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1976
1976年我高中毕业了，这一年我经历了太多，对理想的追求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不再像上学那样总是感到理想的遥远。下乡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再加上下乡是实现理想的第一步，我踌躇满志决心要在农村好好表现，争取穿上绿军装。
岳金库接到应征入伍通知书，我和殿军都为他高兴，并约好日子到金库家去看他。来到金库家，我们在一起天南海北的瞎扯，当扯到我就又提起当兵，金库安慰我说“你还小的呢，等够岁数再去也不晚”，可我内心很忐忑，望着好朋友即将踏上保卫祖国的大军营我羡慕死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和殿军讲了我的忧虑和志向。
初春，我正式参加生产劳动了。清晨，队长敲响了出工的钟，社员们陆续来到上工点等待队长分配活计。这时的男女社员或蹲或站的三一群俩一伙闲侃着，队长蹲在钟下一边默数着出工的社员一边吸着烟等待着未到的社员。下乡后第一次出工，心里有点忐忑，这倒不是不熟悉，主要是今后就要和他们在一起劳动，真不知能不能与他们融合在一起，我站在外围看着并等待着。队长看到社员大部分来了就开始分派活计，我和妇女派在一起平整地面。和妇女干一样的活计我有点脸红，可是自己会干什么呢？干活能跟上男劳力吗，显然自己的体力是不行的。
拿着锹来到地里平整拖拉机耕翻后留下的沟，大家每人一段，我干活时挺仔细，只顾自己干，旁边的妇女干活就挺热闹的，俗话说三个妇女一台戏，一点不假，干着活她们的嘴闲不住，一会东长西短，一会嘻嘻哈哈。小媳妇们胆子都挺大的，对于敢于和他们搭腔的小伙子，特别是对小叔辈的小伙子敢用比较暧昧的语言去挑逗他，让他心里毛痒痒的，当他接着她们的话说下去的时候，就没好果子吃了，小媳妇们那种泼辣劲、那种打情骂俏的俏皮话会让他退避三舍的，如果小伙子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功夫，并不知深浅的话与这些小媳妇们较量下去，到她们即将败阵的时候就会“恼羞成怒”，几人一商量就敢联起手来把小伙子的头装到裤裆里“闷”起来，正是因为这个，每当甜战片刻小伙子们都要主动败下阵来，以免被“闷”起来丢了脸面。
在生产队劳动，大家对我挺照顾的，派活的时候都是尽量让我力所能及，大多是浇麦子、牵牲口、跟车这些轻活。我在生产队干的重体力活是1975年秋收的时候刨茬子，因为抢种麦子，队里集中所有的男劳力到南河滩地里刨玉米叉子，待拖拉机耕完后种小麦。活紧活重，大家没说的，一字排开就抡起搞来，我夹在中间几镐下去我就落在了后边。南河滩的地垄有一公里长，小伙子们在撒着欢地刨着，我在后面拼着命地跟着，当我刨到一半的时候，人家已经到地头了。看到我的废物劲，瑞勇干到头后就帮我干起来，把我接到头他就另选一垄又猛刨向大家追去。我呢，仍然是押后队。刨到两龙的时候，队长看我确实不行就叫我和妇女队一起检茬子。检茬子相对轻一些，但是刨茬子累得够呛再检茬子也是感到特别的累，可是再看看这男社员、女社员，感到自己真的和人家不一样，男社员是一边刨一边比赛，女社员是一边捡一边说笑，可我这时一边干一边感到支持不住了，活干完了，我累得也直不起腰了，这是我干的一次最累的活，从那以后队长基本不派我干重活了。
说起干农活，我在生产队最喜欢浇麦子，浇麦子不仅可以看着那透着生机的绿色，更可体验的春天给人的希望。当你拿着锹来到麦地时，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那刚透出新绿的麦芽，那麦芽虽然一垄一垄有着间隙，但是顺着垄看去那纤细的绿色已不是冬季时铺在地上的情景，那一株株挺起身躯的绿芽虽然很小，但是它能在冻土还没完全融化的时候顶着寒风破土而出，足以给人以感动。麦子返青的时候，南来的小鸟是要到麦田寻找食物的，这时你在麦田里浇水，你会体验到绿色在水流过之后的变化，来到麦田寻找食物的鸟儿时成群结队的，它们一头扎下来，你会看到他们顺着麦垄快速移动的身影，要是到了浇二遍水的时候，麦子就像是绿毯覆盖在地上，这时的小鸟一落下来，就不易发现了。
农活最脏的活要数打火炕，炕是泥坯互相支起，中间留出数个烟道，而后用土坯铺平再在上面用泥抹平。北方农村有睡火炕的习惯，但是火炕要一年一打，目的是清理一下火炕的积灰和用炕坯作肥料，及时清理积灰还可以防止炕在烧火时的突然爆炸，炕坯是比较好的钾肥。打炕要拆炕，这拆炕的活是最脏的。拆炕时要在炕面上撒一些水，把炕面锵开后要从一头把炕坯掀下，要轻轻拿起，打开一个缺口就要小心的下到炕里去，如果跳下去马上就会把炕里的烟灰踏起，用乌烟瘴气形容是再贴切不过的。即便是干活中再加小心，到结束也免不了浑身的灰，脸是黑的、鼻子也是黑的，所以一到春天，生产队要选一个晴朗的日子统一打炕，男劳力都得去。打炕大多是四个人一组，其中要有一个会打炕的，要不打出的抗不好烧。炕打好后要把炕烧干，不及时烧干炕坯就会粉，炕也就不结实了。
1976年的春天过得实在太快了，转眼到了7月，这是一个令共和国历史难忘的月份，记得7月20号左右，11队、12队水井的水经常出现乳白色，时有时无的变化让社员议论纷纷，心想是井出了问题大家不约而同地掏井，想把水换一下，井掏过后水还是时常变白，时间一长大家就不在意了。7月26日、27日可以说是地震前兆较为突出的两天，在这两天里大多数社员家的鸡鸭不进窝，猪不好好吃食，从圈里出来吃时就不进圈，脚踏进去他就在院子里嗷嗷叫东跑西窜的。牲畜这些反常的现象在75年底防震的时候，都已经宣传过，但是一到真的地震来临，这些反常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7月27日晚，比邻的黄口村放映电影，我听说后就和瑞勇几个一起去看电影，回来的路上大家一边议论着影片中难忘的故事情节，也不时地发现西边偏北的半个天空有一个半圆形的光亮，这光亮与地面接触到的中心部位是有些略白些，而后从它的四周散去就是淡淡的红色。看到这样奇怪的夜景，年纪大一点的说这是地光，每当夏季的时候，特别是下露水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在晴天里还会有闪电出现。等我们回到家，已是夜间11点钟了。
7月28日凌晨，在睡梦中我被一阵巨响惊醒瞬间发现自己在炕上滚起来，这时妈妈叫我说地震了快起来，妈妈打开里屋门奔向前门，我从炕上爬起来却奔向后门，到后门我发现一个东西横在门的两边，慌乱中用手摸不出是什么心想是檩掉下来了，也就没有找门闩，妈妈在喊我叫我从前门向外跑，我改向前门跑了出来。这时只听到南边地里刷刷直响挺瘆人的。天渐渐放亮了，我也在恐慌中清醒过来。
清晨，天气阴森森的，大家都来到街上在谈论着凌晨地震的情况，过一会大家感到大队没有放广播感到奇怪，就到大队部询问才知道没电，而后又收听唐山广播电台的气象预报，发现没有声音，这时大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妈妈把我叫到身边说：“你爸爸、姐姐在迁西根治海河指挥部，咱们去不了，想办法打个电话，把你妹妹接回来”。听了妈妈的话我就向县城的方向走去，快到胡家坨的时候就碰到了妹妹。妹妹安全回来妈妈很高兴，但对爸爸、姐姐的安全有担起心来。
那时大队党支部的危机管理非常到位，地震过后天一亮，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没有接到上级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开始组织抗震自救。他把村干部召集到一起，告诉大家“地震了，和公社联系不上，又没有电，大家回去告诉社员有毛主席，有共产党，我们什么都不怕，回去帮助房子倒的社员安顿好，每家都要搭防震棚，民兵连要巡逻，安顿好就要下地抢荒。”会后民兵连就组织基干民兵对村里的水井、社站等重点场所进行检查，在村里组织巡逻。生产队组织本队社员对房屋倒塌的社员人家进行了抢救，并要求社员在街道或自家的院子里搭抗震简易棚。下午的时候我被民兵连通知参加了基干民兵，并在连部当文书，当天下午我参加了巡逻。我们这一组在民兵副连长李玉文带领下，从九队到十二队这个区间巡逻。下午两点过后我们巡逻到十一队的时候发生了余震，目睹余震的情景真叫人难忘，地震到来，大地一片轰鸣，正在闲谈的村民刹那间有的跌倒了、跌倒的在地上滚起来，有的妇女吓得大哭大叫起来。房子在震中剧烈地摇晃着，坍塌的墙壁激起阵阵灰尘。我们见此情也慌了，李玉文慌忙叫鸣枪报警，瑞勇端起枪就向天上打，那枪声被强大的地震声淹没了。当地震停下来的时候，你再看这狼狈的人们余震前后径判若两人。余震过后平静一会，大家就被各自的狼狈相逗笑了。
在大灾面前，社员们表现的互助友爱精神是令人称赞的。震后防震物资急剧缺乏，搭防震棚没有可用的木料，大家先是几家在一起搭一个临时的棚子。棚子是用几根较长的木棍打起一个三脚架，而后四周苫盖上秫秸，用塑料布盖在最上面，里边铺上麦秸，四周用土当一个土埝，里面只有十几平米，要容纳两到三家十几个人，大家在里边只能坐不能在里面躺下休息。当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我和李玉文正走在李云侠家的地震棚旁边，李玉文掀开帘子就要拉我进去，可向里一看，里面一个人一个人的挤在一起坐着，大家见我们要避雨很客气地向一起挤着给我们腾地方，我俩先坐下而后挪进去。大家挤着坐着，虽然空间限制着大家很难活动一下，但是大家的心情很愉快，用他们的话说比解放前要好上万倍，如果在解放前遇到这么大的灾难，恐怕要有很多人去逃荒。虽然是几个家庭在一起，人们谈的大多是生产方面的事情，那块地适合种什么、那块地需要除草、那块地需要施肥什么的，大家对集体很关心，从他们的言谈中透视出对毛主席、对共产党的热爱。大约一个小时后雨变小了，我才快步跑回自己家的棚子。
第二天我们从收音机里知道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爸爸单位派车报平安并告诉他们已经到唐山参加抗震救灾去了。
我被公社抽去抢运抗震救灾物资。公社带队的是瑞勇的哥哥赵瑞会。拖拉机把我们送到滦县火车站，一下拖拉机公社领导就告诉我们要在车站抢运木杆。停靠在货场的列车皮装满了长长的木杆，这正是搭建防震棚所需要的，大家二话没说爬上车皮就干起来。从车皮向下卸杆子人多了互相影响不出活，有时还把人砸了，这样赵瑞会把人员编成组，他看我年纪小干活抢不上去就安排我做饭。我不会做饭，好歹有一个大师傅，只是烧烧火，打些零杂。八月的天气是很热的，大师傅喜欢偷懒，一次中午饭做烙饼，他嫌热就叫我烙，我是不会烙的，既然叫我烙我就烙。大师傅给我擀，我一边烧火一边烙，结果是有的发糊有的没熟，好歹做好了，心想大家吃饭的时候还不骂我，没想到大家吃饭时竟没说什么，心里挺不是滋味的，过后和大家说起自己不会做饭请大家原谅，大伙安慰我“在家吃烙饼可是好饭，糊点、没烙熟没啥”。
从滦县抢运物资回来，我留在大队民兵连做一些事务性工作。这时全国各地支援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来，医药、食品、建材什么的，叫人们感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特别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年人，看到大灾之年受到祖国各地的支援，与旧社会比较后无不发出内心的感慨：共产党好、毛主席好！那时人们的思想很朴素，把生产劳动看作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在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人们生产劳动的热情十分高涨，村里提出“战天斗地学大寨”、“大灾之年过长江”的口号，贫下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大田的庄稼比往年管理的都要好。
9月9日是让人最为悲痛的日子，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这一消息传来，人们惊呆了，在田里的停止了劳动，在家里忙家务的妇女呆立着，大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在互相追问核实着，当确实证实毛主席逝世了，有的社员失声哭起来，而且嘴里在说“毛主席你走了我们今后怎么办啊？”。在毛主席逝世的头几天，人们像失掉什么，队长不准时敲钟了，社员不准时上班了，人们沉浸在悲痛之中，在那几天里我亲眼目睹了人民对自己领袖的热爱。
人们怀念毛主席是发自内心的，为了寄托对他老人家的怀念，大队决定为毛主席搭建一个灵棚，这个任务交给了民兵连，民兵连长赵国民叫我和副连长刘树林到昌黎的五峰山去采松树枝。清晨，我们五点就起床，稍吃一点饭就起上自行车向昌黎五峰山奔去。大黑坨村距昌黎五峰山有六十华里左右，我们不到九点就到了，和守山的人一说来意，他们二话没说就叫我们采松枝，我们足足才了两大捆，大概十一点多下的山，一路飞骑往回赶，走到姜各庄的时候，人也累了，也饿了，速度慢下来了，心里总想快点骑，但是速度总是提不上去，这段路程虽然只有十几里地，却觉得很漫长。当我们走到离村几里地的时候感到饿得有点受不了，正是走到我们生产队的萝卜地，我二话没说下了车子，到地里拔下一个萝卜就啃起来，吃到一半感到好些，不过因为空腹吃萝卜，不一会肚子就难受起来。当时我们两个也顾不上这些，骑上车子就一口气来到灵棚前，而后早已等候的人们把松枝布置在灵棚的显著位置。公社听说我们从昌黎山上采来松枝，就让大队留一些个给公社送去一些。
给毛主席开追悼会的那天，全体社员都到公社参加追悼会，没有一个请假，就连孩子也跟着父母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上，很多贫下中农哭得死去活来，那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有的哭着哭着就情不自禁的跪在毛主席的遗像前，特别是六十多岁、七十多岁的老人，那些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大爷、老大娘，跪在地上的、相互搀扶着的，在一句一句地喊着“毛主席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我们今后怎么办呀？”从悲痛的肺腑里发出的句句话，流下的滴滴泪，无不让人感触至深，那悲痛欲绝的场面，至今让我难忘。
1976年10月，国庆刚过，大队通知我到胡家托卫生院学习赤脚医生。接到通知的时候，我十分高兴，但是一转念我又有些忧虑，学习赤脚医生将来就要在农村干下去，要不人家叫你去学什么？你不安心也对不起大队对你的信任。在彷徨中我把想法和大队书记说了，但是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疑问，而是告诉我“要把理想放的远大些，眼睛不要总盯在上山下乡，你们有知识，祖国建设需要你们的”。书记的话让我豁亮许多，第二天我就打起行李到卫生院报到了。
卫生院在当时是公社的医疗中心。因为地震医院是简易的地震棚，有内科、外科、五官科、妇产科、手术室，病房有三间共十二张床。胡家坨公社卫生院一般的内科、外科疾病都可处理，小中型的腹外科手术也可做，另外卫生院还有一个中药制剂室，常用药大部分用自己制的中成药开药方，较重的病才用厂家药品，在当时的公社卫生院中这是一家医疗技术与条件相当不错的医院。院长叫杨明远，是回乡知青，先是在村里当赤脚医生，由于技术过硬，被抽调到卫生院当医生，并提为院长的。医院门诊常坐诊的是苑子明老中医，五十多岁年纪，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公社各单位的要写什么牌匾之类的大多是找他写。孙克新、张庆长跑外诊，商宗政、王向荣负责病房，牙科张医生、刘桂华两人，李桂君、杨宝琴在妇产科，记忆中的还有王亚茹、李红艳、兆春、小杜。震后一切都比较简陋，由于父亲在胡家坨卫生院工作过，虽然当时没有招学员，当大队说明村里却赤脚医生的情况后，卫生员就接受了我这一个学员。
我和苑医生、张医生住在一个宿舍，说是宿舍，在夜间就是急诊室。这两个老人医术十分精湛，苑医生的中医、张医生的牙医在当地都是有名的。学习以西医为主，在一次交流中，张医生对我说“晓冬，跟你苑大伯学习中医吧”，听张医生这一说，苑医生紧接着对我说“晓冬，我可不是随意收徒的，你要是愿意大伯就收你一个闭门徒弟”，张医生在一边又攒合到“快拜师傅吧，好多人找你苑大伯他都不应，看来你们爷俩是有缘”，我倒是没加思索地告诉两位老医生，说我对中医不感兴趣，我想学西医，我的回答叫两位老医生感到失望，老苑医生叹口气对我说“看来我这手艺就随我去了”。还是因为单纯，对老医生的话我是没有领悟透，也就没有当成他的徒弟。
有教学任务的是商医生、克新、庆长，他们有时间就要给我讲课，有病号出诊也带着我，除了学习还要与王向荣医生负责病房护理。我是一个守时且对工作十分负责的人，这还是缘于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吧，不怕吃苦、钻研业务、练习本领，我在赤脚医生的学习中表现得是很突出的。首先是住院查房，早饭前7点到8点，查房的一切工作我都做好，量体温、清扫病房、打针，而后对需要输液的病号把输液用具准备好。饭后首先给病人输液，而后消毒敷料和输液用具。病房工作虽然十分艰苦，也很脏，可我始终抱着不怕苦、不怕脏的信念，想做一个好医生，所以苦、累、脏就都不怕了。我进步挺快，一周的学习我就掌握了输液技术，记得一位军官探家得了腮腺炎，到医院住院输液时王医生发愁了，他的血管不明显，王医生扎了几次找不到血管就叫我试试，我拿起针来，摸一下血管的位置一针下去就见血了，王医生松了口气，对我说“下次你就输液吧”。这样我又多了一项工作，每天要为住院输液的病号输液。
震后比较艰苦，用水要到井里挑，医院里把年轻人排上班，到值班的时候要保障这一天的用水，小伙子们挑水不算啥，但是姑娘们就很吃力了，到挑水的时候总打折扣，如果在她们的挑水值班时间发现小伙子们洗衣服，她们就毫不客气地提出抗议，而要是克新、庆长值班挑水，红艳、兆春、小杜她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抓时间洗衣服，看到她们毫无节制的用水，克新、庆长总是乐为其效劳，多挑几担水在所难免。从我到之后，虽然我小，在傍晚我都会抽时间跳上一满缸水，这样那些姑娘们也不至于为挑水洗衣发愁了。
院里的年轻人大多是高中毕业后经过卫生局短暂的培训上岗的，医疗技术及卫生知识有限，但是大家都爱学习，对一些疑难杂症大家常在一起探讨。医院技术较高的是商医生，这样商医生就是大家的老师了，当时虽然只我一个学员，商医生上课一样教得认真，从不因我一个人而让我自学。学习以内科常见病为主，晚上没事我看一会儿书，遇到不解的问题就向急诊值班的医生请教，对我提的问题大家都是十分亲切，耐心解答。
庆长和克新出诊的时候都喜欢带着我。每次外出出诊我也抢着去，这不仅是出诊可以多学点实践知识，更主要的是满足一下自己可怜的虚荣心吧。那时候高中毕业下乡有一句顺口溜叫作“一等人参军上学，二等人听诊器方向盘（农机站），三等人下地干活”，到卫生院学习后也触发了隐藏心底的那个虚荣，感到在卫生院学习再回到农村就不用和大家到地里干活去了，把出诊说是一种张扬、一种肤浅的显摆在也恰当不过了。当时的城乡差距让人对参加工作看得十分重要，在人们看来，当兵提干，推荐上学是一条途径，通过赤脚医生学习培训，留在医院哪怕是工分加补贴也比在农村要好得多，所以过去很多在医院学习的赤脚医生不但拼命地学习技术，还要好好的表现自己，以便留在卫生院做一名医生。那时没有恢复高考，农村青年除了务农，其他出路比较少，很多优秀青年也只有当兵、学习赤脚医生、农机站当司机这些亦工亦农的途径摆脱务农。
在卫生院学习并不轻松，就说消毒吧，每天用过的针管、输液器要在晚上洗刷干净，用高压锅消耗毒用于明天。到晚上要检查棉球、敷料是否够用，不过的话要做出来并消好毒，有时到晚上要消三锅。由于我的勤快，大家对我特别好。记得一天傍晚的时候亚茹姐出诊回来，见我仍在作敷料，就问我吃饭没有，我说等做完就到食堂去吃饭。见她走进院内我就又做起来，不一会她与克新、庆长走过说“晓冬先别干了，到姐姐家吃烙饼去”。我不喜欢到别人家去吃饭，我告诉亚茹姐说不去，克新、庆长走到我面前不容我推托拉起我就走，亚茹姐在后边看着直笑。这是我第一次在别人家吃饭。亚茹姐的父母很好客，给我们做的烙饼、白菜炖粉条，这在当时是好饭了。吃饭的时候我有点害羞，也不好意思挟菜，亚茹姐见我不挟菜，就往我碗里挟，把我当成她的小弟弟。
我在卫生院参加的第一次手术也是亚茹姐帮我争取的。那是一个阑尾炎穿孔的患者，到医院时已出现急腹症的症状了，需要手术。那天亚茹姐正值班，给病人检查后，她找到院长对病人作了最后检查后，确诊后就开始准备手术。病人推进手术室后，她把我叫过来告诉我准备什么，我按照她的要求一一准备着。手术是院长主刀，她的助手。当院长手术刀切下去的时候，我挺紧张的，不过当院长用止血钳制住较大的血管后，刀口处亦可以看清大网膜的形状了，随着院长手术刀的移动，他干净利落地切掉已穿孔的阑尾，缝合清洗后把大口封合上了。手术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半小时，我对院长精湛的技术而折服。也就是从那以后我有事没事就拿一根缝合线天天地练习缝合打结。
高中的同学张宽华也来医院学习了，有师弟了体力活就分担一半，学习的时间多了，两个人谁都不愿落后，每天都是比着学。
转眼又到了征兵季节。1976年的征兵失落又成我难忘的回忆。十月份是征兵报名，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大队报名，当兵是农村青年走出村庄与外界联系一条路径，大家都想看一看外边的世界，报名参军的人十分踊跃。大队批准我参加体检，可以说是怀着激动的心情上站体检的。体检的地点是公社卫生院，体检医生是各卫生院抽调的。我体检挺顺利的，到最后结果是合格甲。体检合格就要进入定兵政审，面对外祖父的历史问题我没有把握，也感到心虚，一种忐忑不安始终缠绕着自己。
这一年是陕西铁道兵的部队，虽然对这个兵种不感兴趣，但是心里还是想去。父母都不同意我到铁道兵去服役，但是并未阻拦我的选择。当时村里体检的有十几人，体检合格的有五六人，公社给了两个入伍名额，竞争比较激烈。为此父亲专门从迁西海河指挥部赶来，并与接兵的军医作了一次长谈，之后父亲告诉我没被录取。
1976年注定是给我留下诸多回忆的年份，高中毕业、下乡、地震、到卫生院学习赤脚医生，第一次征兵体检并未录取，让我在体验生活的快乐同时又领受到生活中的苦涩与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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