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经济生活确存在着一种“骚动”，一种莫名其妙的骚动。
虽然我们都极力的盼望着一种“稳定”，也都有一种先喘口气的愿望，但在万物复苏的大地上，似乎谁都不愿再“休养生息”，确确实实地都要“争相斗艳”了。如不是的话，就枉此一生一世了，就枉此英明留世的机会了。所以，各流派、各方斗士们“风风火火”的演绎着一场似乎都能预见结果的大戏。虽然说，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演的是什么戏，唱的是什么歌。
“风派”我们大多知道骑墙、跟风、不倒翁等等类似的“定义”，讥讽那些毫无思想、毫无主见、意志不坚定者，谓之“跟屁虫”。可当下这也与时俱进，从不愿显鼻子显水，到摇身一变，肩扛大旗，似乎谓之正义显灵，推出新招奇义，改形而上变形而下，实则夹带私货之嫌疑，毫无真功实功之真意，绝为画蛇添足。这与我们印象中的“跟风”中的现象与人物相距甚远，不可同工异曲。他们更具隐蔽，更具诡秘。
我们没必要揣测另类人士的初衷与意向，但历史上看，我们不得不对这样的人物刮目相看的。因为他们多是“万岁”喊得最响亮、跪拜最虔诚而下手更粗野、更蛮横的。当然我们还是要排除那些仅仅是为了出出风头、为了获取蝇头小利而沽名钓誉者。
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多少次的“思想解放”，有成功的范例，也有沉痛的教训。这既有思想理论的正确与否问题，也有行动上正与偏的问题。但似乎党总是能够寻求到正确的道路。这也是成就党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的原因吧。
经历了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同时“改革开放”走进第30年后的今天，面对问题颇多的社会，我们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怎样的“思索”问题的缘由是什么，倒是实实在在的拷问起我们的“思想”是否够解放，思想解放是否够彻底来，有理论界人士捣腾起新的词汇来，那就是思想解放的词眼中加个“大”字，以突出有别于那个“思想解放”。如果说，我们以往的思想解放在“姓资姓社”上有所突破禁锢的话，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实实在在地看到某方人士就思想解放到底“大”在那里有个清楚的解释，明晰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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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一味的在“强势”与“弱势”上做文章，政府也罢，民众也罢，社会也罢，群体也罢，似乎只有这样贴上标签，才能证明正义与邪恶、道义与法律之间的较量，从不追究形成“强与弱”的原因与过程，从不追讨演变到今天的得与失，这似乎是个禁戒，这似乎是个不能触碰的“天条”。当遇到“政令不通、执行不力”的时候，我们在“强和弱”上做文章，这本来就有本末倒置的嫌疑，更是爹地的“娘娘腔”。
如果我们把时空倒回30年前，在今天看来最大的进步就是“法治社会”的逐步建立，这也是当今社会最需要、最文明的体现，这是社会进步的价值取向所在。如果说当今在执法、依法、执行制度上出现问题的话，我们是否应该在自己确立的各项法律、制度上是否平等、是否公平公正上下功夫解决好、处理好，而不是失去信心，更不是失去耐心，进而“举起大棒”，以人治代替法治，以个性取代规章，进而鼓噪社会舆论的导向，失去社会的基本平衡。这些危险的举措将极大地伤害社会、伤害大多数逐渐趋于理性、趋于成熟的社会共识，进而把自己赶进死胡同。
我们社会确实需要“敢想敢干”的人物出现，也盼望着符合当今社会进步的思想的“横空出世”，这无疑给我们的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新的生机。但经过了近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我们要看到的是，伟大的人物与伟大的思想是伴着时代的步伐、时代的要求所应运而生的，是需要千千万万的革新者付出无比的努力、无私无畏的精神所成就的，而不是一味的“标新立异”，用现代工业技术手段“制造”出来的。如不是的话，他或它们所“制作”出来的“剧本”对社会是个悲剧，绝不是“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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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时期很多“骚动”的原因，用一个较恰当的比喻类于祖国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失衡”而导致的上火，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也确实是很多“失衡”所导致的，理论界的“上火”是缘于找不到“放之四海”的理论体系，一些部门或地方的领导同志的“上火”，是缘于多少年来上上下下逐渐失去的管控力，社会的“上火”是越积越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所有这些的处方我看只有一个：调养气血，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待矫正“阴阳失衡”，那“火”自然消失也。
党现在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最大的贡献就是认识到发展要依靠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如果我们现在对待诸多问题科学的对待、科学的把握也许很多的“火”就不会应时而生。
浮躁、轻狂是这个社会的标志吗？不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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