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太:“振兴中华”的先驱者与后继者
中华民族走向振兴,是个承前启后的大事业。
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具有连续性的,后继者对先行者的态度与评价,既可窥见其道德人格,也可预见其事业走向。
从上个世纪来看,真正指点中国江山的,是四个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
孙中山无疑是上世纪带领中国人走向民族振兴的第一个人。他流亡海外,网络同志,谋求“兴中”,最终推翻了帝制,使拥有几千年帝王称号的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总统的职位,军阀割据之后,他继续革命,又联共打倒了军阀,然而,正在 孙 先生确立了三大政策,并试图与共产党人精诚合作摸索前进的时候,不幸去世了。
孙中山逝世后,后继者蒋介石立即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三大政策,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血腥屠杀,他终止了孙中山对正确道路的选择与探索,使民族振兴事业脱离正轨。虽然表面上打的是孙中山的旗子,但经营的的却是自己的朝廷。表面上尊重孙中山,实际上却背叛了孙中山。假如他按照孙中山的思路,继续与共产党精诚合作,共谋民族振兴,又何至于死亡那麽多的生命,走那麽多的弯路呢?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驱使毛泽东不得不打倒他,以便重新走上更为彻底的民族复兴之路。
由于国共的十年内战,许多共产党人对被国民党反动派拿着当招牌的孙中山,早已没有多少好评,这也反映了那时共产党人的“左”的思想和狭隘情绪。是民族复兴的真正继承者毛泽东,克制了党内这种思想和情绪,充分地、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这份政治思想遗产的宝贵价值,并宣称, “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为什麽毛泽东要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呢?因为孙中山走的是民族复兴之路,从大的方面说,毛泽东要继续走的,也是这条路。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这种态度,不仅在国共合作时期、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如此,即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仍然如此。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和作为《毛泽东著作选读》终卷篇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就明确表明了这一点。在1964年12月写的收入终卷篇的一段文章中,毛泽东这样说:“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 孙中山 先生,在本世纪初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里毛泽东对“大跃进”作了不同于1958年的新解,即把它解释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内从落后赶上先进的振兴和跃进。同时也说明,毛泽东始终是从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的历史接力运动的意义上,把自己、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是“孙先生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的。
毛泽东逝世后,我们再看看后继者邓小平对先驱者毛泽东的态度。
在我看来,邓小平在大是非面前,头脑是清醒的,无论如何,他能认识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无与伦比,在中国存在的意义不可估量,所以,他起码是顶住了当时极度反毛的邪恶势力,不但不想当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且给予毛泽东以比较适当的中肯评价。
他认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最基本的评价。他还说:“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149页)“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页)“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按:指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页)他认为,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的“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
那么,邓小平在实际路线上搞“改革开放”,到底是背离了毛泽东主义还是发展了毛泽东主义?到底走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特色”到底算什么主义?是对还是错?我越发感到,这是个内涵非常复杂微妙的问题,需要深入探讨。我这里只想点几句,其一,邓小平作为前进道路的探索者,不可能丝毫没有失算的地方;其二,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功底还无法与毛泽东相提并论,所以其理论破绽也不可能不被人所利用;其三,如果把当今社会一切不如意的现象,统统归咎于邓小平,也是不公道的。因为这并不完全合乎事实,因为邓小平理论里说得很明确,一是社会主义不能丢,而是不能出现新的资产阶级,三是不能搞两极分化。如果出了这些问题,我们的改革就“真的失败了”。以目前情况看,我们的实际运作,不仅仅是早就偏离了毛泽东,实际上也偏离了邓小平。关于这一点,我只能点到这里为止。
下面我们继续我们的既定话题。
可以明显看出,蒋介石对孙中山的继承,是假继承,真背叛,本质区别在于:孙中山是要搞“天下为公”,蒋介石是要搞“天下为私”。
毛泽东打倒了蒋介石,不但不否定孙中山,还给孙中山以中肯的正确评价,并自觉把自己的事业同孙中山的事业连续起来,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胸怀与人品。但毛泽东的肯定、继承与发展,是有独特内容的,所谓继承孙中山,是继承他“振兴中华”的遗愿,更准确的说,是继续保持“振兴中华”这个概念的形式,但对“振兴中华” 这个概念的的具体内涵,却与孙中山大大不同,而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毛泽东看来,所谓“振兴中华”,首先是振兴人民大众,解放人民大众,而要保证这一条,人民大众就必须拥有政治权、财产权、当国家主人。而要保证这一条,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以他前半生的非凡实践,实现了这个“大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所以,毛泽东既是最伟大的继承者,又是最伟大的开辟者。
民族复兴是一个民族的主体事业,凡是赞同这个主题的领导者,都有内在的相通的一面,都会把这个主题贯通于历史,并形成前赴后继的链型结构,而只是把自己看成这个链型结构上的一环。无论是毛泽东之于孙中山,还是邓小平之于毛泽东,的确都是如此。
但是,就象写文章一样,尽管他们的构思不同,情节不同,手段不一,但主体却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中华民族复兴,这一点,不能否定。之所以主题一致,其他方面不同,从客观上说,是因为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从主观上说,是因为领袖们的认识不同,因此也就出现了不同的文章构思和不同的行文态势。这里面容易发生争议的,无疑是毛泽东与邓小平。他们虽然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民族复兴的愿望虽然一致,但实现这一愿望的理念与手段却出现了巨大差异。差异在哪里呢?
其一,对国内,毛泽东主张通过提高人民觉悟,斗私批修,树立公心,激发热情,万众一心,合力打造纯粹的社会主义,并由此激发生产力;而邓小平,则认为“初级阶段”人的私心是必然存在的,与其强行压制,不如承认私心,利用私心,并以此激活生产力,于是“引进市场”,“改革开放”,搞起了有杂色的不纯粹的社会主义。
其二,对国外,毛泽东主张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为主,以“拿来主义”为次,坚决捍卫主权与独立,严防任何形式的外侵,以确保民族的根本利益;邓小平则主张对外搞活开放,让外国人进来开工厂,反正建好了他们也拿不走,以便于学习,刺激发展,主权问题可以不必过分拘泥,过分死板,争议领土暂时搁置,一句话,先把日子过好了再说,其他的,等拳头硬了再说话。
谁对谁错,我这里先不做结论,但都是好意,都是为了民族复兴,必须承认,才切合伟人的本意。方法手段可以不同,但效果不能不虑。假如效果不好,改过仍然是好的,怕就怕明知错了,还要强行维持,一错到底。这才叫死要面子活受罪。
我最想强调的是,“振兴中华”,绝不只是个动听的体面口号,也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应该也必须有个正确的具体内涵,那就是,“中华”是谁?为谁“振兴”?蒋总统也是要讲“振兴中华”的,但他的“中华”,是指蒋家王朝,是指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跟中国人民大众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抽掉了“人民大众”这个核心内涵的“振兴”,又有什么高层意义呢?先不论有没有本事“振兴”,就算是“振兴”了,你“振兴”了的“中华”不属于人民大众,人民大众能干麽?不干,就可能有朝一日推翻这个“振兴”了的“中华”,这岂不就又白折腾了麽?
饱受苦难与屈辱中华民族,实在不应该在自找磨难了,实在应该防止瞎折腾了。不要那么自私好不好,不要把好处都留给自己好不好,不要贪得无厌好不好,不要老是牺牲人民大众好不好,让我们的人民大众过几天无忧无虑的舒心日子,行不行啊?积点儿阴德行不行啊?钱在你们手里,不过是玩游戏的数字,不过是往太平洋打水漂的石子,可在百姓手里,可是养家糊口的命根子啊?
毛泽东的“振兴中华”,才是货真价实的“振兴中华”。
怀念毛泽东,中国属于人民。
多难未必兴邦,振兴中华,需要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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