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中评判自由——驳长平《我不是你们的敌人》
李宪源
"南方报系"主将长平在《我不是你们的敌人》之最新辩护文章中，重申"言论自由天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比谣言更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之说法，并强调：在"这三个判断中，前面两个我想小孩子都能够理解，也都在践行。容易误解的是后面一个判断，为什么说对言论自由的剥夺比造谣更可怕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言论自由，谣言就不容易被揭穿。比如这次西藏事件，如果不让网民说话，我们能够知道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吗？"
而在现实生活中，恰恰是对所谓"说错话的自由"之判断，在抽象概念层次上，或许不难理解，但一放到实际语境，一触及具体行为和实际对象时，则不仅《北京晚报》的批评者无法理解，长平之辈所蔑视、所愤慨的成千上万爱国"愤青们"无法理解，年纪可能要比长平长一辈的本人，也确实无法理解。
除非，长平能够紧密结合《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大作中的金玉良言，针对《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文章批驳之言涉及的具体语境，紧扣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激起海内外网民们同仇敌忾的造谣歪曲不争事实，合情合理反证：你所主张的"可以说错话的自由"，确实不包括西方媒体歪曲事实误导公众的"自由"，而只是支持中国网民奋起反击西方媒体造假时"说错话的自由"；但这需要确凿无误地摆出相关言论证据来。如果转弯抹角，反把西方媒体公然造假，把那些打、砸、抢的"藏独"暴徒称之为"和平示威"，把政府的执法行为称为暴力镇压，归结为并"无大错"的行为，或者即使错了，根源"错在中国新闻不自由"，就说不通了。因为众所周知，即使在新闻"高度自由"的西方，媒体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海外华人反"藏独"活动，就从未作过客观真实全面的报道。足见，中国新闻不自由，绝对不能构成西方可以任意歪曲造谣的理由！
长平自我辩护文章的另一大缺陷，是并没有回应激起广大批评者强烈义愤的另一个重点。大作说："如果我们以民族主义为武器来反抗西方，那么怎样说服少数民族放弃民族主义，加入到主流的国家建设中来呢？"请问，中国人民用于反抗西方强权蛮横干涉中国内政的"民族主义"，跟少数"藏独"分子用于破坏国家民族统一的狭隘民族主义，难道是一回事吗？如果长平真不是中华民族的敌人，理应在《我不是你们的敌人》一文中，把这个关键问题说清楚么。
《北京晚报》根据长平鼓吹"言论自由天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之具体指向和涉及对象，一针见血指出，这其实就是鼓吹"允许造谣的自由"。对此，一些惯为强词夺理的长平辩护者们，剥离争论所涉具体事实，一口咬定"说错话的自由"跟"造谣歪曲的自由"，绝对毫不相干。其实，即使纯粹从逻辑层次抽象推理，"错"是大概念，"无意之错"和"有意犯错"则是两个子概念；"造谣歪曲"则无疑属于"有意犯错"的概念范围。在现实生活中，常用"说错话"来逃避造假动机和责任者，大有人在。因此无论从逻辑分析，还是从社会实际情况看，怎么能推出"允许说错话的自由"与"允许造谣的自由"截然无关之结论来？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确实可能完全无关。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两者却自有斩不断、逃不掉的高度关联。这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就西方主流媒体和南方报系发动的舆论攻势看，从当年伪造科索沃"万人坑"，到美国侵占伊拉克理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最近西藏问题……等，鼓吹允许这同一类"行为主体"经常性地具有"说错话的自由"，其实际涵义，必然就是要求允许西方媒体及其国内鹦鹉，可以在中国境内长驱直入、为所欲为从事造谣惑众误导舆论的自由！
对照事实，回顾历史，离开了相关事实分析和历史考证，单从字面涵义，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引申和词义辩解，就成了拙劣的文字游戏。中国人民在近两百年惨痛历史和严酷事实教育下，早就学会透过诱人动听字面涵义，去识破特定利益代言人真实目动机的本领。羽毛鲜艳斑斓的鹦鹉，纵可练就一口好嗓音，但有好嗓音，并不见得就有好效果；特别是在国人对鹦鹉主人产生强烈反感的时候，尤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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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政治》简介，乃是我11年前为《光明日报》系某刊撰写的文章，在当时中国是一种相当孤寂之音。后读到汪晖分析远为系统完整深入之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态与现代性问题》，一下就有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请大家对照中国现状，当初拙文所担心的，是否有不幸而言中之感觉呢？——达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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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哈里森谈发展中国家"全盘西化"问题－－《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政治》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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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以及环境保护方面，保罗.哈里森(Paul Harrison)是西方读者所熟悉的一位英国评论作家。他于1993年著作出版的《第三次革命－－环境，人口和世界生存》(The Third Revolution－－nvironment Population and Sustainable World)对于推动世界范围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联合国为了表彰他在世界性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和环境保护领域所作出的研究贡献，曾授予他"联合国地球环境500大奖"的殊荣。哈里森所著的《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政治》(Inside the Third World Politics)，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是对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所作出的经典性权威性论述。该书自从1979年首次出版发行后至1993年，连续重新印刷发行了五次，并随世界形势的变化前后修改了三版。该书对造成第三世界大规模贫穷，社会紧张，政治动荡的根源，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揭示与分析。哈里森在对困扰和阻碍第三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地理气候环境，殖民主义经济所留下的历史包袱，耕地资源短缺，人口爆炸和城市膨胀，文盲，疾病和营养不良等大量事实情况进行剖析的过程中，展示了一幅幅数十亿亚非拉地区人民在饥饿贫困中苦苦挣扎的悲惨图景。
在哈里森这一具有广泛世界性影响的著作中，对中国读者最有启迪和参照意义的部分，也许是他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入侵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所作的评析论述。在该书第一部分："贫穷的根源"中，哈里森用相当大的篇幅讨论这一被不少发展中国家问题研究专家们所忽视或回避的课题。
哈里森指出，当第三世界国家跟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分子告别的时候，在拉丁美洲，接任殖民统治当局的基本上是那些习惯以欧洲方式处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欧洲移民。在亚洲和非洲，当政者往往是那些当初由殖民当局以系统化西方教育培养训练出来的精英阶层。哈里森引用一位印度政治家的话讲："不列颠在印度用英文教育培育创造了一个新的阶级。这一阶级处处与本国广大民众隔离，几乎完全生活在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之中。他们即使在向殖民统治当局抗议是，也总是光把眼睛朝上盯着自己的殖民统治者。"他们用以向殖民统治者提出独立诉求时的根据，也尽是他们在接受西方教育时所学的那些西方政治思想家们的语录名言。就是在取得独立之后，他们一有问题，也总是把眼睛转向自己的前殖民统治者。也许就是这些原因，使得绝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新的统治精英们，极少能够创造出符合本国情况，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第三世界国家新的统治精英中，有好多成员并不属于殖民统治以前的传统性统治阶级。他们取得权力的资本，无非就是因为他们接受过正规的西方现代教育，对西方一整套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有详尽透彻的了解。他们所抱的目标极其简单明确：就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国家完全转变为具有一切西方基本政治经济特征的现代化公民社会。他们先从大城市做起，然后想以此逐步扩展推进，最终覆盖整个国家。按照哈里森的观点，这些精英们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既定的国情条件下和已成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模仿追随西方式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经过好几个世纪的努力，才能使本国大部分人民享受到这一发展成果。而在达到这一境界以前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却必须以剥夺和牺牲本国大多数人民的经济利益，作为前提条件。
亚洲的印度，菲律宾和拉美的巴西，墨西哥等国，以及绝大多数东欧国家迄今为止的情况，似乎都在不断地证实哈里森的观点。而以本人的观点而言，尤其是在前苏联，东欧和越南这类经过较长时期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熏陶过的国家和民族，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中必不可少的资本积累和随之而生的贫穷两极分化，很容易引发随时可能逆转这一发展进程本身的激烈社会动荡，从而使为求效益而牺牲公平的发展模式之下最终达到全民富裕的目标，甚难实现。而如果中国也像独联体和东欧国家那样走"全盘西化"的发展道路，考虑到中国人均占有资源的特别有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强烈的"不患贫，患不均"思想基因，以及中华民族面对数千年"僧多粥少"的严峻现实所形成的以大规模社会暴力周期性修正贫富悬殊状况的习惯性生存机能，在中国走"全盘西化"道路的也许是根本不可行的。
哈里森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退出第三世界国家所留下的真空，并没有给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留下多少自主性条件；相反，却给西方社会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大举入侵和渗透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些国家传统的社会习俗，规范，道德理论与价值标准，则已经或正在消退和失效。由那些政客，官僚和商人所组成的新权力阶级，必须寻求一种为自己所认知的自我定位方式－－他们都一无例外地采用了炫耀西方豪华物质生活的方式。这些精英阶层分子的所作所为，又成为了更多一心向上攀升的其它社会人员的参照群体和模仿标准。只要具备条件或可能，几乎人人都以模仿现代西方奢侈挥霍的生活方式，来抬高自己的生活身份和地位，以牺牲传统的社会职责，义务和价值准则为代价。"这就进一步加快了传统文化价值和社会准则冰消雪融的速度。
按哈里森所作的大量实地调查分析，"如今西方社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文化渗透和扩展，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程度。而西方国家在这方面，还有意识地用各种手段，歧视制裁那些抵制抗拒这一西方化潮流的国家。这种渗透一上来就以不知不觉的方式，直接侵入发展中国家机体的命脉系统，通过那些有权有势的上层阶级，自上而下，从内向外地扩散毒化整个社会。而崇尚时髦所年轻人，则成为传播那些西方化病毒的活跃媒体。青年人接受采用西方式的服饰打扮和生活方式，既是给自己贴上一块与众不同的优越性标志，也可以成为蔑视父母陈腐守旧的一种理由。然而，这种别具一格的'年轻反叛'与他们西方年轻同类的区别在于，他们一经陷入就无复自救。在这方面，学校系统充当了推进西方化的有力工具。好多学校当局迫令学生一律穿上西方式样的校服，灌输特别强调西方都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词汇，在西方思想文化这种潜移默化式地日常影响冲击下，年轻人在眼花缭乱中失去了自己民族的思想根基。"
哈里森接着又从电视媒介，西方商品销售，文化娱乐及旅游四个方面，讨论了第三世界国家中西方化进程的发展势头和蔓延方式。
发展中国家成人所接受的电视传媒信息，使他们在学校所接受的西方化思想影响，又进一步得到强化。在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圭亚那，肯尼亚，哥伦比亚，秘鲁，最大的电视广告公司都为美国人所占有。在印度，墨西哥，阿根廷，五分之三的第一流电视公司属于美国人经营。这些公司都使用典型的西方形式和西方形象，传播其媒介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在上百个国家通行无阻。夏威夷的5-0的电视台用47种语言向世界各地推销其节目。第三世界国家中的电视广告，最常使用的参照对象，也尽是西方社会那些养尊处优，挥霍无度之精英阶层分子的生活写照。就连政府开展的各类宣传运动，也常常采用这种路子。
与西方式的媒介宣传同时到达的，是蜂拥而至的西方商品。可口可乐，花花公子，马丁尼酒，柯达胶卷，哈里摩托。。。。。。消费者们一经购买使用这些西方商品，也就无意中成为了这些商品广告形象中的一部分和义务宣传员，人们也就愈加起劲地向身边的这些生活实例竞相仿效。前福特汽车公司北美经营副总裁威廉姆。波克，在十几年前就预言一个销售同一式样产品的世界统一性市场即将诞生："制造商生产仅有微小差别的同类产品，在全球统一销售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在这十几年中为达到这一目标，国际资本不遗余力地运用现代传媒，来培养全世界消费者单一化的消费兴趣和习惯。如果这些西方产品不适合当地人的口味，不必为此担心－－国际跨国公司和当地的精英阶层会联手合作，为推进这以关键的市场和产品"西方化"进程竭尽全力。
第三世界的"全盘西化"进程，经过西方文化娱乐方面的渗透，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几乎在第三世界国家每一个大城市的影剧院，都有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在上影；其产生的生活效果，和上述电视媒介所起的作用大同小异。在上沃尔特首都瓦加杜古，那些西方恐怖片和灾难片一经在大街两侧的影院里放映，几乎具有立竿见影的成效：没有几天时间，瓦加杜古大街就到处可以看到穿戴西方服饰的职员店员。
西方文化入侵的最后一个重要途径，是西方游客到第三世界国家的休假旅游。西方旅游者飞向地球的东部或南部，带着自己的梦想，去寻找在西方生活方式中失落已久的"奥德赛"式的简朴。然而他们往往大失所望：西方人已经丢失的，好多第三世界国家也已经或正在丢失。西方旅客一心要寻找尚未被现代西方文明污染和毒化的异域净土，可是不幸的是，他们自己身上好象就带这传播西方文明的病菌。他们所到之处，只要这类旅游度假者的人数日众，那些被病菌感染上的当地政府与投资者们，就会和西方跨国公司纠结在一起，一座座完全遵循西方标志和特点的"五星级"豪华宾馆，就会拔地而起，把西方游客仍然牢牢地笼罩在他们意欲逃避的西方文明的大阴影之中。
哈里森认为，面临西方化浪潮排山倒海般的冲击抽打，提出拯救第三世界各国处于气息奄奄或土崩瓦解状况中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并非纯粹是为了照顾某些人的怀旧情绪和心态。就如自然界一部分动物物种的灭绝，会影响破坏整个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一样，人类不同形式文化和社会结构组合的消失，同样也降低了人类社会的丰富性，多样性及其长远发展。席卷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教浪潮，可以被视为一部分人类对西方文化侵略的一种对抗和反弹。但是这场企图全盘保留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运动，却带有某种反动的性质。那种不管精华糟粕一概恢复传统重走老路的做法，并不是使传统文化免遭灭顶之灾的妥善办法。革除扫荡那些传统文化和生活结构中有违正义的不平等因素(例如歧视妇女，人身依附和等级制度等)，乃是任何国家争取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第三世界国家人们必须找出一条能够把社会正义和传统文化价值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发展道路。
哈里森在其带有结论性意义的最后一章中，强调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如果要得到本国大多数人民能够分享发展成果的经济增长，就必须重视生产和财富的重新分配，社会合作，自治和参与以及自力更生的精神。那种把被分割的个体消费者作为主要目标的西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只会诱使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误入歧途。哈里森因此而告诫人们："以大多数贫穷国家的国情条件，采用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将无法达到西方中产阶级所达到的生活水平，少数人则必须以对多数人的剥削和不平等作代价，才能享受到同样的生活水准。。。。。。而目前所选择的西方道路，意味着政府的开支将主要耗费在使少数人受益，使多数人陷入贫困的经济发展目标上。"
哈里森在为1993年重版本所增写的篇章中，承认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连第三世界国家的定义都得重新审定。尽管如此，他在近十年前所揭示的世界性问题依然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的"世界新秩序"，不仅没有使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经济社会困境，得到缓解和改善，反而呈现继续恶化的趋势。
得益归功于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速度。然而，中国政府虽然一再坚定不移重申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哈里森先生所揭示针砭的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众多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和范围中，也给人们似曾相识的感觉。中国怎样在敞开大门的同时，有效地防止飞进苍蝇蚊子来，对这个问题远未求得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对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产生这样那样问题存有思想疑问的读者，我想也许可以从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政治》一书中，得到不无有益的启示和提示。
此文曾以"达未"笔名发表于《博览群书》199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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