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说文化=打肿脸充胖
刘仰
郎咸平先生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于当今的一些经济问题，不时有真知灼见。但是，郎咸平先生最近不甘于经济圈的名声，他在诊断了当今中国经济的一些不良现象后，开始寻找背后的文化原因。结果，郎咸平先生立即就露出了文化、历史功底严重不足的马脚。郎咸平先生关于“文化魔咒”的新书我还没有看，却很认真地看了郎先生博客上关于此书的内容介绍和序言。连着三篇，近万字的序言，大概可以说明一点郎先生新书的主要内容。因此，就着郎先生博客上的新书序言，给郎咸平先生挑点大毛病，以免误人子弟。
郎咸平先生说，中国的企业家有明显的浮躁心理和投机取巧心态。从现象上说，郎先生的这个表述有点道理。但是，郎先生在给这个现象找原因时，毛病就太大了。郎咸平先生说，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就是“中国文化致命伤——投机取巧”的根源。我真的不明白，郎先生希望岳飞如何才算不“浮躁”。也许在郎先生书的内文里对于中国人喜欢“投机取巧”的致命伤有详细的阐述和论证，但是，在序言中，我只看到郎先生举例说明，武断推论。那么，我也用郎先生的方法请教一下。美国有一个故事，经常被用来描绘美国商人的商业技巧。这个故事说，有一个美国书商给美国总统送了一本书，总统敷衍一下说，书写的不错。于是，美国书商以这样的文字给书做广告：“一本美国总统夸奖的书”。第二次，书商又给美国总统送了书，总统鉴于前一次被人利用，做了免费广告，对书商的第二次送书不太高兴。于是书商用这样的文字做广告：“一本美国总统不喜欢的书”。第三次，书商又给美国总统送书。总统吸取前两次教训，什么话也不说，什么态度都不表露。于是，书商用这样的文字做广告：“一本美国总统不置可否的书”。请教郎咸平先生，这个故事中的美国书商，与诸葛亮相比，谁更“投机取巧”？
我不知道郎先生对于中国有多少了解，郎先生是否知道，在中国的法律中，长期都有一个罪名，叫做“投机倒把”罪。虽然投机取巧与投机倒把还不完全一样，但是，在商业领域，投机取巧过分了，大致就算“投机倒把”。是因为美国商业文化引入中国以后，“投机倒把”的罪名才很少发挥作用了。这个事实说明，中国人一贯不喜欢投机倒把、投机取巧，甚至用法律进行制裁，只是因为向美国学习，才取消了。这个事实能说明中国人一贯投机取巧的致命伤吗？郎咸平先生针对中国企业投机取巧的另一个举例说明是，“这些劣根性导致了中国企业的盲目做大做强，其手法就是投机取巧的收购兼并”。对于这个问题，我甚至要怀疑郎咸平先生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基本知识了。企业频繁的、大规模的收购与兼并，恰恰是近几十年来美国商业文化的典型特征。中国企业的做法与所谓“劣根性”毫无关系，完全是向美国学来的。郎咸平先生的这番说法，是真的不知道这个常识，还是为自己的观点胡乱寻找例证？郎咸平先生有这样一段话：“他们采取的方法就是投机取巧，例如TCL收购汤姆逊，联想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就是这两种病态心理的体现！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摧毁股东价值，并且这样的事例不是偶尔发生一次两次，而是反复重演。我们的企业家乐此不疲，投机到底。”我觉得，郎先生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很清楚地知道“摧毁股东价值”的做法，正是美国近几十年经济行为的常用手段，包括期权、CEO高薪，都是这种手法的表现，也是造成当今美国金融危机的元凶之一。如何都成了中国人的“病态心理”、“投机到底”？莫非华尔街的疯狂投机都是向中国学的？这倒真是天方夜谭了。
郎先生说中国人喜欢投机取巧，退一步说，就算现状如此。那么，改变投机取巧的方法是什么？应该是认认真真苦练基本功吧？但是，郎咸平先生在文章相隔不远处说，“愚公移山”、“铁杵成针”都是中国文化里“非科学化的僵化理念”。请教郎先生，在你的眼里，中国人究竟应该怎么办？投机取巧找捷径不行，苦干实干也属于“非科学化的僵化理念”，那么，请郎先生指出第三条道路在哪里？如此自相矛盾，郎先生是否还为自己的遣词造句而感到得意？郎先生说西方的科研就是“积累和传递”，郎先生在此对于中国文化就显得太无知了。一般人批评中国文化，都认为中国人只注重经验积累，而西方注重逻辑推理。“积累和传递”恰恰是中国传统的精髓，郎先生对此是否应该补补课再说？当人们说西方文化注重逻辑推理，同时也就得出结论说，西方的科学比中国发达，因此，中国应该好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此，郎咸平先生居然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绝对的胡说八道”。郎先生想学杜甫老先生“语不惊人誓不休”，也太过了吧。按照郎先生不是“胡说八道”的方法，中国对待科学应该怎么办？
郎咸平先生为了批判当今的中国企业家，还把中国古代的晋商、徽商等等拉出来臭骂一顿，说晋商、徽商等等就是投机取巧加浮躁，暴富之后只知道吃喝嫖赌，因此“大部分都没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郎先生显然对晋商、徽商的家训和店训、行规等等没有起码的了解。有一个著名的晋商，其家训有一条：禁止纳妾。郎先生是否听说过？郎先生说晋商、徽商“大部分都没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对此，我忍不住要给郎先生免费上一堂历史课。以晋商为例，这是一个以山西人为主体的松散商业集团。晋商在世界历史上占据重要的经济地位，时间长达500年。相比之下，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到英国、美国，哪一个商业集团比晋商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美国历史最长的企业，也就100多年，到如今，前有安达信，后有罗曼兄弟、通用等等，都没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郎咸平先生说话的时候，是否该给自己留点退路？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长寿的企业是一家日本企业，大约有700多年的历史。这家日本企业的业务是用传统木工技术方式制造庙宇等传统房屋。有人总结了长寿企业的秘诀发现，这都是些业务单一、难以取代的中小企业。因此，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其根本的要素，郎咸平先生完全没有搞懂，以其昏昏，如何使人昭昭？说到晋商退出历史舞台，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是中国国家主权丧失后，西方经济体大规模入侵的结果，其政治和军事因素远大于经济因素。我们知道，晋商还有一个重要的业务就是票号，也可以称为早期的银行。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说，按照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晋商的票号是地地道道的自由市场经济，其金融行为与政府政策几乎毫无关系。反观西方，哪一家银行不是与政府挂在一起？如今，西方人依然宣称银行要与政府脱离关系，难道郎咸平先生没有看到，几百年前的中国晋商票号，早就做到了这一点？站在市场经济、金融自由的立场，西方银行是否应该向晋商票号好好学习？而且，晋商票号的自由金融，基本上没有像西方金融那样，隔一段时间就造成全社会的经济危机。郎咸平先生虽然以经济学家为主要身份，是否也应该多学点经济史？否则，随便说三道四，让人笑掉大牙。
郎咸平先生对于中国人的道德也提出猛烈的批评，说当今中国人不论赚了多少钱，“你的心灵就是高不过一座坟头！” 郎 先生还说，中国人就知道赚钱，一点道德都没有。从现象上说， 郎咸平 先生说得还比较靠谱。但是， 郎 先生走出自己的经济学领域，一到文化领域寻找根源，立即显出它基本常识上的无知。 郎咸平 先生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个最不喜欢读书的民族，更遑论研读西方历史了。”我真不知道 郎 先生是如何得出这个石破天惊的结论的。中国人爱读书，重视读书、尊重文化，是全世界公认的。如果说近年来这个方面比较差劲，那是抛弃中国传统，一味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而绝非 郎 先生所谓“劣根性”。中国人爱读书的时候，西方还没有书呢！在这问题上， 郎 先生说西方人不像中国人那么爱钱，是因为西方“1000年前上帝的企业这样的历史传承”。这简直就是郎口开河了。西方人的发财历史是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渐渐进入高潮的，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一个共同的本质是，反对上帝和教会。如果连这点常识都搞不清，都要颠覆，我奉劝 郎咸平 先生重新写一部世界历史算了。人们在批判中国传统时，都把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当成中国不能发展经济的根源。换句话说，中国传统重视道德、轻视利益是全世界的既定常识。如今，中国人表现出金钱至上的特征，完全是因为过度抛弃中国传统的原因，而非 郎 先生所言中国人的“劣根性”。 郎咸平 先生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常识错误，实在是太荒谬了。如果 郎 先生的新书里都是这样的观点，我劝 郎 先生赶紧把书收回来，免得丢人，坏了自己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名声。
郎咸平先生在胡乱批评中国的时候，还指出一点说，中国人根本不了解西方人是怎么想的。对于郎先生的这个观点，懒得再多批驳。但是，对于郎先生为这个观点所举的例证，我必须多说几句。在关于西藏问题上，郎先生说中国抗议西方效果并不理想，“其真实的原因就是，德国人因为受到血统论的影响，他们认为西藏人是他们失落的兄弟，而且这个可笑的血统论经过一部电影《失落的地平线》一渲染，竟然在西方各国形成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甚至把西藏描绘成了如同世外仙境般的桃花源，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西藏情结，这一点是我们过去所理解不到的。” 对于郎先生的这段话，我要补充的是，纳粹理论家相信，古代亚特兰提斯大陆沉没时，一部分人逃到现今的西藏喜玛拉雅山生活，就是所谓香格里拉。因此，香格里拉在纳粹那里是亚利安人最初的国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纳粹曾经派人到西藏寻找古代大祭司的证据，这个理论成为纳粹新宗教的基础，而希特勒也就顺理成章就成为这个新宗教的大祭司。这个情节在一些美国电影里也有表现，当然美国人的目的是破坏纳粹在西藏的“寻根”。按照郎咸平先生的观点，难道我们应该对某些德国人这样的“寻根”情结表示理解？对这个种族主义的解释理解了之后又如何？按照郎先生的见解，理解了某些西方人对于西藏源自种族主义的感情，我们中国人应该怎样抗议才最有效？
从郎先生不到一万字的序言中，我看到太多的谬误。比方说，郎先生认为西方人对待奥运会，不像中国一样与“国家荣辱”联系起来。这又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奥运会上各国穿统一服装、举国旗、奏国歌、按国家统计金牌、奖牌，都是英国人先搞出来的。如果西方人对待奥运会不与“国家荣辱”相联系，为何英国、美国都没有不按国籍参赛，只统计个人成绩？郎咸平说中国人误解了奥运精神，实在是他自己误解了西方社会。郎咸平先生还用较长的篇幅讲了美国动画片《功夫熊猫》。他认为，《功夫熊猫》系统地反映了美国人对于中国人的看法，等于是美国人给中国人画了一个民族性格肖像。对于郎咸平先生所言，中国人不该为《功夫熊猫》叫好，我觉得说得对。但是，郎先生关于《功夫熊猫》的其他观点，是不能令中国人接受的。
郎咸平先生认为，美国人借由《功夫熊猫》所描述的中国人性格特征都是对的，比方说中国人自私、无情、冷酷、不在乎别人，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抬高自己；中国人没有优雅的举止，不讲礼貌，梦想奇迹，不愿努力苦干，总想不劳而获，……等等。这大概也就是郎咸平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关于中国人“劣根性”问题，近一百年来，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说的已经够多了，郎咸平先生也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我之所以要和一些志同道合者批判这种所谓“劣根性”文化，是因为，这种被强制灌输的“劣根性”文化，正在对中国造成巨大的危害。比方说中国被西方欺侮，西方野蛮地痛打中国，在所谓“劣根性”文化的解释下，那是因为中国人本来就差，本来就落后、愚昧，所以，中国人就该被打。连很多中国人也这么相信，于是，正义便不再考虑了，西方人打中国人变得天经地义。如果这种西方灌输的“劣根性”文化不清除，当初西方人打中国是合理的，现在、未来也是合理的。以至于有些亲美的学者今天还在说，如果八国联军再来一次北京，还要给他们带路。
我在以前批评李银河的一篇文章中说，把贫穷的原因完全归结为穷人自身的原因，那么，富人的有钱就变成是他们天生优秀的必然，因为他们有礼貌、有知识、有个性、有眼光，而穷人都没有。所以，穷人因为自身原因而受穷，就是活该。西方以及西方的小跟班强加给中国的“劣根性”观念，其实就是“穷人活该受穷”的放大版。西方这么鼓吹宣传，是为他们的不道德行为寻找借口，中国人自己也这么认为，就是一种“逆向种族主义”，自己放弃尊严，自认自己各方面都不如西方。这种心态使得中国人在西方面前，永远只能是一个精神上的侏儒。而郎咸平先生关于《功夫熊猫》的解读，又将“逆向种族主义”推进了一步。我们承认，“逆向种族主义”所描述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并非都是无中生有，但是，“劣根性”所描绘的中国人，绝对不是中国人的全部，也不是中国人主要的性格。
随便举几个例子，郎咸平先生说中国人冷酷无情，而大量批判中国人的西方小跟班，都把孔孟学说当成中国最大的危害。我们知道，孔孟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说明中国人是很讲人情的，而且也因为遵循孔孟主张，太讲人情的温暖，而遭到痛批、猛批。这些批判观点认为，中国就应该像西方一样注重个人，用个人主义、个人利益来代替中国的人情。如此一来，郎先生所言中国人冷酷无情的依据、来源在哪里？很显然，那是放弃中国传统，向西方学来的。再比如，郎咸平先生反复提到中国人爱投机取巧，我们举一个相反的例子。中国戏剧界有一句名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是投机取巧吗？这个梨园座右铭并不是才有一天、二天，而是几百年的传统。而且，梨园界曾经是中国社会的底层，连底层社会都如此，凭什么说，中国人一贯就是投机取巧？
郎先生说点经济问题，还有点靠谱，伸手伸脚伸得太长，伸到文化、历史领域，试图从文化、历史领域给中国经济诊病，郎咸平先生就是一个庸医。看病看不准，药方全开错。当今中国包括经济领域的很多问题，不是郎咸平等人所言的源自于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而是错误的抛弃中国传统，盲目向西方学习的结果。郎咸平先生还说，中国人就喜欢争第一。只要他稍稍对中国文化多有一点点了解，就会知道，中国文化的特征恰恰是不争。郎咸平先生不光对于中国的文化、历史严重缺乏基本常识，对于西方的文化、历史，也明显表现出一知半解。用只鳞片爪的了解拼凑起来的东西，没有多少价值。奉劝郎咸平先生今后对经济领域以外的问题，还是少开口为妙，免得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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