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十八岁，我不懂爱情（上）
认识姜哥和张姐，是非常偶然的事。
那是1982年，我在哈尔滨上高二的时候。有一阵，我每天上学的路上，边走边读毛选合订本。于是，就认识了姜哥。
姜哥说，我一看你背个书包读毛选，就知你决非等闲之辈，这年头，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了，谁还读毛选呀！你来参加我们小组吧。
姜哥是铁路工人，二十一二岁，爱学习，清瘦而结实，目光炯炯，气质有点像五四时的周恩来。他组织了七八个青年工人，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他们每两周在姜哥宿舍聚会一次，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张姐。
昏黄的灯下，围坐着三个女工和五个男工，都是二十岁上下的模样。姜哥介绍了一番怎样认识我的“奇迹”，然后用坚定的声音，纵论国内外天下大势，说中国目前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峻危险，我等先觉青年，应当以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我们的读书小组从今天起，应当正式命名为中国马列主义读书会。
我一听，顿时吓了一跳。心想这不是要成立地下反动组织吗？我一个共青团员，可不能滑入这个泥坑。于是我就用一种很谦虚但是又很坚定的态度反驳了姜哥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我认为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读书还很少，对社会也不大了解，对重大事情还没有资格轻易下结论，我们应该没有任何目的地自由读书，重点是读文学名著，如果说一定要有目的，那就是提高个人修养，准备为国家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听了我的话，几个工人纷纷表示赞同和佩服。我从他们的话中听出，姜哥有这个意思很久了，但他们一直不同意，可又说不过姜哥，今天我无意中给了他们巨大的理论支持。其中那个高个子的张姐，长眉大眼，非常漂亮，具有一种“知识工人”所特有的既健康又清丽的美，这种美在纯粹的知识分子里面，几乎是找不到的。她说话不多，但是眼睛像会说话似的脉脉看着我。我当时也没太注意，因为姜哥又和我辩论了几个回合，终于被我说服了。姜哥不大高兴，说从长计议吧，就开始抽烟。张姐和另两个女工拿出几个饭盒，里边是玉米面发糕，豆瓣酱，洗好的大葱，切好的黄瓜，大家咔嚓咔嚓地吃了个精光，就散了。
夜幕中走出几百米，突然后面有人叫我，回头看，是张姐赶上来，说和我同路，便并肩而行。张姐说了些佩服的话，又问我学习忙不忙，说你学习在班里一定第一吧？我得意地说岂止在班里。张姐又问了些我的家庭情况，说咱们家庭差不多，为什么你就学习这么好，我考了两年大学都没考上，看来只好一辈子当工人了。我说，只要努力，没有考不上的大学，你也不过就比我大两三岁，人生的路还长着呢，就算当工人，也一样能做出成就，你看倪志福，李瑞环，张百发，不都是工人出身吗？张姐说，你说话怎么跟报纸似的？《中国青年》是你编的吧？我说不，我已然不编《中国青年》了，我现在编《人民日报》了。张姐说：“德行！”说着我到了。拐进楼时我扭头望了一眼，只见张姐过马路去坐回去的电车。她和我并不同路。
姜哥的读书小组活动，我又参加了四五次。讨论的内容是《红与黑》，《巴黎圣母院》，《幻灭》，《包法利夫人》和《漂亮朋友》，全部是19世纪法国文学名著。我只读过前三部，其他人大多读过一两部，只有姜哥全部读过。姜哥总是用很锐利的阶级分析方法去深挖那些爱情故事的本质，说在爱情上，也存在着剥削，腐蚀，欺骗，斗争，大家听得很佩服，但却似乎不大认同。我对于爱情问题相当隔膜，但在哲学课和作文课上训练出了一套用辩证法对付任何问题的本领，加上一套标准规范的报刊式语言，因此明明不懂，也能胡说一气。比如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啦，“伟大的爱情来自伟大的心灵”啦，“人是有阶级的，爱情是没有阶级的”啦，总之是一套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爱情观。我自己说着很不自信，但张姐他们却非常赞同，而且人人都能举出身边的事例来印证我的“中心论点”。一个叫大齐的男工说到放肆之处，指着姜哥道：“我他妈就不信，一个资本家的女儿赤条条往你被窝里一钻，你那玩意儿就不硬！”大家哈哈大笑，几个女工有的呸了一口，有的要打大齐。姜哥危襟正坐，大义凛然道：“告诉你，我还就是不硬！”我当时思想很混乱，既觉得大齐有点胡扯，又觉得姜哥好象只是嘴硬，但又隐隐感到姜哥的身体里的确有一种很坚定的力量在支撑他的生命，同时又模模糊糊胆怯地想，要是我，会怎么样……
几个月以后，姜哥忽然要离开哈尔滨，因为发生了一件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情，他突然得知，他的母亲原来是日本人！当年日本投降时，他的外祖父外祖母在火车站把刚刚三岁的女儿给丢了，一直找了三十多年，现在要把他们全家接到日本去。晚报上报道了此事，是当作改革开放中日友谊新篇章来宣传的。姜哥很痛苦，他不能接受自己是日本鬼子的后代这个事实。后来我读金庸的《天龙八部》，英雄盖世的萧峰突然被告知自己不是大宋人，而是契丹人，那种对人的生存的荒谬性的揭示所引起的灵魂震撼，我从姜哥身上已经提前感受到了。
在姜哥的宿舍里话别，张姐她们做了10多个菜。姜哥说他不想去日本，可是日本那边坚持要他们都去，他的父母和妹妹也满心高兴要去，各方面领导也说服他们一定去，说是要让日本人民看看中国人民怎样不计前嫌，精心抚养侵略者的后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些话我听着很正常，可姜哥却是带着冷笑说出来。他不再能保持往日那样的冷静，喝了许多酒，说去日本后，如果发现他的外祖父外祖母是当年731部队的，就立刻活劈了他们。731细菌部队当年就在哈尔滨，所以哈尔滨人特别痛恨那些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的日本畜生。过了一会，姜哥平静下来，又望着大家说，我这一去，也许不再回来了，中国也没什么意思，不就是天天急着学习日本吗？希望各位继续读书，让中国成为别的国家学习的榜样，那时你们到日本来解放我，我这把骨头烧成灰，我也是中国人。姜哥把大家说得都很感动，众人纷纷说像姜哥这样的人才到了日本必能大展宏图。有的说多亏了姜哥，我才知道好好读书，不然我早成流氓了。有的说姜哥是我人生路上的导师，使我获得了活着的意义。有的说，你到了日本，组织一个马列主义读书会，一定能成为孙中山第二。张姐说，你咋这么没出息，平常的精神头哪去了？不就你妈是日本人吗？就算你父母兄弟祖宗八辈都是日本人，又怎么啦？日本人就不是人啦？大齐说，你到了日本，一定要娶一个工人阶级的女儿，可别中了资本家女儿的糖衣炮弹。姜哥苦笑了一下说，我知道你做梦都想资本家的女儿，我临别送给你一句话吧，保你受用终生：资本家的女儿，都是有梅毒的。姜哥送了每人一句话，送给我的话是李白的诗：“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后来我请人把这句诗写成了条幅。
姜哥走后，读书小组等于不存在了。我上了高三，学习更紧，上学的路上改背外语单词了。初冬的一个周末，我和几个同学在出墙报，传达室葛大爷说外面有人找我。出去一看，校门前的小树林里有一个穿杏黄缎子棉袄的姑娘朝我招手，我认出是张姐。我说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张姐说没事就不能找你吗？我说我出墙报呢。张姐说，你是怕让同学看见吧？是怕男生看见，还是怕女生看见？我说我们男生女生之间不说话。张姐说她这一段特别没意思，想找我聊聊。她说既然你胆子这么小，我今天不打搅你，明天礼拜天，我8点钟在儿童公园门口等你，你爱来不来吧。说着塞给我一个小手绢包，就走了。我打开，里面是一包敲去了皮儿的松子仁儿。拈了一粒放进嘴里，满口清香。
第二天，我带着一个单词本去了。张姐说，你要背单词，我怎么跟你说话呀？这样吧，我考你，你要把这个本子上的单词都背下来，就得陪我说话。我说行。结果没用几遍，一个小时的工夫就背下来了。张姐说，这样背单词绝对快吧？以后每个礼拜天我都陪你背单词吧。我也觉得这种方式颇有效率，顿时产生了一种剥削人的思想，就说，下次你陪我背历史吧？到中午了，我要去买吃的。张姐说，我去买吧，我挣钱，你不挣钱。我说我买吧，我是男的，你是女的。张姐说，你还知道你是男的我是女的呀？我说这怎么会不知道呢？张姐说知道就知道吧，但你是小孩我是大人，还是我买。我说我比你高，怎么能说我是小孩。她说你比我高吗？咱俩比比。说着脸对脸站到我面前，平伸着手从她的头顶比过来，比到我的眉毛上。我的眉毛猛地一蹙，整个脑门麻酥酥地难受无比，一股冷幽幽的甘冽的芳香从鼻中口中钻进去，在五脏六腑间乱爬。一个《红楼梦》里的词儿在脑海回荡：“冷香丸！冷香丸！”好象过了四五年的时间，听见张姐说，算你高吧，可是我比你大，你不是管我叫姐吗？还是姐去买吧。
看着张姐的背影，我心想，要有这么个姐姐，倒是挺好。我是长子，无哥无姐，从小受尽大孩子们的欺凌。而且越长大，就越难以与父母沟通，此刻忽然发现自己希望有一个姐姐。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心中又隐隐萌生一丝抗拒，因为我一向以坚强刚毅而自傲，希望有一个姐姐，仿佛是心中有一块什么东西融化了，在那种融化的液体中，人看到了自己的柔弱。（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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