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反对人民代表大会到官员代表大会的颠倒
报纸前一段时间报道说:“近70%的代表,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并认真地提出,“我国人大代表的数量之多创世界之最,代表中的官员之多也是世界罕见的”。这些“官员代表”,在平常的领导和管理中,一直充当着意见领袖,而每年的“人代会”,作为人民可以最直接、最有效表达意见的渠道,如果在这里,还要让官员代表人民发声,他们的代表力难免让人质疑。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是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官员代表大会。”
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反对官员代表大会,并认为,问题的所在恰恰是官僚意识形态统治的结果。官员代表人数的上升实际是官僚意识形态统治的结果,劳动者必须有独立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应当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真正觉悟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从自在的群体进步为自为的群体。
一、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官员代表大会的反动论据驳斥
官僚意识形态的论点是荒谬的,因此在这里需要做一驳斥和分析。
第一、伪“人民公仆”命题的存在是人民代表大会异变为“官员”代表大会基础
1、从人民赋予政府权力上看。官员一直被认为是人民的公仆。而作为对人民负责的公仆每天“伺候”人民,人民的需要他当然清楚。但是事实是怎么样的,估计大家心理都很清楚。现在官员的异化成为普遍的现象。
2、从官员的来源看。官员是人民推举出来的。人民政府的官员人民选,人民官员为人民。中国的选举程序往往是只有其名而无其实,基层的民主被践踏和歪曲,选举人提名制度使那些被上级领导人认同的干部才有可能成为候选人。这种已经事先内定的选举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第二、所谓人民群众没有知识和文化理论是官员直接控制政治的佐证
从官员的知识层次看,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政治规则与流程都比一般的百姓熟悉。正是他们的这种了解,又兼带有“选举委员会”的双重角色,使他们容易钻制度的漏洞,加上过程的秘密性(貌似公开)与群众对选举的不了解(这种对候选人和制度的不了解恰恰是官员们所需要的)。
第三、“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提供了理论支撑
毛主席说过,知识分子有附在哪张皮的问题。当时知识分子经过了多次运动的改造,无论思想还是行动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反对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肉体上都经历了一场被消灭的过程。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在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下成长了起来,以64事件为高峰达到了爱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交叉作用的顶峰。从此以后,知识分子严重分裂了,大批知识分子投靠了官僚、经济寡头和帝国主义,成为右派、汉奸、买办知识分子。这些严重西化色彩的知识分子丝毫不存在“天生”就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仍然存在附哪张皮的问题。
同时经过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思潮的冲击,大量的政府知识分子也形成了利益集团的组成部分。大批腐败官员勾结在一起,通过和资本的联姻,并利用雇佣的知识分子和舆论阵地,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呼声。因此,说他们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不是幼稚,就是别有用心的。
二、官员代表大会只代表特殊的官僚利益集团
第一、仅仅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非阶级斗争观上看,官员的大会也往往容易代表管理者的利益。
王贵秀教授认为,我国的民主历程相对较短,而作为民主的载体——人民代表,其产生过程,受工作业绩和政治地位的影响比较明显。从荣誉角度来说,他们被选为代表无可厚非,但是,若从责任角度分析,由于他们平常多专注于本职工作,这相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民意渠道”来说,就有着先天性缺陷。因为政府官员及企事业领导,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反映选民意愿时承担着双重身份,既是受益者,又是监督者,由于受到部门利益、自身利益的诱导或周围环境的制约,其自身很难做到二者协调统一,履行职责时往往会避重就轻,为了不给自己添麻烦,更不会披露曝光本单位、本部门的问题,这样,他们在参加会议时,未必能将大众关心以及切合大众利益的问题,反映到、反映好。
第二、当官员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其集团的代表就只代表其阶级利益
管理这个词语抹杀了阶级斗争的色彩,完全阉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但是它好在可以使用于人民内部之间。但是如果管理者贪污腐败、违法乱纪,不保护人民的权益,那么就堕落为阶级斗争的对象。这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从而真正成为了敌我关系。
在资本优先、劳动者权益被普遍忽视的时代,你能够指望管理者普遍清廉?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劳动者和资本管理者是完全冲突的。而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 21 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你能够指望这些企业的管理者能够代表雇佣工人的利益?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财产超高1亿元人民币 的富豪中90%为共产党高干子弟。20日,中国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及社会科学院在最近编制的《社会经济状况调查报告》中透露,今年3月末在拥有超过1亿元人民币财产的亿万富翁3220人当中,2932人为共产党高层领导的子女。 这些高干子弟所拥有的资产总共为20450亿元人民币( 海外资产除外)。尤其是,在金融、贸易、国土开发、大型项目、证券等5大领域的核心职位的85~90%由高干子弟霸占。对此,有人指责说,“钱权交易”(钱财与权力的私下交易)已达到了危险水位。而这种现象在经济开发较为发达的上海、广东省、江苏省尤为严重。据调查,在广东省最具代表性的房地产开发者12人全都为“高干”子弟,而上海10家房地产企业中的9家由高干子弟来担任总经理。而且,在上海的15家建筑承包企业中,除了2家国营企业外,其它13家全部由高干子弟来经营。江苏省也同样如此。22名房地产开发商和15名建筑承包商全部都是现任副省长或省人大代表副主任、历任省委书记及历任法院院长等高层干部的子女。他们利用权力谋取不正当钱财。此份报告还透露说,例如,在国际市场上实际价格为200万美元的意大利皮靴制作机器则以600万~720万美元放大的价格来引进,以谋取庞大的回扣。并且,在中国铺设高速公路时,由85%的高干子弟干涉其中,每铺设1公里赚取700~1100万元人民币的暴利。
你能够指望这些人代表人民的利益?
第三、官员代表大会使人民利益起码的呼声都被取消了
人民代表大会的弱势地位本来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官员占70%的比例使代表大会具有的人民论坛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人代会被认为是直接表达民意的渠道,但是官员代表大会成了政府利益代表院,即俄罗斯式的“联邦委员会”和英国式的贵族院。弱者失去了自己发生声音的地方。王贵秀教授说,官员代表太多,很容易使民主会变成官员碰头会。“无论是地方‘两会’还是全国‘两会’,只要是小组讨论,地位越高的领导应该越少发言才对。”但令他遗憾的是,我国许多层级的领导,在人代会上是“嘴比耳的功能强”,这样做的后果是,参加会议的代表,许多是例行公事,到会场举举手、表表决、走走过场,而真正需要讨论交流、激烈交锋的问题,经常受着官场秩序或政治氛围影响,被弱化了。
三、社会主义者要求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劳动人民的代表大会
第一,人民的知情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之一
官员通过政治规则(无论是秘密规则还是正式规则)成长,其对政治的熟悉是一般百姓无法获知的。由于获得信息特权的存在,百姓无法真实地获得目前时局的最贴切真相。因此即使让他们代表后,往往容易只局限在他所接触的社会现象中,无法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对策。特别是大量的工人、农民在官僚的压迫下往往发出通彻而激烈的呼声。这些貌似的偏激都使得官僚感到惊慌。而且群众在没有政治觉悟的前提下往往只知道为吃饭等局促的问题而而限制了眼界。因此,人民在党的指导下行使政治权力就异化为党代替人民进行参与政治的活动。
常常有在报纸上刊登党的选举信息的报纸,但是并不能保证让所有人都能够知道选举人的信息和资料。信息往往就象一堆破布一样,他们只是把墨水扔在纸上,但是并不管画出来的是什么画。
第二、人民群众具有独立的解放思想意识是最根本的条件
有人提出要改变代表结构不合理的情况。这种改变绝对不能成为单纯的人员数量的下降。俄罗斯化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比纯粹的俄罗斯人更加民族主义。最可怕的情况就是“猴学人样”。当农民无法具有自己的独立意识时,他容易受到资产阶级和官僚阶级的意识形态左右,从而以工人农民的身份说出了或争取了最后压迫他们自身的权益。这是最可怕的意识形态统治。而这种弱者的意识形态必然是马列毛主义,是买列毛主义中那些最核心的部分。必须保证人民群众有自己的理论家和组织者。
第三、党有为其权力赋予者、同盟者提供权力行使氛围,保护其话语权力的义务
一般都认为,平民代表人微言轻,正当诉求难以表达。身处官员扎堆的人大代表圈中,原本人数就极其有限的平民代表有几个敢斗胆立言,如实反映社情民意特别是群众疾苦的?你想啊,身边坐的不是书记,就是市长,不看僧面看佛面,说话总得留点神吧?在这样的语境中,一些平民代表要么盲目附和官员代表的建议、意见,要么不痛不痒地反映点民众呼声,有的甚至还不忘巧妙而间接地给“父母官”们吹点牛皮呢。纵观历届人大代表会议新闻报到,不难目赌这种被各地媒体描绘的“生动场面”。
这就是“氛围对民意的统治”。民主是脆弱的,需要从程序、实质、环境、人身保障等多方面继续努力。当人民获得了“人民共和国”,获得了“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还必须为“人民民主”的真正实现而斗争,必须为了自身权益的真正实现而象不肯归还权力的特殊利益集团而斗争。
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呼吁:
劳动群众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民主,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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