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团伙与民主、法制
：刘仰
假设有一个犯罪团伙，他们决定要偷东西。派出踩点的人，经过详细调查后，初步确定了三个作案对象。A，单身贵族的家，家里经常没有人；B，某官员家，家里有人没人缺乏规律；C，某老板家，家里防盗设备比较先进，还有大狗。犯罪团伙开会讨论：对哪一个目标下手？犯罪团伙非常民主，让每一个成员都充分发表意见，从钱多钱少、作案难易程度、作案之后被抓获的可能性，等等，集思广益。犯罪团伙成员首先排除了单身贵族的家，在官员和老板两个目标上，意见相持不下。B目标比较容易得手，但可能钱不多。C目标较难得手，但可能钱比较多。最终，犯罪团伙决定采取民主表决，无记名投票。
投票的结果，他们选择了B目标。投了反对票的人，面对这一民主的结果，决定坚决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积极配合，公共完成偷盗任务。他们的民主素质都很高。当他们成功潜入B目标，发现这个官员居然是一个大贪官，家里藏着大量现金。他们觉得自己的民主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更令他们欣喜无比的是，该贪官家里被偷之后，没有报案，吃了一个哑巴亏。犯罪团伙的每个成员都按功劳分到了钱，连当初投反对票的人也不例外。每一次作案之前的民主讨论和表决，成为犯罪团伙的“宪法”。
世界上的人并非都是小偷，还有很多良民。良民们因痛恨小偷，同样采取了民主的方式，制定了针对偷盗行为的法律。法律制定得非常详细，并且还在民主原则下，采取了三权分立的相互制约机制。面对这种情况，犯罪团伙继续采用他们的民主方式。经过民主讨论和表决，犯罪团伙决定，如果在一个案子中失手，被警察抓获的人，不得供出团伙的其他成员，独自承担该案的全部罪责。犯罪团伙将长期供养他的家庭成员，让他安心服刑。同时，犯罪团伙还利用复杂的法律，委托律师为落网的同伴辩护，以减轻惩罚。从此，这两个民主开始长期较量，直到警察将该犯罪团伙彻底破获。但是，警察发现，犯罪团伙内部的民主程度很高，而且，这种民主方式，已经作为先进经验，在其他犯罪团伙中被借鉴、模仿或照搬。
这就是我一贯强调的观点：民主只是一个工具。在这个假设的故事中，我们发现缺了一项内容——道德。以民主的方式从事偷盗活动的犯罪团伙成员，并不缺乏法制意识。他们对于法律同样精通，甚至可以让法律成为司法部门自己捆住手脚的绳索。犯罪团伙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以及他们已经到手的赃款。犯罪团伙缺乏的是道德。如果他们有道德意识，不管他们是否懂得法律，不管他们是否采取民主方式，他们都不会偷盗，至少也会从内心排斥偷盗行为，从而在社会整体上减少偷盗行为。而犯罪团伙之外的良民，也只用法律来防范、打击盗窃活动，没有在全社会开展广泛的道德教育，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
一个正常合理的社会，道德应该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民主。法律是一切手段都失效后最后的暴力手段。而当今社会，道德不知道在哪里，还被很多人故意贬低，大张旗鼓地宣传抛弃道德，挑战一切道德底线。一旦出现某些维护道德的要求，他们还异口同声地指责——伪君子！于是，一群没有道德的真小人，像犯罪团伙一样，主张采取民主。强烈的发财欲望是真小人的首要目标，民主因而也像偷盗团伙一样，只成为自己的发财工具，而不顾及他人的利益。社会没有办法，只好成天用法律的暴力武器向每个人发出警告。直到法律也失效，他们才想起来问一下：道德呢？却不想一想：不正是你们把道德毁掉的吗？
法律不能代替道德，法律也不能越位，法律不该超出道德约束的第一道防线，冲到社会的最前沿。一个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每时每刻在人们面前出现，这绝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法律只应该是道德失效后的最后手段。没有道德的民主，只能是一个小人的民主——让法律疲于奔命，让警察越来越多，让律师越来越吃香，让法院越来越忙。
我们可以想象，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不听老师的话，自己讲民主，会有什么结果。因此，理论家们说，人是需要教育的，一直要从幼儿园小朋友，教育到长大，成为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成人后，才能让他们享有民主的权利。然而，这个社会的奇怪在于，从幼儿园小朋友开始的教育，都在教育小孩子要竞争、要出人头地、要成功，却很少教育小孩子要有道德。学校只以传授知识为主，还不得妨碍孩子的自由发展。只要有知识水平就可以当老师，而不需要道德。于是，老师剽窃、老师嫖娼、老师争权夺利、勾心斗角。道德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成为伪君子的代号。而我要说，即便有伪君子的存在，也不是不要道德的理由。先有普遍的道德，民主才有意义。没有道德，民主会令人厌恶。民主只是一个工具，掌握在没有道德的小人手里，民主就是良民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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