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作家刘继明花费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作《黑与白》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黑与白》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是一幅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奇幻画卷。同时，它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被认为是“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是一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
刘继明老师在谈到《黑与白》的创作心路历程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他真正摆脱精英文学体制，回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人民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突围，是他向产生过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伟大时代献上的一份礼物。
郭松民老师认为，我们不了解思想史，就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而《黑与白》是一部形象的当代思想史，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应该读读《黑与白》。
孔庆东老师认为这部小说堪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如果有一部“照妖文学史”，刘继明就是照妖大师，众多妖魔鬼怪在他笔下无处遁形。《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是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黑与白》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品。
刘继明老师现授权网站对《黑与白》进行连载，敬请广大网友关注。欲购此书，请点击此处（https://book.kongfz.com/768075/6648538015）。
2. 举起手来
宗天一跟妹妹顾筝一样，最讨厌有人说妈妈是疯子，尽管他生气时也这么说。但这是两回事儿。当他说妈妈是个疯子时，心里其实想说的是“妈妈不是疯子”。他希望妈妈还像从前那样细心温柔地照顾呵护自己，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还要自己照顾她。而这一切，都因为爸爸不在了，爸爸失踪了，爸爸死了——他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但唯一的真实是爸爸从家里，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宗天一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但镇上人总是以各种方式提醒他，甚至指着他的鼻子说：“宗天一，你爸爸是个大流氓！”他一听，浑身的血液往上涌，真想冲上去把对方的嘴巴撕烂，但说这话的不只一个人，镇上许多人都这么说，有的不敢当面说，就背后偷偷议论。他能撕烂一个人的嘴巴，但不能撕烂镇上所有人的嘴巴。那一刻，宗天一感到了深深的羞耻，同时为不能保护自己以及妈妈和妹妹而屈辱。宗天一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有这个责任。有一阵子，他恨透了邳镇上那些当众和背后羞辱自己的人，暗暗发誓，总要一天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但渐渐的，他将这种“恨”转向了“那个人”——从家里消失已久的爸爸。他在内心里总是称爸爸为“那个人”。他觉得自己现在承受的一切屈辱和痛苦都是源于“那个人”。他为什么要不明不白地失踪呢？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镇上人为什么要说他是“大流氓”？他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
无数的疑问在宗天一脑子里像蝗虫一样飞来飞去，使他头痛欲裂。这时，他就会在家里冲妈妈和妹妹发脾气，发完脾气又后悔。于是，他就从家里出来，跑到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邳镇只有一横一竖两条街，一根烟的工夫就溜达完了。
宗天一就是那会儿学会抽烟的。起初他只是为了摆脱心头的烦恼，捡别人扔在地上的烟蒂吸。吸着吸着就有点儿离不开了。宗天一开始买烟。但他不是用妈妈工资里的钱买烟。那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费，无论如何不能动。自从妈妈生病后，学校每个月就只给她发一半的工资。妹妹上学后，妈妈的那点工资越来越不够全家的开销了，宗天一只好利用课余时间去捡废铜烂铁，到镇上的废品收购站卖点钱，补贴家用。他吸烟的钱就是从自己卖废铜烂铁的钱里开支的。有一天，他想在家里找出一点废铜烂铁拿到收购站去卖。他打起了爸爸留下来的那只藤木箱的主意。
藤木箱上了一把大铜锁，自从爸爸失踪后，这只藤木箱就一直锁着，从来不曾打开过。那把大铜锁黄澄澄，沉甸甸的，拿到收购站也许能卖不少钱。宗天一用一根铁丝在锁孔里鼓捣了几下，铜锁就给打开了。他原以为藤木箱里装着什么珍奇玩意儿，好奇地掀开一看，见里面除了一盘写着外文的唱片和一摞信封，还有一本用牛皮纸包的书，比砖头还要厚。家里还有一只大皮箱，那是妈妈下乡插队时从城里带来的，里面装满了书，如《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呼啸山庄》《简爱》《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等。小时候，宗天一看见妈妈经常捧着这些书读得津津有味，上小学后，他曾好奇地翻阅过几本，但书里都是一些外国的地名和人名，他总记不住，看几页就头晕脑胀、昏昏欲睡。但现在的这本书有些特别，里面有不少插图，画中的男男女女一个个赤身裸体，宗天一见了顿时脸皮发烫，身上的血液像被烧着了似的一阵燥热。他像做小偷一样回头四顾，屋里除了他没有别的人。于是，他鬼使神差一般将那本书揣到怀里，将藤木箱用大铜锁锁好，悄悄放回了原处……
后来，宗天一才知道这本书叫《金瓶梅》，是一本禁书。
从那天开始，宗天一每天晚上都躲在房间里看那本带插图的《金瓶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注重打扮，除了抽烟，还给自己买了两件邳镇上许多青年常穿的T恤或夹克衫，还有皮鞋，有时还花一毛钱去看一场电影。那时候，邳谷人民公社刚改为邳镇，以前专门用来召开群众大会和举办各种文艺汇演的大礼堂也改成了电影院，邳镇人以前经常看的京剧样板戏和战斗故事片渐渐少下来，开始放映一些香港台湾和外国片，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巴士奇遇结良缘》《追捕》《望乡》。看完《望乡》《追捕》的那天夜里，宗天一做了一大堆梦，一会儿梦见年轻时的“阿崎婆”，美艳的日本影星栗原小卷，还有那本《金瓶梅》插图中的西门庆，从书页上跳下来……
那天夜里，宗天一手淫了。
宗天一的个人开销日渐增多，手里越来越拮据。一天下午，学校刚放学，宗天一就迫不及待地离开教室，来到邳镇砖瓦厂，砖瓦厂位于镇西头的江边，占了好大一片地，从外面就能看到厂区中央一排排红色的厂房，非常气派，砖瓦厂的工人工作时间一律头戴安全帽，身穿蓝色劳动布工装，很威风的样子，有的年轻工人下了班去邳镇逛街，也照样穿工装戴安全帽，引来不少姑娘小伙子艳羡的目光。但更威风气派的是矗立在厂区中央的烟囱。那根烟囱据说有几百米高，下粗上细，越往上越细，像一根没有剥皮的竹笋，也有人说像男人的物件，几十里外都能看到。从建成那天开始，砖瓦厂就是邳镇人的骄傲，这多半与那根高耸入云的烟囱有关。
砖瓦厂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起来的，是邳镇最大的一家“社办企业”，不仅有厂办医院，还有子弟学校，改称“乡镇企业”以后，砖瓦厂虽然还像从前一样红火，却没有了过去那股威风劲儿，比如以前没有人敢跑进厂区拿走哪怕是一块砖瓦或一根铁丝，现在却经常有人溜进厂里，偷走一些零零碎碎的铁器残片，其中有一些还是制砖机上拆除后随手扔在地上等待维修的零部件，然后拿到镇上的废品收购站卖掉。人们尝到了甜头，去砖瓦厂“捡破烂”的越来越多。
现在，宗天一也到砖瓦厂碰运气来了。砖瓦厂实行的是三班倒工作制，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上班，快到下班时间了，厂区里仍然一片繁忙的景象，工人们用鸡公车将砖坯从露天的制砖工地运往烧制砖瓦的“大窑洞”——那根巨大的烟囱就是从这儿竖立起来的。
砖瓦厂没有围墙，从哪儿都能进到厂区。宗天一在靠近厂区的公路边的一块蓖麻地里躲藏了一会儿，他点燃一支烟，一边吸，一边耐心地等待天黑。蓖麻地里散落着不少烟蒂，显然有不少人在这儿躲藏过。大约过了两支烟的工夫，天就黑下来了。
宗天一走出蓖麻地，不慌不忙地朝厂区走去。
那会儿，正是轮班工人们的交接班时间，制砖工地通往“大窑洞”的大道上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但没有人注意到宗天一。他就是趁这个机会钻进制砖工地的。工地上，制好的砖坯一堆堆、一排排，码得整整齐齐，像一支严阵以待的军队。宗天一是第一次到这里来。看见果然像传说的那样，各种废弃或等待维修的零部件随处可见，沾满了机油和柴油，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他像找到了宝藏似的，兴奋得两眼发亮，他从腰上解开一条裹成长条的蛇皮袋抖开，猫着腰将地上的那些黢黑物件飞快地装进袋子。
没多一会儿，袋子就快装满了，再装就背不动了，宗天一才背起沉甸甸的袋子，往外面走去。但他刚迈出两步，耳边突然响起一声断喝：“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
宗天一吓了一跳，转过脸，看见两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年从砖坯后面跳了出来，一个握一把弹壳做的小手枪，另一个持一支明晃晃的红缨枪。
宗天一不由自主地放下袋子，举起了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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