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右派幼稚病”就是“流氓无产者思想”。中国社会两千年来，都存在着大量的流氓无产者。流氓无产者的思想特点是：“目光短浅，不学无术，没责任心，疯狂嫉妒，欺负弱者，强者有理”。就讲这个疯狂嫉妒。你比他们富有，他们嫉妒；你比他们有才华，他们嫉妒；你有正常人的幸福，他们嫉妒；甚至你比他们刻苦努力，他们还嫉妒。鲁迅先生曾写到：中国的良民，在官与贼的夹缝中生存。这个“贼”就是流氓无产者。在欧洲社会，即使在有许多乞丐的古希腊古罗马，也没有在社会划分上，能与官、民相当的“流氓无产者”。
由于某种“特殊历史原因”，中国社会经常处于人口压力之下。人多地少，产出有限，即使发展工业，土地在一定时期内能支撑的人口也是有限的。这样就必然出现“无业无产者”。这种“特殊历史原因”，我在后文会讲到。无业无产者受的社会压迫很沉重。无业无产者目光长远没基础，学知识技术没机会，责任心没工作对象，因此他们“疯狂嫉妒”。他们需要发泄，因此“欺负弱者”。他们只有欺骗、偷窃、抢劫才能生存。对社会中抵御欺骗、偷窃、抢劫比较强的人，他们不能得手，他们只有把抵御欺骗、偷窃、抢劫相对弱的人作为对象，才能有一条活路。因此他们感觉“强者有理”。
无业无产者，如果不甘心社会对自己心灵的摧残，又恰巧遇到革命武装，就能变成坚定的革命战士。红军时期，有一些无业无产者兄弟入伙，后来作战都很英勇。我们可以把这种社会现象视为“由弱变红”。无业无产者，广义上也被称做流氓，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流氓。严格意义上的流氓吃不了红军的苦，有奶便是娘，早跑了。
无业无产者如果自甘堕落，思想定型了，就变成了“流氓无产者”。正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可以把这种社会现象视为“由弱变黑”。“强者有理”是极右特征，“目光短浅，不学无术，没责任心”还想“强者有理”就是“右派幼稚病”。
顺便讲下人类意义上什么是“强”，什么是“理”。每个人都各有长短，人与人，专业与专业都无法比较强弱。比较强弱只能在某个方面比较。例如，我们无法比较狙击手与飞行员哪个兵种强。要比只能比谁在狙击技术上强，谁在飞行技术上强。即使技术很全面的人，也有其短处。各有长短，相互关照，相互配合，才能共同争取胜利。力量来自团结，荣誉来自集体。如何“相互关照、相互配合”，这由客观规律决定。对“相互关照、相互配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理”。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就是“道理”，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就是“歪理”。做人要讲道理，做人不要讲歪理。
建国之后，在毛主席带领下，枪毙掉一批流氓恶霸头子，最大限度地提供就业机会，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的基本生存，社会风气大有好转。但在思想领域，党内外对“流氓无产者思想”始终没有正面批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于一种两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恶劣思想意识，假如不坚决从思想上直接打击，在思想上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仅仅经过十几年的社会改造，一旦社会条件改变，又会蓬勃发展。
新中国建立时，与流氓无产者同属无产阶级的，一个是“产业无产者”，由工人组成。一个是“农业无产者”，由贫农雇农组成。旧中国产业无产者人数很少，由于身处半殖民地的城市，受流氓无产者的影响比较大。中共早期有几位工人出身的主席，国民党抓了他们，给他们一点点钱，他们就叛变，出卖同志。典型的流氓无产者表现。由于旧中国流氓无产者人数众多，人均耕地经常不足，农业无产者也普遍受到影响，例如，阿Q。
更遭的是，社会思想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流氓无产者思想”会象禽流感病毒一样，到处传播。“流氓无产者思想”经过两千年传播，早已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我们听听中国历史上这些词汇：恶霸官僚、恶霸衙内、无赖商人、文痞、兵痞。工农兵学商官、三百六十行、各阶层各领域，全都被“流氓无产者思想”渗透了。所以，在中国社会，一些表面上很体面的人，实际上，也就是个流氓混混。
文革前的中国社会，本来就存在大量思想上未被改造好的，原流氓无产者、原半流氓无产者。结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含有“极右流氓暴乱”的成分。“极右流氓暴乱”是十年文革中最大的“反文革”。以下我们做一个个案分析：老舍先生的死。
我先讲一下，我的文化水平低，很多现代小说我看不懂。例如，那个海明威写的《永别了，武器》。我最早听说是一位硬汉写的，以为是记录：“一个战士，怎么在硬仗中把敌人干掉，与敌人永远的拜拜，然后拿起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继续战斗。”我满怀热情地读那本书，可是我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那本书什么地方写了这个内容。为什么那本书起个名字叫《永别了，武器》？奇怪。把那个海明威称做硬汉，我更奇怪。那个海明威打过几场硬仗？一共歼灭过多少敌人？我没听说过。哎，我文化水平低，没办法。
老舍先生写的东西，我能看懂。老舍先生写的《骆驼祥子》，是我最喜爱的现代小说。对于老舍先生的死，我后来了解了具体情况：一群有文化的红卫兵，其中不乏文学青年，强迫老舍先生模仿小爬虫在地上爬。老舍先生拒绝，他们就彻夜轮番殴打老舍先生，并勒令老舍先生第二天继续接受批斗。老舍先生第二天没去接受批斗，而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湖边抽着烟，坐了一整天，夜里就投湖了。那些有文化的红卫兵们，真是在进行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吗？我认为更加合理的解释是：那些人疯狂嫉妒老舍先生的才华。正常的人，对才华出众的人，本能地倾慕，只有受到“流氓无产者思想”腐蚀的人，才对才华出众的人疯狂嫉妒。那些红卫兵不能代表文革中红卫兵的大多数，他们只不过是披着红卫兵外衣的“文革破坏分子”。1966年8月在北京城中，披着红卫兵外衣，从事种种刑事犯罪活动，大肆破坏文革那群人中的骨干分子，已于两个半月后，在江青同志指导下，被公安部门擒获。进一步调查显示，那群人，几乎全是当时第三第四类官僚子弟。那些官僚子弟们普遍都被毒害了，其中有一些受到他人的直接唆使。某种意义上，这种恶霸衙内也是受害者。由于来自当时高层的强大压力，公安部门不但不能使那批恶霸衙内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反倒不得不把他们全释放了。
顺便讲一下：共产主义者，遇到任何挫折磨难，都不要想不开。任何挫折磨难，对道理的客观性都无法造成任何损害。胜败乃兵家常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绝不会因为别人整我，就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假如我是老舍先生，当时那么多娃娃，强烈要求我学小爬虫在地上爬，无论我有兵没兵，无论我是否跑得掉，我都满足他们的愿望。学小爬虫在地上爬，挺好玩的。我当然愿意坦白从宽，边爬边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我先天不足，我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连走路都不会，我没有根红苗正，我有罪。后来我练出了匍匐前进，我自私自利，我有罪。我在匍匐前进基础上，开发出了爬行能力，我没有任劳任怨，我有罪。从此我就成为了“爬行爱好者”，我爬来爬去，到处乱爬，有一次我爬到一棵树上，不小心掉下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直立行走了。这么重要的问题，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政治觉悟太低，我有罪。虽然会直立行走了，我还是很喜欢乱爬，我反动落后，我有罪。”我们不要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那么严肃。我们没七十二变的功夫，我们是不是小爬虫，不由我们学样子玩玩决定。恶霸娃娃，也是娃娃。与娃娃们一起玩一玩，一起乐一乐，还能锻炼身体，多好呀！至少，一些同志们明白，娃娃们批斗我，是严肃的政治活动，不会因此批评我：“怎么又与小娃娃们一起玩游戏？还跳皮筋，唱儿歌。太不象话了。你这是故意破坏党的形象。我要去毛主席那里告你！”其实我的岁数不怎么大嘛，与地球年龄相比，我与小娃娃们一直是同龄人呀，为什么不应该与小娃娃们玩游戏？为此批评我，真是莫名其妙。
我们不理那些莫名其妙的人，我们认真思考：
文革中的悲剧，是因为“文革”，还是因为“反文革”？
释迦牟尼成佛后，也是以己度人，误认为别人都能象他一样大慈大悲。结果，遇到邪恶的敌人，释迦部被屠城灭国。以人类的标准看，毛主席、基督耶酥、释迦牟尼佛这三位，都太善良。毛主席自己太善良，把别人也想得太善良，对坏人太宽容了。
我们不能再宽容坏人，我们不能让“极右暴乱流氓”再逍遥法外。宽容坏人，坏人就会毒害好人、摧残好人、杀害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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