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者禁书不但不奇怪，而且早已屡见不鲜。但不久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一次宣传和出版工作会议上宣布，禁止8部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却属罕见。以前的禁令都是内部下达、内部掌握，这次却公开发布，其对当政者国际形象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被一些人视为自唾其面的“愚蠢”。
当政者当然并不愚蠢，反之，如此做可能大有深意。公开发布禁令，禁止的效果比之内部禁令并无多少差别，但负面性却差别甚大。当政者之所以舍易就难，应该是看中了“公开发布”的另一项功用，那就是可以发出明确无误的公开信号。
当政者就是要发出这种明确无误的公开信号，应对不久前由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刘军宁倡导的“文艺复兴”。一介书生的一声呼吁，竟使得官方专门出台了对策，刘军宁足可引以为自豪。
官方之所以如此在意自由派提出的“文艺复兴”，是因为此举戳正了它的某处软肋：官方已失去对知识界思想观念的影响力。自由派的算盘很精到：自己的优势是主导了知识界的观念，弱点是缺少政治行动能力，出路是让思想变成物质，影响政治，推动变革；具体做法是让思想以文艺形式出现，掌握群众。马克思早就有言：思想一旦掌握群众，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就是自由派首倡“文艺复兴”的动因。
当政者本身也是从此处起家、进而获得政权的，它不可能不明白“思想掌握群众”的威力，这也是它一直不肯放弃控制传播的原因。现在自由派玩了一个迂回，不再直接诉诸制度的变革，而是致力于观念对民众的熏染与引导，希望通过改变人心来改变政治力量的对比。这种纯观念的传播，当它局限于学术范围即影响限于知识界内部时，是被允许的，这既是改革带来的自由增进成果之一，也是市场化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原因。现在，自由派试图将这种观念传导通过文艺这一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扩展开来，于是当局就面临新的考验：是继续允许，还是禁止？
从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差看，当局反应迅速，毫不犹豫就选择了严禁，因为它要禁绝被“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公开禁书，就是公开宣示当局的选择。此次被禁的8本书，其内容都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及当代历史大事的反思，是文艺而非学术；既饱含观念，表现形式又易为大众接受，于是成了当局反击自由派“文艺复兴”的祭品。
这是两种力量、两种利益的隔空交手，这一过程已有、而且还将有多个回合，并且会不断变幻形式。这一回双方都出手精妙，直指对方要害。交手两方都与社会的公共利益有着一定关联，交手结果不但将决定双方的未来命运，更将影响社会进程的走向和路径。近而言之，政府的严控不仅会导致公共言论的全面收缩，也必然损害思想的交流与创造。当然，对这些东西当局从来就不怎么在乎，但是社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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