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左派人士无不感到正面陷入到一种特殊的历史困境之中，这个特殊的历史困境，就是目前中国的左派与右派相比，不仅已经彻底地沦为了弱势群体，而且还正在遭到国内的反动势力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残酷的联合围剿。
中国的左派之所以会陷入到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困境之中，这是由于中国的左派天然地就负有一种特殊的历史责任，而中国又是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中国左派天然的历史责任，就是不仅要维护普通工农大众的利益，而且更要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之下，在中国的反动势力积极主动、心甘情愿地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情况下，担承起拯救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中国的特殊国情，就是在几千年来漫长的岁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可以说是一个小人主导下的国家。
按照辞书上的解释，所谓的小人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二是指那些人格卑鄙的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与辞书上第一种意义上的小人相对应的，则是达官贵人、知识分子和富裕阶级这些社会精英人士；与辞书上第二个意义上的小人相对应的，则是人格品质高尚的正人君子。
人的社会地位，主要就是指人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目前，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新富裕阶级，占据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社会财富，而剩下的那百分之九十九点六的普通工农大众则只占有不到社会财富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与新富裕阶级比起来，普通工农大众的社会经济地位实在是低。在眼下中国，能够体现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各级“两会”和党代会的代表中，真正的工人和农民身份的代表只有寥寥的数人，而其余的不是各级的官员和各类的学者，就是致富典型和百万富翁这些新富裕阶级，这种现象说明了普通工农大众的政治地位也同样是低下。十三亿中国人中的十二亿多的普通工农大众都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根据辞书中关于小人的第一个定义，故而说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小人”中国，实在是恰如其分的。
近几十年来，庞大的官员队伍中，人品高尚的孔繁森只出现了一个（还不知真假，本人没有亲自去考证过），而人格卑鄙的王宝森之流却是层出不穷（肯定是真，有你身边的各级贪官污吏为证），按照这种情况推算，如今中国的精英人士中，人格卑鄙的小人是远远地多于人品高尚的正人君子的。与辞书中关于小人的第二个定义进行对照，时下的中国是一个小人中国，也是当之无愧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尤其是小人则更喜欢拉帮结派，通过争取和维护小集团的利益来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利益。如果按照那些搞政治的人以政治概念来划分的话，那么当代中国的小人则属于右派。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因为君子襟怀坦白，而小人则卑鄙龌龊；君子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而小人则心口不一，言不由衷。典型的就是“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君子爱国爱民，因此面对洋奴买办和汉奸毫无限制地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面对剥削阶级肆无忌惮地剥削和压榨普通工农大众的残酷现实，不断地发出忧国忧民的呼声并挺身而出，来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和普通工农大众的利益。而小人则只顾自己，一切都是“但为身谋”，而且为了自身的利益，更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卖国害民；君子高风亮节、立场坚定、信仰执着、意志如钢、宁折不弯、洁身自好。而小人则朝秦暮楚、首鼠两端、投机取巧、变化无常、韬光养晦、厚颜无耻。所以，从历史上的表现和如今的社会现实来看，当今中国的右派，则纯属是名副其实的小人。
最近几十年，中国越来越成了右派的一统天下，而左派却越来越沦为了弱势群体，生存环境日益恶劣，彻底丧失了话语权，不仅遭到了国内反动势力的全力围剿，而且更受到了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全面打压。如果从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来分析，眼下的中国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中国。
中国的左派陷入目前这样一种特殊历史困境之中的原因，一是由于中国左派的历史任务过于重大；二是由于自己的力量过于的弱小；三是由于敌人的力量实在是过于强大。
自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就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社会也就此分化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左派和右派。中国的左派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为了拯救中华民族而与压迫和奴役中华民族的帝国主义、与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洋奴买办和汉奸的斗争中才产生的。所以，中国的左派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始终处在一个极为艰难和危险的社会环境之中，随时面临着国内反动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的联合围剿和屠杀。中国的左派之所以会承受如此深重的苦难和危险，就是由于中国的左派不仅仅是要站在普通工农大众的立场之上，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以维护普通工农大众的利益。而且中国的左派更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之上，同一切压迫和奴役中华民族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以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尤其是左派在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正面斗争的同时，还要时刻提防那些由洋奴买办和汉奸为主构成的、专事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反动势力从背后射出的冷箭。而中国爱国爱民的左派的力量过小，卖国害民的反动势力的力量却又过大，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们自己内部的小人太多才造成的。这些小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最终走向中华民族的反面，或是在左派与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做“壁上观”。有的虽然投机加入了左派的阵营之中，但是他们所起的破坏作用却更大。我们中国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众多的小人，则是由于我们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小人政治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而小人政治之所以能够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则是源于中国传统的、悠久的小人文化。小人文化必然会产生小人政治，而由于小人政治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则反过来必然又会促进小人文化的兴旺与泛滥。小人文化和小人政治的交相促进，必然会促使中国越发地向小人化的方向发展。
小人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那种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念。小人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只追求个人的利益、追求个人的生活富裕、追求个人的享乐，“为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而丝毫没有国家、民族和集体的观念。小人政治最为推崇就是那种权谋政治、厚黑政治和无耻政治，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
小人文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明哲保身。在小人的人生理念中，根本就没有正义、道德和责任意识。所以中国的社会才出现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丈夫能屈能伸”、“曲高和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人随王法草随风”等一些理念和现实。
小人文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模糊和圆滑，不讲求求真务实，说话办事讲求模棱两可，讲求基本上、差不多就行。尤为重要的是不能表露自己的真实心迹，无论对任何问题，都要“话到嘴边留半句”， 要做到任何时候都进退有据，以防日后风云变幻。这种现象越是到后来就越明显，越普遍。前几天死掉的那个被某些人吹捧为堪比大熊猫那样国宝的什么“国学大师”不就曾说过‘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句话吗？
这句话的全部精华都体现在它的后半部分里，而前半部分只不过是在为后半部分做掩饰。用‘假话全不说’来让人感到他好像是一个忠贞正直之人，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掩饰在后半段中所体现出来其首鼠两端、表里不一、言不由衷的真实心态。此人如果能称得起是国宝，那耗子和兔子被列入国家保护动物之列的日子也就为时不远了。
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上，也不乏出现几个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的襟怀坦白的正人君子。可是在一个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由小人政治主导下的社会里，这些襟怀坦白的君子虽然占据了道德上的优势，但是在权力场上的斗争中往往却不是那些卑鄙龌龊的小人的对手。所以，这些襟怀坦白的正人君子的最后命运，有许多往往都是以一种悲壮惨烈的结局收场的。举世皆醉而独醒的屈原，斗不过楚王的一个善于掩袖工谗的妃子，无可奈何的只有自尽沉江，以明心志并想以此来唤醒那些沉醉之人；武功盖世且又精忠报国的岳飞，斗不过自私自利并畏敌如虎而且又卖国求荣的宋高宗和秦桧，从而惨死在风波亭上；两袖清风并又力挽大明王朝于即倒的于谦，斗不过贪得无厌且又身无一谋而只有满腹诡计的徐有贞和石亨，最后血洒京城；独守宁远、力抗满清的袁崇焕，斗不过无耻屑小周延儒、温体仁等，终至磔身闹事，而且被那些受蒙蔽的善良百姓分而食之。这种小人政治主导的结局，不仅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贻害至今，而且更使小人文化越发肆意地泛滥。这样的结局同时也告诉了后世的人们，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现状之下，做一个襟怀坦白、爱国爱民的正人君子，往往是要因此付出连自己的生命都难以承受的代价的。因此，君子只可仰慕，而不能真的去做。所以，中国的社会是越往后，正人君子就越来越少，而卑鄙的小人却是越来越多，小人文化因此也就越发地泛滥，小人政治从而更是越发地猖獗。
在中国的历史上，小人政治突出的表现事例还有很多，就像人们比较熟悉的北宋末年的抗金名将李纲和种师道，保家卫国有功却遭罢免；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不得不靠向权臣行贿才幸运地保住军权，从而才完成了抗击倭寇的历史重任，以实现自己保国卫民的夙愿
北宋靖康元年正月，金国兵分两路打到了北宋都城的汴梁城下。北宋君臣一片慌乱，大多数的人都主张迁都避难，而唯有文官出身的太常寺少卿李纲坚决主张抗战，并担任了前敌总指挥的重任。汴梁城内外的军民在李纲的指挥下，接连打退了金军的两次进攻。不久，北宋名将种师道率军及其他各路援军先后赶到，金军见无法取胜，遂罢兵北返。金军撤离之后，那些在强敌压境面前百无一谋，只知卖国保命的卑鄙小人又得势起来，并积极发挥他们擅长于内部政治斗争的专长，鼓动皇帝将李纲排挤出了京城并解除了种师道的兵权。
金军在得知李纲被排挤出京城和种师道被解除兵权之后，便又大举南侵。北宋王朝自折羽翼，在将李纲排挤出了京城并解除了种师道的兵权之后，朝堂之上剩下的只有那些御敌无术、卖国有道、搞阴谋有才、“窝里斗”有方的卑鄙小人。不久，汴梁城便被金军攻破，徽钦二帝和三千多名宗亲贵族皇妃女眷及良家少女成了金军的战利品。从此，中国的历史上就留下了令汉族人至今仍倍感耻辱的“靖康之耻”。
从明朝中叶开始，我国的东南部沿海就不断遭到倭寇的侵扰。这些来自日本的海盗，一到中国，简直就是如入无人之境，杀人越货、奸淫妇女、掠人为奴。日本海盗的“不法”行为，严重地伤害了大明王朝的尊严并撼动了大明王朝的统治。为此，大明王朝不惜动用国家正规的军事力量投入到剿灭这些来自异国的流氓强盗的“执法”行动中。就是在这样一种民族尊严遭到了严重的侮辱和践踏，堂堂的大明王朝遭到了强烈的蔑视和侵犯，军人们奋不顾身地在前线浴血奋战来保家卫国的情况下，把持朝政的那些卑鄙小人和贪污腐败分子，却在朝堂之上继续勾心斗角，并残害与入侵的强盗正在进行浴血奋战来保护他们的军人。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就是由于遭到了这些卑鄙小人的暗算，才曾经被捕下狱的。俞大猷的遭遇使戚继光明白了，自己虽然能够在战场上战胜那些凶残的倭寇，可是在阴谋场上，自己却远远不是那些卑鄙小人的对手。在倭寇未除的情况下，自己如果一旦遭到他们的暗算，个人的命运不说，整个民族的抗倭大业也将毁于一旦。到那时，人民必将再遭涂炭。为了保住自己的军权，为了能将抗倭大业继续进行下去，戚继光不得不经常以美女和壮阳补肾的海狗肾等物向把持朝政的好色权臣张居正行贿并曲意逢迎地巴结那些无耻的屑小。一位把“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当作是自己的人生目标，一位胸襟远大的民族英雄，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外战名将，戚继光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之下，不得不屈从于小人政治的淫威，委曲求全，才保住了这个杀敌报国的机会，从而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世之功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就是大义，就是民族的整体利益。君子明白个体与和民族整体之间的关系，因而能胸怀整个民族，所以才把追求民族的整体发展当成是自己奋斗的目标，把实现民族的强盛和富裕当作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利，就是利益，就是个人的私利。小人的心中只有他自己的私利，而没有民族大义，更不懂民族的强盛和富裕与自己私利之间的关系，所以才能置民族的大义于不顾，而只把先富起来当做是自己孜孜以求的人生方向；君子的人生信条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彰显和维护天地之间的正义和一切社会道德。而小人的人生信条则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不惜以任何手段来践踏天地之间的正义和一切社会道德；君子做人的原则是襟怀坦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专门利人。而小人做人的原则是投机取巧、言不由衷、表里不一、专门利己；君子待人讲求的是礼贤下士，而小人则专门是嫉贤妒能、残害忠良。
小人文化的出现和发展，与我们中国长期的私有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在私有制度下，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社会地位，唯有凭借他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来体现，而非是他为国家和民族曾经做出过的贡献。因此，某些中国人就是为了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才十分地热衷于“窝里斗”，并擅长于内部竞争的。
如果说私有制是小人文化得以产生的肥沃土壤，那么专制制度则是小人政治能够出现的催化剂。
秦国的大将王翦在率兵出征楚国的时候，为了不使秦王怀疑自己有野心，故意向秦王要丰厚的赏赐，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毫无任何野心的势力小人，以消除秦王的猜忌；汉朝的开国宰相萧何，在自己当政期间，广置良田美宅，尽情地享受生活，其目的同样是为了让汉王刘邦知道自己既无大志，更无政治野心，只不过是个及时行乐的小人。与岳飞齐名的南宋中兴四名将之一的韩世忠，同样也是靠不断地向宋高宗要赏赐，并从最初仅仅是表示一下自己是一个并没有什么高远志向的贪财小人，到后来彻底转化成了一个贪财无义的小人，才算侥幸逃过了宋高宗与秦桧暗算的这一劫，避免了与岳飞同样的下场。
小人政治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些所有的做法，都无不是为了巩固专制制度统治的需要。
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乃至是为了同一个集团的利益，襟怀坦白的君子即使是在为之做着自己最大贡献的时候，也因为小人政治的普遍存在，而要时刻提防小人的暗算。有时为了能够生存下去，甚至是不得不把自己也打扮成是一个卑鄙的小人。在一个正人君子几乎无法生存下去的社会现实中，小人文化的泛滥和小人政治的猖獗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的左派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维护普通工农大众的利益，同奴役和压迫中华民族的帝国主义及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洋奴买办和汉奸等国内反动势力、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遭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联合围剿和屠杀是实属正常的。可如今的中国还有一个令左派极为尴尬的实际问题，那就是左派们抛弃个人的一切，甚至是自己的身家性命所进行的维护中国民族利益和普通工农大众利益的行为，如今似乎是并没有获得多少普通工农大众的真正支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其中既有那些反动势力对普通工农大众进行欺骗宣传和教育的因素，同时更有中国传统的小人文化对普通工农大众长期的潜移默化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以洋奴买办和汉奸为主构成的国内反动势力在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来获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为了减少他们卖国的阻力，因此在继续对普通工农大众进行专制制度时代的精神麻木教育的基础上，还对那些普通的工农大众采取欺骗或强迫的手段进行以“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为主要内容的邪恶教育，以培养普通工农大众的邪恶心理。而中国传统的小人文化对普通工农大众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使普通工农大众毫无反感地地接受了这种邪恶教育，而且更加提高了这种邪恶教育的效果。反动势力还抓住了部分的普通工农大众在小人文化的长期荼毒下而形成的渴望升官发财的心理和“天上能够掉馅饼”的幻想，在对普通工农大众进行邪恶教育的同时，又“对症下药”地设计并实行了一套就像购买彩票那样的能让一些“小人”实现瞬间发财的邪恶制度，同时树立几个瞬间发财的“邪恶典型”，以增强其邪恶教育的诱惑力、影响力和说服力。有些本是“小人”的普通工农大众却由此便不辨真伪，为反动势力的蛊惑所迷惑，对此趋之若鹜，虽然目前还没有升官发财成为真正的小人，但却形成了浓重的小人心理。
精神上的麻木教育只能培养供人奴役的奴隶，而心理上的邪恶教育却是为了培养为虎作伥的奴才。精神上的麻木在生活的刺痛下早晚会清醒过来，而心理上的邪恶一旦形成，则很难再恢复原来的正常心态，人们也就从被迫地做奴隶变成了自觉地做奴才。反动势力的这一手段实在是高，在把中国重新改造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层级化社会结构之后，更是把像小说《敌后武工队》里“哈巴狗”所持的那种‘你搞我老婆，我再搞别人的老婆’的逻辑或是欺骗，或是强行的灌输给了普通的工农大众：我奴役你、压迫你、剥削你，你同样可以再去奴役别人、压迫别人、剥削别人，从社会下一层的身上得到心理和物质上的补偿，而且这种补偿还可以更加地肆意和疯狂。如果做不到，那只能怪你自己的努力不够，或是继续努力，或是就听天由命吧。反动势力就是用这种邪恶的教育，不仅成功地从“小人”的队伍中培养出了一批批的小人，从而有效地分化了“小人”的队伍，而且还极大地削弱了左派的群众基础。几十年来，反动势力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不少的“小人”变成了小人。大部分的虽然没有变成小人，但也普遍养成了小人的心态，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真的能够成为小人，那样就不仅能从“小人”的队伍中逃离出来，而且还能从“小人”们的身上获得物质和心理上的补偿。就像张宏良同志指出的“穷人自觉地站在富人的立场上看问题，百姓自觉地站在官僚的立场上看问题”这种现象，就是由于这些“小人”的心里产生了一个有朝一日自己终会变成富人、变成官僚的幻想。
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却是精华与糟粕并存，而且高尚的文化往往却又成了卑鄙的小人文化的隐身草和庇护所，使小人文化才能得以长期存在并且还能够泛滥下去。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才会出现鱼龙混杂的形态，中国的社会才会出现规则之外却发挥着真正作用的潜规则。由于这种小人文化又催生出了小人政治，而小人文化和小人政治，又是一些中国人产生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形成胆小怯弱性格品质、呈现麻木不仁的精神面貌以及整个民族成了一盘散沙的罪魁祸首。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才会是如此的多灾多难，普通工农大众的头上才压上了推不倒、推不完的座座“大山”。中华民族要复兴，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要实现强盛，中国人民要实现富裕，那就必须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彻底铲除这种小人文化和小人政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提高阶级觉悟，增强鉴别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免再次上当受骗，才能重建中华民族的崭新文化，才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性格品质和精神面貌，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才能永远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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