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发于2008年11月22日，//m.drhuete.com/Article/sannong/2009/09/53899.html
记得,在党的十七大代表中，是有一些坚持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代表的。这让我颇为兴奋地想到他们的前进历程，想到我们党的希望和光明前途。
我素来不愿与别人进行吵架式的辩论，因为那通常带着强烈的个人虚荣心的，只要争论双方有一口气，就会坚持着没完没了地吵下去。从文革后期到今天，大凡遇到这样的辩论者，我都退避三舍，或宣布自己失败，以脱离“纠缠”，而在另一边，自己去思考，去写自己的文章。
这两年，我写了很多关于农村发展的文章，力图对毛泽东集体经济优越性做出自己的证明。因为，长期的全局性的实践表明，全国凡是坚持集体经济的村社(据统计，有8000多个)，如今，都无一例外地共同富裕着，和谐着，且无一例外地无“三农问题”。这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对此，我是本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严肃态度进行的。其中有无缺错，自当通过大家对我国多年的社会性实践的总结、反思来判断。作为个人，我只能在“允许”的情况下，坚持──有什么就说什么的。有什么责任，自当自己承担。在网管那里，我是注有实名的。
以下的文字，是很短的，也还是一点辩论，但不是针对某个人，只是就观点而论、辩和驳。如果还是有人恼羞成怒，或网管决不录用此文，我就没有办法了。
有人说，当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不可能生长出华西、南街、兴十四、周庄、南岭、洪林……等村这样的共同富裕的经济体。我要说，这句话应这样说才是确当的：在当年的人民公社制度下，根本不可能生长出象今天华西村南街村这样的──社会两极分化中──作为“‘富’极”存在的特殊富裕的经济体。就华西等村人的实际思想而论，包括南街、刘庄等村崇尚集体的人们，也都不会希望这样的。南街人、周家庄人和洪林人，当年的“是‘分’还是‘包’”的大讨论，──最终还是决定“不分”或“重新‘合’”，以及今天这些村的人们还在千方百计地帮助别人致富，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今天，本网民写这样的文章，也只是想依傍着几十年的实践说明，改革设计上的“分”、“单干”，是存在某种“缺陷”的。单干，它只可以解决某些眼前问题(这就是就是说，不得已时，可在适当的范围和时间里实行)，但从长远角度说，却必然走向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反面，使之缺乏竞争力，产生两极分化。并且，全社会的“单干”“包产”，使我党作为“共产的”党，其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这几年，一些知识精英常在这个方向上做“文章”，我们有些共产党人还昏然不觉)，也使社会的“公、德、正、义”观念难以立足(这多年，社会风气不佳，屡纠无效，根子即在此)。
几十年的全社会实践证明，集体经济，不管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共助，还是在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不管是从工还是务农，都会强于“单干”“个人包产”。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坚持集体经济的无一例外地都共同富裕的秘密，而不是别的什么。
至于有人说，毛泽东的农村人民公社、农村集体经济是不准办工业的，只是改革开放后才允许办工业，才使这些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富裕起来。持这一观点的人，拿出了创办人民公社之初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说这个条例中特别规定：“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办。需要保留的企业，应该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分别情况，转给手工业合作社经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或者改为个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个别企业，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同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由公社继续经营，或者下放给生产大队经营。”“公社经营的企业，都应该直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积极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这里，本网民要强调，且不说这个条例中，关于公社“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这句话具体很大的“通融性”，就是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本身，作为新生物，也是在不断地发展着的。就在人民公社出现不久，毛泽东便针对张家港开办社队企业，高兴的拍着桌子站起来说：这就是中国农民的方向!再到后来，毛泽东在他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指出：
──军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
──工人，要“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 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事实是最雄辩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尤其是农村人，都会有这方面的明晰记忆。──也许全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改革开放前，全国乡镇企业已在创造一定比例的国民收入。对于这一情况，网民[日光石] (于 2006-09-23 17:54:41上贴)的文章写得极为清楚，他正确地写道(共有五点)：
“一些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人民公社’，只是凭借着伤痕文学或道听途说，就主观臆断地发表意见。我把我当年插队落户的体会给网友们谈谈。
“1. 人民公社创建之初就是以‘亦工亦农’作为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方向。很多社队早在了六七十年代就己经存在一定规模的社办或队办企业。我下乡插队的小山村虽为穷山僻壤，却也有几间队办的作坊，主要是粮食和山货加工(如米线)和竹纸浆都卖给县供销社，虽然规模都较小，却是建立多年了。此外还有一处小钼矿，后回品位不太高，销路不好便停办了
“2. 当时确实是‘以粮为纲’ ，但同时也举纲张目。在我们那儿主要的经济作物有：油茶籽，板粟，柿干，李干，笋干等;在我们这帮知青的建议下，队里还办了一个食用菌养植场。
“3. 人民公社基本上不存在‘大锅饭’，工分制是很典型的按劳分配形式，工分评定一般都比较认真，也很民主。评工分时大家一般都到场，先评议再评分，可以说基本上是‘公开，公平，公正’。
“4. ‘懒汉’什么时候都有，但在人民公社时期这种人走极少的，因为那时‘懒汉’极不光彩，在大伙心目中和‘四类分子’相近，在村里是非常抬不起头。娶媳妇都困难。
“5. ‘割资本主义尾巴’ 的事确实有，但那是针对某些私人付业，而集体付业是受到保护和扶持的。在我们那儿家庭养猪和鸡鸭羊等也没受到限制。农村集市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网民[日光石]的说法是极为客观的，其实，本网民也是可以提供当时公社办工业的证明的，──或者说，本网民就有过“领导”办公社工业的“实践”。
本网民于上世纪70年代中,下放(准确说，是下派.顺说，我年轻时代不断从机关被下派的地方、干的事，很多很多，晒过盐、种过水稻、打过坑道、部队拉练等等。常被下派的原因大概有两，一是我太年轻，又所谓“有点知识”，要改造;二是我从不附随当时一些人的“极左性造反”之流俗)在苏北边界地区工作，为了进一步发展苏北的乡镇工业(当时苏北已经有不少乡镇工业)，曾带队(一行100多人，几个县的乡镇工业负责人和部分企业领导)赴苏南参观学习工业、乡镇工业。记得我们自包两辆大客车，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从江阴开始，分别参观了华西、无锡的西塘、苏州的昆山、上海(具体厂已记不清了)，以及常州柴油机厂等。由于我当时特年轻，对工业知识知之甚少，有时在带队“训话”中，会把一些工业技术性的术语讲错，事后，不少老同志常抚爱友好地“教、纠”我的缺失，使懂得了不少问题。此事，我亲身经历，加之搞过"笑话",故至今印象极深,不会有错的。这说明，有人说的"毛泽东时代公社不办工业",纯属无稽之谈。
有了以上情况，更多的话已无需再说。其实，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不但正在办工业，并且在不少地方已见欣荣之势。有的网民会说，那时不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吗?
……现在应当告诉这些网民，‘割资本主义尾巴’ 的事确实也有，但正如有些网民所说，那是针对某些私人副业，而集体副业是受到保护和扶持的。当然，──据本网民所知：那时，把副业、公社企业当资本主义尾巴来割的，在极少数由极左分子把持的地方，也仅是偶有发生，决不是全部。并且要说明，当年的这些极左分子，到今天，大都又成了各自层次上的改革精英!哈!哈!这是多么的发人深省啊!
所以，今昔对比，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了。人们常说，对乡镇来说，无工不富，无农亦不稳。这在很久之前，就是人们的经验之谈了。但如进一步说，能不能有力量去办工业，“分散”、“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比得上群众联合的集体的。将“分”、“个”的孤单农民，放在一个个集体面前互相竞争，必然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个别有特殊原因的能人可能办企业富起来，再一个是所有的集体都无一例外地通过工农结合富起来。
当然，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如果全国一直都以集体形式存在，在统一的宏观调控下，华西等村的人不会象今天这样的成为社会“‘富’之‘极’”，但“所有”“大家”“们”，会无一例外地比较富(不是人为地平均)。如是，才是今天的华西等富村的人，以及真正的左派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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