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热播的谍战电视连续剧《于无声处》,把时代背景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对西方最没有心防的年代,整个中国从精英到平民的基本心态,都像是一位情窦初开的青春少女,西方国家则是让这位少女爱的欲罢不能的白马王子,西方的一颦一笑,都会让中国心旌荡漾,哪里会相信西方会对中国搞间谍活动呢?
在当时乃至今天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西方人都是集热情、善良、正直、专业等诸多优秀品质于一身,关键时刻则能够扮演拯救天使的角色,这种形象也频频出现在国人执导的影视作品中,从《红色恋人》、《黄河绝恋》、《红河谷》、《金陵十三钗》、《一九四二》等等,莫不如此。而像《于无声处》第一集中出现的猥琐、愚蠢的西方间谍查理,在中国的影视作品中是极其少见的。
《于无声处》中一个拨动社会敏感神经的则是涉及到了“告密”话题——202厂的助理工程师陈其乾,怀疑同车间工程师张文鸿有泄露核潜艇特种钢材样品的嫌疑,于是投书有关部门举报张文鸿,并在国安人员约见时绘声绘色地细诉了自己的调查和推理。
著名影评人司马平邦在评论《于无声处》对这一细节的处理时谈了自己的不满,认为陈其乾的举报“被创处理得有些神神秘秘,甚至鬼鬼祟祟,至少是视觉处理很中性,而不带着任何高尚的色彩,陈其乾戴着大墨镜神色紧张地与国安人员接头的情节给人以阴暗和滑稽的印象”,没有做完全正面的处理是屈服于当下舆论对“告密”的反感,也反映了人们在国家利益和个人自由、个人隐私之间进行选择时的犹豫心态。
平邦此论,看似有理,其实却是不了解历史的复杂性,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的安全形势十分复杂,一是大陆内部有国民党政权逃台时留下的大批武装匪徒和潜伏特务;二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冷战的加剧,美蒋又从海外派遣了大批特务,以各种方式潜入大陆,刺探情报并进行各种颠覆活动。如何有效应对这样的局面?当时毛泽东主席为公安战线制定的方针是反对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不要依靠少数专业人员冷冷清清的搞,而是要走群众路线,用人民战争的方式保卫国家安全。
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安全战线的成就表明这一政策是极为成功的,因为当千百万群众被动员起来之后,少数敌特就如光天化日之下的过街老鼠,无所遁形。当时的一些反特电影如《铁道卫士》、《秘密图纸》、《跟踪追击》、《国庆10点钟》等都非常生动的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比如在《铁道卫士》中就有沈阳市民制定“爱国公约”的场面,第一条就是“防奸防特”,令“远东情报局”特务马小飞大为紧张。
不过这种政策的有效实施,必须要具备很高的政治条件,包括:人民对党和国家的高度政治认同,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人民在整体上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高度的道德水平,专业安全机关和人民群众之间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等。在这样的前提下,见不得阳光的“告密”行为与人民群众出于保家卫国的情怀与责任去检举、揭发危害国家安全的阴谋活动的高尚爱国行为之间的区别,就会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了。
但问题是,中国社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变得高度多样化、复杂化了,原来单一的政治共同体已经解体,利益也已经多元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对“告密”行为做一个简单的单一评价。
即以《于无声处》的陈其乾为例,他在剧中表现出了两个强烈动机,一是要不择手段把“厂花”冯书雅追到手,再一个就是要当上车间主任。追冯书雅,马东是他的主要对手;当车间主任,张文鸿是他的有力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当时严峻的安全形势,用捕风捉影搜集来的“证据”举报张文鸿,就只能说是他搞垮对手的一种手段,而不能简单地说是一种高尚的爱国行为。这种行为动机,不仅破坏了国家安全工作的声誉,还很有可能误导安全人员的侦察方向,放跑真正的间谍。虽然《于无声处》迄今只播了5集,我们还不能确定陈其乾是不是歪打正着(比如张文鸿真的是间谍),但他的行为显然不能被无保留的肯定,《于无声处》的创对他做了“鬼鬼祟祟”的视觉处理,也是恰当的。
在今天的政治生态下,强调依靠在法治轨道内运行的专门国家安全机关进行反间谍工作是正确的,普通民众也应该有配合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责任和义务,但同时更应该重提当年毛泽东主席为公安战线制定的反对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走群众路线保卫国家安全的路线。从根本上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要努力为在国家安全战线重新走群众路线重建政治前提,有了这样的政治前提,目前反间谍工作面临的种种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出于个人目的胡乱举报的行为,尽管不能被完全杜绝,但也会因为没有市场而越来越少。
附文:司马平邦:关于《于无声处》里“告密者”的争议
2013年7月,湖北省大冶市政府法制办的一位周姓副主任科员,向境外间谍人员提供信访、维稳资料,并从中收取活动经费1000元,事发后,她被开除党籍,并被行政撤职,职务由副主任科员降为办事员。
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4月17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中新社高姓前记者(女)为境外网站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一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法院认为,高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为境外人员非法提供机密级国家秘密,其行为已构成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被告人高某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现年71岁的高某,曾经是中国新闻社的记者,1994年11月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曾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但刑满后,她仍被聘担任德国之声电视台《北京观察》栏目特约、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特约评论员,以及香港明镜系刊物特约撰稿人,从曾经的中国政府的罪犯,一跃变成境外机构的雇员,说起来,这也算一种“改革开放”特色吧;不过,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想到,自己会在70岁以后,仍因将一份由其非法获取的机密文件提供给某境外网站刊发而被再度判刑入狱。看来,之前的7年刑期并没有让她真正明白什么是危害国家安全,当然,其实现在不明白这件事的人应该不只是高一个吧。
正在央视一套播出的剧集《于无声处》,故事描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发生于正在攻关国家绝密军工项目的202厂里的一场反间谍战,202厂的生产项目是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核潜艇―--在现实里,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即092型核潜艇1970年代在辽宁葫芦岛渤海造船厂动工兴建,1981年下水,1983年8月交付,1987年服役;而第二代核潜艇094型于1980年代末开始研发,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武汉第二船舶设计研究所(719所)设计,亦由渤海造船厂建造,它是中国建造的排水量最大的潜艇,中国核潜艇对于中国国防是至关重要的国之重器;由上述可见,剧中的202厂应该就是现实里的渤海造船厂,而作为本剧的故事重点的潜艇建造项目“蓝鱼计划”应该是指正处于研发阶段的094型核潜艇吧。
漫说在1980年代初,即使到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094型核潜艇仍然作为一项重大的国家机密而鲜少见诸公开资讯,这又可以回过头来证明为什么在剧中那个“蓝鱼项目”所涉及到的分分毫毫一草一木都被称之绝密而不为过。
2010年时,曾播出过一部叫做《苏菲的证词》的剧集,展示了发生在负责研制核潜艇低噪音螺旋浆技术的海军851厂里发生的一段反间谍故事,那部剧集的内容与《于无声处》类似,但仅是局部展示中国核潜艇建设过程里的间谍战--可见,整个中国核潜艇的研发、建造过程,其实也是由无数个如《于无声处》里表现的那些反间谍故事组成的,且三四十年以来,这些事一直持续而未曾断绝,只是我们这些处于和平阳光下的人们根本不曾轻易察觉罢了。
202厂助理工程师陈其乾投书举报
陈其乾行为诡秘地与国安人员接头
《于无声处》里,由赵立新饰演的202厂陈其乾,是位刚刚由著名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助理工程师,他不但业务能力非常突出,且喜擅侦探推理,以福尔摩斯自居,又因202厂在国家军工事业上的特殊地位,所以,他也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反间谍战中--在本剧第4、第5和第7集里,陈其乾经过自己的调查和判断,认定同车间工程师张文鸿有泄露202厂核潜艇特种钢材机密的嫌疑,于是,他竟毫不犹豫地多次投书“有关部门”举报张文鸿,他更主动约见国安人员,绘声绘色地细诉自己的调查和推理。
对发生在202厂的这场反间谍战而言,无疑陈其乾的举报起到了重要的正面作用,在他的参与下,核潜艇的特种钢秘密终于保住了,而最后埋伏于202厂里的间谍人员也将被一一挖出。
但关于此,我还是注意到一个特殊现象,即剧中陈其乾向有关部门“举报”的过程,无论是投书,还是约见,都被创处理得有些神神秘秘,甚至鬼鬼祟祟,至少是视觉处理很中性,而不带着任何高尚的色彩,陈其乾戴着大墨镜神色紧张地与国安人员接头的情节给人以阴暗和滑稽的印象--我以为,导演者和表演者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处理,或者因为在今天向有关部门举报,已经约定俗成地被划进“告密”的行列,即使这位“告密者”是站在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坚定保守国家机密的角度上,而陈其亁的此等戏码显然也是拍出来努力要让当下观众接受的。
无疑,在1980年代或之前的中国,在国家利益、国家机密与个人自由、个人隐私之间,所谓的冲突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需要,这不但是一种可以写在法律法规里的硬性条文,也是已然刻在每个中国人头脑里的生活观念,《于无声处》里陈其乾在发现了同事张文鸿的诸种鬼祟之后,毫无犹豫地偷看他的笔记本(侵犯隐私),又多次举报之(告密),虽然这种行为里不能不说也带着他的个人目的,但从结果看,这种行为是被完全正面肯定的;而到了今天,当这种行为被拍到电视剧里,被故事化处理后,则一定多多少少要带上那么一点儿“告密”的不光彩的色彩,这样的处理方式即使反射到我们当下的观众心里,我相信许多人也未必就站到可以为了国家利益和国家机密而置个人自由和个人隐私于不顾的立场,至少,我们会感到这很尴尬,很棘手。
通过这部剧的这一处情节处理,也可以反观那宗著名的高姓记者案。
高姓女记者在1989年即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而被判刑,20多年后,她仍然再次犯了“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犯而再犯,这至少可以证明她对20多年前的罪责是没有认知的,而在她第一次服刑出狱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她获得了比入狱前看似更为“伟光正”的专业承认--她被聘担任德国之声电视台《北京观察》栏目特约、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特约评论员,以及香港明镜系刊物特约撰稿人,我相信,是这些个令其个人自由欲望无限膨胀的身份最后回头又害了她,而不是别的。
漫说向有关部门直接“告密”的陈其乾了,就是前些天,将那位著名的央视星光大道节目主持人的一段特别内容的视频发表到互联网上的某个人,业已被无数人刻意或者无意地谴责、贬斥为“告密者”了。
今日的中国,与往日的中国确已经大大不同,这从陈其乾的行为被表现手段从“举报”处理“告密”就可见一斑,我相信对现在的观众而言,如何看待剧中这样的处理方式,在于他们是更关心国家利益或国家机密的重要,还是更在乎个人自由和个人隐私的重要,而在这两者间确实有一条鸿沟存在。
《于无声处》现在才只播出5集,绝大多数内容还不知怎样,我亦不知道剧中关于上述的“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或“国家机密与个人隐私”之间的矛盾最终将得到如何展现,但我作为一个观众,至少当面对这样的一个带着强烈矛盾色彩的话题时,那种感受也是强烈矛盾的,很难如1980年代的202厂工程师陈其乾那样得到明确选择--去举报,不惜做一个“告密者”。
我相信,这些情节也会在《于无声处》的观众中引发强烈对立的争论,这就是今日之中国与当年中国明显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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