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铁生的“许三多的循环论证”看今天中国的经济学
田忠国
很久不见史铁生先生的美文了，今天上网打开“”，机缘凑巧，竟然与史先生的美文不期而遇。在史先生的文章中，他依然淡定的微笑着说人类与生俱来的悖论和突围（从悖论的围困中突围，出来），这不由让我想起中国的两位经济学泰斗：吴敬链和厉以宁先生在“人民网”上的对话。
两位先生是为中国改革找成功的根据的，其实，我个人以为中国的改革成绩巨大，但因为问题多多，离成功还十分遥远。试想，如果改革成功了，下一步还需要做改革的事么？当然不需要了，再进一步说，此时应该做其它事了，而不是回过头来再改革，但是，中国现在需要努力的，恰恰是继续改革，这就说明中国的改革还不是十分成功。按照吴、厉先生的思路，对改革的结论也只能如此。但两位先生的共同点是：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我根据他们谈话的内容揣摸，二位先生所谓的成功，应该说是成就，而不---是----成功！细想想，成就与成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成就说的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取得的成绩，是一种感觉中的量化标准（当然也有数据上的量化标准，不过，中国数据上的量化标准是很可疑的，比如，一说收入就说平均，一说GDP就说总量而不说人均），而成功的概念是：经济改革形成了完整的发展模式，而这个发展模式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机制动力。
现在看，中国的改革其实是一个权力资本化的过程，而并非实质意义上的自由经济。我在“未被记载的历史：说唱艺术与乡村秩序”一文谈了本质意义上自由经济早就消失，韩德强先生更在他“企业中的自由主义和神性”一文论述得十分详细。我需要补充的是，现在的所谓自由经济，不过是资本权力与资本权力的比拼，并非是本质意义上的自由经济。但正因为现在的自由经济其本质是资本权力的比拼，经济的自由其实早就消失在不平等的资本权力的比拼过程中。强大的资本势力尚且如此，身无资本的普通民众只得在这种“自由经济体制”下任资本宰割。
在我的阅读视野下，其它国家，所谓的资本成熟国家，国家政权努力的方向恰恰与中国努力的方向在制度上相反（我说的是过去，不是现在）。其它国家为了限止资本权力的横行与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一个是采取了制度性的限止资本权力的任意扩张，二是赋予民众更多的自由权利，行使同资本权力的对抗权，或者叫制衡权，使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维持在相对合理的区间，或许，正因为“制度、公民个体权利、资本权益”的平等并行，才化解了一场场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与冲突，使之社会和谐。
但是，中国的改革却是把民众的权利关在笼子里，一任资本权力和公权私化在中国大地上疯了似的狂欢，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的加深，也就成了社会发展的必然。由此可见，从权力资本化和财富的增量上来说，改革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远不是成功，如果这种创造财富的模式“发扬光大”下去，其结果只会把共和国推进万丈不复的深渊。
经济学家们最好不要把中国的改革拴在笼子里，手抱茶壶慢慢欣赏改革悖论的舞蹈，而应该把改革问题放到全国人民的眼前，让其审视，并提出自己的改革观点。当然，这样说经济学家一定不高兴，因为和人民大众一起一是失了身份，二是降低了泰斗的水平。试想，如果老百姓都成了经济学泰斗了，泰斗的独立董事还那么值钱么？
史先生在“许三多的循环论证”一文中，论证的是许三多追求的悖论与如何突围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家，却乐意沉溺于悖论深处快乐的舞蹈，不去反思，不思突围，反对突围，但还自称是中国改革的倡导者、支持者、推动者，却怎么也无法让人信服，因为，他们其实陷入了“口头上的改革派，实际上的反改革派”，真正的经济学大师是见错就改，有错必改的，而不是死抱着错误拧着脖子说正确。美国的科学泰斗霍金，在他的人生旅程中一方面诉说他非凡的发现，一方面又在否定或修正自己的发现，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倒是我国的经济学家，在赢得民众的尊重和支持后，硬拿着实践检验是错误的东西当正确，比如说腐败有益论，兽性最佳论等等，拿着不是当理说，在人民群众心中失去原来的地位，也就成了必然。
此种情况，不能不令人深忧之，关怀之，痛思之。
2008年1月1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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