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的不是“小沈阳”，而是社会
同样的道理，好忽悠的不是“赵本山”，而是精英权贵。
文艺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没有相应的社会环境，文艺不会引起大众的共鸣。没有引起受众的共鸣，那肯定就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作为艺人，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能做的无非就是用他们相对敏锐的眼睛和表达能力，将社会现实在舞台上进行重构。当然，文艺也可以对社会潮流产生一定引导的作用，但相对于精英阶层的言传身教，文艺对社会风化的引导作用，显得微不足道。
很多人谴责小沈阳的低俗，但他能走红，说明他低俗得很有“市场”。他的市场在哪里？就在饭局中那些酒囊饭袋们的黄色段子里；在一声声心领神会又猥亵不堪的笑声中；小沈阳们庸俗了，他们笑了，姑娘们或真或假的羞涩了，于是一场以堕落为目的的竞赛在演员和观众之间展开。没有最低俗，只有更低俗，一场比一场更“精彩”。演员和观众是有互动的，演员低俗，观众逃不脱责任。而观众来源于社会，低俗的社会，是低俗观众的土壤。
社会风气的形成是复杂的，但再复杂的运动都有迹可寻。社会风气其实不过是社会整体价值观在精神生活中的反映。为什么会形成层低俗的社会风气？为什么在精英权贵中间已经某些低俗的东西已经成了某种“文化”——比如不久前贵州习水县的“嫖宿幼女”，比如刚刚暴露不久的陈绍基包养二奶。这些不过是社会整体价值观低俗的反映罢了。社会整体价值观是如何低俗下来的？共产主义信仰在某个群体里集体崩塌，而自己又没有能力构建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于是只好用物质欲望替代价值观，但欲望这个东西如同潘多拉魔盒，打开了就不容易关上，现在既然打开了，要重新关上就很难。“小沈阳现象”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成果罢了，更严重的问题还在持续发酵中。
顺便说说赵本山吧，其实赵本山的忽悠根本就不算啥，他不过在舞台上表演一下罢了。真正的大忽悠怎么会轮上他。那些忽悠打左灯向右转、去天津却说到廊坊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忽悠。谁主导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必然带上他的个性特征。问题就这么简单，只是话不能说明白罢了。
遗憾的是，现在中央不再强调“八荣八耻”荣辱观教育了。当然，精神的东西必须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八荣八耻”没有相应的物质基础，是没有办法推广的。也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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