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科学的——科学发展观是对立于“经济人理论”、“丛林原则”的
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历史通常是在两种对置（有时表现为对立）的倾向中，迂回着前进的。在历史上，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社会财富相对匮乏和不同利益阶级（说其为阶层也可以）的存在，人们对这一辩证状况乏于了解和掌握，故历史只能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发展。
恩格斯曾有过这样的意思，在现代相对发达的生产力下，社会财富的丰富，人的现代化（可惜，这一点，在今天被某些人完全遗忘了，仅留下一大堆所谓“人性化”的废话），会使社会运动的辩证规律，由“异在”变成自由规律。就是说，人民中的真正精英（不是所谓的“精英”）可利用这种左、右偏摆的必然性，人为地设置的操掌这种摆动的倾向，并尽可能使这种摆动存在在适度的范围里。这，在一些管理的前沿性理论中，是被称作为“利用适度倾向的原则”。
有些严肃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毛泽东的一生，尤其是晚年，好多思想都是围绕这一辩证法进行探究的。为了发动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其实确有很多毛病、甚至错误的──农民“造反”，毛泽东曾独树一帜地高喊“农民运动好得很”，从而支持中国广大农民的“无法无天”的自我解放。后来，当广大农民充分发动起来后，毛泽东即收抑农民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散慢主义等，终于让中国农民迅捷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将这一方略，运用于社会实践中，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种“交递利用适度的对置倾向的原则”的贯彻，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后来的文革发动和1971年后的教育群众……
不过，对此，抱歉得很，本网民对这方面的思考远不成熟，更没有什么系统之论，只能讲到这一程度上。能作“大而化之”式说明的，即：在坚定的社会主义大方向下，在不同时期，可适当倾向（即：利用）于非社会主义的某一方面（时间跨度不宜过长），以不危害社会主义大向为总的前提。并把这一管调方略，考练进中高层党干的灵魂，也交代给全体国民。
以今天的和谐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来说，如果站在真正科学立埸上，而不是“糊弄人”立埸、官样骈文立埸上，它的实际发挥，则必定是对以往经济人理论下的“丛林原则”──这一倾向的总结和纠偏。不带偏见的人们都会发现：从根本上说，正是经济人理论、丛林原则，造成了今天的某种不和谐（环境污染、两极分化、腐败现象令人担忧）。可以肯定，随着和谐理论、科研成果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社会倾向将发生调整，──经济人理论、丛林原则等，将被逐出“山门”。
再具体地──以今天的“贫富差异超过警戒线”为例，人所共知，经过50多年的发展，今日中国的国情已与建国初大为不同。中国社会财富的总量已经相当之大，GDP位列世界第四。改革开放前是以相对“平均”为倾向；而改革开放后，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两极分化现象的严重之势，已开始令社会感到不安。几乎所有求实的人们都认为，中国当今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中国是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显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里。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这些都显示出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统计局的报告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在社会有倾向的运动中，如果仍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就值得重新研究了，──再不适当改“向”，必然会出现倾复性偏差。根据“健康的社会运动、当有适度倾向”的原理，──如果当初，真如某些精英所说的“问题始料不及”，那么今天，我们则应自觉地纠正这一严重不公的倾向。其它的──改革中的问题，当也例此处理……
我坚信：科学的和谐理论，科学的——科学发展观，而不是应时附势的官埸的关于改革课题性套语，其实际理论，是要批判经济人理论、丛林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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