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客]动辄指人“极左”更是一种“极端”
论坛上关于左和右的争论或批评，很是有益。但象[金陵客]这样，动辄指人“极左”，他自己其实也是一种“极”，是极不妥当的。我这里改一篇旧文，重说什么叫左、左倾和“极左”！文章略长些，万请有关人，尤其是[金陵客]，把文章读完。
鉴于这一二十年有些人把左倾定格在“落后的中国搞社会主义”，甚至追溯到马克思的“两上决裂”、以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拄洋拐杖”上，那么这一批评的实质指向则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出现本身就是属于左倾（哈！真正意义上的“图穷匕现”）。这一类批评的共同特征是：把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的缺失、错误（主要是反右、大跃进和文革），归咎于左倾。这种大而化之的分析批评（主要是无准确的左倾和右倾的定义）并不科学，应当重新学习毛泽东关于左、右的分析方法，从中得到启示，从而正确地找到我们以往的实际错误，或许是左倾、或许是右，——不被某些人（极少数）改革和批评的高歌唱晕。
一、 政治生活中左、右称谓的源出和毛泽东所论左、右的本质含义
政治生活中左、右及左、右派的称谓，源于历史，这是肯定的。一说是18世纪未法国雅各宾专政时期，一说是中国古代朝廷，因忠良之士居左，持正述义；而刁佞之徒列右，作奸发难，从而使后人借此以左、右喻分人们的政治态度，当今，人们的说法不一。但词出有源，并褒左贬右之意，十分明显。盖出于此，迄今我国一些地区的乡里民俗仍以左为上，以左为善，甚至以左的姓氏为吉祥。在当代的政治斗争中，左、右派的划分，以及毛泽东的“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的观点，正是这种观念的直接延续。即以左派为革命派，右派为保守、落后派和反动派。其中价值标准、嘉誉责毁，各自清明，互不含混。所以，左的本来之意，确涵善寓良，而右，则完全相反。
但由传统的左善右劣的规范，决不可以得出左倾好于右倾的结论。因为受“倾”字规定，不管左字是带引号的，还是不带引号的（实际上，左倾一词的“左”字，除了在特殊情况下特别强调外，一般是无需带引号的，而现在却常见带上引号，实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带上引号，在这里则是对左倾本来含义的讽刺或否定。“左”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左倾，而是指假左倾、真右倾），全在错误之列。因为讲到倾，则是指对平、正态势的偏离；是对科学、正确的悖逆；是在革命路线两边的摆动。无论左、右倾，都会对革命造成危害。
那么，左、右倾有无本质上的区别呢？回答是肯定的。毛泽东认为：凡是思想认识落后于形势（尤其包括提倡相对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甚至反对前进时，称为右倾；而思想认识超越客观形势，行动上盲目冒进，称之为左倾。毛泽东这一观点具有从本质属性（即从伦理道德观念为基点的全部认识态度、过程和结果，以及其相应的行动）给左、右倾定义的科学性，是可取的。
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对此认识和表述，却存在一定的混乱。这种混乱，使我们近几十年来的思想政治斗争──三番五次的反对左、右倾，屡屡沉入浑沌雾海。当社会上左倾之风日盛（并以此为荣），人们常把一切社会弊端，也包括实际的左倾错误（不过，当时不会这样承认），都斥之为右倾，而不见右倾中的左倾。而当反对左倾成为大势新潮时，一些人又会不加分析地将一切“罪恶”戴上左倾帽子，却不见左倾中亦或存在的右倾。这种简单化的“一棍打”“一风吹”，不但收效甚少，有时反而加剧了左、右倾的发展，造成了累累苦果。它严重地挫伤人们的政治热情；使工作的失误非但得不到纠正，反而越来越严重，或另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的错误。
已披露出来的一些材料显示，60年代后，毛泽东已不一般化的批评左、右倾。他特别强调了形“左”实右和极右的问题。这表明，毛泽东此时已在社会矛盾运动的弧圈上，看到了离开事物本质，仅依据表面现象、外部形式和政治口号，去区分左、右倾，是不科学的。
二、毛泽东有关观点给我们的启示：从社会错误倾向的本质属性上准确把握左、右倾
历史决不是一个仅有慈善心理、只知娇惯而把孩子宠坏的平庸父母。她是一个智者。她给人类安排了一个色彩纷呈、光怪陆离的社会大舞台。在这里，文明情节的“编导”和发展，高尚对人们的征服，人们对进步的学习、模仿和从顺，不但多杂以勉强痛苦的附和，还时时伴有抗争，甚至充斥着某些狡黠者反对进步的战略韬晦。这些作为社会辩证法的题中应有之义，造成了正确与错误、左倾与右倾，在不同时代、不同集团与个人身上、不同政治气候下，不同程度的互相混杂、互相包含的复杂情况。
如果我们缘就毛泽东的观点，作进一步分析，即可看到建国以来有以下几种由左倾形式裹缠──而本质却是右的──错误思潮。
一是随波逐流、应时附势的假左。为了简于表述，我们给它加上引号，即为“左”。这里“左”和左倾是有区别的。这个“左”并不是指本来意义上的左倾，因它不具有从伦理道德观念、认识方法到实际行动三者相对一致，而超越客观形势的本质特征，它大多是在陈旧的道德观念下，借用或模仿积极冒进、过急于激的言行，以保全自己，营私渔利的方法手段。它实质是以亚细亚型利己主义为基核的旧文化的“黑洞效应”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已知晓。在六十年代后，他一方面相信、保护广大群众的忠实积极的革命热情(有的是天真的、过激的)，另外，他也对一部人表现出来过分热切、近于盲目和狂躁的情绪发表议论说：不要相信这是真的；这些人是随大流，等等。时间给历史做了注释，证明毛泽东的认识是准确的。
今天，人们会发现，当时一些人表现的这个“左”，实际上是亚细亚型利己主义的一种乖巧应变反应，是长期受封建和资产阶级处世哲学熏染的人的一种政治技巧。什么革命形势、科学的原则态度，他们并不考虑，也根本不去研究的。从方法论上说，这种“左”亦谈不上什么思想超越形势。他们大脑里仅时刻回响着前辈亡灵的呼唤：见风转舵才是真好汉，随波逐流方为大俊杰。于是，人云亦云，仿腔学调，就成了“左”的神圣准则。但这种思想支配下的人，由于对所言所为并不理解，在其和顺积极的面颜中，经常存有惶惑、迷茫和虚浮；在行动中也大都表现为邯郸学步的机械。历史证明，这种思想下的人，无论是对左、左派的崇拜，还是对左倾的仿效，是必然要离开左或左倾的本义本形的。这种人把事情搞坏后，我们一般地从左倾方面去总结经验教训，也是必要的，但对各别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要抓住其右的本质，否则容易犯药不对症的错误。
这是因为，第一，随波逐流者动机的背后，其思想的本质不是左倾。从伦理道德的历史发展上研究，倒是旧的落后的道德观念的反映，是右的东西。（这种右的东西在今天已得到证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们大都一反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狂热、“公”得发光、红得透紫的形象，一头钻进铜眼钱袋，宣布今天的诚实，昨天虚假）。第二，那些离开左或左倾本义本形的东西，原则上也不应算在左倾的帐上。它多半是对左和左倾的扭曲，是对左倾错误的扩大。比如，五十年代的左倾冒进、共产浮夸风中，有一部分错误就是一些人为了个人的所谓“进步”，故意造成的。还有一部分是有人有意整人──踩别人肩膀往上爬──造成的，即谁实事求是，发表一点“泼冷水”的意见，他会如获至宝，马上以对党不满、保守反动等黑状告上去，如此等等，由投机心理捧起来的假左，其错误的实质是根本不能同左倾划等号的。
二是形“左”实右。一九六四年，针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人开始反对，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后，便又跳到另一个极端，对广大干部搞“打击一大片”的情况，毛泽东揭露说：“这不是‘左’，而是形‘左’实右”（1）毛泽东这一言论在具体针对性上有无差错，这里且不论。然而，就一般性的认识而言，却不乏深刻。他告诉人们，社会现象是复杂的，表面性的、口号性东西有时并不直接反映本质。而所谓形“左”实右，是指形式上的左倾，实质上的右倾。它是作为“左”的更深的一个层次，是人们在自我保护观念的延长线上产生的更具心机、更善变化的“手段”。这都与传统文化中负面作用连在一起。掌握这种“手段”的人，是政治上相对成熟者，他们的心地是自私的。本质是右的。他们有明确的目标，力求恢复旧的社会制度而实现私小的“自我”。他们在确认──左──革命，社会主义，不可逆转后，懂得只有把革命推上极端使其自我瓦解，才能实现自己“辉煌前途”的道理。因如此，他们比左派还“左”，比革命还“革命”，努力寻觅革命已发生的左倾偏差，而激烈推动之。这是一种对革命来说极为危险的貌似左、实为右的手段。这种人固然极少，但在文化层次较浅，认识水平较低，理论思维较差的民族中，颇具能量。他们能把本来的一般性质的左倾错误（在革命进行中犯点左、右倾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推到不可自拔──同本来左倾错误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步。这种错误的右的本质是显而易见的。
三是极左和极右。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根据林彪死前“万岁不离口”，大喊“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公无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背后又阴谋篡党夺权的伎俩，不同意把林彪批判为极左。他说：“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极左思潮少批一吧。”“……是极左，还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2）中国的古老哲学就有两极相通之说，以社会效果论，极左通着极右，但究其思想本质，则不可一概地将极左说为极右。因为极左的思想动机中有左倾也有右倾──当然，不是一般的左、右倾，而是极度左、右倾。中国的革命史表明，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均有一些充满革命热情和愿望，但头脑十分简单的莽汉。他们求胜心切，总想毕其功于一役。他们天真烂漫，好走极端，逢事都想以“过正”手法，达到速成的目的。结果因思想、行动极度超越现实，欲速则不达，反致惨败。从这些人思想行为的本质属性上看，就称为极端左倾。
在极左中的另一种情况，是同形“左”实右相联系的。即象林彪这样思想极端落后保守的人：为了保存自己的利益，干扰革命，从而施用了特殊策略。他们借左或左倾的口号；穿着左或左倾的“时装”，在左或左倾的旗帜下，进行着卑鄙的活动，其中本质属性──落后和保守──极端右倾，掩藏在他们的全部战略中。这种极右的实质是相当可怕的。如果我们将这种人的错误批为左倾，根本不可能使错误得到科学的纠正，极可能将本来的进步和革命全部推毁，甚至把社会主义也指责为左倾（认为实现过早，不是时候），而在另一个方向上提倡十分落后的东西──并且还表现得理直气壮。
三、毛泽东的观点的内涵：在历史的左倾氛围里有右倾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必须建立一种以实命名的科学观点，以便我们在理论研究中，概念、观念科学化和规范化。并借助于此，帮助人们准确认识我们事业中实际存在疮痍，而寻找有效的疗救措施；较为彻底地中止那种大而化之，不究底里的认识方法。
今天，人们大都已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得到长期发展的国家，故而封建传统意识具有特别的自我维持、自我修复而免于灭亡的功能。另外，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虽有所发展，但又未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也有巨大的自发力量。当我们的国家遵循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以跳跃式步伐，越过成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入社会主义后，所有封建的，以及资本主义的某些腐朽意识，是不可能一下子烟消云散的。这就造成了这块神州大地──在当代封、资、社三军会战的复杂情况。
由此，在建国后，我们党的一些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发生好大喜功，急于通过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变革而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左倾错误（逐步披露的历史真相表明，其实毛泽东本人这方面的错误是很小很少的），并始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不少人大体不承认资本主义仍有有益的东西）时，这样，封建主义（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未触动它）便利用我们的偏倾，售以奸诈；随后，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也在唐吉诃德式的进攻面前溜之大吉，开始了自我表演。而这所有表演都有一个特点，即用激烈革命的左倾面貌装扮自己。
人们不会忘记：有那么一段时间，在热爱革命、领袖、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叫喊声中，盲目崇拜和迷信（不仅仅是个人迷信）观念日甚；在实行一元化领导，避免多中心的戒条上，封建家长式的专制主义又重振“雄风”；在大公无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激动里，粗陋自私的平均主义泛滥起来；在最为绚丽夺目的革命旗帜下，个人主义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恃强凌弱，引人犯错误、推人下水，稍不如意，就打砸过去，抢掠而来，中饱私囊等腐朽思想，招摇过市。更有甚者，这些朽败的东西，非但无识耻之羞，反有“衣锦还乡”之荣。如此等等，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历史的气候下，封建的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是大动乱的祸主（以封建主义为最）之一。
以上说过，就这两种思想及由此产生错误倾向的本质属性来说，均属于落后、保守的右的范畴。那些因左倾导致混乱，便把一切错误、偏差都归于左倾，是一种不足取的简单化，是一种形而上学。是应当尽快摈弃的。历史从其反面告诉我们，当年社会主义的初次进军，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右的“亡灵”，是一分钟也不会停止干扰、破坏的！只是它们将它们包装成“左”罢了！所以，今天的我们，要特别审视往日左倾错误中有右的混杂。
应该说，对以上问题，如今很多人受毛泽东当年思想的启发，以及对昨天和今天作比较思考、研究，已有了较清醒的认识。这是大大让人欣喜的。今天，提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不把右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从左倾的错误中过滤出来，送到它自己的名下加以肃清，仍把它们混在一起，这论说起来固然方便，批判起来也很痛快，但这不是辩证法。我们就仍可能在简单化的批判里，进行简单化的选择。严格地说，今天改革出现的一些失误，就与这种形而上学的批评有关。
最后，我希望：[金陵客]等人留意我说的这些道理，所谓极左，其决大多数是本质右的人的一种手段，一种伪装，而如今的现实是，这些当年极左的人大都已脱去了伪装！
注：
(1)《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205页
(2)同上,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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