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者按：就凭以此文做论据这一点，就可见胡星斗的本质。毛新宇一文，明显是海外反华反共势力的造谣之作，意图分化执政者与人民群众间的关系，稍有政治常识的人不难判断。胡星斗竟然表现的完全相信，那么结论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头脑简单极其愚蠢，是典型的无知的书呆子，可谓一条不足道也的政治小爬虫，要么就是故意搅混水与海外反共反华势力一起表演双簧，用心险恶。）
反思右祸教训，警惕反共势力阴谋
田忠国
对于胡星斗的好多主张、观点，我是赞成并支持的，比如说星斗先生说，我们主张公平、正义、共富的“好的改革”，主张宪政社会主义的中派，支持政府的既反极右、也反极左的立场；我们反对维护特权、进行掠夺、贫富分化的“坏的改革”……但是，对星斗先生的反毛非毛，反对“”网我是坚决反对、怒而斥之的。因为，反毛非毛、反对“网”的民众诉求，就是个路线问题，为什么人思索的问题了。
有人著文称，毛泽东是与官国决裂的第一人。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708/22596.html
与官国决裂，就意味着其思想观点的立足点、出发点、落脚点，必须深深植根于人民大众。离开人民大众，又与官国决裂，其结果只有一个：被官僚攻击，被人民大众唾弃。但是，事实上，中国总人口95%以上的人的绝大多数，是拥毛的（ 茅于轼 先生语。 茅 先生是反毛者，这一数据供星斗先生参考），这一事实说明，毛泽东伟大就伟大在，他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始终为人民大众所思所想，始终为人民大众而奋斗、而斗争，离开此，一个人想获得人民大众的拥护和支持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毛泽东逝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那就更不可能了。星斗先生可能先入为主的认为，那是毛泽东愚民政策和搞个人崇拜的结果，但是，愚民政策也好，个人崇拜也罢，是得不到人民群众持久的支持的。希望星斗先生对此慎而、深而思之。举个标准的愚民和个人崇拜之人-----厉以 宁 先生的言论-----厉先生说，富人是大哥哥，穷人是小兄弟，大哥哥穿过的衣服小兄弟穿是应该的。（不是原话，大意如此），星斗先生，厉先生的话是不是愚民呢？再比如，厉先生还说，“改革就是要像我这样的人能住别墅、坐奔驰车，否则改革就是失败。”这是不是愚民呢？肯定是，而且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愚民，但民众是什么反应呢？把厉先生骂得狗血喷头。
由此可知，愚民是得不到人民群众支持的，而毛泽东呢，不仅生前人民群众拼命拥护、支持，逝世后三十多年，人民大众就更拥护、支持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毛泽东并非愚民，而是与人民大众始终心连心，始终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始终向官国中的害民之人斗争。一个人偶尔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并不难的，难的是位高权重后，一辈子都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并随时为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
毛泽东要始终坚持为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就必然要与他的老战友、老朋友决裂，这是没办法绕过去的，因为，损害人民群众政治经济利益的群体，不是来自国民党，也不是来自美国或其它国家，而是来自共产党党内部。共产党内部，特别是高层，试想，哪个不是毛泽东的老战友、老朋友，甚至是始终恃重的战友或朋友？毛泽东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利益，一个必然的选择就是与他的某些老战友、老朋友决裂，如果不决裂，那就只能站在他的某些老战友、老朋友一边，鱼肉百姓。
星斗先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呢？
当然，有人可能说，毛泽东应该坚持坚决不内斗，这样就对了。但坚决不内斗，一个必然的事实是，坚决和老战友、老朋友一块鱼肉百姓。如果毛泽东坚决不内斗，坚决和老战友、老朋友一块鱼肉百姓，他逝世后的三十多年，还会有人念念不忘他么？
由此看来，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是一个思想观念和有没有人民群众情感的问题。这样说，星斗先生可能以为我错了，因为，星斗先生的核心理念，就是为民众的。但是，站在人民群众（治国）情感利益的角度为民众和站在官员（治国）的角度为民众，结果是完全两样的。站在人民群众的情感利益的角度治国，则国安民强，站在官员的角度为民众而治国，则民权民利丧失而不自知。要理解中国毛泽东现象，并理解中国民众为何那么热爱毛泽东，星斗先生不妨读一读“皇极经世”。读懂了“皇极经世”，读懂了毛泽东人民民主的深刻内含，星斗先生就一定能明白怎么才是真正的为民众。搞不清楚怎么才能真正的为民众，所有的改革之思，就只能助生群体事件，进而引发大规模的反抗运动。
改革是为了国泰民安，繁荣倡盛，而不是为了引发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星斗先生搞清楚这个改革的目的，就不会反对“网”的反改革了，因为，“网”反对的改革是引发大规模反抗运动的改革，而不是国泰民安，繁荣倡盛的改革。
坦率的说，我既是个坚决的反毛者，也是个坚决的拥毛者，我既是个坚决的反改革者，也是个坚决的拥护改革者。坚决反毛是为了避免曾经犯过的错误或失误，避免重走弯路，坚决拥毛是因为不坚持毛泽东的一切为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根本路线，不坚持人民民主制度机制建设，不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所思所谋，就会把改革改革到“改革就是要像我这样的人能住别墅、坐奔驰车，否则改革就是失败。（厉以宁语）”的邪路上去。我个人认为，怎么才算改革成功了？如果我主持改革，95%以上的人民大众，都坐上了国产小车（人民大众都坐上奔驰就失败了），都有权利参与改革的探讨、决策，都有权利共同决定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而和我共同主持改革的人，还骑着自行车，不用任何警卫四处行走，并且所到之处，坐车的人民大众都给予敬重的注目礼，这样的改革就成功了。
这也是参与“网”撰稿的所有同仁共同的改革理想。
星斗先生，我个认为，不是“”反改革，只是“”和主流精英的改革理想、改革路线、改革目标不同而已。星斗先生所言的“鼓吹邪教、反对改革、蛊惑人民”从何而来呢？再说，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进步，都是从发现问题、批判错误、纠正错误开始的，而不是从坚决维护错误开始的，由此可知，否定错误不等于反对改革，拥护改革也不能维护错误，只有这样，中国的改革才能步入正途。如果改革只是为了一味的让厉以宁那样的坐奔驰，一味的在邪路上走下去，星斗先生，改革的结果会怎么样，你想过没有？
星斗先生还说：“毛新宇在《表扬张宏良、刘永佶，炮打官僚党》一文中主张“对当权派给予彻底否定、猛烈抨击、全面揭露”。“所有思考中国问题的人，求同存异，联合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迫使腐败无能的当权派退却，是乃当务之急。”http://www.dajun.com.cn/wenji080101.htm。可见，绝非孤立，动机远非单纯，他们旨在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坚持改革开放的现政权。”
（推荐者按：就凭以此文做论据这一点，就可见胡星斗的本质。毛新宇一文，明显是海外反华反共势力的造谣之作，意图分化执政者与人民群众间的关系，稍有政治常识的人不难判断。胡星斗竟然表现的完全相信，那么结论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头脑简单极其愚蠢，是典型的无知的书呆子，可谓一条不足道也的小毛虫，要么就是故意搅混水与海外反共势力一起表演双簧，用心险恶。）
对星斗先生以上观点，我怎么看、怎么想，结果只有一个：星斗先生是坚决维护错误的一派，是极右翼的观点，因为，否定当权派中的错误和贪腐无能就是反现政权么？我看不是。因为，当权派中的错误要反对，要否定，才能改正错误，走向正确，这是一。其二，如果现政权坚持错误，而不是改正错误，就不可以反对么？如果不可以反对，中国在错误的道路上滑行，结果只能陷入灾难的深渊。从这个角度上说，拯救大厦于即倾，何错之有呢？难道中国非改革到分崩离析、社会动荡、党毁国亡不可么？其三，难道星斗先生不知道，所谓国家意志，是民众的共同选择么？再说，民众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一直的追求，也是世界发展的必然潮流，何错之有呢？其四，为什么人的人掌握权力，既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党和共和国的前途命运，星斗先生，难道说为少数人改革，贪腐无能的当权派就不能揭露、批判么？如果为少数人的改革，贪腐无能，制度卖国在中国泛滥成灾（如郭京毅制度卖国），没有人去反对，或如星斗先生一样不准反对，中国会如何呢，党和共和国的前途命运又会如何呢？其五，中国不足0.4%的家庭，占有了中国70%以上的财富（新华网公布的数据），而99.6%的家庭，却分获到不足30%的财富，这应该是一个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么？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权不顾人民大众的死活，就是不顾自己的死活。
星斗先生，2007年我和右翼单刀独斗时说过这样的话，现在也送给你：民意不可欺、民心不可辱、民志不可夺，谁违背了这三条，其结果必然是悲惨的。因为，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尊重民心、民意、民志，并尊重、支持人民群众的共同选择，这才是中国走出各种困境的唯一出路。当然，星斗先生可能认为我的话又是左派之言，但是，谁懂得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就是尊重民心、民意、民志，并尊重、支持人民群众的共同选择，谁就能获得人民群众的共同支持。
因此，右翼要想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也必须遵循这个规律，而不是强词夺理，忽悠人民大众。所以，不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必须反思右祸以人民群众为敌、恣肆而又自由掠夺社会财富、祸国殃民、误党误国的教训，回到毛泽东的基本路线上来，回到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宗旨上来。反之，他就是历史的罪人、人民的罪人。
2009年1月8日 星期四
毛泽东：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
梁柱
［简介］梁柱，男，1935年12月生，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现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党史专家、国史专家。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审组副组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著有《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探析》、《毛泽东思想若干问题研究》、《履冰问道集》等十余部专著。
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从古代一直到民国都是如此，具有很深厚的历史土壤。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告别“官国”的历史起点，其代表人物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官国”传统决裂的人。
谢觉哉从毛泽东睡硬板床说起
1959年春，党内尊敬的“五老”之一谢觉哉，以中央赴革命老区慰问团团长的身份，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他在参观当时尚未修复的革命遗址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指着当年毛泽东睡过的门板问陪同人员：毛主席过去条件差睡木板，现在当了国家领袖还睡木板，你知道为什么吗？谢老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悬梁刺股”，他在提倡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带头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权，做官的生活特权、政治特权。
谢老还同身边同志讨论：解放快十年了，共产党建立的是一个新政权，毛主席为什么一再教导反对官僚主义？有同志回答：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谢老对这个回答显得很满意。他进一步发挥说：这就是“官国”的遗产之一。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困难的是，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有很深厚的土壤。
谢老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啊！在这里，他把特权思想、特权作风和特权享受，概括为“官国”的遗产，这是对长期封建社会传统的形象说明，是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是的，权力具有两重性，人民赋予的权力，既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能被用作谋取私利。毛泽东以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到了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存在的这种危险。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向“官国”开炮
早在1944年11月，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时候，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就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毛泽东看来，骄傲，就必然脱离群众，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会贪图享受，骄奢淫逸，重蹈历史上农民战争屡遭失败的覆辙。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要防止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的警示，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六条规定：一曰不做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后来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重申必须坚持“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这表明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毛泽东上述基于对党的事业深刻理解而作出的高屋建瓴的科学预见，是我们党执政必须具备的一种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是共产党员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战士本色、拒腐防变的长鸣警钟。
毛泽东的一生，是争取人民主权、捍卫人民主权的一生。他萦萦于心的是天下的苍生，最痛恨的是那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作风。我们知道，官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所固有的特征。这是因为剥削阶级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拼命维护他们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借助庞大的官僚国家机器实施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使国家日益成为脱离社会的机关。这种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官僚与社会的对立和分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现象消失了，主权回到人民的手中。但必须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群众在相当长的时期还难以达到直接地、普遍地参加社会管理的水平，所以人民的权力是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产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实现的。这样，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就直接关系到这个政权的性质。同时还要看到，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和被推翻的旧制度一起被埋葬掉，它会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并影响着人们。像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统治，在近代又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遗毒根深蒂固，这不能不是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以复活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原因。这正是谢老称之为“官国”的传统习惯势力的根源所在。所以，毛泽东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的作风”，他说，官僚主义作风，“就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铲除特权才能防止人民江山变色
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特权的思想和作风。这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看作是个人的专利、专权，它不但会表现在漠视群众疾苦甚至欺压百性的工作作风上，而且也会表现在以这种特权来谋取个人的私利。毛泽东极端憎恶特权的思想和作风，他是官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饱含深情地回忆井冈山斗争时牺牲的同志，卢德铭、何挺颖、王尔琢、张子清、伍中豪……，他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了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这时，毛泽东的思绪回到亿万工农百战多的艰苦岁月，目光却射向未来，他深深地思考和担忧，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中的特权思想滋长而改变颜色？他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他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他接着说，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的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这时他特别提出，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这些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思想，是毛泽东1945年提出以民主新路跳出“兴勃亡忽”历史周期率、1949年提出“进京赶考”等一系列思考的延续和深化。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思考和历史课题，后辈共产党人应当加以警惕和自律；以能够交出一份让革命先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满意的答卷。
从制度上入手打破“官国”传统
1959年谢老在井冈山慰问老区时曾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打下的天下。他联系实际、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是的，进城之后当了官，面对可能滋长的特权思想和作风，一些从井冈山，从万里长征，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求索破题之途。在谢老讲这番话之后的第六个年头，毛泽东在井冈山与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的重要作用。他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临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得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通过有效的政治民主制度，依靠群众的监督力量，来保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
毛泽东这是从制度上思考拒腐防变的问题，在这里，他仍然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权力的主体来考虑的。他认为，要根治官僚主义，重要的是要扩大民主，特别是要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他说，“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就是说，只有劳动者的管理权得到保证，即能够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才能使党和国家机关、部队、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制止特权思想的滋生。
打破“官国”传统的制度必须依靠人来执行
毛泽东重视从制度上防止腐化变质，同时他又强调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因为任何制度都是靠人来制定和执行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失去了理想和信念，醉心于利用官场谋取私利，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搁置，被践踏。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使之能始终保持社会公仆的本色。当时，八机部部长、井冈山老战士陈正人通过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真正做到了同工人“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在报告中深有感触地说：“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看了他的报告后作了如下批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他在批示中还尖锐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泽东怀有深刻的忧虑，担心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会不会改变颜色。
毛泽东同“官国”传统决裂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还过于严重的话，那么在今天却更加显示出这个警示的历史洞察力和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的生活也有显著改善，但勿庸讳言，我们的干部队伍也出现了诸多令人堪忧的问题。应当看到，在当今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国际态势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那种特权思想除了继续表现在工作作风之外，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失去了理想信念，疯狂地走上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择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罪恶道路。有的利用手中特权贪污受贿，盗窃国库，榨取人民血汗，聚集大量财富；有的则官商勾结，权力投资，为谋取不义之财，视工人生命如草芥，成为新的吸血鬼；有的纵容家属经商，利用特权一夜暴富，自己却作秀清廉公正，欺骗公众；有的以末日心态大量掠取财富，在国外营造销金窟，怀揣多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有的活像封建时代官吏，戴了乌纱还嫌小，着了红袍想紫袍，跑官买官，卖官鬻爵，时刻计算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准备大捞一把；有的为保住金交椅，守住特权，竟烧香拜佛，弄神作鬼，乞灵风水，迷信忌讳，修祖坟，建祠堂，封建霉味十足；等等，不一而足。中央虽三令五申，严加惩治，但这样的人仍前仆后继，揭出的事实触目惊心，叹为观止。那些极端的腐败分子，是社会主义的蛀虫，是和平时期党的事业的背叛者。写至此，深感毛泽东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是值得我们高度警觉的。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在中国，“官国”的传统具有非常深厚的土壤，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习惯势力！一切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党的事业的拥护者，都要同这种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我们要永远记住毛泽东的教导：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共产党员要勇于埋葬官场习气，打破特权思想。
附文：
反思人祸教训
胡星斗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1/7/1535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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