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从政初始
四、合作办社
1945年日本投降后，昔阳县大部地区得到了解放，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1948年党中央号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在张怀英主持工作的一区里，已经出现了几个模范互助组，其中，大寨贾进才和陈永贵两个模范互助组都在县政府那里榜上有名。到了1952年，陈永贵的老少互助组出现了一部分亩产500斤的高产田，不仅捧回了“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锦旗，也在昔阳县内成为崭露头脚的互助组组织，陈永贵本人也登上了省劳模的阶梯，和昔阳籍的太行老劳模张老太，王殿俊一样，一同坐车到太原出席省劳模会议，大寨和刀把口、白羊峪一样，成为了昔阳县农、林、牧三支花之一。
1952年，陈永贵作为山西省农民代表团成员，参加省里组织的参观团走出太行山，走向华北平原，去天津参加华北物资交流大会。陈永贵这一走，觉得天也大了，地也宽了，回来以后就迫不及待地找见区委书记张怀英，如此这般地讲了他这一走的深切感受。他的唯一要求就是请求张怀英批准在大寨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向张怀英说到外边的形势和办社的重要，看到张怀英有默许他的意向，又趁热打铁，找到各方面的领导，希望县里也支持他的这一举动。当时县里还是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办吧，怕办错，不办吧，更怕错了。因为当时有个复杂的背景，在搞不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上，中央有分歧，山西的办社问题也引起了华北局和中央的争议，毛泽东批评中央一个领导人是小脚女人，所以下边的动向更是可想而知了。当时昔阳对这个事也是犹豫不决，对下边办社的态度只能是顺水推舟，既不去那么积极支持，也不是那么消极地反对。对于陈永贵的办社要求，张怀英作为他的直接领导，却是主动地对他进行了支持，圆了陈永贵的这个梦。因为一是在陈永贵办社之前，昔阳县已经有了东风稔，下思落等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功经验，二是他对大寨的情况知根知底，认为陈永贵能够办好这个社。不过，当时办社有一个规定，合作社的户数不能超过30户，张怀英也只能按照这个规定批准他办30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如此这样做，实际上又给陈永贵出了一道难题：陈永贵当时的互助组已经发展到了49户，比上级要求的多出了19户，总不能再让这19户退出来吧！陈永贵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可能也猜透了领导的心思，不能够去硬顶，于是就演开了双簧，明里是30户，暗里是49户，对上是30户，对自己，还是按49户来安排。听说后来一段时间，上面也知道了这个情况，特别是张怀英对此知根知底，却不往明里挑，相互间也不往透里说。张怀英既不追究陈永贵，陈永贵也不向张怀英汇报这个真实数字。有人向张怀英提起此事，他却有意避开，试嘛！以至于以后随着毛主席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大批涌现出来，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天津之行使一个山里的农民看到了中国之大，陈永贵在与身边的参观团员们的交流中也感到了大寨的渺小。陈永贵的双眼在此睁大了，见识也增长了，面对着七沟八梁一面坡，他多少次站在虎头山上构划着心中的蓝图，多少次钻进狼窝掌里去琢磨自己的心事。他有心把自己的大寨再放大一些，使它能够走进更多人的眼里，所以从虎头山下来，从狼窝掌出来，他就又脚底生风地跑到张怀英那里。坐在张怀英的办公桌前手舞脚蹈地叙说着他的理想，并叨起他的烟袋杆一口一口地抽吸着，烟雾从他嘴里喷出来，形成朵朵雾花，又像是在向张怀英显示着什么。然而张怀英不顾这些，只是专心致志地听着陈永贵的表说。
张怀英执行党的政策是严格的，从互助组到合作化，他既能看到往后的前景，也能看到路上的钉子。在医治战争疮伤的土地上，在难以解决温饱的实际情况下，他要找出点子，摸出办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其发扬光大，靠得是有胆识，吃苦能干，顾全大局的陈永贵式的农村干部。
这一时期，与其说是陈永贵依靠了张怀英，不如说是张怀英选择了陈永贵。在那种特定的条件下，中国农村有多少这样的仁人志士，在“组织起来”口号的感召下，身先士卒，为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而献身。这种献身精神也是党的路线所需要的，这也是党的领导和农民利益的不谋而合，大寨也就逐步成为了毛泽东心目中想要树立和推广的农业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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