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悬殊是中国的第一号问题
郭春孚
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立场就是根本价值标准，观点就是基本理论，方法就是理论如何运用。马克思的立场就是工人阶级的立场，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等。马克思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方法是世界观的应用，即思想路线。
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二者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诞生、发展和成熟起来，更符合中国实际。
立场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人的立场不同，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往往不同，甚至会得出完全相反的认识，因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会不同。例如，对贫富悬殊问题就有着完全相左的认识：如果站在富人的立场上看，贫富悬殊是正常的、合理的、合法的，是无需解决的；如果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看，贫富悬殊是不正常的、不合理的、违法的，是必须解决的。富人的富裕和穷人的贫穷，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视为正常的、合理的、合法的，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被视为不正常的、不合理的、违法的，因而是必须加以改变的。
立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阶级社会，没有超阶级的立场；在阶级消亡以后，还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看问题，要么是自我标榜，要么是自欺欺人。
我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看问题的。劳动者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我们不能站在极少数人的立场上看问题，而应该站在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看问题。
我是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来看问题的。迄今为止，这是被普遍认可的、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我是用唯物辩证法以及理工科思维、互联网思维、逆向思维来看问题的。这几种思维方法是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最有力的武器。我们不能停留在对现象的认识上，一定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能片面的、孤立的、僵死的看问题，而应该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看问题。
总之，不能满足于个别结论，不能把事物割裂开来，不能将别人的观点当圣经，不能被线性思维所束缚，一定要找实证、重联系、反传统、多角度，独立思考，决不人云亦云。
存在十大类问题，贫富悬殊是第一号问题
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为经济高速发展、城市日新月异、小汽车数量猛增等。反思改革开放的问题，并不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而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有的问题已经成为引发多种矛盾的导火索，如果不能在三五年内解决，国内外敌对势力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利用这些问题，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更大的社会动乱。西藏有达赖喇嘛搅和，一直不得安宁；新疆又添“第二个达赖”热比娅，民族分裂势力更加猖狂。我们对逃往境外的反动势力千万不能轻视，他们将手伸得老长，内勾外联，利用一切机会，在中国境内制造事端，破坏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他们的黑手为什么能够一再搅动起黑浪？一些群众为什么会相信他们的鬼话？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还存在问题，而且有的问题还很严重。
现阶段，我国存在的社会问题主要有10大类：
1．上学贵、看病贵、买房贵。这三大问题被人们称为“新三座大山”。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上学、看病、买房的压力的确很大，尤其是买房对老百姓的压力最大。一个家庭供一个孩子读书到大学毕业，大约要花费10万元。这个数字至少是普通家庭10年以上的存款。除了少数享有国家医疗保险的人外，大多数人只能自掏腰包，患感冒就要花一二百元，生重病只能等死。一户靠工资生活的城镇居民要一次性拿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买房，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可以贷款，但月供的压力也不小，所以中国出现了众多的房奴，每月为付房费而奔命。而且买到的房子还不完全是自己的，因为土地的使用权一般是70年，到期后这房子的所有权归谁，还是个问题。对此，房地产商是不会考虑的，他们只管赚钱。
2．城乡差别、东西差距、贫富悬殊。这三大问题说明利益分配格局畸形。城市是一个世界，乡村是另一个世界；东部发达地区是一个世界，西部落后地区是另一个世界；少数富人生活在一个世界，大多数穷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社会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是正常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发达地区比不发达地区、富人比普通人可以富一点，因为要让每个家庭的收入水平绝对相等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一个村庄可以做到，在一个地区就很难做到，在全国更难做到，而且均贫富对社会发展产生的消极作用比较大。然而，贫富差距要有一个合理的度，让大多数老百姓可以承受；如果贫富差距超过了公民的可承受度，达到贫富悬殊，就会激化矛盾，引发社会不满情绪，进而爆发社会群体事件。
中国的贫富悬殊已经超过了美国。一些精英口口声声向美国学习，在这方面为什么不向美国学习呢？
3．犯罪率攀升、黑社会猖獗、腐败严重。官黑勾结，警匪一家，黑白通吃，已经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大奇观。这三大问题不仅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构成对法律的巨大挑战，使我国的法律体系面临严峻考验。能否消灭犯罪、消灭黑社会、消灭腐败，将检验我国的立法、执法制度和法律效力。由于犯罪率攀升、黑社会猖獗、腐败严重，加之宪法也经常被官僚践踏，使一些人对我国建设法治社会以及法治的正面效应产生怀疑。
4．失业率高企、大学生就业难、女性黄色就业多。这三大问题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失业率居高不下，大批工人被赶出工厂，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许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被迫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个别大学生因无法承受就业压力而自杀，受伤害的不仅是家庭，还有对社会的是非观、价格观和人生观的正确认知。笑贫不笑娼的旧观念死灰复燃，一些没有一技之长和好逸恶劳的女孩子源源不断地加入到卖淫行列，严重地腐蚀着社会肌体，极大地损耗着民族的繁殖能力。也许她们对中国的黑暗看得最透彻了，所以心甘情愿地在享受淫乐中赚钱，并将此视为“吃青春饭”。
5．金融私有化、为富人放贷、持有美国债券过多。这三大问题事关中国经济安全、中国财富流向和中国未来发展等。由于经济体制主要是金融体系的私有化、市场化，在中国形成了财富的两个循环体系，一个是向外输出财富的殖民化体系，一个是向富人输入财富的奴隶化体系。美国资本在中国建立了“抽血机”，正在把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抽向美国；而中国的富人正在不择手段地将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占为己有，无论劳动者多么辛苦，只能是越来越穷。
是谁把中国的金融体系私有化的？是谁把持着中国人的命脉？社会主义国家的银行应该是公有的，不应该是私有的，为什么只给富人放贷，不给穷人放贷？难道就是为了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吗？中国有钱购买美国的债券，为什么不能将钱用来建设新农村，改善农业的基础设施？
6．国家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和企业工人的社会保险。这三个问题事关城镇居民退休后的生活问题，所以不容忽视。国家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和企业工人的收入差距过大，公务员的工资和隐性收入过高，工人的工资过低，而且在社会保险享有上又不尽相同。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都有“三险”，企业工人多数没有，在私人企业打工的人绝大多数没有，即使有也比公务员的低很多。
7．农民收入太低、负担太重、没有社会福利。这三个问题直接影响三农问题的解决。没有农业现代化，中国就不能实现现代化；没有农村城市化，中国就不能实现城市化；没有农民的富裕，中国就不能实现民富国强。与世界各国的农民相比，中国的农民是最勤劳、最善良、最能忍受因而是最好的社会阶层了。对不起农民，就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
城市居民的住房国家给盖，即使住房商品化后，国家还给补贴，可是农民只能自己花钱盖；城市居民大部分都有社会保险，农民却没有，年轻力壮能挣钱，就过得好一点，老了只能靠儿女，无儿无女只能等死，有病只能自己花钱看，没钱也只能等死；在城市，国家修公厕和垃圾站，城区硬化、绿化、美化、亮化都由国家花钱，农村修一段路也需农民集资……这一系列的不平等，造成农民纷纷涌入城市，农民说是造孽，可以说是犯罪。
8．阶层分化加剧、阶级对抗显现、特殊利益集团形成。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更不能为自己制造新的对立面。遗憾的是，由于设计和操作都存在失误，不仅没有化解旧的矛盾，反而引发新的矛盾，使一些沉底的矛盾显形化，使一些无关大局的矛盾趋向激化。本来已经基本消灭的阶级重新产生了，本来已经弱化到很小程度的阶级矛盾再次尖锐起来了。特别是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后，对劳动者实行全面专政，使中国社会性质正在发生恶性转型。
9．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大肆进行渗透、颠覆、破坏活动。这三股势力在表现形式上虽有不同，但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从一开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沆瀣一气，同流合污。民族矛盾激化，表面上看是政治问题，实际上还是利益问题。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让少数民族更多地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根本举措。
10．教育失败、文化畸形、媒体被垄断。对教课书的几次修改，都是在弱化民族精神、革命先烈、领袖人物的地位和作用，为反面人物“正名”，实则是翻案。真正能在世界上拿出手的文艺作品为什么少得可怜？主要原因就是民族特色、民族精神缺失。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文艺产品更是严重缺德。其中在影视行业存在的女主角被导演潜规则，就是最大的流氓规则，靠一群流氓能生产出世界一流的艺术作品来吗？媒体被精英集团掌控，精英掌握了话语权，大多数人的话语权被剥夺，正义的声音很难发表出去。
通过梳理这些社会问题，我们发现：有些问题事关中国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和生活质量，有些问题事关中国社会的公平和效率，有些问题事关中国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有些问题事关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些问题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状况，有些问题则事关城镇居民退休生活和晚年幸福，等等。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这些问题涉及到社会的主要方面，要想同时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都并非不治之症，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必须抓住其中最急迫的、人民最希望解决的问题，首先加以解决，从而为解决其他问题创造条件，打破瓶颈制约。
贫富悬殊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是人民意见最大的问题，可以说覆盖了社会各方面、各阶层、各地区，是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之一。如果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以将一些看似形成死结、正在转化为不治之症的社会问题化解开。也就是说，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是我们解决其他社会问题的一把钥匙。
从大量的社会现象看，许多问题都是由贫富悬殊造成的。贫富悬殊不仅体现在收入差距太大，而且表现为消费水平差距过大，还表现为极少数富人与绝大多数穷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甚至迫使一些穷人对富人采取非法手段，造成犯罪率增加，更主要的是引发群体事件，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贫富悬殊的危害性是广泛的、深层次的、极其严重的。从历史上看，这个问题是引发农民造反、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引发社会震荡。
所以说，贫富悬殊是现阶段中国的第一号问题。
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越过警戒线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小为“0”，最大为“1”。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
基尼系数直观地反映了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对预报、预警和预防贫富两极分化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基尼系数，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
1．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
2．若在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
3．若在0.3～0.4之间表示相对合理；
4．若在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5．若在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同时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今，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贫富不均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数据，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税收在调节再分配上存在着缺位
税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杠杆，如果运用得当就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如果运用不当很可能起到消极作用。我国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税收杠杆错用和疲软的问题。
在基尼系数的变动中，税收与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密切相关，无疑是一种必须重视的经济手段。从总体上看，我国税收在调节社会再分配功能上存在着弱化和缺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制度反向化，限制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并具有强化收入不均的弊端。
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宏观税负、税制结构、税种设置和各税种的税基、税率调整等来实现的。税制结构就是税种的布局问题。不同的税制结构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以及收入公平的实现有很大差异。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基本特征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和主要税收来源，所得税收入一般占税收总收入的60％以上，流转税收入一般不超过总收入的20％，这种税制结构有利于体现税收的社会公平，对调节收入分配具有良好的效果。我国目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由于适用比例税率，在收入分配的调节上具有累退性，而且流转税易转嫁，其比重越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就越大。
这种反方向调节的税收制度早该改革，可是一直固守不变，反而死盯着工人的工资标准，金融危机本来对中国的企业影响不大，有关部门却立马发文调低了工人的指导工资标准。
2．税收调节体系畸形化，影响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并具有负效应抵销正效应的弊端。
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不能仅靠个人所得税，必须建立一个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体系，并使各税种能够很好地衔接。税收调节体系畸形化，使税收在收入分配上发生反调节，造成收入高的越来越高，收入低的越来越低。
这种畸形化的税收调节体系，不仅税收政策不科学，而且税种设置有问题，各税种之间缺乏整合力，无法正常发挥调节作用，往往是正面的效应被负面的效应所抵销。
3．个人所得税制度虚置化，减弱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并具有弱化税法约束力的弊端。
个人所得税与其他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相比，是调节收入分配能力最强的税种，在实现收入公平分配职能方面发挥着其他税种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不规范、不合理、不科学，主要是执行不力，形同虚设，特别是对超高收入人群未能有效征收个人所得税，严重影响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甚至给一些人造成中国的税法可执行也可不执行的心理误导，促使他们挖空心思做假账，偷税漏税。
这种虚置化的税收制度，造成的后果是极其恶劣的，不仅使政府的权威性受到挑战，而且使一些人将税法视同儿戏，更加肆无忌惮地践踏经济法则。
贫富悬殊问题使中国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挖越深，如何才能给这个鸿沟回填一些土，让它变得不再这么深，甚至将这个鸿沟填平呢？
1．弥补现行税制缺陷，完善税收调节体系，对居民收入、存量财产、投资收益等各个环节进行有效调节。
针对我国税收调节功能单一、缺失、弱化的状况，要加快个人税制改革，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建立多税种、立体式、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要完善税收政策，逐步建立一个综合协调配合，覆盖居民收入运行全过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两翼，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
对居民收入的调节是第一次调节，还要对存量财产进行第二次调节，对投资收益的调节是重中之重，实则就是对资本参与分配进行调节。不能让资本获得太高的利润，至少不能让资本长期获得300%以上的利润。
2．运用综合调控手段，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控。
高收入阶层主要是指经理和投资人以及通过官商勾结获得黑色收入的官僚阶层，不包括劳动者，所谓的白领也不包括在内。
一是深化消费税制改革。充分发挥消费税商品课税再分配功能，对必需品实行免税，对奢侈品实行高税率。
二是对储蓄存款利息课征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以及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税种。
三是对拥有巨额财富的私人企业主征收重税。可以划分为不同等级，资产在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征收2%的财产税；资产在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征收5%的财产税；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征收10%的财产税；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征收20%的财产税；资产在1亿元以上、5亿元以下的，征收30%的财产税；资产在5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下的，征收40%的财产税；资产在10亿元以上、50亿元以下的，征收50%的财产税；资产超过50亿元的，收归国有，组建国有企业。
这就是说，国家允许私人拥有的资产总量要严格调控在10亿元以下，最好是调控在1亿元以下。
3．把共同富裕作为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对低收入者实施积极的税收扶持政策。
强国与富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把国家的富强建立在少数几个富人身上，而要理直气壮地让劳动者先富起来。
一是完善支持农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措施。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弱质产业特性，要求政府在取消农业税之后，进一步在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大力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健全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对农业生产资料采取更加优惠的增值税税率，降低生产资料价格，减轻农民负担。
二是加大对小企业和小商小贩的扶持力度，实行免税政策，使小型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我国的小企业在解决社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措施得力，引导到位，就可以形成小企业遍地开花的局面，极大地解放劳动者的智慧，解放生产力。
三是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国家有责，所以政府要拿出一笔专项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同时要体现“社会保障人人有责”的理念，因此要征收社会保障税。
四是政府应该出台一项硬规定，就是银行一定要给创业的农民、工人、大学生和失业人员等提供贷款，不要抵押，人本身就是最好的抵押，如果哪家银行不给这些人放贷，只要告到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人一律免职，情节严重的可以判处10年以上徒刑。而且对农民、工人、大学生和失业人员等进行创业实行免税政策。
4．完善配套措施，加大对非常态高收入阶层收入的监管。
目前，高收入阶层主要为企业家、影星歌星球星、垄断行业从业者、政府官员“权力寻租”者、非法地下经济暴发户等。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监控机制，做好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
一是要加强对垄断收入的监管，对官员财产实行公开制。
二是要在执行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逐步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限制非法收入。
三是对黑色收入、灰色收入、腐败收入、钻各种政策空子所得的非常态收入等要采取有效手段加以没收和打击。
5．政府对财富分配进行全面硬干预，向俄罗斯学习，出台全民高福利政策。
在解决贫富悬殊、化解基尼系数“越警”方面，税收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必须和政府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贫富悬殊问题。政府要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保障每一个劳动者都能过上好生活，保障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也能过上温饱生活。
中国用30年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同时以飞快的速度构造了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贫富悬殊格局，竟然比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用300年打造的贫富差距都要快得多、高得多。这个记录恐怕一般的国家是难以打破的。而30年前中国是一个在财富分配上基本公平的社会主义国家。
富人的富裕和穷人的贫穷一旦被视为正常，这个国家的道德底线就不存在了。而探讨如何打破这种财富分配格局，只是心底善良者所作的最后努力，那就是希望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切实采取多种措施加以解决，从而避免引发群体事件，甚至避免爆发流血的暴力革命。
然而，这样的善意能唤醒麻木不仁的权贵势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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