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失误，大多来自官员的“考察”结果
（一）
大凡国家要出台一个什么新政策，必先要对该政策的可行性先来一次调研或考察。一般而言，先行搞调研的大都是有关部门的专家，在他们拿出佐证政策可行性的报告之后，才由最终的决策者——官员来挑拣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再行考证一下调研报告的真实性。在确保“情况属实”之后，一个纲领性的政策就可以出台了。
要说，经过这样的程序，政策的理论性、客观性、真实性和可操作性不会出现太多的舛误，可实际上，决策者所接触到的“实际”，八九不离十都是假的，起码，是掺有大量水分的：
一、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考察时，一听到台前社干部汇报说，他们公社的玉米、谷子亩产3~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公社说，他们的棉籽亩产1.5万斤后，他便激动地连声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场革命”，于是，他便迫不及待地将这一喜讯前去给毛主席汇报，毛老人家听了汇报之后，不知是无奈还是调侃地把手往上抬高了离地 一米 左右说：“一亩地里的粮食能堆这么高？”
可不管咋样，是年8月，刘少奇又派人到该县了解高产情况。下官当然知道上峰的意图，于是，很快，就给奉上了一个所谓的“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的“调查报告”； 1958年9月10日 至11日，刘少奇到他搞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他当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9日 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当地的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书记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刘少奇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于是 ，在当时（1958年）《人民日报》的 8月4日 、28日和 9月30日 连续报道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谬结论，倒导致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爆发，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一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重大灾难。
二、1998年5月，朱镕基总理想把阶段性的国家《粮食收购通知》改制为长久性的《粮食收购条例》，便来到了他的故乡——安徽省的产粮大县南陵县进行考察，以寻找转化依据。
来到鹅岭粮站，朱总理关切地问该站“站长”俞水华：“你们敞开地收购了吗？”俞“站长”字正腔圆地回答：“敞开收购了。”朱总理满意地点点头又问：“你去年收购了多少粮食？”俞“站长”满怀豪情地回答：“去年收购5000吨，而过去都在1700吨左右。”“你这个粮站收一个乡还是几个乡的粮食呀？”“一个乡。”这时，朱总理若有所思地再次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这个乡有多少亩田？亩产一般是多少？总产量又是多少？”
俞“站长”不假思索地说：“全乡2300亩，一年产量15000吨……”
朱总理反过来给俞“站长”算开了细账：“你虽然收了不少，但除去口粮和种子，你还是没有售尽余粮嘛！这怎么叫‘敞开收购’呢？双季水稻难道亩产不到700斤吗？你得讲实话呀！”
俞“站长”镇静自若地摊开双手，有点为难地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的粮库都用上了，已经爆满了。”
朱总理环视了一下四周堆积如山的粮仓，满意地微微一笑。见此，俞“站长”恰到好处地作了一个欢迎总理进仓视察的手势。于是，在俞“站长”的引领下，朱总理登上了粮堆的最高处，十分高兴地笑了……
当天，在芜湖市召开的座谈会上，朱总理动情地说：“在我担任总理期间，我最重视的就是农业；最关心的就是粮食。可以说，我在农业上、粮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过了金融方面。”朱总理还高度赞赏安徽鹅岭是“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
可叹我们的朱总理，只缘身在骗局中，丝毫不知“庐山真面目”。带着“被实践检验过”的假结果，在回到北京之后的十多天时间内，就将《粮食收购通知》上升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刚性《粮食收购条例》，造成了各地农村税费改革的中断，导致1998年全国各地的粮食贷款余额———也就是尚未收回的贷款高达5431亿元；而查一查国家粮库的家底，粮食库存值加起来只有3291亿元———两者之间，整整空2140亿元！这意味着2140亿元之巨的资金，或者被亏掉了，或者因挤占挪用甚至贪污腐败去向不明！
从 1992年4月1日 至 1998年5月31日 ，在整个粮食系统的财务挂账中，亏损挂账1200多亿元，挤占挪用约800亿元。这意味着自 1992年4月1日 以来，粮食系统平均每个月产生29亿元的窟窿，平均每天1个亿！粮食系统300万在职职工，平均每人每月能摊到近1000元！
（二）
三、2000年下半年，接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到西北某省的一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市区进行考察的通知以后，该省提前一周通知了该市，并随即部署了只要“莺歌燕舞”，不要“贫穷落后”的接访主题。
市委市政府哪敢怠慢，随即召集各县诸侯认真遴选“先富起来”乡镇、村组、农户。
落实到位后，市党委、政府一把手先行深入实地检查验收，可一到现场，官员们不由倒吸了一口气——“这也是富裕乡的富裕户？咋跟电影上的旧社会没多大区别？”但重选吧，时间来不及不说，一筐烂柿子，再咋挑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万般无奈之下，市长大人亲自担任起了“总设计师”和粉刷工，打发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开上自己心爱的宝马小轿车亲自担当采购员，立马买来了最为高级的白色涂料，把拟接访的农户的房间从里到外粉刷一新；看见农户家没有像样的家具、家电，于是，再次打发主任、秘书到高级家私店、商场租借来了全新的高级家具、大彩电；把该村周边所有健壮的牛羊统统借来分配到该农户及邻居家喂养，并对附近的村民千叮咛、万嘱咐，到时一定要说成是自家的。同时，对周边的农户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模拟着到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并威胁说，到时假如谁说漏了嘴，就对谁绝不客气……
当然，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亲自精心调教下，国家领导人自然对该省、市的农村工作给与了充分肯定，同时，领导人也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为回去制定农村改革新政策也找到了“满意”的“理论根据”。
但可悲的是，领导人走后的第二天，市上就派人、派车来到了领导人考察过的农家，索要租赁来的家具、彩电。孰料，农户并不含糊：“想搬回去？没门——”然会，一脸的CCTV：“想拉回去？请叫‘领导人’自己来拿！”
拉货的人没辙了，只好电话请示市领导。
尽管市领导责令下属对“刁民”一再晓以利害，可刁民就是刁民，纹丝不动。
可怜的市领导终于黔驴技穷了：“算了，那就送给他吧……”
试想，这样的考察结果，将会对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三）
当然，也有不照拳路上来的领导：
一、上世纪80年代末，×总书记来到某省最为贫困的南部山区进行考察，他有点整不明白：国家从解放后到现在给该地区投入的扶贫解困资金加在一起，少说也够新建一个中型发达省区了，可现在，只要是向国家索要经费，他们就老拿该“贫困地区”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说事，可一旦给国家汇报政绩时，则全都说该地区“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这次，×总书记力图在自己的任期内着力解决掉这一老大难问题。
面对×总书记的提问，省领导感到有点麻烦：因为他们知道，多年来借该国家级“贫困地区”向国家索要来的资金实在不少了，可是，他们历届省区官员向来都奉行着“伸手要钱提贫困，资金下来建省份”的原则，对每次国家下拨的扶贫资金都予以大幅度剥皮，好多次甚至于全部占用，地方上连知都不知道。
为了继续蒙混总书记，省市县各级领导口径一致地向总书记汇报：这几年依赖于您无微不至的关心照料，该地区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
可是，×总书记还是提出要领略“眼见为实”的实地考察，于是，经过省县领导的层层遴选，终于，矮子里面拔将军——给找了一个沿街相对富裕的村庄。当然，连夜打扮那个村庄的任务就成了三级领导此刻的“最大的政治任务”了……
省、市、县领导如同往常一样给×总书记安排好了既定路线。一路上警车开道、车水马龙、“红旗招展、欢声阵阵”，好不热闹。孰料，在车队行走到山乡的一条国道的转弯处时，×总书记突然下令司机停车，当司机和陪同的官员丈八的和尚还摸不着头脑时，×总书记早已下车，径自朝着距离路边百十米开外的一个破落的、孤零零的农家箭步走了过去，还没等随行人员愣过神来，×总书记早已走进了那间破败的小土房，紧紧握住了老农那双结满厚厚老茧的手……
面对着四壁透光的茅舍、面对着一家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农民，×总书记开始问长问短了……
那天，老头对总书记讲了很多很多，当总书记问他，像他这样的贫困户在这里还有没有时，老农回答说，他们家在这个村庄里算得上中等好水平。面对老农的讲述，×总书记的眼眶在一次次发热，心情也在一次次下沉着……
回到市府后，原定的由省市县三级领导关于“越来越好”的例行汇报变成了×总书记的厉声问责。由此，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才知道了“中央的政策直得和线一样，传达到基层弯的和蛋一样，落实到群众身上黑的和炭一样”的残酷现实。
正因为如此，不久，许多惠及该地区的好政策接二连三落到了农民的手里，直到现在，
农民们每每提及此事还赞不绝口。
二、1996年的5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来到了安徽省检查扶贫工作，半道
上，温家宝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他招呼司机说：“我要方便一下。”司机当即把车停住。他
跳下车后，走得很快，沿着一条小路一直往前走去了。
温家宝见几个农民扛着树皮走过来，就迎上去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一个妇女见问话人面相慈善，话声和蔼，虽是干部打扮，却没有想到这会是中央下来
的干部，因此答得就很随便：“现在青黄不接，山上没东西可卖，供销社正在收购树皮，听
说造纸用，就削点树皮去卖，好买点口粮回来。”
温家宝转身又去打问一位男青年，当得知对方是位民办教师，便仔细了解他的工资情
况。民办教师说：“乡里一个月只补助五十元，说是补助，也只是欠着，赶到要过年了才给，
平时就连买粮的钱也不够。”
温家宝在村子各处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这才上车。到了霍山县城后，他随便用了一
餐，就要求听县里汇报。
霍山县委书记不知道温家宝在来的路上已经没按“规定”下过车，依然像往常一样地
做着汇报，他甚至激动地说道：“这几年，我们霍山县有了很大的发展，既脱帽，又加冕，
脱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县的生产总值、粮食产量、
财政收入和农民增收的各种数字，熟练地报了一遍。他还准备把各种成绩的统计数字一一
报来，温家宝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忽然问：“你这个县这么好，可以按时发工资吗？”
县委书记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们不欠全县职工一分钱！”温家宝点到了他下车看到的
那个村庄的名字。县委书记不禁一愣，但他马上说：“那是我们县最穷的一个村。”温家宝
幽默地笑道：“你最穷的一个村，就被我看到了？”县委书记这才知道遇上了麻烦，偷偷地
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委领导，见省委领导都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不由得急出了一头汗。
温家宝严肃地说：“同志们，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数字，我更看重农民家里的生活
水平是否真的提高。你们都很年轻，我希望你们多到农民群众的家里看看。真正做到脱贫
很不容易，何况有些脱贫了还会返贫呢。”
（四）
三、2000年6月，温家宝到安徽检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在阜南县，县里安排
去看小陈庄，这是一个新建的村，两排楼房十分漂亮地沿路而立，中间的马路也修得很宽，
看上去不仅富足，还透出几分气势。但是，温家宝下车后只望了一眼，就拒绝进村去看。
这弄得陪同的领导十分尴尬。吴昭仁是多次陪同温家宝到安徽各地视察的，彼此已经很熟
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说道：“既然来了，进村看看吧！”
“不看，”温家宝不为所动，“要我看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有钱人，盖了几幢新楼房。”
这时，走来了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温家宝于是上前打问：“搬到这儿来，你们是自愿
的吗？”对方高声答道：“完全是自愿的。”温家宝若有所思地问：“住这样的房子，花了多
少钱哪？”“两万多。”温家宝朝村里望了望，空无一人，就打量起这两个“农民”。显然他
已从对方回话的口气中悟出了什么，指着其中的一人问：“你在村里具体干什么呀？”对方
说：“支部书记。”温家宝幽默地笑了：“那我就问问你，为什么要修这么宽的马路，占有这
么多的耕地呢？”支部书记哑口无言。
重新回到阜阳市，市委将温家宝一行安排在国际大酒店，温家宝一听是“国际大酒店”，
坚决不住，要求住进招待所。
晚饭后，温家宝也不愿休息，要求安排两个县委领导汇报有关工作。汇报时，太和县
委书记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刚念了个头，温家宝就示意对方停下来：“你们不要念稿
子好吗？”离开了稿子，这位县委书记竟不知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了，变得吞吞吐吐，十
分狼狈。
温家宝失望地摇了摇头，说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气，在阜南县的那个村子里，见
不到一个群众，不知道你们想让我看什么？去年，我到河南省，一个县委书记也叫我去看
一个这样的村子，见不到农民，村里的马路修得比你们这儿看到的还宽，房子也比这儿漂
亮，我就问那个县委书记，这样好的村子在你县占多少呀？他支支吾吾地说，百分之二十
吧。我说，好，就是占到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更想知
道你们县百分之八十农村的情况，你带我去看看好吗？他马上说，路不通，不好去。我说，
车子去不成，人总可以走进去吧，那么多的农民可以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呢？你带路，
我要进去看看！”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他是从天津市旧城区一个普通的胡同
里走出来的，有着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米房屋里的经历，因此，“平民情结”一直
根植在他心中。那天，他动了感情，“我们党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我还希望去看绝
大多数群众。如果农村都这么好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在北京郊区的房山，我
看到过许多农民仍在看 九英寸 的黑白电视，难道你们这里比北京郊区还好吗？共产党人一
定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关心少数人！”他特别强调：“我再说一遍，我是来搞调
查研究的，不是来参观的，请你们不要只让看‘闪光点’！”
坐在会场上的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见状，慌忙离开会场，让人给颍上县打招呼，将原
安排第二天去颍上参观“全球环境五百佳”的小张庄与八里河的计划取消；同时交代下面，
从阜阳宾馆拉过去的那些高档餐具和借去的厨师，统统连夜撤回，不得有误！
（五）
从以上的事例来看，领导要想得到真正的下情，单靠正儿八百例行考察根本就收不到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譬如，2008年4月初的一天，我国有关领导人依据官方统计数据和自己亲自“考察”的结果告诉全世界，中国储粮数量比世界平均储粮水平多出一倍以上。
可是就在发话的第二天，安徽省当涂国家储粮库为“空库”的丑闻被媒体曝光。更为恶劣的是，当地官员“空库”实报，骗取冒领国家财政支付的国储粮储存保管费以谋私。还有，在去年的猪肉涨价潮中，曾令政府极为尴尬和被动，发改委高调表态国家有足够的国储肉足够平抑我国当时的肉价，可当需要国储肉出力时，发现相当数量的国储肉仓库其实是“空库”。
那么，我们的官员为什么不善于走早在封建社会就成气候的“微服私访”的道路呢？
中国的第一任皇帝尧，在自己治国的50年时间里，曾为了禅让自己的位置，在民间对拟定的接班人舜进行了微服私访，不但拓开了帝位可以转让的先河，而且开创了一条官员了解真实民意的可靠途径，后来，齐桓公、汉武帝、包拯等人，都为了了解民情民意而到民间实地微服私访。到了清代，康熙皇帝更是把微服私访当成了自己调查国情民意的首选办法，每当拟定大事，则多有此方面的举动。在他的表率下，乾隆三下江南、刘罗锅数次深入民间，为制定治国方略、拨乱反正取到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保证了所制定出来的大众方针的客观性、科学性，避免了许多次冤假错案的发生。即便是前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在主掌国政期间，也会动辄乔装打扮深入到工厂、农村，和工人、农民一起干活、一起聊天，倾听民众的心声，从而制定了一系列利民政策，使台湾这个弹丸之地很快就变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在当今的我国，就很少有级别较大的官员开展过微服私访活动。为什么呢？可能是在学毛老人家的晚年吧：
众所周之，毛主席一生致力于鼓吹“调查研究”，从上个世纪30年代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他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就几乎伴陪了他的一生。然而，在毛主席的晚年，由于国家出于对他的身体和安全的考虑，几乎割隔断了他和人民群众的直接接触，尽管他老人家数次发火，但都无济于事。记得在央视《纪念毛主席100周年诞辰》的纪录片里有这样一段录像：60年代，毛主席乘专列外出考察，当专列停靠在一个偏僻的小站时，他老人家看到了旁边的一个小村庄，于是便大踏步前去想“深入群众”，可是，却被身边的公职人员给强行“活捉”了回来，不仅如此，保卫人员为了不让群众见到毛主席，不但在毛主席的身边加强了岗哨，而且给主席戴上了大沿帽、大口罩。无奈的毛主席一气之下，竟然席地坐在了火车路的铁轨上说，我哪都不去了!......
纵观中国解放后的历史，晚期的毛主席想微服私访，实属出于无奈，可现在官员呢？权且放下高官不说，即使是一般的地方官员，也几乎没有谁愿意走“微服私访”的泥泞小路，纵然走几步路，都要警车开道；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大兵压境，生怕和老百姓见面、生怕使自己混同为一般的老百姓。而国家领导到了地方，根本就了解不到地方的实情。不是领导人不想，而是地方官员不肯：
2008年，西北某地有马路消息传来，说是有一位国家领导人不日将前来考察工作，于是，当地部分被拆迁户村民就当地政府前年非法暴力强拆事件屡次上访得不到解决一事，拟写了一份诉状，想乘“亲切招手”之际乘机塞递到领导人的手中。鉴于前几次投御状的失败教训，他们把状纸分发到许多村民手中，分散到了领导人要考察的各个地方。他们想，在他们自己的队伍中，总有一个“瞎猫”会幸运碰上个“死耗子”。可是，俗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告状的萌芽刚一露面，就被“人民卫士”给扼杀在了萌芽状态之中——
公安、司法、国土、城管、房管、党委、政府等部门倾巢出动，分成数十个小组，每个小组八、九个人，不分昼夜24小时监管一个“告状”者；就连告状者在国家机关公干的人也被株连——谁的亲戚到时递状，就撤谁的职、开除谁的公职。这样，才保证领导人到来的那天，出现了“到处都是一片欢乐祥和的场面”；
同年，更高级别的领导人再次要来这里。受害村民接受教训，让不引人注意的老头老太太混迹人群，充当御状手，他们想，经过这次准备，“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能实现。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府除了沿用上次策略之外，还想出了更绝的：所有该村的村民不分男女老幼，均成为了政府的“专政对象”——一律严加防范，而对于原来属于分组管制的对象，则全部采用“文革”对待“四类分子”的绝招，全部限定时间，由所在的小组提前“护送”到外省“游山玩水”，直到领导人离开本地为止。
自然，领导人在这次考察中又一次看到了“到处莺歌燕舞”的升平景象。
（六）
按照崔永元《实话实说》节目的原则说句实话，领导人到地方考察根本就听不到真话，见不到“庐山真面目”。至于谁想借机告御状，则更是难上加难；
90年代初，中央有位政治局官员来我地农村进行考察，当他来到一片麦田时，有一位农妇冲开了距离领导人 100米 开外的第一道防线，手举诉状正准备冲向第二道防线时，早已被随即赶来的第一道防线的警察给拖到边上的一个枯水渠里给打了个半死。
当然，要说现而今没有出现过有人能给领导人递进“御状”的例子也不尽然：改革开放初期，我地有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银行干部，由于胆子太大，“摸”进了巨额“虚假贷款”的漩涡里翻了船，结果被公安“监视居住”。由于此人有通天的能力，当得知国家有位副总理要来此地考察的密报时，他随即就撰写了一份“申诉状”，让能接近领导人的哥们给直接递交到了副总理的手中。
要说，领导人就是领导人，他办事的效率实在神速，不到半个小时，银行干部的罪名就烟消云散了，随即，也就自然官复原职了。但有点可悲的是，国家的一笔巨资从此也就自然而然失去了踪影。
今年，在国家准备出台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前夕，国家有关领导人来到了素有“中国农村改革试验田”的村庄进行考察，准备为该政策的出台寻找理论根据。
在那里，在当地官员例行的层层簇拥下，领导人自然看到了“改革三十年来的新景象”，然而，遗憾的是，在领导人离开的第二天，我就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试验田”弄虚作假的专题报道。由此我们可以想象——用这样的“考察”的结果制定出来的政策又该有多少实际意义和可操作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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