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磨难并不气馁的母亲

历经磨难并不气馁的母亲

晓冬　　

母亲一生中经历的磨难最多，但她从没放弃过自己的信仰。从母亲平凡而多难的一生，我体验到一个人的信仰不仅是她一生的精神支柱，也是她人生旅途的底线，对信仰的坚守，就是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哪怕是达不到理想彼岸。　　

母亲是在解放战争后期参的军，当时十六岁。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她是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女战士。　　

在母亲的收藏里，最令我难忘的有三样东西。　　

第一件是母亲的军功证书，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颁发的立功证书，鲜红的证书，鲜红的印章，像是用鲜血印制的。母亲说入朝回国后，她第一次被授予三等功时激动得一夜没有合眼。她说：我们的付出，共和国牢记在这枚军功章里，虽然这个付出是带有生命的印记，与共和国的烈士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共和国却没忘记我们。也就是这个军功证书在母亲的一生中，她与母亲共同度过了母亲的一生。　　

第二件是一块美军的降落伞布。一块　五十公分　见方的降落伞布，被母亲保存了一生。记得儿时，时常看到母亲从皮箱里拿出一块洁白并很光滑、柔软的，一块象头巾大小的尼龙布在手中端详。她时常看一会儿后，又放在手中沉思一会，有时的目光是呆滞的，像是在回想，也像是在追忆，在不时的叹息中，她常常在嘴里唠叨着战友的名字，从她的神情里我看到她对战友的想念。每当看到母亲拿起这块降落伞布，我都会问母亲“妈妈，这块降落伞布真光滑，真好看。”这时母亲就会告诉我“这是抗美援朝二次战役时，美军飞机轰炸师医院，被我防空火力击落一架敌机，飞行员跳伞后被我军俘获，降落伞作为战利品，师首长就奖励了后方医院的护士作为纪念。”　　

第三样东西是唐山市邮电局知错不改的处理函。它给母亲造成了终身伤害和一生的遗憾。1962年，母亲从部队转业到唐山邮电局工作，转业时战友们都劝母亲到工人医院或煤炭研究所工作，就连母亲的老领导也叫母亲去煤炭研究所工作。由于战场上做护理工作，伤病员那凄惨的景象，叫母亲永生难忘，离开部队、离开战友，母亲不希望再看到人被伤病折磨的那痛苦的幕幕，于是母亲不愿再从事卫生工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母亲选择了做一个平常的营业员。1962年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在生活上是很艰辛的，要照顾好孩子还要干好工作很不易。　　

当时我们住在唐山老市委附近的平房里，一家人就30多平米的空间，父亲在遥远的山东，里里外外都是母亲一人，当时姐姐也只有5岁，帮不了妈妈什么忙，我和妹妹就更不用说了。母亲的艰辛并没有妨碍母亲的工作。1962年精简机关时，邮电局找到母亲通知她下放到华新纺织厂，此时母亲感到了压力，华新纺织厂是三班倒，上夜班孩子怎么办，母亲向组织提出自己不再精简范围，再说也有无法克服的困难。邮电局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定让谁走是组织的事，员工只有服从。因为母亲是从部队转业到唐山的，丈夫又不在地方，举目无亲，虽然不在精简范围，也被作为精简目标，不管母亲如何反映困难，这个局就是不行，非要母亲下放不可。他们把母亲逼得没有办法，母亲在咨询好相关政策后只好请假到部队去了，先躲一下。　　

1962年也是蒋介石反攻大陆叫得最响的一年，部队战备相当紧张，那时父亲的部队在山东海阳施工，母亲去后就住在留守处，假期到了正赶上姐姐有病加上部队需要母亲在留守处照顾一下从施工前线转回的伤病员，就在假期到的时候，脱不开身的母亲就给单位去了延假的电报，没想到7天后唐山内邮电局打来电报，将母亲按自由离职处理。　　

为这事，在部队战备异常紧张的情况，部队还是派人到唐山与当地邮电局交涉，但是终归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　　

母亲是部队第一批随军家属，因为爸爸妈妈过去在一个部队，所以对部队来讲，妈妈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里有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有自己救治过的伤员，所以在部队对妈妈来讲是愉快的。　　

虽然在部队母亲与过去不一样了，没了军装的约束，没了紧张的工作，没了与战友朝夕相伴的时时刻刻，但是母亲没有让自己闲下来，她与其她随军家属一道自发地组织起来，提出不在家吃闲饭，要为部队作贡献的口号，他们组成家属委员会，办起了家属工厂，每当我放学回来，也总是看到母亲满足的笑容。　　

母亲在随军家属当中是文化水平最高的，因为母亲在入朝回国后参加了67军的速成中学学习，毕业后因为外祖父的历史问题而没有上大学，据母亲讲，她们班的学员没有上大学的只有自己，为此她也是很后悔自己的这一选择。由于母亲的文化水平比较高，在家属中母亲就是唯一的做宣传工作了，家属委员会凡是组织学习的事情就都落在她身上，那时的人们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共产主义理想是非常虔诚的，理想信念是很坚定的，所以在学习上是非常认真，再说没文化的家属对学习也很用心，先是识字，读报，写读书笔记，写发言稿，对理想的追求焕发了人们追求的动力，也就在那时妈妈被评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并代表6054部队出席青岛驻军的经验交流会。记得妈妈从青岛回来，心情是那样的好，只要回到家就不停地哼着小调，好像世上的事竟是无限的美好。　　

在部队的随军的日子里，妈妈更多的是快乐，虽然她已经转业了，但是她人还在部队，她的理想在部队，所以她是充实快乐的，即便有时有些不快，那也是很快就过去。　　

偶尔，母亲发起火来也是很大的，这大多数是因为我淘气的结果。在记忆里两次都是与鞋有关的。一次是在1964年的夏天，爸爸从外地出差回来给我买了双凉鞋，是塑料的，当时是挺不错的。记得那天我很高兴，第二天也恰巧是星期天，中午的时候我就与小伙伴到小沙河去洗澡，不凑巧的是，刚到河里没洗几分钟就下起雨来了，我们从河里爬出来拿起衣服就没命的向军营里跑去，跑到军马场的时候，雨停了，我就向军马场边上的一棵桃树奔去，摘那青桃，当我爬上树时，才意识到凉鞋不见了，一急之下，就动员小伙伴帮我去找，顺着跑来的路找下去，没有找见，就问在小河边种菜园的两个农民，他们说没见到，我只好垂头泄气地回到家。到家了妈妈看我吃着双脚，问我凉鞋到哪去了，我如实地说了，妈妈听后气得拽过我来就是几个屁板，打得我是嗷嗷乱叫。之后妈妈又为我买了一双新凉鞋。　　

一次是六五年冬因为一双棉鞋。记得那天刚放学，吃过饭小伙伴就来到了小河旁的一个污水渠边，污水是从部队的发电厂排出的，由于排出的水是热的，岸边上结的冰就结实，向里就薄了，正是这个缘故，虽然到了深冬，哪个渠所结的冰也是边上厚重间薄，由于好奇，在玩时我就看看这冰到底可不可以架住我，不幸的是我失败了，我掉在冰窟里，谁虽然不深，但两只鞋都湿了，从冰窟里走出来，我有点胆怯，就对徐庆河说“你们把我送回家吧，要不到家又挨打了”，小伙伴把我送到家后，母亲当时的脸就变了，但是碍于小伙伴求情，母亲没有发作，只当没事似的对小伙伴们说：“你们回去吧，阿姨不打他”。大家回去了，这下妈妈可变脸了，当时把我吓得就缩到床脚边上，大气不敢出，也知道了大人对孩子的许诺都是假的，至少在掏了气的时候，对当父母的别抱有幻想，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母亲在家很少提起自己的家事，每当我和姐姐妹妹提起，她也总是在回避什么，那时小，不懂事，看到妈妈那样也就不再问什么。就说些妈妈愿意说的，听听妈妈讲起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母亲对过去的部队生活是非常怀念的，也常告诉我们他的战友现在在干什么。其实我们也很想听这些，妈妈讲到高兴处，我会跟着高兴，妈妈讲到伤心处我会跟着落泪，也就是在儿时我暗暗下决心，长大一定要拿起钢枪像妈妈的战友那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　　

现在看来，母亲在生活中没有把握好自己，最突出的是母亲转业后面对唐山邮电局不公正的处理而后退，她不据理力争，而选择了退却与逃避，过分地相信了组织，不但使自己丢失了工作，也使自己在今后的生活中留下了终生遗憾。　　

母亲转业邮电局后，应当说是部队的单纯使她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事情了解的很少。其实地方各种关系盘根错节，有很多不合规的事情就叫人一运作就变成合规的了，走与留都在关系上，母亲无非是一个牺牲品，但是她不了解，直到母亲在弥留之时仍在盼望党组织能公正地解决她的问题。　　

当然，也正是因为下放，才让全家躲过一劫。尽管全家躲过了1976年大地震的灾难，但是被打击、被精神折磨，一直像一把插在母亲心上的利剑。当然从那时起我也常常在想，要是没有那次变故，我们全家会是怎样的？但是事实并不是我的想象，母亲就是一个不幸的受害者。　　

母亲这辈子是充满幻想的一生，从16岁当兵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到1962年被唐山邮电局按自由离职处理，细细算来，12年的部队生活，不到两年的地方工作，之后就是在部队的8年的随军生活，到1969年文革时期又赶上清队，就跟着父亲下放到农村。到农村后，母亲对理想的追求并没有破灭，表面上看她彻底转向了一个家庭妇女，每天也只是油盐酱醋了。但是，从她闲时的回忆中，我又看到母亲的另一面，就是她对理想的忠贞，她仍在坚守着那份信念。　　

母亲的不幸，使我从小产生了无法消除的不解，为什么母亲会遇到这样的遭遇？为什么党的一级组织知错不改？为什么他们这样对待为这个政权的建立、巩固而出生入死的战士？无数的疑问在我幼小的脑海中闪现，我无法解释，也找不出合理的答案。这种不解，使我从小开始经历着这个世界给我带来的历练，对父辈的理想与追求，感受到一种虔诚，也感受到在今后的人生追求要像父辈一样矢志不渝。　　

农村的秋天很忙，又十分艰苦。这不仅因为秋天是收获季节，而且秋天还是人们粮食要断顿的季节。到秋收的时候，农村在麦秋分的粮食也就快吃完了，劳力多的人家或许已经吃完，而秋收预示着秋粮刚下来，秋粮要经过收割、打场、晾晒、交公粮后，才能分到农户家中，在这个过程中，体力消耗是很大的，要吃饭，还要下地干活，断顿也就成为农民最为担心的事情。在农村我目睹了那时农民的艰苦，看到那时的艰苦，我也常常告诫自己，离开吧，到更远的地方去。　　

不过我想过，为什么不留下呢，用自己的智慧去改变农村的年貌呢？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萌发了当生产队长的念头，当然这个想法是没有实现，也可能是命中注定不能去想那些自己想要干的事情吧。　　

秋后，母亲时常抽时间去收割后的地里捡些丢下的豆粒。有的生产队收豆子时要么是豆茬割得高些有个把豆角留在上面；有的是拉晚了，豆角炸开豆粒落在地上。就这样，母亲到地里把失落的豆粒捡回来。不过那时的农村是不让随便捡地里拉下的粮食的，要是捡了也要送到生产队，这就是公私分明吧。正是因为这，母亲在捡豆粒时从不捡地里拉下的粮食，即便是一个小高粱穗也不敢要，因为豆粒是油料作物，一个一个从地上捡起来费时又费工，生产队的护秋人员不愿管，加上那时的农家妇女也不愿意费时费力的去到地里捡几个豆粒，即便这样母亲也是“做贼心虚”，每当捡豆粒也总是提心吊胆地避着护秋的。　　

其实，因为母亲的经历，村里人对母亲是另眼看待的，母亲到地里挑菜时捡点豆粒，护秋的即便是看到也不说更不会管了，只不过是母亲感到不应该罢了，因为那时都是很穷，大家都能过那苦日子，为什么自己就要特殊呢，这也是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差别吧。　　

母亲在农村那一段日子的勤俭持家让村里人拍手称道的，1970年夏天雨水较大，生产队的白菜种不及时，管得也不好，到秋收的时候很多白菜长成了蔢蔢婴，这样的白菜是不能储存的，母亲就把它晒起来，干后把它手球来用手搓碎后放在小面袋里，到了冬天，把捡来的豆粒用碾子碾成面，而后把晒干的白菜放在蒸笼上，撒上豆面一蒸，就当饭吃，母亲说这叫蒸胳笪，因为是第一次吃也不觉得难吃，要是现在那肯定是绿色食品，也是地道的农家菜了。　　

母亲的针线活儿可以说是到农村后才真正学会的。记得在部队的时候，母亲做的活计不太好。那时给姐姐做的衣服，妹妹捡姐姐穿剩下的，我的衣服更好说了，只要做上并不要好看。记得是1965年冬吧，妈妈给妹妹做了一双新鞋，做出来很不好看，用妈妈的话说是一双猪头脸鞋，太难看了。既然做上了，母亲还是让妹妹穿了，妹妹还是小吧，不知道好看还是难看，妈妈叫穿就穿。阿姨们见了有的问是谁做的，母亲说自己做的，大家非但没有说做得不好，反而都在夸活巧，当时我也糊涂，明明做得不好为什么还说好呢，后来才知道做鞋是不好做的，要做一双鞋首先要从打搁剥开始，而后划鞋样、纳鞋底、上鞋帮、称鞋，其中哪一项不合适或做不好都不行的，所以说一双鞋小，但工序多，做不好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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