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的法律困境
刘仰
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在世界上排名第八。这与前几年硅谷的迅猛发展有关。但是，近日来，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入，加州的财政面临巨大困难，加州政府不得不进入破产的倒计时，时间为30天，看看这30天里，有谁来出手拯救加州。关于加州破产的问题，可以讨论的话题很多，全面展开讨论，交给专家去做吧，我只说点小事。
现在的加州州长施瓦辛格曾经是世界健美冠军，后来当了演员，饰演了很多硬汉形象，在银幕上惩奸除恶，拯救人类于邪恶，拯救百姓于水火。但是，施瓦辛格当了政治家，与他银幕上的硬汉形象有点变化。拯救加州人民于水火之中，拯救加州百姓于邪恶势力之中，不能像银幕上一样，只靠硬汉的肌肉和武力，要靠很多钱。施瓦辛格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加利福尼亚州整个进入破产倒计时了。没有钱会出现什么事情呢？很多政府该做的事情就没法办了，于是，在援助没有到来的时候，施瓦辛格不得不想一些办法，缓解政府彻底破产的早日到来。其中办法之一就是减少开支。施瓦辛格计划大幅度减少教育、医疗、监狱的开支，并给公务员减薪。我想对减少监狱开支问题说点看法。
美国号称是全世界法制最健全的国家，但是，这样一个法律密如蛛网的国家，并没有减少犯罪，反而是一个犯罪率很高的国家，全美国大约有1%的人呆在监狱里。这么多人在监狱里，费用就很高。完全靠法制治理国家，的确需要很多钱，穷人消费不起复杂严密的法制。监狱费用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其他如制定法律、实施法律、执法机构、法律纠纷的争吵和解决，都需要大量的钱。法律的重要原则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当没钱的时候，连这种平等也很难维持。
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曾经介绍过，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监狱经费紧张是普遍现象。为了缓和这个局面，美国亚利桑那州监狱管理方提出，向犯人家属收费。对等条件是，犯人家属如果付费多，犯人在监狱里就可以提高生活标准，比方说，享受与其他犯人不一样的伙食，不一样的住宿条件等。这就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严重挑战。假设两个犯人犯了同样的罪，判处同样的刑期。按理说，他们应该在监狱里拥有同样的生活条件，以显示法律的公平。但是，如果犯人有钱就可以享受更好的监狱条件，法律的平等就被金钱的不平等完全破坏了。而这样的事情，在很多奉行金钱至上原则的人看来，没有什么不妥。否则，监狱经费不够，政府也拿不出钱，如何解决？
美国早就有将监狱管理私营化的主张，而且，一部分监狱已经在这么做了。监狱管理私营化的具体措施，还没有完全了解。想来，无外乎是这样：政府出一部分钱，企业用经营监狱的方式赚一部分钱，以维护监狱私营化的利润。监狱私营化以获得利润的手段，一是让犯人劳动，生产监狱产品。这种产品的成本较低。例如，很多订票的热线电话，可以让犯人做。再比如，微软曾经也把产品包装交给监狱。再比如，在艾滋病泛滥之前，美国赢利性的血库，也从监狱犯人那里采血。监狱私营化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提出的，向犯人家属收费的办法，部分费用用以补贴监狱管理费用，部分费用用于犯人的不同生活待遇。我在想，美国一贯主张谁出钱谁老大，向犯人家属收费后，一旦犯人对监狱管理人员说：你的工资是我们家给的，所以你必须听我的！美国监狱管理人员该如何回答？
上述办法，还是想方设法利用监狱赚钱，在监狱赚钱也困难的时候怎么办？硬汉施瓦辛格曾经给人的印象是，把所有坏人都抓起来，或者让所有坏人都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当了州长之后，施瓦辛格面对没钱的状况，放弃了过去的硬汉形象。为了减少监狱开支，施瓦辛格说，要让一部分犯人提前释放。犯人提前释放也不是不可以。一般来说，提前释放犯人的原则是，犯人经过监狱教育，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离开监狱对社会不会有新的危害。但是，如果是因为没有钱就将犯人提前释放，这样的原则，很可能会遭到破坏。也许，施瓦辛格心里说，一旦这些家伙离开监狱再犯罪，我就可以再把他们抓起来，重新恢复我的硬汉形象。这可能是施瓦辛格重出银幕江湖的先兆，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于是我们看到，没有钱，法制也很困难。当然，这不是不要法制的理由。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按照2500年前孔子的说法，提倡道德可以让人们减少犯罪。从今天美国加州以及其他州监狱的经费困境看，孔子的主张才是缓解监狱经费困难的根本方法。但这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办法，而是一个长期的措施。现代西方社会把道德放在次要位置，大力提倡自由，却不提自由应有的约束，导致犯罪数量大增，再想起要把道德放在首位，已经来不及了。道德与法律应该是这样的关系：社会首先提倡道德，让人们减少犯罪和侵犯他人的欲望。法律是在道德失效的地方出现的最后的强制手段。以商业为例，如果广泛注重诚信，就可以减少很多商业欺诈。在注重诚信的氛围中，如果还有少数人搞商业欺诈，那就毫不客气地采用法律武器。而现在，大家赚钱第一，诚信处于很不重要的位置，商业欺诈层出不穷，再严密的法律之网都管不过来。甚至连法律都没有诚信，成为营私舞弊的工具。所以，法制是需要的，但不能迷信法制，以为法制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在法律法制之上，社会还需要一个更高的道德价值标准。
再说一点法制之外的话。像美国加州这样濒临破产的地方政府，不是只有加州一个。美国很多州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加州的问题最为严重。这个问题还牵涉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很多人说西方社会好的时候，常常把西方社会的高福利作为例子。而高福利就是政府要有钱。我们看到，加州政府没钱了，施瓦辛格就要削减福利了。这还不是单独现象。欧盟最新公布的税收年度报告称，“高税收和高福利”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它有可能导致公共财政不能可持续发展。欧盟的这个看法，很可能导致二次大战以后形成的“福利国家”模式发生重大改变。我认为，这种改变必定会在未来出现。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福利国家”所需要的外部条件，不可能永远存在，一旦世界体系变得相对公平，“福利国家”模式就难以为继。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应该有提前的预见能力。对于“福利国家”模式，我在《中国没有榜样》一书中也简单提到，核心的概念只有一个：中国发展现代化，没有一个现成的西方模式可以成为榜样，中国必须寻找适合自己，乃至适合世界的新模式。也许，到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破产的时候，人们对此会有更加真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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