人发生了一定接触，其实他如果对他们硬是敬而远之，硬是拒绝来往，他们也不会对他咋样的，至多在心中可怜以至鄙视他这个人罢了。

　　这些工人的聚拢，本来就建筑在自愿自觉的基础上，并无约束，对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提出“你必须参加”或“你不得退出”的要求，全凭着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有了事不管是甘心赴汤蹈火，还是不好意思躲避，总之看上去就是几十几百几千的人，而且赫然用着“战斗队”、“兵团”、“方面军”、“总部”之类的称号，但事实上远不是那么回事，刚刚过去的三月那样的严峻形势一来，也就全都偃旗歇鼓无影无踪作“鸟兽散”。

　　他之所以不能真正加入他们的队伍，之所以老是在心里告诫自己跟这些人保持一定距离，其中一条原因也是这些人毕竟是群众，他咋能把仍然希望着的“政治生命”，跟他们乌合在一起呢?像现在这样总是发生一定的联系，都是一次一次身不由己的情况决定的。他并没有失去理智，虽然他也许完全有理由豁出去，跟这些人们“打成一片”，乃至勇敢走在前头振臂一呼。但他并没有这样做。那么他算是“明哲”吗?但哪有“明哲”会这样不能躲开牢狱之灾?他只是在不能自主的命运中沉沉浮浮、但仍有所挣扎有所把持罢了。这会儿，到了这个地方，看上去他是到了他们当中，但反而只是紧张地考虑着他自己。

　　在小院旁边的一间屋里，包吉激动地向刘克成刘济武报告：仍有一半人关在牢里没有放出来，而且已经放出的人的那一纸《平反决定》都是留有尾巴的，意味着随时可以再跟他们“秋后算账”。包吉指着他说，我们把郁老师也喊来了，我们总要有个对策呀!

　　幸而，他们没有问他的《平反决定》写得如何，要不然真是很难回答。他也就像心里怀了一个鬼胎似的。

　　刘克成说，经过明天的“五一大游行”，我们一定要跟军管会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许多问题。你们记住，以后我们不叫“工红”了，我们叫做“文革联合会”。现在，中央的要求是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所以我们不说恢复“工红”。由于发生了“三月镇反”这样的曲折，我们要重新组织起来。现在，根本的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怎样看待我们这些人。一定要彻底斗倒“资反路线”。这一回是血的教训。明天的“五一大游行”，实际上就是重新发动，今天要全力以赴做好准备。

　　包吉听了浑身来劲，说，我们就等着你们出来领头!

　　刘济武说，你们被抓进去，还游街示众，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这几个人，一个一个都被叫到公检法军管会去谈过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随时可以逮捕我们。我们厂里，他们把朱荣兴调虎离山，调到军管会生产办公室去值班看电话机，从人武部抽派了三个科长到我们厂来实行军管，他们暗中培植我们的对立面，搜集整理我的“黑材料”，要把我搞下去，在我们厂里“插红旗”。还好形势改变得快，要不然，一切真难说。昨天我们把那三个科长轰走了，到军管会把朱荣兴要了回来。

　　他们带着派性来军管，这咋行!包吉他们气愤愤的说。

　　刘克成说，好吧，情况都清楚了。现在真是不想干也得干。各人都去宣传发动，明天大游行参加的人越多越好，早上从本单位出发，有旗子的都要打出来，保证九点到达大街，自动会师，小队伍合并成大队伍，形成声势。十点钟游行自行结束。郁老师，你不要走，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谈。

　　包吉一声“走”，和在场的工人们都风风火火地离开了。江进海说，我们学生也要配合行动，要为工人阶级叫好。明天我们也要上街大游行!说着也领了林集等几个学生风风火火地走了。

　　刘济武、张大同都分头去工作。刘克成对他说，郁老师，你被抓进去，是因为替我们办报纸，我们对不起你。真是血的教训，想不到，对我们下手这么狠。

　　他很想对刘克成说，你们就此歇手不行吗?可是眼前明摆着的形势让他说不出这句话。这些人的一股子委屈，要发作出来，要讨个公道，要把形势做一百八十度扭转。一切问题都集中到一点上，就是运动应当在啥样的状况下结束?像“三月镇反”这样的“收”，刘克成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何况中央的表态正是这样。把亿万人民都裹挟进来的两股力的斗争，就这样又较量了一个回合。下面势将进入新一轮的较量，又有高江急峡之势，距离“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还有一段路程。现在就是要处理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对立，对较量着的无形而又有形的两个方面做工作，消除这种特殊的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把运动“收”起来，恢复人们心中期盼着的较为正常的社会秩序。

　　他注意到，造反派一般不说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眼前没有“资产阶级”，而只有对于他们的“资反路线”。他们也不大说要斗争“地富反坏”，因为那些人是“死老虎”，而眼前的“资反路线”才是要吞吃他们的活老虎。

　　刘克成他们现在更加认为，属于他们的“胜利”，不会自动来到。他们表面的斗志昂扬不能消除他们内心的焦虑和恐惧。情况已经与他们当初勇敢冲出来“造反”不同，现在他们只是在抵抗或挣扎。他们甚至流露一种埋怨，为啥不痛痛快快地解决问题，而一定要让他们经历这样的艰难?他们实际上看不到能够“胜利”的希望。他们希望毛主席能挥手免去他们这样的苦斗，把“胜利”切实地放到他们手上来，或者，啥也不要，只求能让他们从此再不会受到任何的“秋后算账”，而回到安宁太平的生活中去，他们再也不会出来“闹革命”了。他们的这些混乱的情绪，带有绝望和悲怆的意味，包吉这样的慷慨激昂、一往无前，其实只代表了他们的表面。

　　他问刘克成，军管会也把你叫去谈过话吗?

　　一提到这事，刘克成悲情而愤慨，说，是的，得到通知，我就老老实实去了，其实也是去看看情况。姜顺堂让我在他对面三尺的地方坐下来，旁边还站了两个当兵的。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对我说，解放以来可有哪一个反革命分子敢像你这样跳出来跟我们较量的?毛主席引蛇出洞，你这样的一些人果然就跳出来了。现在，毛主席的命令下来了，运动“收网”了，跳出来的都跑不掉，我们对你们早就都有一本账的。告诉你，定你啥罪都够了。你们在社会上闹得最狂的时候，我们就把你们看得清清楚楚，只等着上面一声令下。把你定为亭州地区解放以来最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为过吧?批捕名单上你是头一名!出于某种考虑，目前对你，暂时不予抓捕，鱼养在池子里，跑不掉的。告诉你，你没有啥了不起，我们随时可以把你抓起来。

　　当时我一声冷笑，说，我不能同意你的这些说法。

　　姜顺堂桌子一拍站起来，说，这里不是你跟我交换意见的地方。你且在家里蹲着，每天到厂里去上班，不许擅自离开亭州，我们随时都会去逮捕你。他手一舞，我就被两个当兵的押了出去，到公安局门口放了我。以在部队的级别说，我是小兵，姜顺堂是正团级，他看我是用团长看一个坏兵的眼光来看的。我们厂从大门口到车间里，都写满了大标语：“坚决支持军管会镇压反革命取缔反革命组织。反党分子刘克成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坚决支持逮捕反革命分子包吉梅有韬”。等等。厂里没有人敢跟我说话。

　　他听了，觉得刘克成虽然没有被抓进监狱，但受到的压力，也不亚于他们。但刘克成叙述中的姜顺堂尖刻无情，与在公安局里接待他时的印象截然不同。也许是不同的时间面对不同的对象表现出不同的样子来吧?他印象中的，加上刘克成所说的，才正是完整的姜顺堂，想来也可以是这样的。

　　刘克成的大脸盘对着他，睁着又大又圆的乌黑的眼睛。双腮密密的满是新冒出的钢针一样的胡茬。威武与淳朴、粗犷与细心结合在同一张脸上。其人虽是初中文化的工人，却又有一定才艺、经历、胆略和智谋，要真的换个时代，确实明摆着是一条好汉。

　　只听得刘克成对他说，郁老师，姜顺堂说我们是“跳出来”的，这是对我们的污蔑，当时我有多少话要反驳他，但那时已经没有我说话的资格了。现在，我们又“跳出来”了，姜顺堂又在那里瞪大眼看着我们了。我也想不“跳出来”，可是不行啊，我们把头缩起来，上对不得起毛主席，下对不起群众。郁老师，话虽这样说，心里就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吗?有啊，对“秋后算账”，哪个不是又恨又怕?反正一句话，既然这样了，就只有格外小心。文革走到现在这一步，我们真是骑虎难下。现在想过以前无忧无虑的日子，想做一个自得其乐的普通工人，好像也不可能了。你说，我们到底应该咋办?

　　刘克成说的是真实的心情。但他该如何回答呢?他有万全之策、两全其美的方法吗?他能指导他们吗?他还没有能“指导”他们，他自己就立即陷入一种矛盾和恐惧之中。刘克成见到他这样，也就立即宽厚地放弃了某种期待，说，是的，没有办法，只有这样顶下去，谁也吃不了谁。他苦笑了一下，心中惭愧，尽量真诚回答说，看来斗争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我们既然参加了文革，唯一的只有严格遵照《十六条》……

　　他的话虽是真诚的，也希望说得深刻一些，却觉得苍白无力，也无法发挥得更多。刘克成却点头领会，说，确实是这么回事，我们不能犯错误。

　　一伙工人带着那种“我们又出来了”的激动神情，从外面涌来，团团围住了刘克成，问候着、说着话，他也就趁机抽身而退。

　　一路急急回家，乔丽正在那里不舒服。啊，这才是他的最重要的事情。他温存抚慰，问长问短。好像正因为他的关心，乔丽好了一些。算来乔丽怀孕大约有一个月了，孩子应当在丁未年腊月出生，是个属羊的。小羊儿，睡觉觉，不要哭，不要闹，妈妈要休息了，爸爸要看书了，外面狼来了!他随口诌着儿歌，苦着脸的乔丽责怪说，瞎说啥呀!他赶紧抱歉一笑，改口说，太阳出来了，花儿开放了，蜜蜂蝴蝶飞来了……

　　乔丽笑了起来，告诉他，“镇反”之前给你报信的那个老师刚才来找你，还有一个女老师，看样子是夫妻。他说，那是范公望和他的老婆柳春芳。他们住在城北。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到他们家去喝茶，咋样?乔丽想了一下，说，你去吧，我还是呆在家里，这么多东西要看，她指着从外面借回来的历年的医学杂志。他说，不要老坐着，看看歇歇。乔丽说，我晓得。她拿起放在杂志上的一个大纸包儿，说，这是我才去买的半斤新茶，你带去做个小小的见面礼吧，我马上再去买。

　　他就带着半斤新茶，来到范公望家中。

　　二

　　想不到，范公望当真把他们的《形式论纲》进行了扩展，而且就按照他上次其实是讽刺地建议的，从《九评》上取材，把《九评》所揭露批判的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做法，当作正确的必由之路去加以肯定和推销。其书稿已经达到二十二万字，手制的封面上仍然郑重写着范公望柳春芳的名字，倒是勇敢担当的样子。

　　他倒抽一口冷气，说，这回千万不能再落到学生手上啊!

　　范公望说，我就等着你来看一下，然后密藏起来，二十年后再看是不是说中了，那时就好“青梅煮酒论英雄”!

　　他不由自主有点颤抖着手翻动那书稿，范公望确实大有挖掘和发挥，一种似曾相识的社会生活气息仿佛就从稿纸上扑了过来，钻进他的鼻孔，沁透他的肺腑。这样，原有书稿就成了理论的部份，而新扩展的，就成了具体实施的纲领，份量大为加重，确实成了一部完整的政治著作，是彻头彻尾斗胆包天跟《九评》唱反调的，说是建设正常社会，却正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他感到受着很大的挑战，就像他代表着社会主义在受到疯狂的渺视。《九评》上说，“复辟反复辟斗争不可避免，不等于说复辟不可避免”，而范公望却作为“势所必然”的来大做文章，把那受批判的一切翻转过来写成了予以正面肯定的东西。这部书稿一旦被发现，将是一个多么大的“反革命事件”啊!

　　前苏格拉第哲学家巴门尼德说过，“存在而不能不在，非存在而决不能是存在，非存在你不认识也说不出，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黑格尔的“存在即是合理，合理即是存在”正是上承巴门尼德这个逻辑。范公望文章不是写的不存在，不存在是无法说出更无法写出的。这只不过是两种存在的斗争，社会主义的存在和资本主义的存在的斗争。书稿虽是纸上谈兵，一切却决不是纸上谈兵的事情。这样，范公望的这本书稿与《九评》竟有了并驾齐驱的意味，是的，一件东西的正面与反面不是同等存在的吗?

　　他不敢看下去，好像怕受牵连似的。这事情假如真的闹成啥案子，他也脱不了身，他们都会是严重的“政治犯”，而且，可以说他要负一半的责任。可是，他并不支持范柳的观点，他对范柳的观点是持批判态度的，然而，当果真受到牵连而成了“犯”的那时，谁会耐心听你辩解呢?这真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把书稿放在范公望手上，说，你赶紧收起来，立即密藏，藏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不要让第四个人看到。如你所说，二十年后你再做英雄。也许你能成。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茅盾以至鲁迅小说中的那些各个方面的人物，也许真的会重新活过来，合情合理、世世代代。那时我如果还活着，可以给你作证，说明你二十年前就是这样主张的，就有完备的理论和纲领，并且写成了一本书，你是先知先觉、大智大勇。但现在我还不能多么夸奖你，“先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现在泄露出去是极其危险的，我也逃不掉。

　　范公望非但不恐惧，反而大喜，抓住他的手，说，我晓得你在观点上是不赞成我们的，或者毋宁说其实你只是十分谨慎的。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害怕，但从你这表情我就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啊。到那时，我个人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而现在，我一无所有。让苦苦的啥“反”啊“防”啊都见鬼去吧，必须恢复我们失去的自由和天堂。范公望在椅子上摊开身体，随即收缩，坐起，将手稿送进房中，又出来，正襟危坐，对他说，到时我承认你有一半，不，三分之一的功劳，你如果不在了，我会给你的家人分到红利。现在，你可以对我展开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情批判了!

　　他说，我记得上次我谈的看法还是较尖锐的，如果不是两个能把友谊与学术分开看待的人，一定会闹崩。我们是两个躲在旮旯里说悄悄话的小孩，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有时还会争论起来，但说掉就拉倒了，从旮旯里走出去就忘记了，一起玩别的去了，也许将来有一天，你不是给我分红利，而是会用手指着你的实现了的存在，来找我算账，要我低头认错，那时我们再翻脸大吵一顿也不迟，现在我们不吵。

　　范公望大乐，伸手跟他握了一下，那时你就坚持说你社会主义的曾经的现实和未来的可能吧!他含笑点头，表示他领会了范公望这种语言的聪颖和尖刻。他继续说，你的下半部，是上半部向实践方面的延伸探讨，其事实的依据，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每天生活其中的，一个是从《九评》上反其意而用之的。这些确实也就足够做全部的立足点了。你的意思是应当向右转轨，而且要转得彻底些，你认为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就应当万事大吉，任其发展，也就是好好地建立一个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而不是现在实际上仍在努力建成、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巩固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你倒是没有为地主阶级说话，你主要是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说话，为新的官僚阶层说话，你是一个民主自由主义者，也就是新等级主义者。这样说来，你所说的，就不是很新鲜的了。毛主席，还有许多大头脑，在一九四九年前后，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结果是采纳了毛主席的主张，也符合共产党人一向的宗旨，经过几年过渡之后，坚决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问题一再地又被提出。国内有国内的情况，国外的就反映在《九评》上。眼前这场复杂的运动，是将国内国外二者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向全国人民提了出来，不光是提出来讨论，还明确地坚决讨伐一切现在和将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以，你写这本书，虽说是你个人的发明，却不是突然的和孤立的，而正是时代矛盾斗争的反映。你的特点在于，你不回避问题，你按照自己的观点，逆流而动，去做反面的研究和回答，写了下来。由于你的主张是唱反调的，所以现在不能拿出来公之于众，否则要惹麻烦。上半部已经惹了麻烦，好在那还比较抽象，学生也把它丢到一旁去了。如果看到你这下半部，看到不但“形式”有了，“内容”也有了，一切明白无误了。现在，如果把这个公布出去，你有七条命也不够坐牢，谁也救不了你。但我不能从可能性上否认，也许若干年后你会被追认为理论先驱，给你在朝阳中学里塑个铜像。

　　范公望脸上放光，笑着点头称是。

　　他说，问题已经不在于你的《形式论纲》力主旧社会的复辟，其实，早就一再指出这种复辟可能性的，是毛泽东!文革运动只是要让全体人民知道，要与那一切划清政治的历史的界限而已。

　　大禹治水不是堵，而是疏!大禹疏九河，不是大禹堵九河。所谓资本主义，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钱、以至比别人有钱。就这简单一条，你能否认得了吗?也就是这简单一条，产生了世界历史及其无数的理论。人类，归根到底，如此而已：食、色，性也。

　　他觉得他几乎已经不能驳倒范公望，他按自己的逻辑说下去：我认为，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因为这个社会不必一定要退到资本主义去是更有理由的。资本主义已经三百多年下来了，它确实主宰了世界。然而，尽管它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改良自己以缓和国内矛盾，它终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是合理的，也是历史的必然，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更应当充满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我要说明的我的第一个立场，也就是我主张社会主义。

　　我的第二个立场，是尤其不赞成复辟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已经建成得这样了，虽非十全十美，乃至有时还会制造出像我这般的悲剧，但确实是千百年以来所不曾有过的一个人民国家，以后应当会是更好。为啥偏要退回去搞资本主义呢?从旧中国过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放手让资本主义发展五十年一百年再搞社会主义，这样的路子是多少志士仁人最后的选定，是最经济最智慧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如果有一条折中的道路就好了，但看来没有中间道路，中间的东西充满两难。我要问，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难道不是必然结果，而只是个别人的选择吗?为啥一定要认“复辟资本主义”才更是必然?至于你我是否在某种历史的弯路和迂回中有收获，我认为无关紧要，既然要讲真理，就要讲历史的全部的事实和多数人的情况。

　　范公望笑起来，说，我是按照你提示的路子去做的，虽然那只是你的讽刺，但你功不可没。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反复研究“九评之三”《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从政治到经济，从城市到乡村，把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那些方法概括出来，无非是私有化并且在宪法上予以巩固，无非下面是任凭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上面是官僚买办阶级所有，无非是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社会主义的工农沦为资本势力下劳动力的出卖者;这篇文章说，“南斯拉夫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确实说得对，看得准。但应当说，那不是不好，而是好得很!因为在人的社会里，人的自由理当是唯一的和最高的标准，中国知识分子心里一直坚持这个标准，而不听别的天花乱坠。我承认不存在抽象的自由，我所说的人的自由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但这正好给人以普遍的自由，世界上只有这条路是通向人的自由之路，简单说吧，它的原理就是：你有本事你也可以发财或在别的方面出人头地，而不是像你我现在这样，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可能的机会。

　　范公望对他瞪着眼，继续说，苏修方面的情况稍复杂一些。从“九评之九”《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看，它比南斯拉夫还差着一步，但总的倾向也是一样的。大秀才们的这篇文章说，“赫鲁晓夫集团所追求的，只是苏联特权阶层分子、新旧资产阶级分子的‘美好生活’，这些人侵吞了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过着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他们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化了。”其中还有这样一句话说，“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查了《共产党宣言》，确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个词，在谈论各种社会主义的那一章。但用这个词还无法直接想象苏联的情况，因为苏联是从原先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这方面需要理论上加以新的概括，另立一章，补充和发展《共产党宣言》，哈哈!

　　他看着得意忘形的范公望，一时却也无言以对。

　　范公望继续说，我所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仔细拜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结果看到了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复辟的可行之路与必由之路，那就像小虫子把蚕蛹吃空，最后从茧子里钻出来一样，那么大的蚕蛹是斗不过小虫子的，只有被它吃掉。残忍地说吧，就是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犁头，去狠狠地在社会主义经济肥沃大地上耕翻、耕翻，耕它个底朝天!人民，这个伟大的字眼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是抽象的，它作为一个一个的普通人是毫无力量的。到那时，虽然新的资产者未必就是老的资产者，虽然捷足者总是先登，虽然我可能仍然只是一介教书匠，但那个社会是自由的了，箍得紧紧的桶散了，一切限制得死死的都松了，结冰的河解冻了。在资本主义泛滥下，在过渡的阶段，也许必将货贿公行，纸醉金迷，人欲横流，娼妓遍地，盗贼出没，甚至走向分裂、割据，但那本来就是最正常的社会，正是产生先秦诸子、两汉文章、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戏曲的社会，大染缸变成了一只清水缸就啥自由都没有了，像旧上海那样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也没有了，旧社会有哪个作家艺术家不到上海去生存和发展啊?人的一生短暂，你我失去自由已经太多太久。春秋战国是最自由的，五代十国是最自由的，军阀混战时期是最自由的，凡是割据与混战时期都最能产生自由的文化，人也最自由，我就喜欢那样。要把目前这么大的清水缸维持下去，是多么大的乌托邦!人人都拾起一块砖头来，共同把这个清水缸砸破了吧!那时我有可能成为市议员，甚至可以竞选市长，去当省长，当国会议员，公开发表我的政见，而不是做这个民办教师还不知哪一天能转正，每天要看眼色来决定我的面部表情，写了有个人观点的著作还要偷偷藏起来不能面世。我提请人们不要把旧中国说得那样可怕，旧中国其实就是最好的中国。旧中国的时候，我的父亲穿着绸缎的衣服，我的大哥穿着一身法国名牌，我也有发展的无限可能性。那时闰土是闰土，迅哥儿是迅哥儿，闰土一定要喊迅哥儿是“老爷”，尽管迅哥儿有平等思想，但那是他个人的风度和空想。人与人永远不可能是平等的，要把一个大字不识的闰土变成迅哥儿，谈何容易?自由社会的人从来不搞啥思想斗争，各人凭本事挣钱吃饭。你一时狂热投奔新四军去了，你所信仰的社会主义让你落到今天的不明不白的地步。社会主义再好，为啥要你我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处境?这决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一九五七年的人物提出他们的纲领，不是出于个人处境不好，他们不少身为中央政府部长级的人物，他们是为真理而说话的，他们主张由我们这些有知识的人在社会上有头有脸、主持一切，这才是公平、合理。所以，要问我真实的政治主张，我坚决地要“复辟资本主义”，坚决地拥护“修正主义”，如果这两个特定的词是代表着回到民国时代，以美国人的生活和自由为榜样。在这部书稿里，我已经“让步”了，我只要求某种折中的中间的道路，一旦走上中间的道路，所谓必然滑向哪里，我就不用管了，资本主义是不可战胜的。哪怕一时会有洪水滔天。只有人老了才会一个劲地担心不已，要反、反、反，防、防、防，堵、堵、堵，结果反得了、防得了、堵得了吗?我认为是反不了、防不了、堵不了的。充其量，理解地说，也不过是想不离革命初衷而己，至于历史到底走到哪里去，仍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范公望侧着头拿眼瞪着他，做出“恶毒”的神情，就像全身心处于一段剧情之中的一个“民不畏死”的角色一样。他因了范公望的眼目张狂的表情，而忍不住笑了起来。范公望也立即表情一变，笑了起来，说，这是我的阶级本性大暴露，从反面证明毛主席是最正确的。《九评》上公布了他老人家的一段话，《语录》本第三十六页上也有，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的一个批示，四年之前的啦，我跟你一块儿学习一遍，老人家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九评》上介绍毛主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一共列出了十五条，其第二条说：

　　“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这一切，说明毛泽东真是厉害啊，不愧是伟大领袖，考虑问题真是眼光长远，说出话来真是一针见血。我们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在他老人家面前真是要浑身发抖。只有从反面的立场才更能认识毛泽东的厉害。我一字不差记得这些话，从反面体会着这些话，越理解越深。而多数的人们，只是嘴上跟着说说、纸上照着抄抄罢了。我甚至还听到共产党员私下议论说毛主席这些话说得太紧张太过份太不现实了呢。可悲啊，反而我这样的反动分子倒是真正地理解他老人家的，是他老人家的知音，哈哈哈!

　　他说，你也不要把自己说成反面的人物，如果社会果然倒退到不堪的状况，你这样的人倒也不至于为虎作伥，可能反而会转过来成为民主斗士。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九五七年的头面人物，其思想道路不是这样的吗?他们对旧社会不满，并且对旧社会在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战斗有功，但他们主张的社会理想，是真正的乌托邦。

　　范公望叫道，他们的主张不是空想，只是暂时失败。自古以来，掌权的是读书人集团，这一直延续到这些人能当到新中国的部长，建国初期这种比例很高，一九五七年以后就收缩了，发展到文革初期北京高干子弟公然大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所以这次平民学生特别高举“造反有理”大旗，我是支持的。运动初期李宝安到我们学校用反右斗争警告学生，其实他自己也未必就弄得懂“右派”这个问题。历代确立的“尊贤重士”传统是不容改变的，秦始皇得罪了知识分子，不是被骂了两千年吗?现在的情况是，“公子虔闭门不出”而已……

　　他说，这些话扯远了。反正，你是打了一个大算盘，所谓理论，竟然来自《资本论》，所谓依据，竟然是《九评》，只不过要加上一句话，叫做“反其意而用之”，如俗话所说，反穿皮马褂。我记得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

　　确实，你可以用这个来对付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跟劳动条件所有权在法律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那么就针对这个来做“分离”、“转化”的工作，资本关系也就重新创造出来了。三百年前西方原始积累的景象就会在东方再现一次。毛泽东不是说过吗：

　　“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份人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你跟“我们共产党内”这个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你也是爱党的，你是爱党内的这一部份主张，你的文稿只是道破了某种天机，就是要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下手。你写了这么多页，有人只用一个字就概括了：“退”。党外支持的力量就是你这样的“贤士”。这样的“贤士”认为自己是未来自由民主的主体，不经意间就能当上市长省长全国议员，从此再不会被要求“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相反，工农大众要像闰土一样尊他们为“老爷”了。但还有个疑问，他们实际上是依附在国内外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所以，归根到底还不能算是独立登上历史舞台，却有成为鲁迅所说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嫌，还有做汉奸买办之必然，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你们是在中国做你们的事业，而不是在美国。悲乎!悲乎!

　　范公望高举双手，“哈”地一笑，说，还是毛泽东说得到位：

　　“对于我们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

　　毛泽东说话太直爽、太尖锐、太不留情面了。我够这个“极端反动”的资格吗?对，我在教育界，是在这个范围之内，虽然只是一个民办教师，但也应当算的，哈哈!范公望说着笑着，脸上微微地红了。

　　他笑道，这个问题我们姑置不论。马克思揭露和批判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种种残暴无理之后，写下过这样著名的一段：

　　“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然而，马克思虽这样揭露，却并没有能改变历史就这样地发展过来，也只能解释为“需要经受这种痛苦”，就是说，历史并不是按照善良法则和善良愿望发展的，正好相反，它是按照“恶”的法则，带着血腥气来发展的，真是无可奈何，某种意义上你是正确的!现在我只问你，经过你的研究，你认为中国人民已经“经受苦难”而获得的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再“经受苦难”回头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如果是的，那么就是说，毛泽东发动文革虽是可以理解的，却又只不过是徒劳的?往前说，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啥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本来就是大可不必的?乃至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本来也都是大可不必的?所谓“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倒彻头彻尾长久永恒是对的?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真是有了血腥气。试问，你认为，“公子虔”啥时候破门而出?怎样破门而出?出来之后咋样施展他的威风?你将如何配合?宗进庭大约就是亭州的一个“公子虔”吧?

　　他这样问着，脸上麻麻涩涩的，脑袋在发胀似的。

　　屋里一阵沉默。

　　忽然，传来一股燃烧纸张的刺鼻的味道。范公望急忙冲进房间，在里面惊叫了一声!他忙赶去，是柳春芳在一个盆里烧那书稿，已经无可挽救了。范公望叹口气，坐下来，说，烧就烧掉吧，烧掉也好，反正在我肚子里呢。

　　他说，那就把一切交给历史了，我们概不负责。

　　范公望苦笑说，对，概不负责!烧掉为妙，一了百清!

　　他说，柳老师，对不起，也许我不该来的……

　　柳春芳说，郁老师，你来得正好，真的要感谢你，这书稿确实不能留，我心里一直在犹豫、在害怕。刚才听你们讨论，让我下了决心，不能再犹豫了。要写书的话，可写的东西很多，研究经史子集，分析明清小说，钻研唐诗宋词，照样可以发挥才华、寄托思想，还可以增加学问、引来尊敬，何必空谈政治?我们的梦该醒了!

　　一盆冷水，醍醐灌顶，他和范公望相视而愧，默然而出。

　　然而梦境依然。五月一日这天，他和乔丽足不出户，在小屋里却也听到了大街上的喧闹，好像走过一拨又一拨的人群，口号声喊过来，又喊过去。他知道，这就是刘克成布置的“五一大游行”，也同时宣告了“文革联合会”的成立，工人造反派重新从四面八方“杀”了出来。另外，江进海这派学生可能也上了街，表示对工人阶级的声援。但是，令他困惑的是，第二天又听到大街上像前一天那样喧闹起来，也是口号声一阵又一阵的，虽无“五一大游行”的气势，却也连续不断。难道还继续大游行吗?但他就看到有二十多个工人突然来到他的窗户外面的空地上，而且其中有包吉。他们紧张地在准备做啥事。这时大街上传来游行的口号声，包吉手一挥，就领着那些工人向西朝大街上冲了过去，于是听到了呐喊声，他们好像去进攻而跟啥人打起来了。他立即猜到了一切，赶忙拉了乔丽，锁上门，向东拐进一条小巷，以远避他所估计的大街上正在发生的两派武斗。

　　事情正如他所估计的，包吉那天正是领了一伙人多处冲击了对方的游行队伍，而且撕破了对方的旗子。这事情立即从街谈巷议中听到了批评，人们认为这是不对的。原来，“红旗”派那边见到“工红”这边重新“杀”出，并且更名为“文革联合会”，于是也重新出现，打出了“联合促进会”的旗号，也组织人马上街游行示威。群众两派斗争就这样重开战局，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边自夸说“革合会好得很”，成了“好派”，那边说“苟合会好个屁”，成了“屁派”;“屁派”那边成立的“联合促进会”，就被“好派”这边骂为“活畜会”，接着这边又进一步把那边骂为“狗合会”。这样两边都成了畜生。全市工人学生旧的两派，就在这样新的而且是丑化污蔑的名称下，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有如两个白着脸比武的人下去把脸抹黑了出来再打第二个回合。包吉这些人觉得对方可恨，却也找不到消灭对方的办法，就鲁莽从事，冲队伍，撕旗子，给自己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们后来遭到头头部对他们的批评，而且张贴出了《处分决定》，予以“警告”处分，成了梁山泊李逵式的人物。

　　两派这样极其对立地重新问世，满街大字报，互相攻击。渐渐地，一般人们也懒得关心他们的事情了，至少他就是这样的心情。时光也就这样地过去，他反而清静了一些时，只当自己是“世外之人”。

　　炎夏之际七月底的一天晚上，有两个穿圆领白汗衫的青年来到他的门上，操着北方口音对他说，“我们姜科长请你去”。他过了一会才醒过神来，明白了原来是两个年轻战士，也明白了是姜顺堂有请。他跟乔丽说明了一下，就到公安局去。他想在前面走，但战士说，郁老师，我们给你领路。就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让他走在当中，领护着他走进小巷，曲折而行，来到深巷之中的一个小门面前，举手敲了两声，门也就开了，里面有一个战士。他跟着进去，走过一个小花园，来到一个小院，他就站在他到过的那个办公楼面前了。原来，他们领着他走的是公安局的一个后门，大约鲜为人知。这给他此行带来了一点秘密的色彩。姜顺堂无非是要跟他交谈交谈，出于某种考虑，做了这种避人眼目的安排。

　　姜顺堂准备了好茶请他，说，一个人喝没意思，请个能谈谈的朋友来一起品尝才有意思。他表示感谢。饮了一口，果然好茶。姜顺堂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们是同志加朋友了，所以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我还想跟你做进一步的沟通。他一听，明白姜顺堂要说啥，就忙说，不用不用，一切我都理解。姜顺堂说，从大的形势，你肯定是能理解的，但一些具体的，你未必了解，我说一点给你听听。别的不多说，就说“一月风暴”以来的情况，中央一直是密切注视的，就是说，一方面要求群众关心国家大事，但另一方面，也没有放松对一般阶级斗争的警惕，我们不断得到这方面的提醒，这也都有中央文件：一月二十三日，《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上面，就有镇压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的内容，接着，一月二十八日，就是《军委八条》，第一条就说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还有关于“保护银行问题的通知”，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关于“不得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的通知”，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决定”，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通知、通告、命令、指示、规定、意见，都体现了对社会出现很多乱的现象不能放任不管，文革要进行，国家不能乱。

　　这是一场特殊的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是我们自己发动、为了教育和巩固我们自己的，不是越乱越好，有的方面可以乱，有的方面不能乱。作为军队，我们当然很敏感、很重视。所以仓促上阵，性情很急，看到一些表面现象，没有深入调查分析，就逮捕了一些人。我们的工作存在偏听偏信，我们对中央精神也理解不全面，这是教训。我们好心办坏了事，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群众。所以对你的问题，我们特别做了调查研究，结果没有费事也就弄清楚了，我们“三月镇反”对你是冤上加冤。给你的《平反决定》是经过反复研究的，经过部队首长过目，才定稿。你还满意吧?

　　他说，很满意，很感谢。自从一九五九年蒙冤以来，八年了，是解放军给我平了反，是解放军解救了我。泪水浮上了他的眼睛。

　　姜顺堂握住他的手说，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对其他的人，也不是不重视，也要一个一个地把问题弄清楚，有啥问题就是啥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现在，抓的人早就陆续全部释放了，但现在街上大字报还在批判这件事。有的人确实给带了一条小尾巴，可能不满意。但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不能无原则地讨好群众，如果有问题，还是要写上去。你可能也听到一些意见了?

　　他点头。

　　姜顺堂说，不是我们硬要面子，是有些人确实有一些问题，让我们说他们完全没问题、十分清白，咋行呢?目前我们的认识只能到这一步。谁也不能强行要求我们必须咋样，我们是军队。说实话，如果说我们有错，总的也只是错在时间上，还有调查研究不足，偏听偏信，搞得不太准!

　　他感到不好表态。他沉默着。

　　姜顺堂给他斟茶，说，刚才我所说的中央的态度，至今也没有改变，继续有一系列的通知、通告下达，直到上个月的《六六通令》，一共七条，纠正打、砸、抢、抄、抓的歪风，讲得很严厉。社会形势依然是复杂、严峻的嘛!“三月镇反”这件事，我们已经纠正了，但有人要抓住不放，而且是全国性的。这种倾向是不对的，据我分析，中央的战略部署不是这样的，这样对文化大革命是不利的。你研究了最近的报纸没有?

　　他说，我有《活页文选》，重要文章社论上面都有。

　　姜顺堂说，报纸公布了去年中央对全党的《五一六通知》，还公布了毛主席去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社论说，中国赫鲁晓夫被揭露出来了，他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写的《修养》一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五月份以来报纸上最大的事件，就是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关于今后运动，是报纸上的另一个重点，体现着一个“收”字。中国赫鲁晓夫问题既然解决了，运动当然就应当“收”。一次运动解决了一个这么大的问题，够了嘛。社论公布了毛主席最近的讲话，说：

　　“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我体会这段讲话，虽然讲的是不断革命论，但同时也就讲的革命阶段论，作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任务基本完成了，可以“收”了。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他点头。他心中却回味着“一、二次，三、四次”这些话，感到有点茫然。因为他觉得，现在才第一次，就有难以为继之感了。到底是伟人脱离了实际，还是人们跟不上伟人?伟人好像硬要拽着人们往前走。他似乎要认为，是伟人脱离了实际，但伟人想得有多远、多深、多大，岂为常人所能理解?西方哲人巴门尼德说，“常人意见全无真理可言”，说得实在是冷峻。

　　姜顺堂说，中央不但有这个“收”的意思，而且讲得很明确，社论说，“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揭露出来了，同时，证明了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阶级阵线已经清楚或比较清楚了。如果把民主当做目的，就会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不要被私字、被无政府主义思想引到邪路上去。”你看，这说得多明白!报纸上还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怎样正确对待干部和群众，还讲要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还说，最近，毛主席着重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北京接见了军训会议代表。对学生实行军训是啥意思?用这个方法“收”嘛!报纸说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从以大批判为主，逐步转到以学为主。你看，处处体现了“收”的意图。我说得差不多吧?

　　他点头，他同意姜顺堂的分析。

　　姜顺堂说，可是，你要“收”，是不是就能“收”得起来，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造反派不但不想“收”，他们还要东山再起、继续闹。先是“文革联合会”成立，接着针锋相对是“联合促进会”成立，一个说“好得很”，一个说“好个屁”，在大街上就能打起来。武斗的空气越来越浓，不但亭州这样，全国也是这样。亭州电机厂刚刚发生的事情，你听说吗?

　　他摇头，他一点也没有听说。

　　姜顺堂就告诉他，是这样：傍晚以后，“文革联合会”有很多工人涌到亭州电机厂门口去，说是电机厂抓了他们的人。电机厂关上大门，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得到消息后，军管会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王海来科长，就到电机厂去了解情况。引起事情的这个人是梅有韬。他不知为啥跑到对立面的电机厂里去了，结果被扣留在那里。“联合会”方面涌去的人越来越多，现场混乱，弄不好会爆发武斗。王科长陷在电机厂里出不来，外面许多人不了解情况，就说军管会有人在里面指挥“屁派”。大标语上了街，说我们支右不支左，还点了王科长的名，说他是这次事件的“幕后指挥”。这些话说了有人信，因为一部份人跟我们情绪对立。

　　现在咋办?他问。

　　姚主任打了电话还不行，宋政委亲自打了电话，电机厂才把王科长和梅有韬放了出来。现在，人是放出来了，电机厂门口解围了，但是王科长让群众弄到“联合会”去了。

　　他听了就觉得自己负有某种责任与义务，他试着说，我可以作为一个中间的群众去找他们谈谈，刘克成梅有韬这些人我都认识。

　　姜顺堂给他斟了茶，说，你这是好心，我支持，但我请你来，并没有这个意思。西方哲学家说过，“不要跳进浑浊的水中”，我不能让你跳进浑浊的水中。不过，你有机会如果能劝劝他们，也好。要提醒刘克成，历史不是让人想怎样就怎样的，是好是歹，最后总要给每一个人轧账，说不定啊，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说句最正面儿的话，他上要对得起毛主席，下要对得起跟在他后面的群众，这就是他现在的位置对他的要求。历史是最无情的。这些，他懂吗?我们这些人是在浑水里泡过来的，见过多少人上天堂、多少人下地狱。

　　他听了真感到某种份量。

　　离开姜顺堂那里时大约也才九点多钟，他就到明德街去了。

　　第十一章 抢枪

　　郁平要让自己隐于渔。学生静坐军管会。抢枪事件。范公望的高见与郁平的苦闷。

　　一

　　七月底那天晚上，告别姜顺堂，下了那座小巧的办公楼，从公安局大门出去，外面很黑，几无行人。临街而居的一些百姓，在门口搁起的床榻上面睡下了，床边还点起了蚊香。这是一些街民度过炎夏之夜的习惯，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睡在外面。路灯暗暗的，且被树荫遮住了一些。到处显得很安静，夏虫夜吟之声也清晰可闻。白天文革运动的喧闹此时销声匿迹、全无踪影。

　　明德街的职工夜校里面却满是人，朝南大屋里有个人在主讲啥，屋里坐不下的人就都站在天井里，挤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站在后面的一个工人告诉他，那是南通的头头，从南京过来，路过亭州，给大家讲“武汉事件”。

　　他无心听这个，就离开这些人，往里面走，看到刘克成、刘济武等头头在开会，还有江进海。他本能似的后退了一步，他虽有很多话想对他们说，由衷地希望他们能做得正确而不犯错误，却不愿如上次那样竟然参加了他们的头头会。

　　坐在靠近门口的张大同走出来，对他说，郁老师，进来吧。他更后退一步，连说不，这时江进海也走了出来。

　　他说，我听说电机厂那里出了啥事情……?

　　张大同说，噢，是一场虚惊，但激化了矛盾。先是有传闻说，电机厂制造大刀长矛，为武斗做准备。当时梅有韬说，我去侦察，就骑自行车去了，跟去了两三个人。后来回来一个人报告说，梅有韬被电机厂扣押起来了。于是就有很多人涌到电机厂门口，要电机厂放人，事情就闹了起来，我们这边在电机厂门口簇了许多人，结果里面突然大门打开，冲出许多人来，手中有棍子，我们这边一个支队长的嘴唇被打豁、门牙被打掉，鲜血直流，当场昏倒在地，被送进医院抢救。这样，我们有更多的人往那里涌去，这下子能找到手的木棍之类的就带去了，扬言要攻打电机厂。我们赶紧控制局面，同时向军管会报告，军管会就派王科长去处理。现在梅有韬已经放回来了，事情已经平息。

　　他问，电机厂里真的有大刀长矛吗?张大同说，我们问了梅有韬，他说没有看见，但里面是不是在制造，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他被控制在传达至，没有能深入到车间去。

　　他问，梅有韬咋被扣留在电机厂的呢?张大同说，他没有进去，他在门口张望，结果被电机厂里的一个熟人喊了进去，这人是电机厂运动初期的一个活跃分子，彼此有点熟，就喊他进去玩玩，也并无恶意，但梅有韬说话随便，说，听说你们造大刀长矛，我特地来看看的。这么一说，旁边就有人说，他是“狗合会”的探子啊!情况就起了变化。梅有韬一再对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这样扣留我，第一，我是被你们的人叫进厂里来玩玩的，第二，我并没有做啥不好的事情。你们把我扣留的时间越长，越不利，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军管会王科长去了之后，电机厂还不肯放人，一直到宋政委打电话叫他们放人，才放了出来。

　　那么王科长呢?他问。张大同说，王科长是同梅有韬一起回来的，把梅有韬交给了我们，在这里喝了一杯水，谈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刚刚才走。我们没有对他咋样。外面出现大标语，矛头指向军管会和王科长，不是我们布置的，是群众的自发行为。

　　他说，我顺路来看看的。你们要谨慎啊!

　　张大同说，我们正在谈这个问题，你正好来跟我们说说你的看法。就拉他进屋，江进海也推着、劝着他。他也就身不由己的进去了，一面却觉得这立即使他发生了一种重大的改变，有点前途未卜。他似乎惋惜自己，却又无法后退。

　　他想到姜顺堂是晓得他到“联合会”来的，不至于认为他是刘克成他们一伙的。他感到因为姜顺堂的这次邀见，他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的身份，虽然不是姜顺堂布置的，却是姜顺堂知道的，所以他在“联合会”的出现，以至于能这样偶然地出现在他们这样的会议上，姜顺堂该是无由见怪，更不应像“三月镇反”那样作为他的问题来看待。那么，他倒真的成了“特务”式的人物，正如他的“历史问题”所指控的了?他终于成了一个“特务”，而这就是他的一种宿命?但他立即否定了这一胡思乱想，因为文化大革命有它的特殊性。他跟每一个普通群众一样，本来就有自由，拥有文革所给予和鼓励的民主权利。你可以参加这一派，也可以参加那一派，还可以哪一派都不参加;你可以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也可以不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你可以被群众拥戴为或大或小的头头，也可以拒绝当头头;你可以写这样那样的大字报，也可以不写任何大字报;你今天可以热情地上街发表看法，跟别人辩论，明天也可以做世外之人，啥事也不闻不问;对姜顺堂这样的人，你也不必怕他，你对他可近亦可远，你可以听他的，也可以不听他的，甚至还可以写他的大字报;这一切全由你自己决定。你如果愿意充当战国策士式的以至特务式的人物，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姜顺堂虽然没有这样布置，但未必不欢迎你能从中做些化解矛盾的工作，但这也听随你自己你愿不愿意。他一向凭着赤子之心，并无任何的投机意识。他过多考虑的倒是自己的政治安全，他绝不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政治冒险家。他也不是一个庸人，他遇事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无论他跟哪一方面发生多少接触，只要他是有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立场的，他就不是投机分子，他就是光明磊落的。他也是独立而自由的人，他完全可以根据情况决定自己何去何从。自文革以来，他要想一点也不说啥、一点也不沾不惹，似乎也很难。即使他说了啥、做了啥，只要是好心好意、正大光明的，也不必怕啥。于是，他想给刘克成他们泼一点冷水。

　　他们正在热议“武汉事件”，说武汉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在武汉军区支持下，竟敢揪斗“中央文革”的谢富治、王力，武汉三镇到处写出大标语要谢富治、王力“到工农群众中来”，要谢富治王力“下连当兵”，这是用毛主席的话来整“中央文革”的人，多么嚣张恶毒。周总理要武汉军区承认“支左”工作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要他们肯定“工总”是革命左派，是革命大联合的核心，指出“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陈再道不但不听周总理的指示，还对周总理不敬。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和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武装大游行，冲击东湖宾馆，揪走王力，他们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这就是“武汉事件”。现在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已经上北京做检查去了。中央一表态，“百万雄师”立即垮台。北京，全国，都在声援武汉的造反派。

　　他们手中有一份材料，是“上海中教联合造反兵团编印”的，来源是“武汉钢二司新潮艺总部，湖北省直文艺界红艺军赴沪控告团”提供的，材料封面上画着一个很丑的人头，题为《绞死陈再道》，材料也传到他手中，他的感觉很不好，翻弄了一下，其实一行字也没有看进去，就给了刘克成。

　　他们谈论着，兴奋、恐惧、向往、忧虑，这一切反映在每个人的脸上，表现在他们的言谈中。他们在“武汉事件”中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又有着某种担忧。

　　有几个人纷纷说，我们要军管会承认“支左”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要他们为“三月镇反”彻底平反!要他们承认我们“文革联合会”是革命左派，是革命大联合的核心!

　　嘿嘿，“头想尖了戴笋壳儿”，到时你们去当“左派”、当“核心”，我回家当我的工人。说这句话的，是赵家琪。

　　刘克成以某种小学生一般的口气说，郁老师也来了，请郁老师谈谈!

　　二十几个人眼睛都看住了他。他好像这才觉得这个头头会的人未免太多了些，但群众组织可能就是这样随便，里面不一定都是头头，有的人是正好走到这里，就坐下来听听。

　　他本是想劝劝他们的，但还未开口，就有一种不忍之心，于是，他就从他们造反的艰难处境说起。他说，文革从去年开展到现在，我们亭州，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全国造反派所经历的，我们也都有所经历，从资反路线的压制，到冲破这种压制，我们都经历了，跟人家比，只是规模不同、程度不等。“一月风暴”，除了上海，真正实现“夺权”的，全国也都很少。青海省军区赵永夫下令向造反的工人学生开枪，打死不少人，惊动中央，我们这里就没有那么严重，我们是几十个人被抓去坐牢游街示众。有些情况，我们这里跟边远地带不同，跟大城市武汉也不好比，我们是“县级市”，连一所大学也没有，人口只有十三万。

　　说到此，人们感到一种自愧弗如笑了起来。他继续说，我认为我们要防止的，是一种急躁情绪。就以今天电机厂的事情来说，为啥要去看人家是不是制造大刀长矛了?就是说，如果他们造了，那我们也造?如果我们有这种思想，那就超出了文革的含义。如果我们人为地去激化矛盾，那责任就是我们的，这叫做“左派幼稚病”。为啥撕旗子这样的事情出在我们这一边呢?一些人在形势不好时极度灰心，在形势好过来时又表现急躁，认为经过“一月风暴”、“三月镇反”，说明我们是响当当的“左派”，好像应该“坐江山”似的。我认为这种思想很不对，这种情绪很有害，是我们当前最大的危险。

　　他注意到，这些话说出来很有份量、很起作用，头头们都听得很入神，面色严峻起来，屋子里异常寂静，在他说话间歇的时候，只有日光灯呜呜地响。他说，总之，根据亭州的特点，我们要多用柔劲，有耐心，讲策略，上上下下克服急躁情绪。我们不能要求军管会、要求全市人民承认我们是左派、是核心，这一切都只应当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如果硬要人为地去争，那就会适得其反。从文革初期，到“三月镇反”，可以说，我们没有错，错的不是我们，但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去争左派、争核心，可以说，我们就真的要犯错误了。报纸社论里说，最近，毛主席着重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社论里还说，要夺头脑里“私”字的权。我理解就是指的这方面，指得很准。当然，我们也许有点不服气，因为我们不是要当左派、核心，我们啥都不要当，我们只是为了不被“秋后算账”，当了左派、做了核心，自然就有保障了。

　　说到此，不少人灿然而笑。造反的人们程度不等确有这种很幼稚的想法，而且还难以克服，因为文革以来，这的确是一种现实，总是严峻地摆在他们面前。这些人值得同情之处在于，他们想的不是如何给别人算账，而是自己如何不被算账。“一月风暴”前夕，一直叫喊要给他们“秋后算账”的保守派一夜之间垮台、消失，对于他们是突如其来的，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如何享有这一胜利，紧接着就是被分裂和“镇反”。可以说，造反以后，他们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他们刚才那灿然一笑的脸上，竟有着惨苦的凄凉的成份，是有点令他同情的。

　　他又想起了荀子，荀子说，人“斗”起来之后就不顾一切，忘其身，忘其亲，忘其君。说是智慧，其实愚蠢，说是有利，其实有害，说是光荣，其实受辱，说是安身，其实危险。但荀子并未能给出让人们停止“斗”的方法。从荀子所处的战国至今，多少年了，“斗”的历史之长、范围之广、悲剧性之深，令他不免觉得，他今晚此行以及所说的话，完全多余。以后头头还谈论了些啥，他是怎样从那里“散会”而去的，后来他都没印象、记不得了。

　　那天晚上之后的一天，他还曾和江进海谈过一回，是在学校解剖室那边的小花园里。下午，江进海让林集把他领到那里去，开口告诉他，他们准备组织学生静坐军管会。他立即说，我要泼你们的冷水，打你们的拦头板，我不赞成你们做这样的事情!他不管江进海脸上挂不住，接着说，你们想想，这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不理解，现在只有依靠军队来“收”，你们要用对旧市委的方法来对军管会，咋行?你们能这样“一反到底”，四处出击，一点也不讲革命的策略性、阶段性吗?

　　江进海摆出一番道理来，辩解说，中央越来越把军队的问题提出来了。先是一月十二日，一月十四日两次《解放军报》社论里有“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后是五月的报纸向全国公布了去年党内的《五一六通知》，上面有一段话，就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一段，六月份《红旗》社论对这一段又加以引用，《解放军报》社论明确提出“在革命左派和保守派之间，我们要一边倒，要坚决倒向左派一边”，“如果大联合不是以左派为核心，那就会把革命群众运动引到邪路上去”。七月二十日的报纸又出现“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这个提法充满七月下旬的报纸，七月三十一日《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明确提出了“军内一小撮”是斗争大方向，并且说“历史在飞跃，革命在前进。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了。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到八月五日，报纸纪念《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社论点出了“抓枪杆子的”人的问题，号召我们“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创建新的功勋而奋斗”，这一切说明“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新的斗争大方同。联系亭州实际，“三月镇反”就是执行了资反路线，我们针对“三月镇反”要求军管会向全市人民做检讨，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让军队“介入、支左”，既是形势需要，也是对军队的考验，现在把“军内一小撮”、把“拿枪的刘邓路线”考验出来了，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听了心里又急又气，也只得劝告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认识，那我建议你不要忙着搞静坐，你们可以写大字报，提出问题，可以跟军管会有所接触、见面、交谈，何必一下子激化矛盾?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你们读过没有?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是啥?容许这样对待吗?军队如有问题当然也不行，但决不会要你们来帮这个忙，你们这样帮忙只能是添乱。文革闹了一年，天下大乱还可以说是表面的，如果让你们去“揪军内一小撮”，那就将是真正的天下大乱，中央是不会让你们这样做的!

　　江进海脸上红红的，厚嘴唇微张着，眼神迷惘，似乎就要被他说服了。

　　林集插上来说，归根到底，天下稳定在于人民。

　　他立即说，你们是人民?人民军队不是人民?前不久报纸上重新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有针对性的。两派的矛盾，你们跟军管会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是人民，别人也是人民。你们就不会犯错误?你们就永远正确?你们说报纸上号召“新高涨、新风暴”，据我的研究，从“一月风暴”以来，中央对运动是在“收”，因势利导，发展到了现在，但总的还是要“收”。《伟大的战略措施》那篇社论说，不要把民主当做目的，不要被私字被无政府主义思想引到邪路上去，后来还有社论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报纸说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转向“以学为主”。这一切，说明啥?是要“收”，还是要准备掀起针对军队的“新风暴”?

　　林集说，郁老师你说的“收”是对的，但是，“武汉事件”把“军内一小撮”问题提了出来，联系前一阶段的“三月镇反”，打破了中央“收”的部署，中央要这样“收”，他们要那样“收”，所以现在要来解决，解决了之后才真正“收”得起来。“收”有个方向问题，不能让他们往资反路线那边“收”过去，把造反派再“收”到监牢里去，这是要让文化大革命归于失败。“新高涨、新风暴”的说法是鼓励我们起来斗争的，我们不跟上去不对。针对“三月镇反”、“武汉事件”、“军内一小撮”这样严重的问题，我们只有向前，不能后退，斗争在推动着我们，这将是文革的最后的斗争!

　　江进海眼睛一亮，整个人都激动起来，说，对，这是文革的最后的斗争!

　　他说，我不能同意你们。我请你们慎重、慎重、第三个慎重!

　　江进海、林集没有跟他具体说到何时静坐、如何静坐，他也没有问他们。他虽然为他们担着心，但他反而不关心起来。学校里的空气一直就谈不上“复课”二字，作为教员，到校不到校就无所谓了。但他也不能下乡去，乔丽每天要到厂里上班，他不能把她一人丢在亭州。他散步到园田上时，心中一动，跟农民要了一支豆棚瓜架上的竹竿，回去用厨刀略加整理，就成了一支钓鱼竿，将大头针弯过来，在酒精灯上烧了一烧，丢进水中，算是淬火，就做成了鱼钩，至于鱼饵，饭米就行。他钓起鱼来，也不远，到城河边上找个地方站下来把竿子向河面上伸出去，城市里的一切就远离了，“只将波上鸥为侣，不把人间事系心”。他钓了好些大鲫鱼回家，做成了雪白的鱼汤，异常鲜美，看着乔丽喝下去，心里特别得到安慰。

　　一天下午，他到井上胣了鱼，收拾干净，提了一桶水回家，在路口遇到久违的史宏。史宏从自行车上下来，帮他拎了水，跟他进了屋，立即也就发现了鱼竿，说，郁老师，鱼是你钓的呀?他说，在城河里钓的，好钓得很，钓了不少，就回来了。他揭开盖着的盆，里面的鱼泼拉拉的溅出水来，急忙又盖上。史宏见了也欢喜得笑了起来。他请史宏坐下，泡了茶，史宏没有拒绝，看来有心跟他谈谈。他说，好久不见你了。

　　史宏说，我有些不好意思见你了。他问，何以?史宏说，文革以来，我已经两次到看守所去接你出来，想不到你又第三次被关进去。你第三次出来，我们不知道，即使事先知道，也不咋好去迎接你。情况真是越来越复杂。其实文革为啥要一再牵涉到你?过去是不穿军装的人，后来是穿军装的人，眼光落在了你的身上，把你当作某一种象征性人物。事情既然这样老是发生，一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道理。运动这么艰难复杂，好像触犯了不能触犯的东西。也许，我们只能顺着它，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最强大的存在，从古至今，一直延伸，主宰历史的就是它，你不服从它就不行。

　　他听着，联想到范公望所谈，理解到这正是史宏内心的老实话。他有点感到为史宏而愧，但他不好说啥，就把话题岔开，问，这些时，你读啥书?

　　史宏说，发现了一本从前的论文集，连封面也没有，里面的文章是谈近代史的，其中最主要是胡绳的文章，他提出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的说法。我把那些文章一篇一篇的看下来，产生了一些感想。我最大的感想是：革命虽然会发生，但做人应当保守。保守些对社会、对自己都好。革命的东西，最终是站不住脚的。革命，就是旧的矛盾统一体的破裂，对社会的破坏性很大，随后就要退出历史舞台，让位给新的矛盾统一体的形成，这时务实就要取代革命。一个人为啥要冒杀头坐牢的危险去革命呢?不如取“中庸之道”，然后加入到务实的方面做些事情。

　　他听了真是暗惊。他听史宏说下去：

　　文革以来，长辈的、有社会经验的人，一般总是劝我们“安稳些”，不要出去“造反”，最好是呆在家里，做最平常的人，而我们自己总是受着革命精神的感召、鼓舞，好像历史的重任就担在我们肩上，我们应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个思想咋就灌注在我们头脑中的?总之不是我们出生时带来的。我忽然想到，其实从戴起红领巾的那天起，我们就告别童年，成为革命者以至于立志做革命家了。

　　史宏自嘲、自讽、自愧地一笑，而他却没有能陪出笑容，他觉得这种教育是正当的，是不应当亵渎的。

　　史宏说，太平天国的那些为头的人，我给他们算了一下岁数，都是二十上下的人，最小的是陈玉成，参加起义时才十四岁，石达开是二十岁。杨秀清、李秀成、韦昌辉、洪仁玕 ，这些人岁数稍大，但也在三十岁之内。这些情况跟现在参加文革的学生和工人差不多，大约也跟当年上井岗山的人差不多。金田起义时冯云山三十岁，但他组织“拜上帝会”、有三千徒众时，才二十三岁。洪秀全起义时三十七岁，但他也是在二十多岁时形成了他的思想、有了他的革命活动。这些人凭着一时豪气起义了，跟着他们的骨干分子当然都是很年轻的人。他们不过是偏僻落后之地贫苦的农民和底层小知识分子，对天下国家能懂得多少?这样大的农民起义，这样庞大的农民人群，一路杀来，攻城略地，对正常社会带来的破坏和损失可想而知。虽然我们的历史书从革命方面肯定它，但它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也一定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我们的书上不说。相反，曾国藩就看得很准，选择了坚决维护国家、维护社会的立场，最后他胜利了，接着，他审时度势，成了洋务运动的开拓者。要依了太平天国，我们虽然离开清朝，却来到一个新的皇朝，而且洪秀全一下子就那么腐败。相比之下，还是已经立国二百年以上的清朝有政府的样子，也只有靠清朝来推行社会进步。太平天国的《资政新篇》当时还停留在纸上，还比较肤浅，当时的洪秀全也不可能去实行它。金田起义虽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有其发生的必然性，但有这场起义，不如没有这场起义，一切问题还是通过国家途径解决比较有利。同样如此，如果没有康梁的激进，让慈禧太后和张之洞去从容开展洋务运动，搞君主立宪，就能避免好多灾难。后来又有啥义和团。袁世凯当了皇帝，君主立宪仍可能在袁世凯手上实现。可是来了孙中山闹革命，他多次发动起义，要建立民国，一次次失败，很艰难，这就又把君主立宪的时机失去了。如果没有洪秀全，没有康梁维新，没有义和团，没有孙中山，一切是不是要好得多?这是不是也很难说?有可能上海外滩那种洋楼林立交相辉映的景象早就遍布全国了。大串联的时候，我到上海，看到外滩的壮观，真是感到震撼!对历史课上教给我的许多东西，一下子就起了怀疑，我心里甚至想：所谓崇洋媚外，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啊!正因为有道理，所以才有这样的思想产生嘛。

　　他等着史宏往下说，因为下面就要说到共产党起来闹革命是否有必要了。但史宏没有再往下说。史宏竟用无师自通的保守意识，把近代史整个地做了反说，而且似乎能自圆其说，真是好本事。人的思想原来可以这样有多种的发展方向，真像水里的鱼一样，活得很啊!

　　史宏不过是偶尔路过，因为偶尔看了一本书，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感想，他何必认真，何必多说啥?他一笑，也“折中”地说，是的是的，历史太复杂了，有时好像真是说不清。像你们这样在眼前这个活的历史运动中要真正做到正确，不容易啊!

　　史宏说，现在，江进海闯到前头去了。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部队，就在刚才，他们宣布静坐军管会，已经静坐在那里了!我确实半年之前、“一月风暴”那时就开始有点转变，就是因为想得很多，不是老局限一个角度看问题。我跟你郁老师说，现在我的疑问确实有些大。“武汉事件”反映了军队的思想也跟不上来，或者说是“很不理解”。太平天国的内讧，先是杨秀清逼洪秀全，后是韦昌辉杀杨秀清，接着是石达开杀韦昌辉，最后是石达开出走，内部滥杀，大伤元气!读书到这里，心想他们咋就不能正确一些的呢?现在我越来越理解为啥绝大多数当权派从一开始就对文革抵触，总是要来扭转文革的方向。在我们的想象中，一切只要毛主席一句话就行，现实看来并非如此。我们从前哪里能晓得情况会是这样?我们是一下子被从教室里拖到非常严重的现实中来了。现在越来越看出当权派们整体上采用的是阳奉阴违的办法，替他们想一想，他们不这样又能哪样呢?中央现在好像也打算“见好就收”，可是“收”不起来。军队一出场，对于文革，跟当权派一个态度。他们是枪杆子，一出手就不得了。江进海他们跟着社会上的一些人对军管会“三月镇反”不依不饶，这样闹下去咋行?问题的复杂性越来越显示了出来，而造反派如果仍然想得很简单，那是不行的。“一月风暴”之前，当保守派是不对的，现在当保守派就是对的。报纸上也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提所谓保守派了。可见中央随着形势需要也在调整一些提法。文革毕竟只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演习嘛。社会还是应当尽快转入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史宏所说确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史宏的转变令他十分敬畏。相比之下，江进海林集他们就显得“不成熟”了，他们的激进和勇敢，反而有点“僵硬”。然而，史宏那样谈论历史，他却不能喜爱和同意。

　　二

　　他从史宏嘴里知道江进海果然领着学生队伍静坐了军管会，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着急和失望，只恨当时没办法拎着江进海的耳朵，让他取消这种行动，而现在更没办法叫他从军管会立即撤出、回到学校里来。

　　史宏谈了一会也就走了，他送史宏到路口，望着史宏骑着自行车远去背影，心中油然而生一种对于青年的敬畏。这敬畏在某种意义上也来自《九评》，其中有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很著名的一段话，包括五个“他们必须是”，即五条标准，而方法呢，说得很明确：“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这“五条标准”，已经选进《毛主席语录》，在“干部”这一章。

　　文化大革命果然就这样把《九评》的理论付诸实践了。毛主席用畅游长江以身作则做了一个形象鲜明的象征，而且扣住“大风大浪”这四个字，说了一大段精彩的话，成了鼓舞青年投身这场运动的一个直接的形象性的号召。

　　这么多青年学生、工人，如此踊跃积极投身这场运动，虽不能说个个都想当“接班人”，但这个“五条标准”，是他们认同的。他们戴红领巾的时期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到了戴团徽的年龄，又加上“反修防修”教育，两年前他们读过或程度不等地知道《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一至九篇煌煌大文，总的来说，他们是带着这样的思想基础、精神准备，投身了这一场巨大的政治运动。而情况的复杂，他们始料未及，他们几乎毫无政治经验，于是迷惘动摇、分化重组，他们确实都在“锻炼成长”，至于“成长”到哪里去，看来会是因人而异。从《十六条》看，对于这“大风在浪”里可能有的一切，却也似乎早在料算之中而成竹在胸……

　　他独自叹息着，摇着头，觉得不容乐观，一切是前景难测而又无可奈何。但他的心固执地牵挂着江进海他们，似乎很想到军管会那里去看看。他立即打消了这种念头，决定不到那个他不赞成的、让他担着心的、以后会让他说不清的场合去。要不是已到下午，要不是已经钓了不少鱼，他还是会拿起鱼竿到城河边上去，“不把人间事系心”。

　　刘镇琛来了。多时不见，来得正好。刘镇琛说他才从军管会门口来的，学生静坐在中山塔里面的道路上，门口和里面挤满群众，他进去看时，正发生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个学生(朝阳初中的)要降下旗杆上的国旗，已经解开绳子、降下了一点点，旁边一些群众立即很着急，大声叫了起来：“不能!”这时江进海正好来到，问那学生想做啥?那学生说，想把“总部”的旗子扎在国旗下面再升上去。其实那学生也明白群众为啥向他说“不能”，也正在犹豫着，但似乎仍想坚持自己的做法，以证明自己原意不是降下国旗。这时必须有人对他下果断的命令才行。江进海起到了这个作用，坚决地说，不行!把国旗升好!那学生立即就把国旗升好，惶愧地拿了“总部”的旗子走了。这旗子立即出现在中山塔二楼窗户上，迎着大街。这个小同学当时的真实意图，大家当然都能体会到，但那样做是不行的，会发生各种误解，会被作为一个颇不寻常的“事件”遭到指责，确实是太危险了。

　　他听了只觉得憋不过气来……这些孩子……

　　他问，你咋到那个是非之地去的?

　　刘镇琛说，按理我是不去的，现在我好像也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了，但正好路过，看到群众多，心想挤在群众里看一眼也不要紧，我不说话、不表态，一看就走。想不到就正好看到这情况，倒为江进海他们捏了一把汗。你认为他们静坐会胜利吗?

　　他反问刘镇琛：啥叫胜利?就算是胜利，就是胜利吗?

　　刘镇琛说，是的，我也觉得很渺茫。现在他们好像抱着一种绝对意志。我感到社会对“革命”已经产生厌倦心理，我也有。我想，运动啥时候结束啊?让我们考大学，或者进厂当个工人、拿到工资吧。我考大学是没有希望的，本来出身不好，现在又成了坐过牢的人，我又不是天才，大学里何必一定要录取我?从报纸上看，中央是要“收”。

　　从刘镇琛所言看来，不但中央对运动要“收”，人们也都认为该“收”了，只有刘克成江进海这些人固执着不肯“收”。他们说他们是不得已的，他们不肯把问题放到更大更深的范围里考虑。就他所感所知，工人头头部里赵家琪张大同的意见不占上风，他们在整体上还不能实行退却，不懂得事物发展有自身的客观过程，他们确如刘镇琛所言有唯意志论。至于江进海，他跟赵家琪张大同的意见一般倒是较接近，但他总是把自己摆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位置上，所以他也不能改变工人方面的占主要地位的倾向。这次静坐军管会，不是为了学校的或学生的事情，而是为了工人、为了“三月镇反”，这就是以学生的运动自觉配合了工人的运动。

　　刘镇琛又说，江进海他们现在好像是悲剧英雄，抱定了要用自己的牺牲与毁灭，去迎接崭新的世纪。虽然令我敬佩，但那是不可能的。现在，结局已经可以看出来：一切将适得其反。

　　刘镇琛离开了，刘镇琛所说的话久久压抑着他的心。

　　他虽然牵挂着正在静坐军管会的学生，但他像上班一样按时到达城河边上的一个偏僻之处，隐身树丛蒲苇之中，伸出他的简陋的钓竿。远处烟水微茫，近处独钓清波，似乎确实是潇洒出尘了。

　　姜顺堂又派人来请他去。时间是晚上九点多，走的依然是那条神秘的小巷，从后门进了公安局。

　　老渔翁，老渔翁，哈哈哈!

　　姜顺堂握着他的手就开起了玩笑。幸而他并非像电影上所演特务似的借垂钓秘密碰头，要不然会被姜顺堂把胆吓破的。但毕竟感到自己好像受到了监视。

　　我派人到你家去找你，邻居大妈说，郁老师钓鱼去了，要到晚才回家。所以我晓得你做了老渔翁。我也是喜欢钓鱼的，等有了空，换上便衣，跟你一块儿去。吃鱼没得取鱼乐嘛，哈哈哈!

　　姜顺堂用这些话拂去了他心头的阴影。他也就没有介意的必要了，他努力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些。

　　郁老师，假如这会儿我们真的能有心情谈谈“钓鱼经”，那是多好。但现在谈不起来，你的学生正在静坐军管会，你虽然钓鱼去了，你未必不牵挂着那些学生，你一定是为他们担心着急的，可是你无能为力，他们现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他们受着“左”的思潮的影响，是一种极“左”，他们正在犯错误，可是他们揪住我们以前的过失不放，拿这个来说明他们是正确的。你虽然无能为力，但你还是应该尽你的努力，因为江进海他们对你很敬重，你至少可以向他们表明你的态度，这样有利于他们能冷静下来。

　　他说，事前他们跟我谈起时，我已经向他们表明了我的态度，我是反对这样做的，我主张他们跟军管会沟通，不主张激化矛盾。

　　姜顺堂说，你现在还可以继续做工作，不能丢下他们不管了。这不是说你有特别的责任，也不是我们给你布置任务。你不要有顾虑，我们是理解你、了解你的，你也不是为我们工作，我们都是为党为毛主席做工作。你可能还不知道，他们提出三条要求，一是要我们向全市人民做深刻检查，承认“三月镇反”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二是要我们在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给这次被捕的人和被取缔的造反派组织公开平反;三是要我们明确表态“文革联合会”是革命的左派组织。我跟你说老实话，这三条，我们一条也不能答应。我们认为他们静坐军管会是错误的，他们只有先撤出军管会，我们才有跟他们谈判的可能。我们如果答应他们的三条，我们就违背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个伟大战略部署认为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运动应该往回“收”了，不要把民主当做目的，不要搞无政府主义。这个伟大战略部署，我们是执行的，但在执行中确实有做得不妥之处，仓促上阵嘛，也可以说是犯了错误，对不起毛主席党中央，但如果有人要抓住我们这个错误不放，来做啥文章，让我们不能开展“收”的工作，让文化大革命“收”不起来，这就不对了。所以我说他们的三条我们不能答应，他们的这个“兵临城下”的方式，我们解放军更不能答应。这里面有个“度”，我们过了“度”，是我们错了，他们如果过了“度”，他们也不对，我们不能让步，不能往后退。我说的这个意思，你同意吗?

　　他说，我基本同意，但学生对形势还没有达到这样深的理解。姜顺堂说，这就是问题所在，学生打先锋冲在前面，又不听劝说，总认为我们是跟资反路线走的，要把我们斗得跟他们完全一致，我们咋办?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理解和原谅他们的冲动，吸收他们的意见，但不可能跟他们完全一致。

　　他问，军管会首长接见过静坐学生代表吗?

　　姜顺堂说，没有。但我们的意见已经通过我们的接待人员告诉他们了。

　　他说，静坐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认为不能这样僵着。第一步，首长可以接见一下学生代表，倾听他们的要求，做出一种较高的姿态;第二步，双方派出会谈人员，就他们的三条要求进入具体的商量。要相信学生也是能通情达理的。如果你们同意这两步，我愿意去跟学生联系，劝说他们进入这个步骤，让他们派一个人到你这里来具体谈这件事。

　　姜顺堂说，你这个建议好，我认为可行，那就劳驾你去找到学生头头谈一下，让他们派个代表到我这里来商量解决的步骤，现在就可以来。我呢，立即把情况向首长报告。

　　就这样，在对立着的军管会和学生之间，他充当了一回说客和信使。虽是夜晚，中山塔附近尽是人，有的从中山塔里出来，有的进中山塔里去，有的就站在路边上摇着芭蕉扇谈论着观望着。突然，头上半空里有高音喇叭响了起来，是一个女学生的声音，用很不错的普通话庄严说：“现在播送中共中央《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他吃了一惊。这个《决议》，他没听说过，他听了一遍，是一九五九年的决议，八年前的，不知为何现在拿出来播放。他穿过人群，进了中山塔。里面尽是学生，秩序井然坐在地上，广播里关于彭德怀决议的播音，正好起了给学生助威的作用，他们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还跟彭德怀元帅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发生了这样的联系，文革以来虽已有过，但现在又深入了，说明着他们的“斗争”是很有意义的，是在直接参与着国家大事。他往里找去，终于找到“指挥部”，日光灯亮着，里面有一些学生，播音员看上去是一个初中女生。满头汗水的江进海却在他身后出现，“郁老师，你找我?”

　　他和江进海站到旁边树影下，他问，你们下面咋打算?江进海说，军管会领导人至今不出来，只来过两个科长，他们不承认“三月镇反”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倒说我们静坐军管会是错误的，根本谈不拢。我跟他们握过手，他们的手都软得像棉花一样，他们才是团级，就“修”得这样了!我们决不在三条要求的立场上后退。虽然我们是拥护解放军的，但军管会的“三月镇反”，就是代表走资派报复造反派、镇压文化大革命。他们为啥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么难以理解?他们变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越来越体会到文革的伟大，我们不能退却!

　　江进海的激愤，他有所感动，但也很为他们着急。他不回答那些不着边际的话，只就眼前的事对江进海说，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不宜这个时候到这里来，但我还是来了，就是想在当中沟通一下，我跟姜科长刚才有过接触，军管会愿意跟你们商量咋解决问题，你们咋谈，我不参加，你们现在就可以派一个或两个人，到公检法军管会里面去找姜科长，他在那里等你们。我看你们去谈一下是可以的。

　　江进海想了一下，也就答应了。他放了心，总算没有遭拒。江进海从不着边际的激愤里回到了现实之中，并将具体去做。“大风大浪”中一个学生头头，就这样思想激荡着，而又面对实际的难题。

　　他离开是非之地，回家去了。看着乔丽疑问的眼，他把事情告诉了乔丽，让乔丽放心。他说，这是做好事，不要怕。明天我又钓鱼去了。现在人人都在痛苦，只是痛苦得不一样。造反工人和静坐学生的痛苦是革命为啥还不能胜利?这个问题多么有趣啊，你说呢?他问乔丽，但乔丽的大眼睛里含着泪水!

　　这一夜，他的睡眠特别地好，一觉到天亮。他真为自己惊讶。他一骨碌起身，好像要去做啥重要的事情，可是他随即让这种感觉放松了下来，事实上并无重要的事情等他去做。他服侍乔丽吃了早饭去上班，然后把家里稍作收拾，就拿起鱼竿出发了。他大步朝东走去。这一回不打算在城河里钓，而要跑得远些。他的心中出现一个不小的池塘，四周是树木和玉米的田野，寂静无人，水底的蓝天更为深邃、宁静。走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心中的这个美景成了眼前的现实。他坐在池塘边休息，享受了一下大自然，准确地说，是经过农民的劳作而改造过的一种自然。他伸出了钓鱼竿。他的鱼钩换过了，不再是自己用大头针做的，而是到一个在家里出售鱼钩的人那里去买的，是正规的鱼钩，那个人在家里很手巧地给鱼钩装上锡坠。看着那带锡坠的上了鱼饵的鱼钩在明净的水中悠然下沉，鱼线上一串白色的浮子一粒一粒没入水中，最后留了两三粒在水面上，成为他注视的目标，心中真是愜意。只要浮子出现某种动静，他就要挺起鱼竿，那时手中将有沉甸甸的感觉，以至于感到鱼儿在水下的挣扎，他将把它钓出水面，钓上岸来，放进他的鱼篓。这种简单的智力和体力的付出，不断的期待和不断地得到实现，看得见的成果不断增加，加上四周自然景象、清新空气，一切真是于身心有益。

　　时间大约过了中午，他的收获也不少了，不必贪心了。他收了鱼竿，洗了手，坐在池边干净的青草地上很从容用餐，吃了三个烧饼和一条黄瓜。他一边用餐，一边听着水边鱼篓里泼喇喇的水响，真是十分的惬意。他躺下休息，走了远路和站着垂钓了几个小时，使他有一种适度的疲劳，以致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一阵低沉的雷声让他醒了过来，睁眼一看，天色变了，乌云正在汇聚。他收拾东西，赶紧上路。回到城里，乌云压顶，天空就像要整个压到地上来。正要急忙穿街而过时，大雨立即就下来了，发出排山倒海一样的声音，在可怕的哗哗雨声与雨雾之中，传来一种更为可怕的愤怒的声音，分明是多少人在雨中跑步而来。这些人有节奏地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路上的人们一边贴在屋檐下躲雨，一边都延颈而望。只见大队人马在浓密的雨幕中跑近了，他们的吼声冲破了哗哗的大雨声而震撼人心。雨下得更大更疯，无数雨鞭从天上抽打下来，抽打着屋顶，抽打着树木，抽打着地面，抽打着这支队伍。闪电一个接着一个，惊雷“咔嚓、咔嚓”劈了下来。但这支不屈的队伍，在雷雨中跑得更加齐整更加斗志昂扬。地上快速积起的雨水流淌着，在他们脚下飞溅着。学生!学生!人们惊叫起来，他也这才看清这雨中的整齐而悲壮的队伍原来全是学生，他们全淋湿了，正在大雨中一边跑步前进一边接受着豪雨的洗礼。他们这是到哪里去?这不是奔向南山寺吗?那里是部队的驻地!人们都睁大了眼，凝神屏气，好像知道这通常是一种历史性的场面，应当好好盯紧，永远地记住!

　　学生队伍有一两千人，停止了喊口号，只是这样冒着倾盆大雨和满地雨水齐整地跑着。大雨仍然不断从天而降，好像是倾倒下来的一样，男生女生从头到脚早就完全湿透了，但他们对此已经全然不顾，只是坚定地跑着跑着，跑了过去。旁边有两个妇女突然放声哭了起来。泪水也不断地从他的眼中涌出，与打在脸上的雨水流在一起。

　　学生们消失在茫茫雨雾中，从远处传来他们有节奏的口号声，估计他们快到部队大门口了。大雨还是还是一个劲地下着，下得空荡荡的路面上起着一阵一阵的雨烟，一团一团地向着街边屋檐下躲雨的人们扑来，湿漉漉的无可逃躲。突然，从北边黑压压地又有一支队伍跑了过来，吼声显得雄浑，是工人的队伍，也都在大雨中全身淋湿了，人数超过学生一倍，达到四千人左右，脚步震得地动，也一直地向南跑了过去。这是去支援学生!人们这样地说着，兴奋而恐惧。

　　天上雷声隆隆地响远了，在工人跑过去之后，雨也渐小，阳光一下子透出西边的云层，形成彩霞，残余的雨丝飘逸着在霞光里闪耀。刚才站在路边躲雨的人们都走了出来，向南走去，去观看学生工人冲向部队驻地的情况到底咋样。

　　他沉重而木然地从躲雨的檐下走出，身上几乎湿了。他手中提着鱼竿，拎着鱼篓，显然与时代精神极不协调，而且他是一个老师，与刚才的学生简直成为鲜明对照，这足以令他惭愧得无地自容。好在他的头上戴着一个破旧的草帽，有所遮挡，形如“破帽遮颜过闹市”。不过，他无意于嘲笑刚才的学生与工人，无论如何，他多少懂得、也不想亵渎他们的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

　　他久久呆坐在屋里，想着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虽有着历史意义的某种不确定性，以及发生地点的偏僻渺小，也应当说，那是一切真正历史性场面在一个小城的一次很完美的表现，在那些青年的工人和学生的心情上，应当是珍贵地体会到了某种不平凡的意味的。

　　晚上，乔丽下班回家，他把雪白鲜美的鱼汤端上桌，心头不觉叫了一声惭愧。乔丽在路上买了一份《活叶文选》，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大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吃过晚饭，他立即拜读一通，是论证“中国赫鲁晓夫”如何要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也就是回答为啥要“打倒”这样一个显赫的大人物。那些内容，对于他，很多是闻所未闻。在人们心目中，中央那几个屈指可数的大人物，都毫无疑问是最与毛主席一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但内情咋会是现在报纸上所公布的这样的呢?完全打破了过去的这个印象，常人的头脑真是很难理解。但现在中央的报纸这样说了，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根有据的，真实情况也只能相信就是那样的了，想来只是过去没有公开、没有激化、捂在里面，而现在公开出来了。对于从来都唯有仰视九天的普通百姓来说，真是有点吃惊不小，也有点将信将疑。但老百姓哪里管得到那么高、那么深的事情?反正，不管是多么大的人物，如果是跟毛主席不一致，那确实就不对、不行。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了三天书，完全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至于学生冲到部队驻地后的情况，以及更为严重的情况，他后来是从范公望嘴里知道的。

　　原来，学生冒雨冲进部队驻地之后，工人也到了。学生在里面的操场上站成方阵，就站在大雨之中，工人则沿着围墙站了一圈，形成的格局是保护着学生。宋政委从办公楼里出来了，旁边和后面跟着十几个徒手的战士。他站到学生面前，战士们紧贴着站在政委身后，他们也立即被大雨淋透了全身。学生们热烈鼓掌欢迎宋政委冒雨出来接见，并且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宋政委才说了一句“红卫兵小将们”，就一时泣不成声，整个操场上一片寂静，天地间只听见哗哗的雨声。学生们为此对宋政委报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宋政委终于控制住了自己，说，红卫兵小将们，在你们这样的革命精神的面前，我们还有啥错误不能承认，还有啥放不下的东西呢?同学们提出的三条，是合理的，是正义的，我代表军管会，代表部队党委，全部接受!军管会将尽快召开全市万人大会，从方向上路线上深刻检查和纠正“三月镇反”的错误，向全市人民赔礼道歉，同你们一起，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鼓掌声口号声中，江进海走到前面，说，我们热烈欢迎宋政委的表态!坚决支持宋政委的表态!说，现在，欢送首长回去休息!在学生们热烈的持久的鼓掌声中，十几个战士紧紧护卫着宋政委，离开了现场，宋政委一边离开一边向学生招手致意。“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冲天口号声欢送着他，同时雨声雷声不绝于耳。

　　一切达到了很好的高潮，大雨也仿佛就在那一刻停止了，刚好配合着起到了悲壮感人的效果。学生工人的队伍撤出部队后，就在外面解散，人们各自回家，走在大雨停歇之后的明亮霞光之中。这次静坐就这样可以说是胜利圆满地结束了。但第二天有消息说，宋政委在部队内部受到批评指责，认为他不应该那样表态。这时，造反的学生工人的注意力却转移了，街头出现了一份“蒯大富讲话”的大字报，大意是说，要准备跟毛主席重上井岗山!

　　听到此，他问范公望，真的吗?形势严峻到那种程度吗?

　　范公望说，我亲眼看到那份大字报，虽然只是一个啥战斗队转抄张贴的，但一样能说明问题，而且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啥事实?他问。

　　他们抢枪了，昨天夜里，他们抢了部队的枪，说是“借枪”。难道你一点也没有听说?

　　他真的是吃惊不小，想不到自己与现实如此脱节，真好像是做梦去了。他说，这几天我根本就没有离家。啊，这样下去咋得了?咋会到这程度呢?

　　范公望说，我认为“革命”已经被“用尽”了!

　　啥意思?他问。

　　范公望说，当社会只需要一分“革命”时，你只能给它一分，但你却一下子给出了十分，或者是把那一分“革命”维持的时间太长，这就多了，这就是“用尽”，结果呢，必将产生对“革命”的厌倦和反动，被“革命”批判和驱逐的东西就会受到人们的同情和欢迎，它会借着人们这样的情绪卷土重来，世界就会在人心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同时又是集体有意识的演变、默许下，走向“革命”的反面。那时闭门不出的“公子虔”就会破门而出。“革命”终于成了“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催生婆。将来，肆无忌惮的“不革命或反革命”又会把自己“用尽”，而成为“革命”的催生婆。这样的一往一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历史的基本形式，当中夹杂着一些改良主义。不管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在这个意义上，是无药可救的。我坚持这样从“形式”上观察分析一切。

　　他领会范公望的意思，他无法否定范公望说的这个道理。范公望说，造反派贴出了《声明》，摆出他们“借枪”这一“革命行动”的理由。我们就依他们的说法，不是“抢枪”，而是“借枪”。文革从《十六条》看，不能说不是好事，至少站在它自身的立场上，它是义正词严无懈可击的，但一年来的文革运动发展到这一步，总不能说还绝对是好事吧?所以我说“革命”现在已经被“用尽”了，或者说“革命”已经有被“用尽”的危险。

　　中央确实早就要“收”，但“收”不起来。另外，一个巴掌拍不响，造反派总是受压，所以……。他试图这样分析，或者就是做“革命”的辩护士，但感到有点吃力了。

　　不，历史不这样看，历史是从整体上来算账的，你既然“用尽”了“革命”，你就要遭受倒算，很简单，“三月镇反”就是一次倒算，但急了些、早了些，也简单粗糙了些，所以暂时被否定了。一切还没有结束，“革命”还继续在“透支”，中央也制止不住，着急也没有用，洪太尉放出了妖魔，个个都是好汉，啥白花蛇九纹龙豹子头锦毛虎出洞蛟花和尚黑旋风，都出来了。现在，枪到了群众手上，将会出现啥结果?这已经是常识可知的问题了!

　　面对范公望的严密逻辑，他开不得口，竟无言以对。

　　我们的《形式论纲》所论证、所预见、所策划的一切，必将成为现实，这场以“反、防”为宗旨的“革命”，就是所要“反、防”的那一切的催生婆!并不只有伟大者伟大，渺小者也自有他的伟大，只是不为人知，比如我，这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剥削阶级孝子贤孙右派边缘分子!哈哈哈!

　　范公望拍着屁股，整个人像蚂蚱一样跳了起来。

　　他笑道，你不要把我的小屋拱翻了!

　　他问范公望看了报纸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篇大文章没有?里面所说的“中国赫鲁晓夫”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相信吗?

　　范公望说，我完全相信，绝对相信!但我以前不知道，我看了之后就完全相信、绝对相信。如果那一切不存在，如果上层从来不曾有过那些分歧，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代表那种思想的人，才是奇怪的。要知道，事实的基础，在当今世界版图上的面积，是绝对的大，而在我们国内，实际上也是强大的存在，并不光是上面可能有这样的大人物的存在，下面有像我这样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小人物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普遍的、作为人心深处习惯势力的存在，它同样在每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血管里一刻也不停止地生长发酵。正如《九评》正确地指出的，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资产阶级的影响，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说得完全正确!讲实话，我看了报纸上这篇大文章以后，心里反而觉得欣慰、觉得正常、觉得充满希望。公布得好，总算让我真的明白了，我也更有信心了。那些所批判的，在我看来都是正确的，都是在茫茫大海上指引正确前进方向的灯塔之光。现在我十分十分地崇敬这个人!他无愧于在上层取得那样的高位，仅仅差着一步的距离，真是可惜!

　　他听了无言。他不会接受范公望的立场观点，但范公望不是故意瞎说，而是自有其深刻性。比起来，他好像反而缺少了这么好的现实感，在理解力上似乎差了许多。他得承认范公望在智力上是一等的，他似乎隐痛地感到了一种羞愧，为大雨中的那些奋不顾身的工人和学生们。一切真是有点说不清了。

　　当天夜里，他和乔丽被外面“砰”的一声惊醒，接着是一只狗奔逃而去的惨号。他判断出来了，是手中有了枪的人看到夜游的狗，不由得就打了一枪，狗被打伤或者只是受惊，逃走了。乔丽担心得紧紧依偎着他。但寂静又笼罩了一切。这个持枪的冒失鬼大约明白这样随便打枪的某种危险性了吧。亭州的夜的街道几无行人，但误伤人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比如子弹穿过门窗打进人家屋里，那将如何呢?比如一个人正好从小巷里走出来撞在枪口上，那将如何呢?他长叹一声，心中为学生担心起来，恨不得立即去问一下江进海：学生手中有枪没有?

　　第十二章 芦荡

　　发生了“鹊湖流血事件”。某派学生把郁平关进尸库，乔丽也受到了袭击。

　　一

　　“联合会”方面抢了驻亭部队的枪，早上他出去买烧饼，从人们的议论中也得到了证实，老百姓流露出了担心的神色，还提到了夜里有人乱打枪的事情。晚上乔丽下班回家，告诉他：厂里的“基干民兵”真枪真刀的武装起来了，大门口武装站岗，刘济武走到哪里，身后不离跟着一个挎短枪的工人，看样子是用上了警卫员，朱厂长身后也派了这样的一个警卫员。厂里有了一种特别热烈而紧张的空气。刘济武路过医务室，拍拍别在腰上的手枪，对她说，乔医生，你看，形势都到这程度了，你医务室也要做些准备啊，我已经派人到医药公司去采办必要的物品，到时你验收一下，另外我还派了两个女工到医院外科接受培训，回来以后当你的助手。你也不要紧张，我们厂里不会有啥事的，但我们要做好一定的准备，以防万一。

　　他更少出门，但偶尔也有需要上街的时候。有一天，他看到刘克成坐在一辆无篷吉普车上，在其左右和身后，高高低低挤着五六个挎着短枪或冲锋枪的青年工人，坐在当中的刘克成货真价实像个大司令了。他站在路边群众中观看着这辆全副武装的军绿色吉普车毫无必要地在街上疾驰而过，惹得人人侧目而视，但人们心里只是认为这样没有必要，却并不感到害怕。亭州的这条主街并不宽大，平时几乎没有任何汽车通过，人们习惯于悠哉游哉满街走，这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的出现，实在是有点意外。他心里由惋惜到失望。刘克成江进海这些工人学生头头，代表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群众专政”的势力，一定程度上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那些英雄一样，站在潮头之上，成了决定世界何去何从的主宰似的。别的人、别的势力，比如旧日的那些“当权派”干部老爷们，根本就看不到他们在街上露脸，好像都消失了。他们可能像老虎一样“潜伏爪牙忍受”，或许暗中也有他们自己的活动，只是不露在社会表面，很少有人想到这一点，但范公望是想到了的。

　　刘克成他们的存在，就因为出来“革命造反”是响应了党中央的号召，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也恪守着中央规定的界限，就是说，这时中央的有关政策和策略的相当一部份，是要由他们来遵照和维护的。所以，“三月镇反”错就错在要断然地否定他们。然而，造反派这个新势力的产生和存在，所引起的当权派方面的对立，是严重地存在的，所以，运动还是应当“收”起，社会要回到文革以前的统治秩序上，所谓“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刘克成为代表的造反激进势力这方面不能这样无限止地威武下去。范公望这个自称“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思想家，不但在等待着眼前这个社会回到文革以前，而且期待它返回得更远些，以证明他的《形式论纲》的正确预见。

　　问题在于，“收”的方针尽管已经从报纸上宣布于世，形势却还没有瓜熟蒂落。吉普车上的刘克成和他身边的工人，这些“英雄好汉”们，为啥不能理智地“功成身退见好就收”呢?不能，他们做不到，他们认为自己不得不坚持下去。虽然他们有时也有些厌倦，“骑虎难下”，但为啥不能决断地从虎背上跳下来呢?中央的“收”的精神，已经不止一次给了他们从虎背跳下来的机会，事实上有不少人已经急流勇退，成了“逍遥派”。让他困惑不解的是，代表着中央声音的《红旗》杂志社论为啥要发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呢?这与“收”的方针是矛盾的，是十分令人担心的。总之，文革这出巨大的戏剧仍在进行之中，也许还得有几回跌宕起伏，才会剧终落幕，只是不知那时像刘克成以至江进海这些人将走到哪一步?

　　那天，从街头回家，因为看到那辆吉普车而心绪极其恶劣，低头走着，被一个拍着一只小小红皮球向前跑着的小男孩撞了个满怀，猝不及防，跌坐地上。那只有他一半高的小男孩惊讶自己竟然撞倒了大人，抱着球不知所措地看着他，旁边的行人也发笑。他爬起来，看着那一脸天真的小男孩，愧然一笑，走自己的路。他很沮丧地想到他永远失去了的亮亮，勾起了许多痛苦的回忆。走了几步之后，一抬头看到墙上一份已经旧了的大字报，竟然是江进海他们的“总部”在抢枪以后第二天发表的《通告》，其中心意思是说本“总部”的学生目前一律不持有枪支。他叹了一口气，虽然有那“目前”二字好像是个伏笔，但总算能让学生的家长们把心放了一点下来，这是很及时的。原来那小男孩撞倒了他，客观上是让他看到了这份大字报。

　　有一天，乔丽下班回来时在路上得到一张传单，他凑到灯下一看，是《毛主席重上井岗山重要谈话》，是亭州朝阳中学红旗兵团前哨战斗队翻印的。

　　1，一九六五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对一起上山的江西副省长王卓超说：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2，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井岗山，大声说：

　　“你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说的话吧?我为啥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样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怎样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样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啥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这些，读来可信是毛主席说的。从中能看出上层存在的激烈争论。现在学生们热心传播这些材料，无非是要说明文革爆发的必然性和进行文革的必要性。他叹一口气，心中一团乱麻。

　　日子就那样糊涂着又过了不知几天，耳朵里零碎听到的一切使他知道，目前亭州完全被刘克成的“文革联合会”这边控制了，对立面“联合促进会”总部撤退到了郊区，而旁边碧阳县的“联合会”却不占优势，一些人撤退到了亭州，就住在亭州招待所里，在里面私设公堂、吊打他们从碧阳抓来的对立一派的人员，住在围墙外面的老百姓听得到里面喊“救命”的声音。

　　有一天大早，才五点多一点，有人敲门。他刚刚起来，还没有洗脸，而乔丽还未起床。他把门开了一点，一看，竟然是张大同、赵家琪二人。他忙走出来，同时把门掩上，轻声说，我老婆还没有起来。二人点头，表示对他掩门这个动作的理解。张大同说，有个紧急的事情，想请你一起去研究。他忙摇手连说不，一时间流露出了可以说是卑微渺小的恐惧和退缩的表情，心中很是抱歉和惭愧。张大同二人注意到了他的神情态度，但好像认为这是不奇怪的，也不以此小看他，因而也不放弃所来的意图。张大同看着他，以一种让他不能不关心的神情，放低了声音说，出事了，打死了好几个人，情况很严重。听到这样一说，他立即感到自己欠着某种情份不好再拒绝他们的邀请，同时又想到姜顺堂说过，“你有机会如果能劝劝他们，也好。要提醒刘克成，历史是严肃的，最后总要给每一个人轧账，有可能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姜顺堂这些话，很客观，也是善意的。他让二人等一下，他进去在乔丽耳边说，你起来吧，我要出去有一下事。乔丽立即拗起，紧张地问，一大早，啥事?他说，两个工人头头来找我，有啥事情要告诉我，我跟他们去一下，听听也不要紧。乔丽说，好吧。他立即洗了脸，出来，只见二人一脸的焦急，就坐在赵家琪自行车后面，跟他们去了。

　　他们把他带到“明德街”，进了职校里面上次他没有留意到的一个单独的深深的小院，门口有两个工人持枪站岗，一条小径通向里面，屋里一些人已经在等着，神情沮丧、一片沉默，闷着头抽烟。他也就沉默着坐下来。张大同说，现在就开会吧，包吉，你把整个情况详细说一下。这时他注意到，主要的头头都在，而刘克成却不在场。包吉才准备开口，江进海、林集也到了，一眼看到他，就在他身边坐下来。

　　包吉说，前天军管会的一个科长来找刘克成，专门谈招待所的问题。碧阳来的人有上百，在里面睡，在里面吃，都是招待所支出，听说他们还从碧阳带来十几个“俘虏”，围墙外面的居民听到里面把人打得鬼哭神嚎的，影响很不好。公家也不能老把这么多人养在招待所里。军管会让我们帮助做工作，叫他们离开，而且碧阳军管会那边也说好了，他们回去是安全的。好比我们这里，亭州是我们“好派”势力大，但难道我们不让“屁派”人员在他自己家里吃饭睡觉吗?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所以，他们不敢回去是不对的，如果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就更应当回去坚持斗争，而不能躲在外面。老刘就到招待所去找他们谈，先叫他们把“俘虏”放了。他们提出，不回碧阳，但有个地方好去，就是鹊湖镇，能够长驻，虽属于碧阳县，离亭州却不远，只有三十里水路，那里“我们好派”的人不少，但没有武器，对方却有。他们要求护送他们占领鹊湖镇，他们保证能在那里站得住脚。老刘向他们了解鹊湖镇的情况，他们就画出了地图，连那里晚上对方有几个武装岗哨都画了出来。老刘看着他们把“俘虏”放了，就回来召开中心组会。

　　正好这时荷州的“好派”来了五卡车的人，都武装整齐，开进了华兴机械厂，说他们要去攻打碧阳县城，要求配合，一起去赶走那里的“屁派”。刘克成对他们说，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一下。就安排这五卡车的人在厂食堂吃饭。荷州那些人手都痒痒的，在厂里随便开枪玩，把厂房墙上打了一些弹洞。中心组研究，认为不能去攻打碧阳，这么多人真刀真枪的，后果不堪设想。老刘就把荷州的人劝阻回头，让他们开回荷州。对他们说，用不着这样费事了，碧阳的一部份人就在亭州，我们跟他们谈好了，由我们护送他们到鹊湖镇安身。这样劝走了荷州的人，老刘就调兵遣将，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在大河边的航运学校操场集中，全副武装出发。三条轮船，“基干民兵连”一百个人，刘济武负责。刘克成负责我们尖刀排二十个人，加上一个碧阳人做向导。也给从招待所撤出来的那些碧阳人发了十支枪，领枪人都签了字。出发前老刘讲了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命令不准下船，没有命令不准开枪，不许擅自行动，枪口一律朝天，发生对方冲打过来的紧急情况先朝天鸣枪警告，万不得己只准朝小腿以下打。还规定了口令。如果都照这样规定的做，以后就不会出事，但想不到以后全乱了。

　　大家听着，沉默着，抽烟的人还是闷着头抽烟。刘济武脸色灰暗，也闷着头，一声不响。

　　包吉继续说，半夜里到了鹊湖镇的镇西，水面茫茫的，岸上黑沉沉，没有一点声音，差点在芦荡里迷路。轮船选择比较荒僻的地方悄悄靠岸，老刘对大家说，我带着尖刀排先上岸侦察，你们都呆在船上不要动，啥时候下船上岸，到时我会派人来通知你们，不许擅自行动。

　　就这样，老刘带着我们二十个人先上了岸。跟随向导绕着路走，要从东北角直插镇中心。头一关是要摸掉河东庄水塔上的岗哨。那上面据说有一挺机枪，是个威胁，要除掉。我们悄悄摸到那里，水塔上有个土造的探照灯，直对着东边照着，好像认为东边是个登陆口。水塔西面还亮着一个灯泡，是上下水塔时照明用的。上面站岗的人可能睡着了，没有动静。老刘说，先把探照灯给他灭掉。他扬手一枪，“当”的一声，灯灭了，四周一片寂静。水塔上枪响了，“哒哒哒”，一梭子，不知打向哪里，我们都趴了下来。我们判断那不是机枪，是冲锋枪。老刘说，不要怕，估计就一个人，叫他下来投降。老刘就站起来，朝上面喊，你被包围了，下来投降!说着，又一扬手，把那照明的灯泡给打灭了。又是一片寂静，我们都等待着。结果上面有个人喊，不要打了，我投降!老刘喊，先把枪丢到底下草堆上来!过了一会儿，那人喊，不要打，枪下来了。只见上面探出一个人影，把一个东西丢了下来，“卟”一声落在下面的草堆上，滑到地上。我去捡起来，是一支冲锋枪。我检查了一下，上了保险，是怕丢下来走火伤人。那家伙就下来了，嘴里喊着不要打，我下来了。经过审问，向西有座砖桥，过桥不远就是镇中心，桥口有两个人把守，都有枪。老刘叫他带路，他不肯，说，你们往前走，就这一条路，不复杂，他们也会投降的，我不能去，我是本庄人，以后我还要在本庄过日子呢。老刘问你的家在哪里?那人手一指，说，东边。老刘说，那你回去吧，老老实实回家睡觉，不准通风报信!那人连声答应，弯腰点头，回家去了。我们继续往西走。

　　他听着，觉得寒毛竖竖的。

　　包吉说，我们还没有到桥口，那边两支冲锋枪就打响了，“哒哒哒，哒哒哒”，还有“沙沙沙”，是一些芦苇被打断的声音。我们全都趴下。刘克成说，拿个手榴弹来。我就给了他一个手榴弹。他把手榴弹拉了导火索就撂了过去，“咣”一声巨响，弹片“呜呜”地飞，因为是夜里，又是水乡野外，特别地响。乘着响声消失，刘克成大声喊，缴枪不杀!但那边没有反应。刘克成叫我们一齐朝天鸣枪，二十支手枪一齐响了起来，那边还是没有反应。估计是逃走了。于是我们就冲过去，那边果然没有人。我们就向西深入，但走着走着，听到镇子西边一片枪声，接着枪声大作，只觉得到处都在打枪。刘克成说，不好，他们下船了。

　　走过一条大田埂，到了镇口，前面全是房屋，看不见一个人。我们要找的是运输站，那是“屁派”的老窝，要抓的是鹊湖镇“屁派”的两个头头张二王四。向导领着我们进了镇，耳朵里听到这边也是枪声，那边也是枪声，都是冲锋枪，一梭子一梭子的打，听着胆寒，生怕被子弹打中。我们冒着枪声在小巷子里转，刘克成发现一个人倚墙坐在地上，吆喝了几声，不回答，也不动，到跟前一看，坏了，中枪死了。转过一条巷子，又看到地上仰着一个人，也是被枪子儿打死了!刘克成说，走，到船上去看看!我们直奔镇西河边，三条船停在那里，我们的两条船上一个人也没有了!只有碧阳人还在自己的船上，缩在里面不敢动，但有枪的十个人都上岸去了。三条船之外还多出了一条轮船，一问，说是亭州来增援的。问来了多少人?回答说不多，大约十几个，都有枪，都上去了。刘克成一听，连声说坏了坏了。又领着我们回镇，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些人找到。

　　这时枪声少了些。走到街头上，一下子就看到一大堆人，都站在那里吃饭，是镇上的“好派”来慰劳我们的。刘克成一眼就看到梅有韬，吃的那个样子，好像三年不曾有饭吃。刘克成上前一巴掌就打翻了梅有韬的饭碗，吼着说，你们还吃得下去啊?哪个让你们下船的?哪个让你们开枪的?吃的人都放下了饭碗。梅有韬说，我们在船上，后来听到你们东边又是打枪又是撂手榴弹，都呆不住了，都要下船，刘济武拦不住，就都下了船，下了船就四面八方走散了。刘克成问，你们打枪了吗?梅有韬说，打了，听到枪声，就紧张，不住地鸣枪前进，要不然不敢往前走。刘克成下命令让吃饭的这些人原地待命，加强警戒，一个不准走动。就让向导领着我们找运输站，去抓“屁派”头头。

　　到了运输站，里面“乓、乓”就是两枪打过来，我们往后一退。退在巷口。刘克成朝天鸣了一枪，然后大声喊，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里面没有动静。刘克成又跟我拿了一颗手榴弹，拉了导火索，高喊一声“手榴弹”，就撂了进去，一声巨响，弹片在天上“呜呜”地飞，响声比在野田里还要大，连我们听了都怕。运输站的大门突然开了，里面“哇哇”叫着冲出几十个人来，手里打着枪，撂着土制手榴弹，头上顶着棉被，手中舞着大刀，朝我们直冲，冲过来就要短兵相接，不得了。刘克成朝冲在最前面举着大刀的一个人扬手一枪，只见那个人抱着一只脚喊了一声“妈也”，倒在地上，其余的人停止了冲锋，四下逃走。刘克成让我们扶起那个人，交给了跟上来的镇上的“好派”，让他们处理。

　　这时有人来报告，说乔国柱被打死了，在河边上发现的。刘克成一听，说，他咋来了?一百二十个人里面没有他!我提醒说，大概就在来增援的人里面吧。我们就都到河边上看，确实是乔国柱，用电筒照着检查了一下，不是枪打死的，是好几种铁器戳死、斫死的，身上有几十处伤口，血肉模糊，不是一人所为。这时王大头开口说，他是同乔国柱一起来的。到达以后，遇到过几个自己人，听说“屁派”头头还没有抓到，就立即参加了行动，但镇里镇外到处是黑的，后来看到菜田当中有灯光，那里有一间小屋，就走去一看，有十几个人，乔国柱说，你们好，我们是送你们碧阳的人来的，不是来打你们的，决不伤害老百姓……。那些人说，你们先把手里的家伙收起来，我们怕。乔国柱就把手枪交给王大头，让王大头退到门口去，他自己摊开手对那些人说，现在我手里没有枪了，你们告诉我，“屁派”的头头躲在哪里?话没说完，只见一个人突然亮出杀猪刀就朝乔国柱扑上来，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到乔国柱叫了一声“啊呀”，看到那些人都扑向乔国柱，而且也有两个人手拿凶器朝王大头奔来，王大头掉头就跑，边跑边鸣枪，那些人就没有再追。后来那个屋子灯关掉了，那些人都不见了，王大头就回头，喊“乔国柱”，喊不到，就找，发现了他的尸体，只好背了回来。王大头把情况说着，河边上大家都哑口无言，晓得事情是糟糕透了，懊悔来不及了。

　　听到这里，无人心中不是一片沉重，他这个局外人也体会到一种大祸临头之感，开始思考这些人下面该咋办?包吉问，下面还说不说了?张大同说，继续说，把情况讲清楚。

　　包吉说，刘克成就决定撤退。人都集中到了停船的地方，碧阳那十个有枪的人也撤了下来。原来，乔国柱他们几个人是自己找到轮船公司的老周，派了一条机船送他们来的。

　　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四条船就往回开。乔国柱的尸体就摆在船头上。刘克成让大家把情况汇总了一下，鹊湖镇上一共被打死五个人，我们这边伤亡就是乔国柱一个。那五个人是谁打死的，不知道，我们里面没有人说自己开枪打死了人。检查子弹，都打掉了不少，没有人一枪不放的，碧阳那边持有枪支的人也把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刘克成长叹一声，说，大家都不要紧张，事情这么乱，查也查不清，我们内部就不查了，反正我跑不掉，以后都是我的罪，我就一个人扛过来。现在的问题是回去咋向乔国柱的家人交代?乔国柱没有老婆孩子，只有父母，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结果我们就研究了一套方案，在这里就不具体说了，他是我们厂里的人，由我们厂里负责处理，现在尸体摆在人民医院太平间冰房，请法医来验了尸，做了记录。刘克成关照，对乔国柱家人不能说乔国柱挨了几十刀，只能说挨戳了两刀。碧阳的那些人也真没出息，我们撤退回来，他们也跟回来了，死了那么多人，他们不敢留在鹊湖了，现在他们又住进了亭州招待所，想送他们走的，结果没有送得掉，还闯了这么大的祸。

　　包吉讲过了，张大同说，济武，你把情况说说?

　　刘济武把头抬起，说，情况就是这样，没有补充的了，反正是弄糟了，要事先想到是这样，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的，我也有责任，一个是研究时没有考虑会有这种后果，还有就是我没有管得住队伍，我没有当过兵，没有带兵的经验，人都从船上一窝蜂就下去了，当时我如果硬拦，也应当是拦得住的，可是我犹豫了一下，马虎了一下。人下了船就更管不住了，都走散了，又是黑天，谁也看不见谁，有枪有子弹，手都作痒，心里又紧张，不打死人才怪!还好自己人没有打起来，要不然还不晓得要死多少。唉，木已成舟，有啥说头?完了，完了!

　　这时的刘济武，跟平时在他心目中的有些不同，平时那仪表堂堂硬汉子的样子，在他心中打了很大的折扣。很明显，刘济武只要按照刘克成的关照，拦住大家等到通知再下船，并且不准随便开枪，就不至于发生后来的事情。可是，现在确实是说啥也没有用了。

　　攻打鹊湖，打死这么多无辜群众，这事情的严重性，是明摆着的。这完全超出了文革的许可范围，而且超出太多了。他又想起姜顺堂说的话，“是好是歹，最后总要给每一个人轧账，说不定啊，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他的心为刘克成、为这些人，而沉重得坠坠的。文革一年以来，从“工红”到现在的“联合会”，参加者有数万工人群众，如果以“派”而言，那还要加上江进海这些学生等各方面的人，都是为了关心国家大事、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来的，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充满了自己这一边是正确的这种不可动摇的自信，可现在咋向群众交代?现在还能说他们是正确的吗?甚至，“联合会”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合法性?这些就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最大的压力。古人云，“冒进患生”，攻打鹊湖镇这一“冒进”，带来的被动与损失，对眼前这些沉默着的人们来说，将是无法估量的。可以说，这是硬伤，这是死结。作为错误，这明摆着，而作为命案，总是要调查的。不论从啥角度，这件事都马虎不过去。既然“冒进患生”，就要“尤不终无”了，是一定要受到相关处理的。如果这些造反派真的“胜利”了，由他们自己来处理这事，说法上可能要好些;如果相反，从“三月镇反”那样的角度来处理这事，那就大不相同。眼前这些人对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一贯就有挥之不去的焦虑，而现在，突然惹出这个大麻烦，他们的这种焦虑是更不可摆脱、更可怕的了。如果说他们原来似乎还有一点“本钱”，能够使“三月镇反”都显得不对，那么，现在这点“本钱”还能抵尝这样大的错误吗?他们自己也没信心了，绝望的空气弥漫在他们当中。

　　他心中不由得为这些人想着下一步咋办?只听得林集说，召开支队长大会，刘克成刘济武二人引咎辞职，改选头头部，这样才能保存组织!

　　一片沉默。似乎应当按学生林集说的这样做，但是能做到吗?

　　刘济武说，我们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得差不多了，他们要我当“革委会”副主任，老干部朱荣兴为主任，军管会已经批复下来了，就等着开成立大会。我同意林集的提议，我从总部中心组退下来，并且要对这次事件负责，今后我主要是在厂里，但我一如以往，随时听从总部的指挥!

　　不行，不能这样做!谭向东手一挥，说，中心组的人一个都不能退!“水电安装公司革委会”也成立了，家琪是主任。马上可能还有基层单位的革委会成立，我们在座的还会有人被选为主任、副主任，难道我们这就散掉吗?我们还负有搞好全市文革的责任。至于鹊湖的这件事，情况现在并没有调查，我们自己不要慌。到底是谁打死了人，怎样打的，目前都不清楚，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抓到自己头上来。首先，武装护送碧阳“好派”到鹊湖镇去，是我们大家决定的，集体负有责任，责任就在于没有经验，也离开了《十六条》的原则。第二，刘克成正确地抵制了荷州的盲动主张，要不然出的事要大几倍。出发到鹊湖时，刘克成有过正确的规定，到达鹊湖后也有过正确的指挥，但由于是群众组织，不是军队，结果没有听从规定和指挥，刘济武在场也压不住。所以，作为这件事来说，是事出有因，总的是对群众的组织纪律性估计很不够。第三，再说刘克成的一枪，在对方举着大刀冲过来的情况下，用打伤对方的脚来阻止对方，这个具体事实，也不能说刘克成错到哪里。刘克成撂出去两颗手榴弹是很危险的，可以说很欠考虑，但所幸没有听说这两颗手榴弹炸死炸伤了人。还有个账我们要算，如果刘克成刘济武引咎退位，那我们这个组织就要崩溃，我们就失败了，文革一年以来的苦斗，就全部付之东流，我们就等着一个一个挨“秋后算账”、打成“反革命”。这样行吗?这样对得起跟着我们的群众吗?我们应当把这一关不动声色地应付过去，至于到底该负何责，错有多大，到运动后期让党和人民来调查处理，到那时，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有啥缺点错误自己领下来，那是自己德性不高、水平不够，上对不起毛主席，下对不起群众，我们该多大的罪就多大的罪，死而无憾!

　　谭向东的话打动了他，更打动了所有的人，有好几个人在抹眼泪。大家好像都清醒过来，都觉得有办法了。他也找不出可以否定谭向东意见的理由，也就暗叹一声“只好如此”。张大同说，那我们这个会就开到这里，一律不要对别人透露这个会的内容。大家要镇静，不要慌。现在除了郁老师，我们一起去跟刘克成见面，商量下一步的工作。谢谢郁老师来参加了我们的会，还不曾有说话机会，郁老师有无不同意见?他说，没有。

　　他赶紧离开了那里，几乎有逃离之感，但心里一点也丢不掉这件事，而且因为没有发言，心里对那些工人很抱歉。张大同、赵家琪二人大清早就来请他，寄很大希望于他，无非在这困难时刻，想听到他的高明意见，可是他起了啥作用呢?哪怕能骂他们几句、能劝他们几句、能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也是好的呀，可是他啥也没说。他对自己真是不满和无奈，然而一切已在瞬间成了过去。

　　二

　　他接连几天都是一大早就到郊外钓鱼去，到黄昏才回家。有一天他回家时发现家门口聚着些学生，他正想仔细看清楚，那些学生却看清了是他，向他走来，大声喝道，郁平!你这个老反革命，跟我们走!不由分说，拿下他的鱼竿鱼篓，摘下他的草帽，都丢在地上，众目睽睽之下把他捉走了，他注意到家门关着，乔丽还没回家。他们把他捉进了医士学校，推搡着、吆喝着，进了西北角的一间教室，那里已经亮起灯光。

　　他立即明白这些学生不是江进海这一边的，而是史宏这一边的。他们拿了一块小黑板挂在他的颈项上，他看见上面贴着的白纸上写着“打倒反军黑手郁平”，他的名字被用红笔划了一个大叉。小黑板下绑了两块砖头，以增加重量。他们把他上面捺、下面踢，“咚”的一下，让他朝着毛主席像跪下。他的膝盖一阵疼痛，顿时侧身倒在地上。他们把拎起，让他跪好，叫他“不要装死”。他说膝盖、我的膝盖!他疼得“咝咝”的说不出话来。他们喝道，你的膝盖算啥!你参加策划反军、抢枪、攻打鹊湖、枪杀贫下中农，罪恶累累!说着拳头就带着这种正当的痛恨而狠狠地落在他的脑袋上，脚头就狠狠地踢在他的身上。虽然身上被踢打得很疼，但他感到脖子后面特别疼、特别难受。这才从感觉上知道，扣着小黑板的是一根铅丝。他不得不调节身子低俯的程度，好让小黑板下面稍稍搁到地，让后颈松开铅丝的勒痛。但他的意图让学生发现了，骂了他一声“老狐狸”，喝令他站起来。他要用手从下面略微捧着小黑板，学生不允许，打他的手臂，让他把手放下。他说铅丝吊在颈项后面吃不消。他们说你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就给你把这个拿掉。这些孩子，这方面好像是无师自通的。

　　他们要他“老实交待”怎样幕后策划静坐军管会的?他说他没有参加策划。他们吼道，你撒谎!静坐之前，你跟江进海在解剖室那边密谈的啥?你在军管会里跟江进海又密谈的啥!我们的侦察员早就把你们盯得紧紧的，都有时间记录，只差没有照相机把你们拍下来!你以为你装成老渔翁天天去钓鱼，就能迷惑人、就说明你与世无关了?真是一个老特务!说吧，你跟江进海前后密谈了几次?谈的啥内容，你是怎样让他们冲击部队的?他说，确实跟江进海有过这两次接触，但我表示不同意静坐这种方式，后来我找他们是做化解的工作、以便促进问题的解决。

　　这么说，你是一个和事佬、一个最善良的人了?学生讽刺他，并且都笑了起来。

　　我的觉悟不高，我是不关心的，但问题顶到面前时，我没有说错话，没有做错事，也没有做对不起解放军的事情。

　　哈哈，你倒是一贯正确的了?我们把你找来是不对的了?你要我们向你道歉，是不是?你说的这些话，你自己能相信吗?你说的全是鬼话!跪下来!

　　就有学生冲上来让他重新跪下，而且调节他跪的姿势，让铅丝能有效地勒着他的后颈，让小黑板的重量能发挥刑罚的作用。

　　他只有沉默着，他无法让他们相信，而他们也不可能相信他。

　　他们丢开刚才的话题，又问，你是怎样参加策划抢枪的?说!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我也是后来听说有这事，我内心并不赞成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

　　那你简直跟我们一样是反对他们的了?哈哈哈!可是我们的侦察员看到你进了职工学校，而且你跟那些工人头头很熟、还一起开会，你以为你做的事我们不知道吗?

　　他说，我到那里去是很偶然的(他当然不便于说出姜顺堂来，虽然如果他一说，就可能扭转这种对他不利的情况)，并不是去参加开会的，但后来我走不开，只好就在那里旁听了他们的会，后来也说了话，我说的话是劝他们的。

　　啊?你劝了他们?你简直太了不起了，你拿我们当傻瓜!

　　我说的是事实，那个会也不是谈抢枪的，是谈跟电机厂的冲突的，他们有个工人被电机厂扣留的那件事，那在他们抢枪之前有二十多天，正好“武汉事件”发生，离他们抢枪还早。

　　照这么说，你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要抢枪?

　　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是从街谈巷议才知道的。

　　那攻打鹊湖呢?

　　事先我也不知道。我跟他们其实并无啥联系。但他们都认得我，我也认得他们一些人，本来也不应当认得，因为我文革以来经历特殊，被捕两三次，后来又……

　　不要花言巧语了，据我们掌握，凡是关键时刻，你就出现他们身边，给他们出主意!

　　我刚才说了，我有特殊性，虽然我跟他们没有联系，但他们都认得我，所以他们有时来把我找去，我不好不去，去了以后就听听，我从来没有出啥主意，最多有时正面劝说几句，尽量化解矛盾，决不火上浇油。

　　那你说，你在他们攻打鹊湖之后，对他们说了啥?

　　我啥也没有说，他们问我有啥话，我说“没有”，后来就散会了。

　　你简直想哄鬼呢!那个《芦荡的枪声》大字报跟你是啥关系?

　　他听不懂，他说，我不知道。

　　全亭州都晓得这张大字报，只有你不晓得，这说得过去吗?你们把一场武斗，描写成一次美妙的旅行，你们把屠杀无辜的人民，说成是解放了鹊湖，那里难道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吗?你们只字未提打死了五名贫下中农。你们掩盖罪行、欺骗人民、想蒙混过关!历史会跟你们算账的，恐怕都等不到秋后，这笔账就要清算，你们输定了!

　　他从这正义的无可辩驳的怒斥中猜测到，是刘克成他们指使一位文人写了这张大字报，确实是掩盖真相、欺骗人民、想蒙混过关。他听了觉得无言以对，好像那大字报就是自己写的，好像他也参与了这样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咋不说话、不回答?

　　我有责任。他说。

　　你晓得你有责任了?你有啥责任?老实交待!

　　写这份大字报，我虽然不了解，但那个商量后事的会，我是一大早被叫去参加听了的，我的责任就是他们最后问我可要说啥时，我没有说话，其实我是应当说几句的，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弄虚作假的大字报了。

　　哈哈!你还把自己打扮成正面人物。看来不让你好好反省，你是不会老实交待的。你这个老特务、老反革命，我们送你到一个好地方去休息，等你想通了，再来问你。

　　他们上来两个力气大的，把他左右架起，出了教室，黑暗中从操场边儿上往南去。饥饿、疼痛、痛苦，他头昏眼花，失去了知觉。

　　他被浓烈的药水味刺激得醒来，昏暗的灯光下他看到好像是在一个浴室里，因为看到有两个人赤裸着躺在水池里，他很想爬过去跟他们一样躺在水池里，而且他很口渴，可是他进一步清醒过来，判断自己这是被关在尸库里了，而那些学生一个也不在，尸库的门是关着的。小黑板仍挂在他的脖子上，他想把它拿下来，但手臂无力得抬不起，不能执行他的所想。他模糊意识到，在尸库里这样呆下去，他是性命难保了。他又看了一眼那两具浸泡在满池药水里的尸体，人体的线条美在赤裸的尸体上依然如故，这令他迷惘，但他又昏了过去。

　　他躺着，正在给他吊水。他听到人们说，醒过来了。灯光炸眼。他看到了一些人影，他看到了史宏，还有何银森。他这是被弄到学校医务室来了。他心中涌起复杂的感觉，眼泪不由自主从眼角流了出来。

　　郁老师，别难过，这是误会，我们已经晓得了，这是误会。

　　听史宏这样说着，他心中一阵惭愧，好像他真的是一个特务式的人物似的，因为想必是姜顺堂给史宏做了解释、为他说了话。但也许史宏只不过说了一句政客式的话。这次抓他、审他、整他的行动，也许正是史宏布置的?这当然极有可能。但也许一切都不是。他厌恶地丢开这些不再去想，也无力去想。

　　颈项后面刺激性的疼痛又感觉到了。小黑板已经不再挂在脖子上，但疼痛却很厉害。一切的知觉都渐渐恢复。他感到他的身体是被折磨得不行了，脖子后面是外伤，呼吸之间全是福尔马林药水味，好像肺子在药水里浸泡过了一样，或者他确实喝了一口那池子里的药水?他记不清了，头脑昏昏，欲死不得，欲活又难。

　　他再睁开眼时，电灯不亮，墙上一块阳光，听到麻雀叫，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身着白大褂的校医老孙就坐在他的身边，正咬着烧饼当早餐，看着他，说，好了，醒来了，能起来吗?说着来扶他。他试着起身，站到地上，感到身体确实恢复了不少。他说，我要回家。但他就摇晃了一下。老孙扶住他，说，不要急，再观察两个小时。他说，不要，我回去休息。老孙叹口气，说，我给你听过了，心肺各方面正常。脖子后面是外伤，注意不要碰它，给你处理过了。还好史宏得到消息，赶到学校来，把你放了出来，假如再晚一个小时，岂不要出人命?咋想得起来把活人关进尸库的?这样的“革命行动”还真少见，也只有出在我们医校!老孙愤然起来。他说，算了，是学生。他走出医务室，阳光胀眼，他慢慢走回家。摸一下口袋，所幸钥匙还在，却发觉门上没有锁让他开，原来是掩着的，那么乔丽在家?他推开门，却不见有人。他向前两步，侧着身让自己在床上轻轻躺下，把脑袋小心翼翼地在枕头上安放妥当，但颈项脖子后面还是被撕裂了一下似的火辣辣的疼。

　　他迷糊了半天，慢慢起来，想喝点水，想吃点东西，但发觉家里的景象有点荒芜。热水瓶里的剩水不多了，喝了一口，不太热，滋味也不对，是隔宿水。而饭锅里剩下的一点烫饭，好像已经馊了，不能吃，也不像是乔丽早上吃过的样子。不能怪乔丽，她早上要赶去上班，晚上才回来，而邻居想必也把他的情况告诉了她，所以她昨天晚上也就没有做饭做菜，就吃了一点烫饭，最后就剩在锅里了。他这样估计着。她见他久不回家，也许到医校去找过，但一定没有找到他。她这一夜一定没有睡好，但早上照常要上班，匆忙得连门也忘记锁了。他只有自己动手，该先烧点开水。当他在门口生煤炉的时候，邻居老太走来对他说，你回来啦?乔医生回来没有?他说，她要到晚上才下班。老太从他的神态作出了某种判断，对他说，你大概还不晓得，昨天晚上乔医生也被人抓走了。他一听，手中拿着的火剪就掉到地上，说不出话来。老太说，有人认得，其中有医院里的人。乔医生以前不是在医院工作过的吗?她一定是被抓到医院去了。你到医院去问问!他感谢了老太，煤炉也不生了，立即到医院去。

　　他到了医院，从门口墙上，到里面墙上，都有大字报大标语之类的，他一个字也不去看，直往里走。他进了门诊大厅，依然是有看病的人，依然是有医生护士。他走进一间一间的就诊室，寻找他面熟的医生，但一个也没有。他想起了妇产科，就到妇产科去，那里也依然有将要生产的大肚子妇女，有医生护士在工作着。他满眼望去，也看不到一个熟人。他凄惶地站在那里，希望有熟人能发现他，主动来跟他说话，但也没有。现在他不知道该如何去寻找乔丽。这时有个穿蓝大褂、戴蓝布帽、白口罩的女工友走过他身边，他一把抓住人家的袖子，吓了人家一跳，他急切地问，你看到乔丽吗?这时他依稀记起这个女工友大约姓沈。沈妈认出了他是谁，但有点怕着啥，朝左右观看一眼，说，你到后面老花园里找。说罢赶紧地就离开了。

　　他进入医院里面的大院，从一条小路直奔后面的花园。依然是荒草丛生、大树参天，还是那个池塘，听说王副院长是把自己淹死在这里面的。他感到毛骨悚然，步步提着心从池塘边上草丛中走过。他看到了可疑的目标，就是角落上树丛中的一间破败的房子，只有那里好把人关在里面。他放慢了脚步，以便观看是否有人看守。他没有看到人。他走了过去。那里潮湿阴凉。又旧又脏的门是锁着的，一把锈锁，但已经坏了，只是挂在那里，显然是被砸开的。他拿掉锈锁，推开门，一股阴凉湿气扑面而来，里面没有东西，是个废弃不用的小屋。他看到里面墙边上有一张破长椅，竟有一个人侧身睡在上面!他大着胆走近，正是乔丽!他万箭钻心，立即把她抱起，转身出屋。他看清了，乔丽脸肿得很，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他把乔丽抱着，不顾一切快步走出这恐怖的花园，直奔门诊，他要让乔丽赶快得到抢救治疗。

　　门诊室轰动起来，人们都来看望，发出谴责。这时他看到了一些熟脸。人们把乔丽做了安排，立即给她吊水。一个妇科医生也被叫来了，给乔丽做了检查，在耳边告诉乔丽，也告诉他：孩子不要紧。他守在乔丽身边，感到自己像只红了眼的老虎，只要有哪个家伙胆敢来噜苏，他就跟他拼命。

　　他一抬头，竟然看到姜顺堂出现在病室门口，目光严重关切。他站起来，迎上前。姜顺堂问，你爱人不要紧吧?他说，正在挂水。姜顺堂问，能进去看看吗?他连说“能”，让了进来。姜顺堂到病床边观看了一下，乔丽还处在一种衰弱之中。姜顺堂走出病房，对他说，有仗义的人打电话向我们报告了情况，因为听说跟你有关，我就自己来看一下。这件事我们要调查，这个性质是严重的，私自抓人、私自动刑、私设牢房!不管是谁、不管是哪一派干的，都不行，都要追究!查个水落石出!你被关在医校尸库的事情，我也听说了。我联系到了史宏，批评了他，他说他不知道，后来是他去把你放了。我对他说，你不知道就不怪你，如果是你指使的，也不行，也要记一笔账!我本来想找你去谈谈心的，现在不行了，你要把爱人照应好，过几天我们再谈吧。你放心，医院里我已经给你关照过了，我们部队也有几个家属在医院里工作。他万分感激，送走了姜顺堂，回到病室里，在乔丽耳边说，那些家伙不敢咋样了，你安心休息，好了我们就回去。乔丽轻叹了一口气。

　　来了两个女工模样的妇女，都是中等个子，一个生得粗犷些，一些生得细致些，都很和气，带来很多水果，自称是重型设备厂的，来看望乔医生。他让进来，她们到乔丽病床前，俯身叫着乔医生。乔丽睁开眼，认出了她们，伸出手来，她们叫乔丽不要动，用手帕给乔丽擦着涌出的泪水，说，我们代表全厂职工来看望你，你要安心休养，身体恢复了再去上班，不要急。你放心，坏人跑不了，他们决不敢再碰你一下。问，孩子还好吗?乔丽点头。她们又高兴又羞涩地互看一眼，一齐对乔丽说这就好这就好。

　　两个女工走了，乔丽告诉他，这两个女工，一个是开吊车的，一个是机床工，刘济武在外面时间多，厂里实际上就是她们两个当家，加上老干部朱荣兴，各方面倒也井井有条。厂里称她们是两个“赛小伙”。说到此，乔丽笑了一下，这是她出事之后第一次露出笑容，也第一次说了这么多话。

　　乔丽在医院里住了两天，就回家了，还需要慢慢调理。原来，乔丽被一伙人抓去，就在他被学生弄到学校去的当天晚上，她没有能看清其中任何一个人，他们既没有走大路，也没走医院大门，七拐八弯的，把她推进了那间黑屋子，里面乌黑，她不知道是在哪里，她只看到黑暗中是一伙人围着她，其中好像也有女的，但对她是一样的凶，她弄不明白那是一些啥人、要拿她咋样、会做出啥样的事，她护着身子大声说我是孕妇。他们打了她一巴掌，说不准叫，叫就打死你。他们倒也不曾打她的身体，而是抓住她，让她动弹不得，由两个人动手，把她劈头盖脑一顿巴掌，都打在脸上和头上，打得她觉得下了地狱。他们紧紧抓住她，不让她倒下，让她回答问题。他们说，找你来，因为你的男人郁平是老特务，是反军黑高参，我们要弄清有关的情况，你要老老实实把郁平跟江进海、刘克成这些人的关系说出来。她一听，明白了他们是哪里的。他们问，学生静坐军管会是咋回事?抢枪是咋回事?攻打鹊湖是咋回事?《芦荡的枪声》这篇大字报是咋回事?他们问的全是她无法回答的，所以她只能说我不知道，而且说你们弄错了，郁平不可能参加策划这些事情，郁平也不赞成这些事情。结果他们没有能问出任何东西来，她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她得到的就是挨打，不停地挨打，眼冒金星，只觉得自己的脸肿了起来。他们还问她，你的刑期还没有满，是啥人把你放出来的?是啥人安排你的工作的?她说，释放回家是因为毛主席有指示缩减监狱，是大批的，不是她一个人;安排工作是亭州公检法，是组织上的事，她不知道。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再问了。回答得稍微慢了些就挨打，后来脸就全麻木了，头就全昏了，失去了知觉。

　　他听着，如同身受，万箭钻心。联系学校里那些学生对他的提问，事情的起因全在闹静坐、抢枪这些事件，特别是攻打鹊湖，死了人命，成了刘克成他们这边的重大错误，对立面的人们有所愤慨是可理解的，他们要抓住这个机会，给刘克成这派以致命一击，就选中了他这个目标，再加上乔丽这个更加好对付的目标，以为能从他们嘴里得到些内幕、乃至核心的情况。他和乔丽就这样成了这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他说，都怪我，我应当坚决断绝与社会上的一切联系，我没有做到，其实应当能够做到，但到时我就马虎了。乔丽说，你不要怪自己，事情不是你招惹的。没有学生的帮助，你的历史问题是咋发现根源的呢?我的工作问题是咋解决的呢?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一点不怪你。我们的处境，总的来说比从前还是好的，我们从苦海里已经上岸了，这回算是遇到恶时辰，吃了点苦。

　　乔丽还是乐观的，让他心里好了些。

　　过了几天，晚上姜顺堂又约他去。从姜顺堂的谈话，亭州文革最近的情况他才知道了一些。原来，“鹊湖事件”之后，刘克成除了让人写了《芦荡的枪声》这篇掩盖真相的大字报欺骗舆论，还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把在鹊湖死掉的工人乔国柱作为“革命烈士”，厚棺安葬在亭州烈士墓。“这闹得太不像话了!”姜顺堂愤愤然。他也觉得这是很荒唐的，而且好像这荒唐也有自己的一份。刘克成他们这些做法，都很不高明。他坠入一种悲悯之中。

　　你咋啦?姜顺堂察觉到他的某种心情。

　　我?他无法解释。

　　你恨铁不成钢。

　　是的，有这么一点。

　　我们也是这样。毛主席、党中央也是这样。可以说，很遗憾。他们的觉悟、水平就这样。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不错的，但文革搞成啥样子，这段历史成为啥样子，既然是亿万人民这样热烈参加的，那就要由所有参加者的思想政治素养来决定了，当然，也包括我们、包括旧市委。

　　这样说还是比较彻底的。他听姜顺堂说下去：

　　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颁布的《十六条》里就有“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规定，这样的语言，一看就知道是毛主席亲笔写上去的。差不多一个月以后的九月五日，中央又专门有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一年来的群众运动说明，有些情况不以中央的意志为转移。群众是充分发动起来了，但群众的水平参差不齐。群众水平不高，领导的水平咋样?也不高明嘛，运动初期派出工作组，整干部整群众，成为群众起来造反的原因。我们军队也是这样，一上阵就做得不算正确。但现在犯错误是在造反派这方面了。今年中央在六月份下达了《六•六通令》，明令禁止“打、砸、抢、抄、抓”歪风。这说明情况的严重是全国性的。但有了这样的《通令》，也不见得就管住了，我们亭州这样的弹丸之地，这样民情温和的地方，也竟然发生了武装攻打鹊湖镇的严重事件，六死一伤。亭州这地方，平时如果听说公路上汽车压死了一个人，或河里淹死了一个人，也会成为街谈巷议的大新闻，现在倒好，一下子死这么多人，而且是这样死的，这是解放十七年来亭州最大的恶性事件。现在这事情晓得的人还不多，《芦荡的枪声》起了作用，假如群众一下子晓得了，那情况就不一样。说实话，要按照中央的《六•六通令》，我们现在就有权逮捕刘克成，不管他是啥“左派”，有多大的“造反功劳”，有多少人“拥戴”他，都不行，因为他要对事件负责，而且他亲自用枪打伤了人。中央的老革命也可以批判、打倒、靠边站，你一个工人，领头造了几天反，就算你是参加了革命吧，也才几天?你犯这样大的错误，有啥特权能豁免吗?文革不就是反对特权阶层、反修防修的吗?所以这笔账是一定要算的，不是我们要跟他算，是他自己就应当低头认错、认罪。但看来，他继续在错误的路上往前走。整个形势，我认为，问题从武汉事件开始。问题出在上面，提出啥“揪军内一小撮”，啥“拿枪的刘邓路线”!这些提法表面上看也没问题，但稍有政治头脑和社会经验都能知道，实践上是不能这样干的，是要弄得不可收拾的，而《十六条》以来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决不是这样。我说一句极端的话给你听，退一万步，即使我们军内确有啥啥问题，你也不能说出这句话，你得慢慢来，要注意方式方法，是不是?所以，在这些错误口号下，形势迅速恶化，运动推向极“左”。静坐军管会也许还有点道理，因为我们的“三月镇反”确实有不当之处嘛，但从静坐发展到抢枪，那就没有道理了。打了收条，算是“借枪”，但《十六条》里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一条嘛!你不知道，抢枪那天夜里，对我们部队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刘克成和江进海带领几千工人学生，开进了我们部队。我们就像电影上的反动军队那样束手无策，不过我们不是像电影上那样在睡大觉，我们在等着他们来呢。我们是听从上级的指示，叫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要不然，人民解放军没有被人缴枪的习惯!我们有的干部战士都哭了，我们只有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我们是人民军队嘛，人民这时候发生这种不正确的情况，我们要忍受，归根到底还是要相信人民。我们担心群众手里有了枪会出事，没想到真的会出事。这样发展下去咋得了?如果天下真的到了要跟着毛主席重上井岗山的程度，我们军队只要听到一声令下，没有二话，马上就跟毛主席走，决不跟别人走，但情况不可能有那么严重嘛。现在我们已经从内部听说，“中央文革”里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几个笔杆儿，已经受到处理，不让他们这样把运动引向歧途。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毛主席说了，那是大毒草。毛主席多么英明、果断，谁犯错误也不行，先让他靠边儿站!本来是的，你笔杆儿咋能来打倒枪杆儿呢?情况的变化从报纸动向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七•二0武汉事件”之前，报纸上谈的是怎样实现革命大联合，谈的是要对党内最大走资派开展大批判，还有北京航空学院开始复课闹革命，这是要“收”。这之后忽然来了一个“武汉事件”，接着就号召“揪军内一小撮”，来作为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这是要“放”，而且大“放”，白纸黑字写在社论上。这个插曲一来，全国都反军了，亭州也反军了。当然，我们不能说群众“反军”，但总之是要来跟我们部队过不去。最近呢，又转过来了，从八月底开始，报纸上谈“军民团结”了，九月三日，首都十万军民举行“拥军爱民”大会了，社论说我们解放军是“伟大的长城”了。一百八十度转弯啊。中央发出了《九•五命令》，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人民解放军也不得将武器发给任何组织与个人，已经抢夺的武器一律封存、限期归还。你看，从刘克成他们抢枪，到中央《九•五通令》下达，才十几天嘛，中央发现问题很及时，但就这么十几天，全国因为群众手上有了枪，出了多少事?我们有消息说，在重庆等地，坦克、装甲车、大炮也用上了!这样下去咋得了?江青也出来讲话了嘛，明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两派之间“文攻武卫”是不对的，是败家子，要把这股风煞住。刘克成他们这几天就在向我们归还武器，按照“借条”上登记的枪号，一件一件对照归还。我们当初流眼泪、不理解的干部战士，又都破涕为笑、理解了。当然，全国的刘克成这些人的错误，“中央文革”的少数笔杆儿要承担很大责任，不是他们提出错误口号，扰乱毛主席战略部署，下面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但鹊湖的事情，将来还是要算账。要不然，对鹊湖的人民咋交代?对运动咋交代?历史无情。我也对一些人早就警告过、劝说过，但他们听不进去。现在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把两派搞到谈判桌上来，让他们实现大联合。刘克成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总该心中有数、放老实点儿，这就是我们做工作的时机!群众组织终归要解散，社会终归要恢复正常，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也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但一再受到干扰，不能落实。运动就像一头犟牛，它就是不听话。当然，我们要吸取“三月镇反”的教训，不管出多大的事，现在决不从造反派里面抓人，关键是把两派大联合这个工作做好，扭住这个不放松!

　　那天姜顺堂就这样谈了许多，使他明白了好多东西，但心中并不畅快，而只是感到压抑、压抑。他从那里出来回家时，打了一个寒颤。白露已过，天气确实是早晚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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