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主义继续 革命论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

——社会主义遭受挫折重要原因分析

  王奇臻

引言

十九世纪末，正当人们认为可以用经典物理学解释所有物理现象时，天空出现了几朵意想不到的乌云。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原子光谱等都无法用经典物理学解释。

伟大的科学家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和德布罗意等及时提出新的假设，从而把物理学推进到近代物理的新阶段。

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出现了数十朵乌云，但迄今未发现能解释它的令人信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已经存在九十年了。今天它面临三种前途。第一是退出历史舞台，像苏联已发生了的一样；第二是挣扎下去，但这种状态难以持久，因为它面临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包围和进攻，没有正确的理论无法长期抵御对方的进攻；第三是重新焕发青春，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能及时提出正确的理论。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中国的前途不堪设想。

本人不才，但位卑未敢望忧国。今天斗胆提出一些看法。

虽然本文与流行观点迥异，但它是我经过四十余年思索，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结合起来，反复推敲的成果。文章必然要涉及到人和事，我认为历史不容篡改，实事求是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由于我为无权无钱的最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说话，必然会遭到疯狂的攻击，但是，套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我“未必有一个私敌”。

文章当然要有好的题目，斟酌再三，还是觉得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比较好。只有这个名称才能最准确地把握文章的核心。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总结自己的贡献时说过永载史册的话：“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⑵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⑶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32页）。不认可这段话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这段话的第三点就是告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手段，要继续革命直到进入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另一段话说得更详细：“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9页）。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指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当然它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采取另一种形式，运用另一些手段来进行这一斗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0页）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继续革命”的典范，他曾经说过：“毛主席常常说，我们是革命战争剩下来的人。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继续革命。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我们的先烈，对得起我们的人民。”（《周恩来自述》，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45页）

由于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利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篡党夺权，为以示区别，改称“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下面分十五章论述。

第一章 共产党人必须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

       自从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来，出现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历史事实。例如：

       为什么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搞战时共产主义，后来又改为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为何取消新经济政策，搞公有制并取得巨大成功？

       两面三刀的赫鲁晓夫能上台说明了什么？

       中国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历史意义何在？

       如何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为何难以制止？

       为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层出不穷？

       为什么毛泽东选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和邓小平选的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都接不了班？

       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重视“文化大革命”甚于创建新中国？

       为什么苏联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会导致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亡党亡国？

       为什么我国会发生八六和八九动乱，险些翻船？

       为什么我国改革结果是经济大发展、思想大倒退、两极大分化和百姓大声骂？

       现在我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当今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社会主义还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还是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我国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吗？

       资本主义为何还不退出历史舞台？

       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

       能否正确回答上述问题关系到我国能否安定团结、繁荣富强；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存亡；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人类发展进程是否会再遭受不应有的挫折。

    由于马克思主义者未能及时认清时代特征并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修正主义思潮便大势泛滥，例如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资本主义万岁论，社会主义错误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等。马克思主义面临比第二国际时期思想混乱更加严峻的局面。

       面对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共产党人必须也能够正确地回答。“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1页）。“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

    社会主义存在已九十年，该总结经验教训并上升到理论了。如果我们不能证明社会主义遭受挫折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上的错误，而不是社会主义不合逻辑；如果我们不能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如果我们不能解释历史，指导现在，沿着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如果我们不能在全面竞争中战胜资本主义，那我们不仅愧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愧对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先烈，而且共产党的执政也是缺乏合法性的，不可能巩固的 ! 当代共产党人最重大最紧迫最根本的任务无疑是集中无产阶级的智慧，完善社会主义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主义。关于毛泽东主义的问题，本文将在第十四章中详细说明。

第二章 必须认清当今的时代特征

       未能认清当今时代的特征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认识社会规律比认识自然规律要困难得多。长期以来，人们不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不知道被剥削被压迫的原因，不知道该如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就这样浑浑噩噩，人类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凡是存在的，都是注定要灭亡的”，资本主义也不例外。从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之中。社会的痉挛造就了社会的庸医，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学说盛行。《共产党宣言》列举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它们都不能正确地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发生，自然也不能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会灭亡。是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必然会发展到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律和资本剥削的本质，使无产阶级运动风起云涌，人类也从此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因此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觉醒时代的革命理论。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内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预期的革命高潮，反而是机会主义横行；另一方面落后国家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却是此起彼伏，高潮迭起。机会主义者感受不到时代的脉搏，而列宁却在努力研究。马克思说过：“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50页）

       列宁终于发现，时代已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超额利润”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为什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机会主义横行？列宁回答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家拥有殖民地，获得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等等，因此能够在国内培养出一个比较广泛、比较稳定而人数又不多的工人贵族阶层。”（《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00页）由此还可以得出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那就是斩断资本主义伸向殖民地的黑手。

    列宁不愧为无产阶级最优秀的领袖，认识到了时代的特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掀起了第二个高潮（顺便说一下，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理论的重要性）。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包含一系列内容，如帝国主义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论、共产党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工农联盟论等等，但我觉得最具标志意义的是“一国实现社会主义论”

    恩格斯曾经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1页）恩格斯的话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推测，因为大工业把各个国家联系起来了。但是后来帝国主义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于是列宁根据时代特征说：“社会变革不能是各国无产者的一致行动，理由很简单，就是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居民，甚至直到今天还没有达到或者刚刚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幻想‘各国无产者采取联合行动’，就是把社会主义束之高阁，也就是使它‘永无实现之日’。”（《列宁全集》，第23卷，第52页）在另一篇文章里，列宁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09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世界带进了列宁主义时代。从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始走上国际政治舞台，“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新口号重新响彻全世界。

    但是长期以来，无产阶级在高兴之余，并未发现列宁主义指导下诞生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不同的。这就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马克思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9页）恩格斯也有同样精彩的内容：“无产阶级将取得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20页）。这些经典的论述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是过渡时期，而且应该是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当然知道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所以十月革命胜利后毫不犹豫地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回顾说：“我们原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71页）

    列宁，马克思主义大师，列宁主义的发明人，十月革命的缔造者，在认识社会主义时也犯了错误，何况我们呢？

    为了说明当今现实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当属什么阶段，我们不得不再多引用一些马克思的话。

    马克思在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这样写道：“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 ”马克思接着又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到12页和第21页）。

    千万别误以为我引用得太多，正是因为我们多年不读马列，埋头于经济，才犯错误的。

    上述内容很清楚地表明，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划分为：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社会主义是什么阶段呢？只能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社会主义时期有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而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消灭阶级，过渡到共产主义。

    我们现在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当前又是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这种看法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说它理论上错误是因为承认它，就不仅必须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严谨的；而且要修改列宁主义，如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列宁选集》，第四卷，第91页）。按照初级阶段说法，就是说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消灭阶级，这不是很荒唐吗？说它实践上有害是因为它正是为我国现存大量早期资本主义丑恶现象辩护的理论基础。“初级阶段”嘛，这些现象存在难以避免，情有可原。例如，修正主义者赵紫阳就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腐败现象是“不可避免”的；高干子女经商，倒买倒卖是“权利人人平等，不能歧视他们”（转引自《五十天的回顾与反思》，1989年8月，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07页）。相反，“过渡时期”观点则不会有这种片面性，因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既有物质文明建设，又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必须以精神文明建设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下面要说明，这种认识上的错误还是“左”右倾谬论的思想根源。

    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从发达资本主义产生的，“过渡时期”应该比较短。列宁式社会主义是在落后国家里，以最先进理论武装的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出来的江山。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动地、自觉地创造历史。这种社会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自然分娩的，而是通过理论改变人，进而能动地创建起来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主义不仅必须要自觉地完成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如用大生产消灭小生产，清除封建主义腐朽影响等），而且必须要牢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使命。

    对这样的社会主义认识不清，就产生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忘记了大多数人还处于小生产的状态，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只知道小生产者的积极性需要用经济手段去调动，忘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根本目标，不提倡共产主义精神，让私有观念大泛滥，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所在。

    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先出现南斯拉夫，后来又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中苏大论战正是马克思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随后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举措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新阶段。

    当今的社会主义虽然比较弱小，但是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资本主义无时无刻不企图扼杀它，但资本家本性是自私的，故不能消灭社会主义。于是就造成了弱小的社会主义与强大的资本主义长期并存、斗争的局面。

    那么当今的时代究竟应该怎样概括呢？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基本结束，因此可以认为列宁主义时代也就结束了。这样我们所处的时代从理论上说就完全变成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决战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从社会主义诞生起一直到资本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人类社会进入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完成历史使命为止。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间的决战不能不是长期的、全面的、全球范围的、涉及各领域的、各种形式的、残酷无比的、你死我活的……。除了人们容易看见的军事入侵、封锁制裁、特务间谍、经济侵略、政治对抗等形式之外，还有人们往往忽视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完善与否、意识形态较量、以及全球战略、策略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决战的含义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的，并不意味着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对人类发展进程没有影响。恰恰相反，世界前途取决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独立、政治自主、反抗侵略、剥削和霸权主义的正义行动。

    在整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不能不继续革命。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就是指导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战胜资产阶级的学说。这个学说的创始人是毛泽东同志，因此我认为毛泽东主义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决战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将在第十四章详细阐述这一理论。

    由于对时代缺乏正确的认识，未能坚持继续革命理论，各种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成灾。例如“民主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公正社会主义”等谬论，其共同特征是否定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于是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演变”中纷纷中箭落马。苏联从超级大国一下子分裂为很多个国家；俄罗斯也元气大丧。“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的综合国力，无论是按照……或是按照……，都证明当时苏联确是排名世界前列。”（《苏联兴亡史纲》，陈之骅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611页）可是“新千年开始，按汇率计算1．4亿的俄罗斯的社会产值还没有800万人的奥地利多”（《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康拉德 • 赛茨，第15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4月）。我们千万不能让这种悲剧在中国重演。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矛盾的正确处理路线

    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对现实社会主义缺乏正确认识而对政治经济矛盾处理缺乏正确路线。

    上一章我们已说明了列宁式社会主义的含义。这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以最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最强有力政党共产党为领导的先进社会形态，在经济上却是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政治与经济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面对这种矛盾，不同的阶级有完全不同的回答。

    全世界资产阶级说，这种社会主义根本不应该存在，苏东资本主义复辟后，他们高叫马克思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失败了。这种开历史倒车的不懂辩证法的谬论根本不值一驳，可怕的是，共产党队伍内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以两面派手法篡夺政权，然后大搞资本主义复辟。

    第二种回答是：尽可能快地改变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先进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使之与社会主义政治状态相适应。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比较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法。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经济政策除外）和我国1977年前就是用此法来解决矛盾的。实践证明效果不错，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存在弊端，未达到最佳状态）。人民是满意的，社会是和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双丰收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苏联会从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崛起，成为能消灭法西斯；能首先发射卫星；能成为可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但是这种模式也有弊端，若加以改善则发展得更快，更能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承认这种模式优于资本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根本就是假共产党人。不承认这种模式有弊端，需要改善则是“左” 倾机会主义。

    第三种回答是高叫改革的口号，实际上逐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用两极分化的前资本主义代替不完善的社会主义，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的亡党亡国就是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97年3月16日在温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法国记者提问说道：赵紫阳在香港出书说，大陆应学习台湾的政治民主。众所周知，台湾的政治乱局举世罕见，而中国共产党的前最高领导人（名义上）竟然向往台湾的民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尤其可怕的是赵差一点成为军委主席，这难道不让中国人吓出一身冷汗吗？其实修正主义者实质上迷信资本主义，不是真马克思主义者。

       第四种回答是，只改革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因此这种改革实质上是“改善”社会主义，是正确的路线。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这样的路线。

    第五种回答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那儿不知道。无疑，这是极其危险的。今天我国正处于这种头悬达摩克利斯剑的危险状态。

第四章 必须遵循唯物辩证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一句名言：“……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四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蔑视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革命事业中出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哲学上说，根源在于违背了唯物辩证法。

    世界是物质的（精神是物质发展的最高级形式），世界是运动的，世界是联系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世界是由对立统一的事物组成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认识客观世界要坚持唯物辨证法。为了更便于掌握唯物辩证法，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哲学笔记》，第210页）毛泽东同志则通俗易懂地概括为“一分为二”，当然也需要展开。对政治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犯“左”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回顾十月革命和我国建国后的历史不难看出，不断地犯“左”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历史被左一次右一次改写，原因从认识论上说，就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唯物辩证法。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农村单干和集体的问题。毛泽东时代，农村搞集体化，邓小平时代，农村搞单干。真理只有一个，究竟谁对？其实，共产党之所以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原因是违反了辩证法。辩证法要求矛盾双方要“辩”，真理越辩才会越明。可惜搞集体化时，没有把问题搞透，于是就会出现反复。总的来说，集体化主流是好的，单干大方向是错的。现在的单干早晚都得走集体化、机械化的历史必由之路。例如华西村，顶住了分田单干的社会潮流，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原来的面积仅为0.96平方公里，2000年开始，通过当地农村体制改革，吸收了周边16个经济相对薄弱的村庄，村民超万余，加上近两万名外来务工者，华西村已成为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万多的“大华西”。面积扩大30倍，人口增加20多倍，2004年的乡镇企业总销售额达到263.1亿元人民币，利税超过10亿元。这难道不是一个办得好的工农商学兵式的“人民公社”吗？再如，对人物和历史的评价问题。领袖在世时，听到的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阿谀奉承之词，死后却被说成一贯错误，甚至焚尸扬灰。历史犹如四川的变脸，被人颠来倒去。文革中否定17年，改革后否定30年，好象正确历史总是从新领袖开始。这些从认识论上说，都是违反唯物辩证法而导致的结果，对社会主义是极其有害的，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

    这儿，我想先谈一下权力斗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三个既相互联系又容易混淆的概念，然后着重研究一下路线斗争问题。

    权力斗争顾名思义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集团间的争权夺利，都不会没有权力的争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与林彪、江青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直接有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斗争也是权力斗争。如戈尔巴乔夫所说：“叶利钦挑唆群众反对我，有意破坏稳定，在群众中煽动仇恨和不满，目的在‘夺权’。”（《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俄]，列昂尼德。姆列钦，第248页）既然权力斗争不可避免，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使之遵照规则办事，避免出现不应有的消极后果。

    关于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有大量论述。如果我们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就不能忘记马克思恩格斯说的话：“将近40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共产党人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是划分为阶级的。而社会民主党则回避阶级的概念。例如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的党纲就强调人道主义而回避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戈尔巴乔夫也是如此，说要推行“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的新特点，我将在第六章中详细说明。

    路线斗争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多给些笔墨。首先我们必须明白，路线斗争是同一阶级内部人们的意见分歧，是同志间的意见分歧，不是不同阶级间的斗争。例如，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到“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14页）的说法。以往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结果造成扩大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次我们必须清楚，谁对谁错或者哪部分对哪部分错，有时当事人当时很难看准，要让人民、历史、理论和实践去检验。第三我们必须知道：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相比较而言，民主集中制比单纯集中制或单纯民主制对无产阶级更有利。第四我们必须记牢，路线正确与否关系重大，有时关系到生死存亡。为了保证犯错误尽可能少和时间尽可能短，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机制，客观地实时地监控和评估现行路线和政策。关于这一点，将在第八章中研究。

    下面说一下“左”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正确的路线往往要在同“左”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中才能得到完善和发展。了解了“左”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也就明白了正确路线。下面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常见“左”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种种表现。

    对待资本主义，“左”否定其对社会主义有可借鉴之处，右则忘记抵制其腐朽的一面；

    对待社会主义，“左”否定其有不完善之处，右则忘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

    对待共产主义，“左”不顾条件急于过渡，右则不想创造条件过渡（不想过渡不是路线问题，而是非马克思主义者）；

    对待超级大国，“左”不策略地与其对立，右则因畏惧而放弃原则；

    对待第二世界，“左”认为他们也是资本主义敌人，右则认为与我们完全一致；

    对待第三世界，“左”重支持可忘记要量力而行，右则重本国经济利益而舍不得掏腰包；

    对待革命，“左”热情过高，右热情过低；

    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问题，“左”估计得太严重，右则不敢承认；

    对待党群问题，“左”过分相信群众，右则迷信党的领导成员；

    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左”重视但机械、教条，右则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

    对待实践，“左”比较轻视，右则重视但不上升到理论，有经验主义；

    对待意识形态，“左”完全否定非马克思主义文化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右则忽视与非马克思主义文化中错误的斗争，对腐朽文化也不批判；

    对待道德品德，“左”用雷锋标准要求普通群众，右则对共产党员也不用无私奉献精神要求；

    对待物质精神关系，“左”重精神轻物质，右则重物质轻精神；

    对待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左”重政治轻经济，右则重经济轻政治；

    对待党内路线斗争，“左”用对敌斗争方法，右则模糊路线斗争或否定路线斗争；

    对待所有制问题，“左”过度相信公有制，右则迷信私有制；

    对待计划和市场，“左”迷信计划，右则迷信市场；

    对待公平和效率，“左”重视公平忽视效率，右则重视效率忽视公平；

    对待社会财富分配，“左”搞平均主义，右则忽视共同富裕（故意搞两极分化不是右的问题，而是剥削阶级代表人物）；

    对待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左”重环境轻经济，右则重经济轻环境；

    对待传媒，“左”过分强调为政治服务，右则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也听之任之（纵容鼓励则不是右的问题了）；

    ……

    不管是“左”还是右，对革命的危害都是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共产党人必须时刻警惕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扰。虽然社会主义有旺盛的生命力，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还相对弱小，所以我们必须以战战兢兢，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正确迈好每一步。“如果我们本身不犯错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列宁全集》，第32卷，第42页）如果我们少走点弯路，那么社会主义优越性会更好地表现出来，那时资本主义的兔子尾巴就长不了了。现在向资本主义顶礼膜拜的思潮也会烟消云散。

    最后，必须指出，路线斗争，权力斗争，阶级斗争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开，例如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斗争，既是权力斗争，又是路线斗争。因此处理要格外慎重，既要避免“左”，又要避免右。

第五章 正反馈系统

    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五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大众传媒为正反馈系统。反馈是指无线电中把放大器输出回路中的部分信号回送到输入回路。正反馈可提高放大倍数，但会加大失真，严重时会发生震荡。负反馈作用则相反。为什么我说大众传媒为正反馈系统呢？因为我们的传统观念要求大众传媒做党和人民的喉舌，这当然是对的，不能成为反对党和人民的工具。然而实际上往往变成只是从上往下的传声筒，反映社情民意并做不到。例如，毛泽东同志想发展快些，说要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的人，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媒体闻风而动，说大跃进如何如何好，上边一听更加高兴，媒体再次放大……如此反馈下去，最后变成亩产几万公斤。现在也是一样，邓小平想中国发展得快些，搞改革开放。媒体一个劲地、一面倒地说邓小平理论如何如何伟大，改革如何如何好，好得没有一点问题。除了把上边喜欢听的话无限放大之外，媒介还屏蔽了下边不同的意见。于是经过媒介的扭曲，上边得到的信号严重失真，怎么会不犯错误？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社会主义遭受挫折，大众传媒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的领导人过去打天下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但他们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如果制度不能向上反映群众的声音，不允许善意地提出批评意见，那么错误怎能得到纠正？这种制度违反辩证法，必然会走向反面。

    无产阶级是没有私利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胸怀最宽广，能实行最大限度的民主。只有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革命才会少受损失。无产阶级又是最强大的阶级，不惧怕来自任何敌人的挑衅，当然更毫无理由压制同志们的善意批评。

    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是这种符合辩证法的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甚至在共产党的上层没有多少人呼应。之所以这样，首要原因是因为在革命战争时期，集中尤其重要，马克思列宁对集中的重要性都有很多论述。第二，江山是打下来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胜利后，军人又变成了领导，服从上级的习惯更加成为自然。第三，由于是小农社会，有严重的造成贾桂式人物（崇拜和迷信）的社会根源。第四，拍上级马屁会得到大量的好处而且毫无害处。第五，双百方针会触动某些“官”的地位和利益等等。

    大家都知道，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对错误路线的善意批评是对革命的最大的爱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可在正反馈系统下，英雄的声音反映不到中央岂不是很可悲吗？我们再也不能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了。

    正反馈系统的形成，除了制度上、传统上和领袖本身的原因外，很多党员党性不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党性不纯的人，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实践和人民利益为天平，而是看上级的眼色行事，象何珅一样一副奴颜媚骨。这种人的灵魂深处是极端个人主义。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往上爬而丧失自尊。他们把领袖的政策推向错误的极端，给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带来本可以避免的损失。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他们犯错误与他们身边缺少海瑞、魏征式忠臣不无关系。关于民主制度问题，我在第八章将详细说明。

第六章 要认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

    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到：“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04页）恩格斯指出：“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写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页）

    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承认不承认列宁式社会主义中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当今时代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六个重要原因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从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发生过夸大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和否定阶级斗争的右倾错误。两者都给社会主义带来巨大甚至毁灭性的打击。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先进，而是因为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变。无产阶级因未能认清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未能识别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导致红旗落地，这惨痛的历史教训该认真总结了 !

    一提到阶级，人们往往会想到地富反坏右，间谍特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传统的阶级敌人。但是实践告诉我们，这些人是打不倒社会主义的。

    那么社会主义社会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在哪儿呢？其实，列宁早就给出了答案：“我们把旧官僚赶走了，但是他们又来了，他们自称是‘共产党人’……”（《列宁全集》，第29卷，第14页），列宁又说：“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52页）可惜，因为列宁去世太早，不能更全面地研究这一重大问题。

    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同志开始研究反修防修的历史课题。57年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3页），批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58年提倡恢复供给制；59年研究苏联宪法时批评说，苏联宪法没有提给劳动者治理国家、军队、各种企业、文化教育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权利。62年重提阶级斗争，63年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反修大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64年提出接班人五条标准；65年的二十三条首次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6年搞“文化大革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总结说：“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87页）毛泽东同志的论断看上去是悖论，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苏东的资本主义复辟已经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远见卓识，无比正确。毫无疑问，苏东共产党的领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践使任何反对走资派论断的理论完全破产，唯有毛泽东主义如旭日东升，照耀着社会主义大地。

    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0页）从这儿可以清楚地看出，阶级划分的实质是有人可以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 ! 掌握权力的人，他们并不直接劳动，是人民养活他们。他们如果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就代表人民；若是为人民币服务，以权为自己或为家族谋私利，他们就是权力资产阶级（因为是以权力谋取利益）；如果没有谋取利益，但是他们制订的政策，违背了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变成了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变成了为资产阶级谋利益，变成了为少数人谋利益，那么他们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里要特别着重指出，权力资产阶级是将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最腐败的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 ! 权力资产阶级比传统的资产阶级还要腐朽得多。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在第八章将进一步说明），如同苏联发生的情况一样，无产阶级，共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很难有话语权，更谈不上制约权力资产阶级。

    如果掌权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还听得进人民的声音，我的文章将会使社会主义制度完善起来。那时，中国的稳定团结，繁荣富强，共同富裕，社会和谐的局面将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将不会发生，因为无产阶级将通过民主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志，任何个人任何阶级都无力与之对抗。那时，社会主义将会充分显示出其优越性；而资本主义将会相形见绌。

    前面介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出现了新情况。本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指路人，可是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下，在和平演变政策的作用下，有些“共产党人”变成了“新官僚”，变成了权力资产阶级，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事情，道理就像健康的人身上也有癌细胞一样，不懂辩证法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不仅资产阶级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在资本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含义基本相同。但是到了社会主义了，工人阶级不再“无产”了，所以“工人阶级”一词用得较多。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将二词加以区分。“工人阶级”概念偏重于行业，“无产阶级”概念偏重于本质。例如“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里的“无产阶级”改为“工人阶级”就不准确，因为命题是从本质上说的。如果无产阶级的领袖当工贼，他自己当然解放了。可无产阶级是不可能解放的，因为只要有阶级存在，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必定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不可能得到解放。

    当今社会，新行业层出不穷，我们必须从本质上去把握阶级的概念。那么，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具有什么本质特征呢？那就是“无私”，那就是“奉献” ! 因为这是反映了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历史使命的本质特征。

    其实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现实并茁壮成长，完全是靠无数无私奉献的人们。例如抛掉万贯家财参加革命的战士（对比他们，今天追逐私利者多么渺小），为革命视死如归的烈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毛泽东），为国家放弃国外优越生活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各行各业的劳模，雷锋式的战士，焦裕禄式的干部，周恩来式的领袖等等。现在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更需要弘扬无私奉献精神。与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腐朽哲学相反，这种无产阶级人生观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今天这种人不如资本家吃香，正说明今天的路线有问题。

    谁都明白，人在社会中，既是财富的创造者，又是财富的消耗者。显然，创造多消耗少就是贡献；创造少消耗多就是寄生。不管是干什么工作的，都有好与坏之分。好的就是对社会作出贡献，坏的就是寄生于社会，虽然他们的待遇可能相同。一个歌手，他可能是丛飞那样捐资助学的无私奉献者，他也可能是唱几首歌就要拿上百万的吸血者；一个医生，他可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式大夫，他也可能是杀人不见血的恶魔；一个企业家，他可能是戴俊那样见义勇为的英雄，他也可能是为富不仁、只要赚钱、不顾别人死活的刑事犯；一个县委书记，他可能是焦裕禄式的人民爱戴的好干部，也可能是把反贪局长职位明码标价出售的权力资产者；一个科学家，他可能是袁隆平式将优良品种免费提供给农民的无私奉献者，他也可能是想多赚农民钞票的可怜虫……这样的例子，每个人都可以举出一大串。

    社会主义社会无私奉献者越多，社会发展得越快；寄生者越多，社会进步得越慢。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歌颂无私奉献者；无情鞭挞寄生吸血者。如果有一天，无私奉献已成为大多数人的自觉习惯，那么共产主义就为期不远了。当今中国，只知道学习资本主义的优点，好象社会主义没有优点。其实无私奉献正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优点。如果我们把我国各种雷锋式人物的先进事迹向世界作宣传，那将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巨大意义的事情。

    明白了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的敌人是权力资产阶级和走资派，主要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即无私奉献者阶级，那么我们就知道该如何革命了。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的新表现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为什么我要把毛泽东思想改叫为毛泽东主义呢？主要是因为他提出了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派的论断，正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最危险的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

第七章 关于接班人问题

    任何稳定的社会制度都要有一套使政权延续的规则。封建主义按照皇帝的血统继承，资本主义按照选举（资本主义民主制）继承。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七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制定出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权力继承规则。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胜利后都把全部精力放在赶超即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上。没有想到要制定政权交接规则。不仅他们如此，迄今也没有看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相比较而言，还是毛泽东同志考虑得最早，提出了接班人五条标准。但是五条标准并没有从制度上考虑，实践上也是失败的。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谁都没有接上班。不仅中国，苏联也如此。列宁为接班人大伤脑筋，斯大林更可悲，被亲手提拔起来的赫鲁晓夫焚尸扬灰。斯大林去世后，接班人马林科夫被阴谋家赫鲁晓夫搞掉了，而赫鲁晓夫又被自己的门生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苏联共产党的最后一个接班人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众望所归，可是却亲手埋葬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在我国，华国锋逮捕“四人帮”，说明权力生成机制有严重问题，解决斗争采取的不是正常方式；他被邓小平取代同样不是正常方式。以前这个问题不突出，现在老革命时代已结束，到了必须建立权力继承规则的时候了。

    除了最高领袖之外，公有制的各个单位领导人的产生机制也是类似的问题。设想一下，公有制若能真正做到招聘优秀人才来管理，难道不可能管理好吗？公有制应该做到，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公有制理论上应该比私有制优越得多，为什么不能充分显示出优越性，原因是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各个公有制单位不能任人唯贤和缺乏客观选拔、激励、考核、淘汰、升降、监督等制度是一个重大的不完善之处。设想一下，若解决了选拔优秀人才的问题，一个资本家能搞好的单位，难道公有制就搞不好吗？应该搞得更好才对，因为真正的公有制比私有制更能任用贤者。问题在于做不到任人唯贤。以下新闻很能说明问题：“中新网8月14日电 贪腐累累为何却能步步高升？《检察日报》今天刊文剖析了当前官场中官员一边腐败一边升官的怪象。文章指出，这种官场怪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中国人事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对贪渎官员的检举制度、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

    先进的制度代替落后的制度也必须要体现在政权延续的办法上。资本主义的选举制当然优于封建主义的血统继承制。三权分立制更能找到资产阶级利益的优秀代理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应该优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然而，至今很不完善。若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还会走很多弯路。毛泽东为什么掌控不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所以对权力的争夺会使人疯狂。疯狂的结果就产生了打砸抢抄抓、刑讯逼供、令人发指的各种法西斯手段等等。如果我们有一套合理的权力生成机制，那就会少很多无谓的斗争和动荡。苏联解体原因很多，对权力的争夺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的蛊惑下，为争夺权力，各种派别林立，利用各种题材炒作，甚至编织谎言，混战一场，其结果必然是民族分离主义、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叶利钦是促使苏联解体的关键人物，究其原因，不能说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最高权力无关。戈尔巴乔夫深有体会：“叶利钦挑唆群众反对我，有意破坏稳定，在群众中煽动仇恨和不满，目的在‘夺权’。”（《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俄]，列昂尼德。姆列钦，第248页）

    迄今为止，接班人都是领袖指定的，毛泽东如此，邓小平也是如此。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封建主义的作法”，是反映了“我们制度不健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7页）

    这种不健全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功臣”戈尔巴乔夫，“由于苏共旧的干部选拔体制的弊端，在苏联面临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刻执掌了苏共领导大权。”（《苏联兴亡史纲》，第369页）中国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且不说林彪、江青，最近的如赵紫阳，若在十三大窃取了主席职务，那中国将会是什么局面呢？可能会先于苏联出现亡党亡国局面吧 ! 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

    为了健全我们的制度，我们必须解决权力生成制度问题。这种权力生成的制度，一定要理论上优于资本主义；操作上节约社会成本；本质上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方式上符合民主集中制；社会效应上要能促使人们去研究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不是内斗和搞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

    这种权力生成机制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研究。

    必须强调的是即使解决了符合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生成机制问题，也不能说万事大吉，因为人是会变化的。完善的制度应当使任何领袖都不能违反无产阶级的利益。戈尔巴乔夫能把苏联搞垮就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严重缺陷，这种教训无产阶级永远不能忘记。下一章我们也要研究这一问题。

第八章 必须完善共产党的民主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国的事情好坏都取决于党。从前面谈过的多次可能改变颜色的事实来看，共产党的理论和制度必须完善。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八个重要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党内民主制度问题。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的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党若能集中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智慧，将无往而不胜；党若能把自己置于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监督之中，将无往而不胜。然而，没有民主制度，这些是做不到的。在社会发生重大转折关头，真理必然首先被少数人（甚至一个人，但是未必是党的领袖）揭示出来。如果缺乏党内民主，过分强调党内集中，那就必然使党遭受不应有的挫折。例如，1935年以前，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缺乏党内民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未能成为党的路线。党内民主制度的核心是让党员讲真话，“言者无罪”是最重要的原则。“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是我要用生命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党员大多数人坚持这一原则，党内民主制度的思想建设就完成了。这是任重而道远的任务，但是只要不完成此任务，社会主义就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党外民主制度切不可操之过急，因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远远大于无产阶级的力量，苏联解体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忘记了这一点。

    前面已经说过，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敌人是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他们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他们最害怕民主制度。所以是否支持党的民主制度建设就成为检验党的领袖是否是真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人是会变化的，以前可能是最优秀的，可是成为领袖后也可能变坏。民主制度是否完善的鉴定标准是当最高领袖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时，制度能否有效地监督、批评、撤换他。现有制度能做到吗？显然不能。现有制度下，阴谋家领袖可以通过一步步地收买控制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委员会、党代表，在完成组织任务后就可以为所欲为。无产阶级一点办法也没有。例如，苏联解体前的民意调查数据表明“……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超过57％的党员和近67％的无党派人士评价不高。”（《苏共历史问题》1988年第6期）然而，仍然没有办法纠正错误路线，避免亡党亡国。

    没有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原则上说，仍然类似封建官僚主义制度，所以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如果我们健全了无产阶级民主制度，那就不用害怕资本主义复辟了，因为无产阶级的团结是任何人都无法战胜的。毛泽东为什么屡次三番让人看《红楼梦》，原因正是他认识到今天的社会与《红楼梦》有相似之处。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弊端，再对照今天的社会主义，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要继续革命了。

    下面我从理论上研究一下党的民主制度。分为四个方面叙述。

一 关于党员和干部

二 关于党代表和党代表大会

三 关于党权监督和三个委员会

四 关于党内民主

一 关于党员和干部

    党员的数量决定了党内民主的范围。如党员有三千人，党内民主范围就只能是三千人；党员七千万，民主范围就扩大到七千万。因此党员数量，我认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多多益善，绝不能把真正优秀的一流人才排斥到党外。所谓保证质量的前提，就是指成员素质高，人人守纪律，个个顾大局，不拉帮结派，不谋取私利，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为消灭阶级创造条件。各阶级间的斗争实质上也是人才的斗争。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因为党是高度集中的，故越处在高层，水平要越高，否则就会亡党亡国。

    对于要求入党的人，只要相信马克思主义，愿意遵守党的纪律，人品好，有干劲，愿奉献，经本人申请，党员介绍，支部评议通过就可以入党。不应苛求，不应无限期考验，不应因个别党员的成见而被拒之门外。党员本身没有什么权力，不必把门槛加得太高。现在有好多不善搞关系的真正人才入党难。只要与支部个别党员关系不好就不能入党，这对党极为不利。但是对于已入党的人，一定要加强党性教育，严格要求和管理。不严管，党就没有战斗力；不严管，党就没有威信；不严管，党员会混同于老百姓；不严管，党员素质不能提高；不严管，党会成为一盘散沙；不严管，党就不能完成继续革命的任务。

    干部的产生方法十分重要。由上而下的任命制有利于集中，由下而上的选举制有利于民主。“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反映了任命制的弊端。任命制使人眼睛向上，选举制使人眼睛向下。马克思早就指出：“……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6页）在党内应人人平等，党的干部，原则上应由下而上地选举产生。选举前应当有竞争，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进步。竞争的题目应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即怎么做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竞争应是理念的竞争，路线的竞争，策略的竞争。民主的方式产生的领导人，只要背弃了党的宗旨或危害了党的利益，也一样可以由上级批评或撤换，决不能享受特权。

    被选举出来的干部，必须对相应的支部、总支、党员大会或党代表大会负责，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大会的信任投票或批评撤换。

二 关于党代表和党代表大会

    党代表产生的制度就更重要了。首先要回答什么人可以成为党代表？党代表无疑应是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无从集中党的智慧。据《苏联兴亡史纲》（陈之骅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65页的资料说：苏联“……不是党员的人担任党委书记并成为苏共二十八大代表。”所以苏共二十八大成为苏联解体的大会就不奇怪了。迄今为止党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大都是领导干部，这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九个重要原因。请看：使苏联亡党亡国的关键人物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还有中国的刘少奇、林彪、赵紫阳等不都是老干部吗？例如戈尔巴乔夫，20岁在大学入党，29岁成为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39岁就成为勃列日涅夫预备梯队的成员了，53岁成为众望所归、毫无竞争对手的共产党总书记，然而正是这个党的老干部却亲手埋葬了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苏联，难道这一事实不值得全世界共产党员深入思考吗？另一个苏联亡党亡国的作用更突出的“英雄”叶利钦也是一样，1976年11月2日，45岁当上了苏联最大州的第一书记，86年2月18日被戈尔巴乔夫提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年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1991年6月12日当选为首任俄罗斯总统。8月24日，叶利钦以俄罗斯的名义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戈尔巴乔夫之谜》译者序，第10页）。12月8日在别洛韦日森林里，叶利钦与白俄罗斯、乌克兰一起成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彻底埋葬了苏联（《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俄]，列昂尼德。姆列钦，第325页）。

       其实，列宁早就注意到这一严重缺陷，也许我们回顾一下列宁逝世前的研究成果不无裨益。列宁说：“在我看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反对的。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人，他们要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剥削者的农民。”（《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9页）为了使党中央不脱离工人农民，列宁还想从工人农民中选优秀分子参加中央监察委员会。他说：“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七十五个至一百人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象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当经过党的审查，因为他们也将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94页）列宁还说：“中央监察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有系统地审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这种工作，不客气地说，虽然不是捉拿骗子，但也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04页）。列宁接着说：“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还不很久，而已经积了这样一大堆形形色色的渣滓，未必会有人一想到要用某些巧计、有时要用寻根究源或迂回曲折的侦察方法来挖掘这些渣滓就恼怒起来，假如有，那也可以确信，我们都会大笑这种人的。”他还特别强调说：“……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05页）

    我大段引用列宁文章只是想说明：列宁在最后的时间里一直在考虑如何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而这正是修正主义、党内走资派和党内资产阶级的本质特征。我们忽视了列宁的从工人农民中选中央委员的思想，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十个重要原因。我们说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最基层优秀共产党员却无法在中央委员会中表现出自己的意志。1956年以后，毛泽东同志考虑的也是同一个问题。周总理在68年9月5日对建议革命委员会应有优秀工人代表参加一文批道：“……一切国家机关都应这样做，国防工业部门也不例外。”（《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第256页）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选了一些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可惜，后来被否定了。除了这一点之外，毛泽东同志还曾在八大预备会上批评说，党的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

    受到列宁和毛泽东的启发，结合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我认为党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应由以下三部分人组成比较合理：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代表、基层各行业无产阶级优秀代表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

    说到知识分子，必须多说几句。我们党长期受错误观点指导。“左”倾思想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种错误观点都必须纠正。请问“左”派，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周恩来是知识分子，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请问右派，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知识分子，他们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吗？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说法是不能持久的。有人可能认为，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解放后党培养的，说他们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殊不知，老百姓并不认可，知识分子也并不领情。据《中国民生报告》（李同文主编，1998年1月，金城出版社出版）上刊登的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命题的问卷调查结果来看，不管在普通民众中，还是在知识分子中，认同和不认同均不分伯仲。其实知识分子本身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因本人的思想行动而分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往往都是知识分子。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从事直接劳动的人越来越少，知识分子会越来越多，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地位一直太低，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十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这种情况过去战争时期还有点道理，那么现在则毫无道理。为什么毛泽东屡次三番号召学习马列就是没有效果？“左”的棍棒主义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右的经验主义使知识分子大受冷落，知识分子左右都不吃香。于是为评职称挣稿费等的滥竽充数的御用文章便汗牛充栋，其结果只能是把政策推向错误的反面。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138页）。道理很简单，辩证法认为，“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3页）辩证法告诉我们，绝对正确是不存在的。任何政策都会有弊端，而弊端不克服就会对革命有害，所以无产阶级的领袖应特别注意发现和提拔善意批评现行政策又批评得对的人。对说明政策正确的文章则不必多顾。无产阶级毫无私利要维护，所以才能真正做到闻过则喜。忌贤妒才的人绝不是无产阶级的领袖。

    党代表的产生方式也要改变。上述三部分人应当由各自共产党员的人群选举产生出优秀者。虽然代表客观上会反映自己所在的那部分党员的意见，但主观上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宗旨。他们不是哪一派的代表，而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党代表必须与所代表的党员有密切的联系。每一个党员都要知道谁代表了自己，有想法有意见有问题该向谁反映。在电信和网络很发达的今天，一个党代表联系上万名党员群众技术上毫无困难。

    党代表中老干部的代表，当然必须要有多年的领导经验并且领导有方，应代表高级和中级党的干部，例如具有厅局级以上资格。党代表中基层代表应如列宁要求的那样，能代表无权无钱的最普通群众，因为他们必须反映最广大群众的真正心声。党代表中知识分子的代表必须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有深刻理解的原则性强的人，决不允许势利的、人云亦云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当党代表。党代表人数比例可考虑退休老干部在三类人中各占三分之一（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们对现行路线不负责任。基层代表也是如此。其余老干部、知识分子中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代表名额相等（故各占总数的九分之二）。总数的九分之五（过半数）代表没有成见，他们根据大会辩论中谁更有道理而决定投票给主流派或者非主流派。因此每次代表大会的辩论十分关键。关于代表名额分配应适当考虑地区、民族、人口和经济等因素。

    关于党代表大会，必须强调它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会期是否可以每年一次开形势分析会，每四年开换届大会，二年开中期评估会（汇报监督考核信任投票）。换届时间太长则失误得不到及时的纠正，给革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时间太短则原有路线政策的利弊得失看不明白，开大会的效率太低。党代表大会一定要进行形势路线政策的辩论，一定要研究现行路线政策的弊端，一定要总结经验和教训。党代表大会如果象现在这样只是“橡皮图章”，那就毫无意义了。

三 关于党权监督和三个委员会

    现有体制有一个严重毛病，那就是党的领导人（据胡长清说他们这样的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上不受监督。这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十二个重要原因。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任何有权人都必须受到监督 ! 社会主义遭受挫折与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戈尔巴乔夫的权力不受监督不无关系。例如戈尔巴乔夫，如果说上台时得到一致拥护，后来路线错误已经暴露无遗了。党内若有制约领袖的机制，苏联就不会亡党亡国。由于没有民主制约党各级领导人的机制，矛盾必然会越来越尖锐，这实际上就是造成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深层次的原因，将错误完全归罪于斯大林毛泽东个人是极其浮浅的看法。小矛盾无法解决，能量积聚起来就必然爆炸。如果说过去江山是老干部打的，无人能监督得了他们，那么现在就应该而且必须提出和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了。解决此问题的困难在于既要维护党的权威，又要有渠道听取对弊端的批判和监督党的最高领袖。为解决此矛盾，我提出如下建议。党代表大会应选出三个委员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党中央革命委员会。分别行使执行权、监察权和公正裁决权。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党中央委员会，是党的一线领导，代表党，一个声音对外，全权处理党的日常事务。党中央委员会是权力机关，其领袖是法定国家主席，总负责国内外一切事务。党对政府、人大、政协、各社会团体、各群众组织实施领导和监督。

    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二线领导）充分了解一线作出的任何决策，但监督而不干预。二线是一线的对立面，除监督外，还负责研究现行路线政策的可能弊端和改进办法。当一线或二线认为问题重大又无法自行协调一致时，向党的革命委员会汇报或请求仲裁和处理。

    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还负责对一线领导成员个人的一切危害革命的行为进行监察。党的现在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过去的顾问委员会均明文规定在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作，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下级无法对上级实施监察。请问，党委书记领导纪委书记，谁能对党委书记监察？现在一线和二线平行是符合列宁的思想的，是符合辩证法的。

    一线和二线都是权力机关，工作强度大，必须年轻化，一般不应超过65岁。连续任期一般为两届。特殊情况，可否考虑在得到二分之一代表提名且三分之二代表赞成的情况下可再任最后一届。

    党的革命委员会由退休的最有威信的干部、基层无产阶级代表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组成。革命委员会不负责路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负责监督路线政策，不处理日常的事务，没有一般行政权力，与退休群众处于同等地位，能感受到群众的呼吸和脉搏。因无日常工作事务压力，可连选连任。党中央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保证党和国家集中统一并牢记无产阶级专政为消灭阶级创造条件的历史使命。由于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久经考验，已经历了人间沧桑，不再受名、利、情、色、气、权力、宗派等影响人正常判断和决策能力的七情六欲因素的干扰，能抵御各种糖衣炮弹，能最客观地观察判断问题，能最无私地做决策。正因为如此，最重要的军权由党中央革命委员会领袖掌握。这样即使一二线对换或发生戈尔巴乔夫、赵紫阳那样的问题，也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另外如核武器、军事、情报、尖端科学等，不能受政治领袖和路线变化影响的极其重要的工作也均可保持稳定运转。革命委员会要保存重大历史文献的原始面貌，以供后人研究，不允许任何人进行篡改。只要有争论，就一定要留下双方的文字材料，以备日后总结经验教训和后人研究之用。

    党若发生重大失误，必须追究责任，一线领导为决策执行责任，二线领导为监察提醒责任。每届党代表大会的中间，开一次中期审查大会，党中央委员会领袖，若得不到半数以上的代表信任，则一二线角色对换。

    三个委员会都应尽可能地精简人员，减少人民的负担。

    毫无疑问，这样的制度能保证贯彻无产阶级的意志，防止两面派篡夺政权，即使上了台，也可以撤换掉他。

四 关于党内民主

    首先必须牢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中国绝对重要。苏联解体原因很多，戈尔巴乔夫从思想上组织上瓦解了苏联共产党是重要的原因。其次必须认识：民主和集中是事物的两面，缺一不可。党必须高度集中，在列宁式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很弱小的情况下，这是极其重要的。集中体现在四句话：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但是如果没有党内民主为前提，集中就很可能会犯错误，甚至会变为封建法西斯。苏联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当权而全党全国都轰然垮台了吗？另外如果上级没有比较高的水平又自以为是地强制贯彻自己的意志，那将会是什么局面呢？1935年以前的14年和以后的14年中国革命天壤之别的情况大家都已十分清楚，不用多说了。因此高度的党内民主十分重要，现在尤其重要。无产阶级的民主实质上是放手让大家研究，怎样对无产阶级最有利，怎样能更快地创造消灭阶级的条件。这儿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必须内外有别，在给党内共产党员善意的民主批评权利的同时，要坚决不让任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野心家、阴谋家得逞。戈尔巴乔夫的最大的罪过就是在“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下让牛鬼蛇神肆意妄为。共产党因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而脱离群众，“民主化”、“公开性”又使反对共产党的野心家有了挑动群众反对共产党的阵地，因此亡党亡国就是必然的了。“叶利钦拿起炽烈的平民主义并把反对党和国家上层的特权作为斗争的武器”（《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俄]，列昂尼德。姆列钦，第209页），从而使苏联彻底解体。预防发生这种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高举四项基本原则红旗的同时，尽快通过完善党内民主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紧密地与群众团结在一起。

    我认为高度的民主必须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 党员应有的民主权利

    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最主要原因是党的领导出了问题，而根源其实在于党内民主制度不完善。设想一下，若党能集中全体党员的聪明才智，那还会犯大错误吗？还会长期地犯错误吗？不言而喻，答案是否定的。

    谁都知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党也是一样。但是现在党听不到善意的批评。要想集中党员的智慧，就要让党员讲真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党内的思想问题，必须采取民主讨论分清是非的方法，以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目的，但是必需容许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125页，下划线是我加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有如下内容：“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毛泽东同志支持别人批评他，他说过：“天津南京二位同志批判我，可取，虽然是错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16页）邓小平同志说：“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4页）党员民主权利中对党最重要的是对路线政策弊端的批评。现在党员只有写信一种方法，如邓小平就擅长写信。但是写信是单向的，石沉大海怎么办？你甚至不知道领袖收到还是未收到。其实列宁早就说过：“以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列宁全集》，39卷，第288页）。为了既让党员有合法的批评场所，又不会影响党的领袖在社会上的威信，我建议在党内中央和各个省市党校办一种严格内部发行的理论刊物，由党的监察委员会负责（其他公开刊物由党的中央委员会负责）。党的监察委员会发现好文章，有必要时就建议在中央公开刊物上转载。党员通过组织订阅内部刊物，党员均可投稿表达意见。这些刊物应实行如下原则：谈大事（非事关大局不登）；议弊端（不谈弊端或良策不登，因为赞扬文章到处都可发表）；真姓名（非真实身份不登）；说实话；言者无罪；文责自负；编辑不修改、不扣压、不限长短；不批判别人（各说各的话）；不拉帮结派；不外泄（兄弟阋墙，对党外严格保密，严防社会上资产阶级干预党内斗争）；刊物编号可查；不许复印（可摘抄，有权去地市级以上党校查档）；定期回收、登记、存档、销毁。由于真理越辩越明，中央领导可据此思考路线弊端；又由于文如其人，党员可通过文章了解思想理论水平。经过长期理论和实践的考验，有才华的优秀人物自然会涌现出来。这样可有效杜绝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换官、送官和幕后交易等难以根治的顽症。这种民主方式既能保证路线政策正确，又能促使人们去研究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助于培养和发现优秀的人才。再也不会有“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荒唐现象。上一章说的权力生成机制问题，最核心的应该是通过民主辩论的方法产生党的各级领导人。这是引导全体党员去思考问题而不是搞人际关系的好方法。任命制的方法引导人跑上级组织部门；单纯选举的方法引导人放弃原则拉选票，都是对党十分有害的。党只要办好内部刊物，就能使干部生成进入良性循环，社会主义就会光辉灿烂。此事越早做越好，本文愿抛砖引玉，充当被打的出头鸟。

    2 党代表大会的民主权利

    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它选出的三个委员会必须对它负责而不是相反。为保证党代表大会能真正反映全体党员的心声，防止造假，防止粉饰太平，防止假民主，党中央革命委员会要负责全过程：如代表名额分配、人员产生、资格审查、会期与程序、会议主持、发言名单和顺序、候选人名单产生与审查、记票和唱票等一切可能影响公正的环节。

    大会要首先听取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含修改党章报告（正方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找弊端报告（反方报告）。两个报告都应事前发到代表手中。接着大会代表发言，对两个报告质询、评议或提批评建议（为保证公正，支持双方的代表发言人数要相同）。然后大会实名投票，只表示支持正方还是支持反方（若反方水平高，则将可能转变为一线领袖）。根据投票结果产生新的三方人员名单。已退休的为一组，选举产生党中央革命委员会；票数多的代表为一组，选举产生党中央委员会；得票少的为一组，选举产生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最后新的三个委员会分别无记名投票选出新的领袖一名，由新领袖提名领导班子成员名单（三个政治局）并同时公布其简历和家庭财产，经该委员会无记名投票通过，交新革命委员会审查后公布于全体代表。公布时，一线和二线的领袖不仅要公布简历和家庭财产，而且要公布家庭直系亲属的简历和家庭财产状况。为防止以权谋私，家庭直系亲属无人经商（防止国内资产阶级收买）和出国（防止外国资产阶级收买）是竞选一二线领袖的必要条件。因为党的三个委员会的领袖是全体党员的领袖，故必须经过全体代表无记名信任投票，过半数通过，否则要求该委员会重选领袖。三个委员会本身应经常开会，研究重大问题，所以人数不宜过多。

    必须保证三个委员会领袖的稳定性，因此若需对任一委员会领袖处理时，必须充分保证其民主权利，经过大会辩论，而且要代表大会在无记名投票下得到三分之二多数代表的同意。特别危急时（如八九年），在革命委员会政治局多数代表同意情况下可对一线领袖暂时采取组织措施，但必须保证其生命安全和在随后的代表大会上的为自己辩护的民主权利。

    党代表大会中期开一次中期审查大会，若得不到代表半数以上支持，则一线和二线互换。由于党政已分开（下面要说明），这种互换不会对政府工作造成大的影响。党的一线二线领袖在人民不满意时发生互换，这将使双方都不敢懈怠。有效地实现了“任何权力都必须要受制约，任何有权人都必须要受监督”的原则，是符合辩证法的。

    为了说明我的设想的合理性，举原国家药监局长郑筱萸事例来说明。湖南一药厂的药剂师高纯，从1995年开始12年反映本厂假药腐败等问题，被再三打击报复。上访直到国家药监局，见过6个局领导，无用；告到北京中院、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告不赢。06年郑筱萸倒台了，可至今还不被平反（2007年3月的报道）。明明白白的英雄，却得不到认可；清清楚楚的腐败，却很难被惩处。这件事情说明我国上上下下的腐败和官官相护已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本来，政府各级官员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可是他们处在阶级斗争最前线，很容易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因为体制上没有人能监督党，党和政府又是一家，现在政府又被新资产阶级腐蚀了，于是老百姓便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但按照我的设计，党政分开，党管政府，党又通过人大政协媒体司法等监督政府。若党的一线也被腐蚀了，还有党的监察委员会，再不行还有党的革命委员会，再不行还可通过党员在内部刊物上呼吁或影响基层党代表（基层党员数量太多，资产阶级不可能有那么多钱去腐蚀他们），从而由下而上地改换党的干部。按照继续革命理论，反对党内资产阶级以权谋私是革命行为，高纯的行动应得到大力表彰才对。

    我们被资产阶级攻击不民主已经太久了，现在我设计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比资产阶级富人民主制优越一百倍。第一、权力不再是资本的奴仆（选举是资产阶级找奴仆的最骗人的方式），而是无产阶级的公仆；第二、不是三权（其实都受资产阶级的掌控）分立式低效监督，而是党的一元化的监督；第三、不是长时间推委扯皮式监督，而是实时的高效监督；第四、民意可多途径反映给党，不象资产阶级政府民意支持率再低照样干；第五、路线政策有问题可迅速得到纠正，不象资本主义非要等到几年一次的大选；第六、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宪政危机那样的社会动荡；第七、民主的社会成本比选举要低得多；第八、政治变动对生产的不利影响可以降到最低……

    这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制既区别于“左”的发动群众夺权式的大民主，又区别于反对共产党的资产阶级民主，是符合辩证法的科学的民主形式。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真理不会同时被大家发现。这时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会大大缩短人们认识真理的时间，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极其有利。保护少数是无产阶级民主的一条根本原则。它与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中原则具有同等重要性，千万不能被忽视，更不允许被破坏。

    3 从制度上根绝冤假错案，为民主提供法制基础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因为现有制度很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所以人们发表与领袖不同的言论时会慎之又慎，这是错误路线难以得到纠正的主要原因。刘少奇失势时，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那么多中央委员，反对的仅陈少敏一人。无疑，陈少敏是反潮流的英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央委员都不能坚持党性呢？是制度有问题。要发扬民主，非把制度改好不可。以前的专案组，现在的纪委，都同样是不科学的政治工具，不能保证被审查人的权利。这种违反辩证法的机构，必然要出冤假错案。

    符合辩证法的制度一定是充分保护弱势个人的制度。因此我建议，参考现代法律制度的合理之处，对党员的处理，应由监察委员会派人负责调查指控，指控的材料必须提前送到负责为嫌疑人忠实辩护的执行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派人从防止冤假错案的角度再亲自调查一次（现在要对监察委员会的权力进行监督）；双方在革命委员会的公正法官面前进行控辩论战后由革命委员会判决。即使这样也不能绝对避免冤假错案，但可使其大大减少。世间万物，人是最可宝贵的。人是生产力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保护人就是保护生产力；教育人就是提高生产力；冤枉人就是伤害生产力；迫害人就是破坏生产力；消灭人就是消灭生产力。一定要执行毛泽东同志多次要求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规定。

    只有我们完善制度，人们才敢讲真话，革命才会少走弯路，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资本主义才会相形见绌，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防修反修的问题，即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问题，即保证干部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即干部革命化的问题。实践证明，用造反、大民主的方法达不到目的，唯有健全共产党的民主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文章正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你们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正是为了完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为了这件事，我花了四十余年时间，我觉得“值”!

第九章 政府的体制改革问题

    政治体制不完善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十三个重要原因。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完善政治体制。我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不容置疑的。关于党的制度的完善问题已在上一章中说明了。本章研究政府的体制改革问题。政府是公权力的主要拥有者，因此是资产阶级进攻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政府又是老百姓或者喜爱或者痛恨的对象，因为百姓的一切都离不开政府。这就是说，政府处在风口浪尖上，政府的改革更受老百姓关注。

    政府体制改革的第一个原则是保证公权力为人民服务，即对政府的监督问题。第二个原则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消极怠工，用较少的机构、费用和人员办较多的事，即效率问题。

    为保证公权力为人民服务，第一要坚持继续革命理论，舆论先行，大张旗鼓地反对以权谋私，反对党内外权力资产阶级，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要完善监督机制，包括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媒体的监督，各群众组织社会团体的监督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监督。没有党的监督，别人不敢监督；党要真想监督，大家都会监督。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谁来保证公正，是政府。但是资本家要想得到超额利润，就必须腐蚀掌权的人，使权力为自己服务。小煤矿不断死人，为什么三令五申就是有禁不止？安监局长可能就是老板的哥哥。太湖污染为什么那么严重？污染企业说不定就是环保局长的财神。

    除了权力为资本服务的问题之外，政府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工作推委，不负责任；机构臃肿，衙门林立；脱离群众，眼睛向上；脸色难看，事情难办；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这些问题谁能管得了？还是只有党 !

    大家都知道，现行体制一个严重的弊端就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党企不分。党政一家，党企一家，政企一家造成两方面的严重后果，每一方面都是致命的。第一是老百姓把一切怨恨对着党，造成党脱离群众鱼离开水，一旦发生风吹草动，将亡党亡国；第二是政府权力，企业领导权力无人能监督，无法无天的结果是官逼民反，结果还是亡党亡国。

    由于党政不分，党也成为被腐蚀的目标。由此可见，党政不分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是必须尽早将党政分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党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在每个有公权力的地方，都要有党组织对其进行监督（没有也要强行派驻党代表），以保证维护人民的利益。党组织应听取群众的意见，研究如何保证权力为人民服务；如何使国家机关紧密联系群众；如何完善管理制度；如何有效地考核管理人员；如何精简机构和人员；如何减少财政负担……

    在行使公权力的地方，无法也不宜搞反对派。但是党和群众的监督则一刻也不能松懈。党政分开，党管监督，党就会和群众站在一起，得到群众的拥护，而不是和群众对立了。虽然这件事对党十分重要，可实行的难度会很大，因为会受到好多腐败党政干部的强烈反对。失去权力意味着失去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收入，怎能不反对呢？然而党政不分开，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鉴于此问题的重要性，我以自己家刚发生的、令人悲痛的事例来说明。我父亲2007年4月24日下午送到扬州苏北人民医院（三甲医院）抢救。急救室不听心脏，不量血压，不询问病情，不采取任何措施抢救病人。首先忙收钱，然后推着病人七检查八检查，折腾四个多小时后才住进了病房。可是病房不让家属陪护，只靠护工（病人出钱，医院雇的临时工）。夜里究竟发生什么事，谁也不知道。谁能保证护工有责任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熬了三天后去世了，费用两万多，因什么病去世的说不出来，连病历也找不到。医院是有效益了，可人命没了。我母亲和弟妹要去闹，被我制止了。

    该医院是一流医院，现在除因社会原因造成的医德沦丧外都还是一流的。可是隔三差五就有人在大门口哭闹，因为钱花了不少，人却死得不明不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变成了以孔方兄为中心。大医院当然不怕老百姓闹，百姓的呼喊中南海怎么听得见呢？现在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65年毛泽东狠批卫生部的六二六指示真是太伟大了。现在有谁象毛泽东那样心系人民呢？现在的医院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比那时差十万八千里了，可谁替老百姓作主呢？

    设想一下，医院大门口若有党代表监督处，百姓不满自然去找，那么不要多久，任何弊端都会被发现和纠正。党应该这么做，党必须这么做，只有党才能够这么做。党若这么做了，人民会从内心感激党，任何敌人都打不倒党；党如不这么做，人民会怨恨社会和党，党就会象苏联共产党一样，风一吹就倒。类似这样的情况，随处可见；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第十章 社会主义的多渠道民主

    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十四个重要原因是对多渠道民主体制未能加以坚持和完善。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建国后建立了非常合理的多渠道民主体制，这是毛泽东的创造。可惜，长期以来我们未能加以完善甚至使其成为摆设。

    第一是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形式。与苏联相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未遇到严重的阶级对抗，功劳不能不归于统一战线。政治协商是睿智的民主方式。各党派、各阶层、各协会、各团体，大家民主协商，参政议政，互相监督，长期共存，取长补短，共商国是，是多么和谐的状态呀 ! 可惜，我们有时将统一战线法宝弃之不用，骄傲自满，惟我独尊。殊不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样，也同样是要在历史上消亡的。大家都是在中国这一条船上，理应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当然政协本身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可参见下面关于人大的说明。

    第二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形式。虽然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发挥得好一些，但是仍有不完善的地方。

    首先，代表与群众的联系问题。代表名额应大致按各省级单位的人数和组成来分配，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反映民心。代表必须用现代化的手段与所在区域的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群众要知道谁是他们的代表，有问题反映要找谁。与群众没有广泛联系的人，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民代表。现在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常常是精英或大老板，普通百姓比例很低，这种情况的结果必然是老百姓没有话语权，如果那样，还叫什么人民民主专政？资产阶级专政一定是精英和大老板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一定是人民民主专政。

    其次，代表标准问题。代表应是同类型人员中的佼佼者，要使人们心服口服。要把选代表的过程作为弘扬无私奉献精神和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好机会。

    还有，代表应反映民心。群众在想些什么，希望政府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例如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问题。大量青少年日夜沉湎于网吧，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可是至今得不到解决。再例如“千里寻母记”反映出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让一位农村妇女自己花钱拍片子反映社会问题，难道我们的干部和人民代表以及文艺界人士能不脸红吗？问题为什么不能早点被党和人民代表发现呢？

    最后，对政府的监督问题。一方面是通过立法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另一方面更经常的是要就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严厉质询相关部委；对明显不称职的干部，要进行严肃批评甚至撤换。

    人民代表大会会期，应与党代表大会相一致，以四年为好，在党代表大会后举行。每年要开会研究热点问题并要求部长说明，每届中间举行一次对总理和部长的质询和信任投票大会。总理或部长若得不到半数以上代表的支持，应辞职。若总理辞职，由国家主席重新提名。部长辞职则由总理提名。

    党和政府都要有自己的民意测验机构，应定期进行舆论调查，作为指导监督政府工作的信息源。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矛盾非常尖锐后再去解决。

    若总理因人民不满而辞职，作为领导和监督的党的一线领袖，也应在党内做自我批评并向党代表大会说明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和教训。

    要使任何大官都不敢懈怠，不管是国家总理，还是党的领袖。任何官员都不过是社会公仆，人民的勤务员。若不恪尽职守，随时都会丢掉饭碗。如做到这点，国家不可能不兴旺。这就是贯彻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高度赞扬的巴黎公社原则。

第十一章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

    列宁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99页）列宁还强调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其次，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00页）无产阶级专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仍然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十五个重要原因是未能正确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扩大化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不谈或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征。

    为了正确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们先回顾一下导师的经典理论。最权威最重要的论述当数马克思在1852年致约 • 魏德迈信中的表述：“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⑵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⑶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32页）。如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就应当坚信：1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理论上已经证明，但实践上还未得到验证）；2 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实现（已经实现了）；3 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创造消灭阶级条件的手段。

    虽然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已经说得如此的清楚，可不肖子孙还是歪曲或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赫鲁晓夫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478页）。戈尔巴乔夫倒是认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认为苏联解体“是真正的悲剧”（《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戈尔巴乔夫，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可作为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不明白：正是他“回避无产阶级专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谭索，2006年，第76页）才导致了这一悲剧的发生。他正是罪魁祸首，可他却怪比他更右的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自己的声明更能说明问题：“……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把自己同暴力、专政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不想把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口号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述弢，第319页）戈尔巴乔夫又反省道：“戈尔巴乔夫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放弃使用暴力作为贯彻国家政策的主要手段。这就足以使国家瓦解了。”（《戈尔巴乔夫之谜》，格拉乔夫著，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55页）

    与从右的方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相反，“左” 倾机会主义者大喊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却阉割其实质。林彪是“左” 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说：“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无产阶级的政政……主要的是镇压”。诚然，专政是需要强制手段的。但是事物的特点是由其特殊性决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当然不是“镇压”。

    为了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我认为必须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区别于其他阶级专政的特点。

    一 无产阶级专政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其他专政则是为少数人谋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2页）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接班人五项条件时说：“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

    我提出“无私奉献者阶级”一说，就是要弘扬这种具有深远意义的精神。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特点告诉我们：权力资产阶级以权谋私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资产阶级等少数人谋利益也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二 其他阶级专政是为了维护自己对其他人的剥削；无产阶级专政却是为了铲除剥削

    剥削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特征。有剥削就有反抗，因此需要暴力机构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与剥削阶级专政的目的完全相反，不是为了维护剥削，而是为了铲除剥削。“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2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道：“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民。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90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鲜明特点告诉我们，如果利用权力剥削人民，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为铲除剥削而奋斗，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以某种借口维护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权力资产阶级实际上剥削人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也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三 剥削阶级专政都力图使本阶级统治永存下去；无产阶级专政则为消灭自身而创造条件

    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指出：“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6页）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权力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毛泽东选集》，第1473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特点告诉我们，必须研究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消灭的全过程，自觉地为消灭阶级创造条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为消灭阶级而继续革命；是否努力提高生产率；是否努力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是否努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否努力抓革命，促生产；是否努力以精神文明建设带动物质文明建设；是否努力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和谐发展；是否努力与危害人民利益的社会丑恶现象做斗争；是否关心人民疾苦，扶持弱势群体；是否防止污染、制止环境恶化等是判断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四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

    无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特征。没有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很容易被颠覆。毛泽东同志强调：“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无产阶级是唯一没有私利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可以团结最大多数人民，实行最大限度的民主。毛泽东极其重视民主问题。曾经问身边的人：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毛泽东说不对。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说也不对！最后，毛泽东回答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是相通的。无产阶级民主有二层含义，一是共产党内的民主，前面已有论述，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是人民民主，即更广泛的民主。

    如果在党内民主完善的基础上，进而更加扩大民主，集中十多亿人的智慧，那我们将更加无敌于天下。但是首先要完善党内民主，否则就可能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局面，十分危险。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时间地点对象用得不恰当也会亡党亡国，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掀起反共高潮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教训。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应当越来越重视民主的扩大，激发群众关心、监督、研究和实际管理国家大事的革命热情。只有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政权才不会被少数人窃而私之，社会公仆才不会变成社会主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民主的扩大，随着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以为只有皇帝和大臣才能管理国家的封建迷信思想就会逐渐消失。

    五 一切剥削阶级专政都是镇压多数人的机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恩格斯在1875年给倍倍尔的信中强调说：“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23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这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公社已经不成其为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27页）

    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鲜明特点告诉我们，决不允许用任何借口镇压人民。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93页）。除此之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还指出另一层含义：“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6页）

    六 摧毁旧国家机器论断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十分重视“打碎”、“摧毁”和“破坏”旧国家机器。马克思在1871年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说：“……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2页）恩格斯断言旧国家机器是“一个祸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仔细研究了上述思想，他在设问“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然后回答道：“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04，206，207页）

    一是“选举制和撤换制”，一是“工人工资”，这两条“……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5页）。可惜导师们的睿智的重要结论被人们当做“空想”抛到脑后了。这正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十六个重要原因。野心家、阴谋家为什么千方百计往上爬直到篡夺最高领导权？因为普通人是经济动物（真正的共产党人例外），会受巨大权力和利益的诱惑。“工人工资”则激发不起他们的欲望；“选举制和撤换制”又使他们权力难以持久；这就是为什么这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野心家、阴谋家能篡夺政权？是因为干部提拔是任命制，只要把上级“摆平”就行，没有实行“选举制和撤换制”。设想一下，若有选举制和撤换制，戈尔巴乔夫能葬送苏联吗？早就把他撤掉了，因为他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如果我们想从根子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立即研究如何周密地、一步一步地实行这两条 ! 过去由于江山是老革命打下来的，他们做天下理所当然。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只能是暂时现象。总得解决权力生成机制问题，不可能永远“论资排辈”。前面已论证过，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而“选举制和撤换制”则是其核心。

    “选举制和撤换制”是生成监督干部的方法，是能将优秀人才选拔上来的制度。其含义包括任期、选举、报告、评议、考核、撤换和工资级别管理、权力责任界定、机构优化、权力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干部队伍要不断新陈代谢和优化，否则不符合辩证法。而“选举制和撤换制”正是符合辩证法的制度。

    从消灭阶级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内，权力必须要经由专门人才管理逐渐过渡到普通大众都能管理。阶级是由分工引起的，如果领导始终是领导，那么阶级的消灭是不可能的。必须经过一个许多人都可以当领导的过程，才能消灭干群界限和矛盾。列宁指出：“而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身却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7，258页）在第266页，列宁除列举了上述两条之外，还写道：“⑶立即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毛泽东同志也支持同样的观点，59年12月他在谈到苏联宪法时说：它未给劳动者治理国家、军队、各种企业、文化教育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权利（参见《毛泽东思想》，斯图尔特，《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2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十分重要。我们现在干部和群众的界限十分分明，这有很大的害处，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激发主人公精神；不利于发现最合适的人才；不利于发展生产力；不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恩格斯说：“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2页）。实践证明，最危险的分工不是三大差别，而是干部和群众的分工。由于“神仙还是神仙做”，“朝中无人不做官”，干部和群众变成两个世界的人，这就为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创造了绝好的条件。只有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等措施，才能改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激发主人公精神；为消灭阶级创造条件。

    其实，在革命战争时期，官兵差别不大，干部冲锋、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战争又自然会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所以实际上可以认为，基本上是实行了这两条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发明的“士兵委员会”就是民主和监督干部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在极其弱小的情况下，从建党算只花了短短的28年，从遵义会议算只花了14年，就解放了全中国。可是，胜利后，在朱德、彭德怀等人的一再提议下，从五五年开始实行军衔制和薪金制。毛泽东同志内心是反对的，证据是：第一、他不要为他个人特设的大元帅军衔；第二、他不久就号召取消薪金制，遭多数人抵制后，又不领最高级别（一级）工资，文革时我听说，他的理由是牺牲的烈士为大，不知是真是假，但从下面可知，59年就取消了1，2级工资；第三、后来他多次声明反对，如1958年他说：“薪金制等于等级制，等于资产阶级法权。”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终于取消了军衔制。

    下面谈一下工人工资问题。我国在1955年6月18日通知，从7月起实行工资制。干部为29级，1级为649。6元，29级为21元，差距为30倍。五八年毛泽东号召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恢复延安精神。次年2月中央通知，从3月开始，1，2，3级合成3级，为400元，非党员干部待遇不变（这体现了对党员要求高的优良传统），差距缩小为19倍。对此毛泽东仍耿耿于怀。毛泽东同志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反修时他说：“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由于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在九大一次会上，毛泽东又说：“多少年来，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0，41页）

    按照最新的2006年工资标准，国家级公务员为4000元，办事员为340元，差距为12倍。大学最高为2800元，最低为540元，差距为5倍。我认为要想得到人民的信任，应继续大力缩小差距。例如可否将干部级别改为12级：办事员、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局、正局、副部、正部、副总理、总理、国家主席；差距可否缩小到3倍？我为什么这样提议呢？因为我有数据。我留日期间，调查了日本的工资情况。日本国家机关如检察院最高462200日元，最低97500日元，差距为4。7倍。大学比公务员高（我们相反，值得反省），最高为469000日元，最低为103500日元，差距为4。5倍（参见《六法全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相信导师们要求的“工人工资”的，差距怎么能比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大呢？面对老祖宗我们该如何解释呢？难道我们不问心有愧吗？赶快改吧 ! 想多拿钱，别入党，党员是要无私奉献的。正人者，先正己；自身过硬才能治理好国家。

    上面研究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特点，下面谈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其使命只是创造消灭阶级的条件。

    在第二章我已经说过，如果我们认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是“过渡时期”，那么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全部正确，不需要作任何修改。相反，如果我们认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那么马列主义的理论很多都要修改。前一种看法是正确的，后一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改正我们现行的一些错误看法。例如，认为从49年到56年是“过渡时期”，理由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那么，现在资本主义在我国大规模复活，是否该认为又退回到“过渡时期”呢？再比如，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那么阶级斗争不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今天不适用了？只需要发展生产，不需要继续革命了？除了党内资产阶级之外，今天社会上有大量的资产阶级，他们剥削本性改变了？还有社会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问题，今天存在大量的按资分配情况，是否要修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理论？其实马克思是极其严谨的，糊涂的是我们。

    随便说一下，多年来我们不学马列，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还夜郎自大地说邓小平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说邓小平重实干，有道理；说邓小平重理论，没道理。文如其人，“猫”论，“石头”论就是邓小平实用主义的写照。马克思主义那么好发展吗？人家花了毕生的精力，才研究出一些理论。今天谁当了领导人，明天就有马屁精说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事。拍马屁者升官，被拍者舒服。小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大行其道，社会变得如此浅薄。我们现在经常见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不算标点符号为31个字）作为句子的一个宾语成分，例如《人民日报》迎七一社论是这样说的：“今天我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不算标点符号此句共50字，其中宾语成分为31个字）。每看到这样的空话套话废话，我就想起了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如果每个领导人都新组编一个词加上去，真不知这个句子今后还要长到何种程度（当然，真有伟大的贡献自当别论）。很显然，不可能这样一直加下去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会很多，但革命导师不可能很多。例如儒家学说二千多年，能载入史册的寥寥无几。

    言归正传，那么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什么呢？马克思说得很清楚，“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下划线是我加的）。明白了这一点，判断我们路线政策正确与否就有了标准。为过渡到共产主义，“抓革命，促生产”是最简短正确的口号。理由是：第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4页），没有人能证明，也不可能证明这句话已过时；第二、后半句说明了努力发展生产对过渡到无阶级社会的重要性（改革开放的合理性仅在于此）；第三、这句话将革命和生产的辨证关系，即政治和经济的辨证关系讲清楚了。列宁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41，444页）只讲革命，不讲或不重视生产，是“左”倾机会主义；忘记革命，只见物不见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安建设，2002年，第79页），这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含义。周总理说得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不是二元论，不是又抓革命，又抓生产，是以革命推动生产”（《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第148页）。顺便说一下，与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相比，显然周总理水平要高得多。

    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与政治》中对过渡时期有一段经典描述：“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第84页）列宁上述描述最重要的词汇是“过渡”和“斗争”。不具备条件硬“过渡”，不讲究策略去“斗争”，是“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忘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不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行为作斗争，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注意发展生产，提高生产率，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知道人是最活跃的生产力，不注意通过改造人的思想品德去提高生产力，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只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切实际地发展公有制，以为只要“公”就好，不重视改善公有制，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是发展公有制而是削弱公有制，不知道公有制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急于消灭市场经济，盲目扩大计划经济，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盲目发展市场经济，不知道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先进，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消灭分工，急于缩小差别，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人为强化分工，不努力防止两极分化，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急于消灭阶级，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忘记消灭阶级历史使命，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求普通人成为无私奉献者，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弘扬无私奉献精神，对共产党员不要求无私奉献，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会长期存在，要牢记最可怕的最主要的敌人是“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否则就不是毛泽东主义者。

第十二章 列宁对改革的研究

    由于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所指的从发达资本主义发展而来，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最先认识到这些问题并进行研究的是列宁。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就是这种研究的结果。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改革。因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高，所以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首次探索，虽然距今已86年，可是对今天仍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忘记了列宁对改革的研究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十七个重要原因。今天改革的严重失误，理论根源正在于不学习研究列宁的学说，不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下面我归纳一下列宁关于改革的主要论述，为的是指出：今天改革的失误，不是必须交的“学费”，而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

    一 改革的必要性

    必要性是指“不这么做不行”。大家知道，共产党人的目的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否定这一点就不配叫共产党员。所以十月革命后苏联立即毫不犹豫地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然而，遇到了小农的强烈抵抗。列宁很快意识到政策有问题。他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力作“论粮食税”中这样说到，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19页）列宁并不讳言，商业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一文中，列宁进一步指出：“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去完成一些比较轻易的任务，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61页）

    请注意：直接过渡不是不想，而是因为不是“力所能及”。新经济政策与原有政策相比是“退却”。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是先进的，是共产党人梦寐以求的，但是在实际的列宁式的社会主义中，暂时还不能不退却。“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肯退却；右倾机会主义者忘记退却只是无产阶级的一种策略，都是不正确的。

    二 改革的合理性

    合理性是指，“对无产阶级有好处”。列宁在研究了俄国经济的情况后，列举出五种经济成分。然后分析说：“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的，而且也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部分甚至极大部分的种地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05页）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国家资本主义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即使我们付出的代价比现在还大，为了‘领教’是值得破费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混乱状态、经济破坏和松弛现象是无比重要的，因为继续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最大的、最严重的、绝对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的危险，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安排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而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07，508页）

    请注意：国家资本主义是“巨大的进步”；可用它来消灭“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给国家资本主义交“贡款”，是为了“走向社会主义”；向它学习“安排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对工人有好处”。

    三 改革的实质

    实质指更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列宁指出，改革的思想层次上的原因是小生产者只关心个人利益。列宁说：“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72页）列宁还指出，改革的经济层次上的实质是用先进生产方式反对落后生产方式。他说：“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0页）

    请注意：在小农国家里，要依靠“个人兴趣”、“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经济核算”，要用“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 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列宁完全是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

    四 改革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很明白地告诉无产阶级，改革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说：“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39页）“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投机活动，无视这一点是很可笑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32页）“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论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上最初步的真理，而且是日常经验甚至庸人的观察所证实了的真理。”（《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18页）。可笑的是，今天有的“共产党员”竟然采取鸵鸟政策，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说法来想方设法回避“资本主义”这个词。

    请注意：改革“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为了发展生产力，创造消灭阶级必要条件，而有意识地进行的。这就说明，改革必然有两种前途：一种通向资本主义；一种通向社会主义。如果无产阶级头脑不清醒，那么改革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复辟，亡党亡国，苏东就是如此，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无法理解的偶然现象。如果共产党领袖理论素质高，那么既能利用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方式作为补充来更快地发展生产率，又可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然而，这是一条始终头悬达摩克利斯剑的道路。现在有人发大财了，高叫说，“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殊不知自己在发展资本主义，如不小心，会坠入万丈深渊。与斯大林毛泽东模式相比，现在的路更加布满荆棘，千万不可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否认改革是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典型表现。

    五 列宁的告戒

    列宁对改革是阶级斗争当然不会忘记。他说：“要确定在怎样的范围和条件下租让制对我们有利而无害，那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取决于斗争，因为租让制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1页）“无产阶级国家只要不改变本质，在一定限度内，在国家调节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是可以容许贸易自由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这种调节即使十分有效，劳资之间的阶级利益的对立无疑还是存在的。因此，今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时，要从各方面尽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83页）“敌人说出了阶级的真话，指出了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35页）“我谈共产主义竞赛，不是从同情共产主义出发，而是从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出发的。这不是竞赛，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拼命的疯狂的斗争，如果不是最后一次也是接近最后一次的生死斗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36页）“这种竞赛似乎在所有国家机关中都有，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的斗争的又一形式。”（《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37页，下划线是我加的）。

    我之所以花大量篇幅引用列宁的文章，就是因为这一生死攸关的告戒被大家在歌舞升平气氛中和恭喜发财声中忘得一干二净。不用列宁的告戒和警告来教育无产阶级，实际上就是麻痹无产阶级，就是帮助资产阶级，就会使共产党人被糖衣炮弹击中，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路线。

    否定改革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否定改革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很显然，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苏联的亡党亡国就是铁证。

    六 从改革到亡党亡国的过程分析

    早在反修的文章中，毛泽东同志就正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197页）为了防止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十多年后，苏联的改革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引起了全世界共产党人的警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通过社会制度的改变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强大的先进的工业国，第一个把人送上天的国家，能与美国抗衡的，令苏联人自豪、令外国人羡慕的超级大国，倾刻之间，亡党亡国。这是为什么？对此世界资产阶级都欣喜若狂地说，马克思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失败了。难道无产阶级命中注定要永远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不，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先进，而是因为共产党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政权，而制度的缺陷决定了无产阶级没有话语权，更不能罢免背叛革命的叛徒。共产党人能够解释苏联复辟现象的内在原因。

    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资本主义复辟有以下原因，经过了以下过程。

    1 最根本的原因是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斗争

    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其实是对人的世界观进行的演变。私有制的基础是私有观念，公有制的基础是无私奉献精神。列宁式社会主义之所以能诞生、成长、发展、壮大，归根到底一句话，靠相信马克思主义，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的无数无私奉献者的奋斗。一旦共产党大肆歌颂人人为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社会主义离垮台就不远了。公有制需要共产党的领导，私有制需要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共产党搞改革，必须牢记列宁的教导，千万不能忘记“这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拼命的疯狂的斗争，如果不是最后一次也是接近最后一次的生死斗争”。如果我们掉以轻心，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从苏联的解体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是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都是属于‘二十大的一代’，他们的政治意识恰好是形成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赫鲁晓夫回忆录》，赫鲁晓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局，述弢译，译者序，第3页）“后来对苏联的垮台负有重大责任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一大批‘掘墓人’，就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大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政治生涯也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苏联兴亡史纲》，陈之骅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69页）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搞“改革”开始于1956年，解体是1991年底。相隔35年左右，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测，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应该是反毛派和改革派，因1980加35等于2015，故今后若干年戈尔巴乔夫式人物可能篡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也就是说，今后若干年资本主义在中国完全复辟，中国解体的危险性比较大。共产党人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2 社会主义制度不够完善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使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赵紫阳那样的修正主义者能够篡夺最高领导权而且为所欲为地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者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认为只有“钱”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他们不相信有为理想而奋斗的人，不相信有舍生取义的方志敏、叶挺、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英雄；他们实质上迷信资本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社会基础是特权阶级，即党内外官僚资产阶级，此外还有党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而在列宁式社会主义中，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是十分强大的。无产阶级之所以难以识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因为修正主义者都是两面派。例如戈尔巴乔夫就职时曾信誓旦旦地说：“同志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地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人民、为列宁的伟大事业服务。”（《苏联兴亡史纲》，第617页），实际上他的目的是“换掉这个体制”（同上书，第791页），而且他完成了。

    3 修正主义者上台后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合理性；否定共产党领导下的历史；否定无产阶级领袖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马克思主义；大力鼓吹私有观念和私有制；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否定改革是复活资本主义；否定改革是新形式下的阶级斗争；否定改革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麻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扩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修正主义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共产党队伍中披着羊皮的狼。他们把复辟资本主义美化为改革，把捍卫社会主义污蔑为僵化。苏联著名电影导演格尔曼描写当时苏联的情况时说的话很精辟：“我们是一个不幸的国家。所有国家都是资本家建设资本主义，而共产党人应当建设共产主义。而在我们国家建设资本主义的却是共产党人。”（《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俄]，列昂尼德。姆列钦，第335页）格尔曼的话一语道破了苏联改革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本质。

    4 在改革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党和国家的有权力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成了新生的权力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他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勾结，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剥削有理，剥削有功。他们控制舆论，大量培植极端个人主义者作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不允许无产阶级发出反对的声音。他们利用权力，用形形色色的方法巧取豪夺，把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占为己有，迅速发家致富。资本主义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迅速壮大起来，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迅速萎缩。

    5 随着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发展，必然在政治上要求资产阶级民主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要求资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公开实行资本主义，否定社会主义；要求鼓吹私有制的思想体系，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6 在党内和党外资产阶级互相勾结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日益泛滥；社会风气日益污浊；社会环境日益恶化；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无权无钱的群众日益贫困；人民大众日益不满；党的威信日益降低；党群隔阂日益加大……

    7 因为共产党严重脱离群众了，于是一有风吹草动必然在资产阶级策划的颜色革命中倒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得以实现，共产党其实是被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的。1989年苏联灭亡前的一个调查“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其结果很能说明问题。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认为代表劳动人民的仅为百分之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4期，第99页）我们今天也应该经常进行民意测验，不断研究并修改路线、政策的弊端，千万不能采取鸵鸟政策。

    8 资本主义复辟后人民生活更加恶化，所以“左”派势力可能再次抬头。例如斯大林在改革中被否定过也许达99999次，可是苏联解体后，人民才发现，原来斯大林是伟大的政治家。“据俄罗斯《国际文传》报报道，2000年4月，就‘20世纪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的民意调查中，斯大林占第一位……”（转引自《苏联兴亡史纲》，第644页）。再例如普京是俄罗斯最有人气的总统。他虽然是叶利钦指定的，可是，他并不因此而坚持叶利钦的资产阶级立场。“普京上台后，一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俄罗斯历史特别是苏联历史妄自菲薄的态度，明确表示‘毫无意义地否定历史将使整个民族数典忘祖’，苏联时期有某些领域值得骄傲，‘看不见，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魅力普京》，斯人编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第76页）甚至在苏联解体后的胜利节上，“他让5000名来自前苏联15个共和国的老战士走在阅兵式的最前列，使经历十年生活磨难的俄罗斯人重温昔日战胜法西斯的无限荣光。”（同上书，第76页）对于把叶利钦送上总统宝座的垄断寡头也毫不手软。“2000年将大亨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驱逐出国；2003年又将霍多尔科夫斯基押至拘留所。”（同上书，第90页）但是尽管人民怀念旧时代，因为已是资本主义的天下，共产党自己丢掉江山，再想夺回政权难于上青天。

    第六步，第七步是量变质变分界点。我国目前处在量变阶段，如不认真研究，后果不堪设想。请听公园晨练老人的话：“现在世道坏了。”中国的危机连外国人都看出来了。康拉德 • 赛茨在书《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中写道：“……这种状况无法长期持续下去，否则中国就可能被这些问题所吞没。”（第294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4月）

    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可以保证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为要参加选举，必须向资产阶级乞讨、要钱。资本控制着一切，不管是议会议员，还是国家领导人，或是司法机构、新闻媒体，都得听资产阶级的摆布。共产党则不同，打天下做天下都得靠人民。

第十三章 斯大林毛泽东模式

    斯大林领导社会主义近三十年，毛泽东为二十七年，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虽然毛泽东对苏联模式有很多改良，但骨架是相同的。对斯大林毛泽东模式的优缺点缺乏客观深入的正确的分析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十八个重要原因。尽管现在这种经过六十来年探索的社会主义模式，连孩子一起已被当作洗澡水倒掉了，可我们还是应当研究。这种模式的特征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农村为集体经济为主；分配方式以按劳分配为主；激励方式以精神奖励为主，如劳动竞赛、大协作、学大庆、学大寨、义务劳动、劳动模范、技术革新能手、三八红旗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愚公移山、雷锋精神、螺丝钉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

    与我的无私奉献说法一样，以精神激励为主的方法能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值得大力弘扬的方法。因为重要，举一个例子。前不久的太湖污染，举国震惊，只好调长江水解围。可是长江污染也十分严重，长江不行中国还怎么活？但是这样的问题在毛泽东模式下发生的可能性很低。请听周总理接见外宾时的讲话：“就拿污染问题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问题是没法解决的。你们已经参观过我们的东方红炼油厂。在那里，我们已经解决了废水问题。”“但是在美国，这方面的事情就进行得并不那么好了。大湖区的鱼全都死了，近海的鱼也在死亡之中。所以美国人正在争夺秘鲁的鱼。”“此外，日本也有严重的污染问题。”“东京市长最近来访……属于社会党的横滨市长也来了，他们到东方红炼油厂去看了一看。我问他们打算怎样处理污染问题。他们说，在他们现有的制度下，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自述》，第107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不知高叫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时期的马屁精们如何解释上面的例子。

    毋庸讳言，斯大林毛泽东模式有其自身的弊端，没有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对这种经济模式已批判了近三十年了，我们不必再谈弊端，反倒要谈谈其合理性。

    以苏联的集体经济发展为例。苏联在列宁逝世以后逐渐把新经济政策时的个体和单一性合作社（列宁很欣赏的）改变为集体农庄，这种政策对不对呢？请听斯大林是怎么回答的。斯大林在1928年5月28日对红色教授学院等三学院学生讲话时，首先引用中央统计局的统计数字说明公有制组织（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对革命的重要性。统计数字指出：1926到1927年度，仅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一点七的公有制组织，所提供的商品粮比例为百分之四十七点二；而贫农中农比例为百分之十一点二；富农为百分之二十。然后斯大林提出解决粮食问题的三条措施：个体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建立和发展新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引导个体贫农中农走合作化的道路，提高他们的单位面积产量（《列宁主义问题》，第214页到21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即使在七十九年后的今天来重新研究，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且不说集体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共产党人当然反对私有制；即使单纯从粮食问题出发也必须这么做。在这样的数字面前，列宁也不可能做出不同的结论。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斯大林也进行了说明。因为这一点同列宁的观点相同，我就不必多说了。

    那么这种政策的实际效果呢？请看数据：从1926—1927年度到1952—1953年度，谷物产量从1030万吨增加到4040万吨；肉类从240万吨增加到500万吨；乳类从430万吨增加到1320万吨，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517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工业发展更不用说了。1953年的工业总产值约为1929年的16倍，而同期美国超过1倍多一点，英国超过百分之六十二，法国超过百分之五（同上书，第441页）。国民收入的对比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30—1953年间，美国增加一点三倍，苏联尽管蒙受德国的侵略，仍然增加七倍多（同上书，第560页）。众所周知，苏联的国防力量发展迅速，十分强大，可是其军费比例却比美国小得多。1954年度，军费占总预算支出的百分之十七点八，可美国占百分之七十。苏联的模式使得毛泽东做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连美国学者也惊惶地预言，苏联不久会超过美国。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无比优越，纵然从纯经济角度看，也有巨大的优越性。实在可惜的是，斯大林建立的强国，38年后竟然解体。他致力于发展经济，可没有认识到党内有两面三刀的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被自己提拨起来的“儿子”焚尸扬灰，使后人不禁嘘唏。在今天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大势泛滥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被全部忘得干干净净。如今的“共产党员”除了迷信“资本主义”，就是迷信“个人主义”。马克思对这些人一定会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崇拜资本主义，何必违心地披上共产党员的外衣呢？

    当然这种经济模式也有它的弊端。由于对这些批判已处于“批判过度”状态，我就不说了。如果我们现在还是此模式，我一定乐意研究弊端。

    中国的情况，1978年前也大致如此。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里写道：“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为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绝对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首先是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少数人才可购买的商品。”（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00页）说到这儿，随便指出：上世纪70年代，文革中的农村医疗体系被联合国推荐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板（2007年5月6日，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董辅礽主编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越性》在第117页将中国和印度两种社会制度进行了比较，其中的数据很有说服力（北京出版社，1981年9月）。此书说明，即使中国因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走了许多弯路，包括“大跃进”和被“彻底否定”的“一无是处”的文革，但是1976年的状况仍比资本主义的印度好得多。这对迷信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唱赞歌的“共产党员”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第十四章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主义

    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否定的。这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政治上是十分有害的。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主义缺乏正确认识是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第十九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才导致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泛滥，几乎葬送中国。今天如不尽快纠正，对无产阶级专政极其危险。我必须多说几句。

    一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

    没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同志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72页）显然，毛泽东同志想力挽狂澜，扛起共产主义旗帜。叶剑英同志在1979年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邓小平同志在78年12月1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也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毛泽东在“九评”中说：苏联的“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475，476页）因此文化大革命虽然十年，但若从起因开始算，则历时二十年。不仅如此，若从思想渊源上看则可追溯到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美学者斯图尔特在所著的《毛泽东思想》中写道：“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戴河，毛曾呼吁要恢复延安精神”，“六九年四月在九大一次会上，毛泽东说：‘多少年来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他又写道：“毛泽东在最后二十年中，非常清楚地表现出了延安的思想遗迹”（第225页），“‘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的思想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所具有的一贯性，已从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在北戴河讲话中十分生动地表现出来。”（第226页）由于我找不到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戴河的讲话原文，只好“出口转内销”。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中是“大民主”。虽然有问题，但是其相信群众的思想根源不是同井冈山时代的“士兵委员会”有异曲同工之处吗？“十六条”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这些话不是反映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无产阶级民主精神吗？

    从上面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从井岗山、延安、到反修、文化大革命，都贯穿始终的一点是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老百姓谋利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等。现在否定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是不合逻辑的、愚蠢荒谬的。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讲话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经验。这几年来，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来避免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近几个月来，我国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一场复辟反复辟的斗争。这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1967年11月接见外宾，说明文化大革命原因时又说：我们这样的大国，这么多人口，领导机关和群众隔了许多层，很容易脱离群众。如果不搞思想革命化，很容易养成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第203页）总理的看法是十分客观的。1959年春，党内尊敬的“五老”之一谢觉哉，以中央赴革命老区慰问团团长的身份，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他在参观当时尚未修复的革命遗址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指着当年毛泽东睡过的门板问陪同人员：毛主席过去条件差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你知道为什么吗？谢老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悬梁刺股”，他在提倡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带头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权，做官的生活特权、政治特权。谢老还同身边同志讨论：解放快十年了，共产党建立的是一个新政权，毛主席为什么一再教导反对官僚主义？有同志回答：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谢老对这个回答显得很满意。他进一步发挥说：这就是“官国”的遗产之一。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困难的是，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有很深厚的土壤（2007年08月14日人民网）。由此可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否定从井冈山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传统。

    二 “彻底否定”论的错误

    下面先从理论上分析“彻底否定”论的错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0页）“……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3页）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从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长期思考后发动的，有数亿群众参加的，历时十载的，神州震撼、全球关注的历史事件。“彻底否定”论符合辩证法吗？难道毛泽东最后二十年突然从中国革命鹤立鸡群的导师一下子变成傻瓜了吗？难道亿万群众（包括他们自己）都是听凭傻瓜摆布的“白痴”吗？难道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就如甘柴烈火，遍地燃烧，却完全没有内在原因吗？难道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都是明知一无是处，却胆小如鼠不敢说半个“不”字的可怜虫吗？难道邓小平多次上书认错表示“永不翻案”等全是违心的，是阴谋家、两面派吗？难道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观点不是被历史证明为远见卓识吗？难道文化大革命中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状态不比现在好一百倍吗？难道学雷锋、精神激励、艰苦奋斗等不正确吗？难道林彪暴露后的1973年比1972年“……农业增长百分之8。4，工业增长百分之9。5，工业与农业的关系趋向协调”，“ ……财政情况也是好的，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安建设编著，第109页）也该彻底否定吗？难道周总理巧妙地解放了大批干部也是错误之举吗？难道社会上出现打倒周总理的思潮时，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些人是“极左派”，难道也应该否定吗？难道现在干部前“腐”后继不正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吗？难道文化大革命人们大串联半夜走山路会担心被抢劫强奸杀害吗？难道文化大革命中人们会担心毒米、毒油、毒菜、假化妆品、假药、假种子等而提心吊胆过日子吗？难道“抓革命，促生产”口号不是正确的口号吗？难道文革中培育成功杂交水稻对中国和人类作出巨大贡献也属于否定之列吗？难道文化大革命中氢弹、地下核试验、发射并回收卫星和核潜艇的试验成功也该被彻底否定吗？难道文化大革命中发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也一无是处吗？难道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在彻底否定之列吗？难道三个世界的理论不是非常科学的理论吗？难道尼克松来访、中日建交均为对方主动不正是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吗？难道苏东复辟不是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吗？

    显然，“彻底否定”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而在政治上则是极其危险的。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是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历史，使得反革命欢天喜地，而革命派则垂头丧气。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了建党领袖、建军领袖、建国领袖，将会导致什么局面还不明白吗？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管决策，周总理管实施，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将周总理晚年的鞠躬尽瘁全部否定，这合乎逻辑吗？如果我们不想步苏东的后尘，重蹈苏东的覆辙，那我们必须为文化大革命正名。不正名，反对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言不顺；不正名，就没法抓革命；不正名，毛泽东和共产党就会被误解为一贯错误而失去执政的根据；不正名，就没法抓精神文明；不正名，就会资本主义复辟；不正名，部队就不会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优势；不正名，共产党就会丧失根本；不正名，就无法继续革命……为什么78年以来“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政治思想工作”、“为人民服务”、“雷锋精神”等都几乎难觅踪影，原因就是我们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了。

    三 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与“彻底否定”论相反，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巴黎公社式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德国学者康拉德•赛茨说得好：“‘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个人权力之争，同时也是这位老迈的领导人为了挽救‘他的’革命而所做的拼死尝试”，毛担心，“革命政权最终被新的剥削阶级所取代，即被共产党的官僚政府所取代。”（《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第132页）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也说：“正是毛泽东主义者那种防止官僚主义腐蚀革命队伍的唯一企图，才使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公社的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与政策中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且真正成为动力因素。”“……毛泽东主义者的一种担心：由于存在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越来越腐化的政治机构以及一批脱离群众的新官僚阶层，革命受到威胁，他们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潜在的敌对力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22，123页）

    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85页）毛泽东同志的概括言之有理。

    四 两条路线的斗争

    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文革”前夜的毛泽东》，邸延生，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331页）“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 ! 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同上书，第332页）同年4月10日在与日本共产党代表谈话时说道，62年“当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即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同上书，第344页）同年9月4日，在会见老挝客人时说：“马克思主义不克服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克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进行复辟，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你们要知道，这个问题十年几十年也不好解决。”（同上书，第380页）“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资本主义水平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50多年，仍是这个问题。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97页）毛泽东下结论说：“过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苏联果真不幸被毛泽东言中，分裂成十多个国家。毛主席还对党中央国务院多个部门提出严厉批评，恕不一一列举。

    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听到的毛泽东的讲话，都是经过过滤的。所以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共产党上层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当然无产阶级的意志很难反映到上层，无产阶级专政自然难以巩固。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党内在如何建设国家的问题上，长期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以毛泽东为首的人，主张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前进。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例如“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另一条路线则认为，从贫穷落后的实际出发，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前一条路线主张：大力发展公有制，允许但限制私有制；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限制党内的资产阶级法权；工业靠“两参一改三结合”，农业靠机械化、集体化；发扬老革命的优良传统；依靠思想政治工作，模范的榜样作用，激发群众的积极性；通过“比学赶帮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采取学雷锋等精神激励方法，如甘当螺丝钉等等。后一条路线主张：发展私有制；减少公有制；以市场经济为主；扩大党内资产阶级法权（如国有商业银行高官年薪上百万）；工业靠资本家，农业靠分田单干；抛弃老革命的优良传统；靠孔方兄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号召一切向钱看等物质刺激的方法等等。毛泽东同志反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指主张走后一条路线的领导人。在九大一次会上，毛泽东说：“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6页）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前一条路线好象“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共产党员跟我冲啊”， 后一条路线好象“替我冲，冲上去二两大烟土，五十块大洋”。

    前一条路线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人的精神文明建设，符合过渡时期，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历史使命。既能使经济快速发展，又能做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后一条路线短期看，拉开差距能产生动力，物资变得丰富了。但其负面作用会越来越突出。例如腐蚀人们的思想；毒化社会风气；诱发刑事案件；环境恶性污染；干部前“腐”后继；公有资产流失；人们尔虞我诈；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两极分化等。严重时，会使党的威信剧降，资本主义复辟，国家四分五裂，历史出现大倒退。

    从本质上说，市场经济不加控制必然导致私有制的发展，导致资产阶级的成长，导致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导致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垮台，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就证明了的真理。所以前一条路线原则上是正确的路线，实际执行时要注意防止“左”；后一条路线是非常危险的，苏联的亡党亡国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若头脑稍不清醒，就会把我国带上不归路。

    我在这儿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公有制不等于官僚所有制。人们批判的所谓公有制的弊端，实际上是官僚所有制的弊端。如果该单位的群众并不认为自己是主人，没有积极性，那么这个单位实际上就不能认为是公有制。所谓“穷庙富方丈”，其实是官僚所有制实质表现出来的现象。由于官僚所有制落后于私有制，所以一定会被私有制代替。改革具有历史合理性在一定程度是相对于官僚所有制而言的。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官僚所有制的危害，我们将不能完善公有制，也就不能显示出对私有制的优越性，当然也就难以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路线是完善公有制，错误路线是鼓吹私有制。

    今天如果不对这两条路线进行全面细致客观科学的分析，社会主义必然还会遭受挫折。文化大革命时，条件还不充分，现在已经具备详细分析的客观条件了。

    五 重大事件中毛泽东同志的做法分析

    “完全否定”论者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是毫无根据的，让我们来看看重大事件中毛泽东的做法吧。

    1 关于聂元梓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同志对党和国家的行为严重不满，前面已有所论述。这些话，观点正确，无可辩驳，掷地有声，入木三分。例如，他批评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文化部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难道不惟妙惟肖吗？难道至今不还是如此吗？我完全理解毛泽东看到他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不为工农兵服务，严重脱离群众时的愤怒心情。干革命为什么？为了老百姓。如今革命成功了，可国家机器不为人民服务，文艺不表现人民群众，这决不能容忍。

    然而毛泽东的声音，被国家机器屏蔽了，老百姓根本听不到。而且，经过反右斗争，对共产党畏若神明，群众不敢说半个“不”字。

    自己的话，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听，老百姓又听不到，怎么办？正在毛泽东苦思冥想的时候，看到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大字报写道：“……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想而知，毛泽东同志看到群众自发抵制共产党的错误领导时，是何等的高兴。这种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对任何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精神，在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难道不是极端重要吗？毛泽东称之为“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难道不是十分正确吗？文化大革命不是开辟了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新时代吗？我思考继续革命问题，正是听到此大字报的广播后开始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我认为，那张大字报的震撼力，非亲历者难以体会。当时我感到，中国出了大事情了。当晚我和一些同学，从中国科技大学所在地八宝山公墓附近，连夜步行数十里路，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虽然是半夜到达，可北大灯火通明，人山人海。此后，我一直未停止过思考社会主义出现的，各种表面上看令人难以理解的历史事件的内在原因。

    在我看来，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可惜直至今日，没有看到哪一个领导人理解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2 为什么把派工作组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聂元梓大字报实际上是向全国人民宣布，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敏感的群众便开始响应毛泽东号召，参加“造反”。于是一线领导匆忙派工作组去灭火。其中清华的工作组的副组长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清华造反派中有名为蒯大富的，是革命后代，在刘少奇的直接指示下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刘少奇对王光美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第30页）。于是，他开始绝食抗议斗争。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晚，蒯大富写信给工作组，说：“我庄严宣告：如果您不准我去中央，我就下决心绝食到死亡。决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我对党是赤胆忠心的，为共产主义事业我愿意献出我自己的一切！”叶永烈谈道绝食时说：“此事轰动了全清华”（《毛泽东的秘书们》，第197页）。此外北京高校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高皋书，第30页）。毛泽东听说刘少奇把那么多造反派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其愤怒程度可想而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中央负责人谈话说：“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他下令撤工作组。接着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在六二年与刘少奇在农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问题上有过原则分歧。毛泽东从阶级和阶级斗争方面看，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毛泽东传》，逄先知，2003年，第1238页）1964年与刘少奇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又有严重分歧。毛泽东批评说：“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同上书，第1375页）“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同上书，第1376页。这一段话不是同样也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号召群众造反的想法吗？） 现在又发生镇压群众，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下决心换接班人。5日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向全会宣布他不再信任刘少奇了。于是当了21年接班人的刘少奇被废黜了。其实刘少奇早该预见到这一天了，因为毛泽东已怒吼过很长时间了，毛泽东的批评可以说“震聋发聩”，可惜刘没有悟出这一点。毛泽东的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思想，反对中国的“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上层的领袖都未理解。他们在“一线”，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当然不认为自己是赫鲁晓夫。

    因为刘少奇镇压学生，所以被叫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当然，如果毛泽东能用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来解决问题，那就既不会有后来的林彪危险，又不会有赵紫阳危险。可是我们不能苛求毛泽东同志。

    3 红卫兵运动和毛泽东的回信

    红卫兵运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大。毛泽东在66年10月9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144页）从这儿可以看出，必须谈谈红卫兵运动。

    我认为，红卫兵一定是通天的。证据是：信没有发出他们就知道了；信能送给毛主席；成立时间是5月下旬（五一六通知之后，当时只有最高层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外人不知道要保卫毛泽东）。

    毛泽东回信除了对他们造反表示支持外，特别嘱咐他们：“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晚年毛泽东》，陈明显，江西人民出版社，第465，466页）

    领袖给群众写回信是应该的，无可厚非；要他们团结大多数更是远见卓识。当时谁又能想到，这些幼稚的中学生后来竟成为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罪魁祸首呢？他们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冲直撞，肆无忌惮，打砸抢抄抓，破坏历史文物，改路名，要改红绿灯为红灯行绿灯停，还企图改北京为“东方红市”（总理以高超的技巧纠正了他们幼稚的想法）。把他们的恶行归咎于文化大革命，甚至归咎于毛泽东是不合逻辑的。毛泽东远见卓识，当时已预见到红卫兵的幼稚行为的害处。他要求严格教育高干子女，说“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58页）对干部子女特殊化的危害，总理深有体会。他在1967年11月否定为越南办干部子弟学校时说：过去我们对干部子女特殊化，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第200页）对红卫兵，外国学者比我们的“马屁精”看得深刻。例如《毛泽东思想》的斯图尔特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许多悖论都与青年人的作用有关……红卫兵的无组织、无纪律及自我放纵行为，可以成为对此作出解释的部分理由。”（第196页）在这样一种大民主中，存在无政府主义和幼稚病十分自然。有的高干子女因父亲被打倒，受不了从天上掉落地上的滋味，堕落为反对无私奉献者楷模周总理的五一六分子，难道他们能代表文化大革命主流吗？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批判政府部门，可就是不打倒这些部门的总管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派工作组被打倒，可就是不打倒同样做检查的总理；林彪、江青一伙打谁都能打倒，可尽管千方百计，还是打不倒恩来；接班人换了不少，可建国以来就是不换总理……为什么？很多人不理解，道理其实很简单，周总理和毛泽东一样，心中只有老百姓。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心心相印的共产主义战友。用叶永烈的话来说：“周恩来向来很尊重毛泽东，毛泽东则向来倚重周恩来”（《毛泽东的秘书们》，第365页）。

    正是因为毛泽东加周恩来的正确领导，才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基本正确，应基本肯定。

    4 关于“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毛泽东同志在76年3月3日回顾文化大革命时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88页）但是，这两个错误都是毛泽东努力制止可未能奏效的。

    为什么不能制止呢？谁都知道，有林彪、江青一伙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但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左”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历来都有。制止不了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这些不完善我在前面已做了大量说明，这儿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因为权力生成机制的缺陷，为争夺权力，什么疯狂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为达到夺权的目的，什么卑鄙的手段都可能使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被否定的种种现象大都与权力争夺有关。在有那么多弊端的情况下，尽管毛泽东既威望很高，又非常睿智，但也不能把意义远远超过解放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引向成功。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在苏东复辟后才被人们认识。可毛泽东早就知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意义，这就是他特别重视毕生做的第二件大事的原因。可惜，他的远见卓识却被不肖子孙污蔑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5 关于设国家主席和林彪的灭亡

    首先谈一下对林彪的评价问题。对任何历史人物都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历史唯物主义地分析其功过是非。有权就说他一贯正确，倒台就说他一贯混帐，这是反辩证法的，是极端有害的。在打天下过程中，林彪战功盖世，三大战役，他打了两个，空间上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十大元帅应数第一（仅与毛泽东的文韬武略不能相比）。在出兵朝鲜问题上，暴露了他太会权衡，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此韬光养晦，研究历史，等待时机。59年再度出山，便瞄准了刘少奇的位置。与刘少奇相比，林彪厉害得多。他抓军队做过一些好事，全国学解放军不是没有原因的。我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前他写过一篇文章，把反对资本主义强国的世界范围的斗争比作农村包围城市，不无道理。他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也应基本肯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四人帮代表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应当予以否定。最后，他谋害毛泽东，堕落成为大奸臣、大叛徒、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为人所不齿。他的智力不如毛泽东、周恩来，但高于刘少奇、邓小平。他虽然支持毛泽东反对走资派和权力资产阶级，其实他正是权力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在第十一章，我已系统地批判了他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镇压之权”的谬论。

    现在要解释的问题是：既然已成为法定的接班人，为什么还要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与毛泽东对抗？另一个问题是：毛泽东既然已让林彪成为法定的接班人，为什么还要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决不让步？

    先来回答前者。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知道，毛泽东虽然让林彪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可他决不会再返回“二线”，因为他正作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文化大革命中决策权在毛泽东手中，执行权在周恩来手中。林彪实际上是象美国的副总统，只有在总统遭遇不测时才会有权。例如，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中美关系决策等大事，压根儿没听说有林彪什么事。林彪知道，不掌握最高领导权，就不得不提心吊胆。作为十分强悍的人，当然难以忍受。九大前，林彪不得不忍受。可是九大后，已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心腹已能左右政治局，林彪觉得羽翼丰满，便片刻也不能忍耐了。69年10月18日林彪以战备为名，分布了“第一个号令”，试试能否指挥军队，同时也想看看毛泽东的反应。过去，军队只有皇帝的玉玺才能调动，今天军队只有毛泽东才能调动。林彪事前不请示，当然不是疏忽。毛泽东多聪明的人，从此事立刻知道林彪的内心，但也不好当众发作。可林彪却以为毛泽东已奈何他不得。第一次较量表面上林彪成功了。70年3月8日毛泽东决定要准备开四届人大，因刘少奇已死，不再设国家主席（一线领导）。林彪也是老谋深算，他已有了与毛泽东第一次对抗并取得了成功的经历，现在设国家主席又名正言顺，于是决心再次叫板。心想：我建议你当，无原则错误；你说过不当，自然是我当。林彪认为毛泽东不好用这个问题动他，这样想是合乎逻辑的。4月11日，林彪思考了一个多月，正式提出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两人心知肚明的暗斗，使下面的人左右为难，政治局一会儿同意毛泽东，一会儿同意林彪。一直斗到庐山会议，还分不出胜负。斗争中，毛泽东第一次处于孤立境地，庐山会议前一天8月22日，五名常委中除毛泽东外均同意设国家主席（《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第386页）。连陈毅那样坚决地公开地反对林彪拥护毛主席的人也上当受骗了。最后毛泽东抓住机会，先有策略地把无足轻重的陈伯达打倒，林彪不得不同意毛泽东。仗虽然打到这个份上，战将林彪还是不会束手就擒的。为了最高权力，他决定挺而走险，这也是他灵魂本质的大暴露。当然，最后是“折戟沉沙”，身败名裂。从这儿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权力之争，而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现在来回答毛泽东为什么不让步。1956年毛泽东主动退居二线十年。事实证明，名不正则言不顺，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烈批评党和国家领导人，但是毫无效果。不在一线，对大量事情很难直接插手。六六年重新掌权，如今正在做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决不愿意再退居二线。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就是两个主席，就是再次退居二线，这是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决不让步。两虎恶斗，必有一死。因为毛泽东十分谨慎，林彪谋害未能得逞，只落得机毁人亡，遗臭万年。

    6 为什么会选中王洪文当接班人

    很多人认为选王洪文当接班人是毫无道理的，果真如此吗？这是毛泽东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如果王洪文足够聪明，如果毛泽东多活几年，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72年9月7日，林彪死后接近一年，毛泽东在慎重考虑后决定调王洪文来京，任务是“一是读书，二是开会”。王洪文，1932年生，当时为40岁，正如日中天之时。我想，毛泽东可能是这样分析的：刘少奇、林彪都是老干部，结果证明都不行。原因可能是长期当官做老爷，衣食住行都与群众差距甚大。地位决定思想，高高在上怎能知道百姓艰辛。因此应当从普通工人、农民、战士等群众党员中选拔一些人。我在第八章已经说明，这正是列宁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王洪文参加过朝鲜战争，出身农民，在工厂呆过很长时间。更重要的是，他带领过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又担任过上海市市委书记。所缺少的是：没有好的学历，读书不多；另外无在中央的工作经验。这就是为什么要他“一是读书，二是开会”的原因。更深一层的原因是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能否坚持革命路线，令人担心。造反派一般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

    综上所述，毛泽东选中王洪文当接班人不是没有理由的。在73年8月的十大和随后的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上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排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

    如果王洪文认真读书思考问题；如果王洪文向周总理多请教学习；如果王洪文听毛泽东的话，不与江青走得太近，历史的发展也许会不一样。

    可是实际上，身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智慧太差。他不顾毛泽东的一再提醒，三番五次甘心充当江青（仅是政治局委员）、张春桥（仅是政治局常委）的走狗去反对德高望重的周恩来总理。为了指导王洪文，在江青、张春桥1973年11月进攻周总理并说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时，毛泽东把王洪文叫去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泽东传》，逄先知，2003年，第1671页）。可是王洪文的悟性太差，直到74年10月18日还甘当江青、张春桥的打手。毛泽东不得不把他废黜了。王的接班人时间从72年9月7日起算，到74年10月18日为止，共二年一个月带十一天。

    7 为什么扶邓小平又废邓小平

    现在认为毛泽东不管是扶邓小平，还是又废邓小平，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要让邓小平复出呢？实践证明，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毛泽东难道没有看到这一点吗？我认为，毛泽东不可能不重视这一点。于是答案只能是在邓小平多次给毛泽东写的信中，例如林彪死后，71年11月8日和72年8月3日就两次给毛泽东写信。邓小平非常聪明，林彪倒台前后，他多次上书毛泽东主席。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信的原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邓小平表示：“永不翻案”，“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类似的话在邓多次写的信中肯定是有的。我觉得，没有理由认为邓小平当时是违心的两面派的表示。

    让邓小平复出的另一个原因是72年5月总理被确诊为膀胱癌。总理不行谁来顶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直有好感。53年邓汇报高岗有野心，后来因此成为政治局常委。56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前让邓当新设的手握重权的总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下台时仍排名第六，在文革顾问康生的前面。于是72年8月14日毛泽东以批语的方法为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做铺垫。但是，这时并没有让他当接班人的意思。73年5月毛泽东决定调王洪文、华国锋到北京并参加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当时还没有这个待遇）。73年8月十大后，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为政治局委员，可邓小平仅为中央委员。由于王洪文水平太差，跟着江青反周总理屡教不改。毛泽东曾让叶子龙转告王，不要跟他们搞在一起。毛也多次让王多请教总理，可王就是不醒悟。从74年2月15日开始，毛泽东开始批评江青他们“形而上学猖獗”，要江青“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一切还是没有使王洪文醒悟，74年10月18日王洪文擅自飞往长沙，代表四人帮告总理。于是毛泽东对王洪文彻底失望了，决定废黜他。毛泽东对王说的话反映了他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 !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安建设编著，第388页）

    王的下台是邓的机会。与王使毛泽东失望相反，邓小平这段时间表现却非常突出，例如74年4月在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正确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三个世界理论等。74年10月20日是邓小平的大喜的日子，毛泽东决定让邓当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而王洪文此后再也没有什么实权了。12月24日，毛泽东又提议邓当党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同志代表正确路线，他既反对“左”的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做法，又反对只抓生产，不抓革命的做法。说毛泽东“左”倾没有根据。王洪文扶不起来，邓小平呢？第一，他不会“左”；第二，他保证“永不翻案”，“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所以，毛泽东让邓小平当接班人是有道理的。这里边可能也有总理、叶剑英等人举荐的功劳。

    那么为什么后来又废黜邓小平呢？

    废黜也是合乎逻辑的。是邓小平自身的错误使我国革命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75年1月开始邓大搞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当“四人帮”借传媒力量大反“经验主义”时，是毛泽东为邓保驾护航。毛泽东75年4月23日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后又多次批“四人帮”，迫使“四人帮”做检查。

    可是接班人邓小平从内心深处根本不认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存在；根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根本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特别重视他做的第二件大事。由于认识上的问题，邓小平的“永不翻案”，“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是邓小平被再次打倒的深层次的原因。我在75年9月就预见到邓小平将被打倒，原因是当时我在科学院听说，邓小平讲：“不要再提文化大革命了”。邓小平掌权后，没有号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没有提反对修正主义；没有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没有谈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这样的接班人毛泽东同志怎么能放心呢？事实证明，邓小平上台后不仅“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彻底否定了建国以来的所有做法。新中国的历史似乎从1978年开始，以前都是一无是处。

    尽管对邓小平翻案不满，但毛泽东同志年事已高，实在不愿意也没有精力再换接班人了。因此，他苦口婆心地劝说邓小平，可以说做到了仁至义尽。在毛远新、康生等告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亲自找邓小平谈过两次，邓不认错；毛又让毛远新代表他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小会，希望邓认错，邓仍不认错；毛又指示加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帮助邓，邓还是不认错；毛又提议由邓主持开会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邓坚决拒绝；最后毛在75年11月24日让邓主持“打招呼会”，直到76年1月22日邓小平仍然主持政治局会议。

    从上面可以看出，毛泽东废黜邓小平是被邓小平逼的。根本分歧是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邓小平女儿毛毛说得很客观：“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27页）。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又写信给毛泽东，再次要求请别人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同志被逼无奈，在对政治局委员逐一研究后，最后确定“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泽东传》，逄先知，2003年，第1766页）。邓小平的坚决对抗的态度说明他是“小事清楚，大事糊涂”的人。由于邓小平的不妥协，中国最高领导人位置空缺，理论上说，“四人帮”完全有可能篡夺政权。如果那样，不仅邓小平的小命不保，中国也将会是另一种情况。追究起来，邓小平将是历史的罪人。邓小平不仅辜负了毛泽东，而且大大辜负了周恩来等人。正是他们给了他再次表演的机会，并且要求他注意策略。

    毛泽东让华国锋掌权，是十分正确的决定。符合他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贯立场。这也说明，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毛泽东同志仍然坚持正确路线。那种否定57年以后的毛泽东的人，完全是自己头脑糊涂，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自己站在右的立场上，自然把正确的说成是“左”了。

    从74年10月20日邓实际成为接班人起算，到76年1月22日为止，邓小平接班人生涯共1年3个月另2天。

    8 华国锋同志和“两个凡是”

    华国锋同志厚重少文，是毛泽东指定的最后一位接班人。

    前面的叙述已经表明，毛泽东选华国锋实属迫不得已。华国锋既不是“四人帮”那样的“左”派，又不是邓小平那样的右派，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选的是对的。但是实践证明，毛泽东又选错了，因为几年后，华国锋被邓小平赶下台了。中国的历史与苏联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华国锋就同马林科夫一样由于无能而丢掉了政权。

    中国有十多亿人口，是英雄辈出的国家。要想当如此多人口的大国的最高领导人，没有超群的智慧或巨大的力量是站不住脚的。当然毛泽东是十分明白这一点的。除了题写“你办事，我放心”，要求宣传华国锋之外，我在当时还听说一件事，虽然尚未能证实，但是我相信是真的。毛泽东担心身后华国锋被推翻，特地将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召到面前，叮嘱他们日后要保华国锋。这四位可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关键岗位上的实权人物。汪东兴是中办主任，日后逮捕“四人帮”就依靠他来执行；吴德是北京市委书记，位置十分重要；陈锡联是北京军区司令，主持中央军委，是军权的象征；纪登奎是国务院副总理，实际管理着国家。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一起辞职的事情间接证明了当时听说的事不是空穴来风。也可以说明这四位对毛泽东真是忠心耿耿，虽然毛泽东已去世，邓小平为领袖，可还是没有跟着邓小平指挥棒转。毛泽东不可能想到邓小平靠写文章把华国锋赶下台，如果知道，一定会派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辅佐了。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权力斗争混乱无序且异常激烈。毛泽东在世，谁也不敢对华国锋撒野，可毛泽东去世后，矛盾就表现出来了。先是“四人帮”大反华国锋，把华国锋推向老干部一边。如果不是“四人帮”迫不及待地企图篡夺最高领导权，象华国锋如此厚道的的人是不会采取极端手段把他们逮捕的。“四人帮”的幼稚病是他们逼迫华国锋交权的原因，而逼迫的结果是他们自己的覆灭。后来又是邓小平逼迫华国锋交权，因华国锋的无能而使邓小平侥幸成功，此事下面再议。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具有不“左”不右，沿正确道路向前发展的可能性，只可惜华国锋没有足够的智慧。当时华国锋威信如日中天，人民心情舒畅，全国抓生产热火朝天、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华国锋抓科技，抓生产，抓工业，抓农业，抓铁路运输，干得不亦乐乎。可华国锋不明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虽然他是党政军的一把手，可是他不懂得巩固权力，最终被推翻。

    前边我说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精神优势或者力量优势，是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既具有理论优势，又有实力优势，所以他执政41年，地位从未发生过丝毫的动摇。华国锋虽然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可他不会用。于是他既没有精神领袖的魅力，又缺乏世俗领袖的实力，下台是早晚的事。在毛泽东时代，理论方面，“四人帮”较强；实际领导权方面，老干部较强；二者不分伯仲，斗得难解难分，非得毛泽东一锤定音。而华国锋，“四人帮”，不怕他；老干部，不服他。华国锋如果有高智慧，当然可以开辟自己的新纪元，可实践证明他没有这个能力。邓小平逼他退位的理由是“两个凡是”。

    由于华国锋下台，邓小平上台，从理论上、形式上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今后能否长治久安的重大原则问题，所以我不得不花一些篇幅说明一下。

    A 关于“两个凡是”

    华国锋在76年10月26日听取宣传口汇报时说：一定要注意毛泽东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不能批。这句话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维护毛泽东，维护安定团结局面是十分正确的。华国锋并没有说毛泽东说过的都是对的，只是说在报刊上“不能批”。后来在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的社论中变成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令，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无疑“两个凡是”是不太科学的说法，但这不是华国锋的原话。后来以此批华国锋是不公正的。即使“两个凡是”，在当时情况下，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说是错话，那么谁又不说错话呢？邓小平就不说错话？邓小平的错话多着呢。根本原因是被文革打倒的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正因为如此，我才要还华国锋同志一个公道，还文化大革命一个公道，还继续革命理论一个公道。

    B 华国锋抓生产时期（76年10月6日到77年3月10日）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忙于国家的稳定。为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的人平反；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铁路工作会议；计划工作会议；宣传学雷锋等。

    这一阶段华国锋不抓军队，不抓干部，不巩固政权，不与重要人物谈心，不解放实力派干部，不改造权力中心政治局，不深入群众之中提高威望，不居安思危，终于最后丢掉了毛泽东给他的政权。

    C 邓小平试探进攻时期（77年3月10日到78年5月10日）

    3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是第一个转折点，因为陈云、王震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未提出让邓小平当主席，若此时华国锋与陈云等谈谈，历史可能就不一样了）。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央，据说提出的“完整、准确”是针对“两个凡是”的。不久，中央就批发了邓小平的信。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首次批“两个凡是”。7月16日开十届三中全会，确认华国锋的领袖地位，恢复邓小平的各项职务，大会未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8月12日开十一大，宣告文革结束，确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叶剑英在修改党章的报告耐人寻味地立出以下标题：第一、要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第三、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党的基本任务；第四、关于“三要三不要”。大会非常民主地无记名投票选出中央委员。12月10日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这是华国锋的败笔，胡后来成为反华国锋的急先锋）。78年2月24日五届政协，邓小平当主席（已经重用了）。2月26日五届人大，叶剑英为委员长，华国锋任总理。新宪法保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文革取肯定态度（这是多么正确啊 ! ）3月18日科学大会开幕，郭沫若盛赞当时为：科学的春天（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心声）。4月5日右派摘帽。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邓小平写信给中央无可非议。问题是据说批判了“两个凡是”，我未能看到原文，不好妄加评论。但据说实际上只是提出“完整、准确”，并未对“两个凡是”上纲上线。倘若真的发现是原则性问题，那么作为共产党员，发现中央有原则错误，理应直言不讳地指出。为什么要隐晦地批评呢？如果不认为是原则问题，那么为什么后来大批特批呢？如果认为是原则问题，实际又不指出来，那只能理解为是一种斗争的策略。这就是说，反对华国锋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其实“完整准确”是不值一驳的。难道否定57年以后的毛泽东是“完整”？恰好相反 ! 难道否定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和继续革命理论是“准确”？完全相反 !

    华国锋的一大罪状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也是不值一驳的。中央收到邓小平的信很快就转发，怎能说是阻挠呢？邓小平是被毛泽东打倒的人，怎么可能说出来就出来？从邓小平写信到恢复一切职务，总共不过三个月时间。后来又让他当政协主席的行动不是证明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毫无道理吗？因为如果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邓小平是不可能出来的。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华国锋忙着抓工作，邓小平忙着抓“革命”（批“两个凡是”）。虽然十一大和五届人大都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可是邓小平内心是反对大会路线的。所以说，邓小平、华国锋之斗争是权力之斗争，更是路线之斗争。而邓小平正是代表了错误路线。关于这一点，请见后面的论述。

    既然华国锋威望如日中天，既代表正确路线，又得到人民的拥护，那么为什么斗不过邓小平呢？原因很简单，华国锋采取了投降主义路线。如果华国锋指出以下六点，那么邓小平非退休不可。第一、必须维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叶剑英已递话给他了）；第二、现在人心思定，决不要破坏稳定的局面；第三、文革的是非曲直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已有结论，历史让专家去研究，现在不能纠缠，必须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第四、反对右倾翻案风是邓小平自己造成的，险些让“四人帮”窃取政权，若不是毛主席英明，不会有今天好的局面（上面已有论述），邓小平自己难道不应该深刻反省吗？第五、天安门事件中反对“四人帮”的人早已平反。但是当时毛泽东若不果断采取措施，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第六、我有错误，欢迎批评。但抓住我的只言片语，大做文章，是什么意思？大家如认为别人比我强，我自动让贤，请大家决定。

    华国锋在路线斗争面前，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态度说明他性格懦弱，不具备共产党领袖的基本素质。

    D 华国锋听人摆布时期（5月11日到81年6月27日）

    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把对共产党党主席的批判公布到社会上，是一件严重的违反党纪的事件。我不知道是谁批准的，但批准者的责任无法推卸。如果允许公开发行的报刊批评党的领袖，后果不堪设想。导致苏东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允许宣传媒体公开反对共产党。如果华国锋这时抓住党纪反击还可以反败为胜，可华国锋的指示是：“不表态，不卷入”，真是如桃花园中人，幼稚可笑。华国锋创造了一个既合法地掌握党政军大权，又代表正确路线且深得民心的共产党领袖自动投降的空前我看可能也是绝后的实例。看到华国锋如此窝囊，于是各省部级单位纷纷表态，邓小平兵不血刃、大获全胜。后面就是一刀一刀地宰割了。78年12月25日粉碎“四人帮”的英雄汪东兴下台，反对华国锋的功臣胡耀邦上台（任新设的中央秘书长）；80年2月23日胡耀邦、赵紫阳进常委；撤消中央秘书长一职（邓小平多么擅长行政手段），胡改任总书记；毛泽东选的四位“顾王命大臣”下台；80年8月30日华国锋的总理帽子戴到了赵的头上；81年6月27日华国锋的党主席由胡当，撤消总书记一职。军委主席头衔则交给了邓小平。共产党第一次将党指挥枪的原则（党主席兼军委主席）作了改变。这种改变告诉大家，领袖是邓小平，不是胡耀邦。可是胡耀邦忘记了这一点，最后被迫下台，这是后话。

    华国锋因邓小平犯错误而上台，做了一些好事后，又被邓小平赶下台，历时2年11个月又16天。

    E 谈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下面谈一下“唯一标准”问题，这是把华国锋赶下台的主要理论根据。这篇文章有划时代的作用，是毛泽东时代重视理论和邓小平时代不重视理论的分水岭，因此应多加笔墨。“唯一标准”命题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决不应也决不能成为否认理论的巨大指导作用的依据。“唯一标准”只是回答了在“实践”和“理论”二者之间谁是第一性的问题，而没有说明二者的辨证关系。如果把“唯一标准”作为二者关系的全部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证明了的核心理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至今还没有得到实践的证实，难道因此就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吗？难道我们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客观规律了？同样理由，用“唯一标准”来否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继续革命理论”也是十分荒谬的。十月革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难道能说农村包围城市就是错误的？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的理论当时虽然未被实践证明难道当时就不是真理吗？其实，“唯一标准”文章的权威并不是依靠实践，而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难道不是吗？你们不是承认56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吗？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是这样强调理论的重要性的：“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7页）“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82页）。列宁有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1页）列宁还指出：“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2页）不仅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更是如此。“由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关键是理论上的突破”（《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安建设编著，第122页的刘杰部长文章）

    我大量引用导师们的论点，只是想说明理论的巨大意义，批判“摸着石头过河”的错误的有害的观点。盲目崇拜实践，轻视革命理论，不及时总结实践的经验教训，已经成为我们今天最危险的敌人。事实上，理论是人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是大量的和长期的实践浓缩起来的精华，是人最可宝贵的财富。任何科学都是理论，没有理论不能称其为科学。否定理论，极而言之，什么书都不要读了，什么学习都不需要了，因为学习基本上都学的是理论。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

    此外还要特别指出，“唯一标准”发表的时间正是我国革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时候，正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最重要贡献但不为人们理解的时候。正如列宁所说：“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 ! ’一样。”（《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1页）

    其实，文章当时想说又不敢明说的话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毫无道理，继续革命理论不对，打倒邓小平不对。因此该文章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危害巨大的错误文章，标志着邓小平错误路线的开始。

    由于华国锋埋头于抓生产，又由于华国锋性格懦弱，于是使“唯一标准”这枚哑炮竟成为打倒华国锋的原子弹。与其说华国锋是被邓小平打倒的，不如说是他自动投降的。

    F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及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标志着进入邓小平时代的历史性意义。

    为了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党不允许派别活动。在党内缺乏民主的情况下，当时要推翻华国锋是有很大风险的。前面我们已进行过分析，邓小平实际上是一步一步地“摸着石头过河”，试探着向华国锋进攻的。到78年11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邓小平已完成统一老干部的思想工作。可是华国锋却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在78年国庆招待会上（离他下台还有一个多月），华国锋还傻呼呼地说：“一个安定团结，大干快上的局面已经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推翻党的领袖的方式有问题。如果华国锋不是采取不抵抗主义，党就可能分裂或动乱，中国刚刚出现的稳定的局面就可能被破坏。我希望今后党永远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党应在加强民主的前提下，重申纪律：今后不允许再出现地下派别活动 ! 一经发现，严惩不贷。路线应该讨论，派别严厉禁止。党的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鼓励公开的反对派，严禁地下的阴谋派。

    G 华国锋路线和邓小平路线

    华国锋因为下台太早，好象没有路线，其实不然。华国锋执行的是毛泽东同志生前期盼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其表现为既肯定文化大革命和继续革命理论，又改正了文革中“左”的错误。如果按照华国锋路线走，不会出现大的动荡，更不会出现86年和89年那样的危机。邓小平的路线是彻底否定文革和继续革命理论，其结果必然是权力大腐败，环境大恶化，风气大变坏，百姓大唾骂。不是中国的长期优秀传统，86年或89年早就亡党亡国了。对邓小平路线的分析，请见下面。

    六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战的时代，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要反“和平演变”，这种斗争是一刻也不会停止的。因此，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反对修正主义（核心是修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学说）；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权力资产阶级；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当权派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反对干部脱离群众和谋取特权；反对干部高薪和社会两极分化；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反对忽视发展生产力；反对空头政治家等是共产党人不可不牢记在心的任务。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完成上述任务而发动的。毛泽东同志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正是为了捍卫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毛泽东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虽然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下面要分析失败的原因），但是虽败犹荣，彪炳千古，其历史意义是永存的。苏东资本主义复辟的实践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反对的权力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的确确是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看是“内斗”，实际上是两条不同路线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从78年后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一切政策可以看出来。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抬头。“左”和右是孪生弟兄，对革命的危害同样严重，都是革命的大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很有市场。今天修正主义路线表面上的成功，不能证明文化大革命没有历史意义。这从下面的假设可以验证：假如1966年是今天的社会状况，那文化大革命将会是什么结果呢？可想而知，不用多说。

    与《决议》不同，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为反修防修而发动的，号召群众反对变社会公仆为社会主人的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因受历史条件限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并受“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而最终失败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彪炳千古的伟大革命事件。

    我们翻了这个案，翻了那个案，所有翻案的意义的总和都不及翻文化大革命案的意义的百分之一，所以一定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七 文化大革命失败原因剖析

    尽管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克服历史和自身的局限性。文化大革命正是因这种局限性而失败的。无产阶级必须研究失败的原因。

    首先，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并未被身边的领袖所理解，更未被其他人所理解。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怒吼次数不可谓不多，语调不可谓不严厉，可几乎得不到理解。党内怎么会有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怎么会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怎么会有资产阶级？身边怎么会有赫鲁晓夫？时至今日，共产党的主流派对毛泽东还不理解。可是今天的老百姓，从亲身体会中都深刻认识到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是怎么回事了。

    其次，是党的体制，首先是党内民主体制不完善。共产党有几千万党员，英雄人物不计其数。可是因体制的原因，毛泽东的视野里只有高干那些人。结果临死连接班人都未解决好。体制问题我在第八章已有介绍。

    第三个原因是矛盾暴露得不够充分。毛泽东见微知著，可不是所有人都看得那么远的。今天党内资产阶级和人民的阶级矛盾比66年尖锐得多，文化大革命搞起来可不得了。

    第四个原因是对修正主义、权力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阐述得不够准确，结果出现了打倒一切的情况。这也是由于矛盾暴露得还不充分的原因。

    第五个原因是正反馈系统的问题，请见第五章。

    第六个原因是过分相信群众。优点向前多迈一步就会变成缺点。相信群众是对的，过分就有问题了。如中学生红卫兵，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民主是对的，大民主就有问题了。正确的口号是：一定要民主（首先是党内民主），坚决不能要大民主（不受限制的民主）。

    第七个原因是林彪、“四人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由于社会主义权力生成制度的不完善，为了争夺权力，就必然会产生疯狂的行动。

    第八个原因是毛泽东个人的局限性，如年龄、经历、环境、知识结构、周围人的水平等等。

    正如 五 中所分析的那样，毛泽东并未犯明显的错误。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天下大乱，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就拿被某些人奉若神明的邓小平来说，毛泽东要是稍一松口，早就命归黄泉了。

    其他还可以列出不少原因，不过没有多大必要了。

    八 毛泽东主义

    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里说：“如果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毛泽东将被视为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奠基人。”（第513页）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1 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含义的区别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方法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因此它是对列宁的首先夺取大城市的模式的补充。所以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主义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决战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时代的马列主义。这一时代是从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诞生时开始，一直到资本主义和一切阶级消灭，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为止。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过渡时期）。在民族解放运动基本完成之前，列宁主义时代和毛泽东主义时代是重迭的。由于人们没有及时认识到毛泽东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所以社会主义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从十月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是毛泽东主义时代的第一阶段。这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毛泽东同志从苏联的蜕变开始研究，使毛泽东思想一步一步地合乎逻辑地发展成为毛泽东主义。

    文化大革命标志着第二阶段的开始。现在已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孩子：修正主义、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继续革命等概念正是毛泽东主义的标志和理论核心。在今天的时代，承认不承认继续革命理论，是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有人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内部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其实，这种人根本不懂得辩证法。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共产党员不会变质。列宁指出：“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52页）以权力谋取利益，不是剥削阶级是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尤其是以权力谋取利益的权力资产阶级，和为党内外资产阶级服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具有危险性。苏东的资本主义复辟不正是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吗？虽然党内资产阶级披着羊皮，但他们是可怕的狼。正如健康的人身体内也会有癌细胞一样，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癌细胞。如果不与癌细胞斗争，不断清除它，党就会失去生命。

    共产党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其自身必然会有弊端。只有有意识地研究弊端并加以克服，才能永葆青春。党内资产阶级就是弊端的表现，不经常清除就会危及党的生命。有意无意否定党内资产阶级的存在是错误的有害的。与流行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论家不同，国外学者比较客观。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说：“实际上，这些政治、经济官僚虽然没有财产，但就其职能而言已成为资产阶级，他们能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剥削社会，攫取大量的社会劳动成果。”（《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莫里斯•迈斯纳，第201页）

    2 毛泽东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延续

    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是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其内在实质是相同的。例如：以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塑造人；以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影响人；以是否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判断人；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带动人；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激励人；以铁的纪律约束人；以实事求是原则要求人；以重视革命策略教导人；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人等等，这些都是一致的。

    3 驳“毛泽东‘左’倾”和毛泽东“唯意志论”

    现在批毛泽东，说57年以后全错了，“左”倾了，犯了“唯意志论”了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不值一驳的谬论。按照这种观点，中国落后，搞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唯意志论”，所以现在要退回到资本主义，补资本主义的课。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不能解释极其弱小的共产党为何能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他们不能解释疲惫不堪的新中国，何以在朝鲜战场（以及后来的越南战场）上，敢与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打仗而不输；他们不能解释尽管犯那么多的错误，包括被他们“彻底否定”的文革在内，中国还是人心向着党；他们不能解释现在据说是历史最好时期，可老百姓公开大骂丑恶现象；他们不能解释经济大发展为何思想大倒退……显然他们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大跃进”是他们观点的最有力证据。诚然，“大跃进”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明显表现。但是问题是很复杂的，需要的是分析原因，吸取教训。单单说一声“左”倾是简单的，可是毫无用处。毛泽东同志发动大跃进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共产党要善于总结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大跃进”的教训可以说出好多条，最主要的列举如下。首先是民主体制的不完善。我在第八章已有论述，不再赘言。其次，共产党胜利后大家弹冠相庆，封官加爵，上层魏征、海瑞式的忠臣变得太少了。说毛泽东专制，还不至于杀批评者的头吧？说没有一个敢说真话，也是不对的，例如陈云就在高指标问题上多次提醒毛泽东，最后毛泽东表扬他说：“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里”（《毛泽东的秘书们》，叶永烈，第90页）。当然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大家都没有看出来。如果是这样，那就更不能以此贬低毛泽东了。还有小农国家的迷信皇帝的思想，按理说在共产党内不应该有，可实际上就是有。这当然也不能怪毛泽东。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正反馈问题。虽然在第五章重点讨论过，但这儿想以“大跃进”为例再说明一下。众所周知，“大跃进”时浮夸风盛行，可为什么会这样？请看事实：58年6月8日，河南报道亩产小麦1052公斤，到了8月13日湖北早稻亩产竟然达到1.84万公斤。你能吹，我比你更能吹，各地竞相放卫星。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文章居然全部堂而皇之地登在报纸上，报纸对正反馈的巨大作用可见一斑，实在是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据说，毛泽东在10月发现问题。11月2日郑州会议开始纠左。没有看到材料说明谁比毛泽东更早发现问题。这件事情说明整个党中央都被下面的干部骗了，还说明共产党上层全体成员与基层严重脱离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这种上层严重脱离下层是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第二十个重要原因。整个共产党全随领袖起舞，几千万个干部的脑袋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不动脑筋考虑问题，最后竟然出现安徒生小说中的皇帝的新衣那样可怕的情景。这说明在列宁式社会主义中，反封建是多么艰巨多么紧迫的任务。今天皇帝的新衣那样可怕的电影还在不断上演，共产党员千万不要被“历史最好时期”的声音弄糊涂了。

    当时的“三面红旗”还有总路线和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多快好省”据说是周总理首先提出来的，就字面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当然从吹毛求疵的观点看，四个字的先后顺序可能有点问题。但是作为要求来说，也无大错。人民公社也是一样，实施了二十年，有利有弊，不能说是“左”倾和“唯意志论”。华西村不是“人民公社”性质的组织形式吗？

    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以林彪、四人帮为代表，毛泽东同志基本上是代表正确路线，先是支持周总理，后来是支持邓小平的。

    4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决战时代和毛泽东主义

    在第二章我们说过，当今时代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决战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时代，而毛泽东主义就是这一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者听说要和资本主义决战就吓得发抖，害怕刺激了资本主义。可是资产阶级政治家是怎么说的呢？

    1953年艾森豪威尔说：“今天进行的为自由的斗争完全是一场总体性和普遍性的斗争”，“这是一场智力斗争”，“这是一场精神斗争”，“这场斗争的关键问题在于，在最深刻的意义上不是土地和食品，也不是权力，而是人的灵魂本身”（《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第3期，第27页）尼克松72年访华前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能够有分歧而不致成为战争中的敌人。”（《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第512页）1982年5月里根说，美苏较量“将不是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同上书，第27页）。“以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是美国的国家目标，这种较量将继续下去”（同上书，第30页，下划线是我加的）。今天的美国总统也是一样，毫不讳言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今年六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去德国参加“八国峰会”之前，匆匆赶到捷克布拉格，会见那些背叛自己祖国充当国际反动派走狗的所谓“不同政见者”。在这次会见中，自“9．11”以来，一直以反恐头子自居的布什，似乎突然丧失了记忆，忘记了反恐的叫嚣，竟然会见了中国新疆恐怖主义组织“东突”头子热比娅，高度评价她“代表的是人类的良知”，亲切地表示要和这个恐怖主义头子“站在一起”。悍然公开支持中国恐怖组织的分裂行为，分裂中国的司马昭之心不是大白于天下了吗？八国会议刚结束，六月十二日，他又在华盛顿参加“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揭幕仪式，用《我的奋斗》式的无耻谰言，造谣诬蔑攻击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比作恐怖主义。他说，“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纪里夺走了一亿人的性命”，“光是在中国就有数千万受难者”。他希望，“自由世界团结一致”，“共产主义终将走进历史的灰烬”。布什的讲话不出马克思主义者所料。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些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坦率地说出了资产阶级的看法。可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却默不作声，竟然不敢说“斗争”二字，是他们已被资产阶级收买了，还是头脑糊涂呢？

    很显然，作为历史上有阶级的最后两种社会制度，其较量必然是全方位和激烈无比的。战争的和和平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的，科学的和技术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陆地的和海洋的，地球上的和太空中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任务就是研究每一个方面，在所有的地方精益求精，提高效率，尽可能地避免失误。无疑，改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最重要的。毛泽东主义正是这一时代无产阶级的指南针。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对外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和霸权的有力武器，是毛泽东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

    现在很多人（其中有口是心非的“共产党人”）怀疑马克思主义，因为资本主义至今没有灭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资本主义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剥削的秘密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穿了，工人运动彼伏此起。于是资本主义不得不改变策略，用殖民地掠夺来的巨额利润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从而得以苟延残喘，这一招果然使资本主义延长了生命。可是不久又被列宁主义破解了。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全世界上百个被奴役国家取得了解放，全世界的生产力得到大大的解放。到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局面。资本主义不得不又一次改变剥削的方法和策略，通过和平演变使苏东沦亡为他们的市场（我国部分存在这种情况），得到了新鲜血液。1971年7月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说：“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苏联、西欧、日本、中国，“美国遇到了甚至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第468页）；可是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使美国的腐朽性被掩盖起来了。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用我国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寿命得以延长的部分原因。2007年8月23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部长助理王超以及商务部发言人王新培介绍中美经贸关系等方面情况,并答记者问。其中说到：“美新闻媒体认为,过去十年,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根据美中贸委会的研究,到2010年,中美经贸合作可使美国GDP增长提高0.7%、物价水平下降0.8%、每个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1000美元、制造业生产率提高0.3%”，我国出口“有50%以上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产品都是按照外国订货商的要求和国际标准生产。从出口主体来说,有58%以上的产品是由外资企业出口的”，我们“大量地购买了美国的飞机,我们也有1100多家肯德基,770多家麦当劳,中国人一年平均每4个人要喝掉三箱可口可乐”，可是“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不允许向中国出口”。中国的改革既对我国本身有好处，同时也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寿命，如列宁所说：“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的斗争的又一形式”。如果我们让资产阶级得到“超额利润”，资本主义的寿命就会不应有地延长，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则受到损失，这个道理连普通人都明白，为什么执政的共产党领袖就不清楚呢？

    我们以最近的银行引进外资为例说明斗争的严峻局面。据2007年09月01日 00:26 华夏时报报道，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潸然泪下，为的是中国的金融资产卖得太便宜。在一轮疯狂之中，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们在中国金融股身上享受着暴利。据一项市场统计，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狂赚了7500亿，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一年从中国的银行身上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张宏良在作《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的调查统计时，为这种巨额财富的流失忍不住流泪。我们不禁要问，在我国外汇盈余成患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贱卖国营企业，为外国资本家输血？是不是有汉奸在里应外合？其中是不是有腐败？有关部门该不该认真查一查？漆雕开在2007年7月15日文章中说：“美国对中国的资本自由化已经开始很久了，中国的金融业在不断的开放，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也在寻找并塑造着潜在的美国人，这些未来的美国人会帮助美国实现帝国分而治之的构想，美国也会成为继英国之后一个名副其实的单极霸权全球帝国。而这一进程的完成，则意味着中国则会结束他的崛起和复兴的道路，又被送回到了共和国建国前的起点，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将只是一个精英和民众的悲剧性轮回，人民继续沉沦，精英则变成美国人。”难道不让我们吓出一身冷汗吗？难道我们还需要去反复论证列宁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吗？

    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无处不在无时没有的。社会主义必须在各个国家、各个方面捕捉资本主义的吸血的血管，斩断掠夺超额剩余价值的魔爪，逼迫资产阶级只能压榨本国工人，那时资本主义的末日就无可避免地到来了。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有生命力，部分原因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及时识别资本主义的手法变化和和平演变的策略。现在的资本主义，不仅使用传统的手段继续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继续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超额利润”，继续对别国进行政治干涉和经济侵略，继续利用收买贿赂等手段在贸易交往中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且用和平演变的新策略腐蚀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企图把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果然得逞了，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它们以前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法都未能成功的，可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它们轻松地达到了目的。

    为在与资本主义斗争中战而胜之，第一、社会主义要完善自身，不被资本主义颠覆，不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同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消灭阶级的条件；第二、社会主义要和第三世界被压迫被剥削国家友好互助，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壮大，阻止资本主义从第三世界掠夺超额剩余价值；第三、要在反对单极世界、反对战争和维护地球环境等方面团结超级大国内部和第二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力量（如反战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慈善组织、宗教组织等），同时打好与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贸易战争，防止资产阶级得到超额剩余价值；第四、全世界资产阶级是分裂的，全世界无产阶级是团结的，因此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内两极分化的现实，教育各国无产阶级起来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反对战争，反对单边主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污染地球，反对星球大战计划……

    当今时代无产阶级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 !

第十五章 改革开放简单回顾和邓小平的功绩

    由于正反馈系统的弊端，歌颂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的文章汗牛充栋，因此我不想多加笔墨。正确的不说跑不掉，错误的不说改不了。其实，改革的成绩远没有报刊吹嘘的那么大。“……经过24年，中国与韩国的差距扩大了，而且程度相当高。”（《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5期，第58页）与资本主义的印度对比更能说明问题，2006年9月26日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公布《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行由2005年的48位下降至54位，落后于印度11位。毫无疑问，现在最急迫最重要的不是吹嘘改革成就，而是研究改革开放的弊端并加以改善，否则苏东历史将在我国重演。

    改革的原则性论述我已在第十二章中给出了。改革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改革是列宁实施的非常正确非常理性的改革，这种政策后来被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第二种改革是苏东的资本主义改革路线，已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戈尔巴乔夫客观上是国际资产阶级利益的代理人，所以才能在1990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苏联就灭亡了）。可是因为他背叛了苏联人民，所以1996年他竞选俄罗斯总统的得票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五九（《戈尔巴乔夫之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译者序，第1页）。第三种改革是我国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走往那儿不知道。第三种情况是不能长久的，或者向左走向社会主义，或者向右走向资本主义，其他的社会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存在。现在有很多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贩卖机会主义谬论，妄图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其用意都是麻痹无产阶级，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对他们的阴谋决不可掉以轻心。

    1 改革开放的严重失误

    首先，我们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改革是怎么回事。这可能和《唯一标准》文章的负作用有关，也可能与邓小平的不重视理论的习惯有关。据说邓小平爱打牌，如果是真的，倒是可以说明问题。爱打牌和爱读书在时间上是根本对立的，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打牌可以联络感情，但是不可能打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摸着石头过河”的口号说明不知道该改什么、怎么改。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他并没有关于改革的详细计划”，“很多问题没有想到”（《苏联兴亡史纲》，第620页）。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早在1921年，列宁已清楚地论证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改革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列宁式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改革呢？“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19页）为什么改革对无产阶级有好处呢？“国家资本主义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即使我们付出的代价比现在还大，为了‘领教’是值得破费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混乱状态、经济破坏和松弛现象是无比重要的，因为继续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最大的、最严重的、绝对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的危险，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安排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而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07，508页）由于我们不重视理论，对改革如此有利的论述我们都不引用，只好用“解放思想”，“不争论”来对付反对派。如果头脑清楚，应该把“改革”表述为“改善”，因为后者更科学。“改善”含义是基本肯定，改得更好。社会主义有弊端，需要改好。而“改革”的含义则是“改”和“革”，无明显的“基本肯定”之意。这也许可以说明，我们对78年以前的经济制度完全否定的原因。我们改得太多，可改好的却不多，甚至把好的东西都改掉了。“开放”的口号也有同样的问题。“开”和“放”的含义是打开大门，让别人进来。于是，好的坏的，先进的落后的甚至腐朽的统统堂而皇之地进来了；于是我国成为洋垃圾的集散地，洋骗子的发财地，洋污染的倾倒地，淘汰工业的转移地，腐朽思想的泛滥地。

    其次，我们对改革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势力的增强不加说明，其结果是有意无意地蒙住了无产阶级的眼睛。为什么改革后经济大发展，而思想大倒退？原因是资本主义必须要依靠资产阶级思想来支撑，“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极端个人主义使社会变成了人人厌恶的魔鬼的世界。

    第三、我们没有说明改革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是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改变而不是斗争的熄灭。于是在“大家发财”声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无产阶级被解除武装；干部被糖衣炮弹击中；“学费”交了一次又一次永远也交不完。

    第四、我们没有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会尖锐化。如果我们不自觉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会远离我们，并将一切不满对着党和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外部敌人打不垮的苏东共产党，风一吹就倒的根本原因。共产党是靠人民起家的，胜利后忘记了人民。改革保护了资产阶级，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使人民愤怒。共产党自掘坟墓，倒台是必然的。

    第五、我们没有看到资产阶级要想获得“超额利润”，必然要腐蚀手中握有公权力的人。

我们没有告戒共产党员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于是在歌舞升平气氛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前“腐”后继。几十年积聚的国有资产大量地、迅速地变成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囊中之物。急剧膨胀的新资产阶级的骄奢淫逸生活使贫苦老百姓的日子更加无法忍受。

    第六、我们没有看到，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无产阶级国内最主要的敌人。我们把毛泽东同志的心血----继续革命理论当作洗澡水倒掉了。不认识到腐败的实质，是难以战胜腐败的。

    第七、我们不善于用辩证法看问题，我们不知道要研究现行政策的弊端，使矛盾日益激化。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式社会主义变成了中国式资本主义，而且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今天，什么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中国没有呢？如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今天的中国，“民众的贫困，在卑鄙无耻的骄奢淫逸的景象对照下，显得格外刺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4页）

    第八、我们没有把防止两极分化作为重要任务，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分水岭之一。据国际组织统计：中国的医疗排名为世界倒数第四，教育投入比重为世界倒数第二，工资占GDP比重竟然是世界倒数第一，而这些正是影响劳动人民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另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在中国大陆，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这是多么危险的状态啊 ! 联合早报网不久前也报道说：“亚洲开发银行（ADB）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中国贫富差距增加的幅度超过了除尼泊尔外的所有亚洲国家。”中国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会掉下来的，切莫掉以轻心。

    当然上述问题与我们的制度不完善有关，不能全怪共产党的领袖。这种不完善，曾经导致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它也正在导致改革开放的失败。如果改革真的失败了，邓小平将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成为我国革命的罪人，而这是邓小平决不愿意看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将万劫不复，无可挽救。苏东的前车之鉴，无产阶级决不能忘记。

    2 胡耀邦同志的浮沉

    胡耀邦同志是个很有事业心的老革命。在反对华国锋的斗争中，胡耀邦替邓小平打冲锋，立下了头功。于是论功行赏，胡耀邦当上了总书记。

    作为男子汉，胡耀邦当然想开辟自己的新纪元。他既能说，又能写；既年轻，又是老干部；既有能力，又有干劲；是具有做一番事业的条件的。可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一山不能有二虎。于是胡耀邦、邓小平开始了权力斗争。邓小平在资历上、能力上、实力上和谋略上比胡耀邦要略胜一筹。胡耀邦唯一的优势是年龄，比邓小平小11岁。这次权力斗争的结果大家都已知道，邓小平取得了胜利。

    1986年中国的腐败日益严重（是胡的责任大，还是邓的责任大，尚无资料，不能评论），于是发生了学生闹事。并未听说胡耀邦有什么腐败行为，可是邓小平以处置不力为由结束了胡邓斗争。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约见胡、赵、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严厉批评中央处置不力，要求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于是在87年1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上检讨说，违反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有失误，请求辞职。赵紫阳接替。胡耀邦当接班人共5年7个月差11天。

    对邓小平、胡耀邦斗争谁是谁非，因缺乏资料我不妄加评论。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学生闹事解决了对中国总是好事。

    3 赵紫阳的浮沉

    赵紫阳是邓小平看中的。我故意不在他名字后加“同志”二字，因为他的言行说明他不是真共产党人。

    搞改革的领导人有三种。一种是列宁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把改革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另一种是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到赵紫阳，他们骨子里迷信资本主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修正主义者。社会主义就败坏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是共产党的叛徒，社会主义的叛徒，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第三种是思想糊涂分子，他们不知道自己行动的后果，他们“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出现危机了，他们就挥起四项基本原则利器和反腐败红旗；平安了，利器和红旗就收起来了。邓小平就是第三种人。

    赵紫阳87年1月6日接替胡耀邦任总书记，成为接班人。在87年的十三大上兼军委第一副主席。据邓小平自己说，十三大他想辞去军委主席职务（也就是说，他想让赵当）未果。假如在十三大上，赵紫阳当军委主席，那么89年谁有权派军队到天安门呢？江泽民还能扭转乾坤，使中国转危为安吗？也许，中国会先于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不过，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是不得人心，不会长久的。

    十三大在改革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第一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级阶段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生产力标准”等。上述这些，全是谬论。“初级阶段”我已在第二章批驳过了。现在批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生产力标准”

    A “生产力标准”

    邓小平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4页）听到这话，马屁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上说，“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当代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最新特点的高度科学概括。”（《邓小平理论精髓》，庞元正，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为了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邓小平在“生产力”前面加了个“第一”。这完全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的败笔。马克思主义是极其严谨的，不到炉火纯青，是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是生产力？就是人加物。物就是除了人以外的一切客观的与人在生产中发生关系的东西，如工具，对象，科学技术手段等等。物是生产力水平的客观标准，人是生产力的最积极因素。马克思主义者尤其重视人的因素，所以马克思说：“……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07页），马克思还强调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194页）毛泽东同志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依靠谁？难道不是依靠人吗？如果说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理论功底差是因为他戎马倥偬太忙，情有可原，那么“理论家们”的胡说，则在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丢尽中国人的脸了。政治家不等于理论家，有权力不等于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导师。

    B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貌似有理，一般说说也可以。但是作为党的口号，就有毛病了，而且，毛病比“两个凡是”要严重得多。经济建设无疑是一刻也不能忘记的，但是“……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42页）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不是证明了列宁论点是非常正确的吗？如果非要说中心的话，那就是“以老百姓为中心（以民为本）”，不能有别的什么“中心”。一个污染大户，从经济建设来看，可能因产值高而不关闭，但是从以人为本来看，就必须关闭。两个口号，两种结果，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以民为本”同时也反对“左”倾路线，因为不大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怎能算“以民为本”呢？苏联一直非常重视经济建设。例如，1959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说：“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记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08页）。苏联每年都抓经济，搞改革，甚至把共产党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可最后结果是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列宁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同上书，第441页）两个基本点更是折衷主义的堆砌。“‘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49页）最正确的说法是“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既没有折衷主义，又不忽视生产。可惜，我们把它扔进了垃圾堆。

    由于否定了继续革命理论，党内权力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肆意妄为，群众又一次掀起反对腐败的高潮。以赵紫阳为首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利用香港传媒倒邓小平，挺赵紫阳；美国反华势力与国内反邓势力遥相呼应；党内外相勾结，上下层相配合，国内外相呼应，这一切使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的突然去世变成了导火线，局势越发不可收拾。奉命戒严的部队因群众阻拦而难以进城，一千多辆军车被毁，六千多名战士受伤，数十人死亡。不仅北京，根据统计，全国有84个城市，600余所高校，280万人次参加了游行（转引自《五十天的回顾与反思》，1989年8月，高等教育出版社，第66，67，102，103页）。事实说明，改革的错误路线，使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威望降到历史最低点，中国面临空前的（我希望也是绝后的）严峻考验。危急关头，江泽民同志被火速调往北京。

    6月23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撤消赵紫阳的一切职务，江泽民任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接班人当了共2年5个月。赵紫阳的下台使中国暂时避免了资本主义复辟，但是改革的弊端等深层次问题因邓小平仍未得到触及。

    4 江泽民同志时期

    江泽民同志受命于危难之时，通过一系列反腐败措施，使局势转危为安，为防止共产党翻船立下了大功。

    江泽民同志83年才当部长，在中央没有一点根基。我说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站住脚需要有大智慧或者大实力。江泽民同志显然没有大实力，当然，他帮邓小平解围，邓小平自然要扶一把。但是，不可能长期依靠一个老人，自己还得在舞台上表现出大智慧才行。上台后，江泽民同志分析了形势，认识到：最关键的是要把对改革中弊端不满的群众和一小撮反对共产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区分开，这就要求必须迅速向老百姓证明，党是坚决反对腐败的。只要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对党的信任，就不怕一小撮反动势力。这种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拿出惩治腐败的实际行动来。随后决定要做七件事，如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等。新面孔，新行动，群众谅解了党，国内外敌对势力也就无计可施，只好偃旗息鼓了。

    江泽民同志从上台到2004年9月19日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共在位15年又三个月。比邓小平掌权时间加起来还要长。

    中国第一次因特殊状态而出现了没有根基仅靠智慧能长期站住脚的领袖。江泽民同志上台时，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在国内，党的威信处于最低点；在国际，对中国的制裁达到顶峰。普遍认为江泽民同志难以长久。然而到江泽民同志自动退休时，中国国际形势与上台时相比不知道好了多少倍。国内虽然深层次问题未被认识，但是路线的弊端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形势比86年和89年危机时好多了。

    江泽民同志自动退休，从表面上看是带头破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是高风亮节。而我认为是错误的决定。为什么？因为我国改革处在理论和实践上极为关键的历史时期。理论苍白；腐败猖獗；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世风日下；问题成堆；环境恶化；思想颓废；老百姓不满相当严重；犯罪率居高不下；水、空气、食品和药品安全这些人的生存最基本的要求不能得到保证；生命和财产安全状况使群众忐忑不安、人心惶惶……面对这些严重问题，共产党员怎能安心退休呢？作为革命者，应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周总理不都是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吗？怎么能把如此重的担子推给尚未站稳脚跟的胡锦涛同志呢？邓小平交权实属迫不得已，他的理论和实践几乎导致翻船。多亏江泽民同志力挽狂澜，使局面转危为安。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并未解决，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仔细研究，不纠正修正主义路线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顺着“邓小平理论”是绝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才能提供正确的方向。在迫切需要动大手术的时候，在位时间太短的胡锦涛同志恐怕难以胜任。

    江泽民同志的成功证明非老革命不能掌权的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无产阶级必须解决权力生成机制问题了。

    5 邓小平的主要功绩

    现在的理论家把邓小平同志吹到了天上，这是不能长久的。实事求是地说，邓小平是实干家，不是理论家。适当的时候我将分析改革的路线斗争、具体做法和“邓小平理论”。沙雕虽然漂亮，但终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不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中国就不能前进；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就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完善；历史就还会经受不应有的挫折。这里先谈一下邓小平的主要功绩。

    A 纠正“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功不可没

    虽然我批驳了认为毛泽东同志57年以后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谬论，但是建国以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实存在，危害也相当大。“左”倾机会主义者常常把不可能的或虽然可能但不到火候，实施后反而有害的事情加以实施，结果犹如揠苗助长，反而使革命遭受挫折。例如“十五年赶上英国”和大炼钢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文革中的否定17年的成果，“打倒一切”，“文攻武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也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其结果反而是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抬头。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只要革命或革命可以冲击一切的看法都是“左”倾思想。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是对“左”的否定。搞改革以来，经济搞活了，生产发展了，赚钱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物资丰富了，生产率提高了，法制化进程加快了。但是在解放思想的口号下，不仅破除了“左”的错误，而且连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也都被某些人破除了。改革开放否定建国以来30年的成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邓小平从来不“左”，常常不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四个坚持、政治思想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毛泽东同志说他，“从来不提这个纲”，最后差一点因此成为中国历史的罪人。尽管如此，从对“左”的批判来说，邓小平同志是有功的。

    B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很正确

    邓小平最早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很有远见的。随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传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做法，人们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很自然地产生了怀疑。这就意味着要重新书写现代史，共产党执政也就没有了合法依据。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开性”的口号下，公开否定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直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从政治上最早预见到这个问题，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避免了中国又出现动荡。但是，从思想深处来看，他是很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这就是89年危机后他反省说：“……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的内在原因。不过，比起连说都不说的更右的人，邓小平是正确的。

    C 对社会主义的两个主要特征定义准确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8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基本的是坚持公有制。公有制不占主体，就要向资本家乞讨，就必然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共产党领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

    两极分化的特征无须多说，忘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就根本不是共产党人。邓小平为利用改革，复辟资本主义设置了风火墙，这是他的一大功绩。

    D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有功劳

    邓小平身边右派很多，他们有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而对党怀恨在心的老干部，有的是因种种原因仇恨共产党的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从思想上迷信资本主义的假共产党员。当共产党上层否定文化大革命时，他们欣喜若狂。他们乘机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共产党。邓小平经过反修论战，知道苏联否定斯大林是什么后果。所以他强调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重要性。但是，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很不完整、很不准确、很不全面的。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他一点认识不到。不过，比起更右的人，邓小平还是正确的。他维护毛泽东，对国家的稳定起了很好的作用。要知道，毛泽东是党的缔造者、军队的缔造者、国家的缔造者，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老祖宗，权力就没有合法性，就会永世不得安宁。

    E 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做得对

    由于改革中存在着一条否定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造成了大量的丑恶现象，进而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资产阶级自由派想利用这种不满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如果对资产阶级自由派听之任之，则共产党将被推翻，国家将动荡不安。邓小平坚定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国家稳定做得很正确。怪罪并撤换胡耀邦是否有理，因资料不够不作评论，但是使局面稳定下来是十分好的。

    F 89年反对动乱虽然晚了点，没有翻船还是应该肯定的

    89年事件的实质与86年是一样的，不过危险程度更高。与86年的事情一样，之所以危险都是因为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群众的严重不满。想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敌人始终存在（实践也证明不是阶级斗争熄灭了，只抓生产就行了），一旦老百姓很不满就危险了。前面说过，如果不是中国有优良传统，89年共产党政权非垮台不可。赵紫阳是邓小平一手提拔的接班人，是从农村分田单干改革开始以来一贯执行邓小平路线的大将，为什么会支持资产阶级夺取政权？难道不值得邓小平反省吗？邓小平为什么对赵紫阳如此懦弱，迟迟下不了手，以至于越闹越大？其实赵紫阳的下台，正说明了邓小平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完全失败了。尽管如此，最后选择江泽民同志来收拾残局还是十分正确的。这应该是邓小平的一个功绩。

    G为江泽民同志送一程是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

    最高领导人位置的争夺从古至今，从来都是刀光剑影。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没有势力，巩固权力也需要有时间，邓小平的明确坚定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尽管如此，作为共产党员的江泽民也不应因知遇之恩而维护邓小平的路线错误，因为党、国家、人民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H以“一国两制”方法解决香港澳门问题，邓小平做得完全正确

    撒切尔夫人在英国阿根廷战争中获胜后，挟余威迅速与我国谈判香港问题，企图得到好的地位。邓小平毕竟是打仗出身，根本不怕她。于是大英帝国只好乖乖地把香港交还我国。“一国两制”是完全正确的方针，既不“左”，又不右，对我国的发展和与世界接轨很有利。

    邓小平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3页）我不认为他的话言不由衷，因为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今天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家垄断了舆论阵地，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邓小平搞改革是想让中国发展得快些，他若看到今天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一定会气得浑身发抖的。不言而喻，单从经济发展来看，改革还是有成绩的。但是生产力不单是生产率，人是最主要的。如果无私奉献的思想得不到弘扬，个人主义思想大肆泛滥，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掌权，共产党垮台，历史大倒退，民族大分裂，人民大遭殃。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主义大旗，既要在社会上允许资本主义守法地发展，在竞争中锻炼并壮大国有企业；又要在共产党内部坚持优良传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党内资产阶级，防止共产党蜕化变质。邓小平没有注意到这后一点，这是令人遗憾的。改革是新形势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认识不到这一点正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标志。

    关于改革和邓小平理论将在适当的时候再奉献给大家。

    最后用两段马克思的话表达我的心声。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我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5页）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页）我认为如果我们高举毛泽东主义红旗，资本主义的兔子尾巴一定长不了。中国应当对人类进步作出较大贡献。

    退休教师 王奇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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