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言“慎防网络舆论卷起‘媒体审判’”一文，值得商榷(以下称廖文)。
从文章标题看，廖文所关注的是“慎防网络舆论”，是其全文的核心。所谓“卷起‘媒体审判’”，讲不客气一点，是无中生有；除此，是否还有旁的意图？就只有他自己明白了。
一般我不大看关于一些案件的报导，而看公、检、法腐败的文章较多，尤其是官办报纸报导的这方面内容。但对xxxx这次报导的案件，看得很多，而且各种报导都看，重点看有关事实报导，很少看一些分析的内容。为什么唯对此案看了很多报导，原因有二：之一、不少官办报纸多有报导，境外官办媒体(电视、报纸)也有大量报导，境內外互联网上也大量报导，还听到一些朋友从国外亲友传来的国外媒体和群众议论的内容，即便到公园散步，也常听到议论；之二、看到报纸上报导当地官方通报的内容朝令夕改，极不正常。因为我不是学法律的，是个法盲，我只能以一名读者的角度，来看待和思考这些极不正常的官办报纸的报导，以略有一点政治敏感，怀疑其中有“鬼”。但是，我至今沒有看到有哪个网络媒体在对案件进行“媒体审判”，从我看到的所有网络媒体的文章，较多集中评论当地政府所作“故意杀人”的结论；也有少数提出应无罪释放，…。而最新官办报纸报导为“自卫失当”。可見网络媒体对“故意杀人”提出的质疑、或是批评，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这怎么能说是“媒体审判”、“ 现在对某些事件或现象舆论监督的‘越位’，已经成为舆论监督实践中突出的问题”呢？因此，所谓媒体审判，是无中生有；廖文还可能有些不便明言的其它谋划。
30年前，对一些案件的审判，还提倡人民陪审制度，即人民不仅可发表意见，还直接参加审判。当时高层审判人员的情况我不了解，但基层公、检、法的头头脑脑，可能也大多不够资格称得上廖文所讲“能充分了解法律知识”的水平，因为同我一道参加工作的就有当法院院长、审判长的，他们的水平可能同我相仿，只懂得一个基本道理：一言、一行都得对党、对人民负责。但他们靠走群众路线办案，反办错的极少极少，错杀的更是少而又少、又少。有少数人搞刑讯逼供的，毛主席知道后亲自批示查办。因此，那时几乎听不到群众议论审判不公之类话题。不知廖文是否承认这是事实。
近30年，当属廖文所言“能充分了解法律知识”的行家里手办案了，该是办一个就是一个“铁案”，是千年翻不了的。尤其在互联网沒有问世前那些年，也就是沒有廖文所说“(网络)舆论监督的“越位”情况下，更应是法治最完美的黄金时代。很遗憾，正是那段“黄金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错杀的无辜百姓(还大多是20来岁的青年)，不仅在我们党史上，甚至在我大中华民族史上，都是空前的。在此仅以官办报纸报导的为例，而不选用廖文称为“网络越位的‘媒体审判’”的报导内容。现摘录“京华时报”2008年11月5日第A12至13版文章内容如下：文章以小标题“沉重代价”写道：“在一大批法律界人士看来，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不计其数的人轻易被判重刑，司法的进步摇摇晃晃”、“ 1984年，一个农民拉着一大车西瓜进城来卖。在北京火车站，等待他的是十多名小贩。小贩们等在火车站，纷纷计算着自己该进多少货，大致几天能卖完。西瓜车来了，小贩们一拥而上，围住农民开始询问价格。憨厚的农民被团团围住，不知道该先回答谁。慢慢地，这些只是为了争得西瓜货源的小贩，开始自行拿西瓜。随后，更多的小贩也加入拿西瓜的行列。农民看着自己辛苦种的西瓜，就这样被人抢了，于是四处阻拦。此时小贩们不再听农民的话，他们装着西瓜就走了。有个小贩，只抢到了一个西瓜”、“ 这些哄抢西瓜的小贩，如果提前预知自己被判刑，那么即使无西瓜源做不成商意，也不会脑子一热去冒这样的危险。他们的罪名都是抢劫罪，很多人被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甚至只抢了一个西瓜的小贩，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被从重从快判刑的人，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现年80高令的法学家陈光中举了一个发生在河南的例子：一对青年男女恋爱，遭到女方家长的反对。两人没有退却，反而离家同居。女方家长在找到他们后，将女青年领回家，并报案说男青年强奸了自己的女儿。‘这名男青年因流氓罪，被判了死刑”；“ 流氓罪，在当时属于‘口袋罪’。陈光中解释说，严打中被捕的人，很多行为并不符合刑法中规定的罪名，于是就向最接近的罪名靠。如此一来，众多‘口袋罪’便脱颖而出”、“在街上撤尿叫流氓罪、男男女女一起跳舞叫流氓罪、年轻人在公园谈恋爱被逮住也叫流氓罪，………”。……“当时，办案效率之快令人生疑，代价是不讲诉讼程序，不讲诉讼职能，本来只有中级法院才能判处死刑，但是不少死刑是由基层法院判的”。这一段鲜活的文字，对廖文这位精通法律的来说，不用我费神作解释吧？不过廖文的精通点法律，讲话是很轻狂的，我也想奉陪几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真正品学兼优的青年立志攻读法律的人是不多的，相当一部分人是攻读理、工(当时称第一类)和医、农(当时称第二类)无望，而作为找个岀路去攻读法律(当时称第三类)，甚至还有的是第一、二志愿落选而统一分配去的。在此，我声明，我丝毫无意贬损法律工，我们党历来提倡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在此我要贬损的是廖文以己之长而贬人之短的傲劲。其实，通覌其全文，即或是法律，他也不过半瓶子醋而已！挿了这几句空话，再继续回正题。有同志报导，就仅仅那个“严打运动”，全国从快、从重而严判和杀头的共550多万人，相当反右划的右派分子的十倍(注：反右一个沒杀、大部沒抓，劳教的有，判刑极少)。其中，极少数是该判、该杀的，而大多数属错判、错杀，否则就称不上“被从重从快判刑的人，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 不计其数的人轻易被判重刑，司法的进步摇摇晃晃”。
这一历史悲剧，恰恰就发生在取消了人民陪审制度、网络“越位”监督不仅不存在，连网络这个名词在我国还鲜为人知。也就是在廖文所称“能充分了解法律知识”的“专家”、“教授”们一手操办而制造的。我想，廖文的肯定懂得这笔血债是不能白流的，至于他在这场大屠杀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本人一无所知。
在这后，公、检、法的腐败就日甚一日，因为“严打”中错判、错杀不仅不要担责，反而错的愈多，奖品愈多，这就推动了公、检、法的腐败大大地往向走，走到了发生警匪一家，成了一些腐败场所的后合、联营已是常事，甚至还当了黑社会首领；第二号大法官堕落为腐败分子；更有立法人员索贿受贿。至于公、检、法人员随便下去沾点小外快，更是不值一提。折腾到了老百姓见到“大盖帽”，就在背后点着他们骂。我想，廖文的对诸如这些该是清楚的，至于是不是也在老百姓所骂之列，我就不知道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的治安情况好坏，直接同公、检、法效益挂钩，前几年我到一些县、乡、镇去得知这个情况，这几年如何，我不清楚。这一挂钩，推动了公、检、法腐败更上一层搂，乱断案例一天多于一天。到了老百姓忍无可忍，这期间，才有一些主持公道的把一些不公之案例公布于互联网，讲难听一点，这也是老百姓被逼得去抓的最后一根“稻草”了。这根“稻草”，对老百姓无非找了个讲话的地方，但希望我们善良的百姓，你只能把他当作讲话的场所，而救不了命，坦率讲，这些主持公道的互联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掌权的资产阶级是不会让这些互联网长寿的，廖文还只是资产阶级派出的先遣队，来“探探路”、为扼杀这些网络造造舆论。
恽仁祥
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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