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解放后我国六十年的历史。前三十年是毛泽东时期，后30年是改革开放时期（媒体上通常简称为新时期）。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从蒋介石那里接收过来的是一个污浊腐臭的旧社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盗贼、娼妓、赌博、黑社会……一扫而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50年代初，以张子善、刘青山两个贪污份子为引子，发动了历时约半年的以反贪污为主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运动，前半段是群众开会揭批，后半段是进行调查核实。把已有的贪污分子全面清扫了一遍，为此后的几十年的清廉社会奠定了基础。
这三十年的社会，是世界上最廉洁的社会。不但贪污贿赂没有，就连收取小费都没有，捡点便宜这种小小的贪心也少有。
凭什么能够持续几十年维系一个如此纯净的社会呢！？
第一．凭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解放初期没收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到1956年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的经济制度，运行的时候，决定了要实行按劳分配的低薪制。有人说，这种低薪制是平均主义。其实，这种低薪制的报酬，并非平均主义，仍然有上、下级的差别和干、群的差别。只不过这种差别不是很悬殊，不至于造成贫富分化罢了。在这种环境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有制的环境是最强有力的“社会大学校”，有利于培育为公的思想，大家都感到比较公平合理，集体主义摆在第一位，这就是产生焦裕录，郝建秀、王进喜，雷锋等先进人物的原因，他（她）们建立起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他（她）们根本就没有贪腐的思想动机。
第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行政领导和党委书记同为单位的一把手，对单位的重大问题，必须党委集体讨论通过，不能由领导个人决定。这就是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避免了个人说了算、个人一手遮天。单位领导对财会人员有领导权，但对其财会业务没有领导权，只有指导权。财会业务是垂直领导的，直接向上一级的业务部门负责。行政领导对直接的下级没有任免权，对工人没有辞退权。这就有效地制约了领导对下级和对工人的那种出于私利的打击报复。
在这种领导制度之下，即使是那个权力很大的一把手也很难独自完成一椿贪污行为。独自贪污做不成，那么，能够同另一位一把手合伙贪污吗？就算能，还有党委委员呀，能够同党委委员们联手贪污吗？有点难，就算能，还有财会人员呀，能够把财会人员也拉下水吗？这很难，就算能，能够避得开下属和员工们的眼睛吗？不可能，如果避不开，有足够强的报复手段去震摄他们，使他们噤若寒蝉、不敢作为吗？没有。想同时越过这么多门槛，太难了，几乎不可能；想做成一椿贪污行为的成功几率，太小了，几乎为零。
第三．走群众路线，主要是依靠群众，而不是主要依靠公检法那种“孤家寡人”式的案审。除了1952年那一次大规模的奠基性的三反运动外，每隔数年，都有一次范围和规模较小的“小三反”。
就凭这三条，持续几十年，省部级贪污，一个都没有。县处级贪污，也没听说有。下面的小芝麻官，有少量吧，交公检法可也。
新时期的三十年。一个河东，一个河西，掉转过来了。
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卖淫性病、二奶多奶、迷信赌博、黑恶势力、贩毒吸毒、这些只是旧社会才有、新社会已经绝迹了的腐败现象，又在新时期逐渐沉渣泛起。
尤其近十来年，真是一个“贪”字了得，前腐后继。贪腐的金额越来越大，贪官越来越多，贪官的级别越来越高。就像是得了晚期癌症——没治了。蹦跶一下，从世界最清廉的国家那一头，跳到世界最贪腐的这一头。在人类的廉政历史上，实现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最高速度的“大跃退”。李成瑞、巩献田、马宾三位老干部 2008年12月25日 致党中央和人大的公开信中指出：“过去五年中，经国家检察机关查处的职务犯罪达18万件，平均每天近100件……有人计算，某些地方建设高速公路每公里出一个贪官”。大家看过今年5月司马南那个有声有色的视频（《拷问普世价值》）吗？司马南说：“贪官的确很多。某省，一年光是那司局级的贪官，抓出来二十多个，……每月抓俩还多。……县团级的，就是县处级的，抓了二百多个……（司马南比划着：弯腰用左手搂拢过来，作抓一大把状，右手作“廉”刀状，卡查卡查两下，作割草状）抓了一茬又一茬，抓了一茬又一茬”。有的老百姓说，把带“长”字的通通拉出去枪毙，不会有一个错案。这种调侃固然有点过分，但说明了一定程度的问题。
怎么办？怎么治理？出招吧：
陈云早在1980年就发出警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其后几代核心领导层也发过“绝”话：绝不手软、绝不姑息、绝不留情、绝不……。这些嘴皮子工夫的招式，纸上谈兵，没多少用。
面对愈演愈烈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呼妖帮那年仿照毛泽东时期行之有效的传统老招，抓党的整风，把整顿党的作风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有什么效果吗？说是要防止走过场，实际就是走过场。整风过后，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更上一层楼。也难为了，此招非彼招，你说在社会上政策允许当官的搞“那个那个”，党内却要党员“这个这个”。两下不合调，风马牛不相及，怎么会有好效果呢。
刑事犯罪，年年飚升。1980年75万多起，1981年89万多起，1982年74万多起，1983年头几个月案件继续猛烈上升。面对这种犯罪“井喷”，公检法束手无招，矮凳子出了个“严打”的狠招：“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1983年8月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决定，“从重从快”的三年严打拉开序幕，数十万解放军改编为武警部队，判处死刑的权限交到县区一级。有人“怕搞错两类矛盾”，最高领导人直截了当指出：就是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然而，效果如何？三年严打过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上升到83万多起……1998年198万起，1999年224万起，2000年363万起，2001年445万多起，犯罪呈迅速上升趋势。你把一个大城市的罪犯“一网”打尽了，但你并没有消除产生罪犯的社会根源——猩臭的原始资本积累，它会为你再滋生“两网、三网……五、六网”的罪犯。打吧，杀吧，再来个“二网”打尽、“三网”打尽……，是否要把数百万解放军全都改编为武警！？张艺谋为我们导演了“全城都是黄金甲”，供大家娱乐娱乐；改革开放又为我们推演了“全城都是黄赌毒”，供我们欣赏欣赏。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改为“宽严相济”的政策”。2007年1月宣布，因严打而下放的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还有一招：加大力度。我想，可能是加大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投入程度吧。法官、检察长（员）、公安干警、律师……的人数可能比毛泽东时期增加了几十倍或几百倍。他们的薪水高、待遇好。他们的办公楼豪华，办公室精美。他们的办案设备技术高超，价格昂贵。他们的工作流程耗费高，开支大。他们做事的程序复杂，但不见得就公平合理，往往程序吃掉公正。他们的机构庞大臃肿，官僚作风浓重，官架子凌人，办事拖沓，效率低下。他们办案索要的费用特高，穷人打官司，有理无钱打不赢，赢了也亏本。除了上述法官……等等的人数爆炸性膨胀外，还冒出一支其合法性被人们广为质疑的城管队伍，其暴力执法的力度实在令人惊诧；还有一支异军突起的保安，公园有保安，商场有保安，学校有保安，居民小区有保安，这是一支可能比解放军的人数还要庞大得多的队伍，他们由人民出钱供养着，每天24小时在大门口练坐功。由是观之，治理国家化在防治贪腐上的成本，太庞大了，太吓人了。真不知道，处办贪官所追回来的赃款，是否抵得过供养这帮处办贪官的官爷们所花费的开销，是否得不偿失！？
作为开放橱窗的深圳，公安局要求居民安装防盗网，现在已经全国普及，每家每户，都要掏钱装防盗网，把自家阳台，装修成看守所。是一妙招。
建设居民的文明小区，是新招，已作为先进经验全面推广。这是很不合理的。本来，国家已收税、市已收人头费，公安就应尽责保护居民的安全。不，公安只抓大案要案；小民小案没精力管。这实际上就是叫居民出钱帮富人揖盗。广大居民的安全，要另外再组建个文明小区，由居民自己再出钱，自己管自己的安全。
乱收费，也是一招。某市，派出所以警力财力不足为原由，亲自出面沿街按门牌挨户收费。普通居户收少点，商店、工厂收多点，（其中有一户是军队的训练单位，副政委出来应付，以部队经费专项专用，没有此等经费支出为由，拒交了）。最后，收费所得颇为可观，买了一部小车作警车使用。
有的地方出怪招，十分滑稽，组织官员向包公宣誓！？难道要叫我们共产党干部去学那个为皇帝服务、为皇权效劳的包公吗，叫我们社会主义公检法去学那个封建的法制吗！？包公包庇权贵、包庇皇帝；权贵犯罪轻判、皇帝犯罪只能打他的衣服。这跟我们某地公安，放走身为官员的强奸犯、却认定被辱女子有精神病是何其相似啊！包公身为省长，兼当公安厅厅长和法院院长，他个人就可以下令抓人、打人、判人。这跟我们的某领导派人跨地域抓人判罪是何其相似啊！
还有的人，提出了一个“高薪养廉”的馊招，鼓噪一时。我的妈耶！如果我们国家真的给那帮官儿们发放那么高的薪俸，嗬！那帮官儿们岂不成了“不是贪官，胜是贪官”。
李成瑞等老干部，从2008年1月、9月到12月，先后三次向党中央和人大提出“财产申报”意见，这本是个好招。但未被采纳，未见积极反应。其实，早在多年前，中央也曾拟过有关方案征求地方意见，某市的反馈是：如果实行，全市政府瘫痪。阻力如此之大，由此搁置了。外国的高官高管有高薪，我们就喜欢向国际接那个“鬼”，而外国官员的财产要公布，已成通规，我们就不敢向国际接这个“规”。
上面罗列了那么多招儿，不要漏了，还有大手笔的一招。那就是精蝇们的嗡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进行权力制约、权力制衡；要司法独立，三权分立。说白了，就是要仿台湾那样的西式制度，叠床架屋的反腐机构。简言之，这招儿，就是以权制权，建立一个甲权，用乙权去制约它；那么，乙权又由谁来制约呢，再建立一个丙权去制约它，那么丙权又由谁制约呢？这就陷入怪圈不能自拔。或许有人说：让它们互制，让乙权制约甲权，又让甲权制约乙权。这可好，当甲权和乙权联手贪污，咋办？官官相护，权权勾结的案例，少见吗？稀有吗？法官犯法，检察员贪污，见于报端；律师吃了原告吃被告，时有所闻。可见，以权制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制约权力最有效的，也是最强大的、最终的办法是走群众路线，是建国初期那样的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大众民主，是人民群众的直免权。
“直免”是相对于“直选”而言。直选，是西式民主，人民群众可以直接选举官，但不能直接罢免官。这种制度不是好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绝不像那个精英说的那样“是个好东西”。陈水扁是直选当官的，他贪污了，成了世界级的巨贪，红衫军却罢免不了他。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以宏大的政治魄力，深邃的历史洞察力，试验了人民群众的直免。作为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的首次试验，显然有点粗糙，但任何科学的首次试验，都是有点粗糙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是成功了，它留下的历史经验是宝贵的。巴黎公社失败了，无产阶级首次夺权没有成功，马赛的反扑倒成功了，但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同理，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社会主义国家首次防修反修没有成功，修正主义的反扑倒成功了，但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也是永存的。
为了说明法制、公检法、以权制权的局限较大，作用有限。可以仔细察看一下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初期，公检法就被冲垮了、砸烂了，有好几年，是没有公检法的。那阵子，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拨青年仔(妹)，二十郎当岁。他（她）们一身简式的军装，英姿飒爽，朴实无华；一弯彤红的袖章，自封红卫兵战斗队，无需去乞求那种“西山会议”的合法性注册；一抹稚嫩的脸庞，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他（她）们有最善的道德自律，为公爱民，斗私批修；有最美的人格魅力，团结互助，真诚友爱；有最纯的崇高理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她）们是洪流浪涛，冲掉牛鬼蛇神；他（她）们是急风暴雨，荡涤污泥浊水；他（她）们是闪电滚雷，奏一曲革命的高歌。他（她）们，抓走资派，有过激举动，但没有腐败；砸封资修，有幼稚行为，但没有腐败；他（她）们的批斗，有时就成了武斗，但就是没有现在这种贪污、盗窃、卖淫……的腐败；他（她）们有错误，那是思想辩论，政治搏斗中的错误，不是那种为私利、谋私财的腐臭、腐化、腐败性质的错误。
就这样，文化大革命当中那几年，靠公有制、党领导、群众运动，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既没有公检法，又没有腐败现象的社会。虽然，它只存在短暂的几年。但却是人们的道德自律最好的几年，是中国历史最壮观的一闪亮，是古今中外人类几千年历史当中绝无仅有的旷——世——奇——观。
其实，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包括法制）后，所建立起的那个新的国家机器，已经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国家机器；列宁把它叫做“半国家”。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开始消亡，到了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国家、政权、法制这些东西进一步消亡，最后消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这就是说，建设一个没有腐败的清廉社会，公有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法制只起辅助性的作用。
再看一个鲜明的对比。在新时期一片私有制的荒漠上，有几千个具有人民公社特点的集体经济的绿洲，它们那里，没有“三农”问题，没有“新三座大山”，没有社会腐败。尤其是那几个被私有制包围的“孤岛”：华西、南街、周家庄、刘庄。就凭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组织，带领着一群热爱毛主席的群众，紧抱着集体经济不放。它们生存下来了，发展起来了。它们那里，没有腐败。它们在黑暗的社会里，喷发出耀眼的阳光；它们在腐臭的沼泽上，保存着一抔洁白的净土，它们在丑恶的世界上，建造了劳苦大众景仰向往的圣地。华西拥有很多个第一：第一个电话村、彩电村、空调村、汽车村、别墅村，村民家庭资产少的100多万元，多的1000多万元。吴仁宝向全世界挑战：能找到一个村，象华西这么富、这么幸福的吗！？
为什么在新时期，动用了那么多的公安、检察、法官、审计、纪检、律师、牢狱、防暴队，警察、交警、城管、保安，却仍然腐败丛生呢？原因是私有制。私有制的经济制度，运行的时候，滋生自私思想，个人主义摆在第一位。不管白猫黑猫，捞到钱就是好猫。在每年春节的干部团拜会上，祝酒辞是祝你高升，碰杯语是恭喜发财。在夜市街，卖方斩客，买方杀价。双方砍杀，兵不厌诈。在商场，什么促销、套餐、惠赠，实际上都是奸诈骗局。私有制的经营环境决定了无商不奸，无奸不商。
在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和一长制的行政制度之下，单位头儿搞贪污，是小菜一碟。想贿赂官家润滑渠道吗，想收买采购员打通关节吗？叫出纳拿一笔钱来，钱是我的，我一人说了算。想偷税漏税、挪用公款、假公济私吗？叫秘书来帮我搞公关，叫助理来帮我做手脚，叫会计来帮我造假账，这些帮手敢不顺从？员工敢吱声？哼，弄不好，我炒你犹鱼！嘿，弄好了，说不准，我还会给你们点儿小甜头哩。
当人的世界观已经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时候，企图用法制去阻遏他、惩罚他，将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据社会学、法学的研究，抓着的罪犯与逃脱的罪犯之比，大约是1比9，或1比10。换言之，抓着一个哭丧脸的罪犯，懊恼自己的倒霉；背后有九个（或十个）窃窃偷笑的罪犯，庆幸自己的成功。
最后，把防治腐败的制度设置问题，总结一下：
毛泽东时期的制度设置：建立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公心成为主流思想；在国家的各个领域都建立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权力得到有效制约；在党的领导下以群众路线为主、公检法为辅，实现防腐反腐。在这种制度之下，当官不想贪，真的不想贪，想贪很难贪，贪了保不住。社会防腐反腐的效率最高，成本最低。
新时期的制度设置：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私心成为主流思想；国家各个领域都取消或削弱了党的领导，实行一长制，个人权力膨胀；实行叠床架屋的以权制权，脱离群众。在这种制度之下，当官都想贪，不贪白不贪，贪成很容易，保住也不难。社会防腐反腐的效率很差，成本奇高。
在香港、新加坡那种制度设置之下：当官不想贪，不想贪是假，想贪很难贪，贪了保不住。社会防腐反腐的效率较高，但成本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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