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串起的理想
我的童年，是在军营里长大的，那闪闪的红星，那火红鲜艳的领章，像是一颗理想的种子，在我的心中萌发；又像一座引路的灯塔，让我苦苦的追求着……，童年刚一萌发的稚嫩理想让我无法忘记。
理想对每个人来讲是一生的追求。不过，有时想起自己走过的路程，总是感到不是自己在走，而是看着别人在走，留下的虽然是自己的脚印，但是看上去，那一串印记又感到陌生，真难以想象竟是自己留下的。这也难免让自己沉思，也可能是自己的理想太远大了吧，要么它距离自己咋那么遥远，可是仔细的一看，并不是自己的理想远大，而是自己的毅力、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信念太不足了。
正是如此，自己在理想的追求中才是一败涂地，留下的却是好高骛远，一事无成，理想变成了空想，变成了无法再去追求的海市蜃楼。
记得自己在小学刚入少先队的时候，当我站在红旗下，面对少先队的队旗宣誓的时候，我感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就在眼前，从那时起，我也在默默的下决心，这一生要把自己献给这个事业！
这就是儿时的我的最初的理想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我步入文革，我更加坚定了对理想的追求，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变成了日思梦想的事了。
但是怎样才能把理想变为现实呢？在苦思暮想中，我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当一名医生、当一个工程师……，自己在想，爸爸妈妈都是革命军人，我长大一定要接过他们手中的钢枪，像他们一样，当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这样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是无尚光荣的。
由于对当兵的渴望与向往，每天也就陷入一种不解的梦幻之中，也就盼着自己早一天长大。
引子
生活总是让人意想不到，有时的失落，是不能改变的，这越发让人感到命运不是自己的，而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在驱使着。就从外祖父的历史问题说起吧。孩童时，不知道出身对自己的影响，更不知道什么是历史问题。1964年在我上学的时候，隐约的听到同学们说我出身不好，当时自己就纳闷，家中父母都是革命军人，说我出身不好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同学们见我的自信有些不解，因为好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在同学们这种不友好的叫嚣中而自暴自弃，有的因此放弃了学业。看到我依旧还在上学，那些自以为根红苗正的同学就不那么友好，无论是上学还是放学的路上都会以此为话题，在挑动我与他们的争论，而后他们就高呼口号，与我划清界限。但我从不上他们的当，每当听到小伙伴们富有挑逗的话，我就会积极回避，避免冲突。
由于文革时期的唯成分论，再加上同学们的议论，自己从心里感到一种可能，所以在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抵触，一种封闭和一种懊恼的沮丧，从此自己学会了逃避，上学放学尽量回避那些爱搞恶作剧的同学，我的不接触策略着实为自己带来暂时宽慰，但时间一长越发感到孤独，也就不自觉地重新加入到小伙伴中间，自此我学会了许多，学会了不直接冲突，学会了与孩子头的和谐，学会了沉默，但是这一切在我的内心深处埋下了深深的叛逆的烙印。
父亲受清队影响离开部队，被下放到农村，一开始自己认为爸爸妈妈是相应党的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在农村，我真知道了外祖父的历史问题。回到农村的艰苦，使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实现理想的曲折和生活的不平静。
1969年6月我随父母回农村。一家五口人从山东临沂出发，在曲阜乘火车到天津，在天津舅舅处短暂停留，又乘火车在滦县下车，而后改乘汽车在离家乡八里地的胡家坨汽车站下车。
到家啦，伯父赶着牛车到车站接我们，因为第一次回老家，第一次见到伯父与牛车，心情是蛮高兴的，这样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妹妹一会坐在车上，一会跳下车来，一种童年的欢乐不但留在路上一串串的欢乐，也深深地感染着坐在车上的父母和伯父。
姐姐看到我们的嬉闹，也从车上下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一时间这条通往家乡的小路变成了我童年最欢乐的时候了。
初回故乡，一切都很陌生，却没有一丝的羞怯，脚下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给我带来了城里不曾有过的感觉，路坎坷而狭窄，但它两边那一望无际的田野被碧绿的禾苗盖了个结结实实，青一色绿一色，数不尽的玉米高粱，在微风拂过来的时候，田野里泛起了此起彼伏的波浪，犹如涟波荡漾。阵阵泥土芳香和绿的气息，更点缀起故乡清晨那沁人心脾的清新。
啊，故乡的田野太美了！空气多新鲜。走在这条小路上我感到家乡的古老，更感到新奇，这里的一草一木竞使我内心迸发出浓郁的爱恋。我多么想张开双臂扑进这绿色的怀抱，容入这绿的海洋……迎着朝霞，带着对生活的憧憬与期望，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浆，小船儿推开波浪……”的旋律又在我的耳边回响，我放开喉咙，欢乐地唱起来，虽然是自己在唱，却也陶醉在田野的纯朴与美丽之中，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快乐。
田间，耕牛在人的吆喝下，沿着田埂在不紧不慢地拉着犁，劳动的人们唯恐自己落后在你追我赶。听父亲说现在正是大秋作物中耕时节，人们在给庄稼追肥。随着父亲的提示，我不时地把眼光投向那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透过乡亲们的干劲与喜悦，像是看到了秋后的果实与丰收的喜悦。
绿油油的高粱、玉米在随风起伏着，海洋般的波浪，像在欢迎我的到来，也像是告诉我故乡的肥沃与生机。
路在向前弯延地伸展着，这是通向故乡的唯一通道，父亲告诉我，为了故乡人民能过上好日子，革命先烈李大钊就是从这条路走出故乡，走向了为劳苦大众争自由争解放的革命道路。踏着这条留有先烈足迹的小路，我充满着自豪，情不自禁地向远方眺望，我仿佛看到故乡那小小的村庄在这弯延的小路连接下，父老乡亲在沿着烈士的足迹用辛勤的双手描绘着富足的明天，小村庄豁然宽绰了。就在这条小路上让我看到了伟大与平凡的朴实，也使我理解到故乡的伟大不但在于它养育了勤劳勇敢的人民，而且更在于它把伟大与平凡容在了一起，向世人展现出伟大的纯朴、平凡的可贵、理想的伟力！
快到家了，听到伯父告诉我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种紧张，似乎很想停留在回家的路上，因为在这路上，不仅因为田野间自然的美，更因为在这路上让我忘掉了在部队小学受人歧视的不快，说心里话我怕那种压抑的环境。乡间的小路渐渐的宽了，抬头向前望去，一排错错落落的平房出现在眼前，这就是爸爸常说的故乡——大黑坨村。
进村了，错落零乱，又带有脏兮兮的街道令我对农村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到了姑姑家，当脚一踏进姑姑家，一股从没有闻过的潮气加载着阵阵霉气，竟令人喘不上气来。这种霎那间的感觉，也在瞬时被到家的喜悦所代替，加上不时袭来的害羞，感到时间过得是那么的漫长。
记得一踏进姑姑家，并没有感到主人的热烈，只是加重的表兄弟在欢乐的跑进跑出，姑姑仍在炕上坐着，与父亲母亲见面后那暂时的欢笑过后，就开始滔滔不绝的回忆，看得出来，爸爸妈妈是很疲劳的，但他们仍然在听着和姑姑、姑父拉着家常，加上左邻右舍的乡亲们，越发的衬托出姑姑家的热闹了。姑姑依然盘着腿坐着，尽管乡亲们来了一波又一波，她似乎只顾自己在说。
面对前来的乡亲，父亲在告诉我，这个叫大伯、那个叫大叔，应付中我感到了厌烦，这主要是自己不愿与人交流吧。
姑姑却告诉我，要注意和人打招呼，要不人家就讲你不懂人情，这是村里最讲究的。正是在父亲的介绍下，我认识了二姑、六奶，认识了山哥，还有很多的大伯、叔叔和哥哥姐姐们。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没有见到姑姑做饭，姑姑却让我们吃饭。奇怪中，姑姑这才开始下炕，她穿好鞋子，走到柜（农村成放衣物的木柜）前，把柜上一个用笼屉布盖着的盆端下来说“吃饭吧，没什么做的，就是秫米粥。”姑姑说完，表姐把饭桌放在炕上，从柜上端下一个瓷盆放在炕沿上，随后摆上咸菜、碗筷。这是我到农村的的第一顿饭。这是平生以来第一次吃秫米粥，第一口粥放在嘴里，虽然感到不怎么好吃，但是可以吃得下。这顿饭没有炒菜，只是小鱼熬酱，大概是姑姑家昨天做的吧，尝起来因为是第一次，还算过得去，第一顿饭就这样凑合了。
晚饭做的玉米饼子。姑姑揭开锅，用铲子抢下雪白的饼子时，香喷喷的玉米香味，看着确实有些嘴馋。盼到开饭了，拿起一个饼子一口下去，立时感到不好吃，在嘴里反复的咀嚼着，就是咽不下去。看爸爸妈妈，他们吃得挺香；看看姐姐、妹妹，只见妹妹的表情和我一样，反复咽了几次终于咽下去了。看着手里的玉米饼子，我是不想再吃下去了，于是我把饼子咬的那一块掰下来，剩下的毫不犹豫地给了爸爸，稀里糊涂地喝了碗汤，就不吃了。从那以后，我见了玉米饼子就头痛。
其实我对农村不了解，因为过去在部队，粮食是商品粮，每月粗粮很少，一日三餐基本上是细粮，早晨、晚上是馒头稀粥，中午大米饭。可农村就不一样，农闲时一天只吃两顿饭，农忙时三顿饭，除了秫米粥就是玉米饼子，一年只是麦收和过年的时候吃点白面，大米是稀罕东西，那时冀东农村很少见。我们刚到农村，还没到麦收，国家仍供应我们两个月的商品粮，每人每月的大米只有四两，五口人两斤大米刚买回来，就被姑姑“没收了”，姑姑说她家的孩子长这么大没吃过大米，这次就让孩子们尝一尝。这对我这个吃细粮长得的孩子，见到姑姑把大米拿去，心里还是蛮舍不得的。
姑姑属于不会过日子的，父亲一到家，就用转业费帮她还了一百多元的欠帐，这些欠帐多是用来日常消费的，要是会过日子的是不会这样。因为姑姑的不过日子，再加上姑姑的喜欢伸手要，家里的矛盾就多了起来，以至于后来亲戚不像亲戚，邻里不像邻里。
从部队来到农村，一切都是变化，对我来说除了吃饭，还要适应睡觉，因为农村的炕上不但有虱子，也有跳骚，黑天咬起人来叫人难以入睡，特别是跳骚咬上人就是一串红疙瘩，痒得很。
到故乡的第三天，爸爸就让我去上学。村里有一个小学校，老师都是村里的人，因为没有出过太远的地方，他们对生人的到来都是很好奇的，就是年龄大的也是一样。我送转学证的时候，老师们也好奇的东问一句，西问一句，讲到不同用语，他们看来是新鲜的，也就引来一阵阵大笑。从办公室出来了，当我走进教室时，又引来同学们的围观，他们见到我，像是一个山外来客，一个个都是用那好奇的目光盯着我，我有点不解，便问他们，我和你们不一样嘛，听到我的询问，他们一阵短暂的安静，随即又一阵大笑又异口同声地说“你是侉子”。
他们把我真的把我看成了异类，我随即一阵尴尬，离上课还有几分钟，为了摆脱这种窘境，我走出教室，可笑的是我走到哪，这些同学跟我到哪，还不时地学我讲话。看到他们好奇的样子，我越发的新奇。
农村孩子的闭塞也让我感到了家乡的落后，以至于当我看到这些年龄比我大，但鼻子里还流着鼻涕的同学们，心里就暗下决心，长大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上课铃响了，我不知道是如何走进教室的，但是面对家乡这所学校下的决心是让我一辈子也难忘的，以至于在今后与同学相处中，我的沉默与坚定的信念让同学们解读成清高、不合群、看不起人，在他们眼里第一次认识了城里人，也认识到城里来的孩子和他们有着不同的理想。
放学回家了，妈妈告诉我，到农村了，一切都要向农村的孩子一样，要学会做家务，要帮着大人干点活。这样我每当放学的时候就要帮着姑姑家干点什么，记得最初干的活是给猪挑菜，姑姑家养着一头母猪，吃得挺多，那时的农村养猪与现在是不同的。喂猪主要是喂青草之类的植物。有的家养一头，有的家养两头，最多的也不超过三头，这主要因为那时农村经济不发达。
挑菜是要学习的，首先是如何使镰刀，使不好就要割手。刚挑菜时，常常把手割得鲜血直流，那时一点不怕，手割破了，还照样干。其次就是要认识要挑的菜，就是猪能吃的植物。一开始自己不知道，就问表兄，表兄都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
农家的孩子们一放学都要帮着家里做活的，我也在那时体验到农村的艰辛，体验到故乡父老乡亲生活的不易。记得第一次挑菜，跟着表兄到离村庄很远的地里，虽然说是连说带笑的在野地里寻找适合猪吃的野菜，时间一长就没耐心了，有时也不管是不是猪吃的菜，只要是绿的就往篮子里放，当我和表兄回到家里，姑姑看着我篮子里的野菜说“真是城里的孩子，连猪吃的菜都并不认识。”而后姑姑重新挑选着野菜，见到姑姑的仔细劲真有点不明白。
挑菜也有烦的时候，有时放学就想出去玩，但挑菜是天天干的活计，所以只要放学就想早点挑满一篮子野菜，为了应付差事，在挑野菜的时候有意地把野菜轻轻地放到篮子里，这样野菜之间的空隙就大，不一会篮子就满了，也就好交差了。有时还学着作假，用一些小树枝把菜支起来，从外边看是一篮子，从篮子里倒出来就一把菜，那时就不知道野菜没挑够猪是不够吃的，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不懂，用自欺欺人形容当时的做法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就为挑菜作假，没少唉姑姑和妈妈的骂。
挑菜是非常辛苦的，从春天一开始，一直到深秋，在这期间，除了下雨几乎天天要出去的，要么养的猪哇、羊的就没吃的。有的时候雨刚过，就要拿着篮子到地里去挑菜，地理泥泞就沿着渠道割猪羊能吃得草。挑菜要走很长的路，还要到玉米地、高粱地里找，春天的时候苗儿小还好些，等到玉米高粮长高了，再到地里去就不好受了，玉米地一钻一身汗，玉米花落在身上加上身上出的汗又痒，哪滋味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1969年，就是在这一年里改变了我的命运，也就是在这一年里，改变了我们家庭的走向。可以说，到农村是我一生一个最大的转折。
童心串起的理想（二）
晓冬
第一章 大槐树的传说与房子
到农村了，不能像城里那样放学就跑出去玩，一切都要向农村孩子一样，要帮家干一些农活，要挑菜、喂猪、烧火，能帮母亲干点什么就要去干，以便减轻母亲的劳动量。要到了冬季还要到地里拾柴禾，这些不起眼的伙计是农村生活不可缺少的。
农村孩子老实纯朴，他们相互间玩的圈子也是以家庭间的关系确定，如果两家的关系不好，孩子是绝对走不到一起的，这也反衬出农村固有的狭隘。那时农村的孩子很艰苦，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是常见的，即便是新做的衣服在容易破的地方也要事先打上补丁，而且都是在过年的时候穿新衣服。不讲卫生的孩子到处可见，几天不洗脸，手上带皴，黑黑的脖子，流着鼻涕上学的孩童比比皆是。在学校里见到那些孩子，虽然当时我也是一个孩子，就感到一种压抑，压抑得想马上就要逃脱。
大黑坨村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村中间的大道并不笔直，在它两边错落盖着的平房给人以陈旧与久远的感觉，不时出现的四合院，与那简陋的用砖和土坯盖的平房相比，会让人瞬间感受到解放前贫富之间的差距会有多大。简陋的平房大多是家境不好的农民盖的，而那大小不等的四合院则是地主和富农的住宅。1948年解放后，这里进行了土地改革，不但地主富农的地分给了贫下中农，而且地富的住宅也分给了穷苦人，平分后的三间平房，大多住着两户，而那四合院里往往住着十来户贫雇农。有了田地、房屋的贫苦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向贫穷宣战。
大黑坨村在冀东算得上一个比较重视教育的村庄了，解放前好多只能养家糊口的农民也要把孩子送到学堂去认几个字，所以村里不认字的睁眼瞎是屈指可数的。大黑坨村最有名的伟人是李大钊，李大钊的童年就是在村里念的私塾，并从这个从村庄走向世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人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诗章，给这个村庄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的带领下这个村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近一半多的年轻人为新中国解放立下了卓越功勋。
这是一个伟大的村庄，也是一个贫穷的村庄。以致在解放后的二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仍在为温饱努力着。当时村里的房子大多是解放前盖的，村民的居住条件并不好，一家六七口挤在一条炕上是常见的，这恐怕也是中国长期积弱积贫在农村的表现吧。解放后贫下中农分了房子，分了田地，社会安定了，但是人口增长抵消了收入的增长，所以刚解放的二十年真正盖起房的人并不多。
村民住的是平房。有正房、厢房之分，正房是面朝南的，厢房有朝西或朝东的。建房结构是千篇一律，正房中间是过道屋，有南北门，搭有锅台，是做饭、通行的地方；两边的居室，南边靠窗的地方是炕，北面靠墙放衣柜。要是厢房过道屋只有前门，没有后门，其他结构与正房一样。
整个村庄依道而建，排列没有一点规则，村的西头是路两侧建有房屋，到村的东头则成三条街。在村的中间有一棵大槐树，据说这棵大槐树已有五百年的历史了。
说起大槐树还有一段故事，相传这棵大槐树是在康熙年间由山西洪洞移民大迁徙时人们在洪洞大槐树下告别故土时从树上采集的种子，到此地后人们依河而居，在家门前种上槐树籽，槐树籽发芽破土，渐渐地小小的树苗长成了大树，它的主人见它一天一天的长大，到了夏天，在它的树冠下时常积聚着南来北往的人，也积聚着左邻右舍的前来乘凉的人们，就是在这棵树下，人们了解到外界的消息，知道了外边的变化，对于它主人越发的呵护它，即使是在主人家大兴土木的时候，也没有用这棵树。这一晃就是五百年，当年小树前的那条河已经离它有三华里了，在它的周围已是有几百户了，这时的孩子们越发的喜欢它了，一到了夏天，在树下，在树的臂膀上，到处都拥挤着乘凉的人们。听老人们讲，到了解放的时候，大槐树一棵很大的树枝向一支庞大的手臂横过了路中央，人们走路并不影响，牛车马车过的时候就要绕行，特别是装载货物的车很难通过了。当时的村委会就找来木匠师傅，要把这庞大的树臂锯下来。有的村民不同意，说大槐树都五百年了，走路可以绕一下，不应当锯。但是最终同意锯的占了上风，村委会下了决心。但肯锯树的木匠们只有一个。这位木匠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拿着斧头和锯来到树下。据老人们回忆，锯树的那天，清晨是很晴朗的，当木匠带着工具来到树下时，霎那间天气变了，风夹着乌云瞬间压下来，这时前来看热闹的村民在劝木匠“别砍了”，都说这树都五百年了，老祖宗都未动发毫，咱们就别动了，可这木匠就是不听劝说，他把斧子掖在腰间，拿起锯上了树，这时风更大了，天上顷刻间下起老大雨，看热闹的人们急忙避雨去了，风刮着树枝呜呜作响，雨夹着雷电让人感到震撼，木匠在树上也打怵了，还属因为面子，他强在树上挥舞着斧头，斧头落下，一片片木屑落下，也就在他砍的时候一颗炸雷在他头顶的树梢上炸开，他心一慌手中的斧头落下地来。他确实着慌了，但鬼摧差使般的他并没有停下，而是又拿起锯，在那个大枝上无情的锯着，风雨、电闪雷鸣随着他手中的锯在不停地交织着、怒吼着，突然，一声炸雷过后，大槐树身上那随它走过近五百年的臂膀掉在了地下，就在这一瞬间，雨停了，风停了，天晴了，除了路面上的积雨和那躺在地路面上的树枝，让人们感到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
人们相继的来到大槐树下，看着大槐树那被砍下的树枝人们在议论着，在惋惜者。大家没有去理会砍树的木匠，木匠在大家的议论而没有注意自己时下树了，大雨过后，他得浑身湿透了，此时的他感到阵阵寒意，回到家中他倒下了，当他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一只眼睛失明了。从此木匠触怒槐神被降罪的传说让村民深信不疑，这也成了当时的一大新闻。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是木匠也确实是砍了大槐树的树枝后才瞎的一只眼也是事实。
在农村，人们最为关注的是住房了，有房子，就是好人家，孩子找对象就有资本，没房子，特别是家里男孩多的，找对象就难了。
这不，我们刚到农村的时候，平分时分给父亲的一间半厢房让姑姑给占去了，我们到家后姑姑因家里孩子多没有把房子腾出来，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见后，说父母都是参军几十年的老革命，村里应当照顾，就以大队党支部的名义选了一家住房比较宽裕的人家，让我们暂时借住。
从姑姑家搬了出来，又来到一个新的房东家。搬进来爸爸妈妈就嘱咐道“在人家住要懂礼貌，进来出去要打招呼”，从那时起自己开始接触到什么是人情了。但是由于自己天性不愿意说话，有时候是能躲就躲。
轮辈分我和房东叫六爷，老爷子不愿意说话，碰到一起你一句问候老爷子只是点一下头，他老伴六奶就不是这样了，话也多，不是问这就是问那，话虽然多，但并不让人生厌，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这家房东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地到房东家串门了，他们也很欢迎我。
六爷家一共五口人，老两口、儿子、儿媳和一个孙女。六爷的儿子在天津制药厂上班，六爷与儿媳在生产队务农，家境挺不错的。六爷家有三间正房，正房南面的西侧有三间厢房，厢房的南面是猪圈。厢房的门是向东开的，与正房的东屋前边构成一个小院，再向前是一个小园子，里边有六爷家自种的蔬菜，茄子、辣椒、西红柿，夏季的菜这里都有。平时拾掇菜园子是六爷与大妈（六爷的儿媳）的活，六奶在家只管做饭。
那时的农民是很纯朴的，男耕女织，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家家都在遵守着这千百年留下的规矩。虽然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但是人们的传统观念仍是很深的。人们习惯于晚上早点睡觉，即便是当时文革闹得轰轰烈烈，那些村民，感到与己无关还是很早就把孩子圈在家里，赶上炕上去睡觉了。
农村的人们对房子有着独特的喜爱，以致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房子是人们谈论的长话。男孩子找媳妇要谈房子，没房子就找不到媳妇；女孩子出嫁要谈房子，没有房子就不嫁。所以在现在想来姑姑占着爸爸分的房子不让给我们，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毕竟表兄那时已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农村的街道是凌乱的，有的地方堆满了柴草。人们喜欢在自己房子相对的路旁便栽一两棵树，也有的喜欢在自己家门的路旁放一些柴禾，也有的喜欢把自己养的羊放在路旁。要是下起雨来，泥泞的路面就更墨迹了，要是在那时出去最好是打赤脚。
一天上午，一场大雨整整下了半天，到中午的时候雨停了，由于雨下得大，地里凡是低洼处都有积水。那时也怪，有水就有鱼。雨一停爸爸就与姑父一起到沟里打鱼去了。爸爸虽然用不好网，但是喜欢玩，每当雨后都是网一提就到河边塘边去打几网，虽然打不上几条鱼来，但也是一个乐趣吧。那天爸爸和姑父去一个叫“死沟”的地方去打鱼，由于刚下过雨，就把鞋脱在了姑姑家，打着赤脚去的。同去的还有表姐夫和表兄。半天过去了，打了斤把鱼，爸爸用一个小网兜拎回来的，都家后，妈妈看到打着赤脚回来的爸爸就问“鞋呢？”，爸爸是似乎在回避什么，支支吾吾的，在妈妈的一再追问下，才说“叫小芬女婿（表姐夫）穿走了。”妈妈听后，气不打一处来，说“刚到家的时候，就知道家里穷，把军装、军帽、军鞋都分给他们了，就留下这双胶鞋，今后穿什么呢？”妈妈的生气让爸爸一晚上没有说话，我们姐三个也没有敢吭声，从那时起，因为家务事，我们和姑姑家的矛盾就逐渐产生了。
童心串起的理想之姑姑
晓冬
第二章 姑姑
姑姑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可以说她是一个新中国刚成立的第一个叛逆的女性。
奶奶家有三个孩子，伯父、姑姑和爸爸。解放前，奶奶家的家境不太好，靠爷爷倒动点小买卖维持生计。姑姑十几岁的时候就给人当童养媳去了，那时的姑姑是很有主见的女孩，她不愿给人家当童养媳，就跑出去了，参加了当时李运昌领导的冀东八路军，从1938年跑出家门，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整整8年的时间姑姑没有给家写过一封信。奶奶是千方百计的打听姑姑的下落，当她得知姑姑在八路军队伍中就给姑姑捎信，说如何如何想姑姑，姑姑被奶奶捎来的信打动了，她请了假，就回到她离开近十年的家乡。
叫姑姑想不到的是，她一踏进家门就叫预先来的花轿抬到她当童养媳的婆家去了，尽管姑姑哭天喊地，但是此时她已经无能为力了。随后奶奶给部队捎信说姑姑回部队了，部队没见到人，到家里来找又没找到就没再查找，因为那时部队人员流动是很大的，有很多人就是不想当兵而自行脱队的。
人被抬到婆婆家，当晚就圆房了。之后就是婆家日夜的守候，他们生怕姑姑再跑，这样一看就是三年。1948年，家乡解放了，那时闹土改，闹妇女解放，当第一次听说婚姻自由时，姑姑第一个站出来，和改变她一生命运的男人离婚了。
姑姑离婚后又回到奶奶家，奶奶感到对不起姑姑就又给姑姑张罗一门亲事，就是现在的姑父。
姑父是个老实人，事事皆依姑姑，所以一家子和和睦睦。但是在一次雨后踩房中，姑父摔坏了腿落下了终身残疾。为了医治姑父的腿，姑姑把家中的房子卖了，爸爸知道后也寄些钱给了姑父治腿，据姑姑说那是她家最艰苦的时候。
即便那样艰苦，姑姑还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人。那时爸爸一个月的工资一百元左右，在当时的工资是很高的了。除了我们生活用的，剩下的钱基本接济姑姑了，但是姑姑在花钱上是从不吝啬的，可能有个挣钱多的弟弟吧，不时砍些肉。那时的农家是很少砍肉的，谁家做好吃的左邻右舍的都要送点，大家尝尝，这样本来不多的粮食就越发紧张了。但姑姑并不在乎。
等到爸爸下放回家后，当爸爸没有工资收入了，也挣起工分了，再也没办法帮助姑姑了，这时姑姑才意识到没人接济的苦恼了。每当我到姑姑家去，姑姑就会酸不溜地对我说“你姑是个穷姑，长大后别看不起姑。”虽然我不满姑姑的处世方法，但我对她还是尊敬的。
姑姑和爸爸妈妈的矛盾是因为借钱引起的。1969年的9月末，是我们来到农村的第一个国庆节。国庆节到了心里是一阵阵欢喜，因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到肉了，在部队的时候国庆节是要炖肉或包饺子。这不，在9月30日那天有的村民就杀了猪，因为爸爸在乡亲们的眼里是一个大款了，再加上爸爸这么多年都在外面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自然也就到我们家去游说卖肉了。
自打回到农村，妈妈就像变个人似的，家里再也不做干饭了，有时的米饭还要放些野菜，蒸的饺子也是菜的，当时因为小并不知回到农村后生活的艰辛，每天到吃饭的时候不是嫌饭不好吃，就是嫌菜不好，特别是到吃玉米饼子的时候，咬下一口，在嘴里咀嚼着就是咽不下去。可盼到国庆节了，心想要吃肉了，能不高兴？也就在这时，姑姑来到我们家，和母亲寒暄几句，便切入正题，说要借50元钱。听到姑姑的话，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母亲，母亲先是皱下眉，接着对姑姑说，刚帮你们换上欠的200元钱，现在手头只有10元钱了，姑姑听后老大不快说“又不是不还你们”，妈妈告诉说确实没有了，就这样姑姑生气地走了。妈妈也没把那10元钱给姑姑。
当时的农村，一个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年也不见得分上50元，50元钱在一般的家庭是拿不出来的，因为爸爸从部队转业回家手头上有点转业费，这也是姑姑总想借点的原因吧。但是在农村就要面对现实，要向在城市那样接济姑姑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我们家还没有房子，盖房子还需要一笔较大的花销。
爸爸回家后妈妈说起此事，爸爸说应当把那10元钱借给姑姑，妈妈说不能再借了，那点转业费还要盖房子，还要过日子，有数的钱计划不好就会花光的。不过日子不知道钱紧，听妈妈一说爸爸感到也在理，但姑姑借钱又不知道干什么，于是爸爸就到姑姑家去问，一打听才知道姑姑是国庆节砍肉，爸爸听后就生气起来，对着姑姑不客气地说“刚帮你还了吃肉的欠账几天，又要欠账，今后这事就别找我。”说完就走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姑姑和爸爸妈妈的关系开始处不到一起了，用姑姑的话说，我们穷你们看不起我们。那时我虽小，但对姑姑的做法还是不赞同的。由于这事，姑姑家的孩子们就不愿到我家去，只有我有时间就到姑姑家去看看，但听到的都是酸酸的话，让人很不舒服。
当时的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姑姑在第十一生产队，姑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由于这点社员们推选她当妇女队长。在生产队当妇女队长是不容易的，因为农村妇女事情比较多，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话一点不假，带着妇女去下地干活，这个那个事，那个这个事，一有不到就会闹翻脸。姑姑的嘴比较厉害，吃软不吃硬，对待不好好干活的，她是掐下面子的，所以队里的妇女都是惧她三分。
姑姑的手很巧，针线活做得很好。每当入秋农闲的时候，他都要给一家人准备好过冬的衣服，有时还要帮助左邻右舍，由于她的热心，人们有针线活总喜欢找她，每当找到她，她也总是助人为乐。一次我在学校玩耍，小心把裤子挂了一个大口子，我怕回家挨说就跑到姑姑家叫姑姑帮我补上，妈妈发现后，直夸姑姑的针线活好，因为一道几寸长的口子用手工逢好后不细看竟看不出来。
姑姑家八口人，加上她的大伯子和我家大伯，姑姑家就是十口人。姑姑的大伯子，因为解放前家里穷就到道观当了道士，解放后还俗回到家，但因当过道士也就没有再娶。姑姑的婆婆去世之后，她大伯子也就跟着她在一起过。我家大伯是一个残疾人，腿是拐的，也是一辈子没娶，我们回来后跟我家一起过一段时间，但他感到不习惯，就又回姑姑家。像这样既有婆家的大伯子，又有娘家的哥哥，要做饭、做衣，还要照顾好孩子们，这在农村能同时容下这样两个光棍哥哥的女人是并不多见的。但是姑姑做到了，而且到换季的时候，姑姑也是按时地把衣服准备好。
姑姑对婆家哥和娘家哥都是很宽容的，那时在生产队上班要起早，有时晚上回来的挺晚，在吃饭上只要回来的晚就把饭菜留在锅里，凉了还要再热一下。是习惯吧，这两个哥哥也从没挑剔过姑姑，不管是姑姑心情好或不好。姑姑不高兴了说几句他们也不往心里去。这两个哥哥看到孩子们淘气，不是打就是骂，但姑姑从没因孩子和两个哥哥红脸。
姑姑很少打孩子，即便有时把姑姑气急了，也只是骂两句。姑家的表兄弟、表姐妹都是诚实的农村人，在我看来他们憨厚老实，又不善于交际，哥三个、姐三个无论是征兵、考学他们从来不参与，向是与自己无关，只是安心务农。尽管他们懂得的知识很少，但我对待他们还是敬佩的。我想在我们中国不正是因为有与他们一样的千百万安于农村的人们，我们的生活才能丰富多彩吗？
由于孩子多，家务事多，再加上婆家、娘家哥，姑姑家里是比较邋遢的，一进屋就个人一种不善拾掇的感觉，或是一种凌乱，或是一种懒惰，让人进去后很是不适。这一点在我初到农村时感触特别深刻。以致于在一踏进姑姑的家们就想离开。但是时间一长，也就慢慢的习惯了。
与姑姑家的疏远不光因为姑姑不会节俭，也因为母亲在处理家务事上缺少经验。我们刚到农村的第一个春节还是沿用部队的过法，只知道年三十顿肉，初一吃饺子。可是农村就不一样了，从腊月初八开始就进入年关了，杀猪、备年货、扫房、祭灶、炸嵌子等等这些都不知道。记得是1970年春节前的腊月27，我在街上玩，碰到姑姑出去办事她问我今天家里炸嵌子没有，我不知道嵌子是什么，但家里是没有炸东西，我告诉姑姑没有炸什么。姑姑回到家后叫二表兄端过半大碗嵌子送到我家，当时妈妈怕人家说她小气没炸嵌子，就告诉二表兄说一会炸就叫他拿了回去。那时，农村有个习惯，左邻右舍顿肉包饺子都要送点给亲朋好友的尝尝，表示个心意，如果不收下就是看不起人家，今后人家就不会与你再走动。姑姑见妈妈没有收下嵌子感到是一种羞辱，就哭了起来。我从来没见到大人哭，真是不知所措，我劝姑姑，姑姑不理我。正在这时郭勤民家二姑来了，她就劝姑姑：“他家也炸了，你们孩子多不要就不要吧”，姑姑回了一句“不是你兄弟，你当然不在乎，今后我们怎么相处？”
看到姑姑这样，我赶紧回家告诉爸爸妈妈，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就急忙到姑姑家解释、道歉，无论怎么补救，这件事竟成了两家关系的分水岭，以至于姑姑不原谅母亲。当然，姑姑的年没有过好。也就为这事，从70年初到80年母亲的问题得到解决回城，姑姑没有登过我家的门。
虽然姑姑对我父母亲意见很大，以至于表兄弟、表姐妹都不愿到我家去，但我还是时常去看她的，也愿意和她唠唠家常，听听她讲得过去的事。姑姑对我挺好，但从不留我吃饭，因为她知道她家的卫生条件不好。其实有的时候赶上他们吃饭，我即便不被邀请也主动地坐下来吃上几口。我在姑姑家是毫无拘束的，表兄表姐对我的淘气从不责怪，有时还和我一起打闹。
姑父是一个典型的老实的农民，在家里除了男人应当干的活，其他的家务事懒得伸手。姑父对姑姑是非常的尊重，这不仅是因为姑姑有过参军的经历，也因为姑姑姑的叛逆，敢于决定自己的生活，更在于姑姑的勤劳与对家人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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