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730批评张文木把效益与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等！
（江西李建军090730于江西，转载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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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在《凤凰周刊》2005年第32期发了一文《改革不能丢掉人民的利益》，网站用置顶的方式转发了此文。
可能是写于四年前--2005年的原因，张文木在该文中的许多观点是极其错误的。
现将原文转发如下，括号内的兰色字体是我的批判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主要内容发表于《凤凰周刊》2005年第32期 ）
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革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 （江西李建军：说得好）
规则决定价值，而规则却是由有利益倾向的人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规则是西方人定的，这对我们极为不利。我们应该反思。反思的核心还是毛泽东在延安说的那句老话：“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根本的问题”。 （江西李建军：说得好）
所谓“效益”的立场，就是资本的立场，就是利润挂帅的立场，而不是人民的立场。（江西李建军：把效益与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是绝对错误的！公有经济不讲效益，何以与私有经济竞争？不能在竞争获得生存与发展，何来给予人民公平的收益？公有经济、公有企业不讲效益就会灭亡，就会在与资产阶级的竞争中失败！）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也就是驾驭资本的能力。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必须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驾驭。（江西李建军：说得好）效率脱离了公平，资本脱离了人民驾驭，中国的发展就不是可持续的。只依靠海外市场的国家，就会像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成为向西方供血的“被切开的血管”，就会被外人打垮。（江西李建军：说得好）
什么是“素质”？这要看标准。电影《决裂》里有标准，行不行我就看手上的茧子，这就过头了，肯定不对。论机械化作业，中国的小农种地肯定比不过美国；但在一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美国就不如中国；（江西李建军：这是什么话？难道公有公正竞争的华西村的现代农业、机械农业比美国差吗？中国万余个公有为主体的亿元的机械化农业，全是在小块土地上耕作吗？决不能误导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停留在千家万户在小块土地上！）到了非洲，中国农民就是专家。
就看你比什么。你比电脑他不行，但他有他的技术。从生态农业看，将来中国小块土地精耕细作技术一定会再次复兴，（江西李建军：坚持搞单干，甚至倒退到小农经济是根本没有出路的）只不过是眼下他们的技术在西方利益主导的市场中贬值了。正如文官制度是中国人发明而现在我们却要到西方取经一样，不知是否将来我们还需再到哈佛或牛津学习小农业耕作技术？小农业技术的贬值，导致中国工农日益破产，（江西李建军：中国工农日益破产，是单干化，私有化造成的）另一方面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和国外农产品又加剧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破产。（江西李建军：说得好）
殷鉴不远：蒋介石走过这条路：经济也获得快速发展，但同时在中国也播下了“星星之火”，造成中国工农的大革命。（江西李建军：国民党没有走公有公正公平公开竞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私有资本主义道路，而且经济也没有快速发展。因为，豺狼虎豹似的帝国主义不会让小猫小狗似的旧中国长足发展）
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改革所期待的结果，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必须和人民共命运。经济发展的“硬道理”不能丢下人民，不能丢下人民的利益。（江西李建军：丢下了公有经济，一门心思发展私有经济，就必然会丢下无产阶级）改革要结合中国的实际，GDP的发展还是要以人为本。（江西李建军：中国的GDP要以公有公正公平公开竞争为本）一味的以GDP为指标的市场经济，是很糟糕的。（江西李建军：如果是四公竞争的GDP，好得很！）GDP作为衡量国有企业的绝对指标，这实际是不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陷阱。（江西李建军：四公GDP还是有利于人民的）由于社会保障功能有限，第三世界的国企不仅担负生产的功能，它同时还兼有社会保障的责任。（江西李建军：说得好）即使按纯经济学的说法，社会公平也是生产力，也是良好的投资环境的一部分。但在我们现在的绝对利润指标下，这就体现不出来。在西方国家，由于有良好的社会保障系统，（江西李建军：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其金钱源于对穷国的剥削与掠夺）它们的大企业可以由财团搞。但在中国，将国有企业市场化，利润挂帅，这样，城市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的结果。（江西李建军：公有企业市场竞争会让优秀的公有企业兼并落后的公有企业，公有经济总量发展了，在政府的调节下，会抑制两极分化）
利润挂了帅，企业竞争规则就变了。在利润规则下，同等规模的企业，“国企”肯定打不过“私企”，因为后者可以不择手段，前者则有社会公平责任。（江西李建军：决不应该诱导甚至误会公有经济不能以利润挂帅！公有企业不搞利润挂帅，如何判断高低优劣？公有企业不分一个高低优劣，大家都吃大锅饭，公有企业如何有长久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公有企业确实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但是，一码还一码，贡献可以由政府通过税金返还、经济支持等方式给予弥补，以确保公有企业在与私有企业的竞争中获得公正公平的竞争地位。但决不能不讲利润挂帅、不讲效益与经济贡献！）如“军转民”，有人说：“私企”好，私企两天办成的事国防企业半年办不成。（江西李建军：此说法也太离谱了。不要变相把私有企业吹得神乎其神）但国家企业“拖家带口”，有公平的负担，还有保密责任，保密是无形成本，这是没有办法越过的。私企没有这么重的包袱，那它当然”活。（江西李建军：私有剥削类企业确实相对公有企业来说，是轻装上阵的。而公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确实是沉重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支持、或以私企之税弥补公企之社会性支出等办法给予解决）
但一个国家却不能这样“活”，要有包括公平、保密等内容在内的国家必须支出的巨大隐性成本。因此，公私效率不能只以利润为绝对标准，不能脱离“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江西李建军：公有企业只有讲利润，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至于公有企业的社会负担，政府应该对公企税金返还，或从私有企业上交的税金中拿出一部分支持公有企业等办法，保证企业竞争的公平竞争的地位）
中国的国有企业有它特殊的效益：它担负了社会公平的责任，其贡献在利润指标中显示不出来，但不能抹杀。（江西李建军：贡献归贡献，利润归利润，都要算账，该补的补，该罚的罚）有些人不承认它反而要在国有制企业中“吐痰”，这是在毁掉国家的基础。（江西江西李建军：说得好）
需要提及的是，西方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仅仅是靠本国，更多的是靠强力---直说了就是暴力---获得的来自第三世界的资源支撑的。且不说其早期原始积累的来源，即使是现今，西方以其高势能资本大量向第三世界国家投资，所获大量超额利润回流，才使他们可以供养一个昂贵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庞大的中产阶级。（江西李建军：说得好！）
这样它们就有了一个较高的社会保障门坎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没有这个条件，这方面也不能“全盘西化”，而只有走社会主义的路，用内部生产关系革命的方式强行打破私有权在生产消费之间的高额利润截流，并由此实现社会内部稳定。（江西李建军：说得好！）
目前的标准是他们西方设的，然后叫第三世界国家往里钻，与它们“接轨”，其结果将与“接鬼”无异。（江西李建军：说得好！）
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是资本国家化和国家资本化分裂式并进的过程，前者是欧美式国家主宰资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拉美式资本主宰国家的依附道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后者则被全球化所“溶”入，一字之差，命运却判若云泥。
西方和东方不一样，东方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其特点是自然经济下的农村和商品经济，尤其是外来商品刺激下的城市二元存在，相对脱离，城市没有那么大资源来支撑农村，这迫使农村自成体系。
我们所说的农村“落后”的东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相当的合理性。（江西李建军：落后也许暂时合理，但变不成先进）比如以前农村的宗法社会，它实际上就是封建时代自治系统，支撑这个系统的是自然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它不是靠国家法而是靠宗法实行的家族式管理。相对于现代司法程序而言，这个系统管理成本不高。比如打官司，农民上法院1000元打不下来，但家族间长者按实际是“习惯法”的原则，说一说事情就摆平了。毛泽东把中国农村管理改造成小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这也是一个村民自我管理的系统：尽管没有剥削，但其中宗法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的。（江西李建军：毛泽东时代宗法被批判得绝迹了，这一点，这个教授有点失盲和无知。农村和城市都决不能复辟封建主义、宗派主义，决不能复辟封建家长、姓氏族人头领的统治，决不让祥林祥和润土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还是要在恢复和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恢复和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恢复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建设，用公有公正公平公开竞争、底层人民和市场当裁判的办法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中国城市没有办法吸收庞大的农民成为中产阶级公民之前，也就是说，在中国城市没有西方那样充足的改造农村并使之城市化的资源之前，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的自治系统是国家稳定的绝对前提。（江西李建军：鼓吹农民在村委自治，工人在居委自治，把本来的领导阶级从党的躯体上分离出去、自治开来，这是中外剥削阶级架空中共，最终颠覆中共的阴谋）
我们一些人，学了西方的东西就用来套中国，农村民主从基层选举开始。须知现代民主是公民社会的事，搬到自然经济下的农村就不适用。（江西李建军：这是错误和片面的观点。只要坚持公有公正公平公开和底层人民当裁判，就可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但是，如果是私有剥削垄断经济成了主体，还学西方资产阶级、搞什么金钱操纵的为民主，只能让劳动人民被黑金统治，落入黑暗的深渊！）公民社会是要有社会保障支撑的，农民有吗？没有，那它选谁呢，只有选与其血缘相近的人。“三个老乡顶一个公章”，公民觉悟在农村不如有血缘关系的“乡党”管用。
我们都是下过乡的人，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现在农村有些“民主改革”，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差不多，整个不着边。耕地日益贬值，大量的西方粮食进口，农民在土地上所获甚微，只有涌进城市，出来后又没有社会保障，这时他们关心的就不主要是什么“民主选举”，而是基本生存及其权利。（江西李建军：私有化基础上的选举民主，会演变成金钱操纵的伪民主。要坚持公有为主体基础上，四公竞争，底层人民和市场当裁判）
今天，我们的社会保障更多的还处在纸面上。我们十三亿人，大概九亿左右的农民，若有四亿进入城市，其社会保障就是无法填充的“黑洞”。 （江西李建军：社会与公有企业的保障相结合。所以，必须恢复和壮大四公竞争、底层人民和市场裁判的公有经济）比如，我们有“法律援助”，这仅有道义上的意义，而没有实质意义。别说天边的事情，就说天桥上的老太太是否能得到“援助”？现在改革使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但同时有些地方天桥上躺着的老年乞丐也越来越多了。这不行，这样的“经济效率”当然不能要。（江西李建军：私有经济为主体，社会就会少数人富起来 ；多数无法援助。只有创建四公竞争、人民和市场裁判的奥林匹克社会主义，走华西村、刘庄村、南街村、海尔集团之路，才是造福无产阶级之路）
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当前的情况下，仍是原则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对中国的“国民收入”的理解应有所调整，要考虑介入吉尼系数，换句话说，中国GDP劳动成果是谁在享受，是人民还是少数人？（江西李建军：说得好）市场不应是少数人的消费拉动，必须有人民参与，这样才有强大的市场拉动力，国家才有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江西李建军：私有剥削为主体，只能是少数有消费力，多数人越来越没有消费力）
有一次我到医院取体检结果，后面排队的是个残疾人。结果出来一看，残疾人的主要指标比我还好。这能说明他比我身体潜力更好吗？他的身体结构就不行，下半身功能不行，但这从体检化验指数上反映不出来。一个人的下半身是全身的基础，这对一个国家而言，就是占这个国家多数的劳动者。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工人农民这两条腿，市场如果没有人民消费的支持，那就只有靠外资。尽管其发展指数不错，但它是不自主的，因而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我研究印度，印度就是这样的国家。在人民消费领域，印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相似。印度依靠资本家、依靠外资搞经济。结果，经济越“发展”，穷人却越多。（江西李建军：如果不能四公竞争，就没有广大劳动人民的富裕，国家也不可能有持久的发展和消费力）人民为什么不革命？这是因为政府整个包下了人民群众的最低的消费：政府每天给贫民窟及火车站台等免费送饮用水；医疗、教育几乎不花什么钱。我曾在印度一家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费用合人民币两元，就是挂号钱，剩下全免费。这是进步还是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得已，是落后中的进步。（江西李建军：私有剥削经济为主体，政府能不能包下所有人民的消费，是一个大问号！）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没有私有权，中间没有私人利润截留，所有积累用于基本建设而非产权交易，经济建设投资速度有赖于国家包下的人民最低消费。这说明，不管意识形态如何，最低的社会保障对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这样社会才能稳定。（江西李建军：说得好。但什么制度下保障力高？四公竞争制度下保障力高）与中国不同的只是，印度的最低消费保障基础上形成的巨大的利润，因其私有权造成大量的非生产性截留，使生产消费链条中间形成一个庞大的非生产性“赘瘤”，社会劳动成果既不能像中国那样形成直接经济投资，也不能形成人民的收入。人民没有收入就不会有人民消费从而人民市场的增长。没有人民拉动消费增长，就没有民族市场发展，就只有靠外资和海外市场，靠向西方“供血”换取自身的“发展”。
人民应当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价值。改革不能改出人民革命，这是我们改革“攻关”的一个底线。目前中国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已涉及到中国改革的道路问题。我主张中国改革不能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以人民为核心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核心价值的道路。（江西李建军：如果不能创建和实现四公竞争、底层人民和市场裁判的机制，改革就是失败的）
有人说西方是想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说不是，西方人实际上是想让中国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资本主义，而不是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美国南北战争的实质是美国要走自主型的资本主义道路。美国人为此与欧洲霸权发生冲突并获得成功。退一万步讲，即使中国真要走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与美国当年面对的形势一样，西方人，尤其美国人不会答应并为此一定要与中国冲突的。反过来看，即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自主型的苏联模式和依附型的东欧模式。毛泽东拒绝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东欧模式，并为此与苏联发生了冲突：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称苏共为“修正主义”。 （江西李建军：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华西村和海尔人创建了四公竞争、底层人民和市场裁判的奥林匹克社会主义之路。这是一条人间正道）
人民支持是国家改革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中国这么大，如果走上依附型发展道路，而不管它是什么主义下的依附，那结果不是内部冲突就是人民革命；如果走上自主型发展道路，那结果就不是与霸权国家的一般意义上的搏弈，而少不了有相当的冲突。而在这种博弈中，如果国家要想成功，就必须获得绝大多数人民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支持；而要获得人民支持，那中国改革就必须有人民性，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在整个中国改革的进程中，就应当是永不褪色的旗帜。（江西李建军：走四公竞争、底层人民和市场裁判的奥林匹克社会主义之路，是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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