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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反共右派在陈景润上制造的谣言

曹为平 · 2008-12-23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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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反共右派在陈景润上制造的谣言



曹为平

  我在反共的右派天涯社区上和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辩论时,揭穿了反共分子右派分子的许多谎言。有一次我提出:

  再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新闻,1974年我回上海听说我国发现了一个数学家,(张春桥)说:“赶快保护起来”。这时我在报上发现了他的名字——陈景润。反共右派用他来作为打击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棍子,但实际是四人帮发现的。

  文章发表后,反共右派分子气得不得了,但无话可说。至于最最无知的就来自讨没趣了,就来质疑,其中有一个人说:“看了曹老爷子的贴子,对其经济方面的论点不感兴趣,但曹老抛出的政治爆料太神奇了,我想不关注都不行了!什么陈景润是张春桥发现的并给予保护的呀,什么巴金曾经投靠四人帮呀,什么张志新因为私人生活淫荡才被判刑入狱的了,真是闻所未闻呀!真是把我惊呆了!我都快从椅子上摔下来了。这些耸人听闻的所谓真相你都是从哪听来的?”

  我对他说:“我仅仅这么一点真相就使你快从椅子上摔下来了。那么当你知道更多的真相你不是要跌到地心里去了吗?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谎言和造谣中过日子,所有的事实真相都是爆料,我举的不过是二、三个例子。比如所谓文化大革命把经济搞到崩溃边缘就是大谎言,所谓‘排外’、‘闭关自守’也是大谎言。别的不说,我国最最成功的引进项目——上海金山石化总厂,是‘四人帮’建设的。我前面提到一张画(指魏一的文化大革命和化肥工业特大发展,我在国内网贴过,这儿提供了网址),可惜贴不到这儿来,大家为什么不去看?”

  正好文革网友同志给我提供了《参考消息》下载地址,我下载后立即搜索“陈景润”果然在《参考消息》上已有文章表明陈景润已经在国外闻名,并把他的成就作为毛泽东时代的科技成就。于是发表了下贴。


关于陈景润的一份材料。

  我在七十年代中期回上海,记不起是1974年还是1975年了。听到上海人到处都在说,我国发现一个数学家,受人家排挤,住处一塌糊涂。张春桥说:“还不赶快保护起来。”一般人都知道但是说不清他的名字,只是说报上有。后来我在报上发现了他的名字——陈景润。天知道!反共右派把陈景润说成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打击,真是天晓得!其实我知道,纯属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文人之间忌才才受排挤的,和政治原本没有什么关系。至于文革开始走资派打击一大批有没有把陈景润当作打击对象,我就不知道了。看了右派的文章,我发现虽然把陈景润之受排挤当作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罪行,但内容空洞,没有任何实在的内容,甚至直接排挤打击他的究竟是谁,文章中也没有指出来。总之和反共右派的许多文章一样,除了硬说成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以外,没有任何根据连被告也没有。这次在天涯网贴文章,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跟贴,并被右派们牵到了许多我本来不准备谈论的问题,包括陈景润。既然我知道这一点就说出来。可惜我以前曾经进入过《人民日报》网站,当时没有下载到多少东西,不久又没法上了,不然我搜搜看,把《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搜出来,贴出来。但是不久前我得到了一些《参考消息》,1975年9月有一篇文章,说到了陈景润。所以陈景润决不是反共右派复辟才出名的,当时国外已经出名了。现贴在下面。希望有办法上《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的网友,能够搜搜看,最好能够告诉我进入办法,把最早的陈景润的文章售出公之于众。

  请大家注意这篇文章的是批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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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发展与社会思想的关系
出版日期:1975.09.08
期次:6098
版次:4
栏目:[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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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
身份: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

文章正文:

  今天的新社会思想,当然是要积极地推进科技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的路线与资本主义国家或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所采用的,在基本上毫不相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增进全国人民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时利用克服自然界的功效,促进人民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幸福,使国家强大,并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为了达到这目标,中国决不把科技发展作为国家称霸或穷兵黩武的工具,也不要为了发展工农业,破坏自然界环境,或者为了增加西方人以浮华为繁荣的“国民生产总值”浪费全世界极其宝贵的资源,使将来人类走到绝路上面。
  中国设立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农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现在单说“中国科学院”,里面有直属的大约二十多个研究所(天文、数学、物理、高能物理、力学、电子物理、半导体物理、地球物理、大气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生物物理、生理、分子生物、动物、植物、遗传学、地质、计算机等)。中国科学院之外,还有大约二百多个研究所,散布在全国各地,费用大致由科学院支出,但行政方面,大都由省市地方自决。这些研究所的工作对象,在目前情形下,大都致力于研究国家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但也有一小部分接近基本研究。我个人预料,将来国家紧急需要可由生产部门直接供应时,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工作,可能大部分转移到基本研究方面。
  为了农业建设,现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人民公社,每个公社独立生产,注重农业科学化、水利化及在可能范围下的机械化。
  为了工业建设,现在全国设有很多轻重工业场所,其中有许多大规模机床工厂,专门制造精密的磨、钻、铣、镗等车床。中国现在可以自制各种机器,以及机器的母机,绝不象在解放前整个依赖舶来货。东北为中国重工业根据地,其中工厂林立,如沈阳重型机器厂、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大庆油田等。大庆油田为全国工业模范(“工业学大庆”),鞍山钢铁厂为“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上海及其他城市区域的轻重工业,在全国占有很重要地位,形成全国工业均匀发展的局势。现在举一个近代工业发展的例子,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电子工业尤其发达,能够制造电子计算机、各种半导体机件、高能率激光仪,及全国需要的科技仪器。
  总结说来,中国在解放后仅仅二十多年,科技的发展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又用与资本主义不同目标的方针,设法迎头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一直到现今为止,中国科技还说不上有什么突破性的巨大创造。但在过去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有好些很值得赞美的成绩,也真是难能可贵。现在列举个人所见所闻的一些事实以供参考。Ⅰ、关于科学发展
  (一)考古学——多项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都在解放以后做出来的。例如,蓝田人标本为六十万年前,北京人标本为五十万年前(开始研究在解放以前,原来标本遗失,现在继续掘出标本,接着研究),半坡遗址为六千年前,车马坑原址为三千年前,马王堆女尸为二千一百年前。
  (二)射电天文学——射电天文台设在东北密云、北京附近的沙河、上海的奈蛇山、昆明附近等处。
  (三)数学——青年数学家陈景润,对证明二百多年前德人戈德巴赫的一项推测(一个够大的偶数为两个素数之和),有很大贡献。另一项贡献,就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优选学”及“统筹学”。
  (四)物理学——云南东川宇宙线观察台发现一种十倍于质子的质量的粒子。科学院研究所有粒子内“层累子”结构的研究。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何祚庥与黄涛用复合场和场论倡立赝矢流的近似守恒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做成“托卡马克型”等离子区原子核熔解仪器。
  (五)生物化学——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胰岛素分子的合成与研究,世界闻名。核酸M—RNA由细胞质到细胞核的传播效应,是科学院生物学家童弟周与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研究成功的。
  (六)地震预报——中国地震学家在辽宁省南部大规模测量,曾预报地震可能在海城、营口一带随时爆发。后来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果然发生强烈地震,因预报后有防备,减少很多损失。
  (七)石油油藏勘探——根据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首倡“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的理论,地质工钻了几千口井,最后找到油田。现在中国有大庆、大港、胜利等处很丰富的油田。Ⅱ、关于技术发展
  (A)医学
  一、针灸的近代应用:脑的生理、痛觉神经的研究。二、断肢连接的手术。三、草药功效及药草培植。四、马王堆二千一百年前女尸的生理及分子生物的研究。五、消灭血吸虫方法(用断水办法,使田螺缺水,死在泥中)。
  (B)农学
  一、利用以虫攻虫的原则:中山大学教授蒲蛰龙用小蜜蜂攻杀荔枝害虫。联合国环境研究室主任莫理斯·斯特朗报告中国以“红眼蜂”攻杀稻害虫。二、改良各种农产品种:稻、麦、蔬菜、水果、桑树、蚕、鱼、家畜等。三、大规模森林绿化技术。
  (C)工学
  一、高压电线上直接修理。二、双水内冷却大型汽轮电机。三、各种精密手工艺品的艺术复兴。制造各种“争气牌”工业产品的新技术。四、含锰钢的制造。五、美术细陶器制造中用结晶釉的技术。
  后绪
  中国历代科技的发展,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想促进或阻止的很大影响。在古代及中古时代中,每次经过进步的社会思想阶段时,中国的科技发展必然显出蓬勃的现象。但可惜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代,都遭受儒家的毒害,所以一般说来,中国科技很不容易发展。虽然如此,中国科技一直到西方文艺复兴以前,曾经发挥过辉煌成就,大大优胜于欧洲的科技。但到了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经过科学与工业革命的双重启发,其科技就一跃而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先锋,不幸在同时,中国科技的地位一落千丈。
  所幸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竭力铲除儒家藐视科技的遗毒。今后中国可望顺着新社会思想的路线,大大发展科学技术,可为国家与人民争取崇高的科技地位,又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章发表后,反共右派气得不得了,大多数人无话可说,甚至以满篇的下流淫秽话来谩骂。有一个反共大将不知怎么自以为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于是离开陈景润在合成胰岛素上做起来文章。因为文章中提到了“童弟周与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的名字。他说:“这也是毛大的功劳啊?佩服!毛狗们,为了彰显你家主子的功劳,象童弟周这样的同志不应该出现啊,因为他不是毛大培养的。特别是美籍这种词千万别出现啊,否则就是抽你家主子了!”

  我回答他:

    你是瞎子还是什么?我是说陈景润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已经闻名全世界了,张春桥说:“还不快点保护起来”,揭穿反共右派所谓陈景润受文革和“四人帮”迫害,是他解放出来的谣言。为此我找到了一份《参考消息》作证,全文发表了这个参考消息,至于这个消息该怎么看,那是国外说法,我不加评论。
    你比这位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牛,他把胰岛素作为中国的成就之一,而你敢于否定。你否定的一个理由是童第周不是解放后培养的。你的意思是一切创造成就的人都必须毛主席解放后从婴儿开始培养的才是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不然就是解放前蒋匪的成就。首先蒋匪有什么成就?他有少数现成的人才不会用,要到毛泽东时代才出成就。第二:毛主席只有27年,照你这样说,连培养人才的时间也不够。蒋匪只有22年,那么更加不够。七是毛泽东时代尤其文化大革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反共右派说什么“人才断层”完全是胡说八道。运十为例,人才基本上是在搞运十中培养的,1981年摧毁我国的先进飞机工业后,人才大批死了、老了、散了。现在胡锦涛要搞大飞机了,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和二十多岁的,没有一个三、四十岁的,这才是人才断层!又如以化肥厂来说,所以后来产量还有 N倍的增长,都是毛主席办的小氮肥厂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反共右派复辟大批小氮肥厂摧毁,损失了好多人才。

  当时我以为自己失去了搜索《人民日报》关于陈景润材料的机会。不意我在自己的电脑里进行大搜索时,发现原来当我可以上《人民日报》时,陈景润早就搜索过了,而且搜索过两次。而且发现陈景润不但在七十年代得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关怀,早在1956年毛主席提出百齐放时,就得到毛主席的解放,得以初露头角。所以陈景润对毛主席非常热爱,早在文革前就认真读毛主席的语录了。这些我应该注意到过两次了,可是我居然还希望再搜索,都是我自己记忆力不好的结果。于是我根据这些材料又上了贴子。



关于陈景润的一些材料 其二:

  关于陈景润我说过,“可惜我以前曾经进入过《人民日报》网站,当时没有下载到多少东西,不久又没法上了,不然我搜搜看,把《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搜出来,贴出来。不过没有。”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可以进入《人民日报》时其实搜索过也下载过《人民日报》关于陈景润的材料。复辟以前就一共有六篇,其中说到陈景润参加1974年五一节和国庆节,当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的文章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但是当时我只知道能不能把《人民日报》全部下载,结果失败,得到的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搜索下载过一些东西不多,对我搜索过陈景润竟然全忘了。至于我最先听到陈景润的时间也一直搞不清楚,只记得不是1974年回上海探亲就是1975年回上海结婚。

  现在回想起来我最先听到陈景润应该是1974年,大概春节时候,正值批林批孔的前夜,我回上海探亲,到上海听到亲友们说:我国发现了一个数学家,证明了一个世界难题,但是他在单位里受到排斥。张春桥说:“还不赶快保护起来”派去的人到了他那儿,(发现他)一蹋糊涂。还有一些原话我记不得了,大意是受人排挤,几近潦倒。后来我在报刊杂志上找到了他的名字——陈景润。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记住了现在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谎言遍地的世道,许多事情都被颠倒了,招摇过市的都是造谣世家,真实的历史被蒙尘,在大家眼里的毛泽东时代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完全和历史真实相径庭。一旦真相揭示大家会多么地吃惊。当然这是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决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一定要把谎言维持到底,用反共右派的话说:“历史宜粗不宜细”,自许他们伪造历史,谁要“细”、要探索历史真相,谁就有罪。

  反共右派,拿陈景润作为政治棍棒,说成自己发现自己关怀的,给文化大革命倒打一耙,说成陈景润的迫害者,众所周知,在当时——一直到现在为止也是如此,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照例是以集中精力攻击“四人帮”为借口的。于是人所共知是“四人帮”迫害了陈景润,对于陈景润的科技成就当然应该肯定,但他们出于政治需要而大肆鼓吹就别有用心了。当时我实在搞不懂了,我明明回上海探亲时,亲耳听到上海人普遍说是张春桥提出:“还不赶快保护起来?”,明明当时报纸上已经看到过陈景润的名字了。这事情明明和反共右派没有任何关系,怎么现在全是反共右派的功劳了,“四人帮”怎么成了迫害者?

  不能否定,陈景润确实受到过人们的排斥打击,他在人群的角落里生活,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但说是“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迫害,总要根据的,不能胡乱地把罪行往政敌的头上一扣就作数。

  有资料证明陈景润从小心灵受过创伤,时常处于惊慌和迷惘之中。家境贫困,父母子女众多,难以供养使他很少得到父母的关心和爱护。在家里没有乐趣,在小学里又总是受人欺侮。习惯于挨打。使他过分敏感,过早地感觉到了旧社会人吃人的现象。他被造成了一个性格内向、孤僻的人。到中学仍然受同学排斥越发孤独了。同学们嫌他古怪多病,都不理睬他。他们用蔑视的和讥讽的眼神瞅着他。使他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成了长空里的一只孤雁。他爱上了数学。演算数学习题占去了大部分的时间。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对他的迫害?不知道是否也是“四人帮”的迫害?自古以来有不少成就是性格孤僻受现实排斥的人所创造的,并不鲜见。正像“Gone With the Wind”里白瑞德说的那样,一个人最大的罪行就是与众不同。社会上芸芸众生往往要别人和自己一样地生活,谁如不和自己那样地生活,那就万死了。最最重要的是必须和自己一样地碌碌无为,谁一定要作出一丝成就,那么他们的眼珠子立即就会像兔子那样地红了起来,在你努力企图作出成就时,会处处跟你作对,明的不行就暗中脚下使绊子,叫你搞不成。

  本人就深有体会,我没有哥德巴赫猜想的成就,我在工厂的化验室里做,希望不辜负毛泽东时代对我的培养。如果不是毛泽东时代,正像我父亲说的那样,充其量读上几年小学就去学生意了。但是到了社会以后我才知道一切都是如此地难,最大的阻力不是自然科学本身,而是周围的人为阻力,我遇到的辛酸苦辣只有自己明白。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只有两个成就,而化验本身在科技界辈分就最低,我明白如果不是人为因素,我出的成果不是两项,将是几十项,在别人的排斥打击和暗中使绊子下,终于作出了自己也不满意的微不足道的成就后,更大的打击来了。1990年厂庆四十周年,要开厂里的科技大会,请大家交论文。我自己做梦也不会想到,我竟然会是厂里唯一的一个一等奖,而我自己如果能够得个三等奖也已经非常满意了。堂堂的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排在我的后面,从此以后我就受够了排斥打击,穿够了小鞋,甚至2000年厂里效益不好时还要我这个唯一有两个科技成就得到国外杂志注意的人下岗,后来内退。我也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们水平竟然那么差,如果不是反共右派复辟重视他们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如果在毛泽东时代,那么把他们的论文张贴出来,只怕他们得恨地下没有个洞可以钻。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学校看够了这样的“专家”、“教授”,现在反共右派复辟有多少专家教授不是这样的冒牌货?

  我的成就很小,不会引人注意,但在我们南充的小范围里如果有人出于政治需要,要把我捧上天,把我受到的排斥打击推给政敌,那么一样可以这样做的。当然我决不会吃他们那一套,我早就明白反共右派所谓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什么货色。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复旦大学也看够了这样的事。比如我们系有一个青年教师 L,我们历来感到他很不错,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人攻击他“白专”。他在系里历来受排斥,讲穿了是别人业务上不像他那样强,嫉妒而已。其实 L专是专了,说他“白”毫无根据。别的不说,他一直关心国家大事,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开始我们系总支书记对他倒没有怎么,所以没有被“揪出”。但当文化大革命进展中他关心国家大事,写了一个《造反公告》,立即被系总支书记打成了“黑小子”(他的出身不算好也不算坏,但是走资派和保皇派要把人们打成黑小子、黑小女哪里需要事实?)其实他也没有要打倒系总支书记,他只是认为系总支书记不要追随资反路线应该和他一样起来造反。一直到学校的走资派倒了以后,他才被我们造反派平反,推倒了强扣在他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但是那些一直排斥打击他的人依然不放过他。尽管文革中他们当了保皇派帮走资派打击造反派,但在我们批判走资派包括那个系总支书记时,他们居然起来“揭发”,说系总支书记包庇重用走白专道路的 L。我们当然不为所动,依然和 L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明里暗里对 L的排斥打击仍然不断。1969年整党,让非党人士参加,我们都希望 L当系的党总支干部,大家提出 L应该当候选人,L 到我们面前一个个地做工作,说归根结底党的干部必须由党员们选举,他自己明白那些党内“红”而不专的人士历来对他嫉妒和排斥,他是绝不可能选上的,如果最后只有三票、四票反而很尴尬。后来我们听了他的话,没有提他当候选人,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党内仍然如此确实使我们很想不通。那些人真的“红”吗?他们怎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了保守派,打击了一大批,有的人还是卑劣的特务和阴谋家。

  我们毕业后 L如何了?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如果 L做出了惊动世界的成就并受到党和毛主席路线的保护和重用,那么一定也会被说成受文化大革命迫害,说成是反共右派复辟让他出来的。事实可谓“确实”,他不是被打成“黑小子”的吗?他不是被打成“白专道路”吗?但有一点可疑肯定,当初打击、排斥和迫害 L的人照例不会送上法庭,倒还会进一步飞黄腾达。罪名推给我们造反派和“四人帮”就是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守派犯下的无可开脱的罪行不是都推给文革和我们了吗?

  所以反共右派在陈景润上的做秀和颠倒事实,根本说服不了我。毕竟我在1974年春节回上海已经得知过一些事实。

  反共右派复辟时,在陈景润上大做文章影响最大的就数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于《人民日报》1978年2月17日。可是在这篇文章中根本就没有明确地点出“四人帮”是如何迫害陈景润的。没有一丝根据只有暗伤。不过他还是说了一些真话,说这些真话原本是要加罪于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但是却使有头脑的人得出了另外的结论。比如:

    善意的误会,是容易纠正的。无知的嘲讽,也可以谅解的。批判一个数学家,多少总应该知道一些数学的特点。否则,说出了糊涂话来自己还不知道。陈景润被批判了。他被帽子工厂看中了:修正主义苗子,安钻迷,白专道路典型,白痴,寄生虫,剥削者。就有这样的糊涂话:这个人,研究(1+2)的问题。他搞的是一套人们莫名其妙的数学。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等于3吗?此人混进数学研究所,领了国家的工资,吃了人民的小米,研究什么1+2=2,什么玩艺儿?!伪科学!
    说这话的人才象白痴呢。
    并不懂得数学的人说出这样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说这些话的人中间,有的明明是懂得数学,而且是知道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世界名题的。那么,这就是恶意的诽谤了。权力使人昏迷了;派性叫人发狂了。

  众所周知“帽子工厂”四个字就是针对“四人帮”的,实际是要打倒所有的文革派。但由于颠倒黑白,他只能在报上连篇累牍地点名攻击“四人帮”时,射出这样的暗箭。我们却可以知道原来真正排斥打击陈景润的是一些“明明是懂得数学,而且是知道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世界名题的。”就是说,说到底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一些怀着忌妒心理的人们。而这样的人在改革时期正该飞黄腾达,所以只要改革时期继续,是永远不可能揪出来的。根不可能送上法庭。1981年审判“四人帮”时,有人倒指望着能够把“四人帮”迫害陈景润的罪行进行一次清算,我却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是说他们从此以后将为“四人帮”洗刷这一罪行了,罪名还是要强加到他们头上的,问题是“四人帮”根本就没有迫害过陈景润,拿不出任何根据。

  徐迟说:

    待到工人宣传队进驻科学院各所以后,陈景润不但可以读书,也可以运算了。但是总有一些人不肯放过了他。每天,他们来敲敲门,来查查户口,弄得他心惊肉跳,不得安身。有一次,带来了克丝钳子,存心不让他看书,把他房间里的电灯铰了下来,拿走了。还不够,把开关拉线也剪断了。

  这又是一句老实话,说明了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是完全必要的,工宣队进驻后陈景润才得到了一个起码的研究的环境,而原来迫害他的人还是不放过他。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真是复杂。

  我们还得感谢徐迟,他说:

    他坚定抗击了“四人帮”对他的威胁与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地威胁他诬陷邓副主席,他不屈!许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向人妖效忠,他不动!真正不简单!数学家的逻辑象钢铁一样坚硬!

  原来“四人帮”不单没有迫害过陈景润,还“利诱”过他,曾经“许以高官厚禄”,至于说“威胁”,那也说得过去,1976年不光是“四人帮”,党中央、毛主席都曾经号召全国批邓,不就是“威胁诬陷邓副主席”?至于陈景润是不是如此简单定地反对“四人帮”,忠于反共右派,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或许可以相信,陈景润没有参加批邓,但不等于坚定,反共右派复辟,我们也从来没有看到他出来控诉过“四人帮”。
  ——成功的就是王,失败的就是寇,如果突然“四人帮”翻起来了或许我们可以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文字:

  他坚定抗击了反共右派集团对他的威胁与利诱。许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向人妖效忠,他不动!真正不简单!数学家的逻辑象钢铁一样坚硬!

  最使反共右派悲哀的是陈景润不是他复辟以后才得到关心的,也不是他一度猖獗的1975年夏天。早在1972年他就得到了关怀,那时反共右派是否已经“永不翻案”出来了我们不知道,就是出来了也还没有什么权力。1973年 2月陈景润把自己的论文“交给了党”。很快得到了高度评价。新华社记者立即来访写了报道,立即在内刊发表。也说到了陈景润的经历、刻苦钻研的精神;重大的科研成果以及还住在一间陋室,生活条件很差,疾病严重,生命垂危等等。西方记者又迅即传遍全球。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陈氏定理”、筛法的“光辉的顶点”后来《参考消息》上1975年9月8日发表了上述文章。而此时反共右派刚刚出来,正小心翼翼地不要越了“永不翻案”,以免又把他送到了江西。
  
  徐迟还告诉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经“利诱”过他,看到了这篇报道,立即作出指示。他立即被送进医院,由首都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给他作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他患有多种疾病。他们要他立即住院疗养,他“坚定抗击了毛泽东对他的威胁与利诱”。直至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他才“屈服”住院一年半,健康得到很大的改善。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回上海听到了张春桥对他的“利诱”,说:“还不赶快保护起来”。——在那个时候,还需要打起毛主席的旗号,所以徐迟会这么说,后来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觉得不再有这种需要,清算毛主席的时候到了,所以死也不肯提陈景润受到毛主席“利诱”的事实了,甚至说就是毛主席打击了他。

  “许以高官厚禄”——确实有那么一回事。这我以前还不注意。这次我翻出了《人民日报》关于陈景润的文章,才知道有这样的事实。陈景润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最早是在1956年。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2日《贯彻百家争鸣方针 充分发挥自由思想 学术研究工作空前活跃》文章说:“在这些论文和报告的中,青年科学工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据中国数学会的统计,今年在学术会议上提出的数学论文的中有40%以上是青年人。老数学家都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十分可喜的现象。从大学数学系毕业才三年的陈景润提出的一篇关于‘他利’的论文,对华罗庚的研究结果有了一些推进。”另一篇是《人民日报》1956年 8月24日《中国数学研究工作发展迅速 中国数学会举行数学论文宣读大会》,文章说:“许多青年数学研究工提出的论文也表现了他们突出的数学方面的才能。他们虽然从事数学研究只有四、五年的时间,但他们的论文都达到一定的水平。……从大学毕业才三年的陈景润,在两年的业余时间里,阅读了华罗庚的大部分著作,他提出的一篇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的研究结果有了一些推进。”

  众所周知,是毛主席在1956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刘少奇等还对毛主席非常地不满,这可以去问大右派林希翎,她眼睛尖,说:“毛主席做百花齐放的报告时,主席台上怎么没有刘少奇,刘少奇到那儿去了?是不是正好上厕所?当时主席台上空了好几个位置,是不是都上厕所去了?”

  所以说,早在1956年毛主席就“利诱”过陈景润,正是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使得默默无闻的陈景润第一次露了头角。所以在七十年代毛主席再一次地“利诱”陈景润就不奇怪了。而且“许以高官厚禄”。一九七四年,他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他的身份地位都不一样了。这可以见《人民日报》1974年10月 1日的国庆文章《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招待会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我们可以看到参加招待会的有:人大常委会委员中有华罗庚、严济慈、吴有训、茅以升、林巧稚、童第周等,而陈景润以科技、教育界代表的身份和沈鸿、钱三强等一起出席。但是陈景润的出头露面这不是第一次,而在1974年劳动节批林批孔正酣时,陈景润已经参加了五一庆祝。全文照录于下:

  热烈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决心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首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欢庆“五一”

新华社1974年 5月 2日

  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朱德、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邓小平、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吴德、苏振华、倪志福、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和滕代远、沈雁冰、许德珩同首都群众一起联欢。李德生、韦国清、许世友、陈永贵、吴桂贤、赛福鼎分别在沈阳、南宁、广州、太原、西安、乌鲁木齐参加庆祝活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宾努亲王和夫人,德钦巴登顶副主席,阿赫马尔议长等参加节日联欢。首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热烈欢迎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和其他各国的同志们、朋友们。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讯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阔步前进的首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今天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欢庆节日的人民群众,满怀革命豪情,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表示决心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全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两霸的斗争。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的大好形势下迎来的。节日的首都,天气晴朗,鲜花盛开,到处红旗飘扬,呈现着一派团结战斗、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挂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红墙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旁。《国际歌》、《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声响彻全城。节日庆祝活动的主要场所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颐和园、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公园里悬挂着“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巨幅标语。五十万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在这里举行盛大的游园联欢。全市主要体育场所举行了各种体育表演。各剧场和电影院举行了节日演出。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开展了广泛的庆祝活动。广大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热烈欢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朱德、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邓小平、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吴德、苏振华、倪志福、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滕代远、沈雁冰、许德珩,分别参加了游园活动,同首都群众一起联欢。李德生、韦国清、许世友、陈永贵、吴桂贤、赛福鼎同志分别在沈阳、南宁、广州、太原、西安、乌鲁木齐参加了群众庆祝活动。
  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节日联欢的外国朋友有: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宾努亲王和夫人,缅甸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团长、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德钦巴登顶,阿赫马尔议长率领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协商议会代表团。
  丰富多彩的节日庆祝活动,生动地反映出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团结战斗的革命气氛。首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群众,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党的基本路线作指导,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深入批判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有力地回击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敌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激发了革命精神,增强了革命团结。今天,在各个游园联欢场所,几百个工农兵业余宣传队、少年儿童演出队和专业文艺团体,普遍以批林批孔为主题,演出了戏剧、歌舞、音乐、曲艺等各种节目,表达誓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许多节目还热情歌颂老中青三结合、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工厂、农村、学校、商店等基层单位的广大群众,连日来纷纷举行庆祝会、报告会、座谈会、联欢会,畅谈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意义,畅谈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
  在欢乐的节日里,各条战线不断传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前进的喜讯。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今年头四个月,全市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创造的历史最高水平,又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五;京郊农业去年夺得大丰收,今年的春耕生产,比去年进度快,质量好。市场物资供应充足。坚持节日生产的人们,以忘我的劳动创造优异成绩,向节日献礼。在北京钢厂,工人们在钢花四射的炼钢炉旁紧张操作,节日第一班超额完成了炼钢生产计划。在北京木城涧煤矿,矿工们在井下开展了夺煤大战,节日第一班创造了今年以来班产量的最高纪录。在北京铁路分局丰台车站,工人们多装快运,也创造了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新成绩。广大工农群众和干部在欢度节日的时候表示,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运动作为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起来,努力增产节约,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四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广大指战员和首都民兵,最近来到首都的参加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的有功人员,今天和群众一起欢度节日。他们表示,一定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加强战备,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时刻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一定要解放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
  在京的许多台湾同胞、港澳同胞、爱国华侨,今天参加了游园联欢。首都人民热烈欢迎他们共同欢庆节日。
  节日的游园活动洋溢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各个联欢场所,悬挂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巨幅标语。首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热烈欢迎前来参加节日联欢的第三世界和各国的同志们、朋友们。他们感谢各国人民给予中国人民的支持,表示要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罗马尼亚、柬埔寨的战友们来到联欢场所时,受到中阿、中朝、中越、中罗、中柬友好人民公社的社员和其他游园群众的热情欢迎。舞台上还演唱了这五个友好国家的歌曲。许多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满怀激情地同首都群众一起同声歌唱,跳起欢乐的舞蹈。
  参加今天游园联欢活动的外宾还有:由洛朗·芒恩新闻部长率领的刚果新闻工代表团,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科斯塔,由兰比·莱卡副部长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交通部代表团,由阿尔巴尼亚科学院副院长彼·拉多维茨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建筑部代表团,由阿奎耶—诺蒂上校率领的加纳政府贸易工业代表团,由策伦桑加副部长率领的蒙古政府贸易代表团,由马哈茂德率领的埃及卫生防疫和公共卫生代表团,由米隆贝率领的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党青年组织代表团,墨西哥埃切维里亚总统的儿子阿尔瓦罗·埃切维里亚和夫人,墨西哥前参议长曼努埃尔·莫雷诺和夫人,日本京都青年工人友好访华团,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和夫人,日本著名评论家松冈洋子,希腊知名友好人士尼古拉斯·吉茨吉斯和夫人,澳大利亚—中国协会五月访华团,新西兰—中国协会会员访华团,伊朗国家男女排球队以及各国政界、友好团体、科技、教育、新闻、医疗卫生、体育等方面人士,各国驻华使节和帮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国专家等。
  参加今天节日联欢活动的还有:
  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丁国钰、马宁、于会泳、王诤、王震、王宏坤、方毅、孔照年、乌兰夫、冯铉、刘伟、刘贤权、刘湘屏、刘锡昌、朱穆之、庄则栋、乔冠华、陈先瑞、陈奇涵、陈慕华、李达、李强、李井泉、李水清、谷牧、苏静、张才千、张达志、张池明、张宗逊、张翼翔、肖劲光、余秋里、林丽韫、罗青长、耿飚、钱正英、郭玉峰、陶鲁笳、姬鹏飞、曹里怀、粟裕、傅传作、彭绍辉、谢静宜、蔡啸、谭震林、廖承志、马小六、叶飞、石少华、江华、江渭清、刘西尧、向仲华、朱光亚、肖克、吴忠、杨贵、杨俊生、张令彬、张世忠、张积慧、宋时轮、胡炜、姚依林、唐亮、唐闻生、钱学森、高淑兰、诸惠芬、康林、黄文明、黄作珍、廖志高;
  人大常委会委员:马纯古、区棠亮、贝时璋、邓初民、史良、庄希泉、华罗庚、严济慈、李延禄、吴有训、吴冷西、张鈞、陈少敏、武新宇、茅以升、林兰英、林巧稚、罗叔章、周纯全、孟继懋、赵忠尧、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胡耀邦、龚饮冰、曾志、谢扶民;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于树德、马寅初、王芸生、王学文、王雪莹、刘文辉、刘斐、朱蕴山、孙晓村、苏子蘅、李国伟、李淑英、杨东莼、吴研因、张邦英、张孝骞、陈此生、陈国栋、陈维稷、林修德、金如柏、周士观、周士第、周培源、赵朴初、赵宗燠、荣毅仁、胡克实、俞大绂、钟惠澜、贺诚、闻家驷、唐天际、袁任远、徐楚波、康克清、萨空了、曹菊如、董其武、程坦、楚图南、赖际发;
  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张耀祠、毛维忠、龙许、赖奎、曹全夫、宇光、刘剑、陈健、肖光、熊健、张振良、李鉴、陈永涛、任允中、张香山、申健、毛宝忠、朱达成、熊向晖、李力殷、杨耀南、郑屏年、李步新、刘友法、李金德、童小鹏、许健生、孟兵山、鲁瑛、陈浚、肖泽曜、张纪之、邓岗、郭全有、李琴、李哲夫、王寿仁、莫艾、师海云、马沛文、郑长安、武葆华、叶直新、王惠德、张仲实、王俊青、顾大椿、尹中尉、路金栋、崔仲民、吴綪、李鑫、周启才、范化民、杨世荣、苏健、施义之、黄庆熙、赵文星;
  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王观澜、韩念龙、仲曦东、马文波、何英、符浩、余湛、王海容、陈德和、袁宝华、顾秀莲、林乎加、宋养初、刘让腾、李人林、鲁突、陈庚灿、张其瑞、沙风、杨立功、张振秀、饶兴、董涛、徐松庆、陈绍昆、杨殿奎、张振江、刘羽、康世恩、徐今强、李建平、张贻信、马仪、李本海、张爱莲、牛书申、沈文章、李际泰、肖友明、彭尚友、王殿甫、张海东、李成芳、李玉堂、潘淑英、吴学、黄忠学、边疆、林真、王谊、黄祥洪、汪洋、谷广善、张怀忠、彭官娣、舒龙山、张文碧、杜星垣、姚成庆、曹鲁、谢鑫鹤、夏之栩、韩锡贞、郭鲁、马耀骥、李新、钟夫翔、申光、罗淑珍、白漱新、殷承祯、陈希愈、宋桂兰、范子瑜、赵发生、高修、喻福高、林海云、柴树藩、陈洁、陈树福、王耀庭、高立兴、韩宗正、石林、李克、陈茂、王曼恬、迟群、楼史进、余震、周荣鑫、岳志坚、柳忠阳、乔林、阎钧、黄树则、姜惠莲、姚晓程、范淑媛、方强、邹家华、刘思立、吴庆彤、李梦夫、刘冰清、贾鲁峰、焦素芬、时原、吴德峰、曾汉周、赵玉兰、王冶秋、刘仰峤、孙培欣、徐光霄、赵承丰、钱锋、马仁辉、李世安、沈振东、李长如;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军种、兵种、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魏伯亭、郭林祥、詹海英、栾学文、张廷发、何正文、高维嵩、卢仁灿、王昕、成钧、杜玉福、孔从洲、李信、廖成美、于敬山、姚国民、贺晋年、李真、谢明、崔田民、罗华生、周涌、廖汉生、贺光华、郭化若、段苏权、陶汉章、滕海清、万海峰、刘绍文、刘福;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及北京市工、青、妇女组织的负责人:万里、王磊、杨寿山、刘传新、贾汀、徐运北、曹宪波、李瑞环、于崇浩、耿世忠、傅玉芳、徐光。
  参加节日联欢活动的还有:梁必业、李耀、李寿轩;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有功人员、工农业劳动模范、先进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红卫兵的代表:郭忠田、肖德万、刘占云、李福祥、李如意、丁理贤、梁任令、王克强、苏敏京、陈泽群、郭映福、韩茶仙、宋素敏、王建明、陈永祥、朱宗义、王德修、殷维臣、李志清、洪雪端、宋金兰、李仲春、黄帅;
  各界人士:沙千里、杨扶青、张含英、汪菊潜、谭真、胡子婴、叶圣陶、林砺儒、黄长水、庄明理、张志让、陈离、连贯、丹彤、严信民、钱昌照、田富达、吴茂荪、李文宜、谢冰心、刘仲容、李明扬、侯镜如、李蒸、何思源、刘品一、王葆真、覃异之、赵君迈、王克俊、黄鼎臣、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何基沣、黄逖非、张克侠、李纯青、范汉杰、李俊龙、费孝通、刘瑶章、李平衡、吴文藻、甘祠森、孙承佩、徐萌山、程思远、郭有守、宋伟斌、赵明哲、陈逸松、吴英辅、林盛中、江重光;
  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界人士:许杰、陈毓川、何广乾、戴念慈、顾康乐、刘公诚、李显佑、由宝贤、金善宝、郑万钧、杜行远、胡兆森、孙德和、伍显泉、谷振邦、闵恩泽、范维唐、翟光明、吴月琴、沈鸿、刘大铮、高如金、马九荣、曹本熹、王承书、叶德灿、王洪、陈一峰、郭以述、罗沛霖、龚瑾娴、穆景娴、唐仲文、何诚志、梁民桓、杨士心、敖聪惠、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杨家墀、陈怀谨、孙家栋、毛鹤年、周万君、蒋如琴、黄运基、季国标、张文治、谭葆宪、茅以新、周延瑾、刘济舟、葛绍荣、沙庆林、叶培大、姚永炀、尹赞勋、钱三强、张文裕、杨钟健、邓述慧、孙艾玲、顾滨源、华亮明、陈景润、夏鼐、任继愈、吕叔湘、梁守搫、申仲义、张连华、夏震寰、王世之、夏翔、浩亮、刘庆棠、袁世海、高玉倩、李金泉、张永枚、杜近芳、刘长瑜、郁雷娣、王国华、谭元寿、马长礼、杨春霞、洪雪飞、李德伦、殷诚忠、刘诗昆、谢铁骊、钱江、胡可、李景德、高盛麟、康绵总、龚国泰、王心刚、张冬凉、马玉涛、高娃、浩然、王益、熊国桢、李国仁、黄家驷、吴阶平、岳美中、吴桓兴、赵锡武、张运麟、马玉英、张大荣、蔡翘、黄克维、姜泗长、段国升、赵炳南、诸福棠、胡传揆、董守义、徐英超、李淑兰、何祖斌、尹锡南、陈玉娘、陈满林、范德华、年维泗、袁伟民、冷桂英、陈祖德、李世华、何育华、曹凯军、吴浮山。

  不过在当时我们倒确实没有那么细心,在漫长的名单里去留意这位数学家陈景润。下面再全文照录《人民日报》1974年10月17日一篇文章。

  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评述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新华社记者

   一
  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最近研制成功一种新胶片。科研人员回想他们自力更生研制新胶片的日日夜夜,觉得应该给它起个扬眉吐气的名字,就把它叫做“争气片”。
  在我国科学技术战线上,常常听到用“争气”、“争光”给科研成果命名:“争气片”、“争气钢”、“争光计算机”、“争光霉素”……。每一个这样的名字,都有一段不平常的来历,都包含着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的雄心壮志。
  在我国地下找到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件事,也是和这样的“争气”、“争光”分不开的。
  多少年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直在散布“中国贫油”论。他们的“专家”、“权威”论断说,已知的油田大都在海相地层中,而中国大部分是陆相地层,因此不可能储藏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石油。按照这个论断,中国就只有永远靠“洋油”过日子。六十年代初,社会帝国主义就妄图在石油上卡住我们的脖子,梦想着只要他们一旦断绝供应,中国就会在他们的指挥棒下屈膝。一时间,他们确实很为中国城市里公共汽车上的那个大煤气包高兴了一阵子。
  任人摆布,仰人鼻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气质。相反,中国人民将在毛主席指引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迈步向前,高歌猛进。
  我们亲爱的祖国,“地大、物博”,“贮藏了丰富的矿产”。“中国贫油”这个结论,我国人民坚决不能接受。我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说得好:“我们就不相信,石油光埋在他们地底下,我们国家这么大的地方就没有大油田!”我国卓越的科学家李四光和年轻的地质科学工也不相信这一套。他们满怀信心地说:石油就象一个浪子,在地底下到处跑。虽然不好找,但总是有规律可以探索。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它找出来!李四光根据我国地质构造的特点,运用地质力学方法,研究地壳运动的规律,认为在我国“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有着良好的生油和储油条件。他根据这一全新的理论尖锐地指出,说“中国贫油”,那是形而上学,结论未免下得太早了。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地质工决心“跑步前进”,为祖国开发石油当好“侦察兵”。几年之中,他们转战南北,根据李四光提出的理论,在辽阔的国土上作了大量地球物理勘探,一口气钻了几千口井,展开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工作,发现了不少储油的远景地区,初步证实我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但是,找油的道路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一个地区,处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按理说,应该能找到石油。由于“中国贫油”论的影响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还没有完全肃清,“这一地带无油”的洋框框也就打不破,所以开头几年,找来找去,没有收获。有的同志泄气了,甚至提出要放弃这个地区,结果使这个地区的石油普查工作在几年里几次上马又下马。但是,石油普查队的工人们却相信自己的地质科学,他们坚决主张“打回老家去”再找。工人们的意见得到了李四光的热情支持。他说,工人同志说得很对,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这个口号很有意义。早在八百年前,宋朝科学家沈括就在我国发现了石油,并且说:“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条件这样优越,一定要下决心啃这个硬骨头。随后,他根据大量野外观察资料,如数家珍地谈了这个地区的山山水水,每块高地、每条沟谷的地质构造,并且指出应该在哪里打钻。普查队按照新的部署“打回老家去”,结果短短一年时间,就找到了一个大油田。
  各路普查队的“侦察兵”们,接二连三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大庆油田发现了,大港油田发现了,胜利油田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油田发现了。
  可笑的是,正当我国渤海湾的石油从地下滚滚涌出的时候,苏修塔斯社却死死抱住早已破产了的“中国贫油”论不放,最近还引述他们“著名科学家”的话,闭着眼睛说什么:“按照一般地质学概念……陆相岩层,不大可能开掘出含油的矿层来”,“说渤海湾有石油,那是耸人听闻”等等。足见这些修正主义老爷们,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何等地敌视!他们惯于把头埋在沙堆里自欺欺人的蠢态,又是何等的可悲!

  二
  一百多年来,一切帝国主义者压根儿就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过。他们任意欺凌中国人民,梦想着对中国的领土瓜分豆剖。他们认定中国没有科学,认定中国这也不成,那也不行。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人民一穷二白,科学技术确实很落后。就拿计量科学来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派留下来的只有一根营造尺,两个铜砝码;再就是市场上的尺、斗、秤,还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就有的。计量上的精密仪器根本谈不上。许多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几乎全部是空白。在旧社会的漫漫长夜里,有多少人曾经做过“科学救国”的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一些想为中国人民争口气的有志科学家,根本找不到可以让自己贡献力量的地方,不得不眼睁睁看着中国落后,无所作为。
  新中国的诞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打开了灿烂的前程。短短二十五年,我国科学技术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科学研究机构,在中国科学院,各产业部门,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现在,我国一个普通省份的科学研究机构和专业研究人员,就比解放以前的全国还要多几倍。我国人民打破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喷气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计算技术、自动控制和激光技术等许多新兴的科学技术。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和人造地球卫星,相继试验成功。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着我国人民和科学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在各个科学技术领域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高能物理的研究人员,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研究基本粒子的内部结构,提出了“层子模型”的新理论;医学工遵照毛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教导,发掘祖国的医药学遗产,创造了针刺麻醉等许多新成就;就是在数学这个最古老的学科中,我国年轻的数学工陈景润,也把两百年前德国数学家古德巴赫提出的“任一偶数均可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这样一个猜想的论证,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取得了在世界上领先的成绩。
  一百年前,恩格斯就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但是,自那时以来,人们对于生命现象的认识,还一直停留在解剖学的水平上。我国一批年轻的科学工,勇敢地担负起了通过化学途径人工合成蛋白质,从而探索生命之谜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课题上马了。他们给这个课题定名为“六○一”,意思是六十年代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一项科学研究。搞这项研究的科研人员,绝大多数是新中国诞生以后的大学毕业生。面前的困难当然少不了。首先遇到的是人工合成胰岛素所必需的原料氨基酸,当时我国还基本上不能生产。研究人员就自力更生地自己办起了工厂,洋设备没有,就土法上马,奋战几个月,试制出了十几种氨基酸。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终于在世界上第一个合成了具有全部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接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几十名从事化学、物理、生物物理、计算技术、生物化学、有机化学的青年科学工,又集中一起,打破单位与单位、专业与专业之间的界限,形成一个拳头,开始用“X光衍射法”测定胰岛素这种蛋白质的晶体结构。他们团结协作,刻苦钻研,试验、失败、再试验,终于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分辨率为一点八埃的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工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没有毛主席指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法宝,没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谁能想象我们会取得这样的成就!

  三
  二十五年来,我国科学技术战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对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广大科学研究人员进一步破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破除关起门来冷冷清清搞科研的“三脱离”倾向,纷纷走出高楼深院,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在党的领导下,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一支以工农兵为主体,工农兵群众、专业研究人员和干部“三结合”的科学实验大军,遍布城乡各条战线。农村群众性科学实验队伍已达到一千几百万人,大部分社、队都有科学实验站(组),种子田、试验田和高产田的科研活动非常活跃。广大贫下中农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围绕“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对促进我国农业连续十二年获得丰收,作出了显著贡献。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在世界屋脊上种植冬小麦,小面积亩产达到一千四百斤,创造了世界奇迹。现在,我国水稻良种种植面积已占水稻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小麦良种种植面积已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我国第一个水稻矮秆良种是广东农民育成的;山东农民姚世昌创造了种花生的先进经验;浙江农民创造了小苗带土移栽法;黑龙江农民创造了贮存粮食的土圆仓等。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他们的文章登在了过去只有专家才能发表文章的科学杂志上。仅一九七三年一月到一九七四年九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动物学报》、《物理》、《化学通报》,以及《科学实验》等三十多种期刊,就发表了工农兵写的文章一百四十多篇。在我国,科学实验已经成为有亿万群众参加的三大革命运动之一。
  “别看我们只有几个人和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和我们在一起战斗的有千军万马!”许多科学工这样豪迈地说。
  不久前,我国石油开采过程中遇到一个新课题:需要一种植物胶作压裂液。油井底下压进这种压裂液,就能使石油产量提高一倍到几倍。这种植物胶,外国有,中国还没有。怎么办?难道在拥有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的,植物资源如此丰富的祖国大地上,就找不到一种合适的植物做胶吗?接受研制植物胶任务的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信心百倍地表示,一定要尽快搞出“争气胶”来,给我国蓬勃发展的石油工业“锦上添花”。各地人民群众听说有粘性的植物能使国家增产石油,纷纷提供线索,帮助寻找。有的说,“深山里有一种树,树皮很粘,飞鸟落上去都飞不起来。”有的说,“长在山涧悬崖上的大叶桦,叶子很粘。”他们自告奋勇地去采,有的还写信动员亲戚朋友采,很短时间就采集到了大量含胶的植物样品。从中筛选出一种植物胶,经压裂试验,效果很好。
  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就是这样满怀主人翁的自豪感,积极参加科学实验的。山东产烟区的贫下中农,同科学研究人员结合,在我国首次用“单培体育种法”培育出了烟草新品种——“单育一号”。用这种方法培育一个作物新品种,比传统的育种法能缩短时间好几年,深受群众欢迎。临朐县吕家庙大队用这种新法试验培育的烟草,有两棵长了几米高,还在长,只好把温室顶上的玻璃掀掉,让它继续往上窜。有一天,突然来了暴风雨,参加试验的一位贫农社员,不顾风大雨急,爬到温室顶上,用自己的身体护住这两棵烟草,直到雨停了才肯下来。
  我国人民是在一穷二白的基地上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的,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许多方面还要作极大的、艰苦的和相当时期的努力。我们还要很好地学习各国人民的先进经验。但是,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二十五年来已经迈开了前进的步伐;经过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更加解放了思想。被压抑了千百年的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正以比过去宏大的气势迸发出来。如果说,我国古代科学曾经为世界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那末,在今天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展望未来,这种贡献将更是未可限量的。


  请反共右派们注意了,文章中提到了我国的科技成就“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过程,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成就,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单是毛泽东时代,而且还是大跃进的伟大成就。这不是要否定童弟周与牛满江的功劳,而是仅仅根据他们少数人是根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成就来的。请注意:“别看我们只有几个人和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和我们在一起战斗的有千军万马!”许多科学工这样豪迈地说。正是在火红的大跃进年代里,我国一批年轻的科学工,勇敢地担负起了人工合成蛋白质,探索生命之谜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他们给这个课题定名为“ 601”,意思是六十年代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一项科学研究。搞这项研究的科研人员,绝大多数是新中国诞生以后的大学毕业生。那是白手起家连人工合成胰岛素所必需的原料氨基酸还不能生产。研究人员靠自力更生办起了工厂,洋设备没有,就土法上马,奋战几个月,试制出了十几种氨基酸。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终于在世界上第一个合成了具有全部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所以没有大跃进,没有那么多人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就是有一打童弟周与牛满江也无法做出这样的成就。不然解放以前许多同样的科技人员为什么就没有做出什么成就?

  非常遗憾,袁隆平就不肯豪迈地说:“和我们在一起战斗的有千军万马!”反共右派把杂交水稻的成就统统归功于他一个人,他就好像一条贪婪的鱼吞吃鱼饵那样咕嘟一声就吞下去了,从来不提其他人的辛苦努力。

  上次我发现了《参考消息》上已经刊登了一篇关于陈景润的文章,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标题《中国科技发展与社会思想的关系》,《参考消息》发表时间1975年9月8日第四版,他列举了我国解放后在科技上的巨大成就,其中就有陈景润。我把它全文发表在网上,本来目的正是说明陈景润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已经闻名全世界了,决不是反共右派复辟才出名的,张春桥说:“还不快点保护起来”,用以揭穿反共右派所谓陈景润受文革和“四人帮”迫害,是他解放出来的谣言。网上的反共右派对于我要说明的问题一声不吭,避而不谈,却拿文章中同时提到的我国的科技成就“人工合成胰岛素”大作文章。说什么:“这也是毛大的功劳啊? 佩服! 毛狗们,为了彰显你家主子的功劳,象童弟周这样的同志不应该出现啊,因为他不是毛大培养的,特别是美籍这种词千万别出现啊,否则就是抽你家主子了!”——这是不是毛泽东时代的功劳当然不是以我说的为作数,我转载这篇文章本意根本就没有想到讨论“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成就问题,我只留心于陈景润,没想到竟然引起了反共右派如此大的愤慨。“人工合成胰岛素”是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本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说的,又不是我说的,我说了不算数,当然这些右派说了也不算数,不是说他们想否定就能否定的。至少他们不比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牛,可以否定他的结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人工合成胰岛素”当然是毛泽东时代的功劳。

  不过以上这些肯定还不是关于陈景润的全部材料。因为我记得我回上海后看到的文章都没有这么长,也不是大量例举我国的科技成就,好像是专门介绍陈景润,篇幅很短。当时我看到的报刊杂志很杂,也许是其他报纸。究竟是什么报纸,记不起来了。目前我也不能在全国所有的报刊杂志上去搜索,就是《人民日报》目前我也不能进入了。希望有条件获得其他报刊杂志的朋友能够找找看,找到后发表。


埋葬帝国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曹为平跨千纪恶魔 2008.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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