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之争下的治国安邦之路
-----闲聊天下（一至八）
田忠国
1），路线之争的核心是什么？
左、右之争的核心是路线之争。但路线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双方似乎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有时，左翼论及路线问题，右翼便会以左翼不会治国论搅混水，以便给大众一个印象，左翼只会批人，不会治国。每在此时，左翼便茫无所从，以为自己真的治国无法。其实，说到底，路线之争，说的是路线，而实质就是个治国的方向和方法问题。
在左翼茫无所从之际，右翼呢，深为搅得水混而暗自庆贺。
治国的方向和方法，其实是一致的，有了方向，就必然有与方向一致的方法。右翼之所以不谈方向、避谈方向，就是为了更安全的达到实现方向目标，而又不被左翼觉察的一套迷踪拳。左翼在这套迷踪拳下，也跟着比划，结果帮了右翼的大忙而不自知。
一般情况，所谓路线之争，主要是毛路线与精英路线之争。前者主张，国家要发展，社会要稳定，就必须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科学而又和谐发展的路子。要确保这条路子不走偏、不走斜，唯一的办法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是以民权治官权，人民群众拥有对政治经济制度的选择权、决策权、决定权的办法。再进一步说，就是集天下人之意志和天下人之智慧，为国家路线、国家意志、国家智慧。这样，执政者就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政治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权利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反之，国家的发展就会失去民众支持、民众意志、民众智慧，从而失去社会最强大的机制动力。而后者呢？主要依靠对象是精英，也可以说是精英路线。一般情况，精英最聪明，但若没有民权制约，精英的智慧最容易变成邪恶之源，比如，郭京毅是个精英，文凭很高，且又能说善道，但是呢，他却把智慧用到了用制度卖钱上。中国的精英，大抵上有这么几类，一类如郭京毅，用制度卖国，另一类是文章游说的方式卖国，影响国家决策失误，从中得利。这两类精英，是中国的主流精英，而再一类精英呢，我称之为人民的精英，国家的希望，比如说毛泽东和毛泽东的追随者们，却成了主流精英攻击的主要对象。他们对这类精英，恨不得生而食之。因为，人民的精英影响了他们任意获取占有权、占有率，是他们发财致富的绊脚石、拦路虎。
由此可知，所谓路线之争，简单的说就是个为95%以上的大众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还是为5%以下的人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之争的问题。95%以上的人民大众，只有拥有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才可能在创造的过程中平等的分享到创造成果。
而右翼呢？为不到0.4%的家庭，占有了75%以上的改革成果，或者向更高的占有率不懈努力，如此而已。
2），左翼的治国良策与右翼的祸国殃民
从世界范围来说，右翼都是低智的代名词。有人可能认为我不尊重事实，因为，世界各国的右翼势力都占居社会高端。反对者一定不清楚，世界上所有的右翼人士，都是自由掠夺的主张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右翼的两张牌：一张是自由主义，另一张是自由经济。前者为世界各国的少数强者提供自由掠夺的理论根据，后者为自由掠夺制定规则秩序。
有人看到这句话，一定认为我的话前后矛盾，因为，既然是自由掠夺，就必然没有规则，有了规则，就必然没有自由掠夺。这样说的先生，一定不懂得什么叫规则，因为，规则既可以是公平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公平，最佳的公平也就是相对公平），但同时也可以规制非公平的规则秩序。比如说，自由资本规则，表面上看这是个公平的游戏，但问题是，这个游戏的前提是资本，也就是说，你想进入这个规则秩序，首先就得拥有资本，没有资本你是进入不到规则秩序序列的。这样的结果，就把90%以上的人排斥到规则之外。
但是，高智慧者并非全生在资本拥有者之家，而是分布在更多的普通家庭，如果不给他们创造发挥社会作用的机会，他们最大的可能是自由掠夺规则的掘墓人。为了防止这样的事发生，又能使高智慧为我所用，资本拥有者又制定了竞智的一套机制，把高智慧者纳入到资本管理的范围，并使其从中获得高额收入。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高智慧者自由掠夺的序列后，燃烧的占有欲望往往焚毁他们所有的智慧。美国的金融海啸就证实了这一点。
而左翼的智慧，则源于无私。
何以如此说？佛道两家，最讲究的是修炼。但修炼什么？修炼的是心。一念不起谓之静，说的就是修心。念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从欲中来，到得处去，也就是说，念头起处，必自欲望，而念头落处，必是得处，也就是满足欲望。故而，一念起则万智顿失。
世界各国右翼追逐的，唯满足欲望而已。
从这一角度说，一个只为满足欲望而算计天下苍生的人，而且还是各国的主流精英，这个世界就离暴力革命不远了。而一个只会逼迫民众暴力革命的群体，恐怕是世界上最低智的一群。
3），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
在一片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声中，一场巨大的灾难，从1990年代就悄悄的逼近中国。更早一点，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那时，不过是一种喜悦的脚步声而已。到了2007年年末，种种迹象表明，远在大洋对岸的美国，繁荣的深处就已经响起了席卷世界的灾难性潜流。
这种灾难性潜流，就叫自由掠夺经济机制。
大多数右翼经济学者认为，这场灾难，是监管不力导致的结果。但其实，这虽然与监管有关，但监管不是问题之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由经济机制激活了人类掠夺与占有的所有欲望，而自由掠夺机制，当成为世界性的经济规则之后，一场巨大的灾难，就在规则形成之时开始了。面对这场全球性的灾难，中国的主流精英有两个严重的误判，一是初始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不大。当意识到问题严重得无法估量时，又惊慌失措，抛出了两万亿，之后是四万亿的紧急救市计划。
如果此时中止了误判，积极通过提升消费能力的方法救市，或许，中国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还有挺立起来的机会。但是，决策层的三大救市方案：投资、救房市、刺激生产，满天撒钱，其结果必然助推更大的灾难。因为，近六十年的积蓄一旦撒完，楼市崩盘引发金融崩盘，本已过盛的生产又增加了过盛，由此而引发的经济灾难必不可避免。
如果社会拥有价值目标共识的话，其内在的凝聚力，形成整个社会抗拒灾难的意志，或许经过巨大的阵痛之后，站立起来的还是一个伟大的中国。
但是，改革成果由不到0.4%的家庭，占有了75%以上的改革成果，而99.6%以上的家庭，仅分享到不足25%的改革成果（新华网数据），早就把价值目标撕得粉碎。而茅于轼则说：“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由此可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了那5%的富人，指望的也是那5%的富人。
关键问题是，中国有十四到十五亿人，假如是十五亿，那95%的穷人，就是十四点二五亿，如果这十四点二五亿人涌动起来，一人一口唾液，也足可以形成汪洋大海，而区区数千万人，到了那个汪洋大海里，恐怕也就是一个个微小的沙子。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茅于轼等精英先生想过没有？如果没想过，还请快一点想好，想晚了，没得机会想了，那就只有抱着“08宪章”的美梦，奔赴天堂挥舞着“08宪章”抢占占有权和占有率了。
现在这样说，精英们会以为我这是言过其实。
但是，95%的穷人，随着失业率和收入的降低，会变得更穷，而八亿多农民，失地后再失业，他们唯一选择就是重上井冈山。
治国有道
治国有道。对于这个问题，在右翼的先生们看来，既左又落后，因为，自由掠夺就是真理，就是“普世价值”，因为它符合追求自由的人性。其实，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就在于，一、每个人的人性，都有两个层次，原初层次，一般被称为动物性本能，第二个层次，也既文化的人性，人脱离动物性本能，人性由动物性升华为文化性人性。二、在这个文化性人性的层次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一种是利他主义，另一种是利己主义。一般情况，利他主义属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而利己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有人可能会说，资本主义也提倡利他主义，但社会主义的中国主流精英却提倡利己主义，我说的与事实不符，但是，人们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提倡利他主义，有利于资本家的自由掠夺，而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精英，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的追求者，而是资本主义的追求者，符于动物性本能的追求者。三、文化层次的人，而其内核是由精神为主体的。也就是说，文化的本质在于精神的提升。四、精神的内核又是什么呢？精神的内核在于价值取向。
由此可知，治国之道在于：一，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是关键，共同的价值取向是核心，不屈不挠为社会和他人创造是其精神的动力之源。二，治国是一种以文化为主体的综合价值观念，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治国方法。三，相对动态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既是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动力机制，也是社会和谐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四，当人类从各自独立，相互关联度不大的个体走向群体之后，经济就不在是单纯的物质属性，而是文化主导下的物质产品，因为，人类发现，在群体生活中，人们如果想更好的生活生存下去，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物质的分配。而物质分配，就是一种文化观念的产物。五，从统治者的角度说，善政是最好的执政方式，因为，善待民众是一个社会动态稳定的基本支点，但是，世界上的左翼典型代表毛泽东则从相反的角度，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善政源于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因为，为民执政的价值观，光提倡解决不了问题，还需要管理。而真正有效的对价值观的管理，不是执政阶层，而是人民群众，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才真正懂得管理价值观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在人类历史上，是毛泽东第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家管理者。而这，就是治国理政的大道。
也由此可知，世界上所有的右翼永远读不懂毛泽东，也必然仇视毛泽东，因为，他们不给平民百姓权利，还尽想占平民百姓的便宜，还想让平民百姓象敬仰毛泽东似的敬仰自己。平民百姓不买账，他们一下子就把账算到毛泽东头上。
这样说有人一定认为我是冥顽不化的左翼人士，其实，这样说的人完全错了，因为，我既不是左翼，更不是右翼，而是平民中的中间翼，也就是说，一切执中而论。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中？中不是调和，也不是中庸之道，而是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也即，由民做主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民主选择、决策、决定机制，人民群众向官员的问责机制等等。离开此，都不是中。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毛泽东执中之鼻祖，万世治国不二之法门。
4），中国经济危机的杠杆解
孙立平 先生认为，中国的经济危机比美国三十年代的经济萧条将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判断我个人认为，和我的判断基本一致。按照“新华网”的统计数据，即，改革成果由不到0.4%的家庭，占有了75%以上的改革成果，而99.6%以上的家庭，仅分享到不足25%的改革成果上看，中国的经济萧条源于这个分享率的比率。而另一个比率，也就是人们常常津津乐道的外向型经济的比率，加之出口退税的政策，再一个，就是房地产业，它把人们的基本消费能力全部吸纳走了，造就了又一个占有率的过度膨胀，三种力量合起来，既便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也会把中国经济运转机制击得粉碎。美国金融危机只是加快了这场经济灾难到来的速度而已。主要问题，还是个自由经济机制的问题。
在2005年的下半年，我经过机制模型，近一年的反复实验后，终于判定，我的判断没错。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以“机制危机分析报告”为题写成文章的。之后，我把文章寄给了很多单位，但坦率的说，几年过去，至今我没有收到任何人或单位的回复。那时我还没有微机，是用笔写的，写了近万字，既没有挣稿费的想法，也没有成名成家的愿望，因为，我深知，在唯学历的中国，一个既没学历也没有圈子的人，要想成名成家简直是痴心妄想。但我有一个愿望，那就希望国家采取措施，调整经济机制，避免经济危机的灾难。
有人认为，占有率膨胀并不可怕，只要饼做大了，99.6%以上的家庭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但问题是，这个饼要做多大呢？我个人认为，在保持现有占有比率不变的情况下，在中国现有人口的背境下，中国要做到世界最高财富总量的数十倍以上，99.6%以上的家庭生活才可能得到改善。而中国的能力，据研究者，再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可以赶上或超过美国。由此可知，饼做大了大家的日子就好了的想法，不仅幼稚，而且是无知的痴心妄想。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中国经济机制的发展道路，就成了中国能否度过危机的一道大坎。这道坎过不去，一切都将成为泡影。因为，我个认为，是99.6%以上的家庭决定中国命运，而不是 茅于轼 先生所说的0.4%的家庭决定中国命运。
既然如此，就需要惠及99.6%以上家庭的经济机制。现在看，中国到目前为止的经济机制，还是只惠及0.4%家庭的经济机制。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下一步还要改革经济机制。按我的理解，在前些年私有化大跃进中，在产权明晰化的名义下，很多国有资产都明晰到私人名下了。也就是说，中国前三十年积累的国民财富，一下子几乎全进了个人的腰包。这种改革，不知道是抢劫呢，还是叫改革？或者，改革就是抢劫？从这一角度说，中国到了必须对改革进行改革的时候了。
我个人认为，在日亦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如果不对抢劫式的改革给出一个令民众满意的说法，在失业大潮席卷全国之日，就是社会动荡开始之时。或许，在那个时候，失业的民众会对抢劫式改革自己讨个说法。
一般认为，经济问题与其它无关，其实，经济的本质是个文化问题，也就是说，是个价值观念的问题，比如说，在一年内创造了一千块钱，在社会主义价值观观照下，相对均衡的分配到社会成员手中，主流精英认为，这种状态，经济就没有发展。如果在自由经济价值观的观照下，还是一年创造了那一千元钱的财富，但其中有一人获得了90%以上的占有率，主流精英就大呼：改革成功了，经济发展了。
在自由经济价值观主导下，这种自由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给世界各国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因此，要改革这种自由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要从思想文化上，也即价值观念上进行革命。如果不从思想文化，也即价值观念上革命，中国经济发展没出路，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同样没出路。
因为，这是中国经济危机的杠杆解，同样也是世界经济危机的杠杆解。
也就是说，中国的价值观念问题解决了，发展观念改变了，才有可能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价值观念解决了，发展观念改变了，下一步，就是解决相对动态均衡分享创造成果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解决，中国的经济危机，也就找到了真正的解决途径。因为，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问题，是中国经济危机唯一的杠杆解。
5），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人权观、民主观和自由观？
右翼认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崇拜者、推行者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人权、民主、自由。左翼认为，也就是民众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人权观、民主观、自由观，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人权观、民主观、自由观，虽然名称一样，但有着本质的不同。
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人权观、民主观、自由观，主要体现在，人民大众对政治经济制度拥有至高无尚的选择权、决策权、决定权。而资本主义的人权观、民主观、自由观，则只有形式民主和票选权，不仅没有对政治经济制度选择权、决策权、决定权，甚至没有挑战权。
由此可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是少数人自由掠夺大多数人的代名词，而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则是人民大众的狂欢节。
有人可能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怎么没有对政治经济制度拥有至高无尚的选择权、决策权、决定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人们最好读一读主流精英 朱学勤 先生以“30年改革开放，30年左右之争”为题的文章（原文地址：http://www.mzcy.cn/bbs/viewthread.php?tid=2931），该文章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早就不是社会主义了。
6），“折腾”的解析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出，右翼势力马上就拿“不折腾”的大棒挥向了左翼，并声称左翼是折腾的代名词。其实，真正折腾的是右翼势力，因为，他们以改革的名义反改革，以反折腾的名义瞎折腾，其真正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牢牢掌握自由掠夺权，并从自由掠夺中获取高占有率。
一般而言，把本来很好的事情推倒，反复重来，叫折腾，这是其一。其二，有了错误不改，坚持错误，并且为错误津津乐道，坚持错误毫不动摇，这也叫折腾。其三，高举改革大旗，从理论到制度实践卖的全是为自己赚钱的私货，比如说郭京毅等，这也叫折腾。和其它折腾不同的地方是，这种折腾是卖国谋利。其四，以5%的人自由掠夺95%的人为荣，这也是折腾，这种折腾以毁党灭国为目的，制造阶级压迫，迫使被压迫阶级暴力革命，是一种罪恶滔天的折腾。我想，胡总书记所说的“不折腾”，肯定是指以上的问题，而不是右翼所解读的，纠正错误是折腾。因为，胡总在讲话中明确说了，大胆实践，但发现错误要及时纠正。
胡总的话才是科学发展的基本态度，而右翼呢？有了错不准改、不能改，以反对折腾的名义维护错误，不过是脑残的标本而已。
7），经济危机是自由经济机制的必然结果
我是个机制决定论者，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和经济机制，就必然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机制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说是从制度来的，所以，一般称之为制度机制。其实，这种想法过于单纯，或者叫陷入了唯制度论的泥淖。我个人认为，制度机制来源于思想文化，也就是说，思想文化在先，而后才有价值逻辑的制度机制。但思想文化又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认为是天才创造了人类历史，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则认为，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创造了历史，我则认为，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给“天才”创造了理论总结的机会，并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积极推广，再行实践，又在实践中提炼出新的思想，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制度机制，所以，它是“天才”与人民群众融合为一的必然结果。
但是，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全部历史，大多数是英雄创造的。在中国，则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创造历史才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的指导方针。然而，从思想到文化，需要一个转化过程，从文化到制度构建和实践，也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因为，制度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个价值逻辑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问题。程序是路径，规范是标准，而制度则是对程序和标准的固化。因此，规范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程序标准，二是行为标准，两个标准合起来，再加一个必须这样和不得这样，就形成了制度。从这个角度说，没有程序和标准的制度，形成不了机制。如果形成机制，那也一定是潜机制。
潜机制是世界上最大的制度破坏力量。
政治机制是如此，经济机制也是这样。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再次提到文革，因为，从历史资料上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初动因，主要原因是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革命问题。当然，在他的叙事语言中，最多的表述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主流精英认为这是毛泽东的一大罪恶，普通民众则认为这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必须的，因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反对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就会提前十年遭受新三座大山的压迫。当然，如何处理这个重大问题，是中央领导层应该解决的问题，不提。单就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问题，我想谈点个人看法：一，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没有必要在思想文化领域继续革命？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有必要回答当时的思想文化现实。实质上，中国当时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人民群众和大多数党员干部，思想文化意识还停留在封建和半封建的状态，到目前为止，主流精英虽然有什么留学背境，但他们根本没有脱离封建、半封建的思想文化体系。由此可知，中国如果不从事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其必然结果是，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停留在封建、半封建主义的制度体系当中。二，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是为了什么？前面我已经提到，思想文化是制度机制之源，也就是有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机制。从这个角度说，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就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革封建和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命，因为，只有有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制度机制。
主流精英认为，毛泽东是为夺权才发动文革的，咱就按主流精英的思路，谈谈文革中的夺权问题。天下人都知道，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人掌握领导权，走的必然是有益于人民大众的群众路线，而一个具有资产思想的人掌握领导权，走的必然是另一条道路。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争夺领导权也是十分必要的。现在的主流精英，不是为了争夺领导权，防止人民大众获得领导权，还努力不止么？也由此可知，主流精英攻击毛泽东争夺领导权，不过是防止人民大众获得领导权而采取的策略而已。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的思想文化，产生不同的制度机制，不同的制度机制，必然导致不同的结果。
有人幻想，在不改变现有经济机制的情况下，拯救中国的经济危机，我个人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占有率膨胀机制，是经济危机的必然结果，而用占有率膨胀机制解决经济危机，其结果必然走向愿望的反面。另外，市场并非是价值配置的最佳机制，因为，市场价值配置机制的核心，是占有率利益的最大化，而占有率利益的最大化，是不管社会状态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平等的共同分享自然资源，是一个国家保持社会稳定必须坚持的原则。当然，如果不考虑社会稳定问题，尽可以由市场配置。
所以，有时候经济问题，其实不单单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以降，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因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论看到的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科技问题还是思想文化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或政治、科技或思想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问题。看不到其中内在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就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
8），中国右翼的悲剧
中国右翼最大的悲剧，一是自私、没有道德。二是因为自私和没有道德，变得鼠目寸光、目光短浅。三是以视中国为敌人的国家，比如说美国-----的价值观念为分析判断中国现实的标准，其结果呢？国家和人民，都成了主流精英的敌人。主流精英欲置敌人死地而快，也就不足为奇了。四是仅以主流精英改革三十年为中国的全部历史，其余的中国历史，上至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下至中国的前二十八年，都不是历史，或者说都是一钱不值的历史，而中国的前二十八年，则是中国的罪恶历史，这种脱胎于小布什的美国看待中国的历史观，成了中国右翼，也既主流精英的价值坐标系，指导并推动着中国的前进，中国成为美国制度机制下的殖民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写作本文过程中，无意间读到了 辛子凌 先生的一篇奇文，题目叫““腐败黑数”知多少 ”。对 于辛 先生的奇论，我是不敢苟同的，因为， 辛 先生对于腐败问题的结论，显然是很不科学的。试想，如果改革期间，人民民主的社会机制依然存在，中国还会腐败得那么严重吗？我看不见。因为，你如果胆敢腐败，人民群众有权造你的反、夺你的权、下你的课，你将如何选择呢？唯一可以的选择，就只能听命于民，为人民服务。但是， 辛 先生和所有右翼一样，陷进了唯美国价值观是从的泥淖，全面否定人民民主的价值倾向。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右翼势力是断送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群。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一种阴阳学说。在该理论中，主要讲阴阳互根、相互制衡，从而使整个宇宙保持在动态和谐状态。一般认为，坚持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为第一使命的左翼，为阳，而坚持以个人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为核心的、右翼的价值观念，为阴，两者相互制衡，才能在保证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有足够的能力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但是，右翼势力既不具备动态制衡的哲学观，也不具有全球视野和系统历史下的发展观，反而对具有动态制衡哲学观和全球视野和系统历史下的发展观的左翼，疯狂封杀，怎么可能会给中国设计一个美好的未来呢？
2008年12月22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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