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知论是主流精英弱智的遮羞布
田忠国
周其仁 先生在2008企业家领袖年会上，以“以规则的确定应对结果的不确定”为题，做了本年度的主题发言，惊喜的是， 周 先生终于在一夜之间平添了一个主流经济学者本该拥有的智慧，但是，通读全文之后，我不得不 向周 先生和所有参与2008企业家领袖年会的先生说一句，中国的主流精英是低智的，而且低智到令人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用规则机制应对未来的突发事件，这是所有智者努力的方向，但用规则机制应对未来的突发事件，其前提条件是对突发事件的生成机制有个通透的理解。而后才可能通过规则机制，应对突发事件，也就是说，对于所谓的不确定性，只是个时间的判断问题，也就是无法预测出具体的时间，但对于突发事件的生成机制，一定有所理解才可能拿出有效的应对规则。如果我们连突发事件的生成机制一无所知，就妄谈规则应对，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我曾经在很多文章中一再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个不能根据管理文本看出企业未来的管理者，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因为，管理文本主要体现在价值目标选择和价值目标管理能力两个方面，也体现出价值意志和对突发事件的规则机制应对能力。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任何突发事件，或者用 周其仁 先生的话说，不确定性，都是其价值逻辑的必然结果。
所谓价值逻辑，就是从哲学层面解决未来未知问题。
由此可知，未来是可知的，不仅可知，而且可以管理。比如说，出租车罢运，这是突发事件，但在司机罢运前，人们完全可以根据抽份子钱的机制逻辑中，预测出罢运事件。如果早做处理，取消份子钱，罢运也就不会发生了。再比如说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官员损害民众利益再先，这是因，而民众在忍无可忍，暴发群体事件，这是果。通过因，也就知道了果，在果未成果之前，积极处理官员损害民众利益的事件，也就不会发生群体事件。再比如，民众利益受损而得不到及时处理的原因，是民众没有利益诉求渠道，也没有民众迫使政府处理的民主权利，解决民众的民主权利，迫使政府处理是根本，也就是解决政府问责和民众问责机制，解决利益诉求渠道是关键，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一个国家或企业也就管理好了。
我们知道，美国的管理学大师德鲁曼，就是一个标准的未来不知论者，而通过对 周 先生全文的研读，我始知 周 先生是德鲁曼的高足。但不客气的说，德 鲁曼 先生是世界级的低智者，因为，从中国古典哲学的角度，一切未来都具有因果性，而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现在，果，则是 周 先生所谓的不确定的未来。
我个人认为，韩德强虽然年轻，但他真正的掌握了价值机制因果律（他的正负反馈的说法，我称之为价值机制因果律），所以， 韩德强 先生总能在今天看到未来。 从周 先生别的文章得知， 周 先生和韩德强是熟悉的朋友，建议 周 先生不妨向韩德强学习一下他的价值机制因果律，避免重复发生右倾幼稚症，以免给人低智之感。
当然，我 相信周 先生不会和王占阳等主流精英一样，看到不同意见，特别是看到批评意见，就马上动用自己的权力，对我实施封杀手术，从而自己把自己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枪毙掉。因为，他们对我实施的封杀手术，只能证明他们所谓的自由是他们个人的自由，而他们所谓的民主，也是他们自己的民主。试想，一个不包括他人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怎么会有真正的“普世”可言，而所谓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扯远了，再回到本文的主题。其实，根据主流学者的一系列言论，我们痛心的感到，不可知成了主流精英的遮羞布，比如，毒奶粉现象，不可知，不断发生的群体事件，不可知，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可知，似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件可以预知的。但他们唯一可知的，就是以万元或更高的收入，消费数千元一包的烟，到世界各地购买豪华别墅，或者，开世界上最贵的小车。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弱智者会忽悠大众，就成了自由获取高占有率的精英一族。
记得 周 先生有篇文章，叫他在左转，如果真是左转，我是赞成的，因为，只有左转才有大智慧。左转，就意味着不以个人利益为重，而是以天下苍生的前途命运为己任但，意味着大智慧的彰显。以前，我曾写过一篇叫“弃小利才能彰显大智慧”的文章，旨在劝戒那些为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一意孤行的者，放弃小利，走向智慧的大道。右转呢，则意味着自私与低智。因为，主流精英的低智，并非是他们胎带来的，而是自私遮住了他们智慧的眼睛。
在结束本文前，我再次告诉那些企业家领袖们，未来是可知的，如果你们放弃了未来是可知的理念，你们的企业是管不好的。因为，任何一家企业，不论大小，都是在今天管理未来。一家企业的能力，就在于管理未来的能力，而不在于暂时的市场占有率，因为，市场占有率永远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而构筑可知的未来，唯一之正确的途径就是创新和品牌，因为，创新意味着领市场风气之先，而品牌则意味文化之花的绽放。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两种空间，一种叫有型空间，其中包括陆地、海洋、河流和其上的外空，另一种叫无型空间，也即意识形态和文化空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人心空间。企业产品担付着拓展利润空间和无形空间的双重责任。从这个角度说，我国的企业担付的责任不仅重大，而且光荣。
但是，我国的主流精英却一再主张，用市场换技术，结果呢，技术没换来，市场也没有了，而我国的企业，不仅失去了技术创新能力，也失去了文化铸造能力，出口要出口退税，要民众拿钱补贴外国民众。试问主流精英：如此脑残是谁的悲哀？
最后，请 周 先生等主流精英们，不要用美国的自由经济理论祸国殃民了。
真正的管理大师在中国！真正的管理大师是毛泽东！
2008年12月17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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