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大年夜，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人们终于等不到赵本山出场了，这是22年来的第一遭。在作品《心病》中，高秀敏指出赵本山的买卖秘诀是：“顺嘴胡诌、拼命忽悠、借坡下驴、顺水推舟。
2012年大年夜，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人们终于等不到赵本山出场了，这是22年来的第一遭。在这22年里，赵本山从一个东北底层社会的年轻戏曲演员，逐渐成为春晚的超级大腕，后来又变戏法一样，带领小沈阳等一帮徒弟迅速蹿红，赵本山也成了春晚根深叶茂的一棵大树。如今，这棵大树成了枯树。但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农民奇迹般地站到庄严的国家中心舞台上，给中国社会的转型作了一次文化无意识的深刻揭示，其意义不可低估。
22年里，人们享受了赵本山小品带来的欢乐，无论谁去怎么指责其俗，但在一台晚会上，笑声就是一切，指责其俗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需要研究的是赵氏作品在中央电视台出现的深层文化意义，让人们看一看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是怎样认可社会价值观的嬗变的。
从1983年开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连续播出。本来，春节晚会只是一台综艺晚会而已，但因为其播出的时间是除夕，播出的地点是中央电视台，因而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一次大型表演。在这一表演中，春节晚会的节目成为国家叙事的文本，通过宏大叙事与轻歌曼舞、欢声笑语的组合搭配，使国家、社会、个人达到空前的亲密无间。
在整个春节晚会中，民间的节日情结被纳入到了国家叙事之中，本来始于民间的那些情感，如合家团圆、欢乐祥和等，变成了党的阳光照耀下的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兴旺、民族复兴等国家情感，民俗变成了国家政治仪式。
由于国家机器的作用，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弥漫在春节晚会所有的节目中，其形式或者是非常直露，或者是“先轻松，后主题升华”。如首唱于1984年的《难忘今宵》，其歌词中的“今宵”，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除夕之夜，变成了国家的“今宵”。因此：“无论天涯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可见，时间的除夕夜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神州万里同怀抱”，整个国家幸福于一体，才需要“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
说到赵本山的小品，亦在一般意义上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浸润。如1999年的《昨天今天明天》，本来是用搞笑诙谐的小品形式和婚恋题材消解了国家叙事的严肃性，迎合了晚会的轻松性需要，也营造了浓浓的民生氛围。但是，作品即使在戏说乡村老人的荒诞婚恋史时，时刻不忘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赵本山的诗句是：“改革春天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而宋丹丹的则是：“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旮旯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然后，主持人崔永元提出，“这大过年的，咱说点高兴的事。”于是赵本山的“报告”张口便来：“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在这些片段中，两个无文化的农民夫妇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着对世界与中国的理解，这种理解便是国家意识形态灌输的后果：有了党、国家、军队，老百姓永远是幸福的。荒诞的搞笑之中，国家叙事间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由于国家主题控制的存在，90年代以来，春节晚会开始进入年年遭骂年年看，爱恨交加的状态，出现“不看春节晚会后悔，看了春节晚会更后悔”的现象，表明了国家意识形态崇机器的“崇高”属性与民间话语的内在矛盾。
但是，令人感到颇为意外的是，2001年开始，赵氏作品中出现了卖拐系列：《卖拐》(2001年央视春晚)，《卖车》(2002年央视春晚)，《心病》(2003年央视春晚)，而且，这一系列作品均获得了春晚优秀节目的一等奖。作品以赵本山、高秀敏、范伟三人档组合，主题是共同的：通过“忽悠”而卖出东西。这里，人们看到了中国进入商业化的市场社会的真实状态。
感谢赵氏作品，发明了一个伟大的概念“忽悠”——《现代汉语词典》(1997年版)中居然有“忽悠”一词，但解释却是：〈方〉，晃动——从此以后，中国人很少使用欺骗这个词，而转用“忽悠”，“忽悠吧，接着忽悠吧。”一时间几乎成为老百姓的口头禅。其实，卖拐系列三部曲中，主题只有一个，即忽悠，而情节结构也是雷同的——由赵本山、高秀敏扮演的一对夫妇，向由范伟扮演的一个傻瓜兜售一个用品——由拐杖到轮椅，再到担架。赵本山“忽悠”的伟大之处在于，范伟每一次都坚信自己不需要赵本山的那个用品，但是，他经不住赵本山的“忽悠”，最后还是上了赵本山的当，买下了自己真不需要的那个用品。
在卖拐系列作品中，人们几乎是尽情地享受着赵本山的“忽悠”技巧，那些脑筋急转弯式的小儿科骗术，居然把范伟一个大活人蒙住了。如在《卖车》中，范伟因为被“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蚤?”等问题蒙住了，只好相信“俩腿必须离地”，即坐到轮椅上去，才能保持自己的健康，这样就买下了赵本山的轮椅。从美学上说，人们所发出的笑声不过是主体与客体在性质上不平等的结果，主体明显地觉得对象低于自己——既能识别赵本山的狡猾，也能对范伟的傻“哀其不幸”，他们都是自己嘲笑的对象。喜剧效果的形成在于，滑稽对象在“偏离”中暴露出自己的虚弱本质，使主体感受到自己的优越性。
在作品《心病》中，高秀敏指出赵本山的买卖秘诀是：“顺嘴胡诌、拼命忽悠、借坡下驴、顺水推舟。”而赵本山公然声称“总结的很好!这就是咱的‘十六字方针’，也叫‘十六字忽悠’!总结前两次的经验，咱要想让他上当，就得投其所好，顺着他的话题，咱再往下乱造，一步一步引导，让他自投罗网!”
为什么说通过卖拐系列，人们看到了中国进入商业化的市场社会的真实状态呢?从本质上看，赵本山的忽悠即一种诈骗，但在作品语境中，忽悠并不存在一般的诈骗特征，因为产品本身不是假冒伪劣，构不成以骗人的手段非法获得受害人的钱财。卖拐系列的深刻之处在于其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社会不是按照需要来组织生产，而是按照利润来组织生产。为了实现利润，社会必须把任何一个产品都说成是人们的真实需要，哪怕这种需要是虚假的。
由于中央电视台春晚此次在一贯的国家意识形态风格之下，同时也容忍了赵本山的忽悠系列，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与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同时存在，和平共处，这就一文化范本的方式构成了市场经济时期的深刻文化矛盾——构建的同时被解构。
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揭示出，在私有制范围内，“每个人都指望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他为了夺取敌对的存在物，更加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数量成反比，就是说，他的需求程度随着货币的力量的增加而日益增长。”
“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加厚颜无耻贱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说来本应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个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的人的本质、他人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诱使苍蝇飞近涂胶竿的弱点;
┄┄每一项急需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走向自己的邻人并且对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但是你知道，有先决条件;你知道，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些字据，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
从中世纪内部发生的商业化模式算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已有几百年，研究者已经需要区分古典资本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之不同特征了，但是，那种“每个人都指望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的基本动机，却是一以贯之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理查德·罗宾斯(Richard Robbins)的《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0年版)，便依然是从这个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的。
罗宾斯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不遗余力地鼓励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它鼓励资本家积累利润，鼓励劳动者积累工资，鼓励消费者积累商品。换言之，资本主义塑造了一群行为方式必须符合资本主义规则的民众，他们的行事方式是在资本主义文化影响下习得的，他们必须这样行事。”
应当承认，赵本山的忽悠系列作为搞笑的小品，本身并无如此深入的理论自觉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其自觉性只不过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民间智慧故事而已。问题在于，当中央电视台通过春节晚会向全中国、全世界播演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中央电视台居然对自己的行事方式破了例，也就是说，它没有通过传统的审查方式去改造这个系列，没有要求作品在某个地方——通常在结束处，对忽悠这种行为进行批评，哪怕是“劝百而讽一”的效果也行。当然，作品本身的狡猾之处在于，它没有显示出忽悠以后带来的破坏性后果——物质后果，比如使用了拐杖、轮椅、担架以后身体受到损害，这样，似乎也无必要去进行一种勉强的社会批判。这就是资本主义方式的真正道义盲点，你被虚假的需要支配了，付出了代价，但你似乎没有损失什么，因为你使用了商品，尽管你不真正需要这些商品。人心的损害算什么呢?讲法制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认真对待人心问题的。
显然，中央电视台也会以“娱乐”为理由来原谅自己，为什么要让所有的节目都担当起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呢?是的，理由总是有的，事事较真就会变成文化专制主义。只能说，中央电视台在客观上默认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以利润为中心的价值观，从非常细微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社会如何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市场社会。
由于中央电视台春晚此次在一贯的国家意识形态风格之下，同时也容忍了赵本山的忽悠系列，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与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同时存在，和平共处，这就一文化范本的方式构成了市场经济时期的深刻文化矛盾——构建的同时被解构。
清醒者总是有的，网络上有文章就说：“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看赵本山的小品，他的小品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他后期的小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忽悠人为取乐，忽悠卖拐、忽悠卖轮椅、忽悠公鸡下蛋、忽悠不差钱，他的卖拐卖轮椅也曾经引起一些残疾人士的强烈不满，但是赵大叔演的毕竟是娱乐节目，没指名没指姓，终究没惹起纠纷。但是这之后社会上确实忽悠成风，有人与人之间忽悠的，有发信息忽悠的，有打电话忽悠的，几乎每天我们都会接到这样的信息和电话在狂轰滥炸的忽悠我们：‘请把钱汇至下列账号···’，‘大哥，我家很穷欠了别人家的钱，我愿意用我的一切···’，‘你的银行卡消费9000元，请打下列电话查询···’，‘你中奖了，请打下列电话查询···’，忽悠和诈骗到底有什么区分?如果说诈骗是以骗人的手段非法获得受害人的钱财，那忽悠卖拐卖轮椅呢?也是以无中生有的手段忽悠走他人的钱财，前者是受法律制裁的，后者是某大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演的，虽然没有号召向卖拐的赵大叔学习，但是每一个节目都有他的思想和内涵，我们成人是有鉴别是非能力的，对这样的小品一笑而过，可是我们的孩子们呢?前一段时间在报纸上看见一个6岁小女孩对着我们说长大要当贪官，我们的心都要碎了”，“赵本山忽悠卖拐最后忽悠了谁?”
可以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宏大国家意识形态叙事，终而遭遇赵本山卖拐系列的解构，这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的忽悠——庞大的国家机器居然被一个农民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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