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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博客摘抄(八)

摘录 · 2009-05-27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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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博客摘抄(八)  

   

:摘录  

     

351、30年来改革教一直用十分晦涩的语言来掩饰其真实用意,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先利用共产党的威望进行抢劫,然后再利用老百姓的怨恨打倒共产党。具体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私有化改革完成对国内财富的抢劫,目前这个目标已基本实现;第二步是通过殖民化改革完成财富的对外转移,并和国际垄断资本、西方金融寡头结成经济联盟,目前这个目标也正在实现;第三步就是通过官权化改革打倒共产党,解体中华民族,把中国变成一个由资本控制的松散联邦,凭借其攫取的巨额财富,实现对中国的百年统治。前两步属于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步属于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消灭公有制,政治体制改革则是要消灭共产党。    

     

352、权利被架空又和民众相隔绝的中央政府,要想推行一套民生路线相当艰难。难就难在摆脱了民众制约的官僚集团却对中央政府形成了单向制约,中央政府所有的政策都要经过官僚集团的利益过滤,对官僚集团有利的政策无限放大,对官僚集团不利的政策则坚决抵制和扭曲,中央政府则完全无能为力。表面看起来好像中央政府十分强大,其实全部权利都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中央政府没有任何独立权利。    

     

353、目前有两条颠扑不破的社会历史规律正在中国汇聚叠加在一起:一条是被世界各国历史所证明的规律——一旦群众起来,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另一条是被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及中亚颜色革命所证明的规律——一旦执政党或中央政府内部出现“换装力量”,垮台时间不会超过24小时。    

     

354、建立类似美国企业协会和俄罗斯社会院那样的中国鹰派咨询机构,形成半官方的鹰派集团,发挥左翼政治力量的作用,制衡已完全倒向西方的极端右翼政治势力,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    

     

355、如果说1919到1949年是中国对世界发展具有折射式影响的30年,1949到1979年是中国对世界形成正反两个方面直接影响的30年,那么1979到2009年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极端泛滥,则是中国脱胎再造、浴火重生的30年。    

     

356、全世界唯独中国人在自己国家内不会说外语便不能上学不能就业。以往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又被拣了回来,改成“华人只说华语不得入内”,挂在了中国所有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门口。    

     

357、中国银监会和证监会自发地形成了买卖分工,银监会把金融股票低价卖给外国人,证监会把金融股票高价卖给本国人。并且各执一词,银监会叫喊中国资产不值钱,几毛钱卖给外国人并没有贱卖;证监会则相反,叫喊中国经济世界独秀,几十元卖给老百姓价格并不高。中国金融学者也变成了双面人,在替银监会辩护时,他们说中国银行坏账太多,几毛钱卖给外资价格并不低;在替证监会辩护时,又说中国银行前途无量,几十元卖给本国人价格并不高。就在中国金融学者的这种双重辩护中,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358、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先秦时代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运动,那次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中国千年繁荣的文化基础。第二次是15世纪欧洲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使欧洲引领风骚五百多年。而今天互联网上爆发的对改革教现代神学统治的批判,正在掀起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359、世界独一无二的猫论,造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畸形经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政治伦理,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宗旨,把赚钱变成了国家的职能和任务,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的以赚钱为目标的国家。国家以赚钱为目标,必然成为脱离本国人民的独立经济实体,所有投资都要以盈利为目的。如此一来,本国老百姓就倒了血霉,由于国家和老百姓成为利益竞争关系,而老百姓又在国家统治之下,老百姓便成为天然的掠夺对象,必然成为弱势群体,中国的弱势群体就是由此形成的。    

     

 360、当盈利成为国家投资目标时,结果就只能是像目前这样,可以把钱花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就是不能花在老百姓身上,因为花在老百姓身上不会带来任何盈利。如同家长一旦把盈利作为目标,则无论怎么花也绝不会把钱花在孩子身上,哪怕是赌博一次性输光,也会认为是正当花费。这就是我们一直坚持批判猫论的一个根本原因,猫论已成为中国经济殖民化的自动导航仪,无论采取多少纠偏政策,只要不公开批判这一理论,中国经济就会自动驰入殖民化轨道。胡锦涛新政的民生路线之所以始终得不到落实,中国经济转型之所以始终无法完成,根源就在这里。    

     

361、中国买进外国股票都远远高于市场价,中国卖给外资的股票都远远低于市场价。同样通过买卖差价把中国财富转移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    

     

362、中国经济精英创造了一个财富时空转换器,把财富转换成美国财富;为了逃避责任,中国法学精英创造了一套流氓法律,损害一个人违法,损害一群人和一个民族叫自由。强奸一个人是犯罪,强奸一群人是开放。中国成为家乐福的缩影,中国人创造财富,然后存入外国人账户。生产目的就是美元,为了掩盖掠夺式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领袖赵紫阳80年代就把国民收入改成为GDP,在GDP的指标下,即便外国人把中国经济全部占有了,仍然显示是中国的GDP在增长。GDP加美元标价,中国的财富便不再由中国人来掌握。    

     

363、历史上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最大规模屠杀,屠杀八千万印第安人,屠杀几乎同样数量的非洲黑人,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无一不是发生在欧美宪政时期。宪政民主不过是白种人联合起来屠杀有色人种的一种组织方式,如同没有栅栏是狼群猎杀羊群的一种生活方式一样。    

     

364、大清王朝这个西方列强的联合驻华办事处被推翻后,西方列强开始随心所欲地打造中国的宪政模式。一时间,中国变成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万国博览会”,什么法国的共和制,美国的联邦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等等,几乎所有西方的政治制度都在中国试了个遍,仅民国初年就举行过两次全国大选,走马灯式的连续换了32个总理。结果却是中国越来越弱,越来越乱,越来越分裂,越来越成为西方殖民地,最后完全走到了亡国灭种的历史绝境。    

     

365、美国破产的是虚拟经济,中国破产的是实体经济。美国是在破别人的产,中国是在破自己的产。这就形成了一个对中国威胁很大的现象:中国购买美国的是虚拟资产,美国购买中国的是实体资产。这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一买一卖,就把美国虚拟资产的泡沫转嫁到了中国,而中国的实体资产则被控制在了美国手中。    

     

366、在中美之间建立一个殖民经济循环圈:用美元把中国的资源变成美国的廉价商品;再通过美元贬值让美元回流美国,投入美国金融机构;美国金融机构拿了中国的钱向美国老百姓发行信用卡;美国老百姓拿着信用卡再去购买中国廉价商品;结果是美国老百姓拿着中国的钱购买中国的商品,用于自己消费。这就是美国人不用干活却能过好日子的奥秘。    

     

367、少数权贵瓜分国有企业剥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优惠外资分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国内民营资本实行血汗工资制度拒绝承担的福利保障也甩给了国家,再加上禁止罢工的法律又剥夺了工人反抗资本的所有手段,由环境资源、福利保障所构成的“底线财富”如同火山爆发般喷涌出来,又如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向西方国家。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是“底线财富”,是因为这是突破人类文明底线形成的财富,是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都不曾拥有的财富。正因为这是底线财富,无论权贵富豪还是贪官污吏,都不敢将其留在国内,便争先恐后地向国外转移,不仅以个人和公司名义向外转移,买办集团甚至以国家名义向外转移,从而形成了一江财富向西流的悲惨景象。    

     

  368、“人权利润”是和“底线财富”相联系的另一个掠夺中国的经济工具。一方面,作为改革教一路人马的买办集团突破人类文明底线攫取巨额财富,比如把罢工自由列为极左罪行加以禁止;另一方面,作为改革教另一路人马的伪自由派,又以禁止罢工违反人权为理由,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政治讨伐,迫使中国支付巨额财富换取稳定,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权利润”。“人权利润”和“底线财富”是造成当今中国经济极度繁荣和民生极度艰难同时并存的直接经济根源。    

     

369、用美元换取中国资源是第一重绑架;用美元贬值迫使中国外汇资产回流美国,是第二重绑架;中国外汇资产回流美国后,通过金融危机迫使中国赴美救市,是第三重绑架;当把中国外汇资产折腾干净之后,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已经吸足了血的大规模热钱再一起撤离中国,迫使中国因为拿不出美元支付外资而陷入金融破产,拱手把全部资产送给美国,完成对中国的最后一次绑架。    

     

370、当今人类社会进入了规则时代,规则已经成为国家间争夺的主要对象。农业社会财富和土地相联系,国家间争夺的主要是土地;工业社会财富和市场相联系,国家间争夺的主要是市场;目前财富主要和规则相联系,国家间争夺的主要是规则。谁制定和主导规则,财富就归谁所有。所以美国一方面立法规定,当国际规则与美国国内规则冲突时,以美国国内规则为准;当国际法与美国法律冲突时,以美国法律为准。另一方面,又通过收买对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学者,大肆宣扬要“遵守世界规则”“与国际接轨”“保护知识产权”等,把规则变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中国的手段。    

     

371、中国股市还在暴跌,世界金融危机还在蔓延,股市榨干了人们以往的积蓄,楼市又透支了人们未来的收入,彻底堵塞了发展内需经济的道路,没有内需支撑的中国经济,就只能继续为美欧等西方国家打工,用耗尽子孙资源的方法为美欧提供廉价商品,帮助他们度过眼下的危机。    

     

372、目前中国经济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庄园化了,整个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巨大庄园。庄园经济首先是满足庄园主的需求,剩下的才是满足庄园内部劳动者的需求。    

     

373、整个中国经济在满足官人和富人需求之前,先要满足洋人需求。并且洋人需求是最大的需求(外贸比重占到了GDP的75%),其次是官人的需求,再次是富人的需求,最后剩下的才是13亿老百姓的需求。西方金融危机之所以能打击到中国,就是这个财富分配序列造成的。洋人的需求一缩减,中国的企业立刻破产。为挽救企业,便提出扩大内需。可扩大内需的方法不是扩大百姓消费,而是扩大政府投资。扩大政府投资的本质是扩大官人需求,用官人需求的增加来弥补洋人需求的缩减。如此一来,中国经济完全变成了洋人和官人之间共享的肥肉,13亿中国老百姓完全变成了场外看客。    

     

374、最让中国老百姓悲愤莫名的是,美国在白白享用中国财富的同时,反倒责怪是中国的慷慨大方导致了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是中国人生产了商品不消费不享用,自己守着贫困却把商品源源不断送往美国,造成了美国人的透支习惯,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所以中国人要对危机承担责任。听到这个论调,中国人上吊的心都有,可是更让中国人羞愤不已的是,中国的官员、学者和媒体居然义正词严地反驳美国说,我们白送白给并不是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白送,而是美国自己消化不良。    

     

375、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而用于官员消费的行政费用增长,又远远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1978年中国财政收入是1132亿元,行政费用开支52亿元,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是4.6%;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是61316亿,按照有关专家和“两会代表”提供的数字,目前行政费用开支占财政支出比重大概在百分之二十左右,相当于1.2万亿左右。30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加了54倍,行政费用开支则增加了200多倍,并且在十七大以前,仍然以每年23%的速度递增。中国财政收入增加的绝大部分都被官员消费掉了,无论和本国七十年代纵向比,还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财政收入中除了行政费用开支火箭般上升外,其它所有指标,包括国防、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无一例外地都在下降。    

     

376、现在回过头来看,人们才明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主席杀成克杰、胡长青的历史意义,只是杀得太晚了,中国的官权已经坐大,摆脱中央控制易如反掌。就在成克杰、胡长青的脑袋刚刚落地不久,中国精英集团就出台了“非暴力犯罪不判处死刑”的法律。也就是说,以后只有穷人犯罪才判处死刑,官人和富人犯罪不再判处死刑。中国的法学精英一齐高喊这是和世界文明接轨,却故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所有废除死刑的国家都没有规定刑期上限,就是说可以不杀你,但要你最终死在监狱里。唯独中国是既不判处死刑,又规定最高刑期不超过20年。此法一出,在法制口号响彻云霄的今天,再想镇压腐败官僚已不可能。    

     

377、中国3千万事业人员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现在被官员赶下分享改革成果的福利列车,再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历史命运。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不变命运,根源于他们总是扮演狗腿子的不变角色。但愿通过这一番折腾,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觉悟起来,能够意识到,知识分子的力量在于扎根于民众之中,而不是依附于官员之上。中国知识分子与欧美知识分子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就这里。当初毛泽东让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苦心也在于此。    

     

378、大家把公路等公共资源托管给政府来管理,管理什么?就是要管理和维护公共资源的公共性质,无论富人穷人,有钱没钱都能使用,避免公共资源变成少数强势者的私产。这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不言自明的天道公理。所以,公路收费,公共资源收费,收走的不仅仅是金钱,而是收走了社会的道义力量,收走了政府的伦理基础,最终必然形成地方政府黑道化,腐败收入制度化,财富抢劫法治化,使社会经济的发展丧失任何积极作用。    

     

379、文革后中国之所以形成恶法治国,根本弊端就在于精英立法,并且不是“武松式精英”立法,而是“西门庆式精英”立法。比如《证券法》就是由原本是法律约束对象的庄家起草制订的,所以不仅不能起到净化市场的作用,反倒成为恶庄造市的作恶工具,中国成千上万投资者的血本无归,就是这个保护庄家的《证券法》造成的。    

     

380、所谓“西门庆立法”,就是由当事人自己充当法官,为自己的行为确定性质,这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司法现象,是所有立法中最荒诞最黑暗最邪恶,也是老百姓最绝望的一种立法现象,是中国所有悲剧的最大司法根源。    

     

381、整个世界都在由传统的精英统治向大众政治转变:自然法取代社会法成为最高法律;公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成为基本程序;法律开始成为道德良知驾驭的从善工具。可是在中国却完全颠倒过来,少数精英随意操纵的社会法把自然法踩在脚下,法律不讲道德的口号响彻云霄;公众立法被称为是法西斯大民主,法律完全成为作恶的工具,不仅仅是某个集团作恶的工具,甚至直接成为某些人作恶的工具。以往社会的法律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未成为极少数个人直接作恶的工具,像现在这样法律成为少数个人直接作恶的工具,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382、中国官僚集团用西方精英民主的方法,在权利上架空了中央政府;又用妖魔化文革的方法,在政治上架空了中央政府;把中央政府完全变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表面看上去很强大,实际上对内对外都十分脆弱。当初建立这种政治体制完全是为老爷子充当太上皇准备的,对上要随意玩弄中央政府,对下要准备镇压群众,就必须使两头权利虚置,形成官权独大的权利架构,让各类精英享有没有任何约束的民主自由。    

     

383、一个内部已被切成利益碎片的国家,是最危险的国家。国家从内部被切割成利益碎片,是官权化改革的必然结果。    

     

384、公共资源是国家作为利益整体最根本的经济标志,当公共资源被官权切成碎片时,国家的公共利益也就随之消失,国家便不再是国民共同的国家,而变成了官员的国家,变成了纯粹的官家。    

     

385、将来的人们或许会忘掉人类历史上所有曾被称颂为辉煌的革命,但是唯独不会忘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她是人类自觉掌握自身命运的开始,是所有人——而不只是一部分人,无论这一部分人多么优秀——成为人的历史的开始,是所有生命——而只不是少数英雄圣贤的生命——都能升华为崇高精神现象的历史的开始,是所有人——而不只是少数大师高僧——都能感受到生命崇高感的历史的开始,总之,是真正人类历史的开始。    

     

386、目前中国叫喊民主自由的各类精英,即便是权利最小的文化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也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当今世界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精英,能够拥有中国文化精英这样没有限制的自由权利。无论是美国精英,以色列精英,还是欧洲精英,都没有侮辱民众信仰、剥夺民众财产乃至摧残民众生命的自由,唯独中国精英拥有这些自由。中国的文化精英可以随意侮辱民众信仰,中国的经济精英可以随意剥夺民众财产,中国的司法精英可以随意摧残民众生命。中国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已经达到了空前绝后为所欲为的极端程度,并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    

     

387、只有实行包括每个劳动者在内的大众民主大众自由,才能切除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毒瘤——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可以说,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祸患,无论是目前困扰世界的金融危机,还是困扰中国的腐败政治和殖民经济,其主要祸根就是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而克服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的唯一选择,就是中国文革创造的,目前美国已初露萌芽形式的大众民主和大众自由。    

     

388、改革迷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思想迷信,改革已经完全宗教化了,成为凌驾于所有宗教之上的一种新的宗教——改革教,改革教的现代神学统治,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思想牢笼。    

     

389、反思改革,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要保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回归真正的改革。但是,绝不能把一切打破现状的变化都称之为改革。    

     

390、1996年,开始了以“国退民进”“抓大放小”为突破口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私有化改造,先后有6000万国有企业职工或者失业下岗,或者改变身份,丧失了与国有企业相联系的所有财产和福利,可谓星河倒转,用工人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391、整个世界在平等友善、崇尚真美的道德和宗教旗帜引导下,人们越来越向简朴高尚的生活方式回归,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辉正在撒向整个世界的精神天空。可是在中国,物欲泛滥的恶臭不仅淹没了最后的人性,像有毒奶粉有毒药品等行为甚至突破了最野蛮的兽性极限;对理想主义的最高评价就是“傻逼”;“爱国贼”竟然成为爱国主义的代名词;中国的精神堕落超越了所有宗教关于末法时代最恐怖的预言和想象。    

     

392、把西方资本主义兽性文化推向极端,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人性力量。不仅社会组织法则兽性化了,价值观同样兽性化了;从学者名流到贩夫走卒,从达官显贵到劫匪流氓,黑白两道凑在一起互相比较的完全都是同一个标准:身上膘有多肥,爪下肉有多少!    

     

393、在剥夺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的同时,改革精英通过司法改革,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专门迫害穷人的法律制度。其典型特征就是,判断罪与非罪的界限不再是做什么和怎样做,而是凭借什么去做;如果是凭借权力或凭借资本,无论做什么都不是犯罪;只有凭借体力才是犯罪。就拿抢劫来说,凭借权力进行抢劫叫做政治进步,凭借资本进行抢劫叫做自由竞争,只有凭借体力进行抢劫才是犯罪。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荒谬之极邪恶之极的法律,在任何社会都没有过。    

     

394、中国改革精英的所有改革,几乎无一不是对付中国老百姓的,公开声称改革就是要“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并且不是以民生保障这个底线,而是以军警保障这个底线。这个改革原则,希特勒没敢实行,墨索里尼没敢实行,东条英机也没敢实行,包括历史上打着改革旗号背叛国家背叛人民而被判处死刑的三个欧洲皇帝都没敢实行。为什么唯独中国的改革精英敢于实行呢?就在于中国改革精英成功创造了一个新的价值观:非暴力犯罪不属于犯罪,非暴力杀人不属于杀人,非暴力抢劫不属于抢劫;并且最关键的是,他们把暴力严格定义为只是动用体力,只有动用体力杀人才是犯罪;而动用权力杀人,动用资本杀人,动用智力杀人都不属于犯罪。这是中国精英的一大历史发明,在“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革命有罪,造反有罪”等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制度性杀戮有理”、“追究制度性杀戮有罪”的崭新条款。    

     

395、这场经济危机是信用危机,主要是2个国家最厉害,美国和中国。美国透支未来收入,中国透支未来资源;美国是虚拟经济领域的欺诈,中国是实体经济领域的欺诈。结果就是美国虚拟经济破产,中国实体经济破产。所不同的是,美国是为本国人民高消费透支了未来,中国则是在压缩本国人民消费的基础上为美国透支了自己的资源。虽然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透支国家,只是美国透支了别国人民未来的收入,中国则是被别国透支了自己的资源,还透支了中国人的福利,中国人的健康,中国人的环境,所有这些透支最终都要由中国人自己偿还。    

     

396、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或者是毛泽东主席生前,都可以直接任命一个老百姓当部长,全世界唯独目前中国的胡锦涛主席做不到。奥妙就在于当今西方国家的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与中国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和四大自由,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和历史作用,就是对权利集团具有强大的约束作用,这就决定了当今美国和当初中国的官僚集团,只能是对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讨好,形成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拥有实权。官僚集团根本不可能像当今中国这样能够对上约束中央,对下镇压民众,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    

     

397、中国即将展开的以精英分权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把中国推向内乱和解体的道路。如果说私有化的经济改革使中国人民失去了家产,殖民化的对外开放使中国人民毁掉了家园,那么精英化的集团政治改革,有可能会把中国本身变成一个历史概念,使中国成为继苏联之后第二个解体的东方大国。    

     

398、10年前的今晚(北京时间 1999年5月8日 ),美国B52轰炸机轰炸了中国大使馆,当美国飞行员报告准确命中目标时,北约司令部一片欢呼。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为了提醒人们这绝非是误炸,在宣布误炸后故意十分俏皮地做了一个鬼脸,这个十分俏皮的鬼脸如同利刃般深深刻在了中国人民的心头。中国的20世纪,在八国联军的大屠杀中开始,在美国的轰炸中结束。    

     

399、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整个社会干净健康、蓬勃向上,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就是因为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种生命崇高感的高尚纯净氛围之中。这种对生命本身崇高神圣的偶像化追求,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最终摆脱单纯物欲,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    

     

400、目前这种“大刀向百姓头上砍去”的改革措施,正在不断地把矛盾推向极端,并且把矛盾推向极端的速度,远远超过党中央民生路线化解矛盾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新政化解矛盾的努力很难奏效,最后只能通过对民主的选择来解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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