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正义更是每个弱者应负的责任
最近，电视，电台，报纸以及互联网上发布的几则消息使我十分感慨，也稍有些反思。一则是江苏省响水县办了一种上访教育学习班，教育的对象主要是“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目前办班的成果异常显著：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伤残的退伍军人王信书过起了逃亡生活，农民张宝才被打断肋骨、关进了精神病院，63岁的贺长梅至今还下落不明；一则是北京大学的某教授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一则是黑龙江省通河县的四十八户农民承包的土地被当地的贪官污吏与黑社会豪强相互勾结强占，农民生计无着，告状又蒙冤，走投无路，吁天无门；一则是河南省灵宝县农民王帅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揭露当地假抗旱的消息，当地的公安机关以王帅涉嫌侮辱诽谤犯罪将其拘留八天后，改为取保候审。目前，该案由于受到了互联网的“特别关注”，已被上级公安机关撤销，王帅将获平反；还有一则是北京几所大学的部分学生自动帮助一名死难农民工的家属进行维权。近年来，类似这样侵害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事情不但在各类媒体上接连不断地出现，就是在我们的身边，也屡见不鲜。我们这个社会怎么了？法制到底是否还存在？某些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究竟在干些什么？我们目前的社会究竟还有没有正义？为什么践踏正义的事在我们身边屡屡发生而却极少有人积极主动去进行维护？难道维护正义的行动，只能依靠那些年轻的学生们用他们稚嫩的肩膀来担承吗？
正义是什么？正义就是天理良心，就是人类在长期的生存和繁衍过程中确立的符合所有的人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一种自然法则。在文明社会阶段，正义还是社会道德体系和国家法律确立的基础，同时也是衡量和检验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的标准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人类社会之所以复杂，就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体系里，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无论是在阶级产生之前，还是在阶级产生之后；无论是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之间，还是在同一个社会阶级的内部，由于自然差异的先天存在或是社会差异的后天形成，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体系里都将处在一个不同的社会位置上，这种自然的差异或是社会的差异就会将人自然而然地分成强者和弱者两个群体。因此，造成强弱之分的原因，既有自然的因素，更有社会的因素。男人在体力上与女人相比，青壮年在体力上与老人和儿童相比，力强者与力弱者相比，胆大者与胆小者相比，前者即都应该属于强者，这种现象就是由于自然的因素决定的；而富人与穷人相比，官僚与百姓相比，也都属于强者，这是由于富人比穷人占有了更多的物质资源，官僚则更是由于独占了社会的权力资源等社会因素造成的。人类由于分为强者和弱者两个群体且共生共存，并且由于强者基于自然的本能而对弱者的欺压和掠夺，弱者出于生存的需要而对强者进行的必要的反抗，因此也就构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一个强与弱的基本矛盾。随着弱者对强者欺压和掠夺的不断反抗，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从野蛮与愚昧不断地走向文明与成熟，正义也随之出现并逐步确立起来了，并且由出现之初的只能靠人的自然力量来维护，发展到文明社会阶段的主要靠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的力量来维护。倍受中国人推崇的中国古代的侠客和侠义精神，就是在正义出现之初的靠人的自然力量来维护的最好的反映和人们对如何维护正义的一种向往。
恃强凌弱等践踏正义的行为，在以往的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也都会存在。但是这种社会现象，无不是令人鄙弃的事，而且也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因此对被欺压者和社会的伤害毕竟有限，只要依据社会道德对其进行谴责，依据国家法律对其进行制裁，就能够做到有效的制止和避免。但如今出现的公然践踏正义，尤其是地方政府办“进京上访人员学习班”和司法机关违法执法的这种现象则要另当别论了。上访者本来由于受到强者的欺压，在当地告状无门，无不把进京上访当作是为自己伸冤雪耻的最后希望。而地方领导人不仅不履行自己义不容辞的维护正义的责任，而且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职或是践踏正义的行为本来就是自己实施的事实真相，还办起了“进京上访人员学习班”，对上访人员进行威吓，以塞民口。这种公然践踏正义的无耻行为，则不仅仅是令人鄙弃的事了，而是在公然践踏正义的同时，又公然践踏了自己制定的法律。这种现象，简直是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
目前大多数上访者上访所涉及到的内容，大多都集中在下岗失业、土地被占、房屋被拆、损害赔偿等经济问题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究其原因，就是由于目前的社会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且判别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而有些人由于未能做到与时俱进，还坚持毛泽东时代的判别标准，把某些人，尤其是强者和一些地方领导人眼中的下岗失业、随意侵占他人土地，随意拆迁他人房屋，随意奸淫他人妻女等早已不是侵害他人权益、践踏正义的事还当成是正义受到了践踏，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故而不断地上访，而且有的人还要进京告“御状”。这些人实在是不识时务，早已变为了奴隶，却还错把自己当成主人，实在是不知深浅，所以这些人才成了某教授眼中的“精神病患者”。
目前的中国之所以会屡屡发生践踏正义的事，其根源，一是由于对毛泽东的否定，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对毛泽东的污蔑，对毛泽东时代的污蔑。二是源自当代强者们心中那种病态的不安全感和末世的心态。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在左倾机会主义者险些葬送中国工农红军，葬送中国共产党，葬送中国革命的时候，是毛泽东力挽狂澜，用他那超凡的智慧，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和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毛泽东不但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中华民族。可是，在毛泽东刚刚逝世之后不久，尸骨还未寒，一些曾经深得毛泽东关心培养教育且被毛泽东寄予深切希望的无耻小人就背叛了毛泽东，开始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并且编造无耻的谣言和谎言污蔑毛泽东，污蔑毛泽东时代，至今，这些靠编造谣言和谎言污蔑毛泽东，污蔑毛泽东时代的现象已经历经三十余年，但仍未平熄。前不久，一个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深得毛泽东时代恩惠的、已经成为亿万富翁的著名科学家也加入到了污蔑毛泽东，污蔑毛泽东时代的造谣者的队伍中，用及其恶毒的谎言污蔑那个火红的时代。在这些无耻的骗子、小人编造的谣言和谎言经年累月的欺骗下，有些受过毛泽东尽其毕生精力精心呵护的工农群众也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毛泽东思想是专门教导弱者如何反抗强暴的，毛泽东的一生，是专门带领弱者反抗强者的欺压，坚决维护社会正义的。毛泽东用他一生的精力，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了民族的苦难，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七位亲人的生命。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丰功伟绩。中华民族是个讲求知恩图报的民族，最鄙视的就是忘恩负义，更何况是恩将仇报。因此，在毛泽东亲手缔造的新中国，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污蔑毛泽东，污蔑毛泽东时代，不仅是最无耻的恩将仇报，不仅是对正义最粗暴的践踏，而且还已经远远地突破了做人的底线。如果连做人的底线都能突破，那还有什么践踏人间正义的事情不会发生呢？
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私有化进程的推进，社会也迅速分化为强弱两大群体。在强势群体的内部，先崛起的那部分强者由于占有先行之利，迅速将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国有资产据为己有，从而实现了个人的先富起来。等那些“后起之秀”崛起之时，由于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丰厚的国有资产已被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瓜分完毕，于是只好把掠夺的对象定在已经沦为弱势群体的工农群众身上。通过残酷的血腥掠夺，甚至是自相残杀，有些“后起之秀”也确实实现了暴富。但掠夺的残酷和自相残杀的血腥以及所犯下的滔天罪恶，也吓坏了掠夺者们自己。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人了，任何人都被他们当成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每个人不能成为掠食者，就将成为被掠食者，整个民族的内部几乎成了一座只上演自相残杀恐怖剧的大舞台。因此，也就必然会产生病态的不安全感和末世的心态。
人类本是一种社会性的高级生命，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人类本是靠群体的智慧和力量，靠团结协作才战胜了自然的。因此，也只有群体才能给人提供最基本，最可靠的安全。所以，毛泽东才一再教导号召中国人民要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可是在目前的中国，还有什么组织，还有什么团结可言，只剩下了些利益集团。而利益集团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只能在面对共同对手的情况下才能有所团结，而一旦对手消失，立即就会四分五裂，开始自相残杀。这些人从他们亲手制造的这场民族灾难中，对自己民族感到了绝望，因此才在产生了强烈的病态的不安全感的基础上，还产生了末世的心态，也因此产生了更加疯狂的掠夺心理，并随时准备逃离。这种病态的不安全感和末世心态，就是目前所有有能力的人纷纷移居国外的根本原因。如果说那些贪官自己在国内裸体做官，施展最后的疯狂，再捞一把，而把妻子儿女、财产转移国外还是为了防止党纪国法的制裁和以后遭到清算的话，那么许多演艺明星，文化名人名流，民营企业家，包括一些地痞流氓、黑社会的头面人都也都纷纷移居国外或持外国护照的现象，则是对这种病态的不安全感和末世心态最好的解释了。强者们心里这种病态的不安全感和末世的心态，使他们心里产生了严重的恐慌，由恐慌又引发了更加的疯狂，并由此给全民族造成了极大地灾难。有职有权的感到来日无多，于是便拼命地聚敛钱财；暂时无职无权的强者则是不择手段地谋取官职，以能够参与掠夺与抢劫。于是，权钱交易，买官卖官，以权谋私等腐败问题是愈演愈烈。腐败问题越严重，强者们心里的不安全感和末世的心态就越强烈。强者们心里的不安全感和末世的心态就越强烈，权钱交易，买官卖官，以权谋私等腐败问题也就越严重。三十年来，这种恶性的循环不仅将中国社会搞得乌烟瘴气，而且也给全社会带来了极大地恐慌。那些已经沦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工人农民无不整日地提心吊胆，深怕下岗失业、土地被占、房屋被拆、妻女被淫等不幸在那一天就会突然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正是由于这种病态的不安全感和末世的心态，才促使了强者们掠夺起来更加的疯狂，践踏正义的事也才因此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公开，也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多少善良孤苦的百姓被吓得神经失常。
正义是符合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利益的 ，从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仁取义、宁死不屈、舍己为人、不畏强暴、不欺弱小、抑强扶弱、扶老携幼、惜老怜贫、助人为乐，甚至劫富济贫等这些毛泽东时代和中国传统的正义的基本内容来看，正义正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限制强者对弱者的欺压才出现的，因此，正义在符合了国家需要的同时，也更符合了弱者的需要。也正是因为如此，正义也才屡屡遭到一些无良的强者的践踏，而且也只能是那些强者才有能力来践踏正义。强者之所以要践踏正义，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大限度地欺压弱者和掠夺弱者。那些强者们早就知道，只有首先强奸了正义，然后才能强奸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只有在强奸了正义，强奸了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之后，再去强奸别人的妻女，才能不会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和国家法律的追究。近日贵州省习水县把公教人员涉嫌奸淫幼女的案件定性为“嫖宿幼女案”来进行的司法审理，就是先强奸正义，然后再强奸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再接着强奸别人妻女这样一个程序极好的写照。
从正义的出现并形成的过程来看，正义是从维护弱者的生存、繁衍等自然权力的简单需要，发展到要维护弱者的生存、繁衍、尊严、劳动、学习等复杂的社会需要的。因此，正义的维护也从一开始的从个人的良知出发并依靠个人的自然力量发展到现代社会要依靠道德，依靠法律等社会的力量。一个社会的正义如果仍然在靠人的自然力量来维护的话，那就只能说明这个社会仍然是处在野蛮洪荒的时代。
在现代社会，正义的丧失，只会导致社会法律体系失去应有的公平和公正，并且越发地向强者倾斜，从而沦为强者欺压弱者的工具，使弱者处于受强者欺压而又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样发展的最终结果，不仅必将导致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彻底崩溃和个人内心里良知世界的彻底坍塌，而且还将导致我们全民族精神的彻底堕落，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民族再次落后，再次挨打，甚至是灭亡。一个民族的堕落，首先是精神上的堕落，而丧失了正义，则是民族精神堕落的主要原因和标志。在文明社会阶段，当一个社会到了正义不断遭到践踏，而正义又重新回到要靠受害的弱者以其微薄之力，依靠残存的对正义的记忆来维护的时候，亦即标示着这个社会的法律体系已经完全站到了强者的立场上，维护的只是强者的利益，堕落成了强者欺压弱者的工具，成了践踏正义的元凶。这时对正义呼唤，反映出的只能是全社会的无奈。
像西方民族遵循的那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传统的中国也同样存在。只不过与西方民族早就在民族内部实行了“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那样的抑强扶弱、惜老怜贫，对外部民族则实行“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的做法不同，传统的中国一贯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民族内部恰恰真正实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对外却往往是忍辱退让，唾面自干，卑躬屈膝，卖身投靠。唐僧的“对敌慈悲对友刁”， 慈禧太后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以及后来八九年的对要求反腐败的学生大打出手，而九九年对驻外使馆被炸却一屁未放等等，可能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心态和表现了。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强者为了更大地扩大自己的利益，为了更好地欺压和掠夺弱者而又不遭到弱者的反抗，为了将弱者各个击破，为了防止弱者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强者的欺压，还发明创造了许多腐朽没落加无耻的说教来诱骗弱者，来麻痹弱者的神经，以便首先从精神上解除弱者的武装。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才到处充斥着诸如“好死不如赖活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大丈夫能屈能伸”、“舌以柔则存，齿以刚则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韬光养晦”、“卧薪尝胆”、“识时务者为俊杰”、“唾面自干”等所谓的格言警句。正是由于这些腐朽没落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的传统社会不但长时间地丧失了正义，甚至连判别什么是正义的标准也险些丧失掉。而且，由于正义的丧失，又导致了中国人精神的极度堕落，而精神的极度堕落又导致了中华民族长期的落后挨打。民族内部的强者原本为了欺压自己民族内部的弱者而创造发明的腐朽没落的说教不仅麻痹了弱者的神经，而且也导致了自己精神的堕落，从而自己也挨了比自己更强的外人的打。幸亏有些强者比较聪明，卖身投靠外来的更强者，充当洋奴汉奸，自己才能够“幸免于难”。中华民族长期的苦难经历，以至于使许多人都不忍回顾自己民族凄惨的过去。
强者和精英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强者和精英的精神堕落必将导致整个民族精神的堕落，强者和精英精神堕落的原因只能是由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人可能是出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极度热爱，也可能是有意在误导善良的百姓，所以至今还在顽固地坚持造成中国人精神堕落、意志消沉，造成中国社会正义的丧失，造成中国的落后，造成中国挨打的原因并非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更非是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孔孟之道”，而是由于满清入主中原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篡改、阉割了“孔孟之道”，所以才造成了近代中国人精神的堕落，才造成了中国社会正义的丧失，才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这种认识不仅十分的幼稚可笑，而且还非常的荒唐。持这种认识的人实在是比阿Q还阿Q，长此以往，则难免陷入历史虚妄主义的梦幻之中。如果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少糟粕，如果当时的“孔孟之道”并非腐朽没落，如果当时中国人的精神旺盛，意志坚强，那么，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女真人在使用相同的武器装备，甚至是落后于对手的武器装备的情况下，如何能入主拥有上亿人口的中原？不能入主中原，如何能篡改、阉割“孔孟之道”？无论痛苦与否，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要不断地进行客观地反思和回顾。不能认真反思自己民族痛苦的过去，就不能找出导致我们精神堕落、意志消沉的根本原因，也就不能找到振兴我们民族精神的根本出路。从而陷入到找不到振兴民族精神的出路，就无法振兴民族的精神；无法振兴民族的精神，就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正义；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正义，必将导致民族精神进一步堕落这样一个死循环之中。
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毛泽东时代才是大量产生真正的强者和精英的时代。真正的强者和精英，是那些能够给民族，给群体争得荣誉的人，是那些能够维护整个民族或群体利益的人，是那些能够引领民族或群体走向强盛、走向未来的人，是那些能够担当起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历史重任的人。这样的人，除了毛泽东时代大量产生过，其他的几千年时间里，实属是凤毛麟角。而其他时代的那些所谓的强者精英，其实也就不过是些鱼肉百姓的地痞流氓土匪恶霸贪官污吏。这样的人，在自己的同胞面前往往是骄横残暴无比，可是在外敌面前往往是马上就卑躬屈膝，匍匐在地。就像目前的这些所谓的强者精英，不用说无法与毛泽东时代的那些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强者精英相比，就连中国民间传统标准的“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中的那条还知道“护三邻”的好狗都不如，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些“专吃窝边草”的兔子。唯一与之能有一比的，只有蒋介石时代的那些地痞流氓土匪恶霸，再加上青红帮的“小瘪三”。当年这些人就是平时耀武扬威地横行乡里，日寇打来了，立马就投降当了汉奸，为虎作伥，甚至比日寇还起劲地残害自己的同胞。
在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下，正义在那里？正义只能还存在于那些由于失去正义之后而受害和必将受害的弱者的心里，存在于人们几近破灭的希望中。所以，维护正义，首先就要维护自己心中的正义。只有自己心中有了正义，才能去维护社会的正义，才能有维护正义的力量和勇气。
弱者由于是正义存在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也就是失去正义最大的受害者。虽然失去正义，最终整个民族都会成为受害者，但是无论受什么样的害，弱者总是要首当其冲的。也许今天的正义被践踏可能还没有侵害到你的个人利益，但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的话，那下一个“精神病患者”可能就是你。因此，维护正义，首先就是每个弱者义不容辞的个人责任，同时也是每个弱者应负的社会责任。但是由于个人的力量十分弱小，特别是弱者的个人力量更为弱小，所以，维护正义，就更需要所有的弱者都能够联合起来。如果说马克思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还有些阶级性限制的话，那么，美国波士顿犹太人被屠杀纪念碑上镌刻着的马丁*尼莫拉牧师题写的碑文则更能给所有的弱者，包括强势群体中的那些相对的弱者以更多的启迪：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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