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国家史记》中国本传
徐亮
8．9
楔子
最新出版的双月刊外交重磅杂志《Foreign Policy》，刊发了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编辑部与和平基金会（Fund for Peace）连续第五个年头的全球“失败国家”2009年排名（The Failed States Index 2009）。中国不幸的再次堕入“失败国家”行列（前60位），从2008年排名第68位，堕落到2009年的第57位。
中国代表团去了一趟美国，受到了点有预谋的礼节性对待。国内的一些媒体立即飘飘然了，又如阿Q被老爷说了一句“滚”一样，沾沾自喜，以为美国人真把自己收编成市场经济国家了。去年的今天开始全民办奥运，今天一眨眼，堕落成失败国家了。这中间转变的太快，无论鸟巢一代，还是火炬一代，都转不弯来。但是在历史的转变关头，总是有人被甩下车的。这不奇怪。
笔者曾经撰文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只是一个“第四世界国家”，无论从心理成熟程度上，还是玩国际政治的水平上，都处于第四世界的水平，不要奢谈“复兴”或“崛起”这样的字句，那只是一种擅长意淫的表现。文章发表不足半年，就看到了国外报道的“中国进入失败国家”行列的消息，真是震惊，连友邦都惊诧中国堕落速度了，何况是我们这些“刁民”（龙永图）。笔者只是一戏言，虽然民众心中如此定位，以为外国主人应该是对中国精英三番五次的献媚是赏识的，不料在外国主子那里，中国仍然是不合格的。做人不行，已经是一大失败了；向西方抛了无数个眉眼，结果仍然换来的是“失败”国家的评价，真是足够丢脸的。
第一部分、论某些精英的奴才相
我们看到这样的排名，是不能心安理得的，更不能以为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而将其弃若鼻屎的。按照某些精英们的思维，应该是很重视帝国主义的“国际舆论”的。可惜的是，这种重视是有选择的，只选择那些“捧杀的”和“醉生梦死的”的言论，连目前国内一些作为参考的报纸，也难免成了“和平颂歌”，偶尔弄点“问题与建议”栏目来表示一下“我痛并快乐着”。
“失败国家排名”（The Failed States Index）是由国际政治的著名刊物《Foreign Policy》联合和平基金会于2005年开发推出的全球失败国家排名（可以简称为“全球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排名”），2009年参与排名的国家总数达到了177个，几乎包含了绝大多数的联合国成员国（192个）。2009年推出的失败国家排名中，最失败的国家分别是（第一名到第10名）：索马里（Somalia）、津巴布韦（Zimbabwe）、苏丹（Sudan）、乍德（Chad）、刚果民主共和国（Dem Rep Of Congo）、伊拉克（Iraq）、阿富汗（Afghanistan）中非共和国（Central Africa Republic）、圭亚那（Guinea）、巴基斯坦（Pakistan）等国家。
请不要侮辱津巴布韦、苏丹、乍德、民主刚果、中非、圭亚那、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了罢，在这些国家，至少还存在着一些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还存在着免费的医疗制度、免费的教育制度，公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虽然国家处于动荡之中或恐怖分子横行，但是那不是精英想要的。
而“失败的中国”恰恰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精英一致想要的，这是中国的精英们和津巴布韦、苏丹、乍德、民主刚果、中非、圭亚那、巴基斯坦这些国家精英们的根本不同。在这个失败的中国里，富人可以在马路上飚车撞人，居然轻松被法律慢饶；在这个失败的中国里，工人的呼声被置若罔闻，政治精英将国企一卖了之，中饱私囊，暗中交易，导致工人下岗、通钢式的劳资冲突不断，资产流失；在这个失败的国家里，洋人的买办肆虐、汉奸们人模狗样地在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大放厥词、坏事做绝、人伦惨变，居然高升一阶，官运照亨，出了三鹿奶粉换个地方照样升官发财；在这个失败的国家里，少数民族杀人越货，将汉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驱赶杀戮，只是劝劝，教育教育，以和谐稳定大局为重，最后仍然没事。
中国的精英们人格低得让人无法理解。美国人抛了一个纸糊就的媚眼，中国的一些人马上笑逐言开，不知所以了。某人去了一趟美国，国内的舆论立即吹成了“中美和谐的世界典范了”。结果朝鲜这样一个“保卫中国的最后一道栅栏”轻松地成为了美国的囊中之物。外交精英们觉得非常不过瘾，还觉得不够和谐，准备将西藏东南的争议领土送一部分给印度。卖完了锡金，卖西藏。不得了，即便是民国时期的军阀，都不敢如此公然。这些精英们的卖国行径，和袁世凯相似。也不要侮辱二十一条了罢，中国今天的外交困局，比二十一条时期的民国还不如，比袁大总统还差三分自知之明。
“失败国家”世界地图。中国处于桔黄色的“危险国家”（In Danger）行列中中国的排名比2008年的第68位，前进（失败了）了11位，进入了所谓的“失败国家”行列中（总评分数排行在前60个的国家，习惯上被认为是失败国家），联合国常务理事国中排名进入“失败国家”行列中的唯有中国一个国家，其他的联合国常务理事国如俄国排名第71名、法国排名158名、美国排名159名、英国排名171名。
对精英来说，这确实是中国的荣光了。中国的精英信奉的哲学就是“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咱们不管怎样也是“我就是五常里的唯一，对着世界说我爱你”了。外国人说的很对，确实是“In Danger”了，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邓玉娇到通钢工人，已经发出了第一声喉了。虽然没有花儿那么动听，但是却是事关中国命运的大动静。
导致中国排名堕入“失败国家”行列中的主要是3项指数：“人口总数压力”（指数为9，Demographic Presures）、“贫富不均”（指数为9.2，Uneven Development）和人权问题（指数为8.9，Human Rights）。中国在2009年的总评分数为84.6，比2008年总评分数80.3增加4.3，一步跨入“失败国家”的队伍中去。
曾经美丽和谐的中国，已经被一小撮买办集团破坏成了经济上两极分化、阶级关系上矛盾尖锐、政治上人民没有表达意志的渠道完全成为弱势、国际关系上主权沦丧，沦为美国奶牛和二奶的“失败国家”。
中国的精英和历史上所有没落的王朝官吏一样，只对两样事情感兴趣，一个是金钱，一个是女人。因此，所谓“人口总数压力”实际上是中国人民感受到精英们无节制地、泛滥地生产汉奸、卖国贼和买办的压力。“贫富不均”就更是实话了，甚至都没有法子驳斥。
一些朋友不答应了，说了：“能说明什么呢？这个是以西方人的意识形态来排名的。别人排他的名次，关我们屁事。有些人总是唯恐天下不乱，老拿西方的东西来说事。做好自己的事吧!”很滑稽的逻辑，好一个“别人排他的，关我屁事”，好象他不生活在中国，而是生活在真空里，我愿意这样的人生活在真空里，不要出来呼吸空气了，世界太残酷了，回到你的真空里去吧。
还是一些清醒的朋友说的好：“爱国精神不是能当遮羞布，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改变自己，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清末人人都来欺负中国，为什么?就是当局看不到，不承认自己的缺陷。难道诸位要历史重演吗?”“ 贫富差距拉大，贪官污吏众多，政府幕僚奴性思想严重，师无师德，医无医德，政无魄力，国无完域，此评有理。”“有人给我们指出缺点很好...”“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排名没有歧视，还是比较客观的！中国的国民压力大，生活条件普遍较差。”“中国现在的确有很多问题，中国人自己私下里也怨声载道，可是一听别人说，就愤怒了！”
难怪毛主席宁愿和帝国主义的美国握手，也不愿意和那些假爱国者和修正主义分子握手，这些假爱国者还不如帝国主义分子那么坦荡。至少帝国主义分子美国人还敢于公开自己的世界战略和野心，狭隘的民族主义势力连自己身上的一点虮子都不承认，都会美化成为身上的一个“龙的子孙”。
洋奴才的目的，就是让14亿中国人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当外国人的奴才。如何做一条美国人的称职奴才，是他们的终生梦想，这一点已经在朝核声明中表现的很明显了，还用得着举出女大博士生帮助美国人破解北斗卫星的信号事例吗？
第二部分、论失败国家的若干“失败”特征
一、失败国家的第一特征是丧失自我修正错误的能力
美国人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它和我们的不同就是“中国在面对错误的时候是遮遮掩掩的”，找一大堆的借口，将伤疤美化成奇葩。美国之所以屡次处于经济危机的顶端却能够屹立不倒，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个民族有很强的自我修正能力。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美国的统治集团是一群帝国主义的强盗就否定美国人民的优点。
毛泽东的“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处于不败之地的三个优良作风之一。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荡然无存了。我们环顾世界却发现，这三个作风已经被美国人学去了。在我们国内甚嚣尘上地侮辱、污蔑、诬害毛泽东及其声誉的同时，美国人却一本本地写出研究毛泽东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吃透毛泽东的著作。
不是我们的国家不想纠正错误，而是政府内的爱国力量已经被一群买办精英们彻底劫持了。一个丧失了自我纠错能力的民族，注定要“失败”，而且肯定要处于“In Danger”之中了。
照我看，不仅中国会排在57位，而且会排在世界倒数第一。因为中国的精英只会乞讨点美国人的残羹冷炙吃吃，即使让他戴上人的帽子，也入不了大雅之堂，因为“奴才站惯了”。
什么是真正的“与国际接轨”，是掠夺吗？错！是教育、医疗、住房的免费化，是公民权利的张扬，是知识分子热爱国家保护百姓，是工人、农民得到最基本的政治经济保障。
连世界上最失败的国家，比中国资本势力和腐败官僚无耻掠夺的程度，尚且甘拜下风，愿意学习“中国模式”。无耻地掠夺，丧失基本的人性，这就是某些人心中“中国特色”的精神实质。
二、失败国家的又一大特征是把好的全部变成坏的，只学坏不学好，学了好的走样，学了坏的更坏。
为了论述这个问题，我附上我在7月23日写的札记。网友“abccool”评价我的《战略实力学说》时说到“提到韬光养晦忽然想到：毛泽东给很多的中国传统词汇典故赋予（或带来）了非常积极的寓意.内涵.价值；而有的人则相反，从某个角度看简直就是在“消灭”中国文化；对事物性质的影响差距竟然如此之大。 2009-7-23 ”。看了他的评价，我写了一段评论，那就是“褒义和中性词语大量贬义化是失败时代的镜子”：
我们这个时代精英不仅陷入了内政、外交的无能状态，而且使汉语的词汇也遭遇了可怜的连累：中性的词语大量地贬义化、讽刺化。本文将这一现象拾取起来，不仅是立此存照，而且是为了反映社会的一个侧面，如同深圳一样，是改革的一个窗口。
比如某项权威调查显示，超过80%的接受访问者将“改革”一词列入引起反感、不舒适感觉的词语。大众只要一听到“改革”，就是“没好事”，随即就会联想到“工人下岗”、“国有资产流失”、“水价、油价、电价、粮价等一切公共产品的涨价”、“铁矿石谈判内奸”、“农民土地权益受到侵犯”等等。这在未来的历史社会学家评价来看，将是一个奇异的现象。一切有关社会变革的都以人民的利益受到侵犯为代价，多数社会的变动都对超过80%的人群产生不利影响。
1、中性词语承担了偷偷贩卖性质恶劣、罪大恶极内容的功能
我们知道，汉语词语一般有三种感情色彩，褒义、贬义、中性。褒义、中性色彩自然不必分析，中性词语自然也没有多少意识形态的色彩。比如资本家一词，上海政府在审查一个青年申请的“资本家俱乐部”的企业时，其理由不是资本意识的觉醒和张扬，而仅仅因为它是一个臭词：因为在文革时期，资本家被批判，已经成为了一个丑陋、贬义的词汇。
中性词语的使用使得官方意识形态中那些实质上是损害人民利益的措施披上了一层貌似无辜的外衣。喜爱中性词语，恰恰反映了民主社会主义调和矛盾和社会价值观冲突的心理。有时，中性词语的大量使用不仅意味着有所隐瞒和掩盖，而且可能意味着试图对国内、国际事物深藏矛盾的调和企图。中性词语承担了偷偷贩卖性质恶劣、罪大恶极内容的功能。
比如制度和体制，在实质上，这些词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界限，其中的差异，只是“蠢猪”和“蠢驴”的差异。哪些措施属于“体制改革”，哪些属于“制度改革”，完全是主观意志决定的。那么非要使用这些词语来区分一些东西，只能是别有用心的行为。
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越是为了避免引起公众的不快，越是促使那些新引入的词语加快“臭”化。这个循环的结果就是大量的中性词，甚至褒义词，无辜地成为“臭词”。
|
中性词 褒义词 |
|
臭词 |
为了使读者明白这一臭、丑、假、恶的演化进程，举出一些例子：
“小姐”一词从高高在上的古代权贵家族的女孩称谓，迅速和“洗头房”一样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丑陋现象恢复的见证。由于这两个词语的沦陷，一些正经洗发、理发场所只能自称“理发店”，饭店的服务员称“姑娘”。一起沦落的，还有“少爷”等词语。
这些词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多数出现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说明了这三个领域的精英是如何在三十年的改革中无情地攫取国家和人民的财富，然后留下一些文化垃圾的。词语大量地丑化，是丑、假、恶现象增加、猖獗，并且葬送真善美的重要特征。
比如，“教授”、“专家”，由于他们不停地为利益集团代言，常常无耻到否定基本的事实和常识，以致于这些词语和“叫兽”、“砖家”无异。
谐音愤慨是中国的民间一件伟大发明，也有利于突破舆论保护精英的过滤和封锁。在这些谐音攻击中，凸现了民意的流向。这说明在政治、经济、问文化主流话语和民间的话语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分裂和隔阂。而这种鸿沟，就是阶级的分野，也是国家分裂为利益集团和受损集团两大对立阶级的证明。
2、中性词语的贬义化是社会分裂的标志
中性词语不仅不能达到弥补社会裂痕的目标，还大量地恶化了主流话语的生态，使他们的话语选择尤其艰难。他们愚笨地借助于光辉的词语贩卖私利和私货，随意践踏道德、原则和国家的尊严，使“社会主义”、“韬光养晦”、“和谐”、“先进”、“特色”等词语成为别样的含义，走向对立。这说明在这些词语的本意和使用者潜在的目标中，恰恰隐藏着表象和实质的严重对立，甚至是冲突。内容的实质最终吞噬了表象，中性和褒义转化为贬损。
在那些对立的话语结构中，“专家”、“教授”、“当官的”就和春秋战国时期民众对“肉食者谋之”意义成为了身份辨识的标志。
那些官方的语言，尤其地面目可憎恨。发生于整风时期的话语，针对于那些文化素质不高的士兵和百姓，但是这些话语却被继承了下来，而且懒惰得不愿意更改任何形式，连旧有的群众活泼性质也丧失殆尽头，只剩下高高在上教训人的呆板面孔。
语言自身只是一种工具，其感情色彩的赋予完全是属于社会的进程。而刻意地玩弄文字上的游戏，则是一种主观上的故意。普通人对于世界的多数认知和一般性的知识，多数是来源于精神。但是民众没有迷失在其中，反而发展出讽刺的形式，这不能不说是精英灌输的一大失败。在20世纪的中国，多数精英试图和民众结合起来，以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服务工农等话语为外在行为上的表现。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多数自认是属于民众而和政府对立的。但是从20世纪末期至今，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地利益集团化，而且自然地割裂了从1949年以来的知识分子主动融入民众的政府强制性传统，自发地进入自由主义和自由地被权贵、资本、外国势力购买的境地。知识分子在发表言论的时候，不自主地自我询问：是代表党和政府，还是代表人民。
3、中性词语的贬损是政府威信丧失的表现
政府信任的倒塌使得一切都是有疑问的，民众和学者已经到了逢党和政府的历史、言论、措施必反的地步。即使不公开地说清楚“逢必反”，但是潜在地已经进行了区分。对党的历史、党树立的各种典型，包括文学形象，如白毛女，一概处于翻案的系列。政治精英们别有用心地让民众为生所迫因而丧失关心政治的兴趣和时间，也使民众丧失了过多地接那些虚假、肮脏社会科学“新思维”的可能空间，因而自发地趋向于简单地按照财产、权力和人群属性进行划分，比如“他们不是我们”，或者“他们和我们不是一伙的”。
这里已经具有了民众自发进行阶级分析的基本理性。社会是奇异的，一方面嘲笑马克思、毛泽东，认为他们已经过时了，但是在评价社会问题时，无一例外地在潜意识中使用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一种方法，最为简单可行，最不容易出错，虽然不能保证绝对准确，例如它可能忽视了马克思、列宁等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投身革命，但是从概率学上，又是各种认识社会的方法中出错最少的一种认知方法。你不能因为它不能解释百分之一否定它的科学性，正如你肢体上只有了百分之一的偶然性残疾并不能否定你是正常人一样。
某个普通人认识周围的人，首先确定他的省籍，然后可能问一问星座、血型，这些都已经演化成了认识人、区分人的重要手段。而在涉及经济利益的情况下，自发地趋向于阶级分析。譬如对子女婚姻的判断，更多地隐藏着门当户对的阶级心理分野。
词语也是一样，对于词语本身感情色彩的赋予角色，是区分群体的标签。认为改革是个好词的人无法体会到被改革侵犯群体的苦难心理，而下岗工人自然也体会不到国有资产收购者的愉悦心情。
相当数量的高级知识分子，只要不是有意的，还有点良心，不分左右，都会斩钉截铁地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写的正是当下的中国”。中国社会正在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而且社会动乱的预兆也越来越明显。在这里不便于评价西方，西方社会的变革已经部分地避免了马克思所预言的结果。而目前的中国，正是完全符合这一预言的。为了让政府丧失警惕，右翼分子一致呼吁政府抛弃马克思、资本论。控制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寡头们（即高干子弟群体），和历史上所有愚蠢的阶层一样，因为有了点臭钱臭权利，自信能够依靠控制财富完全奴役民众，他们不知道，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上的那些政权，控制教育和财富的能力，比他们强大的多，但是依然无法逃脱被颠覆、被革命、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普通人不能掌握真理，那只是在社会趋势上讲的，目标只针对表面高贵的人，而对于那些贫贱的人，由于生活的教育，在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自发性上，他们优越于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们和那些只会生活在养尊处优环境、依赖政策漏洞、内部消息投机和关系照顾才能发财的新生官僚资本家群体。
4、褒义、中性词语感情色彩在民间的变动成为评价改革方向的重要尺度
改革是无底限使得直达它的反面，任何一个社会也没有今天这样自由到失去一切民族和做人的基本尊严、基本原则、基本道德。甚至在省级的大报上，LOGO也是色情图片和声讯电话。在小学生的试卷上，也居然能够出现色情电话。一些公民可以自由地辱骂国家，亵渎先烈，为汉奸翻身服务，却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或惩罚。即使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存在这样的自由度。但是只要你动摇了这个自由度，即反对了改革，那么你就会丧失这种自由。如果继续改革是想纠正方向性的错误，那么这种改革仍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改革只是想再改出一个新富阶层或者虚妄的中产阶级，那么其灭亡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时代。无所限制的可怕性在于没有任何一块领域是绝对安全的，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比如我们以前相信高校是圣洁的象牙塔，后来事实证明，高校的官僚化一样让人们痛心疾首。在这个时代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我们必须、不得不怀疑一切，甚至怀疑正义和善良本身的用意。
我们无法相信，一个执政的集团仅仅是为了一点低级的物质要求，就可以将一切生存的基础挖掘完毕。他们挖掉一切资源，污染仅存的净土，他们卖掉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他们让儿女们牺牲色相，成为互相勾引换取利益的工具，他们让父母生活在狗一样的境地，他们允许反对势力自由、任意地挖掉其一切生存的根基，包括历史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黑白颠倒，雷锋、刘胡兰受到侮辱，正义不能伸张，但是洪承畴、汪精卫、秦会却可以自由地讨论，并奉为地方经济的精神引导者。利用汉奸来发展经济，真是没有任何耻辱感的国度了；利用儿童食品、儿童教育，牺牲下一代来发展经济，即使被撤职仍然能够在异地高升，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加腐朽的政治经济了。
从这个时代的基本背景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褒义、中性词语的贬损化将成为评价改革方向的重要尺度，这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记录，是一种极其特殊的人民书写历史的方式。
语言学家脱离社会现实来思考语言文字的变迁，只会提出“恢复繁体字”的脑残提案。除了会拍马屁和翻案复古以外，他们已经丧失了全部思维的活力。修订《辞海》中隐藏着的阶级意识使我们意识到，越是不强调阶级色彩，其中包含的阶级意识越严重。我们将不仅有志于司马迁一样重写1976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而且将以阶级意识重写一部：“改革开放词典”，比如其中对“改革”的定义，我们将言简意赅地确定为“一场掠夺”；“开放”的定义，我们将直言不讳地确定为“出卖政治、经济、文化主权”。我们本身并不反对“改革开放”，而是反对“掠夺式的改革和出卖主权的开放”。我们本想遵循他们本来的含义，但是事实和民众的评价告诉我们，历史只能是这样的评价，你我将无法改变。你虽可以暂时将历史打扮成一个小姑娘，但是终究会露出骷髅来。穷山恶水遮不住，虚荣假盛西流去。
一个成功的时代，将古典、中性词语都赋予了正面的含义并为民众所接受，甚至但是贬义词语颠覆性的复活，化腐朽为神奇；
一个失败的时代，即使是中性的词语也会遭到他们的连累，无论他们自己说的如何天花乱坠，但是在民众的心目中自然而然就根据实践结果做出了一个评价，而这个评价的一大表现，就是“：褒义和中性词语大量贬义化”。
这就是最大的“实践检验真理”。
三、失败国家的一大特征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没有了羞耻感
很多朋友攻击芙蓉姐姐的超级恶心，这正如社会的一个侧面，实际上只是丑美颠倒的一个缩影。
据说一个优秀的女大学生，只是因为在简历中要求“保证有双休日，不在业余时间陪领导”（大意如此），而被70余家企业拒之门外，而且称为“神经病”。可见社会氛围已经到了何其肮脏的地步，即便是妓女横行的国家，也没有中国这样以“潜规则”的名义合法地强奸女大学生了。
这个道德、伦理、合法性的多种危机将颠覆现存秩序，笔者所提到的善恶的颠覆性变动，是现实的一面镜子。
有一个讽刺性的段子是这样说的：
问1：边做假药广告、边说假药效果、边痛斥假药危害的是什么？
答：江湖骗子。
错，是CCTV。
问2：比上大学还贵的是什么？
答：出国留学。
错，是幼儿园。
问3：某人第一个月拿1000元工资，第二月拿800，第三月拿600，请问他的工资是降低了还是增长了？
答：降低了。
错，是负增长。
问4：全副武装的人与手无寸铁的人进行激烈的搏斗这是什么事情？
答：是抗日战争。
错，是城市管理者执法。
问5：你只有10平米的房屋，邻居从90平米换到190平米，你的居住面积有没有增加？
答：没有。
错，你在平均住房面积里被增加了50平米。
问6：明明你口袋里只有50元，却搞一大堆数据证明你实际有100元的是什么人？
答：骗子。
错，是统计局
问7：一个永远要你对她负责而她却不对你负责的是谁？
答：二奶。
错！是银行。
问8：说起来与你时刻密切相关，但需要时却看不见也找不到的是什么？
答：空气。
错！是有关部门。
我们的国家已经堕落到了什么样的无耻程度，连某些国家机关也一起哄骗民众，完全失去了任何让人们信任的空间，连统计数字都要做假，连一个邓玉娇事件的通告也要多次颠倒，连一个普通的石首事件也要“不守承诺，秋后算帐”，连一个通钢事件也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分子的鼓惑挑拨之下”。
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彻底丧失了廉耻感和民众的信任，那么就与政治上倒台无异。
第三部分、论“内忧外患还得继续，物极必反还得时间”
2008年西藏事件发生时，我就坚定地认为，中国的精英已经无法转圜，他们是已经不可能吸取教训了。在他们的思维里，乃至周边的智囊团里，已经没有了任何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建议和能力了。张宏良文章写得再好，批判得再深刻，也只能起到吓唬一下的作用，“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局面是不会有的了。
新疆事件的发生证明了笔者的看法。而且我预言，类似事件只能是层出不穷，而不可能是昙花一现。
在克林顿访问朝鲜以后，我们看到的是鲜花和礼遇，中国在对朝问题上被精英们保持得已经失去了信誉，步步后退，将失去最后一道防线（张宏良语）。我的年青朋友牧川写道：“内忧外患还得继续，物极必反还得时间”。年轻人还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苦难才刚刚开始。我们对十七·四的幻想正如同对于历史规律性发生扭转的幻想一样地荒谬，一群狮子是不可能创造出有利于麋鹿的结局的。我的结论是“阶级、主权和生态的灾变将在21世纪继续”。
事件就象警告，聪明人会尤其注意，傻子是看到了熟视无睹，更多的人因为身处于某个集团之中为情势所困窘，因而无法有所举动。突发的事件之所以值得追，是它的发生必然经历了一个矛盾的积累阶段，也预示了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不断地发出咯吱咯吱的不和谐声音，象一声声警告，提醒人们注意灾难的迫近。善良人们还以为2006的非典是一场绝唱，H1N1甲型流感随即打破了迷梦。我们民族的灾难，这一切灾难仅仅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灾难的序幕而已。
2009 年上半年，H1N1甲型流感、疆独闹事以及各种群体性的事件层出不穷，越演越烈，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天灾人祸，透露出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国家间矛盾、自然环境灾难性变化的四大趋势。本文写作的前几日，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日全食。古典中国的文献一般将其作为不吉的象征，而民众对于日全食的愉悦，预示着民众在不吉的环境中仍然执迷不悟，饮鸩止渴。
一、阶级矛盾尖锐化：通钢事件已经将劳资矛盾放在了威胁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第一位
通钢事件是“少数人鼓惑的”或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等说辞是极其荒谬的，甚至说什么是因为“改革不彻底”更是瞎子骗人。如果鼓惑能够使数万群众能够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那么他们宁愿被鼓惑。
通钢事件已经将劳资矛盾放在了威胁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第一位，这是因为在目前世界各国中，我国的右派和官僚买办的嚣张、无耻、肮脏、流氓、毒辣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他们的发财史就是工人、农民的一部血泪史，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他们发挥的淋漓尽致。官僚买办让工人们丧失了国家领导阶级的地位，是他们使工人们下岗，失去生活来源，是他们出卖了国家主权，将国家的资源和企业的控股权卖给外国主子。在黑恶政治势力的欺压下，人民群众的地位和生活回到了解放前，多少家庭上不起大学，或是被高学费拖跨；多少家庭因为看不起病而被抛弃在医院的大门外，很快死亡；有多少家庭居无定所，居住在阴暗的贫民窟里；有多少家庭下岗失业，被两极分化抛弃到穷困潦倒的乞丐境地？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各种社会灾难频繁发生，各种败坏人伦、亡国灭种的行为横行霸道。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罪恶滔天的资改派，是中国目前社会种种不和谐现象的总根源（徐亮：《资本和官僚为所欲为的时代正在结束》）。
关于通钢事件发展，使笔者想起了20世纪最大的一个惊天谎言，就是“苏联是因为没有搞好经济而剧变的”。关于苏联解体、剧变的真实原因，是经济没搞好，还是党脱离了群众，不仅是一场重要的学术是非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是否会重蹈覆辙的问题。
目前这场争论实际上在学术已经见分晓：经济决定论者节节败退，而苏共异化论者取得了完全的学术上风。在苏联解体前夕，其经济仍然继续发展，根本不存在没有搞好经济的问题，或者说根本不是主要原因。其中以《苏共亡党十年祭》为杰出的代表。进一步的论者，以苏联出现特权官僚阶级为立论，认为苏联的国家性质在赫鲁晓夫已经发生了演变，就是资产阶级复辟。将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动因是意识形态阴谋，实际上，将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动因，是一种改革得利集团和买办集团一起进行的意识形态有意引导，目的是间接地论证中国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实际上，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乃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处的思想（“和谐世界”），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已经提出来了。对他们来说，土豆加牛肉就是共产主义。这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完全是一回事。甚至我们比他们走得还要远，连社会福利、免费公共产品一概取消了。我们今天党的干部脱离人民群众的程度，要比苏联严重的多。苏联分裂了，我们却没有立即分裂，仅仅是因为“中国人民是善良的”，不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是不会发出怒吼的。正是这一点民族的劣根性，使精英集团误判形势，以为可以继续高枕无忧、为所欲为了。
二、民族矛盾发生发展：中国的“波罗的海三国”，就是西部边疆三区
可以预言，如果我国目前再任由精英集团胡作非为，那么将重新上演解体、剧变的命运。中国的“波罗的海三国”，就是西部边疆三区（新疆、西藏、内蒙古），而各省的精英将在分离运动中根据自己的利益作出取舍，无论是否分裂成七块，地方势力将坐大乃是无疑的。中华民族的厄运将再次来临。
2008年的藏独、2009年的疆独，再次扩大了影响，积蓄了我们看不见，抓不着的信仰凝聚力。新疆穆斯林的信仰中心不在中国，而在麦加；我们曾经有库尔班大叔进京作为中华民族一心的象征，在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家庭的精神世界里，曾经和汉族一样挂着毛泽东画像，可是我们的政治精英自作聪明，象大街上叫卖的新疆切糕一样，逐渐把这种属于共同信仰的东西割弃了。我们还自以为靠让他们富裕就能够解决问题，实质上这是最愚蠢的一相情愿，热比娅作为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非但没有带动后富，或者更加感谢党的富民政策，反而成为民族分裂势力的领袖，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而对台政策的过于忍让、自由，将使台湾越来越远，而不会使统一力量韬光养晦，成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和谐典范。
可以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早晚要出问题，这是一个注定的过程。
我们的民族政策，是促进地方民族主义兴起、昌盛和猖獗的政策。我们对民族政策的思路仍然是经济决定论的模式。比如国企是文化共同体，不是赢利机构，硬要文化共同体谋利，那么共同体将破碎到危及到社会的基础。我们的决策者，更是把民族不作为文化共同体，而是把民族作为经济工具，认为他们经济发展了，自然就赞成统一了。这种愚蠢的政策可以说，从台湾，到蒙藏疆，无不浸透了这种庸俗经济决定论的身影。
在新疆地区，就是一种特殊的大维族主义，本来该地区就是维族人占据多数，而其他民族都属于少数民族。但是我们的政策却是让维族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内都享受着绝对优先的权利，这是不符合民族平等原则的。新疆汉族人也上街示威，实际上只是的一种被侮辱、践踏了一种自发的反抗，军队一度在这里失去了任何作用。这个预兆是极其危险的，意味着地方自卫武装的可能出现。可怕的是，这些恐怖分子的代价极其低廉，在“说服教育”以后，他们将被宽大释放。热比娅就是这样被宽大出去了。
所以说，在中国，计划生育才是最应当被废止的计划经济。人口越来越少不仅意味着老龄化和工业劳动力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科索沃以前是塞尔维亚人的天下，仅仅是因为居住在该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生育率高，而导致塞尔维亚人逐渐排挤出去。新疆地区的各种民族，除了汉族以外，都大量的生育，几乎不受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新疆的维族化将是不可避免的，其灾难性的分离也将不可避免。一个多民族的新疆，俨然成了“维族自治区”。可以让敌人宽慰的是，我们的国家不会改变这些错误的政策，因为他们信奉“稳定压倒一切”的哲学，将错误隐藏起来，装作没看见，至到彻底灭亡。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欺骗别人，政治精英集团连自己编织的谎言自己都相信并且执行了。他们不愿意有太多的人口，仅仅是因为惧怕更多的人向无能的他们伸手要饭吃而已。
三、环境与生态灾变：非典和甲型H1N1流感的传播模型是人类灭绝的预演
我们曾经出现过东北地区的水污染导致的城市水恐慌，前几天又出现了某城市新城区的水污染问题。不仅如此，我们的环境正在进入全面灾变时期。除了汶川地震与三峡大坝之间关系的猜测以外，环境和生态的灾变正在将一个大好河山的中国大地，变成了臭蛆满地、垃圾成堆、毒水肆虐的毒国。
在前一段时间的H1N1流感事件中，我们不能阻挡留学生归国，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次流感暂时关闭国门。正是在这样的语气肯定、不容置疑的逻辑中，中国沦落为霸权国家的一面齿轮。
2006年我们基本控制了非典，但是三年之后，我们却难以控制甲型H1N1流感，因为我们放纵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以增加国内卫生成本的方式显示我们的开放。这种愚蠢的思维是亡国先兆。
假设在未来出现某种致命的病菌，它的传播速度和非典、甲型H1N1流感类似，但是更加严重，那么我们的政治精英（政治神经病）们仍然坚持“我家大门常打开”，那么我们民族的灭亡也就为时不远了。
世界卫生组织目前放弃了对新增病例的统计工作，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无法控制了。在中国，流感不再被特别关注，其中一个因素也是因为治愈率较高。即便如此，其中还是透露出了人类灭绝的基本路径。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将在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下走向物种灭绝。以前这只是幻想小说和电影的事，但是在资本如此猖獗的当今世界，这个可能正在接近现实。
四、道德、信任灾变：我们仍然处于现代的等级制和隐性的世袭制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凡是政府说的，我都怀疑；凡是专家说的，我都不信”。无论精英们如何信誓旦旦，民众已经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类精英丧失了基本的信任，而只把他们当苍蝇。
我们仍然处于现代的等级制，腐朽、腐烂、腐败渗透了每一个人，4月15日的新闻一加一，看到了希望者的网页，凤凰卫视五分钟，说到了理想者的存在，但是被破坏的大厦却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彻底改变。意识形态信誉、道德、信仰、诚信这些品质不是三十年经济建设就能够取得的，它一旦被破坏将以惊人的破坏力摧毁社会的基础。而这种摧毁起源于党内。多数的入党都是为了升官发财，相当数量的党员早已经不是共产党人。
我们的信仰处于灾变的一大表现是，据最新的统计数字，基督教徒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共产党员的数量，外国宗教已经占领了普通民众的心灵，民间社会正在趋向外国化，这真是历史的大变化。我们的信仰之钥，已经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了。
五、两极分化：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可能“我们已经回到了解放前”。
“万里长征”说“中国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已成泡影”，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两极分化本身不会使我国成为失败者，但是知道了两极分化的事实以及危害却无法更改，则是最大的失败之途。
孔子从不受欢迎到受统治者的欢迎，仅仅是因为董仲舒将儒家改造为受统治者欢迎的形式。新自由主义之所以不停赢得官员的掌声，仅仅因为他们将从改革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思想往往只是替罪羊，利益集团、政策制订者、执行者才是凶手。
政府不允许走回头路，但是我们早已走到了解放前。我们最大的回头路是回到了解放前。文革曾经使两极分化延迟了，但是最大的危险来自党内，我们仍然为了一口饭而回到了中世纪。
六、领土主权丧失和周边安全情况真正地恶化：朝鲜正在倒向美国，藏东南的领土正在谈判桌上任人宰割
1、朝鲜问题
当年中国抛弃苏联的重要步骤就是尼克松访华，今天朝鲜抛弃中国的严重步骤就是克林顿访问朝鲜。我们还在沾沾自喜中美谈判的成果之际，中国的东北栅栏已即将被美国攻破。
“红色清教徒”说得极好，这样的场面究竟嘲弄了谁呢？毫无疑问，那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某些极力迎合美国的势力对此是气急败坏的。明明是美国在挑拨中朝关系，这些人不但不揭露美国的这个阴谋，反而闻“美”起舞，甚至抢在美国及其附庸国之前对朝鲜进行恫吓和指责，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负责任的大国”还曾经是朝鲜的“血盟”和“大哥”。而今年4月朝鲜发射“光明星二号”卫星之后，这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但没有去祝贺，反而在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了这次纯属朝鲜主权范畴内的发射行为。此时，朝鲜人的心理感受可想而知。而更有那么一些人，更是直接把对朝鲜社会制度的敌视上升为在国家关系上的敌视，他们动则要对朝鲜喊打喊杀，动不动就要对朝鲜制裁这制裁那，恨不得一下子把朝鲜人都赶尽杀绝。他们想方设法制造中朝之间的仇恨，这就正中了美国离间中朝两国关系的下怀。这种人说是愚蠢也好，说是别有用心也罢，但是面对克林顿、金正日把酒言欢的场面，却又无法自圆其说。这些人的这种愚蠢，却是他们所崇拜的美国也不想犯的——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支持过的独裁政权比比皆是——比如旧中国的“常凯申”、智利的皮诺切特等等。对于中国来说，中朝两国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远远顶不过两国在地缘政治上唇齿相依的关系，朋友可以换，但邻居不会换。无论朝鲜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只要朝鲜仍然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区，中国就要为朝鲜的这个角色承担起必要的补偿义务。几百年前的明朝如此，几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纪仍然如此。这个道理，就如同小区的业主每年都要交物业费一样，你总不能叫小区保安每天喝西北风过生活（红色清教徒：金正日克林顿把酒言欢嘲弄了谁？ 2009-8-6 ）
“黎民百姓”说“朝鲜问题是中国无能脑残外交的一次集中发病。现在最狼狈、最丢人、最难受、最受奚落的是‘负责任的大国’，辛辛苦苦以大国自居，又是‘悍然’又是‘谴责’又是在联合国帮着美国投票，结果不仅让人家朝鲜挖苦奚落说‘连问题的实质都看不出来’，而且人家朝鲜和美国直接握手，美国又是‘带口信’又是‘道歉’，小个子金正日比‘负责任的大国’的领导人智商高的多。要说领导人有本事还是金正日（撇开政治不谈），小小的国家，小小的个子，硬是逼的美国前来登门‘道歉’；那个‘负责任的大国’的领导人让美国‘道歉’人家就是不道，不但不道歉，连赔款都不给，最后这个大国为了‘照顾美国人的民族情绪’，乖乖的单方面把‘人、机’都放回去了，吴建民们还哀求人家表示个道歉的意思，想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人家都没买帐。——真是没有骨头的‘负责任的大国’，奴颜婢膝，奇耻大辱，美国人看不起这样的国家呀。还搞什么六方会谈，朝鲜人挖苦教训说：‘连问题的实质都看不出来’，还嚷嚷什么六方会谈！（黎民百姓 2009-8-7 ）。
2、藏东南部的领土问题
从买办集团当政以来，中国的领土面积呈现严重缩小的境地。中国不仅承认了俄罗斯和中国的东北边境分界线，而且在与原上海五国的哈塔吉在进行谈判时，已经让出了大部分领土；中国和越南的北部湾谈判，也使中国失去了渔民传统的渔区。
不仅如此，现在藏东南的领土就在精英的谈判桌子上，正在等待被宰割处理，如同当年抛弃锡金一样，将领土当成是他家后园的一块垃圾场，一块埋活埋活送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8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有关中印边界谈判不实报道答记者问时，仍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中方愿与印方共同努力，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以《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为基础，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请注意“互谅互让”是一个逻辑错误极其明显、荒谬绝伦的词语，就是这个词语指导着中印谈判。因此，网民们评论说，“大家不要误导，事实是中国在藏南一丁半点的土地都没能要回来，说中方仅获中印争议领土的28%，将会激起印度国民的愤怒，要知道他们是绝不能让中国要回那怕一点点土地的。这是印度国众的个性，也是印度政府的底线。” “我们外交部的一些提法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和有关南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提法都是可笑的，是完全错误的。印度占领了我们的领土，互谅互让从何谈起；南海诸国占领了我们的南海，掠夺我们的资源，我们的东西为什么要和别人共开发？流氓垂涎一个人的妻子，这个人就可以和流氓共同占有本属于自己的妻子吗？领土是主权，主权绝对不允许谈判。” “西部32000平方公里,中部2000平方公里,东部90000平方公里都是我们的固有国土,我们又没有侵占印度的一寸土地,‘互谅互让’又从何谈起?‘互谅’中国原谅印度还是印度原谅中国?‘互让’,印度占领了我们的领土,‘互让’印度拿什么让中国?这不是明白无误的告诉国人我们要向印度割让领土吗? 但愿报道是不实的,但愿我们的领土在XXX的英明领导下都能拿回来!笑煞”。“从DBG在中美战略对话中的表现，对中印边界谈判抱悲观态度。可是从英国人画麦克马洪线百年来，丧权辱国、媚外欺内的满清国，忙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政府，野蛮落后的西藏地方政府都异口同声的反对这个麦克马洪线，我想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更不会与印度签订出丧权辱国的条约。60年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的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60年后的今天，难道我们又要爬下来吗!爬下不行，就是蹲下不行，腰弯下不行，头低下也不行。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是盛世了，已经是强国了，盛世、强国怎么可以干丧权辱国的丢人事呢，中国政府不会答应，中国人民决不会答应。印度阿三，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中国的土地不要说是28％，就是一寸土地也决不能丢。谁让出一寸土地都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黑瞎子岛让老毛子弄走了一半，你们经过老百姓同意了吗？谁让你们签的字？这不就是卖国吗？外交部等于卖国部！”“国土不能失，这是底线，谁丢国土，谁就是历史的罪人，不要象黑瞎子岛一样。希望是外交部所说的，不要做买办就好。要不子子孙孙都骂死你们。”
可惜的是，民间的声音，某些上层精英是不会重视的。因为他们不信奉来世，被后世唾骂，他们也觉得根本听不到，那都是虚幻的。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国家和人民的位置，只有私利。
只有把国家全部都卖完了，让敌人满足所有愿望，才能彻底和谐。这就是衙门里某些吃肉者的思维，也是动物世界与人类世界的核心区别。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拯救这些灾难！必须恢复社会主义的本来面貌，恢复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恢复人民政权的信誉，恢复人民民主和公有制才能够做到！新的毛泽东思想在21世纪有不同的写法，但是原则是一致的。
谁来运用21世纪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国家决策者的聪明才智发挥在了如何更多地从百姓身上得到利润上面，我们一些政治精英对于毛泽东思想的领悟，更多地从政治谋略上来借鉴，而美国人已经是反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手了。我们精英剥削越来越隐蔽，手段越来越多样，但是稳定越来越动摇，和谐的大饼也越来越脆弱。这一切说明，毛泽东思想敌人是不能真正运用的，脱离人民的谋略，只能是无叶之花，无本之木，最终失去监护人的资格。
谁是21世纪的毛泽东思想的真正运用者？实践是老师，现实的实践将促使更多的人觉醒。那些普通民众们的艰难维权道路使我们有了感性的认识，他们是我们的老师。不仅传统维权领域教育我们，新的问题也不断涌现。通过参加奥运会的组织活动，一些青年人了解到黑暗的现实，更多的人觉醒了起来，红色娘子军表扬这些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历史也将证明这一点。但是最终改变现实得需要策略，策略是生命。旧理论形式被窒息，停滞在教训文盲的阶段，是不能掌握群众的。请懂得群众心理学的人提供自己的真正聪明才智，无论报酬与地位，或是事后诸葛亮。一些左派的某些野建议之所以能够为国家所接受，关键是在上书中把利害与他们挂钩，使他们不能安稳。如果和强者暂时的联盟能够达到目的，那么我们将忍辱负重，不择手段。我们不会随意给自己脸上贴上标签，社会政治结构也不只是左制约右那么简单，中间偏左一些，带着解决和药方出发点是善意的，以不抵触的情绪来叙述更是策略。但是这一切可能根本是无效的，因为既得利益集团根本是不会听你的。这就是全部有利于人民的建议和政策的最终宿命。
我们不得不高看一眼一些体制内的人物，他们极其顽固地维护着这个阶级矛盾尖锐、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发生发展、领土主权丧失、信仰道德沦丧的旧体制。流氓的创造能力有限，但是伤害能力超强大，因此攻击精英的普通人是难以在主流世界生存的，可能会被貌似意外的谋杀害得尸骨无存。
如果我们有一天从地球上消失，请历史记住我们的名字。也请记住：21世纪前后的中国，是一个输得连内裤都没有了、颜面无存了的失败国家。这就是全部历史真相。
幸亏未来的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精英们就要完蛋了。
（附记：本文经友人的善意建议，进行了内容删节和改动。立此存照）。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