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毅将军的两文两话
吕加平
2007年2月8日
一
杨毅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网上公布了他的两篇文章和两次谈话。两篇文章一篇是2006年6月2日发表在《环球》杂志上的《军方往来能否助推中美关系》，另一篇是同月9日发表在《国际先驱导报》上的《中美军力“龟兔赛跑”论可休矣》；两次谈话一次是同年9月11日在中国企业高峰会议上的发言，另一次是因为2007年1月9日中国公布了研制成功歼-10型战斗机并装备部队引来国际上新一轮“中国军事威胁论”抄作而接受中新社记者的采访谈。杨毅将军在这两文两话中比较完整系统和明确地表述了他个人和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对美国全球军事战略和包括军事关系在内的中美关系的看法(见附件一)。
杨毅将军是中国军方军事科学战略研究专业和教学方面的权威学者和代言人，他的这些观点可能也代表了国防大学甚至整个中国军方、乃至中共党政最高决策层对美国全球战略和中美军政经关系的判定和看法，因此必然引起国内外军事战略和国际关系界的密切关注，尤其会引起美国朝野战略研究专家、军情机构智囊和军政决策高层的高度重视。但是如果对杨将军这两文两话的观点进行深入分析的话，人们会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
1，杨毅将军说，已经牢牢雄踞世界霸主宝座无任何国家可敌而“一览众山小”的美国，“无论是在武器装备还是在作战理论等方面都领先其他主要国家十几年,甚至数十年”，但是“目前正在加大投入，研制许多未来新概念武器装备，发展全球快速、精确打击能力。”“可以说美国正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的技术和资金的投入发展军事力量。”然而，美国目前和今后仍然如此卖力地扩充先进军备和提高全球打击能力，其所要达到的全球战略企图，难道真的如杨毅将军所说的：“就是(为了)永远保持世界霸主的地位”吗？或者说，已经强大到了超过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十几年、几十年而没有任何挑战对手的美国，为了永远保持世界军事霸主地位，还有必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如此“大炮打苍蝇”地大惊小怪、小题大做、铺张浪费吗？
2，改革以后始终在说，中国因为进行“文革”而落后世界发达水平20年，使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可是经过近30年的改革，虽然说中国的国力有所提高，但却是仍然落后于世界发达水平20年以上。在军事领域方面，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在整体上正如杨将军说的，落后世界发达水平15—25年，而且两者间的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八十年代以后的20多年来，由于对军事和军队建设始终投入不足，致使中国军队现代化信息化水平和核心高端军科技术更是大幅度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军队的武器装备在质量上甚至落后于一些中小国家，而且优秀人才大量流失。
于是也就引出了这样三个思考，第一个是：根据有关《决议》和相应宣传，中国人都认为10年“文革”使中国落后世界发达水平20年是一场大“倒退”大“失败”、大“灾难”，并对其发动者和拥护者咒骂了近30年。可见中国人对国家尽快强大的渴望情结，对“落后就要受欺负”的高度敏感和难以忍受程度，对不能使国家强大反而造成落后的行动视为大敌而深恶痛绝的心理，也对能通过改革开放而使中国尽快强大跻进发达强国之林的强烈希望和企盼之心。可是改革了近30年后，中国仍然大大落后于世界发达水平，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差距而会更加落后，甚至又还产生了诸如贪污腐败长期泛滥、化公为私明目张胆、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敲诈勒索明火执仗、贫富差距惊人悬殊、残酷剥削没有商量、官商勾结钱权交易、买官卖官生意兴旺、以强凌弱比比皆是、坑蒙拐骗防不胜防、假冒伪劣铺天盖地、看病就业重重困难、教育昂贵令人咋舌、不正之风越刮越狂、犯罪活动肆无忌惮、社会治安人心惶惶、道德作风堕落败坏、黄赌毒黑气焰嚣张、生态恶化日甚一日，环境污染越来越广、各种资源掠夺破坏，事故伤亡世界之王、骚乱事件此起彼伏、弱势群体加剧不满等等等等全方位的严重社会问题和潜在社会危机，也就是杨将军在《中美军力“龟兔赛跑”论可休矣》一文中说的：“中国面临着各种国内挑战”。那么这一切表现又说明什么呢？ 是否也是一场失败和另一种表现形式的“灾难”呢？
第二个思考是：“文革”结束后不久，按照毛泽东所说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注1)，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并在1981年6月以“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注2)等为由，对“文革”进行了全面批判和彻底否定，并将它定性为“内乱”、“动乱”、“倒退”的“严重灾难”，“浩劫”之祸，还展开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毛泽东多年‘妖魔化’”(注3)的“非毛”否“文革”运动。
然而在“非毛”否“文革”基础上按照新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和“先富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三论”搞起来的特色改革，经过近30年的社会实践检验，却明白无疑地证明了中国仍然落后世界发达水平20年以上，人均落后更是巨大，并产生了以上所列的那么多、那么严重并已被毛泽东早就预言而中了的种种损害先进生产力、败坏先进文化和侵害大多数人权益的党政社会全面腐败问题，那么是否也应该再进行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让全国广大人民来公开判定一下改革究竟是成功了呢，还是失败了呢？(曾有人统计，28年来已有30项改革措施已经得到了公认的失败)。而且拿杨将军的话来说，在军事上中国不仅在20年内赶不上美国，即使在100年内也赶不上美国。这种使中国永远落后和更加落后而永远处于挨打受欺负地位的状况，何以证明改革要比“文革”“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呢？何以体现“强大了才不会受欺侮”、“在本世纪末(指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改革初衷和理念呢？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全国军民是否也应该再次通过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而展开一场新的“拨乱反正”和“非某”“否某”运动来清算和偿还这近30年的“历史旧账”，实现中华民族这个已经苦苦追求了100多年的“民富国强”、“富国强兵”的腾飞之梦呢？
第三个思考是：由于过去20多年的误军弱军政策和腐败侵害，使中国军事力量更加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对于这种状况，中国确实如杨将军无奈而说的“即使在100年内也赶不上美国”，甚至可能永远也追不上美国了。中国如此落后力弱难以赶美，并且对美国实行不去挑战的防御战略，根本不具备对它构成争霸威胁，可是美国对中国的稍微壮大，稍微有些仍比美国落后的“先进武器”，却就视为洪水猛兽，大惊小呼“中国军事威胁”，非要百般“妖魔化”地去严加防范和打压，这是为什么呢？美国在军事安全方面对中国的战略，难道真像杨将军说的是“防御型的”、“防范型的”、“目前主要是防止中国军事力量的壮大，从而挑战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优势地位”吗？杨将军难道没有发现，美国这样“大炮打苍蝇”地“防范”和打压如此落后力弱并且只求和平发展的中国，已经过分地超出了它的“主要是防止中国军事力量的壮大，从而挑战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优势地位”的对华“防御型”、“防范型”战略要求了吗？
二
中国在改革以后的近30年中，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反倒是越改革越落后于世界发达水平，尤其在军事上，到现在甚至到了“即便在100年内也赶不上美国”的无奈地步，这是为什么呢？其根本原因，胡锦涛主席给出了答案。
今年1月8日，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转载了曾发表于2006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上一篇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见附件二)，随后这篇文章又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直属新闻单位以及其他官方刊物和网站广泛转载，引起了观察人士和海内外舆论的密切注意。
该文47岁的俞可平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据国外报道他还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前沿智囊人物之称。他在这篇文章中主要传达两个信息，第一个是中国应该建立“官员民选、权力受民众制约”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二个是胡锦涛主席的民主战略思想。
对于第一个信息，文章说：“民主最实质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官员权力要受到民众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这样民主就“是个好东西”。而“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政治的暴政”。俞可平在文中强调指出：“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保证我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而“政治民主是历史的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 ”。“推行民主的手段不应当是国家的强制，而应当是人民的同意”，“应当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选择”。
怎样才能做到官员不要上级任命而要通过民选、权力要受民众制约，而又没有国家强制、政治专制的政治民主呢？文章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也都明白，在由一个政党独家集权执政下，官员是不可能由广大党员和民众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条件下选举出来，并在以后可以对其进行监督制约的，只有建立多党民主竞选的民主政治制度才能做到。也就是要成立具有独立政治地位而不受某一个党领导和控制的多个政党，并由这多个平等独立政党通过各自党内党员的公开民主竞选，推举出自己党的竞选候选人，然后再由全体选民根据各个政党的业绩和候选人的治国纲领与能力表现，按照自己的选择意愿，进行公开投票选举，并按照以多为胜的原则，将在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的某一政党的候选人确定为下一届执掌权力的官员。另一个或多个选举失败的政党，一面同广大公民一道，按照法律监督执政党和官员在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同时为下一届的全民选举新官员作各种准备。如果执政官员触犯法律或严重犯法，在野各党和选民可以启动法律程序将其处分、罢免或弹劾。这就是俞可平所说的“是个好东西”的民主。而要实现这种政治民主，又正如该文所说的“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但“我们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而这个优秀成果，就是由人民自由选择和统治的多党竞选和民众监督的民主政治制度。
对于第二个信息，文章传达说：“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胡锦涛主席一言而击中要害。中国正是因为没有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所以不仅没有建成社会主义，而且也难以实现能够达到世界发达水平的现代化，这也就是中国经30年没有民主改革的“改革”而仍然落后甚至会永远落后的根本症结所在。而要想实现现代化赶超世界发达水平，就必须要实行这个“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即被世界公认并已被人类社会长期历史实践所证明是好东西的“官员民选、权力受民众制约”的多党民主竞选和公民公开监督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就是如毛泽东曾说过的：“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注4)；“苏联搞修正主义，德国搞法西斯，相比之下，还是英美民主制度要好些”(注5)。
现在胡锦涛主席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也正是在告诉和指导全国军民，“有了民主，才有现代化”；只有符合世界民主化大潮流的历史必然趋势 ，实行“迄今人类最好”的多党民主政治制度，才能使中国摆脱落后，实现现代化，真正富强起来。而也正是在胡锦涛主席“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即“有了民主，才有现代化”的民主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军队才会在现代化军事变革进程中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和偿还“历史的旧账”，并在先进武器研制上取得了突破和跃升。对于胡锦涛主席的这个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制度而能促进和推动中国军事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实现现代化的民主战略思想，杨将军和已经在偿还“历史旧账”和结构性调整的军事变革中深受其益的军方，应该是深有感受的，也是热烈拥护和支持的。
三
在杨毅将军的两文两话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军力“龟兔赛跑”论可休矣》的观点，也就是如杨将军说的：“中国不仅在20年内，即使在100年内也赶不上美国”。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中国面临着各种国内挑战，中国决不会走与任何国家，特别是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道路”，因此“中美军事力量之间不会上演‘龟兔赛跑’的神话”。
把杨将军的话说白了就是，中国这只与美国相比是只越跑越慢、差距越拉越大的“慢龟”，根本比不过美国这只没有任何比赛对手而“一览众山小”却仍在越跑越快、越冲越远的“快兔”。中国既然100年也跑不过美国，甚至永远跑不过美国，也就宁愿甘当“缩头乌龟”而执意不去同美国这只“强悍快兔”赛跑，来一个你跑你的，我不赛我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葡萄就是酸的”，“惹不起，却躲得起”。坚决不去“挑战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优势地位”，让美国可以“永远保持世界军事霸主的地位”，因此“中美军力‘龟兔赛跑’论可休矣!”。
对于杨将军的这个“中美‘龟兔’免赛论”，如果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和对华战略方针确实就是为了“永远保持世界军事霸主地位”和为了防御中国军事力量得到壮大后挑战美国霸权，这倒还好说。因为美国在看到中国的确再也不可能赶上和超过自己而会永远落后下去，中国也真的甘当“缩头乌龟”而决不去比试和挑战美国，美国的世界军事霸主的优势地位根本不会被触动，于是可能就会相信代表中国军方发言的杨将军的“中美龟兔免赛论”，也就会手下留情地放过中国，愿意让中国成为永远跑不过美国、不可能对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军事霸主地位构成挑战威胁的慢悠悠蹒跚“缩头乌龟”，甚至会将“中国威胁论”改为“中国无害论”。
然而现在的问题却是，如果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永远保持世界军事霸主地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也并不仅仅是为了防止、防御和防范中国壮大起来后在地区和全球向美国的优势地位发起挑战，这怎么办呢？如杨将军说的，美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华政策从战略到战术都是进攻型的，美国就是要“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方式来促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演变”；美国在军事战略的战术上对中国也是进攻型的，而且是“咄咄逼人的。具体表现是，美国调整军事力量部署和军事基地布局，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甚至印度的军事关系，强化美台军事关系，加大反对和堵截各国和中国开展军事装备合作的力度等等”；美国在攻防兼备的对华经贸交往上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是进攻型的，它“一方面企图占领和扩大中国的市场份额，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又防范和限制高技术流向中国”。而在军事安全上，杨将军却认为美国为了防止中国强大起来挑战美国霸权，所以其对华战略不是进攻型的，而是防御和防范型的，认定美国并没有把军事力量作为更迭中国政权或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手段。
杨将军对美国对华战略的这种判定，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和不合逻辑，因为所有的各种进攻性行动都会引发中美两国关系的不快和紧张，甚至会发生事端和冲突，也就会使美国在军事安全上反而变得不安全，从而破坏美国对华的防御性战略，美国这样做不是在没事找事、自找麻烦吗？因此，看来美国在军事安全上的对华战略并不是像杨将军所说的是防御性和防范性的，而是潜伏有更大的进攻性战略的内容。而如果美国对中国不仅仅是“防御型”、“防范型”的，而是还具有隐秘的进攻性战略企图的话，那么它就很可能会根本不相信杨将军含有“韬光养晦”、麻痹美国之嫌的话，不会让中国去当不愿同它赛跑的“缩头慢龟”，而是会与以朝核爆为契机已在不久前把“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而开始向外向型和核武国军事转变的日本等盟友伙伴一起，在具体战术上和整体战略上都采取种种主动措施，诱使甚至逼迫中国这只实行“缩头”战略的“慢龟”同它赛跑，同它进行军备竞赛，就是要把落后中国团团围住，对中国“兵临城下”，制造矛盾，挑起事端，“引蛇出洞”，非要以强克弱地把中国比输、拖垮、使其改变颜色和瓦解崩溃不可。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杨将军所说的中美“龟兔赛跑”神话还休得了吗？中国还做得到不去和美国进行“龟兔赛跑”吗？
由此可见，中美“龟兔赛跑”休不休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一厢情愿的中国手里，而是掌握在比中国强大得多也主动得多，而且可以随意决定是否比赛和支配赛程的美国人手里。而美国能够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很可能就是要把自己的军事力量作为更迭中国政权或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威慑讹诈手段—不用军事打击和战争方式直接进攻你，而是用军事优势和战争威胁的强大威慑“兵临城下”、“泰山压顶”地逼迫你就范，这是一种比直接军事进攻更厉害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大力度、大包围进攻性战略。
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2001年4月1日发生中美撞机事件的几乎同一天，美国政府公开宣布要战略东移于亚太，以集中对付被上台不久的布什总统称为“潜在竞争对手”的中国，虽然中国在撞机事件上对美国表现得大软特软而使美国占尽胜利者的便宜，美国却因为要战略东移也仍然把中美关系降到了“冰点”。只是因为不久后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布什政府要趋兵阿富汗、伊拉克去进行“反恐”战争，以便控制西亚战略要地和中东丰富石油，扩大对世界控制的霸权范围，并获取大量军火订单而大发战争横财(据2月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今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将达到7100多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用于伊拉克战争)。这时，由于需要中国“反恐”相助，也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就不再轻言会刺激中国、恶化中美关系的战略东移，缓和了同中国的关系，使中国暂时躲过了美国战略东移冲击的一“劫”。但是从那时起直到今日的近5年时间里，美国并没有停止战略东移的计划和步伐，以“反恐”战争为掩护而对中国的包围、遏制、渗透和联合周边盟友甚至欧洲伙伴的对华合围行动和种种逼近部署始终在进行着。甚至把印度也拉了过去，企图重演1962年利用印度吸引中国注意力于亚印方向的老把戏。不过这次不是因为害怕中国发动出击亚太的对美“抄后”攻势，而是反过来要在亚太对中国发起软硬主动攻势时使中国受到印度牵制而陷于两面受敌的困境。可见美国在“反恐”期间对中国悄悄的战略东移行动已见成效，只是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和因反恐的影响而还未做好准备，所以做得不那么露骨而已。
然而一旦它撤出伊拉克和打压伊朗而能够从中东、西亚抽出身来，并压住意欲再度强大崛起企图重现前苏联雄风而要与美国比试的俄罗斯，很可能又要恢复战略东移计划并加紧联合日韩澳台等大举反华了。这个时候，中国又怎么办呢？仍然落后力弱并存在众多严重国内潜在危机挑战的中国，在这场美国强迫你参加的“龟兔赛跑”中，能做到不去同美国“比赛”抗争吗？中国区区的那点进攻性军事力量能够起到“遏制任何对手、使他们不敢轻易进行军事讹诈和军事侵略”的作用吗？如果真的冲突起来的话，武器装备和信息化、现代化程度依然落后美国几十年并已经长期远离了毛泽东全球战略思想指导的中国军队，能做到“战之能胜”而打赢这场高科技现代化战争吗？对于美国在强大武力压迫和军事威慑下对中国进行“民主、人权、金融、经贸、资源、能源”发难的“颜色革命”攻势，中国能顶得住吗？改革开放之初，中共避谈和拒绝市场经济，但是后来一方面出自国内经济变革的市场供求需要，另一方面来自美国西方要求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强大压力，后来中共只得宣布废止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以前一直讳莫如深、被视为大敌的“人权”，不久前却也被承认了，现在中国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谈“人权”并要维护自己的“人权”了。那么在这次的政治民主改革进程中，如果中国社会内部出现多种力量对这种“颜色革命”予以响应而发生社会危机和爆发动荡，已与广大民众疏远了的中国党政军警能防得住、压得下吗？
五
需要提及的是，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相比较，民主党更注重发挥美国“软实力”优势而强调促进国外民主与人权，即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共和党则主要依靠超强军事力量的“硬实力”优势发挥美国霸主之威的作用，因此民主党比共和党更重视对中国的“民主、人权”攻势。
据笔者所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民主党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一方面以八九事件为由继续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以迫使中国实行有利于美国可以大规模进军中国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则对中国施加民主和人权的政治压力，迫使中国当局同意由大陆民间自发组织起来并得到美国支持的、以徐文利为主席的“中国民主党”合法化，同意该党在22个省市发展党员和进行活动。可以说，这个“中国民主党”是中共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在中国大陆上第一个被允许成立的、可以不接受、不服从中共领导的独立合法政党，由此在中国大陆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两党独立并存的局面。1997年邓小平去世以后，该党被宣布为非法，加以取缔，并逮捕监禁了徐文利及各地各级的领导人和骨干，但该党的组织成员及众多支持者、同情者仍然坚持自己在中国实行多党民主竞选制的政治主张；在拥毛的左派方面，据传某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在“中国民主党”建立的同期，以拥毛派为基础，组织起了有数十万人加入的中国“马毛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政党，即毛派中国共产党，以区别于现在执政统治的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共，即他们认为的邓派中国共产党，其领导人还曾以该“马毛党”的名义向抗洪抢险的解放军进行过慰问。可以说，这是中国在共产党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第二个共产党，由此形成了在朝掌权的邓派中共与在野新建的毛派中共两个独立中国共产党并存的局面。也就是说，在对中国以“民主、人权”攻势为主的美国民主党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中国大陆有三个独立的党，即执政的邓派中国共产党，在野合法的“中国民主党”和虽未被批准为合法但人数众多的毛派中国共产党，中国大陆真正出现了多党并存的局面。后来毛派中国共产党也与“中国民主党”一样被取缔了，领导人和骨干被逮捕监禁，但其组织成员和广大工农无产者弱势群体始终坚持拥毛和为“文革”平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民主权力。
到1999年春天时，克林顿民主党政府为了拔掉原苏联即俄罗斯在东欧的前哨阵地南联盟，消除其在东欧的影响力，为北约东扩扫清障碍，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这时，美国最担心的是中国趁美国在欧洲西线忙于战争而无暇东顾之时趁机在亚太东线的台海发起助俄制美的“抄后”攻势，因此克林顿政府在战争高潮之时又悍然下令轰炸袭击中国驻南大使馆，以观察中国的动静和试探领导人的反应。结果发现中国方面极为麻木而根本无此打算和准备。不仅如此，虽然炸馆袭击引发了中国广大军民强烈的反美浪潮，成千上万被激怒了的人们自发涌向美国驻华大使馆前，连续一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更多的中国人在全国各地纷纷声讨美国暴行，北京却反倒害怕引起风波而对游行严加控制，数天后予以制止(从这次反美游行以后直到现在的8年间，中国人自发上街游行被完全禁止和镇压)，而且在事后甚至反而指令国务院总理赴华盛顿去搞讨好美国的“消气外交”。这使美国政府喜出望外，于是就在科索沃放心大胆地大打出手，并最终打垮和逼降南联盟，基本赶走了俄罗斯。而且由于看到中国如此软弱和怕美，也就大长了美国鄙华、欺华的气焰。所以科索沃战争一结束，克林顿政府即就挥师东向，台湾李登辉趁机抛出“两国论”，挑起台海战争危机，美国则又通过支持中国国内的民主诉求、营救民主民运人士和支持法轮功等，再一次向中国发起“民主和人权”攻势。
六
美国民主党热衷于对中国采取“民主、人权”的演变攻势，现在共和党也要加强对中国的“颜色革命”攻势了。
冷战结束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主要区别在于，民主党实行自由主义的“接触战略”，它把军事力量看作促进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而有利于增进美国利益的国际体系的有益工具，所要达到的三大战略目标是增进美国安全、促进经济繁荣和促进国外的民主与人权；共和党实行的是新保守主义的“国防转型”战略，它以军事实力为首要手段，以独霸世界为根本目的，通过打造出一支全能的军事力量，来威慑任何可能的威胁和打败一切可能的对手，即通过果断使用武力确保美国及盟友的安全；使潜在对手无力同美国进行有效的军事竞争；威慑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和恫吓；在威慑失效时一举击败任何对手，以此使美国的军事力量达到了无任何敌手的绝对优势地位而使之更具主动性和进攻性。
共和党布什政府上台后，在老布什政府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即海湾战争和克林顿政府科索沃战争的基础上，通过“反恐”战争，基本上实现了这个“国防转型”的战略目标，打造出了一支无任何对手的强大高科技军事力量。在此期间，被取缔而监禁多年的“中国民主党”主席徐文利，在布什政府的交涉下被释放去了美国，这预示着共和党也要对中国展开民主与人权的攻势了。果然，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2006年1月18日发表《布局调整—美国的转型外交》的演讲为标志，共和党布什政府开始实行对别国加大民主与人权攻势的“外交转型”战略，其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如布什总统所说：“支持每个国家、每种文化中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最终实现我们结束这个世界的暴政这一目标，这就是美国的政策”(注6)。 而布什政府这一“结束这个世界的暴政”政策所针对的最大目标，就是中国，而这也恰恰证明了美国的对华战略并不仅仅是防御性和防范性的，也不仅仅是为了防止中国对它霸权的挑战。
因此可以预计：从现在到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只要美俄矛盾不上升为美俄中三角关系的主要矛盾，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和拉美一些反美国家的反美行动和国际恐怖活动也不会对美国造成可以转移其战略方向的作用，那么不论民主党或共和党，都会对中国大打“民主、人权”牌，策动对中国的“颜色革命”。这其中失政8年的民主党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吸引更多的选票，其对中国的民主人权和反华攻势可能会比共和党更甚。尤其如果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话，她为了增加获胜资本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将会更加热衷于对中国民主、人权攻势的“颜色革命”。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华人饭店炸鸡被诬炸鼠的“鸡肉鼠代”案而掀起全美反华人浪潮，以及美国要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甚至日本也在抄作钓鱼岛能源开发问题而制造中日紧张关系等，就是美国将要加大反华力度的例证和信号。而不久前李登辉突然声称放弃“台独”，也是在表明台湾将配合美国对大陆由“台独”攻势将转而采用民主人权攻势。而在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如果美俄矛盾仍不突出，其他矛盾也不能扭转美国的既定战略方向，那么不论是民主党入主白宫，还是共和党继续连任，都会以无人可敌的超强军事实力优势为威慑后盾和压迫手段，步步紧逼地对中国发动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民主、人权攻势，策动“颜色革命”。
在此强大民主外力的高压下，加上国内呼吁应该实行“官员民选、权力由民制约”的民主政治制度，以及“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还是英美民主制度要好些”、“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等领袖指示的影响和作用，和广大民众对党政社会腐败泛滥的强烈痛恨，以及对不要“国家强制”的“政治专制”和“政治暴政”而要“民选官、民督权”政治民主的强烈要求，中国社会内部的左右两大民间政治力量及其政党又会不顾高压而重新出现和崛起，全国各省各地更多自发的民间组织团体甚至各色政党乃至法轮功等，也都会纷纷而出。而且拥毛派会支持始终被当作敌对颠覆势力而受到无情专政打击的民主派为在中国开放党禁报禁言禁而实行多党民主制的顽强努力，民主派也会支持20多年来吃尽二遍苦受够二荐罪而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以广大工农无产者弱势群体为主体的拥毛派为自身解放的奋力抗争，双方求大同存小异，以防被利用矛盾、挑动对立、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而不论拥毛派还是民主派，他们为自身解放的维权行动和为实现中国民主的不懈追求，都应该会得到胡锦涛主席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因为胡锦涛不仅说过“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注7)而坚决拥毛，而且也已经通过《民主是个好东西》传达了他的民主战略思想，也就是主张在中国实行“以人为本”、“民选官、民督权”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民主立国之本，和“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即“有了民主才有现代化”的民主强国之路。因此在拥毛和民主两大派为实现民主政治的不懈努力下，在胡锦涛民主战略思想的指导和推动下，就可以组成中共党内外、民间左中右各派的民主联合阵线，由此形成中国社会多党民主政治体制的雏形。而这也很可能就是今后，尤其在中共十七大和奥运会以后，中国社会符合世界政治民主潮流的民主化改革进程政局发展的必然趋势。
然而另一方面，也如《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所说的：“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政，是国际的暴政。”
因此不难看出，从现在起，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主张政治民主和执意政治专政的两派，以及在野的中国社会中所有不满中共近30年改革中的不良表现和不佳现状但又都不希望“天下大乱”的各种社会力量，都在以各自不同的心态和准备，等待着既能促进中国民主化变革进程、又可能会造成中国社会动荡危机的强大民主外力的来临和冲击。而又如《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所说的：“无论是国内专制还是国际专制，都是与民主的本质背道而驰”。面临这种内外压力，“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如何“推进民主政治”，“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七
由此可见，美国对拥有强大军事实力和核武库而与美争霸以获“均势”地位的前苏联，采取的是以“硬实力”为主、“软实力”辅之的军备竞赛和反苏抗苏军事攻势压力，将它比垮、斗垮和瓦解；而对落后力弱根本无法同美比试和挑战的中国，则是准备采取以强大军事优势“硬实力”为威慑后盾而以人权民主“软实力”为主攻武器的“颜色革命”攻势，去更迭中国的政权和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对美国来说，它对中国这样做，对自己还有一个“天上掉馅饼”的巨大好处，就是可以轻而易举、毫不费力地侵吞和占据中国的大量资金财富：因为中国占人口极少数的富人非法聚敛搜刮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因此只要中国一乱，这批占有不义之财的贪官富豪有钱人就会携巨款纷纷出逃到美国西方，中国国内资金就会被大量抽走，而美国对这些逃亡财主则可以留钱而赶人，将这笔巨额不义资产占为己有；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美元外汇储备并大量购买了美国政府的国债，所以只要中国一抗，美国就可以将其冻结，这时中国就会沦落为像讨不到自己血汗“工钱”的“农民工”一样的惨状。如此一来，中国必会爆发经济金融危机，而这也更有利于美国对中国策动“颜色革命”。这就是美国对分别由帝国主义国家变来的和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变来的两个不同国情和国力的社会主义大国，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和平演变”方式。
因此，杨毅将军两文两话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的判定，以及对中美“龟兔”免赛论和“美国并没有把军事力量作为更迭中国政权或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手段”的观点，在笔者看来，似乎有些低估了已雄踞世界霸主宝座和占据全球战略最高点而又具有200多年大国国际斗争丰富经验和老到手段的美国了。实际上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展开与苏联争霸的冷战较量，其全球战略的企图和目标，倒真的是为了防止、防御和防范具有强大军事实力和核武库的苏联染指和夺取世界霸权，以能使自己“永远保持”在二战中获取的和在二战后扩大的“世界霸主地位”。但在苏联这个唯一能与自己抗衡的对手解体而使以美苏争霸为主的冷战结束以后，已打破战后“雅尔塔”世界格局而稳居世界霸主地位并且无人可敌而“一览众山小”的美国，它在冷战时期为了防止苏联夺霸以使自己“永远保持世界霸主地位”的全球战略内容和目标已经逐渐地在变了，到现在乃至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已经不是仅仅在为永远保持世界霸权和防御不可能同它争霸的中国挑战而快跑了，而是在追求和实现更深层也更隐秘的全球战略目标了。因此如果现在还在以冷战阶段的眼光和角度去观察、思考和分析判断全球的和中美的战略关系问题而在战略研究上不能“与时俱进”，这显然有些不适应新时代历史阶段的战略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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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注2) 解放军政治学院资料室和解放军报编辑部编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0-29页。长征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
(注3) “毛泽东的人民历史观”课题组、毛泽东旗帜网站、北京大地微微文化研究所编著：《向往毛泽东—新世纪第一波“毛泽东热”大潮扫描》，第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注4) 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注5) 据一位知情者透露，毛泽东在1964-1965年间，有一次在同几位秘书谈话时问：“你们看这个社会主义能胜利吗？”在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后他说：“我看你们年青人都没有说实话。依我看，这个社会主义很难胜利，……社会主义失败了，中国有几个前途，一个是苏联的路，一个是德国的路，一个是英美西方的路。苏联搞修正主义，德国搞法西斯，都不好。相比之下，还是英美民主制度要好些。”这段谈话因为有关的回忆录未准出版，所以现在还不能作为正式佐证。
(注6 王伟男 周建明撰文：《从“国防转型”到“转型外交—演变中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含义”》)
(注7) 同(注3)第113页 (1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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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杨毅将军两文两话主要内容摘录：
杨毅将军在《军方往来能否助推中美关系》和《中美军力“龟兔赛跑”论可休矣》的两篇文章中都谈到了美国目前拥有“一览众山小”的超强军事实力和绝对军事优势状况，并强调指出：“美国无论是在武器装备还是在作战理论等方面都领先其他主要国家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美国目前正在加大投入，研制许多未来新概念武器装备，发展全球快速、精确打击能力。”“可以说美国正在以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的技术和资金的投入发展军事力量，它的战略企图就是永远保持世界军事霸主的地位。”
杨毅将军认为，也正是因为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就是永远保持世界军事霸主的地位”，所以它“经常夸大其国家安全受到了这样那样的威胁”，“高度警惕其他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对其构成挑战”。以此为由，它“要调整全球军事基地，在关键的战略和战役领域内继续投资，发展持续监视、远程打击、隐身、作战机动能力，在战略距离作战的空、海和陆地力量。”
杨毅将军在以上两篇文章和2006年9月11日及2007年1月9日两次谈话中又着重谈到了中国目前和今后的军事情况和中美军事关系。杨将军说：“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正规军。但是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在世界范围新军事变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军事领域中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还在继续扩大。”“特别是，随着国家利益日益拓展，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军事力量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使得我国国防与军队建设已经滞后于国家其他领域建设的步伐。中国国防工业发展水平，特别是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高端军事科学技术大幅度落后世界发达国家。”“中国军队尚未完全实现机械化，离建设信息化军队距离更远。” “不但武器装备落后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连优秀的人才也保留不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即使与一些中小国家相比，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的质量上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杨毅将军接着说：“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前提下逐步加大了对国防和军队的投入”，“主要是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偿还‘历史的旧账’”“加速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但是，单个武器平台的升级不能代表整个武器系统作战能力的总体提升，特别是不能标志着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能力的大幅提高。许多西方国家的军事专家都承认，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在整体上比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落后至少20年。”目前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很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整体上要落后15～25年。”
杨将军因此断言：“中国不仅在20年内，即使在100年内也赶不上美国。这是因为，美国不会躺在那里睡大觉，中国也不会走超级军事大国的道路。”“中国坚持奉行防御性的军事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 “中国的军事力量是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进行反击，作为一种战略防御力量遏制任何对手，使他们不敢轻易进行军事讹诈和军事侵略。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中国面临着各种国内挑战，中国决不会走与任何国家，特别是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道路。”因此，“中美军事力量之间不会上演‘龟兔赛跑’的神话”，“中美军力‘龟兔赛跑’论可休矣！”
但是杨毅将军又指出：“外部制约我们发展军事力量的因素却在不断加大。在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中，‘中国军事威胁论最为突出。’”“中国一再被贴上‘军事威胁论’的标签，一再被‘妖魔化’。炮制这种论调的用意”，是企图“误导国际舆论以便对中国国防现代化进行‘战略围剿’”。
杨将军特别提到：“当前美国把关注的重点聚焦到中国身上”，“在五角大楼不久前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说：‘在崛起的大国之中，中国最有潜力与美国军事竞争和使用破坏性武器，美国如果不采取应对战略，传统的军事优势将在一定时间内消失。’” “在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一些国家不断掀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浪潮中，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正当需求，被炒作成为破坏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威胁；”其企图是“先把‘中国军事威胁论’炒作成一个地区或全球舆论焦点，把中国置于‘被告’地位，剥夺中国的‘话语权’”，并试图“诱使中国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进程中出现非理性的行为，从而陷入‘安全困境’”。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攻防思维”，杨将军归纳说：“在不同领域奉行的战略和策略也是有所侧重而不尽相同的。”
“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美国对华政策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是进攻型的，美国企图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方式来促使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演变，美国政府领导人和学者对此从不掩饰。”
“在经济贸易方面，美国的战略和战术是攻防兼备型的，美国一方面企图占领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又防范和限制高技术流向中国。近几年来，美国对华出口总量激增，但高技术的出口却连年下降。”
“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对中国在战略上是防御型的，或者更加精确地说，是防范型的，至少在一定时期内还不是进攻型的。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军队当作现实作战对象，美国并没有把军事力量作为更迭中国政权或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手段。目前主要是防止中国军事力量的壮大，从而挑战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优势地位。”
“但是在战术上，美国的进攻则是咄咄逼人的。具体表现是，美国调整军事力量部署和军事基地布局，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甚至印度的军事关系，强化美台军事关系，加大反对和堵截各国与中国开展军事装备合作的力度等等。因此美国对开展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存在巨大的政治和战略疑虑。” “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方面相互猜疑依然很重，缺乏战略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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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民主是个好东西
（原文载于2007年１月５日《学习时报》，：俞可平 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能解决一切问题。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但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些，都已经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并且还可能不断再现。因此，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但是，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艺术。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民主需要启蒙，需要法治，需要权威，也需要暴力来维护正常的秩序。但是，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应当是国家的强制，而应当是人民的同意。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统治，就应当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选择。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无论是国内专制还是国际专制，都与民主的本质背道而驰。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当然，我们正在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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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不完全统计，28年来已经毫无疑义、
得到公认了的失败的改革，主要有30项：
1．夏时制。实行了几年，就取消了。
2．分餐制。鼓吹了两年，就无声了。
3．企业承包制。本意是提高企业效益，结果却是亏空了国家和集体的企业，富了承包人。
4．市管县。本意是促使城市生产力向农村扩散、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结果却变成了市吃县、市刮县，削弱了
农村经济，不得不酝酿省管县。
5．干部改革。本意是实现干部“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结果却成了卖官鬻爵，官多为患，九
龙治水，腐化堕落。
6．机构改革。本意是精兵简政，结果是愈精愈庸，愈简愈肿，臃肿不堪，祸国殃民。
7．国企改革。本意是搞活国有企业，结果却是国有企业从多变少，从大变小，由盈变亏，由有到无。
8．工业改革。本意是降低消耗、提高效益，结果却是资源消耗有增无减。
9．乡企改革。管理机构从无到有，本意是确保乡镇企业健康发展，结果却是乡镇企业大起大落。
10．农村改革。本意是建设希望的原野，结果却是农村越来越落后、农民愈来愈贫困。
11．矿产改革。矿管机构从无到有，本意是保护矿藏资源、科学开发，结果却是矿藏资源愈采愈乱、严重浪
费。
12．环保改革。环保机构从无到有，本意是保护生态环境，结果却是生态环境愈来愈劣。
13．土地改革。土管机构从无到有，本意是保护国土资源，结果却是水土流失和浪费愈演愈烈。
14．质量改革。质量监督机构从无到有，本意是强化质量监督，结果却是假冒伪劣日甚一日。
15．教育改革。教育立法从无到有，本意是普及教育，结果却是文盲半文盲愈来愈多。
16．高校改革。大学及毕业生越来越多，本意是培养更多的人才，结果却是成才的愈来愈少。上学费用却越
来越高。
17．科技改革。机构人员越来越多，本意是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结果却是科技竞争力愈来愈低。
18．医疗改革。本意是更好的“救死扶伤”，结果却是从预防为主变成了赚钱为主，农村从合作医疗变为缺医
少药，城市从公费医疗变成穷人看不起病。
19．住房改革。本意是为了越来越多的人有适宜的住房，结果却使愈来愈多的人没有了适宜的住房。
20．金融改革。机构人员越来越多，本意是发挥金融的现代经济核心作用，结果却是坏帐烂帐愈来愈多、自
顾不暇。
21．法制改革。法律规范越来越多，法纪机构越来越强，本意是规范行为、维护法纪、加强预防，结果却是
违法乱纪愈来愈多。
22．治安改革。治安力量越来越强，本意是强化治安、减少犯罪，结果却是社会犯罪愈来愈甚。
23．安全改革。安全生产机构从无到有，本意是实现安全生产，结果却是安全事故愈来愈多。
24．德治改革。本意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德治国，结果却是吃喝嫖赌泛滥成灾，坑崩拐骗兴旺成风。
25．民主改革。取消“四大”，本意是防治妖言惑众，结果是网络乘虚而入、反倒比“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辩论”来势更凶猛，更隐蔽。
26．宪法改革。取消了罢工自由，本意是保护生产和社会秩序，结果却是集体上访和暴力对抗问题愈来愈突
出。
27．部分人先富、共同致富改革。本意是先富带动后富，结果却是先富的越来越富、没富的愈来愈穷，不仅
“三大差别”，而且地区差别也愈来愈大。
28．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本意是发展生产力、实现民族复兴，结果却是经济越来越繁荣、生产力越来越
落后、社会越来越扭曲，人生越来越痛苦，不得不确立起“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思想。
29．开放改革。本意是引进先进技术、管理和资金，提升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速度，结果却是不仅没能引进先
进的技术和管理，反而引进的是资本主义原始生产方式、中国变成了世界的“血汗工厂”。尤其是，引进
外资现今已演变成为了当年的鸦片贸易一般，在摧残着中国经济的体魄和脊梁。
30．社会主义改革。改革的本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结果却是社会中的社会主
义成份越来越少、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愈来愈小。
附件四 吕加平致杨毅将军的信：
杨毅将军：您好!
年初给您寄去了《风云突变的一九六二年》书稿的第五章，不知您收到否？实际上这本书稿是我写作计划“巨变”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下面两部是《形势骤变的一九六三年》和《世界巨变的六四、六五年》。现在第一部的整合修改还未进行，下面的《骤变》和《巨变》已准备了一些史料，但也未动笔。我研究冷战史，主要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为今所用。您在初读了《突变》的前四章书稿后给我来函说“深受震撼”，我相信等我写好后两《变》您看后，也会感兴趣的，因为从1963到1965年间的国际动荡中鲜为人知和熟视无睹的历史史实和战略机密太丰富精彩了，而这对分析研究现实国内外形势和战略问题是大有用处的。
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了您的两篇文章和两次讲话，使我知道了您的战略观点,于是我就您的这两文两话写了一篇万余言的评论文章，现发给您，仅供您参考。说得不妥之处，请您批评指教。
您是现役现职的中共将军，我是在野退休的无党草民(我曾经的最大官衔是1963年被授的下士军衔，而且始终没有加入任何党派)，您在官方体制内，我在平民“草窝”里，尽管各自研究条件、观察角度和思维方式不尽相同，但我们都在为国家和民族专事战略研究。而您是海军，我的父亲以前也是海军，而且是中共第一支海军部队的创建者之一。
我父亲抗战前是上海嘉定一位小有名气的中医，1937年“8-13”上海沦陷后日寇在沪郊烧杀抢掠，我祖父被日伪枪杀在阳澄湖的逃难船上。国难家仇，使我父亲满腔怒火，他当即拿出全部治病收入和卖掉田地，购置了一船武器，在家乡外冈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队打击来犯日伪，外冈游击队就此名声大振。后来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陈丕显与我父见面，又派出一些上海的中共党员骨干和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大批抗日爱国青年加入到该游击队中，使之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大的一支中共抗日武装。1938年中共新成立的新四军派遣以叶飞为司令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到上海郊区，在嘉定与外冈游击队会合，并一起袭击了日军虹桥飞机场，当场击毁敌机五架，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引起上海乃至全国震动。后来我父加入了中共，已壮大起来的外冈游击队被正式编为新四军正规部队，成为一个支队。由于该部队大多是上海江浙人，又多有船只，善于水上和海上作战，以后又缴获了一些敌伪水上作战武器装备，所以新四军就以它为基础，由我父等人具体组建了一支水上部队。后来扩建为中共第一支正规海军部队海防旅，我父为政委，属粟裕的一师和谭震林的六师共管，抗战期间与日寇多次海战，还渡海血战开辟了浙东根据地，我父为第一任书记。我的一个舅舅在同日寇的河汊战斗中牺牲。解放战争时，该旅扩编为海防纵队(师)，我父为师政委。该海军师用木船与国民党军舰在吴淞口和东海进行过多次抵近激战，多次重创了敌舰，创造了木船打军舰的奇迹。解放后中央军委以三野的这支海防师为基础组建了东海舰队，我父亲的许多战友部下都留在新建立的海军里，有不少作为领导力量和基础骨干被调往各个新建舰队和造船厂，他的一位警卫员现在北京海司干休所(副军级)。
我在抗日战争时随搞地下工作的母亲在上海，多次险遭日寇毒手。解放战争时母亲奉命北撤，把我寄养在上海一个中共地下工作站里，又多次历险，直至上海解放，全家团聚。刚解放时我还同父母一起乘一艘炮艇出长江吴淞口到东海巡游了一次。后来我父亲因在淮海战役的海战中负伤腿残，被转业到地方，又因以前曾是中医，中央就要他创建新中国的中医事业和中医体系，负责全国中医，所以有“中医将军”、“中医司令”、“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的美称。“文革”后，他与好友、曾是您们国防大学政委的李德生将军共为光明医院的名誉院长。他于2002年12月去世，享年90岁，他的一个心愿就是中国应该有自己国家的航空母舰。我的另一个舅舅抗日时随我母亲一起加入了外冈游击队，以后在新四军海军部队，专事情报通讯，解放后到苏联进修后先在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后在您现在所在的国防大学任教官，后调总参，现也已去世。
我的一个堂兄也曾是海军，所以虽然我后来参加了陆军，但我同海军是有些缘分的。而且我认为，中国现代化军队的基础和主力，应该是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中国海军必须要有多支航母舰队。没有强大的航母舰群和海军陆战队，中国就难以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全球利益，无法成为可以驰骋全球大洋的海洋大国，也难以崛起腾飞。听说现在我国已在建造自己的航母了，我非常高兴，祝早日建成下海。
好! 就写到此，以后再聊，等您回音。
祝好!
吕加平 2007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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