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08年11月3日在“乌有”发了一帖“谈能否守住“三不”红线和典型的运用”，里面首次谈到了大寨中央电视台2008年11月9日晚21点半，小崔说事栏目“脚步”系列之“大寨风云”，又让人们又目睹了当年大寨铁姑娘队长郭凤莲。她曾经的辉煌是中央候补委员，现在是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从她身上，人们又自然地由最近的“上山下乡”话题联想到了大寨话题。
农业学大寨的15年（1964～1978），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落幕。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今年10月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出台了土地流转方面的政策，以及2020年全国可以达到全民奔小康的福音。此时此刻，“小崔说事”栏目再次提起大寨——大寨精神过时了吗？感觉非常及时、非常与时俱进的同时，又不得不让人深思：“小崔说事”一开始，问及一位女学生：知道大寨否？答：核桃露（大寨的一个产品）；又问：大寨在什么地方？先答“郊区”（北京）后改答“西北”。正如后来一个大四年级的大寨大学生所说，“这么多年基本上不讲大寨”了。“小崔”幸好没有再问，否则会令人更难堪。
也难怪，人们早已把大寨遗忘，哪还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寨精神？政治挂帅变成经济挂帅，以至于社会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黑势力猖獗，群体事件频发；“封口费”、“言塞湖”、“俯卧撑”、“打酱油”等不一而足；弱势群体、民工潮、资本家、精英、刁民等应运而生；党内也好，人大也好，工人、农民比例在缩水，蜂拥而入了很多五毒俱全、为富不仁的家伙；贫富悬殊、物价高涨、人祸矿难等如和尚头上虱子，却报喜不报忧，令人想听新闻不敢听。思想领先转为金钱第一，以至于人们思想混乱颓废，“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没心没肺的多了，“假冒伪劣”充斥市场，“大头娃娃”、“毒奶粉”等药品食品，让人想吃不敢吃。很少讲自力更生，流行的是骗吃骗喝、不劳而获、剥削有理，口头禅是“撑死担大的，饿死胆小的”。很少提艰苦奋斗，讲求一个阳奉阴违、投机取巧、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口头禅是“不捞白不捞，不要白不要”。爱国家不如爱自己，今朝有酒今朝醉，绿卡热、四方城、按摩桑拿、做鸡当鸭等及时行乐，让汉奸、腐败、卖国贼见鬼去吧，我行我素。爱集体宁愿爱我家，什么一根藤上的瓜、血浓于水、同甘共苦、生死攸关等，此时得到了充分体现，发扬得淋漓尽致。
因此，现在的青年人很少知道大寨，连铁姑娘队第二任队长郭凤莲都没听说，更别提什么“三战狼窝掌”和“大寨精神”了。社会变化，世事更替，历史是很难割断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回述大寨过去的“脚步”——
首先是大寨精神：
一是何为大寨精神？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向全党和全国各界提出了学习大寨革命精神的要求，并把这种学习概括为学习大寨人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学习大寨人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三句话的高度概括：即，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访谈中，当“小崔”问及“大寨精神”时，郭凤莲也十分推崇周总理的这三句话。
二是农业要不要靠大寨精神？1965年11月，在首都农业展览馆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共展出了52个大寨式农业典型，它们是从各地涌现的成千上万个先进单位中选拔出来的。展出的单位中，有长期艰苦奋斗改变自然面貌的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有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实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区和县，有在更大范围内实现高产稳产的专区和大城市郊区。《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了社论，社论的题目是《农业靠大寨精神——祝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开幕》。
《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大寨精神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因此，当大寨的先进事迹一经传播开去，立即吸引了、鼓舞了千百万群众，一个学大寨、赶大寨、超大寨的群众运动，很快就在各地开展起来。大寨精神所到之处，人们的思想面貌在变，生产面貌在变，社会风气也在变。各种各样听天由命、不相信人的力量的论调，认为农业增产已经到顶的论调，特别是那种对上依赖，对下恩赐，以为只有依靠国家才能发展生产的论调，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以大寨为榜样，走自力更生的革命道路，已经成为亿万农民的行动准则。
当时，大寨精神已经成为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动力。从总的方面来看，我国农业的底子仍然比较薄，生产水平还不够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我们能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这样的情况？完全有可能。我们有几亿农民，他们不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劳力，而且是用大寨精神武装起来的伟大的革命力量。只要发扬大寨精神，继续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他们的双手，加上国家必要的支援，我们就能够进一步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建设更多的稳产高产农田。
当时对于大寨精神的宣传，尽管不断地讲要突出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导的原则，但从全局上看，人们更多的是强调大寨人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1965年11月《人民日报》为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发表的长篇文章《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道路》，就重点宣传了大寨和大寨式先进单位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改变贫困面貌的事迹。文章说：“这次展览，也是一个进行自力更生思想教育的课堂。这次展出的所有先进单位，不论是处在条件较差的山区，还是处在条件较好的平原，凡是面貌变化最大的，生产上升最快的，都是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
当时就学大寨运动，全国进行过无数次座谈、讨论，社会各界的人们也写过大量文章，谈认识，谈体会。人们谈论最多的，也是要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寨很像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争气，要强，素质好，人心齐，跌倒再爬起来，抹去身上灰尘继续前进。“小崔说事”里，大寨党总支部书记郭凤莲说得好啊：大寨精神不是大寨的精神，而是中国的精神，政策无论怎么变，这种精神不能变。
其次是大寨经验：
一是“大批促大干”经验的危害。不客气地讲，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后期的大寨，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山区农业生产的先进单位，而是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先进大“熔炉”，凡是中央发出的号召，凡是上级提倡的活动，大寨都可以很快就产生出一整套先进经验。1981年初，中共山西省委向党中央作出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报告说，大寨、昔阳的经验中“左”的东西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但最集中的是所谓“三条根本经验”，即“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这三条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所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大寨、昔阳十年的实践来看，这个“继续革命”的内容就是——
⑴不断地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有人说：他们的脾气“就是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他们混淆敌我，把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许多干部和群众当作“敌人”，进行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斗争，对社员群众的一些生活小事也要进行批判。这样乱批乱斗的后果是严重的。
⑵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实践证明，一切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进行生产关系变革的做法，归根到底都只能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⑶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实际上割掉的不是“资本主义尾巴”，而是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堵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路”，而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路，使农民由穷变富的路。
⑷不断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
二是尘埃落定。1981年初，中共山西省委向党中央作出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检查报告中总结了在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主要错误，包括提出不但要学大寨的根本经验，还要学大寨的一整套具体经验；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学大寨；将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各种政治运动混在一起，整了许多人；为了推广大寨经验，省委陆续从昔阳调出一批干部，到一些地、县和省直一些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在一段时期内，省委同大寨、昔阳之间离开了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把大寨和昔阳看成特殊的地方和单位。
中共中央批发了山西省委的这个检查报告，并作了重要批语。中央在批语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大寨工作中的错误，是违背大寨社员群众的意愿的。“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成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
访谈中，郭凤莲说：当年去参观大寨，最多的一天达到1.5万人，最少时一天也有3000人，一年计有上百万。说到“大寨是被吹出来的”时，她回答：并不全是，大寨是党领导下的大寨，他的一切也要按照党的指示去做；大寨很小，走12华里便能绕一圈，那时的大寨人吃了不少苦，有句话叫“日战大寨田，夜战新农村”。因此，大寨是对，是错？哪些对？哪些错？人民是公平的。
三是正确运用典型经验。1981年初，中共山西省委向党中央作出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共中央批发了山西省委的这个检查报告，并作了重要批语。其批语强调指出，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先进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对先进典型我们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予正确指导，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宣传和介绍先进典型，一定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那种只让人看几个事先安排好的点，甚至夸大先进一面，隐瞒落后一面的做法是很错误的。这类误人害己的事，已经很多，今后务必要引为鉴戒。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生产情况和耕作习惯千差万别，农村经济水平也很不相同。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发现、培养各种各样的先进典型。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具体做法，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
谈到过去，郭凤莲也是如此认为：大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的做法，不能在全国那么大范围适应，不能生搬硬套。
再次是大寨今昔：
一是过去的大寨。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现在的人口只有520人，面积1.88平方公里。“解放前，这里穷山恶水，七沟八梁一面坡，自然环境恶劣,群众生活十分艰苦。解放后，当地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带头人的大寨人决心改变落后的面貌，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000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成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其中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
二是今日之大寨。说大寨曾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那是因为大寨精神的精髓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历时15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早已尘埃落定。但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丢失。改革开放后的十年间，大寨曾一度沉寂落后，当时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335元，大寨人深切感受到贫穷落后的滋味。在经历了“穷则思变”的思想变革后，大寨迈出了“二次创业”的坚实步伐。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精心打造大寨品牌，使大寨从政治品牌转向经济品牌。
大寨村办的8大集体企业，9大系列产品均冠以“大寨”牌。如“大寨”牌系列酒，大寨核桃露，大寨醋，大寨小杂粮，大寨羊毛衫，大寨衬衣，大寨水泥，大寨铝塑等。让世人重新认识大寨。郭凤莲还专门请来北京著名专业设计公司的设计师为大寨的品牌、发展进行策划，并将大寨品牌在国家工商局进行了注册。
如今大寨因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突出成就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依靠“名地”开发特色旅游，是大寨人精心打造大寨品牌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寨人富了之后，很快将目光瞄准了生态旅游开发上，先后投资1000多万元绿化了虎头山，绿化面积达1300亩，森林覆盖率达70%。如今的虎头山万木葱郁，大寨人在虎头山上建起了森林公园，原来修建的梯田也有不少退耕还林。他们还在山上修建了大寨纪念馆、陈永贵墓、郭沫若诗魂碑等历史人文景观，每天都有许多人来此凭吊历史遗迹，接受传统教育，或旅游观光度假。大寨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大寨对于四面八方的来宾有了一种无形的，同时也是巨大的吸引力。近年来，到大寨来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多。每年30万游客给大寨带来600万元的毛收入。据统计，2001年来大寨的游客日均1500余人，1至7月份，旅游综合收入达380万元。旅游已成为大寨的支柱性产业，而且旅游还带动了宾馆、饭店和旅游纪念品等一系列相关行业。大寨现在的主要经济支柱是，农业、旅游业、建材业、运输业。农业收入在大寨的经济收入中已居末位，全村508口人、100余户农民，现在已没有单一从事种植、养殖的“纯农户”，80%以上的农民实现了向二、三产业的转移。
从1996年到2000年5年间，大寨村累计上交国家各种税收1280余万元，户均8万元，人均每年纳税5000元。2001年1至8月，全村实现税收285万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48万元，同比增长25．8%，全年人均纯收入超过4000元。2006年向国家上交税金830万元。1996年至今，一直是昔阳县421个行政村的“纳税第一村”。从1993年起，就开展了社会公益事业，如养老金由最初的30～50元/月不等，到今天的70岁以上者300元/月，60岁以上者200元/月，逢年过节另外再给点；凡考上大学的每人奖励1000。大寨由不出名的小山沟——15年辉煌的大寨红旗——12年的“门前冷落鞍马稀”——公园式的新农村，让世界记住了他，中国记住了他，人民记住了他。
记住了什么呢？那一定是其“大寨精神”。无论是其过去还是现在，大寨人只要什么时候发扬了“大寨精神”，什么时候就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对于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不就是一个很好的破题的钥匙么？！这不正说明其“大寨精神”一点儿也没有过时么？！再好的政策，村民们不抱成团、不凝心聚力，而是睡在历史的功劳簿上，畏首畏尾怕吃苦，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赖向上伸手和国家支援，那是什么美景也无法展现的。“樱桃好吃树难栽”，全民奔小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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