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捅了我们民族心性“存缺面”的“马蜂窝”
我们民族和人民，十分的伟大。这是客观事实。但所有伟大的民族和人民都“存缺”，——甚至愈是伟大，“存缺面”也就相对明显。
当中国人选择了社会主义之后，我们中国人的伟大和“存缺面”，也就裸呈于世。由此规定了我们的历史任务。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列宁，都说得十分明白。要发展和提高生产力，造成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生产力和生产率。但由此得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唯一任务的结论，是十分错误的。
因为在社会制度发生前进性变革的前期，保持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通常又是首要任务。并且，虽然生产力作为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自身并无思想和政治属性。然而，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人；人是有思想和政治属性的。人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力的创造和使用。这样，就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来说，必然应在巩固自身的目的下，在两条战线同时进行工作，一是通过思想观念的更新，去除“存缺面”，使人民对社会主义真正赞成和接受；二是用社会主义文化思想造就和推动新的生产力。
总之，社会主义建立之初，从一般意义和中国的“具体性”上说，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都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另外，毛泽东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新问题，如匈牙利事件，以及后来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等，都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力图从人民的、民族的心底，破除旧观念，让社会主义新文化思想占领阵地的思想。毛泽东捅了我们民族心性存缺面的“马蜂窝”
这里，我们不妨粗略地循着历史足迹，揭示我党和毛泽东的认识过程，及其产生的思想、理论。毫无疑问，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认识、思想和理论，同他的其它思想、理论一样都具有──因属首次猎及──而显得粗略有缺的一般特征。其中毛泽东的认识有：
──从一些人颂扬所谓“忍辱负重”，看到奴性的存在。1951年5月20日，对电影《武训传》中表现的武训受侮辱而不怨恨，受压迫而不抗争，编导者并将此颂扬为“为人民服务”的不好倾向，毛泽东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他批评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毛泽东同时严厉告诫人们：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毛泽东在这里看到了一些人身上存在的奴性心理。后来在观看戏剧《法门寺》时，他也评论说：我不喜欢贾桂(剧中人)，因为他在主人面前不敢坐，还说“站惯了”。
──看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1952年，因刘青山、张子善由党的高级干部堕落为大贪污犯的事件，毛泽东重提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朽思想的进攻问题。应当说，毛泽东此时已明确地看到了无产阶级本身发生蜕化的可能性。后来，这一认识又进一步深化。
──唯心主义和保守思想仍在发生作用。1954年，毛泽东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以及《文艺报》阻挠“小人物”文章的错误，号召人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积极开展学术领域的自由讨论，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发现迷信观念的广泛影响。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针对不少人身上存在浓重的各式各样的迷信观念，大力提倡解放思想，要人们敢想、敢说、敢干。针对迷信洋人的思想，他说，在洋人心目中，中国人也是外国人，也是洋人。针对神仙迷信，他说，别的星球上的人看地球人也在天上，我们也是神仙。针对权威迷信，他说：不要迷信专家权威，“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针对对毛泽东本人的迷信，毛泽东讲过的话多得几乎可出一本《言论集》。其基本观点是：我也是人，也有错误；我不是圣人；他说：我说的就都对吗？那可不见得。金口玉言，那我不成了圣人啦。历史上没有什么圣人，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都对的圣人永远也不会有。我说的有一半对，我就心满意足了。就是我的书上说的，也有不少屁话，不能相信。他还说：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评分析……
──懂得“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是一部分人“看家守户”的要则。1956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也不断出现，党内各种思想的斗争也明显表现出来。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根本动力的共产党人，当然不主张回避斗争，更不掩饰斗争，──尽管党内和社会上的矛盾斗争的展开会有误伤、会有错误，但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斗争和斗争的误伤、错误，社会性认识的提高和事业的进步是不可能的。有些思想有点平庸的人，因害怕斗争的误伤而拒斗争如防洪水猛兽（这种思想的较为普遍的存在，必然导致群体和社会一次次陷进或是无序、失控的混乱，或是万马齐喑的死寂状态。中国封建社会的千年停滞，其思想意识原因，盖出于此），实际是有害的。据此，毛泽东提出著名的“五不怕”，即为了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实际最为确切地说, 是敢于和甘于通过自己的探索性斗争，为他人和后人搭架认识真理的阶梯）,要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爱人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在另一次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批评一些高级干部缺乏“五不怕”精神，他说：“那么多的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从这些观点中完全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对我们民族一部分人心性中的“保身、懦弱、临险而退”的消极面，已看得十分清楚了。
──意识到一些人私有观念的根深蒂固。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一方面是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和利已之图也是影响积极性的原因。因此，他在此后多次私下和公开场合表露：人不应该自私自利，不应为自己干活就有劲，为人民服务就缺少热情和干劲。故而，他强力提倡思想教育，希望思想教育能培养出大公无私的新人来，这些新人具有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他也看到：人类有几千年的私有制。要改变私有观念是很难很难的。但毛泽东是“愚公移山”式（毛泽东赞扬愚公精神）的革命家，认为：越是难我们越要做，否则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⑥？毛泽东这里正好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根基；抓住了人类存有的历史性“原罪”的内质。
──注意到假话、假事、假意奉承、以假为伪是一些人的处世技巧。人们知道，做假作伪，会使革命事业和民族心性的改造在历史长河中发生涡旋。经过建国后近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毛泽东发现自己常常被一些人的假话包围。1958年大跃进前后，他一次次地走出红墙，力图通过深入乡村、工厂和矿山……，掌握真实情况，然而总难如己愿。他经常抱怨说自己难于摸到真实情况，他还不无遗憾地说：“……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
──了解到一些人存有二重品格。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毛泽东逐渐看到了一些人的二重品格。他在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中，从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了有些人的口心不一，行动和招牌不同；嘴上冠冕堂皇，实际思想又不是这样；讲为人民服务，目光却始终盯着个人和少数人利益；讲团结，实际搞阴谋、分裂；讲民主，实际却是十分专横；讲勇于自我批评，行动上却文过饰非、争功诿过；讲任劳任怨忠实于组织，私下又我行我素，甚至于阳奉阴违，一旦受到处分，又大喊冤枉，等等。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思想，都散见于他的言论、文件和一些著作中。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他的著述中，有这方面的系统和相对完整的观点。这里的归纳也只是简单、粗略的。针对人们已显现出来的陈旧思想──我们民族心性的存缺面，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开展了一系列的学习、整风和教育运动，其中有三反、五反，整风，学习雷锋、王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等。但在毛泽东看来，首先是这些运动不能解决全民族的灵魂塑造问题，其次是这些运动还不足以暴露我们民族心性中全部负面，也不能揭示我们全部的真正的黑暗面……
毛泽东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为民族心性的改造，他以特殊手段，首先将我们民族思想中的弱点、缺陷，尽可能多地暴露出来，让群众自己认识和教育自己。说到底也是让民族自己认识自己，解剖自己，最终改造自己。──这是一个岐意极大的时期。对这一时期的总体评价，党中央早在70年代末即已做出，——无疑，这一评价的科学性，毫无例外地也要经受历史和现实的考验。这里不必重新论述。但如仅就毛泽东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和揭示民族的存缺面，以达到最终自己教育自己，防止旧社会制度在中国卷土重来的本意来说，毛泽东这些观点是不乏创新的伟大。尤其当极少数资英“资本主义‘图穷而匕现’”时，他的创新实质，即如“阳光普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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