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计划经济正名
月落如烟
计划经济这个词，如今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学术界都可谓是声名狼藉了。但凡肯定改革之人，就必然把计划经济这个词等同于效率低下、无能、大锅饭、官僚体制等等贬义词，从而把计划经济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得翻身。虽然中央还算清醒，知道还是要搞宏观控制，而不能完全像某些激进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所要求的那样全面自由市场化，但是却再也不敢说计划经济这个词了，取而代之的是宏观调控这个术语，并且反复宣称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着重强调它的市场性而不提计划了。
当然，无论是我们的课本，还是一些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中央领导，都还明白计划经济的重要性，也都反复强调过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的不可或缺。可是，出于种种维护改革开放大局的考虑，这方面总是语焉不详，以至于普通人中一提到计划经济，第一个反应就是联想到上面说的效率低下、无能、大锅饭、官僚体制等等。虽然课本上总在强调要两手抓，要搞好计划，然而事实上，我们就从来没有同时两手都硬过。毛时代当然提计划了，而现在，毫无疑问，各种真假市场经济思想是大行其道，傲然占据各种中国各种经济理论的核心位置不可动摇。
呜呼！计划经济何其冤枉！难道计划经济真的是十恶不赦的恶魔吗？
我这篇文章就是来替计划经济正名的。
首先就要指出，我们谈论的过去中国的计划经济其实根本就是误指！中国过去的经济体制不应该叫做计划经济，而是命令经济！为何要让计划经济背黑锅？
我们必须首先分清楚这个概念。何谓命令经济？这是农业时代的产物，它不考虑投入产出系数，没有数理逻辑上的计划均衡概念，不考虑经济过程的最优化原则，而仅以人们对共同体的依附性为基础，以长官意志、浪漫心理、个人需要或社会上的某种道德激情来支配经济（见金雁，秦晖著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这种经济模式在中国从古以来就一直很发达。
一般地说，如果把市场机制下通过供求与价格信息反馈调整经济决策的西方经济看作“即时纠错”的经济模式，那么命令经济显然是一种无法纠错的经济，除非长官意志发生转移。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长期处于这样一种命令经济的模式下。
而另一种体制则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计划经济。它认为，市场经济的最大问题在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引起纠错的滞后反应并造成效率损失。因此，一些相信数理逻辑的人们认为，完全可以把一切事先计划好，把均衡关系预先就计算好，从而避免要靠市场碰的头破血流以后才达到平衡的弊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
这个计划经济，毫无疑问，在理论上很理想，可以避免命令经济的瞎指挥和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可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
但是它也有自身的问题，那就是把人当作了完全划一的个体，因此你不可能事先考虑到所有人的各种不同需求——那样的话，天知道一件衬衣的花纹就要准备多少种。这也正是计划经济被广为诟病的一点。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计划经济显然比命令经济的效率要高，因为虽然它没有考虑个体的差异，但是至少通过科学的计算和规划，能够保证生产效率，从而不至于发生某种短缺——虽然衬衣只有一个款式，但是保证人人都有一件穿，既不短缺也不存在卖不出去的浪费现象。
事实上，由于国情和发展水平不同，过去中国更多的偏向于命令经济，而原苏联的管理体制才是计划经济。这可以从苏联的“马钢宪法”和中国的“鞍钢宪法”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苏联的样板企业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的管理强调科层化管理、专家治厂、强调经济核算与计划平衡；而中国的鞍钢宪法则强调群众运动、精神鼓舞、政治挂帅、政工治厂等。
现代人们一提到微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就首先想到西方。然而，事实上，由于苏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引入了全盘的国家计划经济，这其中涉及到了大量的经济方程求解、大量数据处理，所以苏联的数理经济学科很长时间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并因此产生了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坎托洛维奇等人。有一则材料说，1977年，苏联在联盟一级，就有三千多个经济指标是通过计算机中心数学建模，以最优化模型计算出来的。这个成就，是远远超过同期美国人的经济研究能力的。事实上，苏联在七十年代还专门建立了一家庞大的纯粹搞数理经济研究的工业经济研究所，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数学人才来为国民经济服务——而中国，在三十年以后才开始了这样做。可以说，在经济学领域，苏联事实上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是全世界最新数理经济学的试验田，而中国却一直沉浸在充满浪漫色彩的命令经济模式下，对这一切充耳不闻。
前面把计划经济说了这么多，肯定有人要问了，既然计划经济研究得这么好，为什么苏联的经济还崩溃了呢？
问得好，这正是我要着重说明的地方。
首先要指出的是，苏联由于其政治体制的原因，虽然战后在经济管理中有越来越明显的科学计划管理的趋势，却无法完全避免命令经济的影响。比如赫鲁晓夫头脑一发热，搞了个浪漫的全国种玉米运动，结果是广为人知的。还有就是受国际政治环境影响，过于偏重重工业发展，这也是不得不搞的命令经济。
其次，虽然苏联的主流经济学是科学的计划经济，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种完全依赖电脑，不食人间烟火的计划经济对于纷繁复杂的个体效用需求是无法满足的。它只能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产效率，却无法保证每个人都得到满足。换句话说，这种经济体制，管你吃饱，却不管你吃好。
可是，俗话尚且说得好，饱暖思淫欲。这种只管饱的日子过久了，人们是很容易不满足的，并进而要求丰富精神生活，要穿彩色的衣服，要吃带奶油的面包等等，否则就跟你急。对于这种需求，中国的习惯做法是忆苦思甜，压抑住这种风气，而苏联则开明得多，接受人民群众这种愿望，并允许你表达。
可是，如何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不同需求呢？这绝不是可以通过数学建模轻松解决的问题，只能交给市场来解决。而原苏联也确实多次这样做了。
为什么说是多次呢？因为苏联一直奉行的是严格的科学计划管理，这要求固定每一个参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种资源在各个经济部门实现最优化的分配，从而达到最佳效率。可是，一旦为了满足个体需求而引入市场关系，哪怕只是一点点，也是给这个庞大的经济方程引入了不确定参数，方程式便不再完美。这样一来，方程解也就不再是最佳解了。虽然满足了部分人的个体需求，却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分配失衡，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于是苏联领导层不得不再放弃市场化尝试。纵观战后苏联历史，正是在不断的重复着这种市场化——收回市场化措施——再度市场化实验的规律。
你说，这样的反反复复，经济能够好吗？
至于中国，就更不用提了。本来家底就比苏联差得远，再加上命令经济影响深远（如果说苏联的经济体制中计划占七成，命令占三成，那么改革前的中国就是倒过来的计划占三成，命令占七成），文革后期，国民经济趋于崩溃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难道市场经济就是万能的灵药吗？
当然不是。这个，我想已经不需要我多加论述了吧，从东方到西方，论述市场之弊的文章多如牛毛（可笑某些人还在那里天真的高唱自由市场万岁）。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被以茅于轼等为代表的一撮人所竭力鼓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恰恰是缺乏有效的计划，从而容易造成生产资料的分配不公和资源的浪费。
本人是搞电子的，在这里，我不妨拿电子、控制领域大家都熟悉的一种叫做PID算法的控制思想做个大致的类比。PID算法是干什么的呢？这是一种用来尽快使控制系统趋于稳定的设计思想。简单说吧，任何模拟的控制电路，起始时刻都是很不稳定的，表现在电路上就是有过冲、毛刺、振荡等等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现象。而我们希望的则是这个系统能够尽快的达到稳定工作状态，于是PID算法便应运而生，通过对信号进行一系列数字化处理，来尽可能快的达到稳定。
这与宏观的经济学其实很类似。按照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市场配置起始时刻总是十分混乱，会在平衡线上下剧烈振荡，在市场的自发调解下，呈现出一种振幅逐渐缩小的阻尼振动，直到达到供需平衡。这也就是茅于轼等人所信奉的万能的市场。
然而，茅于轼等想过没有？正如同电子设计中如果我们对起始状态不闻不问，任凭电路自己逐渐趋于稳定，需要多少时间？振荡的幅度会有多大？对整个电路将会产生怎么样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本人就曾经因为未加考虑这个问题烧掉过电路板）？
一个电路设计尚且如此，放诸社会经济，如果没有事先的计划安排，任市场自行调节，达到完美的状态需要多少时间？社会经济的动荡幅度会有多大？对整个社会将产生怎么样严重的冲击？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血淋淋的现实。我想，就不需要我再一一例举了吧。
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当然不可以放任不管，于是经济学中的PID算法——计划经济便应运而生了。它在数理科学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建模与求解方程，力求能使社会的资源配置尽可能合理，从而尽快达到稳定状态。与放任不管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相比较，你说我们该选择谁呢？
所以说苏联的灭亡不是因为他的计划经济，而恰恰是因为它的计划经济还不完善，并且还没有完全在国家的经济管理体系中居于领导地位；而中国过去的生产效率低下，同样并不能算在计划经济的头上，如前所述，要怪就怪那个命令经济，凭什么让计划经济背黑锅？
现在一些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把持了媒体话语权，竭力鼓吹什么要坚定不移的改革改下去。我就想问了，你们知道改革是什么意思吗？
改革者，改良革新，引入促进社会发展的新鲜制度、事物而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事实上引入了什么新思维吗？没有！！
别跟我说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只能哄哄小学生。社会主义我没看见；中国特色的确不少，可惜都不是什么好特色；市场经济倒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简而言之，三十年改革，不过是重新引入了市场经济而已。
然而，市场经济理论算是新生事物吗？被茅于轼等人奉为圣经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已经在西方发展了数百年了，被批判的历史也已经有数百年了。我们今天反而一腔热情的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隆重的把这个行将没落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视为国宝大肆吹嘘，给它贴上改革开放的桂冠，这合理吗？
正如同有网友所言，我们把执行西方已经存在了数百年的市场经济政策视为全新的改革思维，那么由毛泽东同志所创立的前无古人的经济体制算不算改革呢？
按照改革的定义，当然算，而且货真价实。你看，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头一次实现了土地所有权的真正改变，打破了存在于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体系，引入了有共产主义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所有这一切，哪一项不是货真价实的改革？
所以说，既得利益者们再别扯着改革开放的金字招牌来为自己的利益说道了。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如果真要改革，也理应当是继续苏联所未竟的事业，把数理经济学的研究搞下去，搞真正的全面的计划经济，集中人力物力完善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欠缺点（比如对个人效用的考虑），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否则，只能是挂羊头卖狗肉，徒招笑柄。
那么，按照前面所述，计划经济是否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个人效用问题呢？当然不是！经济学还远未完善，看看西方层出不穷的经济学理论就知道这个学科还远未成熟，大有可为。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更是早已过时，真不知道有的人肚子里的学问到底有多少，居然还抱着不放。
我虽不是专业研究经济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去思考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而现在掌控话语权的既得利益者的态度是：少管闲事，安心做好你本职工作，听话就行了）。以我拙见，要解决计划经济学中的个人效用问题，不妨采用模块化思维。正如同我们在电路设计中，组建出千变万化，功能各异的电路，而其构建基础仅仅是电阻、电容、电感以及一些CMOS基础上的集成电路等等。我们是否可以对国民经济体系做一下划分？把貌似纷繁复杂的万千种商品归个类，理一理，分解一下，是否也可以象电路设计一样最终转化为若干种基础商品？
这样，制定计划时，我们不需要去计算每一种颜色尺码的鞋子要生产多少这样的细节问题，我们只需要根据社会需求总量确定那些基础商品的生产量，然后再由各个专门的工厂象搭积木一样按照个人需求，用各种基础商品组合出琳琅满目的商品。
当然，以上建议也许在专家眼中是不值一驳的，我非专业人士，也不敢妄自称誉，有理也好，胡闹也罢，我只是想通过这个举例来说明，计划经济理论根本不是某些人所宣称的那样死水一潭，无可救药。相反，它还年轻，远未成熟，大有可为，却误顶了官僚体制命令经济的黑锅。与其到西洋人的垃圾桶里去拣人家淘汰的理论，何如多花点力气来从事这项真正有意义的工作！！
另，今天看新闻知道山西又发生了煤矿大血案，心情很沉痛。末了，在这里祭奠一下那些可怜的亡魂：你们知道自己其实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牺牲品吗？一恸！
09.2.22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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